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

张载——我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面旗帜

卢文远

张载是我国北宋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关学的创始人，宋明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丰富而深遂的学术思想，对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并对11世纪后的哲学思想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张载堪称我国古典哲学思想史上的一面旗帜，张载关学思想，是太白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张载生平

张载，字子厚，眉县人，祖籍大梁（河南开封）。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出生于长安，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逝世，享年58岁。因为家居陕西眉县横渠镇，并在横渠镇设立书院讲学，故学者称其为“横渠先生”。因张载弟子多为关中人，后世称他所创立的学术流派为“关学”。

张载祖上世居大梁（今河南省开封），曾祖生于唐末，历五代不仕，以子贵赠礼部侍郎，祖父张复，进士，宋真宗时任给事中、集贤院学士等职，后赠司空。父，张迪，进士，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任陕西长安县令，天禧四年（1020年）生张载。宋仁宗时任殿中丞。天圣元年（1023年）任涪州知州，赠尚书都官郎中。宋仁宗景佑二年（1035年），张迪在涪州任上病故。时值张载15岁，次子张戬5岁，均年幼。母亲陆氏携张载、张戬扶张迪灵柩越巴山，过汉中，出斜谷，

欲归葬开封，但行至眉县太白山下横渠镇，因路资不足，无力继续前行，遂在横渠镇大振谷迷狐岭上选址安葬了张迪，

从此便定居在横渠镇。

张载自幼聪颖过人，并有大志。幼年丧父，使他成熟较早。当时西夏常常侵犯宋西北边境，宋朝廷派兵抵抗，互有胜负。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初，西夏入侵，宋军抗击失利。这对于“志立不群”、“慨然以功名自许”（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的张载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少时即向邠人焦寅学习兵法，并试图组织兵力对西夏作战，“欲结客取洮西之地”，从而为民除患，为国建功。1041年，张载21岁时，写成《边议九条》，上奏时任陕西招讨副使兼延州（今延安）知州的范仲淹。并奔赴延州，求见范仲淹。范仲淹接见了张载，听取了张载关于军事防务，对敌作战，收复失地之策，甚为赞赏。“一见知其远器，欲成就之，乃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范仲淹认为张载志向学识不凡，可研读儒学，必成就大业，不必在军事上下功夫，而要从《中庸》学起，以明天地人生之道，张载听从了范仲淹的指教，回家后苦读《中庸》，虽然十分喜爱，但仍有许多问题得不到满足，于是又读了许多老庄与佛教的书籍，累年尽实其说，但是仍满足不了他对天地人生之理的探求，又回头研读六经。可见张载在探求知识，研究哲学，寻求真理的过程中，所走过的道路是迂回曲折的，在儒释道学说中转来转去，上下求索，精心思考，终于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在张载思想中，受儒释道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其中对他影响最大，

最深的是儒家经典，尤以《周易》为首，为最。王夫之说：“张子之学，无非《易》也、即无非《诗》之志，《书》之事，《礼》之节，《乐》之和，《春秋》之大法也，《论》、《孟》之归也……，而张子之言，无非《易》也，立天，立地，立人，反经研几，精义存神，以纲维三才，贞生而安死，则往圣之传，非张子其孰与归!”（《张子正蒙注·序论》），王夫之一生研究张载关学，敬服张载之论，他对张载的评价，是符

合实际的公允确论。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38岁的张载赴开封应科举考试，时值欧阳修为主考官，张载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因张载在此之前，已在《周易》研究方面有名气，所以在候诏待命期间，应前任宰相文彦博之邀，在开封相国寺设虎皮椅开坛讲《易》，学子云集听讲。一天，张载与洛阳的著名学者程颢、程颐兄弟相会，交流对《周易》的学术见解。张载觉得二程对《周易》的见解比自己深刻，感到自己钻研的还不够深入，第二天就对听讲的学子说：我对《易》学的理解不如二程他们，你们可以拜他们为师。于是撤去虎皮椅，不再讲《易》。张载是二程的表叔，长二程10多岁，能如此虚心待人，褒扬晚辈之长，足见张载的高尚学行。张载潜心研究《周易》，广泛吸收当时周敦颐、陈抟、司马光、范仲淹、王安石及二程等学者的研究成果，经过自己“仰而思，俯而读”，志道精思，终于写成了《横渠易说》。

张载考中进士后，做过几任地方官。先任祁州（今河北安国

县）司法参军。丹州云岩（今陕西宜川）县令，后迁任著作佐郎，签书渭州（今甘肃平凉）军事判官公事等。在地方任职中，张载时时处处表现出康国济民，敦本善俗，教化为主，关心国势民命的精神，深得百姓爱戴。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御史中丞吕公著向皇帝推荐张载说：“张载学有本源，四方之学者皆宗之，可以召对访问。”神宗即召见张载。“上问治道，皆以渐复三代为对。上悦之，曰…卿宜入见二府议事，朕且将大用卿。?”（《横渠先生行状》）。经过问对，张载关于治国之道的见解得到神宗首肯，并表示要重用张载。后来即任命张载为崇文院校书。时值王安石变法革新期间，王安石想求得张载帮助，以共推新法，但张载对于王安石激进的改革政策和措施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变法如果与人为善的话，则愿意合作，否则便免为其难，婉拒了王安石的要求。其实张载面对宋朝“积弱积贫”的社会现实，也力主改革，但他不同意王安石的“顿革之”，即急风暴雨式的改革，而主张“渐化之”，务必使改革稳妥进行，以民命为要，务求实效。由于对变法态度不一致，张载对王安石既不主动配合，也不公开反对。此期间，弟张戬已任监察御使，坚决站在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一边，竭力反对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在朝廷之上发生激烈的正面冲突，并致使新旧两党公开决裂。对于这件事，史书多有翔实记载。在张戬与王安石的激烈斗争中，张载无疑是赞同和维护张戬的，因为他们是亲兄弟，有手足之情，父亲早逝，张载便早早承担起奉养母亲，教育和帮助弟弟的责任，感情非同一般。张载长弟弟10岁，而张戬却比

哥哥早4年考中进士。一方面足见张戬德性才能之优，另一方面也足见张载对弟弟的仁厚至爱，对家庭的负责精神。张戬因反对变法，被贬官，迁任公安县（今“气化”论的成熟。因此张载及其弟子对《正蒙》奉为儒家经典，儒学正宗，视与《论语》等同。《正蒙》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杰出之作，对后世政治哲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湖北江陵）知县。在这种情况下，张载感到政治环境恶化，估计自己必然会因此受到株连，于是辞职回到横渠镇，忧愤与劳累，终于染病不起。此后，张载依靠家中数百亩田地维持生计，生活虽然不富裕，但却处之益安。一方面休养疗疾，一方面讲学著书，研究义理，修行悟道，求为圣贤，探求天地大道，孜孜以求，从未停息。张载经过近10年的苦读精思，潜心研究，缜密构筑，终于在熙宁九年（1076）年秋天完成《正蒙》这部重要哲学著作的写作，形成了他的哲学理论体系。标志着其“气”一元论哲学宇宙观的完成和“气化”论的成熟。因此张载及其弟子将《正蒙》奉为儒家经典，儒学正宗，视与《论语》等同。《正蒙》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杰出之作，对后世政治

哲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张载在讲学的同时，还对古代礼仪作了深入的研究，对婚丧祭祀礼仪提出了具体的规定，并率弟子们身体力行，从而使百姓争相效仿，致使关中风俗一变而至于古。

张载在研究哲学的同时，对于星相天文等古代自然科学多有见树。如地动说，地球左旋说等。清末思想家谭嗣同评价张

载说：“张载宇宙论不仅早于西方，而且合乎科学……不知西人之说，张载皆已先之……不知张子，又乌知天？”

张载一生大半时间从事教育，《正蒙》既是一部哲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重要的教育理论著作。他对于人的早期教育，道德教育及知识技能教育，都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张载在辞官回乡后，并没有停止对社会改革的思考和实践。张载所理想的太平天下是恢复土地公有制——井田制，以从根本上解决现实社会中土地高度兼并而导致的贫富极端分化，民生苦不堪言的问题。张载在家乡购得数百亩地，划为九块，分给无地农民耕种，并出资修复疏浚八条灌溉渠道，以提高农田产量，后人赞为“眉伯井田”、“横渠八水验井田”。

熙宁十年（1077）年，秦凤路（今甘肃天水）守帅吕大防以“张载之学，善法圣人之遗意，其术略可措之以复古，乞召还旧职，访以治体”为由，上奏章向宋神宗推荐张载回京就职。神宗准奏，于是，张载带病赴京任职。这次张载被任命为同知太常礼院（相当于教育部副职），神宗诏下礼部推行张载创导的冠婚丧祭之礼，但礼官们安习旧常认为新的礼节规定不宜推行，于是消极不力。张载则认为可行，由于意见分歧，议而不决。张载看到礼不致严，欲以正之，但遭到同僚抵制。在这种境况下，张载志不得申，致病情加重，便又一次辞职回家。归乡途中，至临潼作短暂停留，并带病向当地学子讲学，熙宁十年（1077年）腊月，病逝在客舍中，享年58岁。元丰元年（1078年）三月，在弟子们的协助下，归

葬于横渠镇大振谷迷狐岭，其父张迪墓左下方。

由于张载的巨大学术成就和社会影响力，南宋淳熙元年（1174年），宋孝宗追谥赐封为“眉伯”，从祀孔子庙庭。嘉定十三年（1220年），宋宁宗追赐谥号“明公”。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追谥“先儒张子”。

张载英年早逝是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的损失。张载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居于太白山下，学术见树，主要著作都是在太白山下完成的，关学由此发源而成为北宋以来中国传统哲学最为重要的一脉，也成为太白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

二、张载主要著作

张载思想精湛，著作宏富。朱熹和吕祖谦在编辑《近思录》

时所列张载著作计有：

《正蒙》、《文集》、《易说》、《礼乐说》、《论语说》、《孟子说》、

《语录》《经学理窟》等。

《宋史·艺文志》中著录张载著作有：《易说》三卷、《诗说》一卷、《横渠张氏祭仪》一卷、《三家冠婚丧祭礼》五卷、《经学理窟》三卷、《正蒙书》十卷、《张载集》十卷等。

张载最重要的著作是《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张

子语录》等。

《正蒙》是张载的代表作，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一部经典著作。篇名取之于《周易·蒙卦·象》“蒙以养正”之义。“正蒙”是订正愚顽蒙昧，启蒙以致圣功，使人生持正不邪的意思。朱熹说“蒙者，蒙昧未明之谓；正者，订正之也。”张载曾将《正蒙》最后一篇《乾称篇》的第一段抽出，独列题目《订顽》，将最后一段抽出，独列题目《砭愚》贴于书院大门两扇门板，以警示弟子铭记。程颐、程灏对此两段文字极为赞赏，推崇，而特命名为《西铭》、《东铭》。程、朱及后代理学家尤其对《西铭》推崇备至，影响十分深远。

《横渠易说》与《正蒙》构成了张载哲学体系；《经学理窟》、《性理拾遗》等反映了张载的人性论思想和社会政治观。

三、张载关学的基本范畴及特点

“关学”是由张载创立，以其弟子及南宋、元、明、清诸代传承者人士为主体，且其教学及学术传播以关中为基地，而形成的理学重要学派。关学与宋代的河南二程的洛学、周敦颐的濓学、王安石的新学、朱熹的闽学齐名，共同构成了宋代理学的主流。关洛濓闽新诸学派皆根源于《易经》和孔孟、在发展过程中互相吸收、融合又互有批评、创新，包括对佛学的批评和吸收，这是整个儒学史的一个共性特点，但在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和谐论和教育见解等方面关学又独

具个性。

关学独立形成，独具特点；

1、气为宇宙之本体——朴素唯物主义宇宙观。宇宙和世界的本原，始基是物质还是精神，历来是哲学的最基本的问题，也是每个哲学家必须回答的问题。中国古代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认为“心”或“理”为宇宙本原；二是，气为本原。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前者可归于唯心主义，而后者可归于唯物主义。张载认为，“气”或“元气”是人和万物产生的最高体系和最初始基。这“一气”或“元气”，包含了阴阳二气的对立依存，相反相成，升降互变的关系，在这种关系的交互运动中产生了人和万物。可以说张载是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史上最杰出的代表。

2、以天下为己任，忧患民命民生——绝然的淑世爱民情怀。张载少年丧父，生活历尽艰辛，一生大部分时间与穷苦百姓在一起，即使在不长时间的仕途生涯中，也是担任基层的官员，十分了解民间疾苦和社会矛盾。范仲淹在张载人生中起了指路人的重要作用，他的思想和人格对张载的影响非常深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胸怀和气节，在张载一生中表现十分明显。无论居官从政，还是辞官回乡试验井田，兴修水利，还是著书讲学，无不贯穿这“为生民立命”的精神。

这一点，张载与同时代的其他学者是有明显区别的。

3、笃实尚行、经世致用——开中国实学学风之端。张载一改儒家学者自汉唐以来专注于典籍章句训释和玄空清谈之风，带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

世开太平”的历史使命感，从北宋社会现实问题入手，力图探求根本的解决之道。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变化气质而成为圣贤，求贤成圣具备德性，就要通济天下，利济众生。主张“学贵有用”、“经世致用”、“笃行践履”反对空知不行，学而不用。张载在《横渠易说·系辞上》中说：“圣人苟不用思虑忧患以经世，则何用圣人？”圣人之学就是为排除国家民族之忧患而立，圣人如果不以民生为忧患，经世以除患，那么，这种圣人也是没有用的。当代东亚实学学者尊张载为实学之发端代表人物，是十分恰当的。

4、“民胞物与”、“贞生安死”、“存顺殁宁”——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张载在《正蒙》中指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意思是说天下百姓是我的同胞兄弟姐妹，世间万物是我的朋友，它所表达的是“大心”、“博爱”的情怀。在张载看来，“人亦出于太虚，太虚者，心之实也。”圣贤之心如太虚之大而无外，只有大其心，才能体认天下万物，人的心应扩大到与天同大的境界，才能合天道之心。“民胞物与”是对传统文化中“和”的观念的发展和创新。人和人，人和社会，人和自然万物，应该是和谐的关系。这种理念和处世态度，是张载及后世关学学者的鲜明特点，面对当今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阶级、阶层、族群以至国与国的关系全面紧张的状况，张载的这一重要的思想，无疑是

具有警世的意义。

张载在《西铭》的最后写道：“存，吾顺事，殁，吾宁也”。

表达了他对生死这个人生根本问题的鲜明态度。生在世上，就要尊顺天意，立天、立地、立人，做到诚意、正心、格物、致知、明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努力达到圣贤境界。所以，面对人生要顺天道而行，面对死亡时要安心宁静，而无遗憾。生死不过是气这一本源之物的聚散而已。这种人生态度的基础，在于对客观世界物质性的深刻认识。“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这种透彻的对生死问题的体认，使张载及一大批关学学者在人品、官品、气节、学识诸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盛名，仍不失为今天为学为官者的楷模。

四、张载的哲学思想。

张载关学丰富深遂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对其以后的哲学思想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他的哲学思想体系主要以下几个方面：

1、气本论——太虚即气与气化万物。张载继承和发展古代“太虚”的范畴，并对它加以改造和扬弃，用来表示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和物质运动基本状态，提出了“太虚即气”、“气为本体”、“气化万物”的唯物主义宇宙观。同时论证了气无生灭的物质永恒论。从张载开始，古人关于物质世界的认识

的理论达到了系统化。

张载认为：宇宙的本体，万物的始基是气，一切万物都是由气化而来的，形态万千的万物，都是气的不同表现形态，大

到苍茫的宇宙天体，变化莫测的风雨雪霜，高耸入云的山岭峰谷，流动不居的江河湖海，小至形形色色的动植飞潜，都是由气所演化而来。张载说：“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张载对气与太虚万物的关系，作了进一步论证。他认为，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不论聚为有象的“有”还是散为无形的“无”，究其实质，都是有，不是“无”，所说“太虚即气，则无无。”因为物质的气作为宇宙本体，只有存在形式的不同变化，不是物质本身的消灭和化为无有了，气是永恒存在的。如此，张载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和物质的永恒性思想，是古典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最高成果，对中国元气本体哲学的发展产

生了很大的影响。

2、辩证法——一物两体，动必有机。关学在“太虚即气”的元气本体论基础上，对宇宙万物的矛盾运动，发展变化及其规律，以及解决矛盾的方法等做出了说明，许多见解相当深

刻、精辟。

张载认为，气的本然状态是无形的太虚，，气的基本特性是运动与静止，充满宇宙浑沌无间的太虚之气，是在不断进行“郁蒸凝聚、健顺动止”等不同形式的变化。万物的生死，动静的改变，都是气的万殊变化的体现和变化的结果。太虚之气为什么能不断地运动变化呢？张载指出，太虚之气是阴阳之二气的合和体。太虚是阴阳未分的浑沌状态，也称之为元

极。阴阳分化为太极，无极而太极，太极生两仪——阴与阳。阴阳交互变化而生万物。太虚之气包涵着阴气与阳气两个矛盾的方面。阳气的特性是清、浮、升、动；阴气的特性是浊、沉、降、静。阴阳二气处同一个统一体中，既相互对立，相互斗争，相互激荡，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生发。所谓“独阳不生，孤阴不长”。阴阳二气的这种关系的运动变化，是万物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和动力。所以说，“阴阳之气，则循环迭至，聚散相荡，升降相求，絪缊相揉，盖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无方运行不息，

莫或使之。（《正蒙·参两篇》。）

3、认识论——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在认识论上，关学提出了“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两个概念。这是中国古典哲学关于认识和知识理论的一个创举。张载认为：人的知识是由耳目鼻舌身等感官接触外界事物而获得，即为“闻见之知”。但仅只闻见之知，并不能全面认识天下有形有象之事物，更不能穷尽无形的天下事物之理。要穷理尽性，必须有一种比闻见之知更广泛、更深刻的知识，就是“德性之知”。人的认识过程分为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两个阶段，即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谓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张载进一步认为，只有德性之知才为真知，才能反映万物的本性本质，“诚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见闻小知而已。”（《正蒙·诚明篇》）。在探讨人的认识来源时，已经看到了感性与理性，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现象与本质的辩证关系，并作了精辟的论述，从而对中国古代认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4、人性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

张载总结了先秦以来的人性论，吸取了各家学说的优点和长处，创立了关学具有特色的人性学说。

关学认为，人和万物都是由“气”产生和构成的。因为气有清浊、精粗、明昏、偏全、厚薄的不同，便产生了千差万别的物和人，所以，气的本性就是人和万物的本性。据此，可以肯定人和万物都是有性，而且人和万物的本性，同出于“太虚之气”。因此，性是永恒存在的。这就是人具有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与天道合一，因此天地之性是先天的，反映自然本来而且是纯善纯清纯洁的，但人生下来之后，都具有不同的身体条件、生理特点、家庭环境和自然环境。这些外在因素与人与生俱来，先天秉赋的天地之性结合，交互作用和影响而形成的后天之性，就是“气质之性”。气质之性中有善有恶，有清有浊，从而决定了人性具有千差万别，这样，张载创立了人性二元论。天地之性是诚明至善的，是善的来源，而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是恶的来源，是人欲的体现。至此，关学对于争论了一千多年的性善与性恶论，给了一个总结性的合理解释。人犯错误，作恶了，是气质之性中的恶性，人要成为圣贤君子，必须变化气质之性，去掉气质之性的遮蔽，回归和彰显天地之性。变化气质之性的方法，途径是接受教育，学习礼义道德，养气集义。“养浩然之气须是集义，集义然后可以养浩然之气……义者，克己也。”集义犹言积善也。通过积善，克已，而且坚持不懈，才能不断变化气质，

获得正直刚大的浩然正气，从而达到圣贤君子的境界。关学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的学说，既为人性善恶找到了合理的解释，又为天理、人欲之辨供了理论依据，是对中国古代人性论的重要贡献。朱熹称赞张载的人性论是“极有功于圣门，有利于后学……，前此未曾有人说到此”（《朱子类语》）

5、太极学说——穷究《易》理，辩证之探。《周易》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以阴阳为基础，揭示了人和天地万物产生发展和运动的规律。历代圣贤学者，无论儒、道、墨、法诸学派，无不以《周易》为学问的基础，先秦之后，北宋诸子将《周易》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范仲淹、周敦颐、文彦博、司马光、王安石、程颐、程颢、陈抟、张载、邵雍等都有关于《周易》研究的著作，都称得上是《周易》研究的大家。张载《横渠易说》传世，其研究具有显著特点，一是长于《周易》义理的发掘。作为现实的人生修养，参与社会变革的理论武器和信仰原则。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试验井田，渐变改革的政治主张，皆源于《周易》的义理和智慧；二是首次提出“自然易”与“书易”的概念，划清了研究中主观对客观的界限，自然实在与图文表述的界限。三是对《周易》中“无极而太极”、“太极与阴阳”、“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关于宇宙本体论的太极学说创立新见。提出“太虚即气”“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及气之为物，有幽明之别等重要概念。就是说，气做为最基本的物质，或聚或散，而以不同形态存在，幽则

人的感官不能直接感觉，明则耳目能见。“气聚则离明得施而有形，气不聚则离明不得施而无无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谓之有？方其散也，安得遽谓之无？故圣人仰观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无之故?、…幽明之故，以聚散而已。?（《正蒙·太和篇》），从而理清了宇宙物质性与佛道“空”、“无”诸概念的界限；四是对《周易》辩证法有新的发展，张载在描述事物矛盾运动一般过程时，提出“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解”的著名论断，他认为万事万物皆由阴阳两个对立方面而构成，这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阴阳消长，刚柔相济。最后的结果是“和”与统一。“和”是事物诸多因素，不同对立面之间的多样性的统一，而不是单一的。相同的事物的简单相加和重复。张载关于辩证法的思想，内容丰富，论证全面，寓意深刻，理论精确，确实是中国古代一位辩证法大师。朱熹称赞张载的辩证思想“极精”、“极好”。王夫之评价张载说“张子之言无非《易》，立天，立地，立人，反精研几，精义存神，以纲维三才，贞生而安死，则往圣之传，非张子其孰与归！”“横渠学问思辨之功，古今无两。”“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耒兹之失，如蛟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

焉者也”。

五、张载的教育思想。

教育思想是人类对社会和教育认识，论证、思考和概括的理论升华，是对社会和教育实践发展的理论总结。教育是关涉

人的问题，而人的问题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化以至民间民俗等诸多问题密切相关。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尤其重视教育问题，已形成一整套博大精深、结构完整的教育思想和理论体系，对后世以至现代的中国教育

产生了巨大影响。

张载，一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著书立说，教书育人上。他继承和发挥了孔子教育思想，在关中兴教，使“关学”大盛，以德育人，使学者辈出，关中民风为之一变。《宋史·张载传》中评论：“敝衣蔬食，与诸生讲学，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己。以为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以秦汉以来学者大蔽也。故其学尊礼贵德，乐天安命，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黜怪妄，辨鬼神。”这个评价确切地反映了张载教育思想特

质和教育生涯的实际情况。

张载关学教育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以德育人，变化气质，求为圣人。张载认为，人的本然之性，即天地之性，无不善，只是由于气质之性的蔽障，阻塞而有不善。为了使人为善，就必须通过教育、学习、变化气质，返本为善，从而成为有道德的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

达到圣人境界。

2、幼而教之，长而学之。张载对于教育理论的研究极为重视，有独到之见。认为对人的教育要从早抓起，实行胎教，

“幼而教之，长而学之。”注意儿童心理，创造良好的环境，发展儿童天性，从小就培养儿童的良好习惯和道德行为，长大继续学习，使之强化，最终造就有用之才，张载说：“长而学固谓之学，其幼时岂可不谓之学？直自在胞胎保母之教，已虽不知谓之学，然人作之而己变，以化于其教，则岂可不谓之学？学与教皆学也……。”“勿谓小儿无记性，隔日事皆能不忘。故善养子者，必自婴孩始，鞠之使得所养，令其和气，乃至长性美，教之前便示以好恶有常。”（《张子语录》）强调早期的教育和继续教育，是张载关学教育思想的

又一特色。

3、立志向学，勤勉不息，张载认为“志”是教育的大前提，一个人求知为学，为人做官，都必须“立其志”，“正其志”，有了志向目标，就要孜孜不倦，勤勉不息，达到目标，实现理想。张载说：“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人惰于进道，无志得达，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从心所欲不逾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终学不成。”“学者大不宜志小气轻。志小则易足，易足则无由进；气轻则虚而为盈，约而为泰，亡而，为有，以未知为已知，未学为已学。”（《经学理窟》）“志大则才大，事业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则气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正蒙·至当篇》）。

4、循序渐进，博学精思。张载对学习方法也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张载认为学习求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有序”过程。既不能停止间断，又不能急于求成，躐等而教。老师应循序而

教，学生应循序而学。知识的获取和提高，是个由不知到知，由知之少到知之多，由知之浅到知之深的积累过程，这如同一切事物发展变化都有由渐化和著变的过程一样。教师施教时，要视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已有的基础，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不可超越学生实际而勉强施教，否则会欲速则不达。他还认为，求学的渐进过程积累功夫，应当以“三年为期”，学者自朝至昼至夜为三节，每天勤学苦读，由日积月，期月成年，至三年事大纲惯熟，经过这样的渐进功夫，学习方可有成。学有所成，还必须博学精思。张载说“读书少则无由考校得精义……精思，多在夜中或静坐得之，不记则思不起，但贯通得大原后，书亦易记”（《经学理窟》）。

5、学贵心悟，去疑求新。关于读书方法，张载强调：人思考的主要器官是“心”，为了思之精，察之微，就要使心常在，常存，心思有疑释之，去之，便会获得新的知识，认识新的义理。所以，他力倡“学贵心悟，守旧无功”的学问之法及求知精神。“学者观书，每见每知新意则学进矣。义理有碍，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多求新意以开昏蒙，吾学不振，非强有力者不能自奋”。（《张子语录》）。张载对读书求知方法论述要点概括为：用心、熟读、精思、经常、不懈、去疑、求新、勿助、勿长、讲论、开塞、实作、实行等。张载关于读书求知方法的论述，得到后世学者的反复评价。如朱熹说：“此论甚当，若不濯去旧见何处新所意来。”（《近思录卷三》）。

6、启发诱导，因材施教。张载作为一个杰出而成功的伟大

教育家，对教学原则和教育规律有独到而深刻的论述。张载主张在教学的实际过程中，教师要循循善诱，启发引导学生的求知意识，学习兴趣。同时，要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接受能力，因材施教，满足各类学生的不同需求，从而达到教学目标。关学倡导的具体教学方法主要有：

⑴、“叩其两端”法。这是对子孔子实行教学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即从正反面来讲解，或从起因和结果两头入手分析问题，使学生理解问题的正确答案。“有不知则有知，无不知则无知，是以鄙夫有问，仲尼竭两端而空空”。

⑵、“扣钟法”。张载在阐释《礼记·学记》中“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答问者反此，此皆进学之道也。”这段话是说：“洪钟未尝有声，由扣乃有声；圣人未尝有知，由问乃知，当其可，乘其间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为后教之也。”

（《正蒙·中正篇》）。

⑶、“时雨法”。张载认为，对人的教育如同“时雨之化”，适时而教，当可而告，及时答问，方可收到良好的效果。

⑷、“不待讲论法”。张载认为。有些知识，不须讲论，一问便知，知而明之则可，故“不待讲论”，“更不须讲”。他说：“圣人于文章不讲而学，盖讲者有可否之疑，须问辨而后明，学者有所不知，问而知之，则可否自决，不待讲论。意思是问而知之，可否之疑。自己决断，不要受老师可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