历史背景
一国两制提出的国际国内形势
“一国两制”的雏形可以认为是1979年的元旦，去国人大常委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布采取和平方式统一祖国，但不承诺放弃武力。中国政府同时命令解放军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1981.9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关于打碗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谈话，主张国共两党实行对等谈判，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阐明了对台的基本政策。“一国两制”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在东南沿海地区设立经济特区等，在农村和城市实施经济体制改革，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国际上，前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开始放弃与美国争夺军事优势的作法，有对外扩张转为全面收缩，主动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等。20世纪80年代，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或工人党纷纷在短期丧失政权，社会制度随之发生根本性改变，史称“东欧剧变”
二、“一国两制”理论形成的历史必然性
“一国两制”的完整构想是中共十一届三中会会以后逐步形成的。其基本出发点是尊重历史、尊重现实，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繁荣昌盛，体现中国各族同胞和平统一祖国的共同愿望。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根据澳门和香港的历史和特殊地位，作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决策，同时又公开表明了香港、澳门是中国领土，我国不承认外国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将在适当时候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严正立场。这在今天看来，可以说是在一个国家的前提下，并存两种社会制度的萌芽。”[1]
1979年元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首次宣布“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的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同年1月，邓小平提出“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讲话，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9条方针政策，包括：在国家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2]等，明确表述了“一国两制”的构想。1982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正式提出可以用“一个国家，两种
制度”的方案来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同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样，“一国两制”的构想便获得宪法的依据，成为中国政府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而实行的一项基本国策。
“一国两制”的构想首先运用于香港问题的解决，继之运用于澳门问题的解决。按“一国两制”的方针，1984年12月19日和1987年4月13日，中国政府先后与英国政府和葡萄牙政府正式签订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圆满解决了中国将于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分别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两个联合声明分别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时，将依宪法规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1985年和198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分别成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分别起草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经过5年的努力，两次广泛征求包括香港地区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意见。于1990年4月4日，由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经过约四年半的起草与咨询过程。于1993年3月31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两部基本法的结构大同小异，基本内容大体一致。体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一国两制”的构想进入法制化新阶段。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准备工作正密锣紧鼓地进行，而澳门距成立特别行政区的时间间隔也越来越短，这进一步标志着港澳的主权回归和“一国两制”的具体实施，已进入倒计时的阶段。国际上一些著名的研究机构都高度重视和认真评价这个战略构想，认为“这是20世纪世界战略史上从来没有攀登过的新高峰”，并指出：“这个战略构想是从邓小平的一贯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哲学观点派生出来的”，“这个构想抓住了人心，经济实力是当代世界吸引人心的最大的磁场。今后全世界进入以经济实力为中心，进行大较量、大竞赛的时代。谁抓住了经济发展的这个内核，谁就能成为时代的俊杰。”[3]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由于“一国两制”，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无法解决的问题通过对未来富有想象力的做法得到解决；国际生活中的分歧能够通过保持有关社会的自治和特性得到解决。[4]一些国际闻名学者表示，
“在一个国家内保持两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设想是一个高瞻远瞩的设想”，“一国两制”思想的提出，“可以为未来的政治哲学开一新纪元”。[5]美国一些高级专家更认为，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思想的提出，从战略的全局来看，其作用与意义可能超过“星球大战”，可构成超级战略。
国际国内形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当年底，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势力大部分从大陆退到了台湾，并依仗美国的扶植，继续维持这一个所谓“代表全中国”相遇新中国相敌和对抗的政治架构。其实，台湾海峡局势是实际处在国家内战延续和战后帝国主义同社会主义相冷战对峙的连接点上形成极其错综复杂的斗争局面。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势力不甘心在大陆的失败，依靠美国的军事协助、策划“军事反攻”，幻想“雪耻复国”。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美国早在国民党去台前即已在策划分裂中国的阴谋，力图把台湾变为其进行反华反苏的前哨基地。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公开食言，把“台湾属于中国”的诺言推翻，谎称“台湾地位未定”。6月17日美国政府派遣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中国政府当即发表声明：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由于美国的继续霸占台湾，积极推行发华发苏政策，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基于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除了继续坚持“解放台湾”的基本方针外。很难有其他选择。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同年7月越南停战协议签订，一系列事态的发展表明国际紧张的局势已开始趋于缓和。面对这一新的形势变化，中共对台政策开始做了一些新的调整。首先，在外交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同美国谈判以缓和海峡局势的建议。其次，中共向国民党提出了关于国共进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倡议。1955年，5月13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②接着，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进一步阐明中共方面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方针政策。1958年10月初，当美蒋斗争到白热化时，10月6日中共国防部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在重新建议与台湾当局“进行谈判，实现和平解决”。
以上情况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着眼点是反对外国势力的干预和分裂活动，努力把台湾问题作为内政问题的和平方式进行解决。
从上述史实，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带领导集体
对台的基本政策是：“解放台湾，和平解放”。
（二）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此同时，1979年中美建交。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国际形势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中共调整对台政策制定和平统一祖国方针提供了现实基础。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布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大政方针。《告台湾同胞书》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台方针政策的重要宣示，标志着对台方针政策的重大改变，邓小平曾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表明了我们的态度是真诚的、是合情合理的。”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述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九条（后来被称为“叶九条”）方针政策。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进一步阐述了实现台湾和祖国大陆和平统一的构想（后来被称为“邓六条”）。“邓六条”使“一国两制”的构想更加完善、充实，更加具体化、系统化。1982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际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表明，“一国两制”以载入中国的根本大法，实行“一国两制”有了宪法的保证。
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国内外形势趋于缓和的前提下，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方针。并以法律形式加以确定。这一方针既体现了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又充分考虑到了台湾的历史和现实，体现了高度的灵活性，是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指导思想和最佳方案。
（三）
1989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产生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这次中央全会公报郑重宣布：“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这是我们的基本政策。”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了题为“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精确地阐述了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思想的深刻内涵，提出了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在整个世界处于和平与发展的总趋势下，中国经济发展强盛，综合国力日益增
加的条件下，江泽民的八项主张无疑是顺应历史潮流，符合海峡两岸人民意愿的。
1997年7月，1999年12月，香港、澳门陆续回归祖国，并保持着繁荣与稳定。香港和澳门的回归标志着中国人民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标志着中国人民为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也必将为台湾与大陆的统一产生积极影响和示范作用。
可以说，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对台政策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的延续和进一步实践和发展。
纵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台湾方针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这一过程经历了从“解放台湾，和平解放”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两个发展阶段，这一发展过程，是依据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国际形势转变的。这符合唯物辩论法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一发展过程，也反映着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一条一脉相承的主线，就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它体现了我们党维护国家尊严，希望通过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坚定信念。
总之，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对台政策都是符合客观实际，顺应历史潮流、准确把握国际形势变化的产物。是被一个具有爱国之心的炎黄子孙接受和理解的，祖国的完全统一，也必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