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治水名言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从1929年春开辟赣南根据地起，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五年多的战斗岁月里，积极进行了苏区的水利建设。在兴国调查中，毛泽东对赣南地区水土流失现象十分重视，要求地方苏维埃政府要抓好水利，修好山塘和河坝。在长冈乡调查时，毛泽东明确提出，乡苏维埃政府要抓水利，设立水利委员会，乡苏维埃主席兼任乡水利委员会主任，每个村都要有一名水利委员。他在1934年做的《我们的经济政策》中指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这一著名主张，不但对发展当时的苏区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新中国的水利事业发展也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的社论中，专门提到了水利，要求有关部门要“协助农民改旱田为水地”。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也多次强调水利的重要性。他指出：“兴办水利务使增产成为可能”，要“做好兴修水利的计划”。

渠灌是阵地战，井灌是游击战

1952年10月，毛泽东视察黄河时，专程来到引黄灌溉入卫（河）工程渠首闸，在这里毛泽东亲自摇动启闭机摇把开启了一孔闸门，当看到黄河水通过闸门流入干渠时，毛泽东十分高兴地说：沿黄每一个县都修一座这样的引水浇地闸就好了。在视察灌区过程中，毛泽东诙谐地指出：渠灌是阵地战，井灌是游击战。形象生动地阐明了井渠结合的农田水利发展方向。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1949年夏，淮河流域水灾严重，堤防多处决口。1950年汛期，淮河流域又遭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马上邀集有关人员初步讨论了救灾和淮河治理问题。

8月5日，反映淮河灾情的电报又一次放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前。毛泽东阅读这封电报时难过地掉了眼泪，他在电报中“不少是全村沉没”“被毒蛇咬死者”“今后水灾威胁仍极严重”“多抱头大哭”等处画了横线，并给周恩来写了批示：“请令水利部限日做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季即开始动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抓救灾的同时，加紧了对治淮工程的具体部署。

1951年，毛泽东明确指出：“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饱受洪水灾害之苦的淮河两岸人民，听到党和政府要兴修水利、根治淮河的消息，精神振奋。那些逃难在外的灾民也纷纷返回故土，准备参加治水活动。毛泽东得知后，十分高兴，认为气可鼓而不可泄，1951年5月，毛泽东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周恩来亲自主持了治淮工作。1950年10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做出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治淮的方针与任务，为以后淮河的全面治理与开发打下了基础。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1952年10月，毛泽东第一次出京视察的地方就是黄河。毛泽东来到杨庄看

黄河险工，在第9号坝上察看了工程和黄河形势。他不无忧虑地问王化云：“黄河涨上天怎么样?”毛泽东看到水面比开封城高出三四米的黄河柳园口，感慨地说：“这就是悬河啊！”一生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大江大河治理说过无数次气吞山河话语的毛泽东，面对着世界上最桀骜不驯的黄河，也表现出了敬畏和谨慎，他没有留下“根治”之类的豪言壮语，只是殷殷地嘱咐王化云及河南省党政领导：“你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高峡出平湖

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后，挥笔写下了“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诗句，寄托了对于三峡建设的设想。长江的水能资源，居世界各条大河的首位，占据我国水能资源的一半以上。从重庆到宜昌，其中蕴含的水能，相当于燃烧5000万吨优质煤炭所产生的能量。所以，修建三峡大坝，不仅是改善了水流湍急、礁石林立的恶劣环境，最重要的是改善了航运，提高了防洪抗旱标准。从2005年开始，重庆水路货物和集装箱周转量第一次超过铁路。如今，重庆90%以上的进出口外贸物资，都是通过水路运输完成。三峡大坝蓄水7年来，重庆水上运输量翻了5倍，重庆水运年货运量已达1亿吨。三峡大坝兼有蓄洪、抗旱、航运、旅游、发电几大功能，是世界上目前已经建成的最大的水利枢纽。

一定要根治海河

1963年8月，海河流域南系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为了海河的安澜，毛泽东于1963年11月17日挥笔写下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题词。按照毛泽东的这一伟大号召，海河流域人民揭开了根治海河的新篇章，并迅速掀起了以扩建、新辟入海河道为重点的水利建设高潮。

周恩来的治水思想

1、禹为楷模史为镜鉴

2、百废待举治水为先

3、分清缓急标本兼治

4、蓄泄兼筹瞻前顾后

5、综合利用联系全门面

6、分工合作同福同难

7、依靠群众尊重专家

8、以工代赈集中领导

9、百家争鸣博采众长 10、审时度势戒慎戒惧 11、造福子孙公在禹上

1972年11月21日，周恩来在听取葛洲坝工程情况汇报时曾讲过这样几句沉甸甸的话：“解放后二十年我关心两事情，一个水利，一个上天（导弹、卫星）。”

蓄泄兼筹，综合利用

1950年淮河大水后，周恩来亲自抓了治淮工作。针对治淮讨论会上出现的蓄泄之争，周恩来借鉴中国历史上鲧、禹治水的经验教训，结合淮河的实际，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提出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的治淮方针。他指出：淮河一下大水，一下干旱。水量不多，但山洪很多，到平原的水流动又慢，因此调节水量很重要。又说，治淮既要重视泄洪入海，也要有利灌溉农田，还要注意配合发电。蓄泄兼筹的治水方针，一方面满足了防洪除涝的需要，同时，还统筹考虑了供水、发电、航运的需要，除害兴利兼顾。

“挡”、“排”、“蓄”

新中国成立初期，李先念担任湖北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主持湖北的党政工作。他把水利事业放在了重要位置。１９５０年７月１０日，李先念指出，湖北“今后农业的根本问题是水利问题”。李先念从湖北的实际出发，强调要用“中国经验，中国办法”来进行水利的治理工作。针对湖北易涝易旱的特点，他提出了“挡”、“排”、“蓄”的治水“三字经”。他具体解释说：“挡就是筑堤，排就是排出渍水，蓄就是挖塘筑堰，开沟引水灌溉等工作。”李先念根据各地段和各县的实际情况，连续几年组织、领导全省人民加高加厚长江、汉江堤防，并有重点地修建了一批中小型排灌工程。对汉川、天门、潜江、沔阳等１７个最易受灾的县，他又提出了“以防洪排涝为主，首先关好大门”的治水方针，加大筑堤和排灌工程力度。

水利工作要把切实保护好饮用水源，让群众喝上放心水作为首要任务农村饮水，一项艰巨的任务。2005年初，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水利工作要把切实保护好饮用水源，让群众喝上放心水作为首要任务”。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此项工作进一步“提速”，力争在2013年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

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各级政府把农村饮水问题作为改善民生的大事来抓，组织和动员广大群众进行了不懈努力，安排专项资金，解决农村饮水问题。据统计，我国累计解决了2.72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困难，到2004年底基本结束了我国农村严重缺乏饮用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