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李约瑟难题_求解述评
天津师大学报
一九九八年第一期
“李约瑟难题”求解述评
赵 国 杰
内容摘要 李约瑟爵士在研究科学技术演化时,提出一个被学术界称为“李约瑟难题”的严肃而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为什么这种科学的大振兴或大革命,不在中国或印度发生,而是在西方发生?”此文旨在比较国内自改革开放以来,不同于主流解答的四种有代表性的求解:即金观涛等的“整体研究方法”,刘志一的“思维决定论”,王淼洋的“哲学一元化畸型发展论”和林毅夫的“科举制和激励结构论”,以期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
关键词 李约瑟难题 整体研究方法 思维决定论 哲学一元化畸型发展论 科举制和激励结构论
问题的提出
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在考察科学技术演化时,曾明确指出,无论是在以前的千余年,还是近五百年,中国的科学“事实上一点没有退步”,“一直在稳缓地前进”;而西方在经历了“几乎没有任何技术上的建树”的黑暗的中世纪之后,“文艺复兴来了,发生了科学大革命”。这就向人们提出了一个严肃而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为什么这种科学的大振兴或大革命,不在中国或印度发生,而是在西方发生?”这就是所谓的“李约瑟难题”。
如何破解“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破解”的答案是:中国是“官僚体制”,此制度的存在主要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种制度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之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中国的官僚体制最初适宜于科学的成长,然而,它却阻碍了重商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所以,它没有能力把工匠们的技艺与学者们发现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因此,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没有成功地实现向现代的过渡,故而落后了。
本文旨在比较国内对李约瑟难题较有代表性的四种解答,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
金观涛、刘青峰的整体研究方法及其解答
金观涛等引进了一种“整体研究方法”来解答李约瑟难题。①整个研究由三个部分组成:第
一部分是科学技术的整体观。他们认为,西方在17世纪后出现科学技术革命,是由于确立了保持科技加速发展的“近代科学技术结构”。第二部分是近代科学技术结构的诞生与成长。他们发现,这是西方不断演变的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三部分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他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规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结构不可能向近代科学技术结构转化。从总体上看,中西科学技术发展态势如图1和图2所示。
图1 西方科学技术水平累加增长曲线 (纵轴表示科学技术成果积分对数值)
图2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水平累加增长曲线
技术成果积分对数值,A、B、C、D分别为西方的理论、实验、技术和总分赶上中国的交叉点)
图1和图2表明,从17世纪开始,中国科学技术之所以落后于西方,实际上是因为西方科学技术出现了加速发展。因此,分析西方近代科技加速发展的机制,就成为解决李约瑟难题的一个出发点。金观涛、刘青峰从图1和图2所标示的特点,即中国的科学理论、实验和
技术三条曲线长期相互分离,技术线远高于理论线、实验线;而西方的三条曲线相关性较大,三者之间在16-17世纪后形成了某种相互促进的结构,从出现二者的巨大反差出发,进一步考察西方科学技术净增长趋向后认为,16、17世纪,西方科学理论和实验成果的增长出现高峰,且峰值相互交替,正是理论→实验→理论循环加速机制作用的结果。而图中技术成果并没达到相应的结果,这表明技术→科学→技术这第二个循环机制尚未真正形成。从历史上看, 16、17世纪的确仅仅确定了构造性自然观和受控实验系统。技术发展高峰的出现要等到18世纪的工业革命。这表明,科学成果的社会化需要两个历史条件,一个是开放的市场经济结构的确立,一个是适应构造性自然观和受控实验系统的近代开放性技术结构的形成。
至此,金观涛等认为,西方科学技术在17世纪后形成的近代科学技术结构,使得西方科学技术发展日益加速并超过了中国。这个近代科学技术结构是由三个子系统组成的,其理论结构为构造性自然观,实验结构为受控实验体系,技术结构为开放性技术体系,它们之间的相互适应性,则是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循环加速发展的内部机制。(参见图3)
图3 近代科学技术结构
那么,为什么西方能确立近代科学技术结构,而技术发达的古代中国却不能呢?
金观涛、刘青峰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科学技术结构,这种结构与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是十分适应的。
据金观涛的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不同于欧洲封建领主经济的地主经济,政治结构是大一统的官僚政治,意识形态结构是儒道互补的文化体系。这三个子系统相互适应,相互调节。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政治形态和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地主经济,决定了它的技术结构是“大一统型”的,封闭性的。理论和实验结构则与以儒家为正统、道家为补充的文化结构相适应。儒家直观合理外推的思想方法以及伦理中心主义的哲学观,使得中国古代科学理论成为具有无神论与经验论倾向的有机自然观,实验相比之下格外薄弱,它是经验的、神秘主义的和非受控的,如下页图4所示。
近代科学技术结构的形成与发展有三个必要条件:(1)原始科学结构的种子;(2)大一统型的通讯技术;(3)社会结构的转化,即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化。
西方首先具备了第一个必要条件,古希腊时期就已形成原始科学的种子;中国古代的大一统通讯技术相继传播到西方,从而使之具备了第二个必要条件;中世纪后期封建欧洲转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为第三个必要条件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反观中国,在这三个必要条件中,有两个是中国封建社会都不曾具备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中的社会文化模式既阻止了原始科
学结构种子的自我产生,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原始科学结构种子的外部传入。另一方面,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历史进程呈现出周期性振荡,没有出现向新社会结构的转化,从而彻底阻断了新科学技术结构形成的道路。
图4 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与技术结构
金观涛、刘青峰的分析,尽管利用了整体分析方法,提出一系列系统、结构、超稳定系统、“大一统”等概念,来求解李约瑟难题,但在我们看来,其比较分析的参照依然是以西欧为摹本,难免“西欧中心论”的遗痕与烙印,其结论也无非归结为中国社会结构变动的迟滞阻抑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结构的形成,而社会结构变动迟滞的原因,则是他们反复宣称的超稳定系统论。这与林文照、潘永祥、张瑞琨、郑积源、杜石然等所谓“近代科学之所以不能在中国产生,……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是和资本主义何以在中国始终得不到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无实质差异。其分析仅仅停留在宏观的外显的层次上,几乎没有涉及作为科学技术发展之主体的人的分析,特别是没有涉及东西方思维这类微观内隐层次的差异,这无疑使其分析及结论丧失了相当的逻辑与实证力量。
刘志一的反论及其“思维决定论”
刘志一认为,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技术的原因自然很多,但“决定性因素在于有机统一观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制约造成的失误,而不是其它”②。
他直接批评金观涛、刘青峰的观点为“政治决定论”(我认为,称“社会结构决定论”更符合金观涛本意)。刘志一认为,“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技术的原因,不能到中国没有资本主义经济上面去找”③。
那么,造成东西方科学技术发展曲线差异巨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刘志一认为,如果说是政治经济、地理环境、气候变迁、民族性格、哲学思想,……看来都似是而非。只有东西方人种的思维方式的巨大差异,才是形成东西方不同科学技术发展曲线的根本原因。而构成东西方人种不同思维方式的根本原因,则是地理条件、生态环境、生活方式等诸多因素长期作用于人的体质所产生的脑与神经系统应变模式的遗传与变异造成的。
他认为,东方人种的长期生存条件形成的思维方式,是唯物辩证的、宏观观控的有机统一观。其本质特征是:注意宏观观控,轻视微观分解;注重定性把握,轻视定量分析;注重应用效益,轻视理论思辨;注重横向联系,轻视纵向深入;注重群体共存,轻视个体独立;注重情感交融,轻视理智控制;注重经验积累,轻视实验测定;注重因果关系,轻视元素分解,等等。与此相反,西方人种长期生存条件形成的思维方式,是形而上学的、微观分解的机械分解观。其本质特征则恰恰完全与东方人种思维方式特征相反。因此,人类社会需要的、以应用效益为目的的、宏观观控性质的古代科学技术,绝大多数都在中国产生,就不足为奇了。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陷使西方人在古代科学技术领域建树极少,到近代科学技术进入微观分解阶段才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其潜在能量,作出了巨大贡献。
刘志一认为,人类社会在远古时代就已产生了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导致人类的科学技术在东西方经历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因此,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关系不是“落后”与“先进”的关系,而是承前启后、继承发扬的关系。对它们“不能作并列前进的先后程度的比较,而应作交叉相会的剖析”④。
他认为,在整个人类科学技术沿着从宏观实用到微观分析、再到宏观综合的发展道路前进的历史进程中,东西方人各自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和两条不同的路线发展着:中国人在有机统一观思维方式的指引下,从宏观实用把握开始,逐步向微观观控前进;西方人则在机械分解观思维方式的指引下,从微观分析思辨开始,逐步向宏观实用把握前进;双方相对而行,并非并肩前进。因此必然出现一个交会期,即相互转化期:中国由宏观转向微观;西方由微观转向宏观。
刘志一的观点与分析的确是对“李约瑟难题”的一种特殊解答。但我们认为,他并不是回答李约瑟难题,而是沿着西方、东方人种不同+长期生存条件不同→科学技术发展不同→东西方科学技术发展不存在先进与落后的逻辑思路,取消了“李约瑟难题”。他之所以要选择这样一种特殊的研究路线,固然是他认为“用别的什么理由都无法作出合理的回答和解释,特别是无法回答‘李约瑟难题’所提出的内容,只有用思维方式和思维发展的不同特征与不同方向才能予以合理的解答”⑤;同时,还由于他力求“消除近百年来形成的‘西欧中心论’和‘中国近代落后论’……等偏见……”⑥。
作者的探索精神值得称道,“西欧中心论”也是应该批判的,但是“中国近代落后论”恐怕是难以否定的历史事实。总不能说进入资本主义的国家落后于封建专制国家吧!总不能说,发现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国家落后,发明使用蒸汽机、电动机、核动力的国家落后;而连微积分、牛顿力学都是从外部传入,使用牛力、马车,必然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反而先进吧!从消除一个事实上存在的“中国近代落后”出发,走到取消“李约瑟难题”的逻辑之路,必然大大降低了刘志一论证的逻辑力量。
受篇幅之限,这里只想集中谈一个问题:东西方人种的思维方式真的存在截然的对立吗? 首先,如果我们将东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考察上溯到古希腊和春秋战国,可以看到,希腊的第一批自然哲学家泰勒士、阿那克西曼德、毕达哥拉斯以及德谟克利特等人,都是以宏观观控思维直观地从总体上探索宇宙的始基,同时研究其结构的。这些自然哲学家研究的自然问题是通过论战和辩论方式进行的。这种通过辩论揭示真理的艺术被称为“辩证法”。因此,很难说西方人种的思维模式从一开始就是微观分析的形而上学的机械分解式的。如果考虑到
苏格拉底、柏拉图和赫拉克里特等古希腊辩证法大师,以至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近代辩证法大师的辩证思维成就,我们很难说仅凭周易、老子、庄周可与之媲美的寥若星晨的成就,就可以断言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辩证唯物性和宏观观控性。也许还是恩格斯的看法更符合实际:“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如果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⑦。
其次,据王淼洋的研究⑧,中西科学思想具有极大的对应性:数术对应于毕达哥拉斯的“数字学”;阴阳学说对应于西方的二元宇宙论;五行学说对应于古希腊的四元素说;“天人感应”说和“大宇宙、小宇宙”论相对应。因此,中西科学思维方式与成就至少在早期并不存在如刘志一所论断的巨大差异。当然,中西科学思想也存在差异,但最大的不同则是一元论和二元论的区别。中国的特点是一元论,即表现为统一整体的宇宙观。在这种宇宙观中,不存在主体与客体、心与物等等的对立,它强调的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以及心与物归于统一的“直觉”,它追求的是“生命之树”。中国人科学思维方法上的这种一元论的片面性,显然是不利于科学本身发展的。与此相反,西方的特点是二元论,即表现为一种精神与物质分离的极端二元论的宇宙观,强调人与自然、心与物的分离,追求的是“知识之树”。尽管一些严肃的西方学者对这种二元论观点采取严厉的批判态度,称之为“欧洲的精神分裂症”,但历史的辩证法恰恰是证实这种“精神分裂症”有利于近代科学的发展,中国的有机统一论则不利于其发展。
因此,我们认为,刘志一关于东西方人种思维自始至终的差异导致或决定了东西方科学技术发展模式差异的论断,是值得商榷的。
王淼洋的“哲学一元化畸形发展论”
王淼洋认为,东西方科学技术发展存在重大差异的“关键不存在于‘西方长于什么和东方长于什么’这样简单的对照上,而是在于西方实际上做到了各种相反思想和思维方式之间的平衡或协作”⑨。据此思路,他推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可以一直追溯到中国古代哲学一元化的畸形发展。”当然,他同时也指出,“至于西方民族思维健全发展过程得以延续,而东方民族思维健全发展过程却被中断,其各自的原因都必须从它们各自的社会政治传统中去寻找”βκ。
他认为,中西社会发展过程的不同集中体现在:(1)进入文明社会的途径;(2)进入文明社会后建立的政治体制;(3)在文明社会受封建专制束缚的程度βλ。
他认为,西方的“民主政治”与中国宗法专制各有优劣长短,但仅就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健全思维的发展来说,民主政治似乎比宗法专制要有利一些。宗法专制的结果就是导致民族思维健全发展过程的中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乃是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
这样,王淼洋似乎又回到了金观涛的封建制度过长导致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政治决定论”、“商业决定论”。
林毅夫的“科举制和激励结构论”
林毅夫认为,中国没有成功地从前现代时期的科学跃升到现代科学,这或许与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有一些关系。然而,问题的根源并不是由于中国的制度抑制了知识分子的创造力。实际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激励结构使知识分子无心从事科学事业,尤其是做可控实验或对有关自然的假说进行数学化这类事情。林毅夫具体地强调了,既不是儒家理论、政治意识形态的统一,也不是科举制度本身抑制了中国的天才们发起一场科学革命,真正起阻碍作用的,是科举考试的课程设置和其激励结构。
为解开“李约瑟难题”,林毅夫提出了一个假说:前现代时期,大多数技术发明基本上源自于工匠和农夫的经验,科学发现则是由少数天才在观察自然时自发作出的。到了现代,技术发明主要是在科学知识的指导下通过实验获得的;科学发现则主要是通过以数学化的假说来描述自然现象以及指导可控实验方法而得到的。当然,这样的工作只有受过特殊训练的科学家才能完成。在前现代时期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模式中,一个社会中人口愈多,经验丰富的工匠和农夫就愈多,社会拥有的天才人物就愈多,因而社会的科学技术就愈先进。中国在前现代由于人口众多,所以在这方面占有比较优势。中国在现代时期落后于西方世界,这是因为中国的技术发明仍然依靠经验,而欧洲在17世纪科学革命的时候就已经把技术发明转移到主要依靠科学和实验上来了。而中国没有成功地爆发科学革命的原因,大概在于科举制度,它使知识分子无心于投资现代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人力资本,因而,从原始科学跃升为现代科学的概率就大大减低了。βμ
林毅夫的观点与众不同,是颇有创见的探索。可惜,他既未能以中西人口数量对比半定量地揭示人口与科技水平之间的关系检验自己的假说,而且也很难从西方科学史中找到足够的史料证实他关于“欧洲在17世纪科学革命的时候就已经把技术发明转移到主要依靠科学和实验上来了”的论断。没有前者,就无法证实中国前现代科学技术的优势;没有后者,就无从破解“李约瑟难题”。
上述四种解答力求从不同侧面破解“李约瑟难题”,但这些解答之间存在分歧与矛盾,故经历几十年的艰难探索,“李约瑟难题”依旧存在,求解尚需努力。
注:
① 《金观涛、刘青峰集——反思、探索、创造》,203-321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②2⑥ 刘志一:《科学技术史新论》,185、185-186、227、148、3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
⑦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30—31页,人民出版社,1971。
⑧2βλ 王淼洋:《比较科学思想论》,81—125、127、127、127—130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
βμ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农业发展》,271—272页,上海三联书店,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