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协定》中美合作协议18条款探究(图)

1944年《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协定》

安全外交中美合作协议18条款探究

作者：Lee A.Gladwin译者：杜娟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协定》影印件

戴笠在上海招待中美合作所美方人员

1942年6月1日，早在第一批分遣队到重庆之前，约瑟夫·温格上校便开始着手建立他的“友谊安全档案”。长年积累的资料，说明中美合作的安全上的问题及注意事项。他的备忘录中记载到：

3月29日（1943年），中国驻华盛顿海军部急电重庆，大意为：“美国人在敌战区加强了空中运输力量，应对范围从帝汶岛(马来群岛中一岛)扩展到89466（尽管我们现在还没破译此单词，但是肯定是5个英语字母的地方）的进攻。”

显然，这不足以证明中国密码不安全，需要提供更直接的证据。很快机会来了，霍尔科姆队长一到重庆便发电报要求担任“友谊”计划的指挥。他要求“解决JN-20设备”以便向“长江和中国沿海”提供“更有价值的情报”。尽管是“小型系统”，温格指出“进出特鲁克岛的所有船只活动都能监测，它甚至还可帮助破译其它系统，如JN-25”。起初，他想借此机会，用JN-20“作实验”以取得测试中国密码安全性需要的相关证据。在同一备忘录里，他提醒海军作战司令部办公室海军通讯安全处斯通“对中美合作协议关于友谊小组获取的情报需经中国特工戴笠和梅乐斯上校的联合签署一条还需深入探讨”。6月16日，温格说“就我们与中国的协议来看，有潜在危险”，“需汇报商榷”。

斯通给海军司令部通信系统指挥部指挥官的备忘录中分析到：

考虑到霍尔科姆在重庆可能提供情报的安全性，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用可能损失特鲁克岛地区的航运资料的代价来获取中国长江和沿海的航运资料是否划算。

本页底草草地写着备注“现暂时搁置”。

6月21日，一份作为妥协的电报称“中国的特工小组和中国无线情报工作由行政长官、重庆机要秘书袁决定。而袁是一名被日本收买的间谍”。温格指出这与梅乐斯的“中国特工头子戴笠只向委员长报告工作，中美合作所的运作细节对其它中国官员高度保密”的保证相抵触。

截获的3页日期为1943年6月10日的日军从南京至广东的情报令人不安，情报用墨水笔划着着重线：

军事情报调查局的情报网的工作非常高效。这个情报网将有关日军对大英帝国及美国的作战计划、装备情况等所有情报收集后送出，不断监听日军组织之间的无线情报。他们破译了70%的日本外交部电报，不停地截获战舰、特别是航母情报。

温格当然在他不断扩大的“友谊安全档案”中记录下这些以及其他事件。在随后的几个月他增加了更多的内容：1943年6月10日，日军从南京发往广东的情报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驻重庆机要秘书袁无偿向日本提供关于国民党和军统的无线情报网的情报。

1944年4月8日，驻华大使克劳伦斯·高斯指出需在中国建一条特别有安全保障的渠道来处理相关事务。

1944年5月4日，一条日军自中国广东发往缅甸仰光的情报表明中国情报已被破译。

日本战俘陈述“中国无线情报是最早被破译的，因为密

码方式与日本的密码方式相似”。

1943年6月24日，梅乐斯收到一份袁已被日本收买的特别情报。是否有人告诉他日本正在有条不紊地破译中方密码一事不太清楚，但他确实收到最新有关日军渗透到重庆军事委员会的情报，情报称日本“为建立无线间谍系统，已将中国在桂林的通讯官员贿赂”。

海军作战司令部办公室海军通讯安全处对重庆的情报安全性有些谨慎，因为美方承诺的在中美合作所开展密码分析培训计划延迟，中方不耐烦了。他们开始打算在中美合作所框架外另建立一个开展密码分析的独立小组。在戴笠的提议下，为解决此事，在12月召开了一个“特别会议”。

绰号“千斤顶”的霍尔特委克指挥官于1943年12月14日到达重庆，他的任务是建立一个独立的，由海军和中美合作所内人员组成的无线情报小组。霍尔特委克与梅乐斯，霍尔科姆，威廉·海基少校，戴笠特使肖上校会面后返回中国，他立即给海军作战司令部办公室海军通讯安全处斯通上校发出一份警告性的电报：

肖上校否认他知道在我们离开华盛顿前有两个独立的小组（肯定他没说实话），他申明中国不“允许”两个小组的存在，一旦我的小组建立了，霍尔科姆的就不能存在了。

另外，他提出，中国是“利用在18条中我们合作的不足作为一枚烟雾弹来掩盖他们在其它大部份互惠条款中缺乏

的诚意。”他们断言梅乐斯坚信“完整的中美合作计划是否继续，取决于我们对18条的实施”。对海军作战司令部办公室海军通讯安全处提出的“中国为坚持合并霍尔科姆和霍尔特委克的小组还会做些什么”的问题，霍尔特委克含糊其辞，他问海军作战司令部办公室海军通讯安全处是否“准备在珍珠港和墨尔本建立两个中国的联络办事处。在同等情况下，我们已与英国合作，是否还要建立一个涉及各种通讯情报的驻华小组，把情报交给重庆小组和中国情报人员？”霍尔特委克感觉中美合作所是让他们处于“戴笠局长的政治腐败领导下”。他建议与中方的合作要

“行政上在海军部或第14航空军的指导下，由国民党建立”或“与英驻科伦坡（斯里兰卡首都）小组共同建立”情报机构。

1943年12月28日，梅乐斯，霍尔特委克，霍尔科姆，少尉泰勒与戴笠方代表会晤，就建立情报小组中方代表提出六点提议：

1、双方紧密合作

2、合作范围包括所有被截获和破译的密码的合作；

3、美方军官任处长，中方作为副处长，中美双方同等数量配置其他人员；

4、所有截获的原始数据和情报都无限地提供给合作双方以便共同分析破译，对本所以外的情报传送必须通过中美

双方共同批准；

5、海军、空军和陆军系统中，将主要采用哪一种合作方式，依照美方主任和中方副主任的共同决定；

6、无线情报小组办公地点解决之前，暂在戴笠公馆开展工作，白宫（霍尔特委克的小组）维持现状。中方随时准备接受美方指示。

霍尔特委克同意第一至四点。对于第五点，他说海军人员的经验仅限于海军系统。第六点有些争议。12月19日，海军作战司令部办公室海军通讯安全处给他的信中说“如果海军确保高级秘码不会被破译，合并不会造成大影响。如果不能，除中美合作所之外的任何其它小组的通讯工作都应停止”。霍尔特委克如前所说传达给中方“他的指示是在18条中附加1条另建一个独立于霍尔科姆外的小组作为补充。与霍尔科姆的合作都‘需要得到华盛顿的认可’”。戴笠的代表肖勃则坚持“18条唯一授权的小组是一个联合小组，另建的独立小组不合法。”

显然，中国从与俄国的类似的协议如“送至莫斯科的无线情报，程序上不必通过中国”中吃了大亏，中国根本没收到什么情报。霍尔特委克需要得到一个“如果建立一个统一的无线情报小组的计划得到华盛顿的批准，那么现有的截获原始数据至华盛顿的实际操作仍将继续”的承诺。

为表真诚，美国人开始培训26名中国人，其中5名从事

信号破译工作，21名从事截取情报工作。中方同意采用戴笠的提议。一份关于此次会议情况与戴笠答复的报告由即将于12月31日离渝的霍尔科姆和泰勒带至海军作战司令部办公室海军通讯安全处。

关于这次会议的最初报告分为3个部分电报至海军作战司令部办公室海军通讯安全处。12月30日，普尼尔（Purnell）给梅乐斯发去电报称海军作战司令部副总司令已在认真考虑霍尔特委克对此6点的提议解决方式。霍尔特委克建议霍尔科姆方“建立一个与第14航空军克莱尔陈纳德将军领导下的海军通讯部司令官有正常联系的破译无线情报的小组”。贝克与霍尔特委克两边的大部分海军小组按18条在中美合作所建立中美截获、情报分析和破译小组。通讯情报小组的建立必须建立在以陈纳德为核心领导的前提下，以便将来建立美陆海军截获小组更为方便。如果陈纳德同意，这个海军秘密小组为陆军服务的提议还要获得陆军部的批准。梅乐斯被告知，最后的决策要等到霍尔科姆到华盛顿时，他能“提供给霍尔特委克小组一些时不时从霍尔科姆手上退下的人”。

1944年1月3日，梅乐斯和霍尔特委克报告海军作战司令部办公室“中国显然对流量分析不感兴趣，对解决破译密码所遇到的问题也不买账”，他们仅喜欢“破译密码”，他们“看起来没有人力成本、原材料需求数量的概念。”中方相当“期

待我们传授我们立竿见影的神奇方法”。1938年至1940年与戴笠合作工作过的赫伯特·雅得利很认同这种看法，认为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曾给他们留下美国的密码专家给其它国家传授了神奇的‘水晶球’般的破译密码的方法的印象”。

中方谈判者们相信“本地的情报”截获极为重要，“可防止重蹈以为华盛顿非常需要原始资料情报而不惜冒着丢失情报的危险把它们报至华盛顿的覆辙。我们不得不给这个联合小组提供帮助，充分挖掘当地的技术情报潜力”。同时，他们也认为他们的情报网阻止了美方创建“陈纳德小组”或在他们所知范围之外建立更进一步的情报小组的可能性。他们猜测，美方会背着中国用成立的第二个小组来处理“真正的情报”，而担心“联合小组成为一个摆设”。

也许是为了打消中方的疑心，梅乐斯交给戴笠一份备忘录，说“中美合作所派出一个由一名中国人与一名美国人组成的小型的调查组”考察推选情报截获工作站的位置。

1944年1月21日，美国海军观察员收到一份令人烦恼的电报，称“日本的间谍活动中心在广东，并已获得受贿的重庆军事委员会和中国桂林通讯官的同意，建立一个无线间谍活动系统”。

谈判继续至1944年1月末，梅乐斯正从华盛顿赶往中国，美舰队总司令授权霍尔特委克合并现存的小组。霍尔特委克被告知，除中方条款没有太大问题，“必须搞清楚，中美合

作所是独立于美海军小组的机构，工作很艰苦，工作进程缓慢，受训人员短缺，没有其它海军系统的经验丰富。”

对中美合作所第5条的折衷提议是“给中美所主任绝对权力决定中美合作所要采用的系统，如果有可能，作为交换，中方同意中美合作所的一部分海军情报可传送给美方作研究，而向中方提供中美所的全部的情报”。

1944年2月，起草了一份“中美合作所协议附加协议”。另在原中美合作协议18条之外增加一条，内容为建立一个新的中美合作所第六处，“中美合作所第六处由美方任处长，中方任副处长”，美海军有权力“最终决定六处的美方人员数量”，初步设定人员为30人左右。六处的总部应设在重庆，分部的位置由主任和副主任协商决定。第6条中明确总部的职能是管理，密码培训，“研究破译日密码”，外围的站点截获情报，履行测位侦探，分析流量，观察天气及沿海情报。从如下的条款中可看出海军作战司令部办公室海军通讯安全处对日海军情报工作安全性的关注：

为了向战时在日本战区的美方小组提供援助，本条款载明分派一部分美国人员和物资到第六处，数量和具体位置由第六处处长决定，但不超过被指派的美国人员总数的一半。日本海军无线情报的截获与分析，以何种方式将情报传递至美当局由主任决定。为方便双方研究和使用，向总部提供所有情报的副本、情报分析的副本。在人员数量上不要求中方

匹配。

本协议授权第六处处长建立一个独立于中美合作所的美海军小组。中方对此不满意，但正如霍尔特委克所写：有迹象表明中方为了面子不会正式同意附加的协议，也不会表示明确的不同意，而会悄无声息地接受18条的现实状况，按18条所描述的开展工作。

霍尔特委克和前往华盛顿观光的梅乐斯代理戴卫温开始了小组合并工作和中美合作所的人员扩充工作。第六处是按霍尔特委克的要求制定的，报告拟派20名中方截获情报人员和4名助手上任工作。

海军通讯安全处处长助理采用了机警的折衷方案，他告诉霍尔特委克“制定的政策是‘友谊’与其它海军小组没有技术上的更高层次的交流”。

虽然中方未签署补充协议，但福州站仍向海军作战司令部办公室海军通讯安全处提供了电话信号识别系统，以及对太平洋驻华海军无线小组来说极有价值的对日本陆军、空军的监测周报。

3月末或4月初，陈纳德要福州站的某些通讯情报，霍尔特委克给海军作战司令部办公室海军通讯安全处建议“建立小型的通讯情报小组”“以处理通讯情报和保证绝对安全”。在给海军作战司令部办公室的备忘录中,温格同意霍尔特委克的建议“能降低安全风险”。他建议，由于此事涉及到近

来的“陆军空军分配协议”，应获得信号安全局的上校卡特克拉克的赞同。

1944年5月，由少校“蜘蛛网”D.W.海基执掌的中美合作所第六处在重庆成立了海军驻华无线小组。在霍尔特委克短暂地领导了海军驻华无线小组后，由少校T.W.乔伊斯接管工作，于6月把小组迁至桂林，9月移至昆明。1944年11月，乔伊斯的小组有7名官员，54名征募者。海基把中美合作所花名册上的人削减至4名军官，20名征募者。从海军驻华小组的花名册记录里，可以分析出海军驻华无线小组的分离与往昆明迁移的过程，它们还显示出乔伊斯与第14航空军总部有密切联系。1945年2月10日，乔伊斯使用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生产的打卡器打卡时，留下记录的第一个单位就是“海军驻华无线小组”。

海军驻华无线小组选定的工作地点得到了14航空军第68混合联队克林顿·D·文森特将军的赞扬。美国社会保障总署的克拉克抱怨说他们的信号情报工作使美陆军工作陷入困境，“与他们各自的陆军司令上司研究问题时很有些尴尬”。更多地为安全考虑，海军驻华无线小组从第六处分离出来。使国民党“在情报截获工作方面处于不利地位”。温格指出“由于我们最近在关岛的截获行动和（与英国合作）在科伦坡的联络条件的改善，使得驻华友谊小组的独立截获情报的可能性减小了”。

海军作战司令部办公室海军通讯安全处，因为给中方的18条承诺而使自己陷入两难境地，因此策划组建驻华海军无线小组。为避免对日海军情报被破译的风险，必须建立一个独立的海军小组，以它出色的工作为陈纳德的第14航空军效力。中美所的第六处在战争结束前一直作情报监测工作，并将中国驻军的行动每周进行汇报。

驻华海军小组在共享破译密码情报方面失败的原因,批评家认为是在传输截获的情报时，使用了不安全的中国密码，这一有充分证据的隐患被忽视，导致情报泄漏给日方。余茂春（研究中美关系历史专家）觉得“对中方密码安全能力的完全不信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几乎给中美所有重要的情报合作计划笼罩一片乌云”。导致中国被排挤在“联盟战略政治情报计划”之外，特别是在雅尔塔会议。正如我们所知，中国主要是对日陆军密码很有兴趣，他们正从破译日本陆军密码中得到好处。中国没有海军，所以，不必知道JN-25或其它海军密码。中美所协议看起来是分辨“有权利知道”和“必须知道”的一个极好的例子。

著名史学家魏斐德在他权威性的《间谍组织的首脑戴笠与中国特工》一书中写到：戴笠和中国特务机关注意到英国很关注“与戴笠之间的信号情报落入敌军手中”。魏斐德在1943年12月写到：“联盟情报已制定一项政策，只对中方提供军事情报，及时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他驳斥了这个政

策是“完全建立在种族主义者怀疑基础上的”这一观点。正如我们所知，由于中国密码的不安全性，情报可能会、确实也曾泄漏给日本这一隐患，从韦格纳的一份冗长的文件可见一斑。日本人能破译出中国驻美海军部发至重庆的电报，日本在北京与广东的情报机构截获的中方情报均标明来自“重庆通讯”。同时，不管怎么说，必须承认日本“破译驻华美空军气象情报方面很成功”。日本人掌握的不只是中方的情报，大量明确的证据表明日本人拥有破译高级密码的技术。第六处援助中国驻军活动并与中国合作破译日陆军情报，也许他们并未得到所有他们想知道的，但他们确实有所收获。（全文完）

作者简介：

Lee A.Gladwin是美国国家档案馆马里兰州大学公园市（the National Archives in College Park MD）电子和特殊媒介资料部的一名档案保管员。从研究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名册卡上的密码含意开始，他对驻华海军小组，特别是驻华海军无线小组很有兴趣。这些名册卡有驻华海军小组人员（NGC personnel）的信息资料，包括他们的所在地，以及在远东各地及华盛顿地区任职时间。这些资料可通过档案库阅读。他的邮箱是lee.gladwin@https://www.wendangku.net/doc/2a8881876.html,。

（译者为红岩联线编研处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