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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界对文化政策研究的定义

国外学界对文化政策研究的定义

吴慧勇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北京 100083)

摘 要:我国的文化产业相关研究已经全面展开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在有关文化政策研究方面却有很大不足。国内对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划分,造成了我国学界针对文化产业的政策研究较多,而对于文化政策的整体研究却非常缺乏的情况。另外,我们已有的少数文化政策研究也往往局限在政策的实际操作以及效果的层面上。必须要注意,文化政策研究绝不是政策的简单反映。笔者试图通过介绍国外著名学者对文化政策的界定,建构文化政策研究作为人文学科的基本定义、研究内容和方法论。关键词:文化政策;跨学科;学科建构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

5379(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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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学术界,没有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划分,也就没有出现如我国学界针对文化产业的政策研究较多而对于文化政策的整体研究却非常缺乏的情况。实际上,笔者认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考虑,从政策角度出发,我们应当放弃“产业”和“事业”的划分。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1)放弃二元划分的“文化政策”的提法可以使我们在面对文化政策领域时的思考更加全面,不会造成厚此薄彼的情况;(2)在国际上通行的是能够赢利和不能赢利的划分方式,这种划分的确更加科学而明晰;(3)在文化领域的动态发展过程中,一个具体的行业能不能赢利是根据当时的发展情况而决定的,可能在一段时期内需要政府的资助,而另一段时期中就可以赢利而自主发展,也可能在某一地需要资助而另一地却能赢利,这就会导致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之间划分非常模糊。

那么,对于“文化政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究竟该如何定义,国内学者还没有涉足,不过国外的学者已经做了许多的工作。其中前面提到过的贾斯汀刘易斯和托比米勒所编写的《批判文化政策研究读本》,托比米勒和乔治尤迪克合著的《文化政策》,以及《文化政策建言:研究和信息基础设施》三本书都以不同的方式对文化政策作为学术研究和实践操作两方面的意义、经验和发展做了总结表述,并且都考虑到了未来的实践操作和学术研究需求。

但是即使在这三本书中,对于文化政策的定义也各有不同。

刘易斯和米勒的《批判文化政策研究读本》是一本选集,集中了一些编者认为比较重要的批判文化政策研究的学术文章。这种形式的读本的存在,实际上是通过不同学者的研究成果的组合来为文化政

策研究建立起一个基本范式。也就是说,该书以试图为文化政策研究树立起研究领域、特征、目标、方法论等方面的一个表率。可以认为该读本的出现标志着文化政策学科的成熟。

不过这本书并没有对“文化政策研究”进行完整系统的表述。这本书主要是关于方法论的,而且其中的文章关注焦点集中在表述、意义和解释之上。其研究主题是文化研究与建立在理论化和研究之上的政策是怎样联系起来的。该书阐明并探讨了文化政策与文化研究分化的张力。文化政策研究的历史集中在经济、社会理论和艺术生产之间的关系上。这样一来,文化政策研究就包括文化研究、历史和哲学的基本方法论、以及文学和文化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还有所谓社会学的文化转向。

托比米勒和尤迪斯撰写的另一本书《文化政策》则描绘了研究的历史和史料。该书因此在标题上就指明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对政策的制定进行阐释、评估和批判的历史。这也同样是学术研究的重要方面。该书认为,文化和政策在美学和人类学两个方面产生联系。在美学世界中,文化所具有的是一种标识性的作用,在各个社会团体中区分品味和身份;而对于人类学层面而言,文化指基于语言、宗教、习惯、时代以及空间进行区分的生活方式。而文化政策就是两方面之间的桥梁,通过体制上的支持对美学创造力和集体生活的方式进行引导。该书认为,其研究与传统研究的不同在于,它的出发点是理论、历史和政治。

文化政策具有操作层面意义和工具性特征,而操作层面和工具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反文化”的。米勒和尤迪斯试图借用康宁汉的“改革主义”或者“中间派”的方式,遏制文化研究及其修辞的这种

第8卷第1期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8,No.12010年2月 Journal of Sou thwest Ag ri cult u ral Universit y (Social Science Ed i ti on ) Feb.2010

*收稿日期5

作者简介吴慧勇(6—),男,湖北襄樊人,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比较美学与跨文化。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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