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以来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_历程与启示
建党以来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历程与启示
[内容提要]政治认同是指人们在政治实践中产生的对现存政治体系的情感倾向和心理归属。政治认同是获得政治合法性的必要条件，是取得政治权威的前提，是政治合法性和政治权威的统一体。在中国，共产党是政治权力的主要执掌者，人们对党的认同是党获得执政合法性的基本前提，是党执政能力的核心要件。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社会阶层，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是中国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础性因素，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建党以来，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经历了纷繁复杂的过程，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了不均衡的特征。回顾建党以来农民对党政治认同的变迁历程，有助于我们站在历史的平台上，实事求是地总结党在获取农民政治认同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探索农民对党政治认同的逻辑进路。
[关键词]农民 政治认同 历程 启示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5－0004－06
早在古希腊时期，政治认同问题就受到了关注。亚里士多德认为：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的人民都能参加而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政治体系只有获得社会成员发自内心的认同才能存在下去。政治认同的概念源于西方，罗森堡姆在《政治文化》一书中给予了界定：政治认同，是指一个人感觉他属于什么政治单位(国家、民族、城镇、区域)，地理区域和团体，在某些重要的主观意识上，此是他自己的社会认同的一部分，特别地，这些认同包括那些他感觉要强烈效忠、尽义务或责任的单位和团体。简言之，政治认同是指人们在政治实践中产生的对现存政治体系的情感倾向和心理归属。政治认同是获得政治合法性的必要条件，是取得政治权威的前提，是政治合法性和政治权威的统一体。一个国家政治统治的维护取决于该统治下的人们对统治权力的认可和接受，只有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才能避免政治动荡，促进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
近代以来，政党是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党认同成为政治认同的核心内容。《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把政党认同定义为一种心理认同，即对于某一政党或其他政党的依恋之情。政党认同强调党执掌的公共权力要建立在公众的心理支持基础上。纵观世界政党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政党的兴衰与公众的支持与否直接相关，当今世界各执政党均不同程度地面临着执政党和公众关系的考验。在中国，共产党是政治权力的主
要执掌者，人们对党的认同是党获得执政合法性的基本前提，是党执政能力的核心要件。作为中国最大的社会阶层，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是中国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础性因素，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命运。
近年来，学界对农民政治认同的研究主要从农民政治认同的水平、作用、影响因素、提升对策等方面展开，为政治学学术进步作出了贡献。然而，学界针对农民对党政治认同问题的专门研究很少，还没有学者用历史研究方法对建党以来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过程及其规律进行梳理和总结，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缺憾。
一
建党以来，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经历了纷繁复杂的过程，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了不均衡的特征。
第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到新中国成立前)：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程度曲线上升
1921年7月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提出了土地问题。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承认广大农民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1922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拟定的劳动法案大纲关注农民的劳动收入。这一时期，浙江萧山、广东海丰等地掀起了农民运动，提出了土地要求。然而，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具体国情还不甚了解，组织农民的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党的主要精力依然放在领导工人运动上，在农民中的影响十分微弱。
随着大革命的深入，党开始把目光转向农民。1923年召开的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拥护工农利益和把领导工农参加革命作为中心工作。大会指出：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工农联盟问题。192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提出要在政纲中加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高涨起来，有力支持了北伐，农民组织了交通队、运输队、破坏队等，与国民革命军共同作战。然而，为了同右派妥协，中共中央1926年召开的特别会议作出了错误决定，工农运动受到了压制，党的五大在土地问题上进一步采取妥协迁就的态度，以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此后，北伐讨奉的主张在党内占了上风。正如周恩来后来所指出的，所谓北上的中心思想，是想避开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总之，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民群众中的影响逐步扩大，农民对党有了初步的了解，建立了一定的感情。到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领导着970万农民，是所领导工人人数的三倍多，农民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支持力量。但是，在大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自愿地放弃了对于农民群众和武
装力量的领导权。
为了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错误，八七会议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但这次会议后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占了上风，片面重视城市，强迫农民暴动，党一度脱离了农民群众。在革命的危急关头，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找到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道路。在根据地，党领导人民建立了各级工农民主政权，农民不仅在政治上翻了身，而且获得了土地，农民群众积极支援革命战争，真心实意跟着共产党走。党要求部队必须执行严肃的纪律，这进一步赢得了农民对党和军队的好感。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在当时给省委的报告中写道：民众在打土豪后相信毛司令，在分田地后相信党相信苏维埃。广大农民把儿女送到红军中，其中许多人为革命牺牲了年轻的生命。然而，这一时期，在对待地主和富农的政策上，又出现了一些左的错误，不利于根据地的巩固。总之，土地革命时期，党已经充分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根据地的贫苦农民发自内心地拥护党，留下了革命的火种。 #p#分页标题#e#
抗日战争爆发后，党加强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在土地问题上，为了发动农民群众并适当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但停止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虽没有根本解决土地问题，但仍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统治；在政权建设上，实行三三制，基层政权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农民获得了政治地位；在生产上，党领导军队开展大生产运动，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民关系明显改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根据地人民建立了血肉联系，这对党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领导敌后抗日斗争直到胜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抗日战争结束后，党坚持反对内战、力争和平的方针，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解放区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制度改革。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五四指示，标志
着党的土地政策从实行减租减息到实现耕者有其田转变。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公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提出要平均分配土地，并给予农民大会及其委员会土改的执行权。大部分解放区土地问题的解决，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和参军的积极性，到1947年下半年，共有60万农民参军。6000万人支援前线。正如毛泽东在当时所说：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条件。在土改运动广泛发动后，在一个时期内曾发生左的偏向，侵犯了一部分中农的利益，对地主打击过重。总之，中国共产党能够打败国民党，关键在于党高度重视
农民土地问题，获得了农民极高的信任。
综上所述，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新中国成立前，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曲线上升。中国共产党通过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初步的民主改革、严肃的革命纪律、政治理论宣传，逐步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价值和形式上的合法性，其中，土地改革是党赢得政治权威的关键因素。农民的真诚拥护和支持成为党取得执政地位的关键因素。
第二时期(新中国成立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达到高峰后开始下降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推进土改，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6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以法律形式规范土改运动。从1950年到1953年，党领导的新解放区土地制度改革使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了土地。党和国家还从减税、推广技术、发放贷款等方面帮助农民，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建国初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农民获得土地的过程，更是稳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过程。土地改革冲击了乡土社会的宗族血缘关系，农民的宗族血缘意识大为减弱，贫苦农民的阶级意识普遍提高，对社会主义政治理念有了进一步理解和认同。农民分得土地而产生的对党的感激之情通过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集中表现出来，形成了一人挥手、万民响应的狂热局面。
为了使土改成为农民的自主行为，土改工作队还对贫苦农民进行了反封建的教育，使农民认识到自己的土地、房屋等是毛主席、共产党给的，培养了农民的阶级意识，在农民内心深处植入对旧社会的恨和对党的爱。
阶级划分是土改中的重中之重，一些地方出现了错误扩大划分地主和富农的现象。除了贫雇农以外，其他的阶级都处在担心和焦虑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贫雇农以外的农村其他阶级对党的认同。
在农村土地改革的同时，党还领导农民进行了民主改革。农村开始逐步建立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53年2月，中央政府规定乡级人民代表大会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1954年，宪法正式确立了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地位，广大农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有了制度保障。党在领导土地改革的过程中，明确指出要使农民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成立了具有民主自治功能的农民协会。
进入合作化初期阶段后，我们党尊重农民的愿望，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对暂时不愿入社的人耐心等待，说服教育。然而，1955年夏季，农业合作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一些农村出现了违背农民民主自愿原则，强迫入社的现象，引起一些农民的不满。周晓虹在其著作中谈到，在周庄成立高级社的1957年3
月，5个片、13个高级社曾先后发生了26次闹社事件，参与者达1709人次。
总之，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党通过土地改革、民主改革、农村经济发展、阶级观念培养和领袖魅力获得了极高的政治威望，土地改革运动依然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当然，这一时期出现的践踏农民民主权利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党的威信。
第三时期(从反右斗争扩大化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严重下降
1957年下半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党领导人民掀起了大跃进热潮。生产发展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到来。人民公社的主要特点是一大二公，这就意味着农民刚刚领到手还没有捂热的土地证要交出去。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农民私下里以自己的方式表示了不满和抗议：入社之前大肆挥霍。人民公社的另一个特征是政社合一，人民公社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公社社员的民主管理流于形式。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农村生产力的极大破坏。据专家统计，在1959－1961年的三年灾难期间，有近3000万人被饿死。
党中央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了问题，采取了调整措施。但是，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农村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各种各样的批斗会在农村成为常规制度，政治学习在全国乡村成为风尚，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都比较缓慢，直到1978年，还有一亿多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农民对公社的感情一开始源于贫苦农民的利益，源于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当理想已经无法变成现实时，农民对人民公社的动员力表示怀疑，农民对党建立的高度信任感开始消退，农民的心理归于冷漠。
总之，这一时期，农民对党的认同度严重下降。农民丧失了对土地的支配权利，农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农民为争取生活的必需品而斗争，农村民主制度受到严重破坏。中国农民一直怀着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对党的信任参加了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当吃饭问题无法解决时，农民对党的政治理念产生了怀疑，对党产生了疏离感。
第四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开始恢复
为寻找生路，农民以各种方式突破公社制的限制，20世纪70年代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应运而生。公社的解体和家庭经营的兴起，使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政府的政治权力开始收缩，政府对农民经济活动和农民行为的政治控制基本消失；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的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20世纪
80年代初乡镇企业的崛起，进一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改变了农村面貌。 #p#分页标题#e#
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这场中国农村大变动中，还有几百万农民获得了政治解放，阶级斗争年代被视为异己分子的农民，重新过上了正常的生活，他们内心的喜悦和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不言而喻。
农村经营体制的变化引发了农民对民主的要求。20世纪80年代初，广西自治区罗城、宜山等县的农民自发地建立村民委员会。1987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自此，农民被赋予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权利，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可以通过自己创造的村民委员会直接参与和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农村基层社会事务，农村治理主体将由过去单一的党政部门转变为党政部门与自治组织共同治理。村民自治为广大农民当家作主找到了组织依托，促进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了农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总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使农民对党的信任开始重新建立，党对历史问题的真诚态度重新赢得了农民对党的
尊重。
第五时期(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005年)：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再次下降
1994年，我国开始实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在以农业为主的地区，财政支出远远高于财政收入。为了解决财政短缺问题，一些地方政府以各种名义加重农民负担。农民不堪重负，怨声载道。有的农民采取上访、抗粮、抗税、围攻乡镇政府等多种形式表达对党和政府的不满。国务院调查组的调查报告证实，农村弃耕、撂荒现象比较严重；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粮食价格低迷，种粮出现亏损；农民负担沉重不堪；乡村债务日益严重，等等。这一时期，在农民心目中乡村干部的主要任务就是向农民要粮、要钱、要命。陈桂棣和春桃夫妇从2000年10月开始，用了两年的时间在安徽农村调查，他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困，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党的宗旨应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也正是党和政府赢得民心的根本所在。无限制地随意侵犯农民的物质利益，大大降低了农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动摇了政权大厦的根基。一般情况下，农民发泄不满情绪的对象是乡村干部，村民对乡村干部有强烈的对抗心理。干部说什么，村民不干什么。有的村民甚至说：过去鬼子来了，我们掩护乡村干部，现在要是鬼子来了，我们要把他们交给鬼子。报复村干部的行为时有发生。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正是中国城市建设大面积展开的时候，国家在农村提取大量的资源支援城市建设，基层政府承担了巨大压力。基层政府干部在压力型机制下生存，完成上级的各项指标成为自己能否升迁的关键因素。绝大部分任务指标缺乏民意基础，政府只能选择压缩村民自治空间，控制村民委员会和村干部，村民自治的功能难以实现，乡村民主改革流于形式。
这一时期，三农问题日益严重，农民负担成为影响农村党群关系的主要问题，村民自治制度难以维护农民的利益，受到广泛的质疑和否定。
第六时期(2005年以来)：重建农民对党的信任
2004年，我国政府开始实行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战略方针。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正式废止。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行了战略部署。接连不断的惠农、支农政策为重建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创造了新的契机。农民是最实际的群体，对农民经济利益的保护，有利于稳固执政党的统治基础。
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村政治体制改革也逐步深化。一方面，掀起了乡镇机构改革的高潮，大量缩减了政府机构人员，规范了政府行为，有效防止了政治权力对经济主体的侵犯；另一方面，村级自治组织的行政任务明显减少，为自治功能的恢复提供了条件。
但是，影响农民政治信任的因素积聚日久，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第一，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一直在扩大。1978年前的城乡收入比为1:2.36，2009年扩大到了1:3.33。如果算上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这个比例将达到1:4以上。现阶段，农业劳动者阶层的经济地位还在下降，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第二，农民就业问题严峻。人多地少是农村的主要问题，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这一矛盾更加突出。因为土地短缺，农村整、半劳动力过剩已经超过三亿，农民就业问题成为新时期最为重要的农民问题。第三，土地流失严重。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土地大量流失，耕地减少。一些地方非法占用农民土地现象严重，地方政府和强势阶层得了土地征用的大部分收益，失去土地的农民得不到公平的补偿。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因得不到及时的生活救助，或救助水平过低，生活非常困难。一些失地的农民已经开始依法抗争、有组织地抗争，有的地方还发生了群体性暴力事件。第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滞后。长期以来，一些地方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宗旨意识淡化，党在农村执政的伦理正当性得不到农民
的认可。党组织权力过分集中，农民往往把对乡镇任务、村务状况和自我发展能力的不满统统归咎于党组织，党组织整日纠缠于这些矛盾当中，不仅不利于自身威信的树立，而且无暇顾及党组织建设。有些农村党组织成员贪污腐化、官僚主义严重，从根本上损害了党的形象。
这一时期，党的农村政策得到了农民的欢迎，缓解了农村基层紧张的政治局势。然而，变相的农民负担、农村土地纠纷、农村贫富差距、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存在的问题等使农民对党的政治信任度难以迅速回升。农民对党中央的政治认同度较高，对基层党组织及其成员评价较低。
二
回顾建党以来农民对党政治认同的变迁历程，有助于我们站在历史的平台上，实事求是地总结党在获取农民政治认同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探索农民对党政治认同的逻辑进路。
第一，必须高度重视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
建党以来农民对党政治认同的历史告诉我们：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敌人十分强大，没有农民的支持和信任，党无法领导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农民是小生产者，思想保守，目光狭隘，但他们是反帝反封建的最大力量。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高度的政治智慧，从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人手，使农民分清了国共两党的优劣。广大农民心向共产党，大力支援革命战争，国民党蒋介石的政治统治被彻底摧毁。在建设时期，农民依然是中国最大的社会力量，失去农民的支持，党的执政基础就会丧失。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说过：在一个只具有有限政治参与的体制内，传统的乡村精英分子的支持已足以使政治保持稳定。而在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正在拓宽的制度内，农民就成了决定性的集团。革命时期党与农民建立了亲密关系，但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历史的记忆中。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党忽视了农民的利益要求，社会发展受到影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十年，三农问题再次凸显，社会稳定受到威胁。可见，党必须时刻关注农民的需求，使农民对党的认同和感情保值和增值。 #p#分页标题#e#
第二，利益是农民对党政治认同的核心要素。
需要是人们生存的必然性，利益源于人们的需要，追求利益是人性的基本方面。在建党以来农民对党认同的变迁过程中，利益始终扮演着主角。在革命时期，支配农民行为的是生存理性，土地是农民生存的依靠，农民的核心利益是土地问题。国民党和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大相径庭。国民党虽然也提出了耕者有其田，但并没有付诸行动，而中
国共产党为农民的利益浴血奋战，农民站在了共产党一边。在建设时期，农民利益变得更加复杂。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农民已经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农民对利益的敏感性更高；农民利益满足程度的参照系发生了变化，城里人的生活成为农民的参照系；转型时期的农民在对物质利益高度重视的同时，生发出更高的利益渴望，价值分配的公平公正、利益诉求表达的畅通、
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等都成为农民利益需要的组成部分；国家对农村的强制性控制逐渐减弱，农民在利益得不到满足时越来越多地采取非制度化表达方式。为此，党及时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战略，在兼顾农民各种利益需求的同时，突出农民的物质利益。这表明党对农民政治认同的逻辑已经具有了清醒的认识，党又迎来了重建农民与党亲密关系的重要契机。
第三，公平公正是农民对党政治认同的价值诉求。
美国著名学者约翰罗尔斯强调：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美国政治学家威廉帕克莱默从政治心理的角度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社会越是公正，那些参与着这些社会安排的人们就获得了一种相应的正义感和努力维护这种制度的欲望，促进稳定性的那些力量将(朝向某种极限地)日益增强，该社会就越容易稳定。。自古以来中国农民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传统，农民对公平和正义有着强烈的心理诉求。在调查中，当被问及您把选票投给了谁时，67.8％的农民回答主持公道的人。不公正与相对剥夺感有着密切关系，相对剥夺感是一种因现实与期待的差距引起的不满情绪，当受到不公正对待时，人们会发现自己的现实生活比原来预想得差很多，就会产生这种感觉。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那么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被人轻视。农民为党取得执政地位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建国后形成的二元体制却使农民处于不利地位，城乡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平等严重伤害了农民的感情。农民文化相对保守，农民对较低的风险分配与较高的生存保障的追求优于对收入最大化的追求。所以，要加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农村的投入，把城里人享受的养老、医疗、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向农村延伸，还农民以国民待遇。
第四，农村治理方式的转变是农民对
党政治认同的关键。
建国以后，党对农村进行了自上而下的高度控制，农村公共权力的运行无需农民的认可和同意。这种治理方式在一段时间内之所以可以维持，一方面在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积累的政治资本，另一方面在于农民对新制度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然而，改革开放后，农民获得了经营自主权，农民希望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进而产生了政治民主的渴望，这就要求国家治理形式发生根本性变革。农村强制性权力要逐渐减弱，公共权力要受到制约，农民的认同成为公共权力合法性的源泉。然而，党在农村治理方式的转变意味着权力的分散和下放，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地方村民自治权与乡镇行政权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党在农村以民主方式执政的构想始终难以实现。各国政党的历史表明，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不可能永远依靠政绩获得认可，更不可能长期依靠伦理价值赢得民心，民主法治是公共权力合法性的最可靠保证。一些地方的党组织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采取了村党支部书记信任投票、公推公选乡镇党委书记等办法提高农民对党的认同，这是值得推荐和思考的。
第五，意识形态是农民对党政治认同的重要途径。
任何一个政治统治系统要提高成员对政治统治的认同，不仅需要物质层面的努力，而且要在意识形态方面做文章。在农民对党政治认同变迁的历史过程中，意识形态活动对于构建农民对党的支持和认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革命时期，党大力宣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共产主义理想蓝图，成功的意识形态宣传产生了极大的感召力、动员力和凝聚力，深深地吸引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困农民，坚定了农民跟党走的决心和意志，农民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为理想而奋斗。然而，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却难以重现曾经有过的辉煌。其主要原因在于：腐败现象、制度缺陷、城乡差距等现象的存在使农民对党的意识形态宣传产生了怀疑和不信任，直至抵触和反抗；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把目光投向了经济领域，对政治理论兴趣不高；理论宣传与实践存在脱节现象。不可否认，意识形态是政治认同的重要资源之一，可以维护人们对政治合法性的认同和信仰。因此，党要高度重视和充分运用意识形态对于建立农民政治认同的作用，通过正确的农村政策、社会制度安排的公平合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等，重建意识形态在农民对党政治认同中的作用。
注释：
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8页。
②[美]罗森堡姆《政治文化》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6页。
③《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66页。
④高熙《中国农民运动大事记》求是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
⑤《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0页。
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65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148页。
⑧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4页。
⑨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63－77页。 #p#分页标题#e#
⑩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11)[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67页。
(12)(13)[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第50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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