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在大陆的覆灭及原因

国民党在大陆的覆灭及其原因

抗战胜利后，迫于美苏两国的压力，也由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建立民主、独立、统一的中国的愿望，更是出于进行内战准备的考虑，蒋介石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虽然重庆谈判国共双发签订了《双十协定》，事实上在谈判期间，国共两党就已经在局部地区开战，可以说此时已爆发了局部的内战。1945年12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马歇尔来华调解国共争端，国民党迫于压力，召开了政协会议，达成和平建国的协定。但不久蒋介石即撕毁协定，向解放区进攻，至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经济上由于官僚资本的掠夺以及战争开支巨大，国民政府财政赤字严重，滥发纸币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其货币改革未见成效，国民政府经济崩溃，城乡社会生活一片凋敝。政治上蒋介石三番五次撕毁和平协定，迫害进步人士，压制人民民主运动，以及其自身的贪污腐败，日渐丧失人心。军事上，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处于攻势，人民解放军处于守势，经过一年的作战，人民军队歼敌112万人，到1947年7月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陈粟大军挺近鄂豫皖，陈谢兵团挺近豫西，到1948年秋，两年以来，以消灭国民党军队264万人，此时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转变，开始了战略决战，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争取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或歼灭国民党军队共153万余人。1945年4月国共和谈破裂，发起渡江战役，4月23日解放南京，相继解放中南，西南，至此国民党在大陆彻底覆灭。

国民党在大陆覆灭的原因：

1.阶级上

国民党的成分非常复杂，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有农工，但是其占主导地位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的是他们的利益。近代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他们恰恰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许多国民党员就是大地主，他们的阶级性决定了他们是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的。他们无法认识到造成中国真正贫穷的根源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如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写道“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就是操在外国的帝国主义之手。而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就是操在我们全国国民自己的掌上。如果我国内政能统一，国力能集中，而全国国民再能加以一致努力，共同奋斗，则中国的命运，就归纳于「精诚团结，奉公守法」八个字。”在土地问题上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即可表露无遗，国民党在很早就提出了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也提出过若干解决土地问题的政策，如二五减租，但这始终是一种口号，未曾付诸行动。如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决定在华北、华

中、华东、华南、东北等地实行二五减租，次年在在西南、西北地区实行，但是由于地主的抵制，未能成功。据官方对华东、华中、华南九省的调查，其中有八个省基本未实行。国民党也并非不知道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但是他们的解决思路是在不触动地主根本利益的情况下，以和平、渐进、改良、赎买的方式进行，但是不管多么温和的方式都会触及地主的利益，因而必然会遭到他们的反抗抵制，而国民党在农村依靠的主要力量就是这些地主乡绅，且党内许多人本身就是大地主，因而其土地政策只能停留在口头上，无法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因而也就无法得到占中国80%的农民的拥护。而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是最革命的阶级，他们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土地问题，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土地问题，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已经确立了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仅仅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路线。全面抗战爆发后，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又提出了减租减息的政策，到了解放战争，适时进行土改，真正的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淮海战役就是最好的例子，获得了土地的农民踊跃参军、支前，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胜利。

2.经济上

抗战后期官僚资本膨胀，在金融业、工矿业、商业资本上的垄断逐渐加强。国民党统治集团利用手里的权力和投机手段，炒卖储蓄券、公债、黄金、外汇等，从中牟取暴利。例如官僚资本的存款，从1936年的28亿元到1943年的417亿元，在本国银行中的比重从56.6%上升到90%。在农村，国民党于1941年实行征实制度，不久以后又实行征购，进而实行征借，其实就是白拿；同时实行统购统销将农村经济作物控制起来，垄断农村信贷，进行高利贷盘剥，有的直接占有大量土地，人民生活十分困难。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以接收等名义大量吞并民族资本。抗日战争期间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人民还可以忍受种种困苦。但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本应领导人民进行经济重建，可是官僚资本的盘剥比之抗战期间更甚，人民生活没有任何改变，尤其是内战爆发之后，军费支出激增，国民政府财政巨额赤字，面对这种情况，政府采取了大量发行纸币的措施，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无价飞涨，鉴于法币恶性膨胀，国民经济面临崩溃之势，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再次进行币制改革。开始发行“金元券”并收回金银外币，严格管制物价，以一比三百万的比率，收兑急剧贬值的法币。然而金元券却以更快的速度膨胀，前后不到十个月，发行总额达1，303，O46亿元，比原规定的发行额20亿元增加六万五千余倍，

物价比币改初期上涨一百七十万倍。1949年，民国政府曾印制了一张60亿面额的纸币，但只能买到70粒米，约为现在的1分钱。币制改革的失败成了压垮国民政府财政的最后一根稻草。城市中民族工商业工厂大量停工破产，工人失业，城市经济凋敝。农村中由强抓壮丁，导致农村耕地抛荒，无人耕种，土地荒芜，耕畜锐减，生产力遭到破坏，农业产量急剧下降，据统计，1946年即饿死1千万人，饥民于1947年达到1亿以上。国民政府财政金融崩溃，国统区经济破产。

反观解放区经济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解放区经济可以保持稳定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控制着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亿人口，已经建立了稳固的政权，就有了稳定的财政收入；解放军武器比较简单，虽然不是是小米加步枪但武器比较简单是真，没有坦克飞机等重型武器，对于石油等原料消耗极少；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自给自足，不像国民党向完全靠盘剥人民，经过土改，许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业产量增加；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干部还是普通党员都实行配给制，不像国民党那样层层贪污，同时实行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因此解放区的经济与国统区形成了明显对比。

3.政治上

储安平教授在1947年曾说“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现在这一批人，没有对南京政权有好感的。国民党的霸道行为作风，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恶痛绝；抗战结束以来对公教人员刻薄待遇，使他们对现政权热忱全失；官员沉溺于贪污作弊，他们进行种种刁难，市工商界人士怨气冲天；财政金融失策以及内战不停而造成的物价暴涨，使城市市民怨声载道。”抗战结束后，全国人民极度渴望和平建国，此时蒋介石却三番两次撕毁和平协定，冒天下之大不韪挑起内战，与此同时加紧了对自由派人士、学生的镇压。这一时期学潮迭起，如1945年底的昆明学潮、反美游行示威、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抗议美国扶日运动等，在这些运动中国民党采取殴打、逮捕、绑架的方式，并企图以武力镇压，造成了昆明一二一血案、下关血案、重庆较场口事件等等。同时他还查封书社、进步团体，迫害民主人士，如暗杀著名学者李公朴、闻一多。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使得原本对它抱有极大希望的中间人士迅速导向中国共产党一边。

国民党贪污腐败严重，比如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接收成了“劫收”。接收本是应该将日本人和汉奸抢掠去的民财还之于民，可国民党大员却将工厂、财务收为己有，当地人民讽刺那些接收大员为三洋开泰即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和五子登科，即金子、票子、房子、车子、

女子。最为夸张的是接收人员不止一拨，为了抢夺钱财，这个系统的人走了，下个系统的人再来接收一次，接收常常要进行三四次，当时老百姓称“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另一方面，国民党为了防共要求日伪军队和汉奸维持当地治安，充当其政治代表，许多日本统治时期的汉奸居然摇身一变成了曲线救国者了，他们在现政府中担任的职务与在日伪政府中没什么区别。国民党接收大员对前占领区居民的态度也是十分不好，他们常常以恩人自居，与当地居民矛盾十分重大，尤其是在东北和台湾，这种矛盾激化，造成了台湾二二八惨案。

中共共产党自建党之日起就是一个非常革命的党，20多年来始终不渝地前进。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冒着极大的危险赴重庆谈判，做出了许多的让步，尤其是政协会议上全国人民都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民主的诚意。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口号和设想更是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4.组织上

国民党历来派系斗争严重，六届二中全会时有一份传单上写道“夫本党派系繁多，不一而足，壁垒森严，互相嫉视，政学系自命有将，辄欲独揽政治；CC派人称多兵，则在包办党务，举党为之齿冷！统治莫不寒心!意志既形分散，力量从何集中。”在国民党内以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为首的CC派管理党务，有蒋家天下陈家党只说，以张群、黄郛为首的政学系，他们掌握着行政权力，张黄皆是蒋介石的拜把兄弟。在党内派系争斗之下，你打击我，我打击你，使得有能力的干部“不知在夹缝里摧残了多少”。而二者之间的矛盾在政协会议后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公开化，由于政协协定是在政学系张群、王世杰等人的努力下达成的，这引起了国民党内右派人士的不满，同时他们亦不满政学系把持行政，CC系与黄埔系联合在六届二中全会上攻击政学系诸人，各派人士更实在国大代表、参议员以及立委、监委的选举中各显神通，争抢名额，大大加剧了国民党的分裂，在1945年5月的选举中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达到顶峰，可以说是国民党内斗争已经失控。在中央上派系斗争，同时中央与地方派系斗争也非常严重，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并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他实际上是一个联盟，蒋介石是这个联盟的首领，控制着联盟的主要力量，但是联盟的的其他力量也不可小视，如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晋系阎锡山，还有冯玉祥、龙云等等，即使在中央军中也分陈诚的土木系和何应钦系。最典型的就是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从华中增援徐蚌战场的蒋介石的嫡系主力部队十二兵团在双堆集被围。而此时国民党军在其他地区已经无兵可调，蒋介石于是电令白崇禧调桂系的第三兵团去解围，

白崇禧坚决不同意，冷眼旁观国民党的失败。国民党内斗不休，加上它的失败致使国民党上层精英对其统治日益失去信心，1948年11月12日，有蒋介石“文胆”之称的陈布雷自杀，1945年3月国民党理论家，担任考试院院长20年之久，为国民党奋斗终生的元老戴季陶自杀。而基层党员也日渐离心，麻木不仁，得过且过，纷纷退党，当国民政府财政危机严重，蒋介石号召国民党员购买政府债卷，竟无几人响应。为此傅斯年教授曾说“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此时的国民党在组织上已经崩溃。

组织有力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其动员能力强大，有一套自上而下的完备的组织系统，可以深入到每一个村庄。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命令可以通过大区党委传达到县、区、乡，再传达到村里的小组、支部。以山东根据地为例，全面内战爆发时，山东根据地的共产党员占其总人口的1%，村村有党员，而且还有许多如农会、工会、青年团、妇女会等等的数量庞大的外围组织。

5.外交上

5.1对美外交

蒋介石敢于发动内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的大力支援，但是在实际中美援并未及时到位。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建立一个独立的、统一的，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容纳各个党派的亲美的政府，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美国是绝不愿卷入中国内战的，这与蒋介石内战独裁的政策是不同的。一二一惨案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开宣示其对华政策，要就国民党必须扩大政府基础，容纳国内其它政治势力实行民主改革。美国继马歇尔调节国共争端失败后，再派魏德迈使华，魏德迈来华后与各界人士广泛接触，他得出的结论与马歇尔并没有多大区别，期间他对国民党多有批评，这是国民党极为不满。魏德迈回到美国后，美国对是否继续援助共产党产生极大争议，最后通过的援华法案与国民政府向美国提出的15亿贷款计划相去甚远。蒋介石与杜鲁门的关系也由于其支持杜鲁门的对手共和党候选人杜威而达至冰点。到1949年国民党垮台之际蒋介石希望美国政府发表一个声明支持国民党，就是这样一个口头上的支持也被杜鲁门以不干涉中国内政的的理由拒绝。终其一生杜鲁门总统都对蒋介石及其幕僚没有好感，他在自传中指出“他们曾要求我派出数百万美国部队去拯救他，被我一口回绝。蒋介石实在无可救药，他们的腐败是与生俱来的，我决心不虚耗哪怕是一个美国人的生命去挽救他。”

5.2对苏外交

国民政府通过同意外蒙古独立和部分出让东北权益换取苏联政府对国民政府的承认，以及帮助国民政府控制东北。虽然苏联政府也

对中国共产党私下里有所帮助，但大体上他还是支持国民政府的。1942年初美英媒体公开了雅尔塔协定，全国舆论大哗，苏联的行径激起人民强烈不满，国民党趁此时机，在全国掀起一场反苏运动，使得国民政府与苏联交恶，苏联此时更多地向中国共产党倾斜。迫于压力苏军不得不撤出东北，在苏军撤走之际，留下了许多武器装备并转告中国共产党趁此时机占领许多大城市，此时正值政协谈判，中国共产党怕会影响谈判，因而有所迟疑，此时苏军对中共中央行动迟缓，态度犹豫颇为不满，直言批评中共中央对美国人太客气了，更不应该同意让国民党开5个军到东北来。

5.3对日外交

8月15日日本投降当日蒋介石即发表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广播演说，“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是我们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到今天一贯地只识黩武的日本军阀为敌，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我们更不可以对敌国的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和罪恶。我们必须切记，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以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以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将成为冤冤相报，永无终止。”而国民政府还出大力遣返日本战俘和侨民，120多万部队和90万侨民，合计213万人，在战后混乱情形之下，仅仅十个月就已经全体遣返日本。中华民国政府停止了必须调运国军的列车，拨出了载运粮食的轮船，尽力于日本人的集中和遣送。这与美国总统杜鲁门的胜利演说成为鲜明对比，“我们不会忘记珍珠港，日本军阀的罪恶绝对不能涤清，也绝对不会被忘记。如果和在恐怖战争中牺牲的美国男女生命比较，任何胜利都是渺小的。”日本人民是无罪的，但是日本军队对中国人民所犯罪行历历在目，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国人民死伤达3000万，损失更是不计其数，抗战刚刚胜利，蒋介石国民政府就摆出如此姿态，对待民族敌人以德报怨，对自己的人民确苛刻之至，这实在让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寒心。

6.文化上

伴随着近代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相应的传统的中国文化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改变。蒋介石主张力行哲学和四维八德，开展新生活运动。力行哲学是对王阳明心学的继承，将封建道统和秩序说成是天生的良知，将行抬到异乎寻常的地位。四维八德即四维即礼、义、廉、耻。八德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而新生活运动则要求民众把“礼义廉耻”结合到日常的“食衣住行”各方面。新运想要做到的，不仅是表面的市容清洁、谨守秩序，而是“要改革社会，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蒋介石理想化地希望新运能使人民改头换面，具备“国民道德”和“国

民知识”，从根本上革除陋习。他在《中国至命运》中阐述了自己关于伦理建设的思想“故培养国民救国道德，即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而使之扩充光大。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发扬我国民重礼尚义，明廉知耻的德性。这种德性，即四维八德之所由表现。而四维八德又以「忠孝」为根本。为国家尽全忠，为民族尽大孝，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实为我们中国教忠教孝的极则。”对于蒋介石的这些主张也不能说是全错，他所强调的新生活运动在今天看来是很有意义的，问题在于时机不对，不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整洁的城市、有序的社会生活没错，但是这些要建立在有足够的物质供应上，大多数的人都还挣扎在贫困线上，饿死人的现象时有发生，人民怎么会吃这一套呢。农民和工人阶级对于这些可能都不怎么理解，大家关心的是怎么吃饱饭，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追求的是欧美的资产阶级民主，对蒋介石提出的四维八德那些封建时代的东西是完全不感兴趣的。在文化上根本无法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

7.军事上

7.1过分自信轻敌

全面内战爆发前，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国民党大大超过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总兵力约为430万人。有各型舰艇129艘，各种飞机443架。反观中国共产党，此时正规军约为127万人，无海军和空军。而国民政府又有世界第一工业强国美国的援助，而一向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者的苏联也不帮助中共，导致了国民党的过分自信轻敌。蒋介石曾说“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一切之条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何，即可如何。”陈诚狂妄地宣称三至五个月之内就能打垮中共，就连比较谨慎的白崇禧也认为八至十个月足够了。这种轻敌的观念有高层传至基层指挥官，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共产党军队不堪一击，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国民党根本不知对手实力如何，对自己恐怕也不是很清楚。

7.2战略错误

解放战争之初，国民党凭借其军事力量的优势，决定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攻势发起后，国民党军的进攻面越铺越大，企图实行全面进攻，但在实际上，其军队的部署无法达成全面进攻的目的，而成逐次用兵之势，结果导致全面进攻难称全面，重点进攻亦无重点，主要作战方向不断在东北、华北、苏北之间徘徊。仅仅过了一年就由守势转为攻势。在以后的多次战役中也多次表现出了不了解对手目的，无计划，无章法。

7.3战术上的失误

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严重，中央军和地方军，即使中央军内部也

分为陈诚的土木系和何应钦系，还有其他各自为政的小派系。他们保存实力，对友军的困难视而不见，最典型的就是孟良崮战役中，张灵甫为了立功不听指挥，独自前进，将友军甩在后面，当张被围于孟良崮时，李天霞因为与张灵甫有私怨而见死不救，而犯了如此大错误的李天霞也只是撤职了事。情报方面，内战初期，国民党军进攻中原、苏北、延安、山东的情报均为中国共产党事先所获，令其在军事上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胡宗南的左膀右臂熊向晖，作战厅第三厅厅长郭汝槐等人都是中共谍报人员，使统帅部的决策几无秘密可言。另外国民党有些将领指挥能力低下，不少战区主官仍为长期没有实战历练的无能之辈占据。

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国民党在抗战胜利之后威望都达到顶峰，在全面内战爆发时对中国共产党仍占有绝对的优势，然而仅仅过了三年，江山易主，社稷全非，最后只得偏居一隅，就连它的对手中国共产党也没有料到国民党败落的如此之快。

孙中山曾说“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客观地说国民党中的许多人是真心希望中国能够独立富强的，但是他们无法顺利时代潮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自戊戌变法起，中经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国民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国人民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之下，已然觉醒。中国共产党，自从其建党之日开始就始终不渝地革命，向人民表明了它是真正革命的党，是一个能够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统一、独立、富强之路的党。正如辛亥革命后“从此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觉醒了的中国人民是绝对不会再允许中国走回分裂独裁的老路的。最后以一句话作结即得民心者的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