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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再次崛起的一个根本性条件

第25卷 第5期

2007年10月

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JOURNAL OF J I A YI N G UN I V ERSI TY (Phil os ophy &Social Sciences )

Vol .25 No .5Oct .2007

大国再次崛起的一个根本性条件

○林振武

[收稿日期]2007-09-20

[作者简介]林振武(1958—),男,广东五华人,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

(嘉应学院,广东梅州514015)

[摘 要]大国的再次崛起比崛起更难,因为崛起过后的大国的民族文明的张力已经削弱,过去的辉煌

反而成为现实发展的阻力。所以大国的再次崛起需要的一个根本性条件就是对民族文明进行创造性转换,这包括价值观、思维方法的转换和传统民族文明的优点和特点的保留。民族文明创造性转换的条件和方法有:容纳、接受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新文明;创造出新的物质生产组织形式和深入理论研究,弘扬传统文化。21世纪是亚洲和太平洋的世纪,中华民族有了再次崛起的良好机遇,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是中华民族再次崛起的基本保证。

[关键词]大国再次崛起;民族文明创造性转换;根本性条件

[中图分类号]D 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2X (2007)05-0045-03

黑格尔曾经提出一个观点,就是大国的再次崛起是不可能的。他的理由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国的崛起在本质上是世界精神(绝对精神的一种形式)在该民族身上的显示,世界精神眷顾哪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就会在世界上崛起。但是一个民族在它实现了民族精神后,它已经取得了充足的现实性,度过了其生命的青壮年,开始心满意足,“它再也不会兴高采烈地去专心致志于它的事业了。个人是如此,民族也是如此,都在一种天然的

死亡里消灭。”[1]75

一个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只能是一次创造新纪元,世界精神一旦离开这个民族,它就会掉头不顾,而它身后的民族也就不可避免永远地衰落。1918年,斯宾格勒也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述了类似的看法:“每一文化有其各自的自我发展的可能性,它兴起、成熟、腐

败,而一去不复返。”[2]20

不管黑格尔和斯宾格勒的观点本身是否正确,但它至少解释了到目前为止的历史现象,确实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再次崛起,虽然再次崛起是许多国家如罗马、印度所梦寐以求的目标,当然,更不用说中国,这样就给人们提出两个问题:大国的再次崛起是可能的吗?如果是,它所需要的条件是什么?本文的观点是,大国的再次崛起是可能的,但是它比一次崛起要难得多,因为大国的再次崛起除了需要大国的一次崛起的诸多条件之外,还需要另外的一个根本性条件,这就是本民族文明的创造性转换。

一、为什么大国的再次崛起难度更大

1.大国的崛起在本质上是一个民族文明自然张力的结果。

世界历史上的最令人激动的现象无外是大国的崛起,古代的文明从东方开始,然后向西移动,经过中亚、希腊、罗马和欧洲,并在美洲达到一个光辉的顶点。一个很自然产生的问题是,为什么不同的民族或国家会在不同的时期兴起或衰落,对此有许多不同的回答,例如,汤因比用刺激-反应的模式解释文明的兴起和发展。保罗?肯尼迪认为,一个大国的兴起,是其经济和科技发达,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强盛和对外扩张的结果。事实上,大国的崛起的本质是一个民族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而且由于不同民族文明发展的历史时间不同,使这个崛起的文明处于世界文明中心的地位。一个大国的崛起通常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汤因比认为:“各个文明不是起源于单因,而是起源于多因;文明的起因

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一种关系。”[3]

从辩证的、系统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可以很抽象地说,一个大国的崛起需要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外部的因素在一个大国崛起的过程中有很重要的作用,例如,在古代,地中海是世界贸易的中心,意大利因此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而获得重要地位。但是在新航路开辟后,它就不可避免衰落了,而大西洋沿岸的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法等国也因此崛起。但是,外部因素的作用并不是唯一的和决定性的,在古代世界,地中海沿岸并不仅仅是意大利一个国家,迦太基就为什么没有获得像罗马这样的大国地位呢?大西洋沿岸的国家的崛起又为什么有时间上的先后和长短呢?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说的:“1500年以后问世的的帆动力远洋炮舰和大西洋贸易的繁荣,就使欧洲各国受益不同,即使一些国家的发展速度比另

一些国家快得多。”[4]2

这里的原因就要到这些国家或民族的内部中去寻找,从现有的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来看,大国崛起的内部因素有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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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文明。

民族文明是由民族精神和该民族的物质生产组织形式组成的,民族精神是民族文明的核心。每一个不同的民族都有它不同的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的核心则是它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正是它的独特性使世界文化呈现多样性。斯宾格勒说:“每一个文化,都有其自己的方法,来观察与了解自然世界。”[2]103当然,民族精神还从许多方面表现出来,正如黑格尔所说,民族的宗教、政体、伦理、立法、风俗,乃至科学技术和艺术,都有民族精神的标记。民族精神是这个民族在它的发展的关键时期(用雅斯贝尔斯的话说,是“轴心时代”),由它的先哲或经典所确立的,在中国,中华民族精神是由孔子所确立的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每一种文化都有它关心的中心问题,并因此形成不同民族的文化特点。例如,古埃及人注重历史,对无限有原始的热情,它把过去和未来都看作是一个整体,现在只是两者之间的狭小的交界,这种思想使埃及人重视未来超过现在,重视死后超过生前。而民族的物质生产组织形式主要是一个民族的生产方式,它为民族精神的存在提供了物质的载体。不同民族文明有它不同的张力,或者说,有它不同的发展潜力,它决定了这个民族所能达到的高峰。民族文明对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于,当一个民族的民族文明与历史发展阶段相一致时,它就会使这个民族在历史上崛起;而如果一个民族的民族文明与历史发展阶段不相一致时,这个民族就会在历史上衰落。例如,以忠孝为核心价值观和以天人合一为思维方式为主的儒家思想适合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所以在农耕时代,中国就成为世界文明国家。而以“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

捐钱”为特征的新教伦理适合于资本主义社会,它就成为西欧资本主义各国兴起的思想基础。一个大国,表现于外的是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强大,但是这些力量却深深根植于它的民族文明之中。

2.崛起过后的大国的民族文明的张力已经削弱,而古代文明沿惯性滑行成为历史包袱,过去的辉煌成为现实发展的阻力。

一个历史上的大国,在它以后的发展中会出现二种情况:一是文明中断,如埃及、巴比伦;二是文明延续,如罗马、印度和中国。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历史已经结束,也就没有再次崛起的任务;而在第二种情况,由于历史的延续,古代思想和文明被比较完整保留下来,在一般的情况下,古代的思想和文明已经不适合时代的要求,它自身的张力也已经大大削弱,它的活力和创造性已经被时间和历史消磨殆尽,从表面看,它已经成为发展的包袱,并因此阻碍前进的步伐。一般说来,民族文明中的物质生产组织形式是比较容易加以改变的,但是,民族文明中的思想和精神常常有强大的惯性,这使它对新时代、新事物的发展有极大的阻力。保罗?肯尼迪指出,在15世纪,中国具有许多发展的因素或条件,例如航海和冶铁技术的发展,但为什么中国没有能够得到发展呢?他认为民族文明中的保守因素和精神的衰退是最主要的关键:“中国倒退的关键因素纯粹是信奉孔子学说的官吏们的保守性,……在这种复辟气氛下,所有重要官吏都关心维护和恢复过去,而不是创造基于海外扩张和贸易的更光辉未来。”[4]9在印度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绝对严格的印度教戒律妨碍了现代化:啮齿动物和昆虫不许杀害,因此大量粮食受到损失;处理垃圾和粪便的社会习俗造成总是不卫生的环境,成为淋巴腺鼠疫的滋生地;种姓制度扼杀了创新精神,逐渐灌输了教义,并限制了市场;而婆罗门祭司对印度地方统治者的影响说明这种蒙昧主义还起着极大作用。”[4]15对此中国近代许多先进的思想家都有很深的感受。

一个大国在崛起后,它的民族文明的张力已经释放,它的精神已经失去活力和创造性,更主要的是,它所能适合的物质生产阶段已经过去,面临新的世界、新的形势,它已经无力以对。而在主观上,它又常常沉溺于过去的历史辉煌中,这更使它的衰落雪上加霜。例如,由于迷恋中世纪的荣耀,威尼斯未能创造性回应近代世界的挑战,这是它在近代衰落的重要原因。所以一个大国要再次崛起,需要对其原有的民族文明进行创造性转换,建立其全新的民族文明,它才能获得第二次生命,才能创造再次的辉煌。黑格尔指出:“为得要使一种真正普遍的兴趣可发生,一个民族精神必须进而采取某种新的东西,……这个新的东西必须是一种比它自身较高等的、较博大的概念———对于它的原则的一种扬弃———但是这种举动便要引起一个新的原则、一个新的民族精神了。”[1]75-76新的民族文明不仅仅为大国的再次崛起提供物质的力量,更为重要的是,一个真正的大国,必须具有引领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思想力量,它的文化是其他国家或地区追求和模仿的榜样。

二、大国的再次崛起需要民族文明的创造性转换

民族文明的创造性转换与创造一种新的民族精神是不一样的,近代新文化运动的最大失误是没有把这两者分开,希望借助西方文化建立一个全新的民族文明。实际上,民族文明的创造性转换是指一个民族在保留它自身古代文明特点基础上,又根据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弘扬其传统,使传统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产生根本的改变,并建立相应的物质生产方式,从而使它的文明再次焕发青春。在历史上,新教伦理的变革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基督教本来是中世纪的意识形态,即使经过宗教改革,而由于早期加尔文教教义偏激,逐渐不得人心,后由一些宗教领袖变革,生出新意,如将苦行僧式的世俗劳作与克己赎罪、上帝选民重建理想世界的神圣天职结合起来,转而强调通过勤俭致富而拯救灵魂,从而消除了财富与罪恶之间的等号,使富兰克林式的资本主义精神合法化,这才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资源。而中国自近代以来的文化运动是民族文明创造性转换不成功的范例。

民族文明的创造性转换有如下几个要求:第一,是价值观的转换;第二,是思维方法的转换;第三,是传统民族文明的优点和特点的保留,更重要的是,无论转换还是保留都是对传统文明弘扬的结果,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不是各种观点的简单拼凑。正是因为有第三点的要求,才使民族文明的转换比创造更加困难。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本位派”的失误在于,“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实际上是把文化看成为单一要素的简单组合,其中有良有莠。但文化的本质是一个有机的理论体系,不能简单地存或去。更重要的是,文化必须有它的精神或灵魂,它才能有生命,而“本位派”却一直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只在枝节上斤斤计较。

三、民族文明创造性转换的条件和方法

1.容纳、接受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新文明。

从系统论的观点来说,一个封闭的系统,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熵会自然增加,开放是一个系统保持生命力的基本条件。从历史的经验来说,一个新文明的产生必然是不同国家和民族文明交流的结果。希腊文明吸收了波斯和埃及文明,而近代西欧吸收了阿拉伯、中国、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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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文明。一个民族的文明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无法进行自我更新的。

2.创造出新的物质生产组织形式。

民族文明的物质层次是它的物质生产组织形式。一个民族的新的民族精神的产生有不同的形式,或者是从外部引入新的文化,如中国近代对西方文化的引进;或者是由于新的物质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生而发生新的思想和精神。但无论是哪一种形式,新的思想和精神都需要有物质载体,它才能持续存在并深入发展。16世纪传教士传入许多西方文化,但是由于中国当时还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所以新文化在中国不能产生全面和重大的影响。民族文明创造性转换的本质是本民族精神质的变化,它需要有新的物质生产组织形式作为其支撑。另方面,新的物质生产组织形式为大国的崛起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或者说,经济发达是大国力量的表现形式之一,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说:经济力量的转移预示着新大国的崛起。

3.深入理论研究,弘扬传统文化。

一种新的精神或文化是人有意识创造的产物,即使其客观条件完全成熟,它也不会自动地生成,民族精神的再创造更是如此。这就要求一个民族在它的民族精神的再创造时期,有一大批思想家、理论家深入理论研究,弘扬其传统文化,创造新的民族精神,形成新的民族文明。

四、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是中华民族再次崛起的基本保证

21世纪是亚洲和太平洋的世纪,这为亚洲国家的崛起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条件,而在众多的亚洲国家中,谁将获得这个难得的崛起机会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中国、日本、新加坡、印度、韩国……各国都跃跃欲试,而取得胜利的关键在于各国内部的因素,民族文明的张力是其中最重要和最关键的因素。

近年来,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与精神问题引发了学术界热烈的讨论,自由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各个派别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文化民族主义希望恢复儒家文化在中国的中心地位,并提出建立儒教的主张;自由主义者则坚决反对这一主张,要求从西方文化中吸收精华来建立新的文化;而融合中西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的思路也有许多支持者。这些派别的观点虽然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认为民族精神的重建对中国未来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21世纪亚太地区的竞争的核心就是民族文明的竞争,民族文明张力的大小将是某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崛起的关键。因此,中国要在这次竞争中胜出,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

自从2006年央视“大国崛起”电视片播放后,大国崛起成为公众讨论的热门话题,而很自然,这个话题与中华民族的再次崛起结合起来,可以说,在中国,讨论大国崛起问题的背后的根本动机是讨论中华民族再次崛起的条件和方法,许多学者都提出了各种精辟的观点。但是,在讨论中有一个大家都没有充分注意到的问题是,中华民族不是崛起(R ise)而是再次崛起(Re-rise),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民族实现再次崛起,所有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都是一次崛起的,再次崛起还没有事实的支持,只能从理论逻辑的角度进行研究。而理论的深刻程度决定了研究结论的正确性,本文正是从这方面的考虑提出“大国的崛起在本质上是一个民族文明自然张力的结果”这个论断,进而提出“大国的再次崛起需要民族文明的创造性转换”的结论,并据此提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是中华民族再次崛起的基本保证”的推论,这个结论和推论是否正确,还有待于历史的检验。但是,无论如何,一种新观点的提出对讨论的深入是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2]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M].陈晓林,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

出版社,1988.[3]汤因比.历史研究[M].刘北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73.

[4]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王保存,译.北京:求实出版

社,1988.

责任编辑:陈火祥

A Fundam en t a l Cond iti on for to the Re-R ise of the Grea t Powers

L IN Zhen-wu

(J iaying U niversity,M eizhou514015,China)

Abstract:It is more difficult f or the re-rise of the great powers than the rise.Because when a country r ose,the strength of the nati onal civilizati on had been consumed a way.The s p lendid hist ory beca me obstruc2 ti on t o the devel opment t oday.So the re-rise of the great powers need t o realize a creative transfor m t o the nati onal civilizati on as a funda mental conditi on.This in cludes transf or mati on of value outl ook,methodol ogy, and keep the merits and features of the nati onal civilizati on.The methods and conditi ons of creative trans2 for m t o the nati onal civilizati on include accep ting and containing the different cultures in the world,creating ne w mode of p r oducti on,going deep in theoretical research,and transfor m ing traditi onal culture int o ne w for m.It is the century of A sia and the Pacific in the21th century,China has a chance t o re-rise.The fun2 da mental conditi on f or China′s re-rise is the creative transfor m of the Chinese traditi onal civilizati on.

Key words:the re-rise of the great po wers;creative transf or m t o the nati onal civilizati on;a funda mental conditi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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