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缺乏悲剧精神

中国人为什么缺乏悲剧精神？——悲剧精神新考

一个事实常令研究者困惑：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人经历了浩劫却至今未创造出相应的悲剧作品；苦难似乎并未进入我们的内心，没有转化为深切的生命体验；即使在叙述自己的经历时，中国知识分子也习惯于把灾难喜剧化，甚至将之改造为甜蜜的记忆。现在，网络上流行的也多半是喜剧性文本，基本上不到悲剧性叙述。

许多批评家将这种现象归结为当代中国人——主要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缺陷。这是个合理但含混的判决。它没有涉及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当代中国人缺乏悲剧精神？是由于中国文化的特性使然，还是另有缘由？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从民族文化的角度追究悲剧精神之有无。国学大师王国维曾断言：“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美国学者约瑟夫·W·米克也说：“悲剧似乎是西方文明的发明。它在东方、中东、原始文化中是明显缺席的。”上述两种说法都把文明当作决定性力量，似乎悲剧属于特定的民族。然而，这类决定论思想难以经受事实的检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民族也孕育过悲剧作品。在对“吾国人之精神”下了定论之后，王国维本人先是在《红楼梦评论》中承认“《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而后又在《宋元戏曲史》中说“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倘若王国维要自圆其说，就必须证明《窦娥冤》、《赵氏孤儿》、《红楼梦》皆“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但这显然是难以完成的任务。《窦娥冤》、《赵氏孤儿》、《红楼梦》确实受了佛教的影响，但它们所吸纳的佛教思想业已融入本土文化，成为“吾国人之精神”的内在构成。进言之，即便上述悲剧确是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下面的问题仍是不可回避的：佛教在西汉末年就已经传入中国，缘何过了千年之后才结出三个悲剧之果？自元到晚清，为什么汉语文学中的悲剧仍如此稀少？要回答它们，仅仅从民族精神、文化特质、地域文明的角度探讨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另觅他途。

在强调《窦娥冤》和《赵氏孤儿》是悲剧时，王国维曾说：“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赴汤蹈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同上）此话大有深意：动作“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者，方有可能是悲剧；并非任何时代的任何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悲剧的产生必有特定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因缘。由此可见，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角度探讨悲剧精神之有无，可能更切题。事实上，这个工作早有人做了，只是我们未注意而已。在论述戏剧体裁产生的社会学-政治学背景时，狄德罗曾如是说：

一个民族并非同样擅长所有种类的戏剧体裁。我觉得悲剧更符合共和政体的精神；喜剧，尤其是轻松的喜剧，比较更接近君主政体的性质。

将戏剧体裁与政体联系起来，看似突兀，实则非常符合艺术发生的原理。艺术是社会-历史的内在构成，其生、盛、衰都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息息相关，故“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并非任何社会-历史条件都能孕育悲剧，只有当社会-历史的运行机制开始成全个体的自由意志时，悲剧才有诞生的机缘。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或者说，悲剧的主人公必须能够独立完成“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成为自己生活的舵手（“他们的幸福与否取决于自己的行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悲剧人物为自己负责的重要方式是在公开场合表达思想（主要是其抉择）：思想指能够得体地、恰如其分地表述见解的能力；在演说中，此乃政治和修辞艺术的功用。昔日的诗人让人物像政治家似地发表议论，今天的诗人则让人物像修辞学家似地讲话。性格展示抉择的性质，因此，一番话如果根本不表示说话人的取舍，是不能表现性格的。

《诗学》的汉语译者陈中梅先生专门强调，文中“像政治家似地发表议论”也可以翻译为“像公民似地讲话”。在做出这个解释时，他又特别指出：古希腊的“政治是全体公民的事”，“关心政治（即城邦事务）是全体公民的义务”。（同上）这几条注释非常重要。它间接地向汉语读者敞开了悲剧精神诞生的政治学机制：在所有公民都能参与城邦（国家）事务的共和社会里，个体（公民）有权利和义务公开表达自己的思想，进行“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于是便有了自我决定、自我塑造、自我承担的悲剧精神。作为悲剧学说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也是公民理论的阐释者，这并非巧合：悲剧精神实际上就是公民精神。恰如悲剧研究专家保罗·卡特莱兹（Paul Cartledge）所说，古希腊悲剧诞生和兴起于古希腊实施民主政治时期，是“民主的创造物”。它以“民主之棱镜检视传统神话”，从属于新兴的雅典公民文化。悲剧的创作者、演出者、观看者皆是公民，所体现的也是公民文化的法则和精神。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公民就是“既能出色地统治，又能体面地受治于人”的城邦成员。在共和政体中，他们“参与法庭审判和行政统治”，决定国家事务，轮流行使统治权：“适于共和政体的地方，其群众自然地造就出一种人，他们在共和政治中既能胜任统治，又能受人统治，这种统治以法律为依据，处境优裕的人们根据各自的才能分配各种官职。”实际上，到了伯里克利时期，担任官职者已经不限于“处境优裕的人们”，第三等级乃至第四等级都可以担任执政官，雅典公民已经差不多可以完全“轮流行使统治权”了。轮流行使统治权的共和政体使城邦成员站立为主体，既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又接受法则（法律）的约束，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我们只要对古希腊悲剧进行细致地解读，就会发现这种轮流为治的公民形象正是悲剧英雄的原型。

埃斯库罗斯是古希腊的悲剧之父，曾投票支持克利斯提尼的民主改革（悲剧正是从这次改革后兴起的）。其早期作品《乞援女》就部分地敞开了悲剧精神的内核。在剧中，阿耳戈斯国王不是独揽大权的专制人物，而是谦和的协商者。当被追逐的50位乞援女向他求救时，他清晰地表达了公民联合执政的共和精神：

这里可不是我家的炉塘，尔等坐在它的前方。

倘若城邦玷损了公共的利益，那么，让

大家一起排难，由公众想出补救的办法。

我将与全体公民协商，在此

之前，不会就此作出包含承诺的应答。

倘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么，他就完全可以将国家当作自己的炉塘，大可不必与全体国民协商。然而，此时的阿耳戈斯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掌管权柄的是全体公民，政府官员不过是接受公众委托的服务者。对于这点，50位来自埃及的乞援女并不了知情，她们仍然呼吁国王独自做出裁决：

你就是城邦，不是吗？你就是人民

你，一位王者，无须接受审判，

控掌祭坛，控掌国家的

炉塘，以个人的意志

你尊居王位，权力

至高无上。

面对50位年青美貌的女子的恭维，国王并未飘飘然，以一言九鼎的气势独自做出决定，而是强调自己必须与公民协商：

此事棘手，不要把我当作判官。我已

说过，尽管身为主宰，我不会自作主张；

我要倾听公民的声音，他们的想法，以免众人

开口怨我，在日后大难临头的时光：

“你敬重异乡的族氏，葬毁了自己的城邦。”

这不是踢皮球，而是遵守共和国的法律——重要事件需要公民大会的表决。尽管身为国王，他所能做的也仅仅是尽量说服公民大会的代表们。在协商结果出来之前，他并不敢断定自己一定能够成功：“我将安排那边的事宜，愿口才和运气伴我同往。”结果，“他的精彩演讲打动了国民的心房，赢得了他们对提案的赞赏”，公民们“高举右手，低空中密密麻麻，一致通过决议，使之成为律法。”在获得公民的支持后，国王自豪地宣布：

城邦已通过议案，得到公民的一致

同意，决不屈服于压力，交出

这批妇女，它体现了众人的意志，

坚定，确凿，具有不变的法律

效应，虽然未经刻上石板，

也没有写入卷籍，但却可以

人人从中听见民众崇尚自由的声音。

50位乞援女也因此懂得公民主权的意义，如是祝福阿耳戈斯人：

愿国家的中坚，这里的人民

保卫自己的权益，免除惊怕

有一个处世谨慎的政府，服务于

公众的利益，通过体现睿智的协商。

其实，此时的阿耳戈斯公民面临巨大的压力——追逐者的行使已经发出了战争宣言，要与他们在战场上一决高低。由于议案是由全体公民表决通过的，因此，这压力指向每个公民。可以说，这些隐身的公民才是该部悲剧真正的主人翁。他们的参与和承担精神是这部悲剧的灵魂。没有这种普遍的参与和承担意识，悲剧就不可能诞生。以个体的身份站立起来，参与国家事务乃至宇宙的进程，这就是悲剧精神的根本。在《乞援女》中，公民是所有悲剧英雄的共同原型，决定悲剧进展的是公民共同主权的法则：顺应公民主权法则者可能经历受难，却必定拥有未来；逆之者可即使暂时得势，也终将走向毁灭。同样的逻辑体现在埃斯库罗斯的另一部悲剧《波斯人》中。剧中强大的波斯海军之所以被希腊战士迅速击溃，就是因为：（1）希腊人是自由人，“他们不是奴隶，不是谁个的臣民”；（2）与希腊人相反，波斯人则受制于强权。这种对比注定了剧中人的结局。导演这一切的不是宙斯和命运女神，而是公民社会的法则。作为公民法则的受益者，希腊人以自己的胜利推动了世界的解放进程：居家亚细亚的人民，遍及

各个地点，将不再臣服于

波斯，也不会再送纳贡品，

受逼于王者的淫威；他们将

不再甫伏在地，表示

对极权的敬畏：

帝王的威势已不复存在。

们将不再羁锁自己的舌头，

他们已获得自由，可以放心地

发表言谈，讲述自己的见解，

强权的轭架，它的遏制已被破灭。

波斯人在失败后仅仅感叹命运的残酷，未悟出自己失败的真正原因，这正是其悲剧性所在：他们仅仅是悲剧人物，而非主动承担行动后果的悲剧英雄。与波斯人相比，埃斯库罗斯塑造的普罗米修斯无疑是个觉醒者。这位泰坦神曾协助宙斯推翻旧政权，但悲哀地发现自己

成全的是位新独裁者：

一经登上父亲的宝座，他就着手

分派既得的利益，给亲信的神灵，

使他们各有特权，分享权利。

然而，对可悲的凡人，他却毫不介意，

试图毁灭整个种族，再造新的

取代他们的地位。

经过痛苦的反思，他领悟到了两个道理：其一，“暴政的本质不会改变，它的顽疾代代相传”；其二，宙斯的统治无法长久，必将“走下权势的巅峰”，变为奴隶，甚至走向毁灭。正是由于上述洞悉，他才在众神中挺身而出，走上了反抗之旅，启动了救援凡人的宏大计划。为此，他遭受了残酷的惩罚，被钉在悬崖上，每日与痛苦和辛酸结伴。在深重的苦难中，他拒绝了宙斯信使的求和请求，宁愿沉入深渊，也不向强权妥协。综观全剧，观众会发现支撑普罗米修斯的是他的先见之明（普罗米修斯一词在希腊文中意为“想在先”）——暴政必然被推翻。那么，这先见之明的光源何在呢？仅仅来自对命运女神的信任吗？命运女神仅仅预言宙斯将为后代推翻，并未说出宙斯下台后的世界图景。倘若宙斯被推翻后的世界又重复了“暴政的顽疾”，那么，他的反抗又有什么实质意义呢？显然，普罗米修斯憧憬的是“暴政的顽疾”被消除后的世界。至于这个世界的具体状况，看过《乞援女》者都可猜出个大概。

埃斯库罗斯生活于雅典公民制度的建立期。这个阶段的剧场是进行公民教育的重要场所。文化水平普遍并不高的雅典公民来到剧场中观看悲剧，学习参与民主政治的方法（如在公民大会上发言和辩论）。作为温和的民主派，埃斯库罗斯心目中的正义就是民主。为了宣传民主即正义的主张，他主动担当起群众教师的角色，时常在剧中直接阐释公民文化的法则。随着雅典民主制度进入鼎盛阶段，公民精神开始以更沉稳的方式推动悲剧情节的进展。在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主人公俄狄浦斯出场后曾说：

我成为忒拜公民是在这件案子发生以后。让我向全体公民这样宣布：你们里头有谁知道拉布达科斯的儿子拉伊俄斯是被谁杀死的，我要他详细报上来；即使他怕告发了凶手反被凶手告发，也应当报上来；他不但不会受到严重的惩罚，而且可以安然离开祖国。如果有人知道凶手是外邦人，也不用隐瞒，我会重赏他，感激他。

这句话包含了三个意思：（1）我是忒拜公民，当然要承担公民的责任；（2）在我成为忒拜公民之前，案件即已发生，因而我不可能是凶手；（3）不论谁是凶手，举报者都会收到保护。然而，他话音刚落，先知忒瑞西阿斯就指出：“我说你就是你要寻找的杀人凶手。”俄狄浦斯当然不信，与忒瑞西阿斯辩论，不经意中说出了恐吓性的话语：“要不是看你上了年纪，早就让你遭受苦刑，让你知道你是多么狂妄无礼！”忒瑞西阿斯坦然答道：“你是国王，可是我们双方的发言权无论如何应该平等；因为我也享有这样的权利。”这句话是对希腊民主政治的最好诠释：国王和普通人都是公民，二者享有平等的发言权。对此，俄狄浦斯心知肚明。正因为俄狄浦斯把自己当作随时要承担责任的公民，他才会郑重对待先知和报信人的话，直至承认自己就是弑父娶母的罪人，刺瞎自己的双眼，自我流放到荒野之地。如果他是专制政体中的国王，那么，他就会以欺君之罪处死先知和报信人，自己则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与其说《俄狄浦斯王》表现了人与命运的抗争（抗争实际上并未真实地发生），毋宁说它展示了古希腊公民的承担精神。公民即便贵为国王，也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个刺瞎了自己双眼并甘愿流亡的人是公民，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国王。在将针刺向自己眼睛的时刻，俄狄浦斯王宣告了自己真实而高贵的身份：公民。作为公民，他遵守了普遍有效的契约，并为此忍受漫长的苦难。这种勇于承担的意志无疑是悲剧精神的核心。随着公民文化的成长，悲剧中拥有自我承担情怀的个体不再仅仅是神和国王，还包括普通人。欧里庇得斯甚至将女性推举到悲剧主人公的行列：

欧里庇得斯戏一开场，没有人闲着，我的女角色说话，奴隶们也有话说，还有主人、闺女、老太婆，大家都有话说。

埃斯库罗斯你胆敢这样做，不应该判死刑么？

欧里庇得斯我当着阿波罗说，不应该；我是根据民主原则行事的呀。

在《蛙》剧的上述对话中，阿里斯托芬实际上触及到了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对待女性公民的权利。有的汉语学者以为古希腊的妇女没有公民权，实为误解。亚里士多德曾说严格条件下的公民身份“仅限于父母双方都是公民的人”。既然某些女性也是公民，难题就出现了：一方面，“公民政治依据的是平等或同等的原则，公民们认为应该由大家轮流进行统治”，另一方面，男人对女人的统治在古希腊被视为家政，二者应该如何协调呢？根据民主原则，女公民也应该享有言论自由和其它权利，但事实为何并非如此呢？应该说，短暂的雅典民主实践并未解决上述矛盾。在性别维度，绝大多数古希腊悲剧都是男人主导的，但女性公民毕竟享有部分权利（如参加宗教活动和决定后代公民资格的权利），因此，她们迟早要在舞台上完成“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到了前451年，随着双亲公民资格法的通过，女性公民的地位获得了有限的提高，新悲剧家欧里庇得斯顺势创造了美狄亚的形象。美狄亚上场后，就开始感叹女性的卑贱地位：

在所有能感受和思考的生物中，我们女人是最受虐待的种类。一开始，你就必须重金购买一个男人，作为你身体的独裁者。……这造就了怎样复杂的错误！然后是可怕的冒险：我们获得的将是好的男人，还是个坏家伙！……如果我们的功课做得好，丈夫没有摆脱婚姻的羁绊，那么，我们的生活便是可羡的，否则，还不如死掉。

在受压迫的女性中，美狄亚又属于命运最不济者：为了获得爱情，她帮助伊阿宋获得了金羊毛，在逃亡的途中杀死了自己的亲弟弟；远嫁到异国他乡后，丈夫却另有新欢；生性倔强的她因激烈反抗而得罪了国王（情敌的父亲），即将被驱逐出境。面对“还不如死掉”的处境，她拒绝扮演“温顺的殉难者”，精心设计了完整的复仇行动，先后杀死了情敌和孩子，让变心的丈夫承受巨大的苦痛，自己则驾龙车飞往雅典，与预先约定好的接应者会合。剧终时，观众看到的是如下意味深长的景象：

话音刚落，美狄亚脸上露出报复性的冷笑，驾龙车远去。伊阿宋蹒跚着离场。

如此离开的美狄亚完成了自己的“计划”和“使命”，无疑是胜利者。从整个悲剧情节来看，复仇的美狄亚绝非激情的奴隶，而是精心设计并完成了反抗计划的悲剧英雄。那么，是什么在推动她呢？是纯粹的复仇欲吗？如果是，具有类似遭遇的女性数不胜数，为什么美狄亚的形象却如此少见？显然，必有某种实在的力量成全了她。这力量来源于公民社会的法则。古希腊民主政体中的女性不但可以成为公民，而且在家庭生活和宗教事务中享有一定的权利。尤其是在家庭生活中，女性和男性的联结往往是共和式的。剧中的美狄亚虽然进行了激烈的反抗，但涉及的主要是家庭事务，因此，她实际上是在女性公民的权利范围内行事的。正是公民体系赋予女性的部分权利推动她站立起来，完成了“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她的形象既敞开了古希腊民主体系的局限，也见证了其力量。

悲剧英雄都是承担者。承担的能力源于自由意志。没有自由意志，就无所谓承担。只有当个体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塑造自己时，他才能以承担者的姿态在宇宙中亮相。自我塑造需要一定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前提。轮流统治和被统治的公民法则给了每个自由人站立起来的机缘，雅典公民则是最原始的悲剧英雄。从这个角度看，古希腊悲剧不过是公民文化的特定形态。在公民文化受到压抑的中世纪，悲剧在西方也处于蛰伏状态，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开始复苏。体悟到了这个秘密，我们就会明白：悲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之所以只能是例外，并非由于“吾国人之精神”天生具有乐天的特质，而是因为华夏大地长期缺乏悲剧诞生的政治学-社会学前提。从先秦到晚清，中国始终没有公民大会，没有人民普遍参与的法庭审判，没有轮流统治和被统治的政治理念。此间的数千年里，国人不是君王，就是臣民，惟独没有

自由、自治、自律的个体。在这种语境中，即使贵为最高统治者的国王，也无法以普遍性的个体理念界定自己，更不要说被统治的臣民了。没有自由、自治、自律的个体精神，就不会有相应的承担情怀和罪责意识。中国文学中缺乏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王、美狄亚这样的形象，原因就在于此。如果这种政治学力量始终控制着整个文化体系的话，那么，悲剧精神和悲剧形象就永无诞生的机缘。然而，自元代开始，中国文学却出现了少量悲剧作品，原因何在呢？要理解其中的秘密，我们必须把目光转到政治学领域之外。除了公民文化外，市场经济是个体性最重要的源泉和支撑。早期市场经济都是自发形成的，属于个体自愿结合的产物，个体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为了保证交易的公平和效率，市场经济要求个体遵守游戏规则，按契约行事。契约和规则将个体置于等高的平面上，推动他们形成普遍的个体意识。到了唐代，渐成规模的市场经济虽不足以挑战君王/臣民的二分法，但生产出了日益发达的市民社会和相应的局部性的自治场域。进入元代以后，这种局部性的自治终于结出了文学之果：一方面，持续发展的市场经济扩充着市民社会，另一方面，异族统治使大批文人下降到普通市民阶层，于是，在市民文化崛起的大背景中出现了《窦娥冤》等悲剧。在《窦娥冤》中，人物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商业关系：窦秀才欠蔡婆婆本利计40两银子，才将女儿许配给蔡家；赛卢医借蔡婆婆24两银子，企图赖帐，遂动了杀机；然后才有了张驴儿父子救人和逼婚等情节。从表面上看，商业关系似乎并未起好的作用，其实不然。倘若剧情全由商业关系推动，那么，按契约办事的准则就注定了不会有窦娥之冤。窦娥之冤来自落后的司法制度：没有公民参与审判，缺乏受公民监督的审判程序，是非皆有一人判定。对于这种不公正，屈打成招后的窦娥进行了勇敢的诘问：

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错看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这种对天地的诘问空前大胆。它将最高权威放在被审判的位置。窦娥之所以具有反抗的勇气，是因为她心目中存在一个终极尺度：天、地、人都应以公平为准则。在个体无法轮流行使统治权的时代，公正至多只能偶然地存在。可是，窦娥却决意寻求公正。必有某种超越政治学规范的力量推动着她。这力量来自哪里呢？我不说，读者诸君也会猜到。

追天问地的窦娥已经试图独自站立。她能进入悲剧形象的行列，不在于其哀怨情怀，而在于抗争精神。可惜的是，她的抗争都停留在中途：对天地的诘问很快就被叫冤声所代替，最终为他洗净冤屈的是另外的权力主体——她做了大官的父亲。阻碍窦蛾走向独立的是大一统的集权政体，是君臣、父子、夫妇的等级秩序。在后者的束缚下，个体只能在市场领域获得有限的自由。当人们试图将经济领域的自由扩展到政治学领域时，巨大的惩罚性力量就会显示出其严酷品格。既然如此，抗争者要造就“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就必须把剑锋指向大一统的集权体制本身，而这恰恰是元悲剧未完成的使命：无论是窦娥，还是《赵氏孤儿》中的程婴等人，都仅仅把剑锋指向了少数奸佞。当他们的目的达到时，本应受到质疑、反抗、审判的体制却都证明了其公正品格。对当时体制的臣服注定了他们的自由意志无法伸展和生长，只能处于萌芽状态。我们无须指责他们：在大一统的集权体制中，人们的思想也被世道严格限定了，窦娥不能不寄希望于“王家法不使民冤”，程婴们最终必然“谢君恩普国多沾降”。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还仅仅是悲剧人物，而非悲剧英雄。由他们的命运可以看出，悲剧英雄的出场至少需要一个前提：“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的体制出现致命的裂缝，成为质疑、反抗、审判的对象。到了曹雪芹的时代，这种条件大体上出现了。此时，从秦朝延续下来的集权体系已经暮气沉沉，即将沉入到历史的夜色中。按理说，能够独立承担使命的悲剧英雄应该出场了，但事实是否如此呢？1904年，王国维断定《红楼梦》为“彻头彻尾的悲剧”，理由是：书中人物的行动出于个人意志，是自己生命苦痛的造就者和承担者，如“赵姨、风姐之死，非鬼神之罚，彼良心自己的苦痛也”。的确，相比于窦娥

和程婴等人，《红楼梦》中的主人公表现出了更多的个体意志。卑微如袭人者，也强调人皆有自由之身：“便是朝廷，也有个定例，或几年一选，几年一入，也没有长远留人的道理，别说你了。”主体意识让宝玉痛恨自己的受束缚状态：“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了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能说不能行。”可是，这略微伸展了的自由意志依旧非常孱弱，仍然无法与没落中的意识形态体系抗衡。小说中的两位主角——宝玉和黛玉——均未完成自己的主导生命意向：“宝玉之于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于最爱之祖母，则普通之道德使然；况黛玉一女子哉！”宝玉并未将其爱情进行到底，黛玉以他人的选择为自己的命运，二者都未完全站立起来，还不是自己生命的完整承担者。他们的结局并非个体意志的函数，而是“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孱弱的个体尚无法与强大的社会阻力抗衡，实为悲剧诞生的真正缘由。解决之道在于个体完成站立的动作而非“离此生活之欲”。王国维依据叔本华理论，因《红楼梦》表现了“离此生活之欲”而称之为“彻头彻尾之悲剧”，其谬莫大焉。彻头彻尾者，典型也。如果《红楼梦》为典型之悲剧，那么，从古到今的悲剧都应以“离此生活之欲”为主题，但《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王》、《美狄亚》、《麦克白》、《奥德赛》、《窦娥冤》、《赵氏孤儿》却均肯定生命的意志和承担的勇气，因此，王国维之说难以成立。真正的悲剧英雄都是承担者而非解脱者。在中国人正在学习站立之际奢谈解脱，无疑于自我谋杀。由王国维悲剧学说之欠缺，我们可以看出国人在学习站立、自治、承担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犹豫、紧张、冲突，遭遇到了多么大的阻力，体验了何等的艰难。

悲剧从无到有，对应着“吾国人之精神”的变化。并没有抽象的“吾国人之精神”。“吾国人之精神”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征。从元到明清，市场经济的兴起为国人提供了体验自立、自治、自我承担的机会，随之出现的是悲剧精神和悲剧形象。由于有限的经济自由尚无法与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抗衡，此间的悲剧人物留给后人的仍是半立半伏的扭曲背影。到了清末，公民主权思想逐渐从西方传入中国，部分人开始努力完成站立起来的全部动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认识到个体只有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才能站立起来：“何谓权利？人民在此一国之内，那一国的权柄，必能参与，一国的利益，必能享受，人家不能侵夺，也不可任人家侵夺，但各有界限。”有了权利，方有自由：“自由者，权利之表征也。凡人之所以为人者有两大要件：一曰生命，一曰权利。二者缺一，时乃非人。故自由者亦精神之生命。文明国民每不惜掷多少形质之生命，以易此精神之生命，为其重也。”自1912年中华民国诞生后，国人正式开始了建设公民社会的尝试。及至新文化运动兴起，国人更将寻求站立的行动理解为解放：“解放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也。”正是在寻求解放的过程中，能够造就“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悲剧英雄正式出场了。从20年代开始，新兴的中国话剧进入了以悲剧为主体的时期，《千秋遗恨》、《获虎之夜》、《名优之死》、《打出幽灵塔》、《雷雨》、《日出》、《原野》等众多悲剧先后上演，箫月林、周繁漪、仇虎等决绝的悲剧形象打动了万千观众。与窦娥、程婴、贾宝玉相比，箫月林、周繁漪、仇虎等新型悲剧人物表现出了强烈的追求自主、自由、自治的生命意志：箫月林为打出“幽灵塔”，宣告自己将因“死”而“返了自己的生”；“果敢而阴鸷”的周繁漪奋力反抗父权制体系赐给她的人生“苦药”，渴望自己像“火山的口”般“热烈地冒一次”，为追求爱情而不惜犯乱伦之罪，在希望破灭后说出了真相，引爆了毁灭性的雷电；野性十足的仇虎敢恨敢爱敢追求“黄金铺的地”，失败后以死拒绝镣铐，把决绝的反抗之姿投射到天地之间。他们果敢，奔放，不怕走极端，为体验解放的快乐而不惜走向毁灭。在他们这里，哀怨早已让位于自我决定的豪情。无论下一刻是生是死，他们都是自己生命的主人公。这些生命力洋溢、自我承担、有强烈内心冲突的个体已经是真正的悲剧英雄。周繁漪和仇虎的形象更是可以跻身于世界悲剧英雄形象之林而毫无愧色。如果他们所代表的精神谱系继续生长和扩张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就没有必要讨论国人为何缺乏悲剧精神了。

可惜的是，从20世纪30年代末期起，这条精神谱系被复杂的历史境遇切断了。就在曹禺的《原野》尚在广州《文丛》杂志连载时，七七事件爆发。此后的中国被拖入连绵的战事，对民族命运的集体关注淹没了刚刚生长起来的个体叙事，救亡压倒了启蒙。12年后，硝烟初散，但悲剧英雄们却仍无重新出场的机缘。从20世纪中叶起，中国走上了强调集体意志的道路，宏大的人民意象遮蔽了个体的身影，公民文化的建构被推迟乃至耽搁了。时间到了21世纪，对普通中国人的流行称谓仍是老百姓、百姓、群众而非公民，轮流为治的思想还仅仅是边缘性的学术话语。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站立为个体，尚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翁。一个人如果不能完成“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那么，他就无法自我决定、自我塑造、自我承担，不可能具有自我决定、自我塑造、自我承担的悲剧精神。他所能做的不是喜剧性的嘲讽和戏谑，就是把任何苦难都改造成甜蜜的记忆。造成这种状态的不是某种文化的特性，而是具体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体系。在它背后，没有类似命运的存在，只有待改变的现实。

(学习心得体会)读《中国人的精神》有感

读《中国人的精神》有感 在党校学习推荐的阅读书目中，《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不为别的，就因为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华民族的精神，历史伟人对我们民族精神的评价与分析极其重要，通过对其学习和认识，我们不仅能对作者所处的社会状态有所了解，还能深入的思考精神对一个民族发展的影响。 自从看了辜鸿铭老先生的《中国人的精神》这本享誉度很高的著作，书里他提及到的几个地方让我印象很深刻，感触很深刻。对于里面的一些观点，有些是表示赞同的，但有些是觉得值得推敲的。 在“人之初性本善”的那一章节里，辜先生写到的“在中国，一个人不觉得需要用自然力量来保护自己，因为他确信每个人都认识到公正和正义是比自然力量更高的力量，因此每个人都认为道德义务是必须得到服从的东西。”，这句话高度的褒扬了中国人民由古至今所流传下来的传统美德，与此同时，他也把中国人的精神与西方的传统文化做了对比，写出了自己对此的看法，我很是赞同。他认为，西方人相信传统“性恶”的理论，进而惧怕上帝和法律，所以需要外在的强制力去进行约束，耗费了大量的财物去供养牧师，军队等，更是对人本身造成了强大的约束，这种约束进而促使人走向极端，延伸到国家机器上就形成军国主义。我想，这也是对20世纪初的列强觊觎中国的一大主因，也是帝国主义历史上发动那么多灾难性战争的一大原因。

但是中国则不一样，中国有“好公民的宗教”，即道德感的自我约束，进而延伸到其最高的义务，即忠诚的义务。中国的好公民宗教不需要通过牧师或警察就可以很好的维持国家秩序。而好公民宗教的第一条法则就是要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爱的法则是爱父母，正义的法则是忠诚，忠君。于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既具有博学的智慧，又有最原始的善良，所以中华精神是源远流长，不可磨灭的。 作者另一个关于儒学的观点也十分鲜明。他认为，儒学不是宗教，但能代替宗教，使人们不再需要宗教。对此，作者将儒学中的“仁”“孝”“礼”“爱”分别与西方宗教中的思想进行对比，并引用了《论语》《中庸》中的大量观点和西方宗教和哲学家的言论进行比较，得出了中国的儒家思想可以代替西方的宗教和军队来维护国家秩序的结论。需要提出的是，这或许是针对作者当代的社会环境和实际情况作出的对比与结论，但到现代，我个人不很是赞同这一观点，因为我们也有军队的存在，也有法律的约束。西方的宗教对于一些国民来说，起码是对于现代社会的人来说可能只是作为一种信仰，他们信仰了宗教会使他们心理感受好一点，或者这仅仅只是一种传统，而并不因为他们的道德过不去才出现这样的情况。相反，有中国著名作家指出，中国之所以出现那么多的食品安全，生产安全，贪污腐败，恰恰因为中国人缺少了信仰。 诚然，我们需要坚持用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来思考问题。或者说，在辜老先生的那个年代，社会情况确切如老先生所说那样，但我们不能排除辜老先生心里上有偏心于自己祖国的爱国情愫，甚至有对西方某些地方不满而将其夸大甚至将其描述成西方普遍出现的问题的情况。

什么是科学精神

什么是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近来学术界和国家领导人经常谈论的词，随着科普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科学精神应该是科普的重要内容。但是，科学精神到底是什么？科学精神的内涵到底是什么？ 2001年1月12日，中国科普研究所和科学时报社共同主办了关于科学精神的高层次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的目的是响应江泽民总书记关于弘扬科学精神的号召，对科学精神进行定义并阐述科学精神的内涵，以便更能够被广大公众所理解和接受，自觉地用科学精神规范自己的言行，使科学精神逐步渗透入中国的文化，提高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提高中国的综合竞争力。参加这次高层研讨会的著名学者有于光远教授、王大珩院士、冼鼎昌院士、席泽宗院士、张开逊教授、董光璧教授、李醒民教授等30多人。 与会学者们认为，在中国提倡科学精神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在中国这样一个科技技术尚不很发达，封建历史长的国度内，提倡科学精神对于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素养是十分重要的。 一、科学精神研究的历史 学者们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科学精神研究的历史。中科院樊洪业研究员叙述了科学精神在中国历史上的研究过程。1916年，当时的中国科学社的社长任鸿在《科学》1916年的第二卷第一期上就发表了《科学精神论》。他认为，“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是已”。1917年，一个美国科学家、奥柏林大学教授M·M·梅加夫给中国留学生做了“科学与近代文明”的学术报告。他认为，社会的发展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张力，一个是传统主义，维护社会稳定；另一种就是属于推动改变这个现实的比较激进的力量，就是科学精神（Scientific Spirit）。科学精神就是服从真理的精神。中国之急务“莫如科学精神之普及”。1922年，科学社在南通开会的时候，梁启超到会发表了“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讲话。他认为科学精神有三层意思，第一是求真知识；第二是求有系统的真知识；第三是求可以教人的真知识。也就是能够提供给公众的知识，可以教育公众的知识。1935年，竺可桢在他的文章《利害与是非》中讲到我们以为在洋务运动中学到科学知识就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只看重西方科学带来的物质文明，却没有培养供科学生长的科学精神。但是实际上学习了科学知识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国外的人认为中国人仅学习了科学知识，但是没有科学的空气。他在讲话中强调，要培养科学的空气。科学的空气是什么？就是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是什么呢？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竺可桢列举了科学史上的大量事实，认为从事科学的事业不要屈服于各种压力，为了获得真理要不屈不挠。1939年，竺可桢先生给浙江大学写了校训，就是“求是”两个字。“求是”这两个字就是他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求是精神。哈佛大学的校训就是“Truth”，意思是真理，或者说就是追求真理。事实上也就是求是的意思。所以，竺先生是吸收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综合起来就是尊重事实的精神（faith of truth）。1941年，在竺可桢先生的《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中谈到近代科学的目标就是探求真理，就是科学的精神。 到1994年，我国重提科普，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共同发表的《关于进一步搞好科普工作的若干建议》中提到普及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在1996年的全国科普大会上，周光召同志和张玉台同志的报告中都讲到了科学精神。在1999年8月20日江泽民同志视察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发表讲话时提到要普及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在给中国科技馆题词中就明确地提出“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科学方法”。 二、国外对于科学精神的看法 国外的学者关于科学精神的论述虽然与我国学者所谈的科学精神的概念并不一定完全

中国人信仰的根源辨析

中国人信仰的根源辨析 信仰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在思想多元化的冲击下产生了关于中国人有无信仰的争论。本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命”为起源，以身处社会之中的“人”为信仰主体，以道德信仰作为核心内容，以“天人合一”为终极价值关怀，构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信仰体系。当代中国信仰重构应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信仰统领社会发展的同时，更应反身向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精神力量，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标签：信仰；中国传统文化；探源 信仰是人类特有的精神活动，因而也成为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与全球化的冲击，使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随之而出现了信仰的危机。信仰作为文化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内容也必须在此基础上做出相应的调整。党的十八大报告特别强调：要建设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当代中国信仰的重构还应反身向后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寻求精神力量。 一、关于中国人信仰有无的争论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物质财富的增加也随之而产生许多社会问题。在分析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人们将目光转向了思想领域，一场关于中国人到底有没有信仰的争论由此展开。 1、多数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没有自己的信仰 美国最负盛名的决策咨询机构兰德公司撰文并预言：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穷的国家。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没有自己的信仰。文章认为：中国人在心理上受无神论思想的影响，排斥宗教信仰并将其视为迷信；但在行为上却表现为泛神论，拜鬼敬神的现象非常普遍。当在精神领域中无法形成社会普遍认可的信仰时，便丧失了敬畏之心，导致个人的自我意识被无限夸大，人们习惯于按照自己的意志确定各自行为。当人们心中没有罪恶感时，人性中的残忍和冷漠便暴露出来。也正因为没有信仰，所以“纵观中国整个历史，最残忍的争斗和屠杀都来自于他们内部自己。”[1]信仰的缺失使中国人将对金钱与权力的追求视为人生的终极价值目标，在行动上就表现为自私自利和缺乏同情心，而这样的国家是不可能得到国际社会的信任与尊重的。 以上事实反应了国际社会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国人信仰观的普遍看法。虽然这是基于对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的分析而得出的结论，但由于西方人不能真正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与实质，因而未免过于夸大和片面、有失公允。 2、一些国内学者也认为中国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信仰

公共精神

公共精神是当代中国社会生活日益丰富和发展的需要，是现代社会对公民提出的一种最基本、最重要的美德要求。但是近几年却屡次发现公共精神缺失的现象：随意踩踏草坪、在为公众提供休息的椅子上睡觉、任意攀爬树木、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随手乱丢果皮纸屑、在旅游胜地刻字留念等，频频触动国人神经，引发社会广泛议论。公共精神缺失不但会影响到公民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生活秩序，也会严重阻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因此，我们必须要主动涵养公共精神，不断提升国民素质，从而构建和谐、文明的现代社会。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的国民富裕了，但为什么国民的文明程度却没有相应提高，反而出现种种公共精神缺失现象呢？归结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原因，如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受儒家“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思想的影响，束缚了国民关心公共生活、承担社会责任与参与公共生活的积极性；也有现实原因，如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导致人们在私欲的驱使下追求最大的个体效用，舍弃道德而追求个人利益，遇事只逞一己之愿，不求反躬自身，强调个人而忽略他人、强调自己而忽略社会。公共精神是公民在公共生活中应具备的基本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公民素质高低的重要尺度。当前，国民的种种不文明行为提醒我们，涵养我国国民的公共精神已经刻不容缓。 涵养公共精神，需要加强教育。教育是培养公共精神的第一步，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问题：重成绩而轻素质。我们的应试教育，没有充分的对学生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德、智、体、美、劳的全面教育，导致很多人养成以自我为中心、不顾他人感受、我行我素的行为风格。必须将涵养公共精神纳入素质教育体系，要从娃娃教起，真正将公共精神根植于我们每个人心中。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多管齐下，协调统一，形成有效的公共精神教育的社会机制。既重视培养公民独立的人格精神，也重视培育以权利、责任为核心的公民意识。 涵养公共精神，需要加强社会宣传。涵养公共精神不仅仅是个别不文明人的事情，而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必须要长期开展全民思想教育活动，宣传教导人们处世待人要讲求礼貌。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要多报道正面的文明行为，多宣传公德意识，在全社会营造涵养公共精神的舆论氛围。同时，也可以借助民间组织的力量，如非盈利组织向准备出国的企业员工、管理者和大学生进行宣传教育，以此来提高国民文明素质。涵养公共精神，需要法治的保障与呵护。一方面，坚持依法治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这是一种最根本的公共文明。对公民如此，对社会也如此，对政府更是如此。因为，法律是公共利益的载体，是公共责任的依据。另一方面，法律在倡导、鼓励和保护公共文明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对有违公共文明的行为按名责实，将其法律责任落在实处。唯其如此，政府官员才会把夙夜在公、忧国奉公作为最基本的公共文明，普通公民才会践行奉公守法、克己为公的公共精神，全社会才会形成天下为公、和衷共济的公共精神。 鲁迅先生曾言：“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其中的“立人”之要即在于涵养公共精神，因为公共精神对提升国民素质、构建和谐文明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只有从教育、宣传、法治方面采取措施，树立“自律”和“他律”思维，才能共同建设和维护我们的美好生活，共建文明社会。

重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秩序

重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秩序 课程前言 在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征程中，在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有一个问题比较突出。人们的精神生活、精神文化、精神世界，这方面的生活水平往往没有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原来我们设想的是人们的经济得到满足了，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也会越来越高，这样一个伟大的幻想已经破灭了。在现代化的征程中，人们的精神世界出现的问题却越来越多，它没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没有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满足而得到相应的提高，这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近些年来，我一直关注这方面的问题，而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精神世界秩序的问题。精神世界是否需要秩序？它需要什么样的秩序？怎么样建构这个秩序？所以今天和大家探讨的题目是重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秩序。 我们说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秩序井然，显得井井有条，非常有秩序时，一切事物能够有条不紊，且能够循序渐进的发展基本保证，有条理、有顺序，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一个人才能够循序渐进，不断地得到发展，而如果失去顺序，秩序紊乱，往往容易导致混乱、倒退，甚至崩溃。历史上，秩序井然时，这个国家和民族处于发展时期，财富得到很大的积累，人口数量在增多，而在战争和混乱、失序时，这个国家就会倒退，甚至崩溃，被新的朝代所取代。在我们古代朝代更迭时，每一个朝代的初期，往往统治者能够励精图治，并且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建立一个秩序井然，不断发展的时期。然而，封建社会，往往到一个朝代末期开始混乱，开始失序，被新的朝代所取代。所以，“有秩序——没秩序”的一治一乱的循环，这是人类社会。 其实，正如在自然规律支配下的自然秩序，自然规律、自然世界的秩序，它控制自然界运动变化，水往哪里流、风怎么样刮，其实自然界背后有自然规律控制下的自然秩序。那法制伦理规范和纪律规章制度这些人类创造的文明，它约束下的社会秩序也调节着社会历史的持续发展。在自然界有自然规律支配下的自然秩序，在社会界有社会秩序支配的社会发展。在精神世界里边亦是如此，精神直接的欲望、情感、认知、评价、意志和信仰等维度，它在倾向于追求自由的过程中也离不开一定的秩序，以避免精神世界的紊乱。在精神世界领域往往向往自由、追求自由，我的欲望、情感、政治，我都想追求自由，不想被束缚，我想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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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与中国人的科学精神 从马可?波罗游记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掀起了研究东方文明的热潮。从1643年牛顿诞生到1765年瓦特蒸汽机开启工业革命、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欧美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然而，1840年的中国却进入了鸦片战争时期。1840年前后，英国的机器化生产已基本取代手工业生产，1831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1847年西门子-哈尔斯克电报机制造公司建立，开启了电气化时代。从马可?波罗的诞生到工业革命电气化的开始，欧洲经历了约600年的努力终于彻底超过了中国。究其原因，有很多。如果从思想的角度来分析的话，中国人的科学精神起的影响是很大的。 什么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就是人们在长期的科学实 践活动中形成的精神活动及其精神产品的总称。即贯穿于科学活动之中的基本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它一方面是科学家在科学领域内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又逐渐地渗入大众的意识深层，是一个民族具有不怕困难、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精神的不竭动力。 关于中国人是否缺乏科学精神这个话题，近代有一些大师，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林语堂先生在谈到中国人的心灵时，也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人之缺乏科学精神》，文章中将中国人缺乏科学精神的事实，沿着历史的河流，从头至尾“数

落”了一遍，他说道：“周代所有的古哲学家中，只有墨子和韩非子的风格接近有力的论证风格。孟子毫无疑问是伟大的诡辩家，然而他也只是对‘利’、‘义’等大而又泛的词感兴趣。其他哲学家，如庄子、列子、淮南子，只对漂亮的比喻感兴趣。墨子的门徒惠施、公孙龙都是伟大的诡辩家。……而汉代的学者则喜欢对过去时代的经典作注解诠释工作。之后的晋代学者则复兴了道家学说，靠‘直觉’来解开自己的身体与宇宙之谜。……宋代哲学家在佛教的启发下，重新解释儒家学说，把儒教变为一个训练心智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哲学系统。……”他认为中国人是缺乏科学精神的。再比如，梁启超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中，就曾经指出了中国人科学精神缺乏的症状；梁漱溟在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在得出文化早熟的结论后，专门论述了《由此遂无科学》；。这些都是国人的观点，国外对中国有研究的学者中，同样也有持相似观点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写出《中国科技文明史》的李约瑟博士，他的著名的“李约瑟之问”――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台湾著名的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认为中国人并不缺乏科学精神。他认为，以中国历史来讲，如果从黄帝纪元开始，在那个时代中国文化就是以天文、数学为主，应该是人类历史先进的一页；到了两三千年前的墨子，也是主张科技和科学人才的，比如著名的“尚贤”思想；另一位著名的台湾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也说：

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的两歧 单世联 “人文精神”是当代中国知识界使用最多的概念之一。 “人文精神”是当代中国知识界使用最多的概念之一。这一概念的普及极大地利益于1990年代中期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 这是“文革”结束后思想文化论争的重要一环，其起源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初的人道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命题的锋芒所向主要是曾给中国人带来深重灾难的种种“政治异化”和“经济异化”，也理所当然地包含着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期待。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主要倡导者王若水1986年就指出：过去我们“把人看成抽象的…政治?而忽视了人的物质需要”，这些年纠正了这种篇向，强调了物质鼓励，“但也出现一种偏向，以为物质鼓励是万能的，一切问题都可以靠钱来解决。这又把人看成片面的…经济人?，以为他们的行为只受物质的需要考虑支配。两者都没有看到人是…社会人?，他们的需要是多层次的，是在社会历史中变化发展的。两者都没有看到人有自我实现的需要，它不是简单地用物质报酬来满足的，也不是可以用宣传…自我牺牲?、…毫无怨言?而加以忽视的。” 此论实际上已正视到人为物役的现代情境。随后而来的“文化热”在中/西、古/今的对比语式中批判中国传统文化，鲜明地提出了人性解放、个性实现等文化/政治理想。进入1990年代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在丰富社会物质资源、满足世俗欲望方面显出巨大能量的同时，也使计划体制时代的精神文化的生产和接受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功利目的、交换原则、消费逻辑开始向精神、文化领域的移殖，由此呈现出来的文化的市场化导向，直接催生了“人文精神”的议题。 1、当年论争：“精神”与“人文” “人文精神”的讨论于1993-1995年之间展开。这是市场经济初潮涌动、社会转型开始呈现的年代，也是知识分子日益边缘化、文化艺术需要重新定义自己的年代。1980年代新启蒙的乐观声调已经远去，1992年踏上的新路前景诱人而又难以捉摸。沉默了3年的人文知识界正寻找新的发言时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发表王晓明等人的《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的对话，对话者在批评王朔“痞子文学”、张艺谋电影等流行文化后提出了“人文精神”失落、需要重建人文精神的话题。当张汝伦、朱学勤等学者参与后，当《读书》杂志于次年5次连载以“人文精神”为总题的讨论后，特别是当作家王蒙旗帜鲜明地提出不同于上海诸人的观点和主张后，讨论进一步深化，具有全国性规模。人文学界之外，也有经济学家参与讨论。在持续两年的过程中，共发表文章100多篇，《光明日报》、《文汇报》等还开辟了专栏。1996年讨论基本结束，相关的文章分别编入《人文精神寻思录》（王晓明选编）

材料作文“信仰”写作指导与示例

材料作文“信仰”写作指导与示例 【仿真试题】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说：“人总要相信些什么，才不会度日时，跌入未知的黑洞里。”信仰，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灵魂，更是支撑一个人精神世界的力量之源。有人说，中国人目前没有信仰，所以速成鸡、毒胶囊、毒生姜才会泛滥;也有说，中国人目前有明确的信仰，民主、公正、法制、敬业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无数人反复践行;也有人说，我们正走在寻找信仰的路上…… 读完上述材料，你有何感受，请选准角度，自选文体，自拟标题，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含意的范围作文，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写作导引】 本试题材料的核心词语是信仰，所以考生只需以“信仰”为话题，紧扣材料的三个观点任选其一作辩证分析，立意均属切合题意。如以第一句为切入点，考生可批判当今社会信仰缺失的现状，进而分析其实质与危害，呼唤信仰的回归;如以第二句为切入点，考生可讴歌信仰的力量，呼唤人们要用积极的心态来看待这个社会，发现生活的美;如以第三句为切入点，考生可采取理性的眼光来看待信仰的状况，即既没有丧失，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同时，在文体的选择上，考生可议论，可抒情，可记叙。 【推荐素材】 认为艺术家的自由在于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么是错误的。这是胡作非为者的自由。 ——（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鲁迅 信仰是精神的劳动，动物是没有信仰的。野蛮人和原始人有的只是恐怖和疑惑，只有高尚的组织体，才能达到信仰。 ——契诃夫 屠呦呦PK黄晓明 2015年10月5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屠呦呦，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中国本土科学家，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其研究成果拯救了、拯救着、还会拯救无数人的生命！ 2015年10月9日，演员黄晓明在上海举办结婚仪式。媒体报道，这场盛大婚礼席开了上百桌，来了“大半个娱乐圈”，堵了市中心的半条延安中路。 当电视、广播、APP新闻等各大媒体争相报道黄的婚礼，铺天盖地的全是他的消息的时候，关于屠呦呦的报道却明显冷清很多，甚至很多人不知道屠呦呦是谁。 于是有网友评论： 当黄晓明婚礼因参加的大牌太多，导致浦东和虹桥两机场几近瘫痪，婚礼现场比诺贝尔颁奖典礼都要隆重的时候。让我不禁以为难道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不是屠，而是黄吗？ 当黄晓明挥金如土，婚礼奢华，费用达两亿的时候，而诺奖得主屠呦呦呕心沥血，一生奉献，奖金却只能在北京买半个客厅，所获报酬远比不得baby一季

高考作文：界限之痛

界限之痛 【背景资料】 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这样的人：他们在外面一团和气，不争不抢不吵不闹，信奉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原则。可是回到家里，就会用言语或者肢体去伤害自己身边亲近的人。更严重的是，有的人在外面当受气包，回到家也是受气包。 孔子云：“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精彩观点】 一、引发家庭关系痛苦的原因——界限感的缺失 心理学家武志红认为，这个世界只有三件事，自己的事、别人的事和老天的事。这三件事已经清晰划分了我们自己的界限。自己的事，只能自己做，不要依附他人；别人的事，只可以尊重和接受，不要强加干涉，也不应该干涉；老天的事，好好配合，天下雨就要打伞出去。 中国是一个重亲情和联结，但缺乏界限感的社会。记得小时候，从城市返回农村的父母因习惯于关着院门，而遭到邻里非议，因为，面对关着的院门，他们不能象走进自家院门一样心无界蒂，院门这个界限令他们很不舒服。 如果界限感仅限于物理上的个人空间或家庭空间的话，随着中国的城市化和对个人隐私的日益尊重，中国人的界限感已经大大增强。但是对于心理层面上的个人空间和家庭空间，中国人的界限感依然是非常模糊的，而正是这种模糊的界限感引发了人际关系中的太多的痛苦和无奈。 中国人的早期教育常常是界限模糊的。当一个孩子自己跌倒，本应该自己爬起来，那是他自己的事，父母却看着心痛，立刻过去扶起，其实，善良的中国父母已经侵入了孩子的界限，孩子的界限感在父母的疼爱中开始一步步缺失。 孩子慢慢长大，有能力独自上学，但因为界限模糊，他或她仍然认为那是父母的事，于是父母背着孩子的书包，早送晚接，风尘仆仆。 孩子慢慢成年了，独立意识开始强化，孩子觉得上什么学校是自己的事，和谁谈恋爱是自己的事，嫁给谁，娶谁是自己的事，但很遗憾，和父母的界限早已被打破，而且被打破已有很多年，而且可笑的是，孩子一边大声宣告“恋爱婚姻是我的事”，一边把找自己做的工作、买自己住的房子看成是父母的事，于是父母在这种模糊的界限中，仍然觉得“你的高考志愿是我的事，你的恋爱婚姻是我的事”，

《中国人的精神》读后感

《中国人的精神》读后感 导读：本文《中国人的精神》读后感，来源互联网,仅供读者阅读参考. 作为当代中国青年，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和态度去面对生活、面对社会呢。青年是社会的希望和未来，对国家和民族应该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最近，我阅读了有近代中国文化怪杰之称的辜鸿铭先生所著的《中国人的精神》。这本书从真正的中国人，中国礼仪，中国语言——以此来解释中国文明的精神并揭示其价值。写于上个世纪初的一战期间，正当欧洲文明陷于危机，辜鸿铭的目的很明显，为陷于危机的欧洲，甚至整个世界文明指出一条出路。目的，是去尝试解释中国文明的精神并揭示其价值。即儒教传统下的中国文明。 《中国人的精神》原载1914 年的《中国评论》，1915 年更名《春秋大义》在京出版，并很快被译成德文，一时轰动西方。全书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明的价值，在当时中国文化面临歧视、中华民族遭受欺凌的情况下，其影响尤为特殊。 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你必须具备的三个特征：博大、精深、淳朴在这部著作中辜鸿铭把中国人的精神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人的精神第一个就是绅士性。是没有强硬、苛刻、粗鲁和暴力。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丑陋、庸俗、愚昧、狡黠的，但却并不可怕没有侵略性，没有荒唐，没有邪恶。中国人确实有很多缺点，但这些缺点中却又透露出几分可爱。第二种精神就是强烈的同情心。真正的中国人过着一种感情的受人类影响的生活，可能有时会被人说成忽视了应该做的事情但是确是自由的过着一种真实的、感觉的生活。书中还谈到了中国的语言和无法绕开的中国的文明。

作者认为汉语是一种心灵的语言，所以真正的中国人是具有“孩子般的心灵和成人的头脑的人”。而书中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就必要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不可否认，辜鸿铭所强调的那种“中国人的精神”，确实是令人向往和怀念的。老先生对中国人和西方人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中，推崇中华文化、儒家文化，认为中国人是深沉的、博大的、纯朴的和灵敏的。在文中，辜先生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鼓吹儒家文明，救助西方文明等论调里在当时的西方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他看来，西方人惧怕上帝和法律，所以需要外在的强制力去进行约束。耗费了大量的财物去供养“闲人阶层”，更是对人本身造成了强大的约束，这种约束进而促使人走向极端，这也是对20 世纪初的列强觊觎中国的一大主因。如今的中国，尽管有一批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却在日益西化的大众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所以会有人总是觉得“西方月亮比中国圆”，从而忘掉根本。以我们当代人的眼光来看，我们对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须继承和发扬，也要学习和借鉴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科技，绝不能有那种民族自大的心态，从而能让我们民族的文化在与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融会贯通中继续发扬光大，造福于我们的中华民族。 辜鸿铭是一个天才。学贯中西、精通九种语言、获得13 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语翻译到西方。曾为六国使节当翻译。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辜鸿铭，是应该被历史记下的。探索中国人的精神，没有也永远不会结束。

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些是有利于科学精神的或符合科学精神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些是有利于科学精神的或符合科学精神的 这是个大命题，中国传统文化浩如烟海，即使是仅指符合科学精神或有利于科学精神的，也何止千万！所以，就此题作文，只能略述自己所知的一二三，而无法一一穷尽详述。 先正名。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起源于中国，诞生于中国，在中国流传已久的文化，是中国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晶。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孙子兵法》，《资治通鉴》，貔貅麒麟，夔龙凤凰，玉皇大帝，观音菩萨，中秋月饼，大年饺子，秦砖汉瓦，万里长城，四大发明，等等等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既有瑰宝精华，也有糟泊垃圾。像用兵韬略，治世宝典，优秀诗文，经典著作，笔墨纸砚，笙箫唢呐，音乐舞蹈，敦煌壁画，长城运河，美食香茶，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而相信鬼神，迷信风水，相信命由天定，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拜天地求鬼神，抽签问卦，把自己的命运交付给算命的瞎子求其指点迷津，所有这些行为和思想观念，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不是智慧的结晶，而是愚蠢和无知的结果。 在中国流行的未必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例如佛教，在中国已流行了上千年，几乎与中国文化融合，但它不属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释迦牟尼，默罕默德，耶稣基督，真主上帝，统统都是舶来品。玉皇大帝，真命天子，观音菩萨，土地老爷，才是中国人的神。同样，道教儒教虽已在海外一些国家盛大流行，但它仍然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文化。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哪些元素是有利于科学精神或者是符合科学精神的呢？这就需要首先搞清楚什么是科学精神。简单地说，科学精神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探索创新的精神，怀疑否定的精神，精益求精的精神，求真求善的精神，严谨周密的精神，注重实践的精神。可以说，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是在这样一些科学精神的指导下产生的（不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是这些科学精神的结晶和体现。 例如古典文学中那些优美的诗词歌赋，平仄对仗，押韵合辙，遣词用典，写意抒情，哪一首不体现着作者探索创新，精益求精的科学精神？现仅举几例说明之。 大家都称道王安石的《泊船瓜洲》一诗写得好，“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了了四句诗，似乎是神来之笔，得来全不费工夫。岂不知仅仅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一个“绿”字，就数易其稿，经过反复推敲最后才定下这个“绿”字。宋人洪迈《容斋续笔》卷八“诗词改字”条中记录了王安石《泊船瓜洲》诗的改字情况：“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自古以来，这条笔记成为王安石作诗精于炼字的范例。这个“绿”字由形容词“动化”而来，显然比“到”、“过”、“入”、“满”都好，一个“绿”字，把春风过后，江南大地一片绿色的意境像电影镜头一样表达于笔端，凝练而传神，显得诗意盎然！ 再说一段故事。据传，北宋文学家苏东坡，一次与他的妹妹苏小妹及诗友黄山谷一起论诗，互相题试。苏小妹说出：“轻风细柳”和“淡月梅花”后，要哥哥从中各加一字，说出诗眼。苏东坡当即道：前者加“摇”，后句加“映”，即成为“轻风摇细柳，淡月映梅花。”不料苏

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实质、意义和环境 ■袁伟时 ■2003年11月23日在广东人文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各位会员朋友： 前面讲的都很精彩，我都赞成。我现在简单讲三点意见。 第一．人文精神是什么？ 简单地说，就是人的价值至上，公民的权利至上。这不是我发明的。我们所讲的人文精神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之间有什么差别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一些朋友认为可以成为人文精神的一个养料、一个成分，可以吸收到里面来的。但是从世界文明的发展看，所谓人文精神，就是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现代文明的核心精神。这是东西方，主要是西方文明的结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两个至上。这两个至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即使有也是零碎的思想闪光。假如我这个理解没错的话，那么我们的工作就是要紧紧抓住这个基本或核心的东西。在我看来，作为人文学会会员，不能满足于做个自认为有人文精神的公民，而且相应地要考虑这个人文精神，这个公民权利怎样才能得到保障。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辛亥革命胜利以后不久颁布了一个《临时约法》。这个《临时约法》有很多好的地方，也有很多错误或不足的地方。但是，无论如何它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规定了一系列关于公民的权利，一共列举了“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等等12项“自由权”；体现了刚才所讲的人文精神。这个《约法》一公布，当时就有一个名叫章士钊的革命家、思想家，立即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他说《临时约法》规定了许多公民权利，公民有什么什么自由，但是假如有人蓄意侵犯这些公民权利，究竟怎么办？《临时约法》不但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且在这些权利后面加了一条尾巴：“本章所载人民之权利，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依法律可以限制之。”这个问题就大了，它为统治者肆意限制或取消公民的自由提供了藉口！在“增进公益、维持治安”等所谓“国家、社会利益”掩盖下，炮制出这个那个法律，“依法”取消公民应有的权利，实行專製统治。这是中国后来一系列问题的产生及国民党反动统治赖以建立的重要基础。这里面包含着大陆法系跟英美普通法系的一个差别。中国移植的大陆法系在公民权利保障上是比较差的。例如，美国宪法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它强调“不得制定”限制公民基本自由的法律，而大陆法系的宪法则着意规定公民的自由“依法得限制之”，反差巨大。章士钊认为应该引进普通法系关于人身权利保护方面的东西，实行“人身保护令”制度，从法治着手保护公民应有的权利。香港实行的是英美法系，如果一个公民被逮捕，他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他或他的亲友可以马上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任何拘押这个公

2015天津公务员《申论》真题及解析(精品推荐)

2015天津公务员《申论》真题及解析 一、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背景材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150分钟。其中，阅读背景材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分钟。满分100分。 2.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上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填写字迹的姓名和准考证号，并用2 B铅笔在准考证号对应的数字上填涂。 3.请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指定的答题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 4.待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后，你才可以开始答题。 5.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6.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翻过来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确认无误、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二、给定材料 材料1: 1.经典话剧《雷雨》在北京人艺进行新一轮演出时，一场低票价、针对大中学生的公益场遭遇“意外”,学生们的“哄堂大笑贯穿全剧”,出演周朴园一角的着名演员杨立新对此发出感慨，“文学上的精致，人物关系的复杂，台上所有年轻人全部死亡的悲剧结尾，使得《雷雨》毋庸置疑的成为了中国戏剧经典的开山之作。曹禺先生故去多年，《雷雨》仍然在中国的戏剧舞台上多有演出。但像这样的哄堂大笑贯穿全剧实是少见……”他最后甚至表示，“《雷雨》的‘公益场’真令人失望，这样的‘公益场’不演也罢！” 此事件一出，迅速在网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其中关于青少年传统文化的缺失显得尤为“抢眼”.尽管文化经典早笑场，原因必定是多方面的，而且有些专家剖析出的“文化语境失衡”,“60年不变，表演僵化”,“文化审美的扭曲”等原因确实存在，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年轻观众文化素养的失落和对尊重经典的缺乏已成不争的事实，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今，“娱乐至上”甚至“娱乐至死”已成为了年轻人的信条，对传统文化缺乏敬畏，甚至拿传统文化里的一些元素进行嘲讽，成为一些年轻人彰显“个性”的做法，但娱乐应有边界，面对传统文化要懂得敬畏和传承。某知名学者直言，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娱乐扭曲了意义。 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田沁鑫曾说：“不是因为有了莎士比亚才有了现在的文学英国，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注重文学的国家，所以才有了莎士比亚”.青少年传统文化的缺失直接说明了文化氛围的“稀薄”.北京人艺演出的《雷雨》，无论是对原剧本的挖掘还是人物表演上，并无失当之处，不断地哄笑体现出了年轻观众的艺术修养的缺乏。在一些高雅演出中，即使你不一定非常认可演员的演出，但一定的艺术礼节必不可少，例如古典音乐会中，什么时候该鼓掌，什么时候该起立，包括穿着、表情等，都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仪式”,甚至于显得“刻板”,但就是在这样的仪式中，艺术才能够得到最好的尊重与诠释。显然在年轻观众中这方面的知识是缺乏的，在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提升青少年的艺术品位和艺术修养也是需要学校和政府努力的方向。 材料2: 1.“中国人，便后请冲水”,“请安静”,“请不要随地吐痰”……这种仅以简体中文标出的警示牌，正在中国人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国——法国、德国、日本、泰国、新加坡等地频现。当大批游客成为中国的最新出口品时，“中国人”却成了不文明、粗鲁的代名词。 乱丢垃圾、坐公交车抢座，排队加塞，大庭观众脱鞋脱袜、赤膊坦胸，吃自助餐多拿多占，遇有纠纷恶语相向……近日，中央文明办和国家旅游局公布了从网上征集的10类“中国公民出国（境）旅游常见不文明行为”,以上行为全部榜上有名。 对于中国人在境外旅游中的不文明行为，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务员张利深有体会。除了加塞、随地吐痰等常见“症状”,张利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国人的“扎堆”和“大嗓门”. “中国人出去喜欢集体行动。几十个人浩浩荡荡地走在一起，有说有笑，休息的时候连躺带卧，占一溜长椅。”

《中国人的精神》读后感(共7篇).doc

《中国人的精神》读后感（共7篇） 《中国人的精神》读后感共含7篇，由的***投稿精心推荐，我希望以下多篇范文对你的学习工作能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第1篇：《中国人的精神》读后感 以下是我整理的《中国人的精神》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帮助到你。 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会不邀游伴，不与父母，必会携我的知心好友——书，来陪我游历明川大河。因为我确确实实被我的这一位良师益友所折服。 何谓“良师益友”？我想阅读书籍将会是最完美的答案。品茗书香，进入我神驰已久的书海，在其无边无际的知识海洋遨游，我把生活的喧嚣抛诸脑后，在天堂飞翔。因为阅读我听懂了“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明白了“书如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领悟到了“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中华文明如此多娇，引得无数文人竞折腰。 “读书有三到，谓心到，口到，眼到”。读书之时，我对古人之云心领神会。我喜欢把指尖轻划在书页上，享受那集富韵味的书质；喜欢口中不断朗诵文中之精髓，让那婀娜多姿的文字在我面前翩翩起舞；更爱让自己的思绪插上翅膀，不断揣摩，思考文学，飞到文学的彼岸……

仍记得往日里，茶余饭后之时，总愿意一个人坐在家门口，看着落日的余晖，带着崇高的敬意欣赏辜鸿铭老先生的《中国人的精神》。穿过晚霞，我彷佛看到一个世纪前中国文明被“进步”的西方文化冲击的时刻，几乎所有所谓的进步分子都要将西方文化全盘代替中国文明，有一个坚强不屈的声音宛如开天辟地般咆哮，如“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般捍卫中国传统文化！ 他的淳淳细语回响在我的耳畔“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又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淳朴，此外还有灵敏”。我颔首沉思：百年前与百年后，都有人崇洋媚外，谁来传承中华文明和优秀得道德传统？他告诉了我，在许多生活的琐事之中，透其细节我们都能摸索到中国人的精神。平日里，父母教育我们要尊老爱幼，我们注重的礼节孝悌，这难道不是我的中国文化优秀得传承吗？ 是否还记得1861年北京的战火，那是从“万园之园”圆明园升起的硝烟。正如雨果反语所言，西方的“文明人”劫掠东方“野蛮人”的圆明园。在丑陋贪婪中，西方人摒弃了他们所谓的道德约束，丧失了他们的信仰，宗教，法律。而我们中国人即使身处在战争年代，“粗缯大布裹生涯”，依然自强不息，“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就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流淌的无可言语的文雅和傲骨。最终战胜艰难险阻，建设美好新中国。 我迷恋着“‘一个永不衰老的民族’，一个‘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的民族，这个‘像孩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民族”。

表现科学精神的成语

表现科学精神的成语 导语：科学精神是研究所必备的，科学精神是专注以及专业的体现。下面是语文网小编收集整理的关于体现科学精神的成语，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形容科学精神的成语：奋发图强：图：谋求。振作精神，以求强盛。： 坚苦卓绝：坚忍刻苦的精神超过寻常。： 艰苦卓绝：坚忍刻苦的精神超过寻常。： 聚精会神：会：集中。原指君臣协力，集思广益。后形容精神高度集中。： 全神贯注：贯注：集中。全部精神集中在一点上。形容注意力高度集中。： 踔厉奋发：形容精神振奋，斗志昂扬。 发愤忘食：努力学习或工作，连吃饭都忘了。形容十分勤奋。： 刻苦耐劳：刻苦：很能吃苦;耐：禁得起、受得住。工作勤奋，经得住繁重的劳累。：业精于勤：业：学业;精：精通;于：在于;勤：勤奋。学业精深是由勤奋得来的。：孜孜不倦：孜孜：勤勉，不懈怠。指工作或学习勤奋不知疲倦。： 勤学好问：勤奋学习，不懂的就问。比喻善于学习。 脚踏实地：比喻做事踏实，认真。： 善始善终：做事情有好的开头，也有好的结尾。形容办事认真。： 事必躬亲：躬亲：亲自。不论什么事一定要亲自去做，亲自过问。形容办事认真，毫不懈怠。： 一丝不苟：苟：苟且，马虎。指做事认真细致，一点儿不马虎。： 业业兢兢：犹兢兢业业。小心谨慎、认真负责貌。 坚持不懈：坚持到底，一点不忪懈。： 艰苦奋斗：不怕艰难困苦，坚持英勇斗争。： 有始有终：有开头也有收尾。指做事能坚持到底。： 再接再历：用以指继续努力，坚持不懈。同“再接再砺”。： 再接再砺：接：交战;砺：磨砺。原谓鸡再磨嘴，然后再相斗。后用以指继续努力，坚持不懈。 长风破浪：比喻志向远大，不怕困难，奋勇前进。： 实事求是指从实际对象出发，探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事物的本质。通常指按照事物的实际情况办事。 舍身求法：舍身：舍弃身体;求法：寻求佛法。原指佛教徒不惜牺牲自己，远道求经。后比喻为了追求真理而不惜牺牲自己。： 推本溯源：探索根源，寻找原因。： 追本溯源：本：根本;溯：探求。追究根本，探索源头，比喻追寻根源。： 谦虚谨慎：谦虚：虚心;谨慎：慎重小心。虙待人，小心办事。： 虚己受人：虚心接受他人的意见。： 虚怀若谷：虚：谦虚;谷：山谷。胸怀象山谷一样深广。形容十分谦虚，能容纳别人的意见。： 齐心协力：形容认识一致，共同努力。： 大公无私：指办事公正，没有私心。现多指从集体利益出发，毫无个人打算。 形容科学精神的名言： 1、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战国屈原 2、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遍的规律或结论。——达尔文 3、科学是使人的精神变得勇敢的最好途径。——布鲁诺

论汪曾祺的人文精神

当代著名的小说家、学者汪曾祺，可谓是沈从文的真传弟子。其作品有着丰富的内涵，用词也准确精当，被历来研究者拿来作为研究的典范，无不体现了其作品在内容和主题方面的造诣之深。本论文主要对汪曾祺的人文精神进行解析，具体论述其人文精神表现以及形成原因。 一、汪曾祺人文精神的表现 （一）作品中人性的和谐 在汪曾祺的作品里，表达了人性的和谐，主要体现在人的行为是不受外界压迫与拘束的，讲求和追随内心的真实想法，生命应该是一个自由的存在。什么清规戒律，什么世俗伦理，在汪曾祺笔下只有抛弃这些才能真正的获得生命的价值。在作品《受戒》中，我们可以看到荸荠庵的名称是不符合世俗规矩的，以及住在庵里的和尚们更是从来都无所谓什么规矩。作者介绍到荸荠庵这样说“庵原本就是尼姑住的。和尚庙、尼姑庵嘛。可是荸荠庵住的是和尚。” [1]大师父仁山在庵里“从不穿袈裟，经常是披着件短僧衣，裸露着一个黄色的肚子。一天里他总是这样不衫不履地这里走走，那里走走。” [2]这种行为是不符合做和尚的规矩的，在其他寺庙也是决不允许的。我们再来看看明海，明海的行为更是不符合一个做和尚的规矩。在汪曾祺晚期的作品《薛大娘》中，描写都到主人公薛大娘穿鞋时总是光着脚，只是为了让自己的脚趾头自由的舒展开来，免得受袜子和鞋的束缚。她和吕三在一起只是顺着自己的心，图个快活而已。她这么做了，却也不怕邻居背后说闲话，她满足于身体获得的快感，是个性情中人。薛大娘这种自在的生命意识表达着原始生命的美丽并且完全尊崇的内心世界，崇尚生命的自在。 （二）作品中自然的和谐 纵观汪曾祺的作品，我们不难从作品中感觉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汪曾祺的故乡高邮是江苏省一个美丽的小城，是一个秀美的水乡，水总是让人感觉到像女子般恬静与秀美，所以我们看到汪曾祺的大部分小说中总是谈到水，即使没有水出现，文章也给人一种如水般的恬静与舒适，充满了诗情画意。所以，他提倡在文学创造时讲究文学创造要与自然环境结合起来，主张人与自然应该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而且，在作品中对自然景色的描写不但可以使得文章充满文采，还可以起到丰富故事情节的作用，使文章一气呵成，情节发展顺理成章。汪曾祺的这个观点在其作品《大淖记事》中体现出来。作者对自然景色的描写使得巧云和十一子之间的爱情显的更加顺其自然，并且给人以美好的想象。 二、汪曾祺人文精神形成的原因 （一）高邮对汪曾祺创作的影响 汪曾祺出生于江苏省高邮市，高邮其实是一个被琥珀围绕的水乡，为此水也对其性格和作品的风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许多小说都写到了水，为此汪曾祺评价自己的作品“有点水气，却不那么有土气”。[3]汪曾祺小的时候，常和祖父学习八股文，读《论语》，良好的家庭环境滋润了汪曾祺少年的文化修养，这些为其日后的写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其作品“高邮故事”中叙述的都是一些平凡的小人物，这些平凡的小人物过着再普通不过的生活了。这些再平凡普通不过的生活中却恰恰显露出了生活的乐趣所在，对作者来说这里的生活是再洒脱与惬意不过的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终于过去，新的时期已经在人们日夜的期盼中终于来了。那十年动乱年的的苦涩，艰难与痛苦，汪曾祺都看在眼里，铭刻在心。他经过漫长的沉静回忆，在其作品中极大的发挥天才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童年时光是温馨而美好的但是却也是极为短暂的，故乡高邮那片土地却永远美丽大于忧伤，所有人都向往美丽的东西，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他们更需要一片心灵的净土。汪曾祺从痛苦中走了出来，反思历史。他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在“小说是回忆”中找到了人们期盼已久的和谐的世界。汪曾祺笔下高邮是那么美，其实现实的高邮本身并没有作者笔下描写的那般美好，因为生活在高邮的人也会为了生计而劳苦，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生活不如意，也会为了各种各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