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都城制度再认识_晏昌贵
收稿日期:2007-12-18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楚国都城与疆域演变研究”(项目批准号:05J JDZH244)的阶
段性成果。
①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全书各处,尤其是第18-97页。
② 晏昌贵、江霞:《楚国都城制度初探》,《江汉考古》2001年第4期。
楚国都城制度再认识
＊
晏昌贵 摘 要:楚国都城制度涉及都城选址、都城的发展过程、都城内部的空间格局等方
面。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有助于重新探讨楚国都城制度的相关问题,尤其是楚都寿春
城的地理沿革、城区范围和分布中心,以及纪南城的宫殿区的地理位置。楚宫殿区位于
城内的东部,楚国都城内部布局是以东部或东北部为重心,与楚简《日书》所反映的建
筑住宅的方位吉凶观念大体相合。
关键词:楚国;都城;宫殿;布局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8)08-0171-08
作者简介:晏昌贵,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湖北武汉 430072)
2001年,我们受杨宽先生的大著《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的启发①
,曾撰写《楚国都城制度初探》一文②,对楚国都城制度作过一些探索。在那篇小文中,我们主要利用考古发掘资料,并结合文献记载,考察宫殿区在楚国都城中所处的地理位置。由于古代宫殿区往往是都城的中心,只有确定了宫殿与城门的位置,都城内部的空间格局才有可能弄清楚。经过我们的初步考察,所得结论为:楚国都城的宫殿区大都位于城廓内圈的东北部,楚国都城的空间格局往往是以东北为重心,这与商代都城一致,而与周朝都城的重心偏向西南不同。这种差别,当然有其历史文化背景,值得重视。从那时至今,楚国都城考古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积累了一批新资料,学者们根据这些新资料对楚国都城内部的空间格局取得了一些新认识。在此基础上,我们觉得有必要重新认识楚国都城制度的一些问题。在本文中,我们仍将考察的重点放在宫殿区在都城内的空间分布格局上。一
近年来关于楚都考古的重要进展首先表现在楚国最后一个都城———寿春(寿郢)上。据《史记·楚世家》(卷40)和《史记·春申君列传》(卷78)等文献记载,楚自考烈王二十二年(前241)徙都寿春,命曰郢,此后直至楚王负刍五年(前223)秦军破郢,楚国灭亡,寿春作为楚国最后一个都城,历时约19年。关于楚郢都寿春故址的地理位置,按史书记载主要有三说,即:在今寿县县城附近;在今县治西四十里;在今县治西南四十里之丰庄铺。经过学者考证,楚寿春
郢都故址当在今县治附近①。这一点大致没有疑问,本文不再置辩。
但在寿春城的地理沿革方面,学者们却有一些新看法。新认识主要是:寿春城的前身是蔡国晚期都城下蔡,而下蔡的前身是古州来国,如此,关于寿春城的地理沿革可表述为:州来———下
蔡———寿春(郢)②。这些新认识的取得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第一,考古发现的蔡昭侯墓、蔡声
侯墓以及其他蔡国重要遗物均出土于淮南而不在淮北,说明蔡国晚期都城下蔡即州来在淮南不在淮北;第二,鄂君启节车节铭文“适高丘,适下蔡,适居巢”,有下蔡而无寿春,说明当时无寿春之名,下蔡即寿春;第三,《左传·昭公九年》载:“二月庚申,楚公子弃疾迁许于夷,实城父。取州来淮北之田以益之,伍举授许男田。然丹迁城父人于陈,以夷濮西田益之。”孔颖达疏:“《释例》云:州来,淮南下蔡县,汝(晏按:当是`沙'之讹误)水之南也。淮北之田,淮水北田。则州来邑在淮南,邑民有田在淮北也。”③基于以上认识,有学者甚至认为先秦无“寿春”④。其实这几点都是难以成立的。
《左传》孔疏是古文献中唯一一条关于古州来在淮水以南的记述。但关于这条记载,前人早有驳议,如杨守敬在《水经注疏》(卷30)所引《左传》此句之下即加按语曰:“据《注》,州来在淮北,孔疏以为在淮南,未审。盖州来在淮北,田则淮南、北俱有,此但取其淮北田耳。”⑤杨氏所谓的《注》,是指杜预的《春秋左传注》(亦称《春秋左传集解》)。孔疏所引《释例》亦为杜预所作,所谓“淮南下蔡县”,乃是指西晋淮南郡之下蔡县,非指淮水之南。不仅杜预说州来在淮北,从《汉书·地理志》以迄明清地理志书,都说州来(下蔡)在淮北今安徽凤台县一带,无异辞⑥。从《左传》下文接着叙述“夷濮西田”看,夷即城父,在濮水之西⑦。我们既不能由“夷濮西田”推论夷在濮水之东,当然也就不能由“州来淮北田”推论州来在淮河以南。所以,要想论证州来(下蔡)在淮河南与寿春同地,除非推翻古文献中关于州来(下蔡)在淮河北岸今安徽凤台的一致记载,否则难以令人信服。
蔡侯墓出土于淮南也不能证明当时的下蔡在淮南不在淮北。春秋战国诸侯国王侯墓多埋葬在城外而非城内,如江陵纪南城遗址,有封土的大墓是楚国的上、中层贵族墓,多埋在距城5千米以外;无封土的小墓,是楚国下层贵族与平民墓,多就近埋葬在距城址5千米范围以内⑧。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座楚王墓———朱家集李三孤堆墓,西距寿县约25千米,在今安徽长丰县境内,已远离当时的寿春城⑨。由这些例证看,蔡昭侯及其他蔡国重要文物发现于淮南,不仅不能证明蔡国晚期都城———下蔡在淮南,反而可能支持下蔡在淮北的传统说法。
至于鄂君启节有“下蔡”无“寿春”,亦不能说明此时无“寿春”,更不能由此推论铭文下蔡即寿春。因为鄂君启节乃是楚怀王发给鄂君启的免税凭证,鄂君启凭此舟节和车节,所经之城邑、关隘可以免除征税,这在铭文中已有清楚的揭示。从铭文记载看,一些著名的商业都邑反而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⑧
⑨关于李三孤堆墓的墓主人,有楚幽王、楚哀王、楚幽王后、楚考烈王后李园之妹诸说,最新讨论见胡欣民《寿县李三
古堆大墓墓主考辨》,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6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孙华:《寿县李三孤堆
楚墓墓主的初步分析》,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7集,岳麓书社2007年版。胡、孙二氏均主哀王说。
郭德维:《楚都纪南城复原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248页;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95页。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1册图29-30“春秋·吴楚越”图幅。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223页。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4册,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837页。刘和惠:《先秦无“寿春”》,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5集,黄山书社2003年版。《十三经注疏》下册(附阮元校勘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56页中栏。任经荣:《蔡都州来辨址———兼论寿春城的历史形成》,《东南文化》1991年第2期;刘和惠:《楚文化的东渐》,第126-128页。涂书田:《楚郢都寿春考》,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1集,荆楚书社1987年版;丁邦钧:《楚都寿春城考古调查综述》,《东南文化》1987年第1期;刘和惠:《楚文化的东渐》,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117页;徐少华:《楚都寿春及其历史地理分析》,阙维民主编《史地新论———浙江大学(国际)历史地理学术研讨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不见于节铭,如南阳盆地的宛,襄宜平原的鄢、邓等。陈伟先生指出,车节所记,多为三四等城邑,一二等城邑少见;舟节所经城邑,多在边远之地、有待开发之区。这种安排,反映出楚王对鄂君启经商的限制,以免鄂君得到重要都邑的免税权而获利过丰①。“寿春”不见于鄂君启节虽然还不能说明其地当时已成为重要都邑,但也不足以说明先秦时期无“寿春”。
1964年,天津市曾收集一批青铜器,其中一件铜鼎上有铭文“寿春府鼎”字样②。据郝本性先生研究,此鼎不称郢而称寿春,当铸于考烈王二十二年(前241)迁都以前。他又据1973年江苏无锡出土铜豆盘外底有“郢◆府所告(造)”铭文,以及其他6件楚“大(太)府”铭文铜器,推论楚国制度,太府设于郢都。而“寿春府”则系地方的府库,是楚王兴建的离宫别馆,与中央的大府不同③。刘彬徽先生也有类似的意见④。根据这件青铜器铭文,可以确证“寿春”在先秦时期即已出现,最初很可能只是府的名称,是贮藏货物、钱币的地方,其地很可能就在后来的寿春、今天的寿县一带。然则当时寿春府所在之地是否也叫“寿春”,抑或是另有其他名称呢?新出土的新蔡葛陵楚简为我们提供了新线索。
1994年7-8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南新蔡县城西北25千米处的李桥镇葛陵村发掘了一座大墓,编号葛陵M1001,据墓中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和竹简文字,可知墓主人为楚平夜(舆)君成,是楚国封君级大墓⑤,其年代当在楚肃王四年(前377)前后⑥。在编号为甲三240的竹简上写道:“王自肥还郢徙于寻阝郢之岁,享月……”⑦,简文中的“还”字,宋华强先生改释为“遗”,他并且解释说,简文的意思是说“楚王是从`肥遗郢'迁徙到`寻阝郢'的,`肥遗郢'应该跟`寻阝郢'一样,也是楚国的一个别都”⑧。我们赞同把“肥遗郢”当作地名的看法,但“肥遗”仅见于《山海经》,为蛇名或鸟名⑨
,把它作为地名是很可怪的。所以我们还是坚持原释文,把这个字释为“还”。古文字“还”与“寰”均为元母匣部字,可以通假。
《梁传·隐公元年》:“寰内诸侯”,《经典释文》:“寰,古县字”。《国语·齐语》:“三乡为县,县有县帅。”明许宗鲁本“县”作“寰”。简文“肥还郢”当即“肥县郢”。先秦文字中的“县”既可指县所在的城
邑,又可指城邑周围的广大地域 10,《孙膑兵法·擒庞涓》:“平陵,其城小而县大,人众甲兵盛。”即是说县的地域包括两部分:城是县的中心,县则包括城市和城市以外的周边地区。葛陵简中的“肥县郢”即指“肥县”境内的城邑,其地很可能就在今寿县一带。试说如下。
《史记·货殖列传》(卷129):“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集解》:“徐广曰:在临淮。”《正义》:“合肥,县,庐州治也。言江淮之潮,南北俱至庐州。”都将“合肥”理解为地名,即今安徽合肥市。上述文字在《汉志·地理志(下)》中写作:“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这里的“一都会”当指寿春,“合肥”与“受南北湖”同为动宾结构,是说寿春之地合于肥水,接受南北之湖,讲的是自然地理条件。“皮革、鲍、木之输”,是说寿春既合肥水又受南北湖,因而有这些物资的流通,讲的是①②
③④⑤⑥⑦⑧ 10李家浩:《先秦文字中的“县”》,原载《文史》第28辑,后收入《著名中年语言学家选集·李家浩卷》,安徽教育出版
社2002年版,第15-34页。⑨ 宋华强:《新蔡楚简的初步研究》,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7年5月,第51页。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第196页。
刘信芳:《新蔡葛陵楚墓的年代以及相关问题》,简帛研究网2003年12月17日;李学勤:《论葛陵楚简的年代》,《文
物》2004年第7期。此外,刘彬徽(《葛陵楚墓的年代及相关问题的讨论》,《楚文化研究论集》第7集)定在楚悼王四年,即公元前398年;宋华强(《平夜君成的世系及新蔡简年代下限的考订》,《简帛》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则定在楚悼王七年,即公元前395年。这些差异不影响本文的讨论,此不细论。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185页;晏昌贵:《新蔡葛陵楚简“上逾取
禀”略说》,丁四新主编《楚地简帛思想研究(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55页。刘先生将“郢”后一字释为“姬”,尚有待证实。郝本性:《试论楚国器铭中所见的府和铸造组织》,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1集;关于寿春府鼎铭的考
释见第318-319页。
天津市文化局文物组:《天津市新收集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64年第9期。
陈伟:《〈鄂君启节〉与楚国的免税问题》,《江汉考古》1989年第3期。
交通和经济地理。下文接着叙述屈原、宋玉、景勒以及汉兴之后吴王濞、枚乘、邹阳、严夫子事迹,并以“淮南王安亦都寿春”作结,讲的是人文背景。全文的文气一贯,前后所述,皆指寿春,无关“合肥”事①。《汉志》的这部分内容取自朱赣的《风俗》,源于《货殖列传》而加省改。由此亦可推证:《史记》的“合肥受南北潮”是指寿春在肥水的汇合处,而接受了来自南北两面之“潮”,而不能把“合肥”当作地名。
关于寿春合于肥水,《水经注》有记载,其《淮水篇》(卷30)云:
[经]:又东北至九江寿春县西,氵比水、泄水合北注之。又东,颍水从西北来流注
之。又东过寿县北,肥水从县东北流注之。
[注]:(淮水)又东北流,迳寿春县故城西。县,即楚考烈王自陈徙此。……淮水
于寿阳县西北,肥水从城北,西入于淮,谓之肥口。淮水又北,夏肥水注之。水上承沙
水,……濮水即沙水之兼称,得夏肥之通目矣。……夏肥水又东为高陂,又东为大氵崇
陂,水出分为二流,南为夏肥水,北为鸡陂。夏肥水东流,左合鸡水。水出鸡陂,东流
为黄陂,又东南流积为茅陂,又东为鸡水。……鸡水右会夏肥水,而乱流东注,俱入于
淮。
寿阳即寿春,晋孝武帝避讳改名。据文中所述并结合杨守敬、熊会贞疏,寿春南北均有“肥水”,其中北来一支,即注文详述之“夏肥水”;其南来一支,即“肥水”,亦称“西肥水”,关于这一支“肥水”,《水经注·肥水篇》(卷32)亦有详载,文曰:
[经]:又北过寿春县东,北入于淮。
[注]:肥水自黎浆北,迳寿春县故城东,为长濑津。……肥水又西,迳东台下,台
即寿春外郭东北隅阿之榭也。东侧有一湖,三春九夏,红荷覆水,引渎城隍,水积成
潭,谓之东台湖,亦肥南播也。肥水西迳寿春县故城北,右合北溪水。……肥水又西,
分为二水,右即肥之故渎,遏为船官湖,以置舟舰也。肥水左渎又西迳石门桥北,亦曰
草市门。……肥水又左纳芍陂渎,渎水自黎浆分水,引渎寿春城北,迳芍陂门右,北入
城。……又北出城注肥水。……肥水又西北注于淮,是曰肥口也。
郦道元曾亲履其地②,记述详明可靠。我们之所以不惮繁烦,具引《水经注》之文,是为了说明寿春城附近确有南北肥水汇聚,而其南北两面湖、陂之众多,亦足以说明《史记》之“合肥受南北潮”、《汉书》之“合肥受南北湖”,是信而有征的。
综上所述,似可推定,由于寿春在先秦时期地处南北肥水汇聚之地,楚在此设“肥县郢”;又由于“皮革、鲍、木之输”,因而有“寿春府”之设。如果这个推测不误,则寿春城的历史很可能早到战国中期楚悼王、肃王之世。
二
寿春城沿革既明,我们再来看寿春城的城市范围及内部空间格局。对寿春故城的复原,目前所见主要有三种不同的方案:
方案A ,1987年,安徽省地科所遥感站与当地文物考古部门联合,利用遥感方法,通过对不同时期成像的航空照片进行计算机处理和解译,然后结合考古调查,对古寿春城的分布范围和内部空间格局进行分析,取得一些重要成果:寿春城遗址在今县城东南,城廓西界从今县城内南门大街向南经马家圩、小岗上至范河村南250米处;南界从范河村南向东经葛小圩、小刘圩至顾家寨一带。城址的西、南界影像显示有宽30-40米的古河道(即护城河)。从寿春城周围的古遗址①②《水经注·肥水篇》记八公山有云:“余登其上,人马之迹无闻矣,惟庙像存焉。”是道元亲履其地之证。
中华书局1959年版点校本《汉书》第6册第1668页将此段文字标点为“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并
在寿春、合肥下标地名符,这是不确切的。本文标点、断句与此不同。
推测,其北界应在东津渡、柏家台至大宋家台、今县城东南部一线;城东界线则从东津渡沿淝水延伸至王圩子一带。全城南北长约6.2千米,东西宽约4.25千米,总面积为26.35平方千米左右。城内共发现29座夯土台基,大部分位于北部,其中柏家台大型建筑遗址,面阔53.50米,开间11间,中间5间稍大,每间面阔5.55米,总进深42米,总面积3000多平方米。出土遗物具有浓厚的战国晚期楚文化风格,发掘者认为是楚国晚期郢都宫殿遗址的一部分,位于寿春城廓城内的北部。宫殿区之前,可能有一条作为中轴线的南北大道。寿春城遗址东南角庙西、兴隆集一带,航片影像显示出一个直径约465米的圆形异常区,当是一处较大的建筑群遗址,应属城内建筑布局的一个组成部分。城内南部的兴隆集和宋家酒坊两处,东西对称分布着一圆一方两个建筑遗址,或许与礼制建筑有关。城内西南部发现一座小城,面积约0.176平方千米。考古发现两座城门,分别位于南垣东侧和西垣中部,文献记载的外廓城门计有棘门、石桥门(草市门)、芍陂门、象门、沙门、金门等。城内发现6个方形水道网络,水路和陆路共同构成了城内完善的交通网①。这个方案,由于有遥感、考古和文献的三方互证,长期以来一直是研究复原寿春城的经典文本。
方案B ,1991年,曲英杰先生发表《寿县楚故城郢城复原研究》一文②,对上述方案A 提出质疑,认为城区面积“未免过大,实不可能;且与《水经注》等古文献所记寿春古地貌不尽相符”③。然后依据《水经注》等古文献并结合考古资料,认为柏家台遗址即古州来城。上述方案A 中的西界线和南界线即楚寿春郢都的西垣和南垣,不过城址的范围要小得多:东西长约4千米,南北宽约3千米,周长约14千米。宫城位于城内中心部位,市场位于城市北部,形成“面朝后市”的格局。今寿县城则始建于北宋,为宋以来之寿春城。
方案C ,2001-2003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对寿春古城址进行重新勘探发掘,为此,他们检讨以往工作的得失,并提出此后的工作设想④。这与现行的为配合工程而进行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颇为不同。2003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钟云先生发表了此项工作的初步成果,肯定方案A 中的西、南两边有城墙和城外护城河的看法,也认可柏家台及其附近地区为寿春城宫殿区所在,并进一步推测,以邱家花园为中心的寿春城偏东偏北地区是寿春城的宫殿乃至府库所在地,甚至还复原了宫城的宫墙⑤。2005年,北京大学孙华先生发表文章,全盘否定方案A ,认为今寿县城就是唐寿州城也就是楚寿春城,楚寿春城与今寿县城相比,只是南城墙向外扩展了300米,复原后的楚寿春城南北长2100米,东西宽2050米,周长8500米。此前发现的战国晚期楚国重要遗存和遗物,包括柏家台遗址,在当时都位于城外,是高级贵族和官僚宅第的遗迹⑥。2007年9月,孙钟云先生发表《寿春城遗址的新发现》一文,重点介绍了2001年在柏家台及其南部至邱家花园一带调查钻探结果,发现在柏家台建筑的西南边220米的地方也存在着一个大型建筑(01F1),东西宽82米,南北进深约36米,略呈“中”字形。在该建筑的西南还有一些小型建筑物。据灰坑内出土的陶豆等遗存来判断,这组建筑的时代应在战国晚期。文章的最后重申了上述孙华先生的意见⑦。可见在这个问题上,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的意见已取得一致。①
②④⑤⑥⑦孙钟云:《寿春城遗址的新发现》,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7集。孙华:《楚国国都地望三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据文中所述,这个观点似乎主
要出自其研究生曹大志对文献的分析。文中又称此次联合考古发掘的收获将以专刊形式发表,同时还将收录曹大志《楚都寿春的考古发现和初步研究》一文。我们还没有机会看到该专刊,因而无法进一步讨论。
张钟云:《楚都寿春城的探索》,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5集。
孙华、曹大志:《寿县楚故城考古的回顾与展望》,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5集。
③ 曲英杰:《寿县楚故城郢城复原研究》,《江汉考古》1991年第3期。
丁邦钧:《楚都寿春城考古调查综述》,《东南文化》1987年第1期;杨则东、李立强:《应用遥感图像调查古寿春城遗址》,《国土资源遥感》1988年第2期;丁邦钧、李德文:《寿春城遗址遥感调查的新收获》,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2集,荆楚书社1991年版;丁邦钧:《寿春城考古的主要收获》,《东南文化》1991年第2期;刘和惠:《楚文化的东渐》,第114-123页。
如何评价上述三种方案?从方法上看,方案A的基础是遥感航片的解译,通过航片和图像的解读,确定古遗存、遗迹的位置,再按图索骥,用考古调查、勘探的办法加以证实,然后通过文献记载确定其性质。应该说,这是一套相当先进的方法,所取得的成果理应受到重视。但正如学者所指出的,方案A复原的寿春城的范围,来自清末光绪年间所修《寿县志》①。方案B基本上是对传世文献《水经注》的分析。方案C表面上是以考古发掘为主,但仔细分析他们的论证过程,却发现实际上是建立在对传世文献分析的基础上的,其文献的基础,是以《通典》为主的唐宋地志。
上述三种方案涉及三种方法,起决定作用的应该是考古发掘,遥感技术的利用只能起辅助作用。由于目前考古发掘工作的不充分,三种复原方案实际都建立在对传世文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但寿春一带古今地理面貌变化极大,即便是三种方案中利用文献时代最早的《水经注》,也不能保证所记载的地理面貌与先秦时期一致,其中的城门名称和位置也不一定是先秦楚国都城之旧,在涉及城区内部空间格局时,更难以做到准确可靠。方案B将柏家台遗址视作古州来城,不仅与州来在淮北凤台县的记载不符,也与州来至迟在春秋时期即已筑城,而柏家台遗址为战国晚期的时代不合,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方案B和方案C之所以不同意方案A,实际上有一个暗含的前提,即:楚寿春作为战国晚期的都城,存在不足20年,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兴建面积超过26平方千米规模的大都市,在战国都城中仅次于燕下都居第二位。但据我们上文分析,寿春在楚考烈王迁都之前,即以“肥县郢”的名称存在,其作为楚陪都的历史可能上溯至战国中期甚至更早,楚考烈王迁都寿春,当然不妨利用原有的建筑设施。楚都寿春的时间短并不能作为否定其面积大的理由。
三种方案都试图找到古寿春城的城墙,在方案A所认定的西城垣和南城垣被否定后,我们还没有发现真正意义上的古寿春城城墙。方案C所宣称的今寿县城南300米并与寿县城平行的土梁,其时代不明确,实际上很可能是唐代寿州城的外郭墙,早不到战国时代。方案C所认定的楚寿春———唐寿州———今寿县的脉络,系唐宋以来地志对寿春城地理沿革的认知,而楚寿春城即唐宋寿州城的看法,很大程度上是依据《通典》(卷181)自注:“今郡罗城即考烈王所筑”,并没有得到考古学的验证。在此情况下将柏家台遗址排除在古寿春城之外,作为贵族、官僚的宅第,我们认为是不合适的。原因在于:第一,柏家台遗址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处大型建筑基址,从时代上看,应与它旁边的01F1同时,同为战国晚期,当即楚考烈王迁都之后所修建。与之同时兴修的还有春申君之宅第,但春申君之府第在寿春城内西南,这是大家都同意的。既然同为贵族、官僚之宅第,为什么春申君的宅第在城内西南,而其他贵族、官僚的宅第要放在城外东北呢?第二,历年在柏家台、邱家花园发现大量楚国青铜器,包括楚“大府之器”,“大府”只能是楚王室之大府而不可能是贵族、官僚之大府。从这两点看,柏家台遗址作为楚宫殿区的可能性要大于作为贵族、官僚宅第区的可能性。至于寿春城至今未发现城墙,一方面固然有待今后的考古发现,但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楚都寿春当时并没有或来不及修筑城墙,尤其是东、北两面,据前引《水经注》,寿春故城北有淮河,东有肥水,楚人当时很可能以淮水、肥水为界确定寿春城的东面和北面界线,而没有另修城墙。
总之,寿春城的考古新发现虽然修正了以前的一些错误认识,但还不足以动摇我们原有的看法,即:宫殿区位于楚都寿春城的东北部,寿春的城市建设是以东北为重心。
三
楚都纪南城是目前考古工作做得最充分的古城遗址之一。根据郭德维先生的复原研究,纪南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4450米,南北宽3588米,面积16平方千米。考古勘查了7座城门,推
①孙华:《楚国国都地望三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测每面应有3座城门共12座城门,其中不乏水门;连接城门的古河道和古街道将全城分为若干不同的功能区,郭德维分为四个区:西北徐岗区、西南新桥区、东南松柏区和东北纪城区。主要建筑基址分布在东北部和东南部,其中纪城区15座,松柏区61座,并且在松柏区内还发现古河道和夯土墙,墙成曲尺形,由此推测此地应是当年的宫殿区,夯土墙为宫城的东垣和北垣,古河道则为东垣外的护城河。宫殿区内有明显的南北中轴线对称格局。东北纪城区很可能是王公贵族居住区,包括一些官府作坊;西区是平民生活区,其间也有一些作坊。郭德维总结说:“就城内的布局看,实际只分为两大区即东区与西区。……显然,东区比西区更重要。就东区来看,南部比北部重要。城内中南部即宫殿区,是其核心。”①
此后,遥感工作者对楚都进行遥感考古,根据遥感图像判读结合实地调查,确定61处宫殿基址,其中东南部松柏区34处,东北部纪城区12处,因而分别命名为大宫殿区和小宫殿区②。虽然在宫殿基址的数量上少于郭德维所述,但总体结论没有超出郭氏的看法。与此同时,考古学者谭维四先生也提供了纪南城考古的新发现,称“这些新的发现进一步证实,松柏区东南部为主要宫殿区”③。
2005年,日本学者谷口满发表文章,针对郭德维所复原的宫殿区中轴线“不自然”的情形,认为所谓“中轴线”只是春秋时代的中轴线,“宫殿区”只是春秋时代的楚郢都,现在所看到的纪南城,是战国时代才开始修筑的④。
松柏区建筑基址是不是春秋时代的楚郢都,涉及到纪南城性质的认定,是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问题⑤。即使是承认纪南城为春秋楚郢都的学者,在确定其年代时,也认为纪南城遗址年代最早的是西北部的徐岗区,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松柏区建筑基址的年代相当于战国早期到战国中期,到不了春秋时代⑥。把松柏区的建筑基址当作春秋时代的内城,目前还得不到考古学的支持,恐怕是不能成立的。
根据上述新发现和新认识,我们觉得有必要修正我们原来的看法:纪南城的主要宫殿区位于城区内东南部,其东北部的建筑基址的性质虽然有待进一步考索,但东北部的重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纪南城既然以东部偏南为重心,当然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南北对称的中轴线格局问题了。
其他楚都如河南淮阳陈郢、湖北宜城楚皇城等,都没有新的考古发掘报道。楚都丹阳虽然有若干新讨论,但主要是地理位置的认定问题,内部空间格局还无从谈起。此不赘述。
四
楚国都城布局以东北或东南为重心,体现了楚人方位观念中对“东”的重视。《楚辞·九歌》11篇,最尊之神“东皇太一”,王逸注:“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曰东皇。”“太一”之名也见于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太一生水》篇,为创世之大神。楚人以之配东帝,可见楚人对东方的重视。《新序·杂事第一》“秦欲伐楚”章记楚昭奚恤对秦使者曰:“君,客也,请就上位东面。”可见楚人以东面为上位,亦尊东之证。《史记·项羽本纪》载鸿门宴座次,其文曰:“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项羽和刘邦均来自楚地,这个座次也是按楚人习俗安排的。项羽虽为主人却自居至尊之位,充分体现了其强势和霸道心理。古代地图上南下北、左东右西,所以尚东就是尚左。楚人尚左之风习渊源甚古,文献多①
②
③
④
⑤
⑥杨权喜:《纪南城文化遗存性质讨论》,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5集。
最近的综述讨论可参看徐少华《从南漳宜城出土的几批蔡器谈春秋楚郢都地望》,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6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王红星:《楚都探索的考古学观察》,《文物》2006年第8期。[日]谷口满:《再论楚郢都的地望问题———纪南城是否春秋时期的郢都?》,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6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谭维四:《再论江陵纪南城为楚郢都故址及其兴废的年代》,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5集。孙家柄:《楚都遥感考古》,《地图》2003年第5期。郭德维:《楚都纪南城复原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全书各处,尤其是51-58页、第78-90页。
有记载,学者讨论详备①。近年出土的楚简《日书》,更为楚都以东为重心的格局提供了新证明。
1981年5月至1989年底,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工作站在江陵九店发掘一批东周墓,其中56号墓出土有《日书》简,初步释文于1995年公布②,2000年刊布了李家浩先生的整理本③。其中有一篇专讲住宅的方位吉凶,被命名为《相宅》篇,简文虽有残缺,经学者研究,大意可晓。其首句云:“凡植垣、树邦、作邑之道”④,然后记述四隅位的吉凶,现将相关简文抄录如下(释文用宽式):
盖西南之寓,君子处之,幽思不出。
盖东[北]之寓,君子处之,◆大◆◆◆◆爽。
盖西北之寓,亡长子。
盖东南之寓,日以处,必有◆◆出◆。
⑤竹简中有些缺文,影响了我们的解读。但简文明确讲在西北方盖房屋将会“亡长子”,显然是很不吉利的。在西南方盖房屋,“君子处之,幽思不出”,“幽思不出”也不是什么好现象。西北和西南都不吉利,东北和东南当是吉利之方。简文这两条都有残缺,不过从东北之寓中的“大”和“爽”字看,其吉凶判断可能偏向于有利方面。从简文的书写格式看,往往吉凶相对,吉后为凶,凶后为吉。西南方既为凶,接着描述的东北方当为吉;西北方为凶,接下来的东南亦当为吉。这种方位吉凶观念,与我们在楚都空间分布格局上所作的分析是基本一致的。
(责任编辑:陈炜祺)①
②
③
④
⑤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九店楚简》,第50-51页;参见晏昌贵、钟炜《九店楚简〈日书·相宅
篇〉研究》,《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年第4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九店楚简》,第50页;参见刘信芳《九店楚简日书与秦简日书比较研究》,载《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语言文学系1997年,第529页;刘国胜:《九店〈日书〉“相宅”篇释文校补》,《简帛研究二O O 二、二O O 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页。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九店楚简》,中华书局2000年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江陵九店东周墓》,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竹简释文见第506-511页。宋公文、张君:《楚国风俗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26-531页。
社会科学 2008年第8期C ontents&Abst racts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past on the social progress nowadays.To obtain an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objectivity,one needs to cultivate his correct,reasonable value and philosophy to conduct his researc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value of promoting social progress and with the people as the subject.A correct and reasonable concept of value helps historians to acquire objectivit y in their historical kn owledge.Certainly objectivit y is primary,for it is a s ymbol for scientific historical stud y.A past which once ex-isted,after all,shapes and prescribes the limit of historical evaluation.
Keywords:Historical understanding;Historical evaluation;Subjectivity;Objectivity
On International Anti-Fascist United Front in Shanghai during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Pan Guang(152) Abstract:During the1930s and1940s,both chinese and foreign people in shanghai transcended their ideology,helped each other and un ited together in struggle against fascis m including anti-Japanese war,which made the city be an i mportant battlefield of international anti-fascist united front.The paper makes a deep analysis on such united front and concludes that chinese including shanghai natives supported any anti-fascist struggle around the world,especially rescued and helped refugees to shanghai.At the same time,the entirely national struggle against Japanese invaders obtained support from foreign immigrants in shanghai and china as well as global support.Therefore,study on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anti-fascist united front in shanghai and its achievement is of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Keywords:China's anti-Japanese war;Shanghai;International anti-fascist united front
On Origin of China's Tariff System
Huang Tianhua(158) Abstract:The essay studies on china's tariff system deeply and points out that its origin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utpost of tax office in ancient time.Early outpost of tax office belon ged to defensive system amon g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it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function was primary.And its financial function emerged soon.Thus,early tariff in china was a tax of“passing through”in fact and the outpost of tax office was actually a powerful department to levy tax on behalf of the state.
Keywords:Outpost of tax office;Origin of tariff
Reconsideration of the C apital System of C hu State
Yan Changgui(171) Abstract:The paper makes a reconsideration of capital system of Chu from aspects of capital location,history of its develop-ment and capital's inner layout.Based on recent archaeologic discoveries,the paper reexamines new evidences which are closel y interrelated with the capital system of Chu,such as its location,scope and palace of Shoucun and Jinancheng.It points out that the palace located to the east of the capital and the layout of the capital indicated that the region of the east or east-north was the centre.The arrangement of Chu capital roughly corresponded to the bamboo manucripts Rishu.
Keywords:Chu state;Capital;Palace;Layout
Between Ideal and Reality:Centered on Po litical Expectations of Scholars of Thought and T imes
He Fangyu(179) Abstract:Thou ght and Times(1941-1948)was carried out b y a group of scholars in the1940s,with a great influence in the intellectual circles at that time.The essay makes a study on political expectations of such group and concludes that those scholars emphasized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education and journalism.They wanted that politics can be led by learning.However,with transformation of their identities,it happened to chan ge when this ideal met practical problems.Different explainations on Five-Power Constitution of Zhang Qiyun,Chen Zhimai and Qian Mu may indicate such change.To sum up,ideal is al way s faraway from reality that once scholars are engaged in politics,they immediately get into net works of power.As a result all kinds of effects are out of their control.
Keywords:Ideal and Reality;Scholars of Thought and Times;Learnin g and politics
宗法制度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特征
中国文化概论 宗法制度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特征 姓名： 班级： 学号： 任课老师： 上课时间：
宗法制度是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是王族贵族按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以便建立世袭统治的一种非常复杂的制度。这种制度确立于夏朝，发展于商朝，完备于周朝，影响于后来的各封建王朝，各王朝的统治者对宗法制度加以改造，逐渐建立了由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组成的封建宗法制。宗法制度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家天下的延续 宗法制度的本质就是家族制度政治化。在中国古代，家天下自周代确立，一直延续到清代，可以说中国历史就是家天下的历史，家天下的主要特点是一姓家族统治一个朝代。以“嫡长继承制”为核心的一种以父系血缘关系为准绳的遗产(包括统治权力、财富、封地)继承法为维护家天下奠定坚实基础，是阶级统治在社会中的一种完善。 2．封国制度不断 宗法直接导致了分封制（或封建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废分封，建立郡县。汉代却又采纳分封制。魏晋以后历代王朝仍然沿用了分封制，只是叫法不同而已，究其原因，仍然是宗法关系严重存在造成的。 按照周代的宗法制度，宗族中分为大宗和小宗。周王自称天子，称为天下的大宗。以嫡长子继承为核心的宗法组织，天子的除嫡长子以外的其他儿子被封为诸侯。诸侯对天子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封国内却是大宗。诸侯的其它儿子被分封为卿大夫。卿大夫对诸侯而言
是小宗，但在他的采邑内却是大宗。从卿大夫到士也是如此。因此贵族的嫡长子总是不同等级的大宗（宗子）。大宗不仅享有对宗族成员的统治权，而且享有政治上的特权。 3．家族制度长盛不衰 在封建社会，家族是中国社会结构中最基本的单位。宗族主要以家族方式体现，家族长盛不衰的依据有祠堂、家谱、族权。依据宗法制度的组织形式，周王既是普天之下最高的统治者，又是全体姬姓宗族的“大宗”，即最大的族长。他既代表社稷，又主持宗庙的祭祀。族权在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强大影响，是中国家族制度长盛不衰的主要标志。每个社会成员依据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确定其在宗族中的位置。对于一般家族成员来说，他们基本上没有个人的权利，家长却对他们有绝对的支配权力。族权有严格、固定的组织形式，它既与地方绅权结合，同时又与政权相结合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地方政权的职能，成为与政权、神权、夫权比立而四的强劲的社会维系力量。历史上中国社会常常动荡不安，但以血缘关系纽带联系起来构成中国传统社会基石的家族却始终非常稳固，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国时期。在乱世，中国文化仍然能保存传承，就得益于中国有一个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它是中华民族重新走向聚合的社会基础。 4．家国同构 家国同构是指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机构方面具有一致性和共同性。受中国长期以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影响，中国的国家结构一直有着很深的家族结构的印记。家与国的组织系统
春秋战国时期度量
春秋战国时期的度量衡(上) ——《新编简明中国度量衡通史》第三章 吴慧 一、度量衡发展概况 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征收田赋的需要(楚国的“量入修赋”，鲁国的“初税亩”，以及后来田赋制度的确立)，和商业发展的需要，度量衡显得更为重要。其制度也日趋完备。度量衡在它发展史上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又由于当时小国林立，诸侯纷争，政治上的不统一，表现在度量衡上就有不少的地域差异。不过所谓差异也并非杂乱无章，完全没有头绪可寻，事实上后来差异便逐渐趋于缩小了。这里面原因有两个；一是各国之间物资交流的日益频繁化，客观上要求有一个统一的度量衡，以便利商品的交换，促进流通的扩大，二是在以统一为目标的兼并战争中，原先有差异的度量衡也因政治的统一而统一，统一的度量衡制度随着疆域的扩大而不断延伸。当然经济上的原因是基本的，统一度量衡并不完全出于统一者的主观愿望。 这一时期，某些国家本身其度量衡的变更往往同它的政治经济的改革有关，成为改革中的一种配套措施。这是中国度量衡史上的一大特点。春秋晚期齐国大夫陈氏向旧公室夺权，以“大斗(陈氏家量)出贷，以小斗(姜氏公量)收”，改变齐国的旧量制正是其争夺民众壮大自己的一种手段。度量衡史上的这一件新鲜事确实值得大书。，还有白公胜在楚国发动政变时(前479年)，也是“大斗斛以出，轻斤两以纳”(《淮南子·人间世》)，与陈氏在齐国作法如出一辙，但他没有成功。与陈氏一样取得成功，尤其为人熟知的是，商鞅于秦孝公十二年在秦国变法中也以改革度量衡为其重要内容之一。不但行“平斗桶，权衡，丈尺”之法，而且颁发了标准量器。对于亩的大小，因涉及征赋，从晋国诸卿到商鞅都十分重视亩制的改革。步弓过六尺要重罚，商鞅是令出必行的，他对度量衡的改革在当世以至后世都发生着深远的影响。 当新兴势力推行新的度量衡制度的时候，他们都十分重视对度量衡器的较量和管理。如齐国陈(田)氏铸造的禾子铜釜，器上刻有铭文，表明这一“左关釜”的容量以仓廩之釜为标准，进行校量比对。如关人舞弊，加大或减少其量，均当制止，如关人不从命，则论其事之轻重，施以相当处罚。陈纯铜釜并将监制和治器人名铸在器物上。度量衡的管理条令犹如铸刑鼎那样铸刻在器物上，可见其态度的郑重。至于商鞅执法更是严明，对度量衡自不例外。《吕览》云“仲秋之月，一度量，平权衡，正钧石，齐斗甬”，秦国划一了度量衡，而且如周代鼎盛之时也实行了每年定时检查之制。 古代度量衡的发展，由当时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反过来度量衡又促进生产和科技的发展。公元前344年制造的商鞅铜方升，运用了“以度审容”的方法，便于按尺寸校准，复制推广，反映了当时在数学运算和机械制造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周礼》中反映齐国情况的《考工记》，详细记录了齐国标准量器栗氏量(周制，豆升四进制)的技术条件，包括提炼青铜合金和铸造的技术要求，器物的重量，釜、斗、升三个量器的规格尺寸和容量。由于当时还不能精确计算圆周率，故应用了勾股定理，以方作圆，“内方尺而圆其外”，以此定圆径之数，而求釜的面积。．春秋中晚期楚国称量黄金货币已使用木衡铜环权，环权以铜为母范(一次可铸两套，每套五枚)，而且以相当完备的杠杆理论来作使用衡器的指导。(《墨经·经下》：“衡，加重于其一旁，必垂。权，重相若也。相衡，则本短标长。两加焉，重相若，则标必下，标得权也。……长、重者下，短、轻者上。”)楚国的王铜衡杆，长23.1厘米，与东周铜尺同长，铜衡杆上有十等分的刻度，据推测是称量时作为在不同部位悬挂权和重物的标志。它很可能是从等臂天平过渡到不等臂杠杆秤时出现的一种衡器。(《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序言第6页及110页，以下简称《图集》)在尺度方面，春秋末鲁国的巧匠公输班，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由他首创使用的鲁班尺，相沿而下，长度无甚变更，享有“万家不差毫厘”之誉。所有这些都说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度量衡已具有相当的科学性，而告别它的原始性了。 下面就对春秋战国时期度、亩、量、衡分别地作一番具体的考察。 二、尺度的渐趋统一和尚有分工 在周代，尺已有大尺小尺之分，并且有其地区性：以大尺而论，较长的百粒黑黍横排的尺(长24.63厘米)早先起于晋国等夏民族的旧地，其后用于周鲁地区，较短的百粒红黍横排的尺(长23.1厘米)行于中原地区，到战国时这种稍短的红黍尺通行范围更见扩大，黍尺(黑黍尺)终于被后者所取代。只是在制作黄钟之时仍保留以黍尺(24.63厘米)为准的传统。汉以后则有重新起用黍尺的时候。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复习提纲)
第1－2课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及“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 一、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时代背景（原因、条件）： “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社会大变革。 ①经济上，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井田制瓦解，封建小农经济出现； ②政治上，周王室衰微，诸侯割据纷争，士大夫阶层崛起； ③阶级关系上，出现新的变化，原来属于社会低层的“士”在社会、政治活动中活跃起来，受到各诸侯国统治者的重用； ④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学术下移，从“学在官府”发展为“学在民间”，出现了私人讲学。 这样，在社会上形成了一批主要以传播文化、发展学术为宗旨的社会力量，即“诸子百家”。诸子百家对当时社会上和学术上的各种问题展开争论，发表不同的见解，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二、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主张、影响 ★儒家学派 （一）孔子 1、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的时代背景：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与春秋时期的社会变革、鲁国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①春秋末年，社会生产力发展，井田制瓦解，诸侯争霸、兼并的战争频繁，旧的社会秩序被打破。 ②思想意识和文化上，“学在官府”的局面逐渐被打破。 ③同时，儒家学派诞生于鲁国，也与鲁国特定的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春秋时期，鲁国在文化上仍旧保留着最多的周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对孔子有很大影响，为他创立儒学提供了条件。孔子把西周以来的礼乐文化思想，改造成为以“仁”为核心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从而创立了儒家学派。 2、孔子的思想主张 （1）哲学方面①思想核心是“仁”、“礼”；（仁者爱人，克己复礼） ②对“鬼神”的态度： （2）政治方面①主张“为政以德”（含民本思想）；②提出“正名”主张 （3）教育方面①思想上：“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学习要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学而时习之”；“学思结合”；“当仁不让于师”②实践上：兴办私学、广收门徒，扩大教育对象范围。逐渐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 3、评价①当时未受重视，后经改造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②在世界文化史上有重要影响。被推崇为“圣人”。 （二）孟子 （1）孟子的思想主张：政治思想――①“仁政”学说（核心）；②重民思想：“民贵君轻” 哲学思想——性善论； 道德思想——先义后利，舍生取义 人格精神——要求人们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精神（2）评价：①《孟子》一书被当作经典，后列为“四书”之一 ②建立一套系统的政治学说“仁政”，成为儒家学派的重要奠基人。 ③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学说，被尊为“亚圣”，对传统文化产生很大影响。
中国礼仪宗法制度
中国礼仪宗法制度 中国古代一些制度，如科举考试制度、赋税制度、礼仪宗法制度等都是是经常会涉及到考题的内容。所以本篇文章江苏公务员考试网(https://www.wendangku.net/doc/2a12388485.html,)专家将重点介绍中国古代的一些重要的礼仪宗法制度和关于礼仪宗法制度的相关考题。 宗法是中国古代社会血缘关系的一种准则，其主要的精神是嫡长继承制。与此相关，产生了一系列的礼仪制度，简要介绍如下： 一、冠礼和笄礼 冠礼是成人礼，是给跨入成年人行列的男子加冠的礼仪。在氏族社会，男女青年发育成熟时要参加一种“成丁礼”，这样才能成为自己部落的正式成员，享受应有的权利和履行应尽的义务。冠礼应当是从这种“成丁礼”演变而来的。《礼记·冠义》说，冠礼是“成人之道也”，“将责成人礼焉也”，要按照“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四个方面的礼的规范加以约束，使之成为具有“孝、悌、忠、顺”完美品德的人。 男子二十而冠，女子十五而笄。女子在15岁许嫁之时举行笄礼，结发加笄，也要取“字”。结发是将头发梳成发髻，盘在头顶，以区别童年时代的发式。礼经中并无笄礼详文。女子到了20岁，虽然还未许嫁，这时也要举行笄礼，表示今后要以成人相待。 二、丧礼 以《仪礼》的记载为主要依据的中国古代丧礼制度，等级分明。同样是死，说法尊卑有别，“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丧礼也有不同的等级。 三、避讳 避讳实际上是一种反映封建礼法的忌讳，即遇到与君主、尊长的名相同的文字就采用某种方法回避。 ⑴国讳：如秦始皇嬴政时，改正月为端月，其父名子楚，《吕氏春秋》就改楚为荆;汉高祖刘邦时，改邦为国。 ⑵避圣人、尊者讳：汉淮南王刘安之父刘长，避长而用修;苏轼为避父(苏序)讳，就改序为引，苏辙则改序为叙。 ⑶避恶人讳：人自宋后少名浍，我到坟前耻姓秦。 ⑷其他忌讳：古人讳言钱而曰“孔方兄”，讳言大小便曰“更衣、出恭”，讳言死则曰“驾崩、仙逝、坐化、作古”等。 四、年龄称谓 古人对不同的年龄阶段，往往有专门的名称。掌握这些常见的称谓，对读书为文当有所裨助。 襁褓：原指包裹婴儿的被子，后来以此来借指未满周岁的婴儿。
春秋战国时期的主要诸侯国
春秋战国时期的主要诸侯国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数不胜数，今天就让为你介绍春秋战国时期的主要诸侯国，一起来看看吧。 春秋确实有几百个小国，但具体多少，估计永远是一个谜。非常遗憾的是，那些国家本来都有各自的历史记载，但是，只有鲁国的记载保存下来了，也就是“春秋”。如此的结果，估计是鲁国历史是孔子写的，至少他参与写了，而中国的历史基本是儒教写的，所以，孔子这个儒教祖师爷的东西才能保存，并且被扩张，而非儒教的墨家以及其他历史则被忽视，直到彻底消失。 春秋时期，简称春秋，前770年;前476年，东周的一个时期，春秋时代周王的势力减弱，群雄纷争，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称霸，史称“春秋五霸”。(一说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春秋时期之后是战国时期。春秋时期的得名，是因孔子修订《春秋》而得名。这部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现代的学者为了方便起见，一般从周平王元年(前770年)东周立国起，到周敬王四十三年(前477年)为止，称为“春秋时期”。 诸侯源自分封制，最迟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当时土地和连同人民，分别授予王族、功臣和贵族，让他们建立自己的领地，拱卫王室。封国的面积大小不一，封国国君的爵位也有高低。诸侯必须服从周王
室，按期纳贡，并随同作战，保卫王室。与此相关的有汉语著名成语即“烽火戏诸侯、挟天子令诸侯就出自这个时代”。 公元前9世纪，由于周厉王残酷统治发生“国人暴动”，诸侯各国原来一直服从周王，暴动以后代表中央政权的周王室对诸侯的控制力很弱，实际控制区只剩下几百里。进入春秋时期后，基本为混战时期，北方有燕、山戎;东边有齐;西方有秦、蜀、巴;南方楚、吴、越;中部从西至东依次为晋、卫、鲁，另外还有郑、陈、蔡、宋。诸侯列国实力不均，强国齐、晋、秦、楚、吴、越，春秋五霸在这一时期出现。客观上促进了诸侯各国分裂和统一。这一时期产生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哲学理论，如儒家学说、道家理论，学术气息极为浓厚，涌现了中国历史上难得的百家争鸣。战国时期以后，原来的晋国被赵、魏和韩“三家分晋”;吴被越所灭，越又被楚所灭;诸侯国只剩下了秦、楚、齐、燕、赵、魏、韩。 连续不断的战争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也引起中小国家的厌倦，加以晋楚两大国势均力敌，谁都无法吃掉对方。於是由宋发起，於周简王七年(前579)和周灵王二十六年(前546)，举行了两次弭兵会盟，从此，战争大大减少。 据史书记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有三十六名君主被杀，五十二个诸侯国被灭，有大小战事四百八十多起，诸侯的朝聘和盟会四百五十馀次。春秋初年，大小诸侯国见诸经传的有一百七十馀个，然其会盟、征伐事迹彰彰可考者，不外齐、晋、楚、秦、鲁、宋、卫、燕、陈、曹、蔡、郑、吴、越等十数国。
高中历史先秦春秋战国(教案)
先秦时期（二）----春秋战国 知识结构表 一、政治：选修 1、(改革)前4世纪中期，秦国商鞅变法。 *背景： ①时代特征：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荡、大变革和大发展时期 ②战国时期各国纷纷变法，以富国强兵，称霸诸侯 ③秦国落后于其他国家，客观要求通过变法以增强国力。 ④秦孝公希望建立功业,广纳贤才,主观上要求变法图强。 ⑤商鞅的变法宣传和改革精神。 *内容： ①经济上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 ②军事上奖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废除“世卿世禄制”。 ③政治上废除分封制，普遍推行县制；建立严密的户籍制度，制定连坐法。制定秦律 ④文化上“燔诗书而明法令”，加强思想文化统治。 ⑤社会风俗上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 *特点：全面性、有效性和在法律上确立封建制度 *性质：战国时期最彻底最成功的一次地主阶级改革。 *总体评价：
①推动秦国社会进步，促进经济繁荣，壮大国力，为后来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②对秦国以至中国历史的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 ③轻视教化，鼓吹轻罪重罚；加重广大人民所受剥削与压迫；未予旧的制度文化习俗彻底划清界限 2、(人物)中国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仁、礼的政治主张，性相近的人性论，“中庸”的哲学主张；创办私学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整理编撰了“六经”。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人，对中国和世界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 二、经济： 1、农业： 铁犁牛耕春秋出现、战国推广： 土地私有制确立： （1）原因：春秋时期，由于_______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地被大量开垦为_______ ，_______遭到破坏。 （2）经过：①公元前594年，鲁国首先规定：不论公田、私田，都要按_____收_____，这实际上承认了___________。 ②到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秦国的商鞅变 法，废除井田制，以_______形式确立了______________。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 （1）原因：①春秋战国时期，_______的出现和_______的逐渐推广，提高了___________。②______________的确立
春秋战国130余个国家的简介
秦国 秦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诸侯国。秦人是华夏族的一支，传说周武王因秦的祖先善养马，因此将他们封在秦。前770年，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秦始建国。从前677年起，秦国在雍建都近300年。雍城有宫殿区、居住区、士大夫与国人墓葬区和秦公陵园。 秦最初的领地在今天陕西省，在当时属于中国的边缘部分。一直到战国初期秦一直是一个比较弱的国家，也许正因为它地处偏僻，因此它一直没有受到其他国家的重视。在春秋时代它是一个比较不显眼的国家。就科学技术，文化等等而言秦在战国初期也比较落后。这个形势一直到前361年商鞅变法才开始改变。从此秦国开始不断强大。前325年秦惠文王称王。前316年秦灭蜀，从此秦正式成为一个大国。前237年嬴政登基，开始了他对六国的征服。从前230年秦灭韩国起，到前221年秦灭齐国，统一中国。 齐国 夏商时期，淄博地区先后出现了夏商王朝的属国爽鸠、季、适伯陵、薄姑等古国。西周建立后，功臣姜尚被封为齐侯，都营丘，建齐国。淄博由此成为齐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后经西周、春秋、战国，长达800余年。前221年灭于秦国。中间什么齐桓公呀管仲啊称霸啊什么的略，不废话。 晋国 晋国，周代诸侯国名，原名唐。在今山西省南部。到前403年晋国大夫韩虔、赵籍、魏斯三家自立为诸侯，晋国被分裂为韩、赵、魏三个诸侯国家。晋国国都为唐(今山西翼城)，晋献公迁都绛(今山西翼城东南），别都为曲沃（今山西闻喜县东）。 西周初，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今山西翼城西），为当时重要封国之一。叔虞子改称晋，后曾迁都于曲沃（今山西闻喜）、绛（即翼，今山西翼城）、新田（今山西侯马）等地。西周末年，晋文侯拥戴平王东迁洛邑，杀死在西周故地自立的携王，为东周的缔造立下大功，受到平王奖赏。 春秋初，晋国内部出现公室与贵族争夺君位的长期斗争。从晋昭侯元年（前745）封其叔成师于曲沃，到晋缗侯二十八年（前679）曲沃武公正式受命为晋侯，经过六七十年，才以旁枝取代大宗，重新建国。新建的晋国充满活力，武公之子献公（前676-前651在位）大力扩张，曾伐灭耿、霍、魏、虞、虢等国，并战胜骊戎、赤狄等族。其后因争夺君位，晋国发生短期内乱，但到文公（前636-前628在位）即开创霸业。城濮之战，晋国打败楚国，大会诸侯，被周襄王正式赐命为霸主。以后象秦、齐这样的大国都无法与之对抗。能长期和晋较量的只有楚，但双方互有胜负，形成两强更迭把持中原霸权的局面。春秋初年，受封于曲沃的公子成师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终于夺得君位。献公吸取这一历史教训，对同姓公族采取杀戮和放逐的策略，而任用异姓大臣为辅佐。灵公时，赵盾杀君更立他人，开晋大臣专权的先例。以后，各异姓大臣的势力愈来愈大。厉公（前580-前573在位）为加强公室、削弱强臣，曾利用大臣间的矛盾诛灭掌权的异姓大臣，但接着自己也被另两家大臣栾氏、中行氏所杀。悼公时（前572-前558在位）君权曾有所加强，但也未能扭转局势。昭公（前531-前526在位）以后，晋国形成强大的范、中行、知、韩、赵、魏六卿，公室已不复成为重要力量，六卿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加激烈。定公时（前511-前475在位）范、中行两家首先败亡。哀公四年（前453），韩、赵、魏三家又共灭知氏，三分其地，晋国实际上已被三家瓜分。烈公十九年（前403），周威烈王正式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静公二年（前376），韩、赵、魏三国废静公，建立近七百年的晋国灭亡。 重要事件 前739年，晋昭侯把曲沃封给晋文侯的弟弟桓叔，晋国被分成两个行政区 前679年，曲沃武伯统一晋国，周厘王封曲沃武伯为晋国君主，并列为诸侯，曲沃武伯改名为晋武公 前661年，晋国占领了耿国、霍国和魏国附：1 前656年，骊姬之乱，世子被迫自杀，重耳逃走 前655年，晋国使用假途伐虢之计，占据虞国和虢国 前651年，晋献公逝世，骊姬之乱结束，晋惠公即位。
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
度和家族制度
第一节宗法制度的产生及其早 期发展 ?家族由若干具有亲近的血缘关系的家庭组成。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我国古代的家族一直是以父系的血缘联结的，而若干出自同一男性祖先的家族又组成宗族。 《尔雅.释亲》即把由同一高祖父传下的四代子孙称为宗族,实际上有些宗族还可包括更多的世代。家族和宗族密不可分，有时甚至合二为一。所以，我国古代的家族制度与宗法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要了解古代的家族制度，必须首先对宗法制度有所认识。
所谓宗法，是指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标榜尊崇共同祖先，维系亲情，而在宗族内部区分尊卑长幼，并规定继承秩序以及不同地位的宗族成员各自不同的权力和义务的法则。它的具体内容在有关西周、春秋社会情况的文献记载中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其起源则可追溯到更远的世代。 宗法制度是由父系氏族社会的家长制演变而来的。在父系氏族社会，世系以父系计算，父家长支配着家族成员，甚至对他们有生杀予夺之权。。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宗法制度逐渐形成，它主要实行于统治阶级内部，成为调节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维护贵族世袭统治，奴役劳动人民的工
确定继统秩序和在宗族内部依血缘关系区分尊卑亲疏、规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二者相辅相成，是宗法制度的基本内容。与此相适应，为了加强宗族内部的凝聚力，祖先崇拜被推进到新的高度。 宗庙祭祀是头等重要的大事，由宗族中地位 最高的成员主持。同一宗族的人具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宗庙，共同的姓氏，共同的墓地，同受宗法制度的约束。
第二节西周春秋时期典型的宗 法制度 ?周人与商人相比，是个后进部族，但也很早就产生了宗法制度。《诗大雅公刘》提到公刘率领周人迁居豳地，周人“宗之君之。”为了维护统治秩序，西周统治集团结合本民族原有的习惯，在新的条件下对商代原有的宗法制度又作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使之更加系统。可以说在西周以及紧接其后的春秋时期，宗法制度已臻于完善，这一阶段的宗法制度最为典型,最为严密。。
春秋战国时期重点事件
春秋戰國時期重點事件 通常稱前770——前476為春秋，前475－前221為戰國。 要說平王東遷，要從平王之父幽王說起，周幽王在中國的歷史上可是鼎鼎大名，就是那個烽火戲諸侯的傢伙.幽王寵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廢太子（即後來的平王），立伯服。褒姒不好笑，幽王便無事舉烽火，諸侯以為有外敵入侵，帶兵齊至，褒姒大笑。後幽王欲殺太子，申候（太子的舅舅）怒，聯合犬戎攻打幽王，幽王再舉烽火，眾諸侯以為欺己，不至，幽王遂被殺於驪山之下，眾人推舉原太子為王，即平王，平王即位後，因憂於犬戎的威脅，遂東遷，遷都洛邑，從此周王室徹底衰落，各諸侯開始強大，春秋戰國拉開序幕。 前770 周平王遷都洛邑，周室衰弱，齊，楚，秦，晉始大。 前722 魯隱公即位。 同年鄭莊公（鄭由於輔佐王室遷都有功，主朝政，在五霸之前，鄭強盛，莊公於前701死後，諸子爭立，內亂，鄭國從此衰落）之弟段反，莊公伐之，段敗，出奔。由於莊公母與其弟同謀，莊公遷其母，並誓言：不到黃泉，勿相見（黃泉見母的故事由此而來）前719 桓王（平王孫） 前717 鄭莊公入朝，桓王不禮（因桓王之父，曾為質于鄭國，後死于鄭國，桓王由此怨鄭，後鄭又私自收割天子田之禾，其矛盾
愈深）。 前712 魯殺其君隱公，立桓公。（春秋戰國時期，弑君的事情數不勝數） 前707 周桓王伐鄭，鄭射傷桓公（君伐臣，臣傷君，由此看出，周王室的地位已尷尬的可憐） 前696 莊王元年 前694 魯桓公及夫人（齊襄公的妹妹）至齊，齊襄公（齊桓公之兄）與其妹私通（其無恥簡直令人瞠目），魯桓公察覺，大怒。齊襄公恐，令力士殺魯桓公。襄公眾弟因齊亂，紛紛出奔，次弟糾奔魯，次弟小白（後來的齊桓公）奔莒。 前693 周公黑肩欲殺王，事情敗露，王殺周公。 前686 齊襄公堂弟公孫無知殺襄公自立 前685 齊人殺無知，諸公子聞之，歸國爭位，齊桓公小白先入得立。魯派兵送糾歸齊齊發兵據之，魯敗，齊桓公遂令魯殺糾，囚管仲至齊。齊桓公任用管仲為相，齊國大治，後稱霸。 前681 厘王 前679 齊桓公會諸侯于甄，始霸。（齊桓公是春秋時期的第一個霸主，在此拉開了春秋諸侯國稱霸的序幕）（五霸之說歷來史學界爭論不休，一般是兩種說法一說是：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另一說是：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夫差，越勾踐。在這且不管這些爭論，暫取第一種說法）
宗法制度和专制制度
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 宗法制度是由父系氏族社会的家长制演变而来的。在父系氏族社会，世系以父系计算，父家长支配着家族成员，甚至对他们有生杀予夺之权。在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增加，私有财产也产生了。父家长死后，他的权力和财产需要有人继承，于是习惯上就会规定一定的继承程序，而一代代父家长生前的权威在其死后仍然使人敬畏，子孙们幻想得到他们亡灵的庇护，于是又产生了对男性祖先的崇拜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祭祀祖先的仪式。凡此种种，都为宗法制度的萌芽准备了适宜的土壤。 在宗法制度下，同一宗族的成员具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姓氏，在一定意义上又有共同的财产，参加共同的祭祀，死后葬于共同的墓地。 上古宗法尊祖、敬宗、收族的原则在经过一定的调整之后，得到了实际的贯彻，从而形成了以修宗谱、建宗祠、臵族田、立族长、订族规为特征的体现封建族权的宗族制度，这种宗族制度完全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在封建社会后期近千年的历史时期中同封建政权、封建礼教纠合在一起，起着长期而深刻的影响。一、宗法制度的其内容 （1）嫡长子继承的制度 原始社会早期实行禅让制，部落联盟首领是选拔的，不考虑血缘关系。西周王朝立国以后，从第二代君主周成王诵开始，推行嫡长子继承制这是社会政治制度的重大变革。嫡就是正妻，正妻之子称嫡子。其他妻子称庶妻，庶妻之子称庶子。嫡长子继承制的基本原则：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2）封邦建国的制度 封邦建国简称封建，就是分封制。国指诸侯领地。分封的目的就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周天子和邦国有一系列权力和义务的对应关系。天子对诸侯有巡狩权、命官权、迁爵权，诸侯对天子则有必尽的义务，如朝聘、进贡、出兵役。卿大夫的领地称为家，也叫采或邑。卿大夫也依此分封士。 （3）宗庙祭祀的制度 宗法制度十分强调尊祖敬宗。宗庙祭祀就是维护宗族团结的重要手段。周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太庙居中，然后分左昭右穆排列，总共祭祀七代君主。周代严格的宗庙祭祀制度，对于维护以家族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和巩固政权，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这一传统被历代统治者所继承，并发展成左宗右社的格局。左宗是宗法的标志。右社是国土的象征。 二、宗法制度的发展及其影响 １、家天下的统治此起彼伏 宗法制度的本质就是家族制度的政治化。秦始皇虽废除分封制，社会结构还是家天下的模式。《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嬴政登上帝位后宣布：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2、封建制的架构沿续不断 秦始皇虽然反对分封制，却继承了西周宗法制度另外两条主要内容——嫡长子继承和宗庙祭祀的制度。历代统治者不肯废除分封制，是因为宗法制度根深蒂固，血缘关系是社会政治结构的基础，所有的皇帝都需要庞大的血缘家族支撑自己的政权。废除分封制，就意味着这个基础遭到破坏。 3、家族化的体制根深蒂固 统治中国人的四权（政权、神权、族权、夫权）之一的族权，就是家族势力发展的结果。家族盛行的结果必然是家国同构，即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共同性，组织系统都是严格的父家长制。家国同构的格局，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忠孝相通的观念，即所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 三、专制制度的统治及其特征 中国的专制制度，从中国历史迈入文明社会那一刻起就已形成。中国封建社会总共2954年，就是说专制主义统治中国近3000年。 １、宗法势力极其强大 早期宗教活动就是祭神占卜。中国在东汉就已经产生本土宗教——道教，几乎与此同时，佛教也传入中国。它们在中国发展的历史都将近两千年。到了唐朝，国门大开，基督教、伊斯兰教也拥进中国，它们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也都超过一千年。 2 、经济基础相对稳固 君主专制制度的经济特点：1.土地的国有；2.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由小农经济构成的经济基础与专制制度相互适应。历代统治者为维护专制制度，必然维护这样的经济基础，也必然采取打击工商业的政策。我国封建社会在唐朝已经达到顶峰。由于专制主义的保护，小农经济基础非常牢固，因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始终未能在中国大地上
唐代、春秋战国著名建筑地点
唐代著名建筑地点 长安城：其遗址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的城区、东郊、南郊（大部分）和西郊（小部分）等大片地带。 洛阳城：为北魏永宁寺佛塔,建于北魏熙平元年（516），在北魏国都洛阳城内，现已不存，遗址在今洛阳市东。 芮城：广仁王庙在山西芮城县城北4公里古魏城城垣遗址内 平顺：天台庵位于山西省平顺县城东北25公里处王曲村口的坛形孤山上，始建于唐末天祜四年(公元907年)。 五台县：南禅寺位于山西省五台县西南的李家庄，离县城二十余公里。重建于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距今1200多年。 五台山：山西佛光寺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五台山佛光寺，位于山西省五台县的佛光新村，距县城三十公里。 唐代著名大城市 长安（西安） 洛阳 扬州 益州 广州 泉州 长安、洛阳是当时的首都 扬州、成都是以商业的繁荣而文明，有扬一益二之称。益州是成都的别称。 广州、泉州是当时著名的港口，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点。
春秋战国时期著名建筑主要是列国的都城 东周王城洛邑：东周王城遗址位于今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遗址上多为现代建筑。齐国临淄：临淄齐国古城是中国西周至战国齐国都城遗址。在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旧临淄县城)的西、北面，东临淄河，西依古系水。 燕下都：地处河北省易县县城东南的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即今天的高陌乡及周边一带， 赵国邯郸故城：中国战国时赵国都城遗址，在河北省邯郸市，是已知战国时期惟一的一座宫城和大城不相连的都城。 秦咸阳城：位于陕西省咸阳市东15公里的咸阳塬上、为何的北岸。 楚郢都：郢都是南方的霸者楚国的都城，位於湖北省荆州北面离城8公里的纪南城郑韩城：河南新郑本是春秋时期的郑国都城， 宋代 著名建筑 开封铁塔、 湖南岳阳楼、 岳麓书院、 江西赣州城墙（国务院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唯一保存完整的宋代城墙）、 赣州八镜台、 石城宝福院塔（建于宋崇宁元年，江南佛塔）、 香港宋王台、 杭州岳王庙、 巩县宋陵、 赣州赣县县学、 南昌西山万寿宫、 天师府等。
春秋战国习题精选
习题精选 一、选择题1．下列哪一项标志着周王室在春秋时代的地位一落千丈，仅存虚名( ) A．周郑交恶 B．齐桓公挟天子以令诸侯 C．周平王迁都洛邑 D．三家分晋 2．下列哪一项不是春秋时代齐国管仲改革的内容( ) A．案田而税 B．寓兵于农 C．废除井田 D．士农工商专业分居 3．下列哪一项是在春秋时代的齐、楚两国之间发生的( ) A．城濮之战 B．召陵之盟 C．苏秦合纵 D葵丘会盟 4．下列对春秋时期各国称霸的顺序描述错误的一项是( ) A．齐一晋一秦 B晋一秦一楚 C．秦一宋楚 D．齐一秦一晋 5．确立楚庄王霸主地位的重要战争是( ) A．城濮之战 B崤之战 C．邲之战 D．弭兵之会 6．战国初期，上党地区在下列哪一个国家的控制范围之内( ) A．韩国 B．秦国C．赵国 D燕国 7．下列哪一项不是战国时期齐国对外扩张的行为( ) A攻取燕国下都 B．两次打败楚军 C．与秦国同时称帝 D．公元前286年灭宋 8．春秋后期，华夏诸国征服并吞并了许多周边的少数民族，其中被秦国所灭的是( ) A．白狄 B．西戎 C．犬戎 D赤狄 9．下列哪一项无法体现春秋战国时代公室与私家势力之间的相互斗争( ) A．田氏代齐 B．三桓专鲁 C．三家分晋 D．李悝变法 10．下列哪一项不是战国时代魏国李悝变法的内容( ) A．实行平籴法，维持经济秩序 B．打击贵族势力，将其迁至荒凉地区 C．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扩大国家收入 D．废除传统的世卿世禄制度，选贤任能 11．下列对战国时代各国变法改革描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实际上是以法家思想为核心进行的社会改革 B．秦、楚、魏国的变法改革都比较成功 C．为后世的政治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 D．商鞅的变法改革中有一部分源于三晋 12．下列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同国家对应不正确的是( ) A．郢爰一楚国 B刀币一齐国 C．铲币秦国 D蚁鼻钱一楚国 13．下列哪一项制度不是战国时代开始推行的( ) A．“上计”制度 B．“玺书”制度 C．俸禄制度 D．军功入仕制度 14．郡县制度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政治变革中最显著的一个方面，下列选项中，错误的是( ) A．春秋早期郡的级别在县之下 B．战国时代郡多设于边地，主要是为了巩固边防 C．战国时代县已经具备了比较完整的地方行政职能 D．春秋时期县的设立主要通过灭亡邻国改设产生 15．下列选项中，与“履亩而税”相一致的做法中不包括( ) A．“作爰田”B“初税亩” C．“量人修赋” D．“自爰其处” 16．《孟子·告子》载：“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所狩也；诸侯朝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所事者……～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甲师移之。”此材料反映的历史现象是( ) A．周初的分封制 B．周王室对诸侯失控 C．春秋时诸侯争霸 D．齐桓公称霸 17．城市的发展在春秋与战国之间的区别不包括( ) A．战国时代的城市在经济职能上远远超过了春秋 B市场是战国时代城市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C．春秋时代城市的基本性质是政治中心 D．春秋时代的城市规模相对比较小，人口不多 18．春秋战国时代，小农经济出现的最主要的条件是下列哪一项( ) A．各国变法承认土地私有 B．牛耕逐渐普及开来 C．铁制农具出现并逐步推广 D．家庭观念越来越强19．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局面，是我国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激烈的争鸣中，有着融合的趋向，下列选项中，不能体现这一特点的是( ) A．孔子的天命仁学 B韩非子的法、术、势 C．邹衍的阴阳五行之说 D．吕不韦编纂《吕氏春秋》 20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高潮时期，下列成果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是( )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异同点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异同点 战国诸子百家，儒道墨法最为声名显著，虽争鸣对立而实渊源流长。儒家鼻祖孔子，曾适周问礼于道家始祖老子；墨家出于儒家；法家集大成者韩非乃是儒家大师荀子的学生，且韩非深受道家影响，《解老》《喻老》即是明证。四家虽渊源深厚，然亦经历了争鸣、结合、重组的对立与融合过程。 一、儒墨、道法四家的对立点与相同点。儒道墨法四家，就其对待“人”和“社会”而言，可以分为两类： 1、儒家和墨家，两家虽表现为对立，然墨家出于儒家，故“天志”之与“天命”，“兼爱”之于“仁”，何其相似！儒墨两家，均重视人与人之情感，表现为“以人为本”，关爱社会，只不过儒家是知识分子为统治者着想，希望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盛世，最终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而墨家则是手工业者为下层劳动人民着想，建立一个“尚同”“尚贤”的小生产者的乐园。 2、道家与法家，法家与道家渊源密切，申不害、慎到，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深受道家影响。此两派虽然社会观炯然不同，然出发点却很一致：都是从自然主义出发，道家提倡“道法自然”，目的是恢复“结绳而治”的“小国寡民”的氏族社会，其本质仍然是代表下层知识分子和劳动者；法家则从道家吸取了自然主义，从自然动物性的“恶”来定位人本性，制定了法、术、势三结合的一整套统驭之术，专门为上层统治者作独裁服务。 二、儒道墨法在汉代以后的整合。虽然儒家和墨家，道家与法家各有相同之处，然而，因为各自立足之本位不同，故自汉代始，不断整合。首先是汉初，吸取秦亡的教训，“法道合流”，用道家来包装法家，汉初黄老之术盛行，其本体曰“道生法”，是为“道法家”。然而，因为其各自代表的阶层利益不同，特别是汉武帝时，综合国力强盛，故这个联盟很快瓦解，因为统治者驭人则可，一切法“自然”则绝对不能。故此时，董仲舒应运而生，“阳儒阴法”外加阴阳，即以法家为骨骼、以儒家为血肉肌肤、以阴阳家为外衣装饰。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实际上是儒家和法家的有机结合，二者一拍即合，影响中国政治历史两千余年。而自汉代始，道家和墨家也开始相互融合，它们亦和阴阳家，特别是先秦神仙方术相结合，组建了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即以墨家的严密组织与纪律，与道家的精神有机结合，而笼罩以神仙方术阴阳五行。 个人观点：儒家法家，道家墨家何以自先秦严重对立而于汉代如此结合？从根本上说，儒家法家都是为统治者着想，道家和墨家均代表没落或下层知识分子，或劳动者的利益，各自所代表直接层利益一致。在先秦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明显带有区域性色彩，当是时，国家尚未统一，全国性的统一阶层亦尚未形成，故百家争鸣、互相攻讦。一俟统一与一统，则全国文化整合，阶级、阶层整合，故诸子百家之儒道墨法重新有机整合，瓦解构建、优势互补，也就不足为怪了。 乐山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12级初教一班 姓名：徐林山学号：12371055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服饰文化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服饰文化研究 摘要：楚文化是源于长江流域的古老文化，楚辞和楚艺术品作为楚文化的典型，都具有浪漫型艺术的审美特点。凤是楚艺术典型的“意像”代表形式，楚人深受巫术影响，以异化的手法创造的楚艺术品展现了以“丽”为美的楚国造型艺术的设计特色。 关键词：楚国服饰文化 一、引言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我国服饰的文化也是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其种类多样性、做工精美性都是我国古代人民智慧的表现，而且更反映了我国古代各个时期的文化意识形态。深衣作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服饰，在我国服饰进化史同样占据了意义非凡的地位。此次的服饰与中国文化课程中，深衣更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面是我就自己查阅的资料以及书籍后对深衣的一些自己的看法和理解。深衣是中国古代一种上衣下裳相连、被体深邃的服装，是我国最早的服饰之一。深衣的流传时间长，影响也是十分深远，以致现在的衣着服饰都有深衣的影响存在。深衣的形式大体上都是上衣下裳，而且保守，所谓“深衣”，就是指这种衣服把自己的身体深深的包裹起来。古代有俗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允许暴露在外面。 西周初年，荆人的残部主要是季连的羋姓后人，已西迁至丹水与淅水之间。鬻熊为首领时，审时度势，率楚民背弃商纣王，西行投奔周文王，并受到周文王的器重，周武王继位后，有图南之意，楚人觉察后，在鬻熊之子熊丽的率领下，举部南迁至睢山与荆山之间，暂时避栖于荒野之地。周成王时，周公避祸于楚，楚人敬之如上宾，周公大感其德，周公回朝后诉说此事，感动了周成王，于是周成王封熊丽之孙熊绎为楚君。荆楚开始跻身于诸侯之列，楚国正式诞生了。 楚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惨淡经营，至熊渠时初露峥嵘。熊渠是熊绎第四代孙，是一位既有才识又有进取精神的君主，他整军习武，趁着中原动乱之机，开始了开疆拓土的进程。三苗早已归顺荆楚，熊渠把征伐重点放在西部和东部。在西征中，攻打了庸国（今湖北竹山境内），拉开了拓疆序幕。在东讨中，楚人攻打了位于今湖北中部的扬越，势力推进至江汉平原。接着远征，攻打了位于今湖北鄂州境内的鄂国。征战既后，楚国逐渐兴盛起来，真正立于诸侯之林，熊渠离经叛道，分封3个儿子为王，镇守长江中游的3个要地：虽然在周王朝的压力之下，熊渠取消了3个儿子的王号，但楚国仍然在江汉平原扎稳了根基。 二、战国时期楚国服饰和旗帜的颜色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教学设计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教学设计） 长治县二中张红星 一、教材分析 （1）教材的地位和特点 百家争鸣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其思想对中国回世影响深远，在世界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至今仍然在世界各国广泛传播。其特点是内容庞杂，联系广泛，理论要求度高。 （2）教材的内容 本节课的学习内容：高中历史必修三第一单元第一课《孔子和老子》与第二课《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由于这两课都讲的是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在时间上、内容上有链接性，所以作为复习课，这两课可并在一起复习学习，形成系统的学习体系，可以使学生系统的认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发生、发展的全过程。 二、学情分析： 本校学生普遍学习基础薄弱，加之处在会考前的复习阶段，时间短，复习任务重。复习阶段，学生对重新学习的内容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如何达到事半功倍的复习效果，寻找既能提高复习效果，又能使学生对重新复习的知识不感到枯燥，就显得尤为重要。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普遍对历史科知识存在极强的好奇心和探知欲，所以教学这节课内容要兼顾学生的趣味性、哲理性、探究性的综合运用，以此带动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提升学习效果。 三、教学目标： 1. 知道诸子百家及其各自的思想主张。知识点要求牢固掌握，历史概念内涵要正确把握，特别要构建知识的整体性、结构性和系统性。 2. 认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四、复习重点：诸子百家及其各自的思想主张。 五、复习难点：探究诸子百家思想的核心内涵和意义。 六、导学策略： 由现实生活中学生常见的问题入手，引出本节课的学习内容，然后引导学生依据学案设计的一系列问题或情境完成对本节课历史知识的自主学习和引深探究，最后再从学习历史的情境回归现实。 七、教学用具：多媒体 八、教学过程：（五个环节） 1、第一环节：教师展示问题，引发思维 (用多媒体展示案例) 最近咱们学校的学生公寓楼里脏乱差、浪费等问题比较严重，尤其是一些男生宿舍屡上红榜。尽管学校政教处屡屡通报批评，但一些宿舍的脏乱差现象和某些学生的浪费现象依然如故。请从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思想派别出发，分别给出解决办法。 儒家：_______法家：_______ 道家：_______墨家：_______ （这一环节问题在叫学生解答时，学生感觉难答。我及时引导学生带着这个问题，进入第二环节学习。）
宗法制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1.谈一谈古代的宗法制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言之有理即可） 中国的家族制度在其文化中所处地位之重要，及其根深蒂固，亦是世 界闻名的。中国老话有“国之本在家”及“积家而成国”之说；在法制上，明认家为组织单位。中国所以至今被人目之为宗法社会者，亦即在此。 ——梁漱溟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 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 ——梁启超宗法制是以血缘为纽带，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制度和规范体系。 依据血缘的亲疏远近而形成“贵贱有等、上下有别、尊卑有序”的宗法等级制度，兼具政治和法律两重性。宗法制度虽在西周末年瓦解，但宗法传统、精神理念已广泛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积淀成为中国社会调整人际关系、规范伦理道德的社会传统和文化精神，使中国文化成为伦理型文化。本文在梳理宗法制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简要分析了宗法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一、宗法制的起源及发展 （一）宗法制的形成 宗法制的社会基础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家长制家庭和夫权制婚姻制度。 华夏先祖生活在土壤肥沃的中原一带，农业文明是华夏文明的基础。不像牧民和商人那样迁徙不定，农民往往祖祖辈辈定居在一个村落中，并
形成了“固土重迁”的心理传统。由于在一个地区长期生活，世代繁衍，为了自助自卫，血缘关系便自然成为把人们联系起来的纽带，形成了宗族自治体。这种血缘宗族不仅体现为一种社会关系，更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政治组织，形成一套严格规定了“辈分、嫡庶、长幼、主从”的等级秩序。由于财富大都由男子创造，于是夫权和父权得以确立。父亲在家族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对家族成员具有生杀予夺之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增加，私有财产逐渐产生。父亲权力和财产，在他死后需要有人继承，于是逐渐形成一定的继承程序。父亲生前的权威在他死后仍使人敬畏，子孙们幻想得到他们亡灵的庇护，于是又产生了对男性祖先的崇拜及种种祭祀祖先的仪式。凡此种种，都为宗族制度的滋生准备了适宜的土壤。 从父系氏族社会对男性的尊崇及夫权、父权的确立，到形成以父权、 族权为特征的完备的宗法制度，还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在部落联盟时期，“从尧到舜，从舜到禹”实行的是“禅让制”。然而，在禹死后却将天下传给其子启，这就把禅让的官天下变成了传子的家天下。王位世袭使统治机构中的血缘关系得以保存，“家族”与“国家”结为一体。经商代对家族中“大示（大宗）、小示（小宗）”的区分，到西周，宗法制发展成为完备的制度体系、规范体系，并与分封制结合，形成“宗法等级网络和政治等级网络一体化”的国家组织。 （二）宗法制的发展 春秋时期，作为天下大宗的周天子式微，以下凌上，僭越礼制的现象 普遍发生，严格意义上的宗法制度开始瓦解。战国时期，郡县制、官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