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文化语境下的乡村图像与市民文化的论文
都市文化语境下的乡村图像与市民
文化的论文
关于《都市文化语境下的乡村图像与市民文化的论文》，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民国《良友》画报是建构上海街头文化的印刷文本。编辑者采用平民化的传播技巧，尽力捕捉中下层市民及乡下人的街头生活图景，以故事的叙说方式和图文的双重表述体现媒介的民间立场和大众话语趋向，建构了在上海都市文化语境下的乡村图像和市民文化景观，典型地折射出编者在上海现代性背景下的媒介伦理及其精神焦虑。
关键词：良友画报；图像；街头文化；比较传播
随着李欧梵的现代性建构阐释和马国亮的文化回忆，《良友》画报便被作为一代文化的符码，成为学者笔下如火如荼的研究话题。《良友》画报建构了现代性的上海，这是大家的一致认同。可在建构手段的研究上，大都集中于西方文明的现代图景，而忽视了中国文化母体的渗透。我认为，《良友》所描述的西方文明，只是为上海都市文化的立体叙述营造了一个文化语境和对比参数，生产场域的根本资本还是上海的街头文化。
都市文化是各阶层所创造的文化现象，作为都市文化最重要
的部分——街头文化不仅是在“街头”这个公共空间对于市民百姓日常生活的记录，而且寓含着市民为生存空间的争夺和反抗而与政治空间联系起来的历史进程。因此，街头文化为公共空间、下层民众、大众文化和地方政治等方面的关系考察提供了新的阐释路径。而清晰描绘这条路径的工具便是文字与图像，《良友》就是一个所需的最佳个案文本。
《良友》画报于1926年创刊于上海，至1941年停刊，1945年又续出一期。与其说它图像了一个现代性的西方，不如说它创造了一整套关于上海20世纪20至40年代街头文化在商业经营、日常生活、大众娱乐等公共空间的阐释。
一、《良友》画报视域中的日常生活空间与消费文化
就任何城市而言，市民是街头的主要占据者。中外人口的大量涌入，尤其是难民的到达，致使上海人头攒动。“20～30年代上海现代化运动的历史进程，是由上海各阶层几百万市民平凡普通而又极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图景编织而成的。”其社会交往、文化娱乐及谋生等物质、艺术文化的生产与消费，演绎着上海都市的现代性实践。
主题专栏是《良友》常用的传播手段。主编马国亮策划了“上海地方生活素描”专题栏目，约请文学名家撰写上海消费文化的方方面面，曹聚仁《回力球场》、穆木天《弄堂》、洪深《大饭店》、郁达夫《上海的茶楼》、茅盾《证券交易所》分别刊登在109～113期，描摹了30年代上海大都会吃喝嫖赌、纸醉金迷的社会
生活情景。
法租界的回力球是上海市民最乐于的活动和消遣方式。对此，曹聚仁在《良友》109期《回力球场》写道：“在上海这大都市里，这一类陷阱很多很多”；“一进回力球场……他如同喝醉了酒，一切节制的力量都消失掉了。”这种现象是现代性消费意识形成过程中刺激下所激发的心理追求，它们曾催生上海消费文化的畸型发展。
第113期茅盾《证券交易所》也是一个对上海社会生活侧面的剖析，并敦请漫画家陆志庠画了几张速写，一同刊载。文章写道：“池子里的做交易的叫喊是旋风似的，海潮似的。”而交易所里却传播着无稽的谣言，它们吹进交易所里会荡起债权涨落的大波风。于是，“人们是在谣言中幻想，在谣言中兴奋，或者吓出了灵魂。”
消费文化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在资产阶级时代，经济发展要求开发一切生产与消费空间。因而，使尽可能多的大众参与娱乐游戏，以博取更多的经济资本，这是娱乐文化生产商的最初动机。而大众成为娱乐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这又是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时代特征——“娱乐民主化”。《良友》的历史效用，就在于揭露游戏中的事实真相，并加以劝慰，引导大众的理性消费，正如曹聚仁在《回力球场》中所说：“你若耐性听的话，让我从球场老板的魔术说起；假若不爱听，那请你不闻不问，不进回力球场是第一。”对上海流行的文化进行实地考察，并将
合理的阐释在印刷媒介文本上传播开来，改变人们对于的期待，这是《良友》对上海都市文化消费空间的精心营造。
对于一个商品经济繁荣的上海大都会来说，去舞厅跳舞、去茶楼喝茶、去饭馆吃饭、去麻将馆搓麻将等均为上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市民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此时的上海人秉承晚清上海人“挥霍、时髦、风流”的消费性格，去最时尚的休闲场所，享受最西化的娱乐方式，在公共空间里实施奢靡性消费或炫耀式消费模式，以显示自己的阶层及身份。《良友》“上海地方生活素描”专栏建构了中上层市民的消费文化，为下层民众的街头生活建构了对立的参照物，是对街头文化内涵的进一步充实。
刊登于第112期的郁达夫《上海的茶楼》营造了市民的社会交往空间。“中国人，差不多人人爱吃茶，天天要吃茶。”此时，茶还只是作为一种物质的存在，“吃茶”是人们的物质消费行为。然而，当“茶”被搬进了茶楼，“茶”被赋予了消费文化的意义，茶楼不仅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而且也成为他们洽谈、获取信息的社会空间。郁先生写道：“上海的……茶楼，顾客大抵是帮里的人。上茶馆里去解决的事情，第一是是非的公断，即所谓吃讲茶；第二是拐带的商量，女人的跟人逃走，大半是借茶楼为出发地的；第三，才是一般好事的人的去消磨时间。”
舞厅文化也是上海市民文化不可绕过的消费现象，《良友》营造了跳舞场的公共空间及其消费文化的样式呈现。第11期《舞场所见》的图片专题报道，请漫画家陆志庠作画，展现了上海市
民生活的一个侧面——解闷消愁的舞场状态。上海的舞场“不是肮脏破旧的场所，堆满了各色各样的废物；而是装饰得富丽堂皇，当得起十全十美去赞颂它的场合。”据《良友》第112期介绍，“到这些地方去遣兴的，都是些社会上的名流、豪富，有资财，又有手面。女人们使劲地笑着，带着无穷的乐欢；男人们都满心乐意于这种生活的样子”。舞女“有些却能在半个钟头的坐柜子中弄到整百的洋钱”，有的舞女与舞客会“在临时建造的自然景色下面，发展着许多暂时的情爱”。
西方交谊舞在上海的流行，培育了中上层市民发泄情欲的物质场地，也提供了下层舞女的生活，催生了上海各阶层对物质与精神的消费观念及消费文化。精神的物化及由此而来的消费文化的畸型繁荣，是《良友》营造上海都市文化空间的理论范式和内容分析。因而，形成了它对上海都市文化的独特观察视角——不是热闹的怂恿，而是冷静的描摹，为接近疯狂的消费市民注入一针退热剂。
在上海社交及娱乐的消费空间里，还有一种叫中上层市民感兴趣的消费形式——雀战。《良友》第165期用两个版面对之加以图文介绍：
麻将是一种消闲的玩意，也是一种的工具，在中国，它已经普遍地流行到各阶层……他们都可以带起消闲的幌子来作实际的，通宵达旦，劳神伤财，这不能不说是人力的一种浪费和损失，而麻将之无益有害，更属一个明显的事实。
《良友》并对一幅摩登女子玩麻将喜形于色的图片做了如下标注：“她和出了一付大牌，便喜形于色，反过来说，假如她输了一付大牌，当然难免焦急万状，麻将造成一个人得失利害的观念，往往因此而刺激亲戚朋友间的恶感，这确是一件不值得提倡的玩意。”
《良友》就是在对弊端的分析中，设计了大众媒介对市民文化的意义生产。迥异于上海小报热衷于报道并周详介绍事业，《良好》重在剖析这些娱乐活动的真相内幕的描摹，而比赛的过程安排，包括赛场的布局、比赛规程、狗马的费用及饲养、比赛的方法等均不是其：关注的对象，它更注重对事业和消遣娱乐行当做形象描述和理性分析，切实履行大众媒介的社会建设和舆论引导功能，典型地折射出在上海现代性背景下的媒介伦理及其精神焦虑。
二、街头文化的生产内核：十字街头与街民
当街头文化的内部结构——市民消费文化在《良友》的媒介空间里得到充分体现的时候，街头文化的外在形式——街头与街民便成为其解读都市生活的另一符码，增添了对上海都市文化整体性的意义呈现。《良友》在叙述流行时装、健美休闲及高雅娱乐等小资生活情调时，也尽力捕捉都市下层民众及乡下人的日常生活要素，并以故事式的叙说方式，使消费者获得“世俗化生活的愉悦、幻想、趣味和快乐”，在反映都市生活流行口味与商业性元素的同时，体现了民间的立场和大众话语趋向。街头是街头
文化衍生的主要空间。对于下层民众来说，街头是他们主要的工作场所和赖以生存的公共空间。五方杂处、各色人等混居在同一片弄堂是上海都市的特色。这种居住格局催生了街头文化的多样化色彩。如弄堂，正如第110期穆木天《弄堂》所写：“拱口多半是有油盐店、酱园一类的商店，在弄堂门祠里，十九是可以发现到一个掌破鞋的靴匠摊子，和一个卖连环图画的旧书摊。”“初次见弄堂里的房屋，或者会疑惑到那是一些放大的鸽子笼或缩形的庙宇”，“馄饨担子……卖油炸豆腐的卖酒酿的，一切的叫卖，一切的喧声，又构成弄堂的交响乐”；“东家的主妇，西家的女仆，在那里制造弄堂的新闻，鼓吹弄堂的舆论”。《良友》营造了上海弄堂的公共空间，也就营造了在“文明”背后不文明的生活原生态，演绎上海都市文化在各阶层的多维再现。
上海街头也是一个关系复杂的公共空间。街头的小商小贩、工匠苦力、民间艺人、江湖游民等，养家糊口的生存目的构成复杂的关系网络。
小商小贩与民间艺人：街头市场与表演
马克思认为：“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上海自开埠以后至20世纪20～30年代，“已完成了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转化，成为全国最为现代化的工商中心、文化中心与服务中心”，而摊贩贸易的兴盛弥补了这种现代性转变的不足，由此丰富了上海的街头文化。
等到海关的大钟正敲着六点，上海带着惺忪的睡眼，开始抖
擞起来。《良友》第76期“都会之晨”用两页篇幅，刊载特约摄影师李尊廉所摄的十七幅图片，介绍上海早晨的生活情景。其中有报馆前的报贩赶忙折叠报纸，尽早将它们送到需要的阅读者手中，赚取点小钱；提前一二小时起床准备大饼油条与开水的商贩们，他们的老虎灶正忙于供给早晨的需要；各路小贩或推或挑纷纷赶往市场。
《良友》营造了商贩为市民提供物质消费而忙碌的生活空间，在市民精神生活与文化生活的消费领域，商贩却也设计着生意，演绎街头文化的另一侧面。第75期“穷人的街头”、第103期“上海街头文化”主题专栏对上海街头摊贩及民间艺人的文化经营做了视觉意义的传播。首先是文化消费的物质空间。就在街边的图书馆，为大多不识字的下层民众免费提供连环图画，如《济公传》、《白蛇精》等图画样式的书籍；街头设立的文具摊子，外国舶来的自来墨水笔，每枝五角正，十分便宜；街头的报摊上有《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各种上海的报纸和杂志，一应俱全；街边也有为供下层民众消费的小书摊，连环图画，十个铜板看全套，《西游记》、《封神传》、《渔光曲》以及各种中西旧书，廉价出售；街头的抗日美术展览会，十九路军的抗日图、八仙打麻将图、西湖风景图、美女出浴图同时刊登，是人人看得懂，人人买得起的美术品。
其次，是民间艺人的表演。第103期《上海街头文化》的图文文本里，介绍了民间艺人的营生手段。街头置摊代写书信是上
海街头文化的一种表现，每封小洋一角，佣妇、工人是他们的常年主顾；还有一种街头舞台，是民间艺人表演的场域，第75期刊登了民间艺人在街头的马戏表演，“咱们的马戏，不用买票的，末了大家帮帮忙，给一两个铜子儿。这也是咱弟兄们的血汗呀!”在街头搭个台子，开始演唱戏剧，或者刊登西洋影戏的图文介绍，“有钱人的影戏院也和咱们不相干的，咱们的影戏，哪——就在这小箱子里，一个铜子看三套，洞里瞧瞧，西洋人大打架”，钻进洞里去拉洋片、看西洋镜，是街头孩子最喜爱的娱乐。《良友》一头连着中上层市民消费文化的价值理念，一头连着下层民众街头文化的公共空间，将街头的商贩文化和民间文化融合在都市文化的背景里，体现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现代性的空间想像中，对下层市民生活方式的整体建构。
江湖游民与乞民：街头行骗与乞讨
“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在——它一面创造着巨大的财富，一面制造出普遍的贫困，规模之大和走投无路的程度都是欧洲历史上不曾有过的。”1933～1934年中国农村出现恐慌，因此，耕地与离村失业农民的数目越来越多。“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大约有20000到25000名职业行乞者”。乞民便成为了街头独特的职业人群。
自“八一三”战事发生以后，杨树浦、闸北、曹家渡沦为战区，而上海的工场多在这里，工人拖儿带女从战区逃出，一部分逃到了南方或租界的收容所，一部分沿街乞讨。据记载，当时公共租
界收容所共191所，收容难民共95 000余人，法租界收容所共42所，收容难民共47 000余人，两租界共有难民142 500余人。“吃饭难”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生活困境，《良友》关注民生的媒介主张和新闻敏感，屡屡不断地将传播视野置于战争环境中市民的生活。第163期《饥饿线上——孤岛街头的阴暗面》刊以四个版面的篇幅，介绍孤岛难民流落街头的生活图景。第一幅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儿左手提着篮子、右手握住铁钩、弯腰拾取别人遗弃的香烟余尽的巨照，他终日踟躇街头，将所拾烟头转卖出去，江湖术语谓之“捉蟋蟀”。第二幅是一少妇背着孩子沿街叫化，第三幅是小孩背着比自己还要大的篓子，在街头拾取废纸。接下来是主妇从菜市场拾取残败的碎叶、被迫弃学的孩子在街头作“告地状”乞钱、捡垃圾以及囤户用大车载煤经过洒在街头的遗屑的图景。
此外，还有闯荡江湖的游民。第30期《十字街头——平民生活写真》栏目刊登街头算命的图片，认为“算命也是街头的一个生活镜头”，通过这扇窗子，可以窥见上海都市繁华背后的贫穷与愚昧。第119期《世上无如吃饭难》里介绍算命先生在街头摆摊营业，一副是“读熟了几本麻衣柳庄的相法，就用了他的‘铁嘴’去养活了自己的肉身”，一副是在摊位的上方标贴“布穴神相问津处”，摊主“用一点奇幻的魔术招引了路上的匆匆行人”。更有甚者，第168期以《街头预言家》为题，刊以4个版面的篇幅，运用15幅图片，描摹了预言家的千姿百态。第一幅占用半个版
面，为星相家门户的标准装潢，门户两端贴有一对联“命合婚选吉，相六书论字”，门口立有一招牌，上面写着：推命谈相，占课论字，请进内室。天台山人谨白。招牌后的大门贴满了各种告示，其中有一醒目者，是“欲问津者，请推此门”字样，能帮助指引富贵功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全国最文明的所在，即最开通最不迷信的所在。然而，星相家以及拆字先生，又是上海比别处更多。更奇怪的是，他们多数是在上海的租界上。由此可见，“上海有阴阳面，阴的就是这些星相家和拆字先生可为代表，阳的则只有物质文明可为代表，真正的精神文明还只是一线曙光而已!”一个国家的现代性，最重要的是民众人格和精神的现代性，《良友》在此昭示的是：上海远没有完全现代化。当精神现代性落后于物质的现代化文明时，它也只是具备现代化的躯壳，而现代化的灵魂却仍然在黑暗中徘徊。
人力车夫：街头谋生
黄包车夫的人员队伍，绝大多数是直接从贫困乡村来城市寻找生路的农民。据雷景教《上海杨树浦人力车夫调查》记载，1929～1930年间对杨树浦100名人力车夫的调查中发现，其中只有一人出生于上海；85人曾是农民，因闹饥荒而背井离乡；9人是孩提时随父母逃荒而来；2人曾是当兵的；另2人为躲赌债而离乡。朱帮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中转载，20世纪20年代中期，上海总共大约有黄包车夫62 000名，30年代晚期到
50年代早期，上海的黄包车夫近100 000名，他们为了25 000辆出租的黄包车而拼命竞争着。
《良友》第164期认为：“他们以驴马般辛苦的血汗，换取最低廉的代价，以最低微的收入替自己及家人适应都市的消费而生存。不论寒暑风雨，他们整日踟躇街头，有主顾的时候固然要跨开脚步奔跑，即使没有主顾也得踱来踱去寻觅生意，他们练成了一双跑不倦的腿，更练成了一个不需要很多营养便足维持生命的肚皮。”第164期《都会的人马》刊以3个版面12幅图片，展现了上海人力车夫的劳苦生活。十多小时的奔跑仅为填饱一家人的肚子。累了，抽吸从地面拾起的香烟头；困了，就在车旁打个盹；饿了，去街头廉价的小摊吃个半饱；夜晚回到狭隘陋巷的仅足容身的小屋里，检点一天的收获，扫数交给自己的女人，却才是一天的粮食钱。
《良友》在图片的设计中，整合了黄包车夫活动的信息内涵，具体化了上海街头黄包车夫的生活图像。
三、比较传播与平民化叙事：《良友》的图像传播技巧
从以上分析，不难发现，《良友》运用最多的是比较的传播技巧。如运用明暗对比的传播方式，将上海大都会的矛盾做了视觉传播的意义生产。第74期《都会的明暗》主题演绎中，刊以两个版面12幅图片，构成六对对立着的生活与消费。“有人在华堂欢宴，有人争先恐后地但求分到一碗稀粥”，图片中食客围桌而坐、面对佳肴的高雅谈姿与街头难民手持一碗争抢稀粥的情景，
一样的热闹，不一样的心情，“吃酒席的人们，而又嫌菜肴不佳，要掉换吃西菜的滋味。其实上海正多着一般欲吃剩菜而不可得的人。”而“在跳舞场吃大菜，一客大菜花几十块钱的不算一回事，甚至于到广东菜馆里吃一桌酒席要二百多块钱的，也常常有得听见。但是我们到冬天，在报上又常常看见施粥厂里每天有几千人到那里去吃施粥，还有许多人要米票子……有的甚至于连三个铜子一块大饼都买不起，因此只好挨着饿。还有的跟着娘姨后面到小菜场去拾白菜皮，把菜皮拾回来下饭充饥。”这是“食”的矛盾。从国泰大戏院出来的看客，衣着毛皮大衣，有点不习惯外面的寒冷，然而他们却不知道，衣衫褴褛单薄且饥饿难耐的乞民是如何寒冷的滋味，“天气马上冷了，有的穿的大衣皮袍子，而犹认为不能御寒，还要烘火炉，可是在冰冻下雪天，十字街头，正有不少单衣薄服的人，被北风剥食着”。这是“衣”的矛盾。《良友》第74期继续介绍：“到旅店开房间打牌的多是原本有好房子住的人们，住茅舍的人们便只好一辈子住着茅舍。”这是“住”的矛盾。“跑狗场的狗儿们有福了，他们的享用百倍胜过街头的可怜的野鸡们。”“有人宁愿豪爽地在马场里花去了整千整百的银子，而对于叫化子却非常吝啬地甚至不肯施舍一个铜板!”“幸福的人们在舞场，软玉温香满怀抱”，而“倒霉的人们在路边，死劲地拉，拉着笨重的货车”。这是娱乐享受与艰难求生的矛盾。
《良友》第159期《上海的两面》刊登一系列图片对比：一面是高贵的整齐公寓，一面是拥塞的杂乱陋巷；一面是于富丽堂
皇的黄金大影院里欣赏贵族艺术，一面是于露天杂院堂站着自娱自乐的杂耍；一面是戏馆前争取精神享受，一面是米店前争取今晚的基本粮食；一面是威风凛凛的大出丧，一面是凄惨冷落的穷收尸；一面是绅士的夜宴，一面是街头上的便餐；一面是水门汀上乞丐儿权宿一霄。《良友》充分展示了矛盾的上海——富人的天堂和穷人的地狱。
对上海街头文化的全力营建，还体现了《良友》媒介文化视野下移的传播技巧。它以画报的特殊承载方式和图文并茂的传播技巧，设置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议题，在绘制中上层市民摩登生活蓝图的同时，隆重地构建了下层市民生活和风俗的公共空间，以及由此而来的街头文化。它曾设置《十字街头——平民生活写真》专题栏目，在第23、30、39期及第103期《上海的街头文化》和第112期《街头巷尾》等报道，集中营建了街头文化在小商品市场空间、日常生活空间与谋生等各种活动场所的多维成分，如果说当时风行于上海并以传播中下层市民生活与价值观为文化特质的小报，是平面化、感性化地解释上海，那么，《良友》既有平面化的关于上海文化的故事叙事，又有立体化的关于文化构成要素的理性解剖，它是在图片编辑思维的意识形态领域完成前者，在文字的道德评价话语中实现后者。
“做大众的良友”是《良友》一贯的办刊理念，它不仅自觉关注下层市民街头的平民化生活，而且采用“新闻报道加小说花腔的语调”叙事，在下层市民个人物质生活以及谋生样式等具体问
题的图文解释中，构建与中上层市民相对立的生活空间，体现大众传播媒介对文化主体——市民的终极关怀，生发出上海街头文化的地方主义色彩以及对都市文化的天然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