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研究状况
四、明清史研究概况
（一）明史研究
百年来的明史研究状况，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和一个非常时期。第一个阶段为1901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第二个阶段为1949年到1966年“文革”运动爆发；第三个阶段为1976年粉碎“四人帮”至20世纪末。一个非常时期为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之间的“文革”十年时期。这三个阶段和一个非常时期的明史研究，各有不同的处境和特色。
今天讲的这个问题相对比较专一些，主要讲三个问题：一是简单回顾明史研究的历程；二是国内明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及其变革；三是明史研究中存在一些问题。四是明史研究的发展趋势。认清学术的流变和问题，对我们以后进行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明史研究的发展历程
明史研究，以明代包括南明的300年历史为主要内容。明代有三个划时代意义的开端：一是中国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二是与世界融为一体的全球化开端，三是封建统治达到高度集权的时代的开端。因此，在今天全球化和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加大研究明史力度，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确实地说，明史研究开始于清代（姜胜利《清人明史学探研》），但现代意义上的明史研究则开始于20世纪初叶。纵观20世纪以来的明史研究，其突出特点是与中国社会现实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大致出现了四个高潮：第一次高潮：清末至民初。当时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近代思想大量传入，推翻清朝统治成为社会现实中的重要任务，因此形成了明史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是明史研究从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转型时期。1905年梁启超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旨在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提出中华民族在世界史上地位的探讨，同时开启了中西比较研究的先河。
第二次高潮：20世纪30至40年代末，成为明史研究的重要奠基时期。当时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深重的民族危机，激起了抗战热潮。针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明代东北地区以及满族先世历史研究成为重点。同时，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涉及中国史研究重大理论问题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由此开端。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1944年为甲申年，明朝灭亡三百周年）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研究明史的结晶。此外，20世纪30年代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开始整理编辑出版，为明史研究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三次高潮：1949—1966年。新中国的建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使明史研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迎来了第三次明史研究的高潮，进入了研究的发展时期。○出版了一系列论著。例如，有关明代断代史专著，有李光璧
《明朝史略》、李洵《明清史》、谢国桢《南明史略》；政治史方面主要有吴晗《朱元璋传》，经济史方面主要有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和商业资本》、《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1、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王毓铨《明代的军屯》等。○整理出版了大量的明代史籍。如《明实录》等。
第四次高潮：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以后，明史研究恢复了勃勃生机，进入繁荣期。南开大学的南炳文先生有一本《二十世纪明史研究回顾》，书中用两个字概括了明史研究的成果——辉煌。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研究队伍发展壮大；二是研究领域开拓扩展；三是研究方法求实创新；四是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目前每年明史研究的专著有20本左右，论文近300篇。五是对外交流迅速扩大。
二、明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及研究特色
（一）区域分布与基本格局
1、大陆：明史研究大致分为南北两个区域：
一是北方，包括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人民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等。
二是南方，江南主要是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这三所大学；东南主要有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
此外，其他都是一些零星的研究点，而且基本是由上述三大区域传过去的。如：河南大学的牛健强、西南大学的张明富、黑龙江大学的胡凡就是从东北师大过去的；西北师范大学的田澍是从社会科学院过去的；辽宁师范大学的郭培贵是从南开大学过去的。宁波大学钱茂伟研究明史史学，出自东华师大。也有一些比较有特点的，比如：安徽师范大学的老校长张海鹏开创了徽学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的欧阳琛及其学生方志远（《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对现在的明代制度史的研究很有影响。
1、港台。一是形成研究群。包括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李孝悌领导的城市生活与文化研究群、文化大学吴智和领导的明史研究小组，东吴大学明史读书会及明清教学与史料文献平台、暨南国际大学明清生活史研究室等。二是成立研究会。○1985年呂士朋召集成立的中国明代研究会，历任理事长为吕士朋、徐泓、张哲郎、林丽月、朱鸿，有会员100多人。○中研院的明清研究会。○香港大学赵令扬教授主办明清史会议。三出版期刊。吴智和主编的《明史研究论丛》、中国明代研究会的《明代研究》（原《明代研究通讯》）及《大陆杂志》、《台大历史学报》、《史语所集刊》、《台湾师大学报》、《新史学》等。
3、国外。主要在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的明史研究颇为薄弱，1 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
从20世纪上半叶，只有早稻田大学清水泰次2一人以明史为专业，因此他被称为当时“唯一的明史专家”。战后，日本的明史研究同对中国史其他领域的研究一样，逐渐发展起来。3主要表现在：①成立了专门的研究组织，最有影响的是山根幸夫主持“明代史研究会”，该会隔周进行一次史料讲读，每年三月组织一次参观旅行。由森正夫、滨岛敦俊、谷口规矩雄等人于1987年发起成立的“明清史夏期合宿”。每年举行一次，主办者和活动地点都是不固定的，大致是由各大学轮流主办。这项活动的特色是参加者中有许多大学院的研究生和大学的本科生，他们互相交流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心得，气氛自由。②出版刊物。1974年创刊《明代史研究》。③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出现了岛田虔次、寺田隆信、森正夫、井上彻、新宫学、吉尾宽、和田清、谷口规矩雄、中山八郎、佐久问重男、滨岛敦俊、夫马进、上田信、沟口雄三、岸本美绪、铃木智夫、日本大阪经济法大学伍跃等著名明史专家。
其他地区，在美国，除了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外，还有何炳棣（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鄂宛分校）、陈学霖（普林斯顿大学）、黄仁宇、牟复礼（普林斯顿大学）、（美）范德（明尼苏达大学、耶鲁大学）、（美）谢正光（格林纳尔大学）等。新加坡的李卓然、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的科大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史讲座教授王赓武（香港大学校长）、澳洲国立大学的陈炎生等。韩国首尔大学的吴金成（韩国东洋史学会会长、明清史学会会长）、国德成女子大学的尹贞粉（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等。
（二）学术传承与特色
（1）北方，以政治史研究为主的格局。如：
○北京大学：奠基人是孟森，是被公认的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一位杰出奠基人。但他的明史研究同样具有奠基意义，如《明史讲义》﹑《明清史论著集刊》等。后有邓之诚（后兼任北平师范大学，《中华二千年史》）、许大龄先生。他的研究解放后对北大明史研究有重大影响，他的学生即后来的北大历史系主任王天有，两人的硕士和博士，其研究题目大都是有关明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包括学校制度、内阁制度、都察院制度、地方行政制度、充军研究、县政研究、兵制等等。这表明北大研究的特点以政治史为主，从制度研究切入。
○中国社会科学：奠基者是吴晗先生。这一支，一脉孤传，相对势单力薄，但研究内容基本上也是以政治史为主。到张显清先生，他已经具有从思想文化方面来切入政治史研究的特点。张显清的博士赵克生侧重于从礼治史、制度文化方面切入政治史研究。此外，王毓铨（经济史）、王春瑜、杜婉言、刘重日、林金树、张德信、商传、万明等，都擅长研究政治史。
○南开大学：奠基人是郑天挺开启的。在解放前，郑先生很有名，担任北大
2 著有《支那的家族与村落的特点》、《明代的皇族和官吏》、《明代史论丛》等。
3 关于日本的明史研究的发展过程，山根幸夫的《八十年来日本的明史研究》等文章有详细的论述；其具体研究成果在《亚细亚历史研究人门·中国》等书中也有全面的介绍。
教务长，实际上主持着解放前北大的工作。1952年，到南开开辟了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的局面。目前南开的明清史研究是国内实力最强的，这与郑先生学术的相传离不开的。后来南开产生了大批学者，有：郑克晟，郑先生的儿子，父传子业；南炳文先生、林延清先生等先生和更年轻一代的常建华先生。南开研究人员较多，明史以政治史为主。以南先生的《明史》为例，主线仍然是政治的发展，包括郑克晟的《明清史探实》也是关注政治史研究的。由于研究人员多，所以研究呈现不同的特点，可以称之为“兼容并包”。
○东北师范大学：的奠基人是李洵先生。李洵早年师从谢国桢先生，谢先生曾问学于梁启超，学术源头由此而来。从东北师大明史研究的传承来看，李洵先生之后，有赵毅、赵轶峰、罗东阳。赵毅的学生有李晓东、赵玉田、董铁松等。研究的特点也是政治制度史，但不同于北大的从制度研究切入，李洵先生关注的是政治群体和社会现象。他的论文集《下学集》体现了他对明史的全面考虑。这本书体现了他对政治群体的关注。李洵先生比较注重理论，早年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对社会现象的关注比较多。所以学术发展过程中，孕育了以后以赵毅老师为主的社会史的研究，比如赵玉田老师研究的“北方的灾荒”。
○人民大学：以清史研究为主，明史研究相对薄弱，较有名的有老学者——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就是他写的。他的两个学生毛佩琦和柏桦都是研究政治史的。比如柏桦专门研究明清的州县官，毛佩琦主要搞人物与制度研究，尤其擅长永乐大帝的研究。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明代社会经济初探》、《魏忠贤传》等。
○北京师大：顾诚先生，其学生中较著名的有赵世瑜和陈宝良，梁志胜和彭勇是刚刚毕业的。顾先生关注两个事件，明代的军制和南明史。我们知道，南明史关注的政治内容较多。因此，顾先生对政治的研究是占大多数的。顾先生是一个苦行僧式的学者，考证非常有功底。他的学生梁志胜和彭勇和都是研究明代军事制度的。赵世瑜研究内容的变化较大，后面我们讲到明史研究的变革时会详细介绍。
○吉林大学：梁希哲先生，与许大龄先生较像，主要关注的是明清政治制度。
○山东大学：早期有黄云眉（完成200万字的《明史考证》，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黄冕堂《明史管见》。侧重政治史研究。晁中辰，《明成祖传》、《李自成大传》、《崇祯传》、《中国改革通史?明卷》等著作。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北方明朝政治史的研究占一个较大的比重。
（2）南方，研究是以社会经济史为主。在东南地区有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在江南则有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厦门大学：奠基人原校长傅衣凌先生，是研究经济史非常有名的学者。他早年从日本归来，由于经济史的背景，看问题不同于传统史学眼光，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具有重大影响，一直到现在。他的一些学生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占有重
要地位。比如：李伯重为清华大学原历史系主任；陈支平是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春声是中山大学副校长；郑振满、杨国桢、王日根在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的唐文基的《明代赋役制度史》对明代赋役制度的研究是最全面的参考书。这些学者的研究都是以经济史为主的。
○中山大学：奠基人是梁方仲，弟子较少，刘志伟（属再传）现为中山大学教授。
以上两个学校都是以经济史研究为主的，但各有不同。○厦门大学的研究比较宏观，关注的是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变迁。像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傅衣凌曾进行过深刻的讨论。傅先生除关注正统的诸如实录的史料以外，还注重地方文书的收集。七八十年代，傅先生就开始带领他的学生到地方上收集文书，利用文书做研究。这个方法在当时是非常有特色的，现在已被广泛使用。○中山大学梁方仲先生的研究，基本上是以经济制度切入的。梁方仲先生在两个方面的研究是非常有名的，一本《明代粮长制度》，一是明代一条鞭法。可见，梁方仲先生的研究是以经济制度为主的。
○南京大学：以研究经济史为主，奠基人要算洪焕椿先生，已经去世，主要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现在主要是范金明、夏维忠在进行研究，主要是研究江南区域经济的。比如：苏州经济、江南棉布史等等。
○复旦大学：樊树志先生，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万历以后晚明史研究，著有《万历传》和《崇祯传》；二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年就开始关注江南市政的研究。
○华东师大：王家范先生，他集中研究的方面也是江南市镇，其《中国历史通论》很值得一看。
可见，南方学研的明史研究主要侧重于以江南市政和经济作为研究重点的。受此影响，他们的学生也是以研究经济史为主的。如安徽师范大学张海鹏（原校长）、王世华（现任副校长）、安徽大学的卞利等主要是研究徽学的；武汉大学张建民关注的是区域经济，主要是研究长江中游和两湖地区农业经济及环境、灾害问题。
以上我们进行了大概的分类，而实际上各研究点的研究内容是有交叉的。
（3）港台。港台明史研究三个来源。一是欧美新史学；一是近年来日本、韩国的的传入。三是大陆，两个时期，一是史语所，一是近期交流。
港台研究明史的人员比大陆少，但名家不少，如吴智和、朱鸿、（香港）赵令扬、（香港）马楚坚、（台湾）徐泓、林丽月、黄一农、吕妙风、巫任恕、王汎森、邱澎生、梁洪生、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陈文豪、郑梁生、（香港）朱鸿林、徐泓、张哲郎、（香港）梁吉生等，在很多研究走在我们的前面。港台明史研究的显著特点就是中西兼具。这就使他们的研究既有好的传统，又有新的内容。
一内容广。其中近期比较热的有：社会变迁、地域社会、政治与制度、儒学与士人、财经政策、市镇发展、社会管理、社会保障、史书与史学、商业商人与法律、士人与世变、军事战争与社会、政治文化、地方吏治、文人文化、中外关系、制度变革、环境与社会变迁史、疾病史、身体史、婚姻家庭史、妇女史、观念史等专题。
二视角新。比如台湾中文大学的吴智和先生，带领他的学生专门研究明代社会生活史。研究得非常细致，如：明人的居家生活、旅游生活、藏书生活、饮茶生活等。中央研究院的邱仲麟研究生活史非常好，如研究明清以来保持海鲜海产品的方法、下水道的设计等。
（4）国外。日本的研究更是走在大陆和台湾的前面，我们现在研究的很多东西是从日本过来的。研究内容逐渐拓深。主要表现在：一是明清整体研究（社会变迁、转型）；二是社会史尤其是区域社会研究（士大夫与社会等）4；三是制度文明研究（时代特征），尤其是经济制度的研究（结构研究）。四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基层社会控制问题（社会控制论）。五是重视对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将中国古典史籍进行影印或合刻；○从原始资料中辑录专题史料，如《明代满蒙史料》、《明代西域史料》、《明代西南民族史料》等。○编纂了一系列明史研究工具书。5
（三）学术变革
通过上面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继承的迹象非常明显，一直保持到现在。年轻一代学者继承了前一辈学者的传统，但继承中也有许多变化。
明史研究中社会史研究的逐渐兴起是一个代表。这些研究是从明史研中分离出去的，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学术造反”。
○赵世瑜6。顾诚先生的学生，但他所做的社会史研究与顾先生的研究截然不同。在学术方法上也完全不同，赵世瑜对史学理论较为关注，借用了民俗学方
4 常建华：《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
5 在明史工具书方面具有重要成就的是山根幸夫，有近十部，如：
明代史研究文献目录（东洋文库明代史研究室，1960年）
日本现存明代地方志传记索引稿（东洋文库明代史研究室，1961年）
日本现存明代地方志目录（东洋文库，1962年）
日本现存明人文集目录（小川尚共编，大安1966年）
增补日本现存明代地方志目录（细野浩二共编，东洋文库明代史研究室，1971年）
中国农民起义文献目录（东京女子大学东洋史研究室，1976年）
增订日本现存明人文集目录（东京女子大学东洋研究室，1978年）
明经世文编分类目录（大岛立于等共编，东洋文库，1986年）
新编明代史研究文献目录附韩国明代史文献目录（汲古书院1993年11月）
目录索引等工具书也还有许多，
如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皇明文海索引稿》和《皇明文海目录八编者出版，1961年）、野口铁郎编《明史刑法志索引稿》（国书刊行会，1981年）以及《明代儒学者一览附索引八九州大学文学部宋明思想研究室，1957年）、《传习录索引》（九州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研究室，1977年）等等，都是编者倾注大量精力制作而成的。
6《清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全传》，古林文史出版社。
《腐朽与神奇：清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
《吏与中国传统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中国文化地理概说》，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的早期发展，1918-1937》，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狂欢与日常——明清时期的庙会与民间文化》，三联书店2002年版。
法来进行相关的研究。寻找资料时不局限于图书馆，而是跑到荒郊野外，利用一块块的断碑来寻找历史的脉络。
○常建华、余新忠。他们的研究一方面继承了其师冯尔康先生的研究路数，同时受日本、港台学术的影响，主要关注的重点是明代的宗族、社会保障、社会生活、疾病史、谱牒学、风俗史、国家与社会研究等问题（《中国社会史评论》）。
○中山大学明史研究传统是经济制度，刘志伟虽然也关注的是经济制度问题，但使用的研究方法却不一样，研究面较广且专。
广的方面，如财政赋税、乡村社会结构、社会动乱、商业与市场、对外贸易、宗族与家庭、妇女、族群与民俗等课题，特别在探讨明清户籍赋税制度和传统乡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方面着力尤多7。
专的方面，如刘志伟《广东赋役里甲制度》，研究明清的赋役里甲制度放在广东一个区域内。同是研究经济制度，梁方仲先生是宏观的关注，刘志伟就在一个区域内进行观察，相对比较生动具体。他在关注制度本身的时候，还引入了近年比较流行的“社会与国家”的理论，研究制度在传承过程中，国家与社会是一个怎样的互动关系，这是不同于梁先生的。
总体来说，社会史的研究改变了传统史学比较狭隘的一面，看到的问题和使用的方法都增多。虽然目前为止人们还不能对社会史下一个明确得定义，其学术身份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社会史的兴起确实给明史研究带来一股清新之风。我们把这种学术发展趋势看成是明史研究继承中变革的一面。那么，我们怎样看待这些变革？我以为变革是史学自身合乎逻辑的发展，是新一代学者，受学术大势的影响，带有不同的问题意识、使用不同的方法和材料，带来的一个新的学术研究变革。
三、明史研究存在的问题
二十世纪的一百年我们的学者经过辛勤的劳动，在明史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或者困惑。
（二）整体“大而化之”。明史研究面面面俱到，但不够深入，“大而化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多是点式的开垦，缺乏整体规划，想到一个问题就研究一个问题。比如，政治史上，对内阁制度、专制统治、朱元璋、郑和、张居正和一条鞭法、晚明社会变革等的研究很多，成果不少。我们如果还研究，可能功力不够，也不会取得太大成果。但这些之外，有很多的空白点，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以文官制度研究为例：到目前为止，在文官制度中，铨选制度、科举制度已经研究过，而丁忧制度、养亲问题，封赠制度、六部、官员管理制度等，都还没有很好研究。○很多研究浅尝辄止，不够深入。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掌握新的材料，就会产生新的成果。以黄册制度研究为例：日本学者和韦庆远等先生等经
7在《历史研究》发表的《地域社会的结构过程：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丛乡豪的历史到士人的记忆————由黄佐《自叙先世行状》看明代地方势力的转变》等
济史家都有关于黄册制度的研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栾成显先生，在整理徽州文书的时候，发现了一批有关黄册制度的材料。因此写出《明代黄册研究》一书。这本书使以前黄册制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具体的、没有解决对问题得以解决。这是在原来研究粗放的情况下，进一步的推动。又如：关于明代“大礼议”的研究，这个问题研究的人很多，但近两年有人，比如香港中文大学一名姓胡的博士，他研究时不同于以前的成果，而是选取了嘉靖三年的“左顺门事件”，研究的是这一群体。
（二）研究“家底不清”。这是研究魏晋隋唐历史的同行对明清史研究者提出的一种善意的批评。家底不清包括很多，主要是：○明史研究人员对明代人留下多少史料，尤其是文集并不清楚；○不知道有多少相关的今人的研究成果。这产生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影响，使得明清史的很多研究徘徊在一个低水平的状态，重复劳作。
家底不清，就不知道能做那些研究。明代史料较多，一般学者很难尽观。做法：
○要有史料意识。近年来日本学者的做法值得借鉴，他们将今人研究和古代史料分门别类、分别记录整理。这样做有助于做到心里有数。我们所处的时代使得很多材料得以出版，大大丰富了我们研究的资料库。比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丛刊》、《续修四库全书》等等，这些书囊括了我们所需要的很多材料。
○要有前沿意识。我们了解学术的发展，认清问题的所在，目的就是开辟学术新路。新时代的来临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首先，是海外书刊方便了我们更快更好的了解新的研究动态。通过海外书刊打破了老一代学者孤立封闭做研究的状态。其次，可以关注《中国史研究动态》、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明清史》后的附录。比如《史学月刊》规定，发表的论文中必须在第一部分写清相关问题的研究回顾。所以同学们以后做研究时一定要注意理清家底：同行的研究成果和古人留下的材料。
（三）取材“方法粗放”。与研究秦汉魏晋的方法相比较，研究秦汉魏晋历史的学者，对材料运用非常讲究，一个材料中的一句话都会进行细致的分析。因此读魏晋的文章，我们可以感觉到作者的表述很多，作者的分析很多。而看明清史的文章，由于明清史的材料很多，所以学者用起来都比较豪放、奢侈，用大量的排比列举，以材料取胜，往往缺少自己的必要疏解。这是方法上的不足之处。
（四）立论“视角陈旧”。应该说，从传统明史研究队伍中分离出去的社会史的研究，对新方法、新理论比较重视。他们观察视角的变化，所持方法的之多主要是因为他们对新方法、新理论比较执著的追求。关于新方法、新理论的研究，罗志田8有独到认识，他说：
8 《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从治学的具体层面看，引进新方法其实不一定非是成体系的理论不可。很多时候，只要换一个史学视角，就能开拓我们的史学视野，片言可获殊解。新世纪的史学既是开放性的，就不能不是跨学科的。
这段话提示了我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理论的重要性；有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问题，有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片言可获殊解，说得非常精到，往往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在新方法、新理论的观照下，就会豁然贯通。第二点可以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理论。这个理论不一定是要成体系的，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几大块，不一定非要成体系的。理论可以是跨学科的，就是指这些理论可以是史学以外的，可能是外国的，也可能是本土的，可能是现在的，也可能是传统的。这些理论一旦引入我们的研究中，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就完全不一样了。
南开大学的一位学者余新忠，研究瘟疫出名，恰逢其时，时风鼓荡之下，他的论文《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获得了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引用了两个方面的理论：第一个是引入了近年来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论。他考察瘟疫发生时，国家和地方分别是怎样应对的。它应用这个理论搭建了整个论文的架构。第二是他从中医学中引入了相关的瘟疫学理论。在分析的过程中提供了方便，中医中引用的材料，不进行分析就没有意义了。中医学理论在人们如何救助患者方面的说明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渠道。这样的理论的引入，可以看出，观察的角度不一样，研究的问题也就不一样。
我本人在做博士论文《元明之际士大夫政治生态研究》时，在宏观理论上，即文章建构上，我引用了“政治文化”的理论。通过描述三个阶段士大夫的价值趋向、生存方式、政治抉择的这样就把整个文章结构搭建起来了。在具体论述中，我引入了传统的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心态学、史学等理论，并加以综合使用，缓慢推进，进而得到满意的结果。
总之，理论帮助我们转换视角，理论能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理论不一定是成体系的，可以是跨学科的、西方的或者传统的。这些理论的应用使文章更是论文而不是记叙文。有一个理论，可以使研究非常清晰，叙述中也不是呆板的叙述，能构成一种“分析性叙述”。
所以，我们在座的学生，包括我自己都要有信心比我们的师长者做得更好。杜维运的《史学方法论》、李剑鸣的《历史学史家的修养和技艺》。：1.存在表层概述，缺乏深入研究。重复研究。2.缺乏多卷本明史。
四、明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
《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
《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
《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2003年。
《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一）转换角度。传统史学研究的范围狭窄，势必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区域状况、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广阔领域、多种角度的研究所代替。这一变化，使明史研究大为深入，亦为今后明史研究的继续发展繁荣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即应该尽量开阔视野，大力拓展研究的领域和角度。原已开辟的研究领域应该继续坚持下去，其中研究比较薄弱者，如社会生活、人类活动与自然相互关系等尤应着力加强。还要借鉴自然科学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方法，继续寻找明史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角度。此外，从世界史的角度及中国通史的角度加强对明代历史的研究，也是十分重要的。
（二）拓展视域。从当今明史研究的趋势来看, 其主流还依然是传统明史研究的发展。所谓传统明史研究, 即指对于明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传统主体问题的研究。这也是最能够体现出断代史研究特色的内容。不拘泥于政治性的断代，而按社会经济上大的变动来区分时代，意义更为深远。明清社会构造研究，以社会经济史为中心的研究的展开，在相当部分的明清史研究者那里均具备这些特征。近来，年明史研究密切关注世界史学潮流、国际明史研究动态，使明史学科研究始终站在学术前沿。明史研究热点最为集中的领域是晚明研究和郑和研究两个领域，研究的重点开始从两头转向了“中段”。9打通元明清，做长时段研究。
（三）开掘史料。这表现于档案文献的整理出版，笔记、文集、方志、碑刻等的收集、校点、印行，以及重要史籍的整理、刊印等。这类工作对明史研究论著的撰写意义十分重大，是其达到新水平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就今后明史研究的发展需要来说，迄今为止所完成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仍要在这方面作出新的努力。许多文献资料需要进行校勘整理，以改变其无法阅读、理解和使用的混乱状况；按类分析、编制索引，使文献资料便于研究利用，也是摆在学者们面前的重要任务；此外，广泛存在于地上地下的实物资料以及民间流传的口碑资料，原先注意不多，今后尤当着意搜集和整理。一史馆和辽宁档案馆合编的《明朝档案汇编》、明代诏令文书、百年明史论著目录等等。
（四）关注现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广大明史工作者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密切注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变化，选取明代历史中相关的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力求从中找出可供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借鉴；二是在政治上别有用心的人，往往选取明代历史中相关的课题，用歪曲、比附、影射等卑劣手法妄谈历史，以求为其进行阴谋活动寻找借口，制造舆论。前者有力地推动了明史研究的深入和兴旺，后者不仅无助于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且造成了极大的混乱，甚至取代了正常的历史研究。百年来明史研究与现实生活的上述关系，给后人留下的经验教训非常深刻。
9 1979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明史研究室编辑出版了《中国近八十年明史研究论著目录》, 对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明史研究进行了一次总结, 从而揭开了明史研究向高潮发展的序幕。
（二）清史研究
20世纪的清史学，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学的一部分、一个分支。近代清史学，即资产阶级清史学。它的萌生，大体上与世纪同步。
这不是偶然的。当20世纪迈步走来时，世界资本主义在欧、美和亚洲部分地区已很发达，近代的即资产阶级的学术已有很大的发展、很多的积累。在中国，清朝正加速衰败，走向灭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蓬勃展开。在政治上，革命和社会对了解本朝历史的要求普遍加强了，清史研究和编纂有了最迫切的现实意义，而随着清朝统治的削弱，“国史”研究的环境也渐渐宽松化；在学术上，中国学术近代化变革潮流开始涌动，留学东、西洋输人近代学术理论和方法，梁启超、夏曾佑、严复等代表了这一潮流，在历史学方面也鲜明表现出来。
因此，断代清史研究最早从近代历史学土壤中破土而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侨居或留学日本的人士掀起了创办杂志热。《译书汇编》于1900年由日本东京译书汇编社编辑、上海开明书店发行，月刊，1903年改名《政治学报》，是中国近代较早的一种人文学术性和政治性杂志。其后，许多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有梁启超主撰的《新民丛报》，1902年创刊，日本横滨新民丛报社发行；东京留日湖北同乡会杂志社编《湖北学生界》、东京浙江同乡会编《浙江潮》，均1903年创刊，等等。内地人士闻风而动，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社编《东方杂志》，1904年创刊，影响很大。早期清史论文有了公开的阵地。但焘撰《黄黎洲》一文，刊于1903年1月《湖北学生界》创刊号，是目前所知的中国第一篇近代性质的清史论文。章士钊的《大革命家孙中山》，1903年刊行，可能是最早的近代性质的清史人物专著。稍后出版近代性质的清史断代史多种，最早的应推陈怀《清史要略》（北京大学出版部，1910年？），然后，有华鹏飞《清史》（中华书局，1912年）、吴曾棋等《清史纲要》（商务印书馆，1913年）。汪荣宝等《清史讲义》（商务印书馆，1913年）、刘法曾《清史纂要》（中华书局，1914年）、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文明书局，1915年）等。这些断代清史比同类性质的清以前各断代史早十几年、几十年面世。世纪初出现的这类清史论文、专著、断代史的政治立场、指导思想、学术内容、体例形式等多方面，都与传统史学不同，是20世纪史学的新事物。由此可见，近代性质清史研究与世纪大体上同步开始，是不错的。
20世纪清史研究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结合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大事，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1901至1937年为第一阶段即近代清史分支学科萌生和奠基阶段
卢沟桥事变爆发和孟森去世标志着这一阶段结束。这一阶段是近代人文科学严格的学术研究工作在中国刚刚诞生的阶段。研究较多的清史课题有清先世、明满关系、南明史、学术史，后渐扩大到秘密会社史、华侨史、晚清史（这是一大
热点）、民族史、历史地理、财政史、盐业史等。其他问题有的也开始涉及，如向达等研究白莲教，谢国桢研究奴变等。这些研究最早以《东华录》、《圣武记》为基本史料。辛亥革命前后发掘出许多反清野史、别集，以后逐渐用于研究，并发掘、利用外国史料、档案史料，扩大史料应用范围。这一阶段主要成就是：○产生为近代清史分支学科奠基的两部断代清史，即萧一山《清代通史》、孟森《清史讲义》。两书是在不同思想指导下写成，萧信奉民族革命史观，孟倾向传统的英雄史观。两书都比早期诸断代清史做了深人得多的研究，成为公认的奠基作。
○专题研究的精品，首推孟森《明元清系通纪》，翻了持续三百年的大案，纠正了辛亥革命以来对清朝统治的一些偏颇的偏激的观点，把清朝和满族的历史置于一个科学的基础上。学术史的研究，在梁启超、钱穆等的著作中有丰硕的成果。
○史料方面的大事，是抢救清朝档案，并开始整理出版。抢救工作的首功应归罗振玉、傅斯年等。在他们努力下，1000万件档案免遭灭顶之灾。从30年代起，《明清史料》、《清三藩史料》、《清代文字狱档》和故宫《文献丛编》、《史料旬刊》等陆续出版。《满文老档》的发现，有了人关前满族自己的文献史料，也是大事。此外值得提到的是《清史稿》著成、《清实录》印行。
二，1937至1949年为第二阶段即清史研究初步发展阶段
这个阶段为时较短，而且清史学在史学界被视为不古不今之学，不像先秦汉唐能发思古之幽情，又不像辛亥革命前后有现实的需要，清史的重要性没有被认识，它在断代史中的特殊地位没有得到承认，加上清史资料浩如烟海，令人生畏，因此治清史较遭冷落，以清史名家的大约只有萧一山、郑天挺。但史学研究队伍扩大，史料发掘继续进行，因此研究仍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研究领域扩展，如经济史研究已深人手工业、矿业、商业史等，以及租佃、雇佣、民变等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史问题。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晚清史继续成为热点，出版了蒋廷黻、郑鹤声、郭廷以、范文澜、黄药眠、华岗等的多种中国近代史。
但是，似乎可以说，这个阶段缺少有全局意义的学术成就。所谓有全局意义，是指改变了清史的地位，或改变了研究的面貌，或推动了清史研究的大发展。当然，优秀成果不少，如陈垣的清代宗教史研究、郑天挺的满族史清史研究、侯外庐的近世思想学说史研究、王钟翰的雍正夺嫡有关史事研究、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
这个阶段史料发掘和应用方面最重要的事情，是契约开始用于清史研究。开风气之先的是傅衣凌。他以契约为主要材料撰成《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在1944年出版。此后，他继续朝此努力，取得成就。
三，1949至1976年为第三个阶段，即清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改造阶段。
新中国成立前，前伯赞、范文澜、侯外庐、胡绳、华岗等史学家已用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指导研究清史。但只有在新中国成立后，清史研究才全面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人关前满族社会性质、清初社会主要矛盾、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史、清初启蒙思．想、清朝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等的研究，最突出地反映出清史研究的全新面貌。它们也是这个阶段最热门的课题，成果最富。这就大大深化了对清朝历史过程及其动力的认识，较之仅仅排比、爬梳、考证史事和用唯心主义解释清史问题是一个巨大进步和飞跃。一些传统课题继续获得关注和发展。晚清历史受到特别重视，研究细致化，硕果累累，是这个阶段清史研究的显著特色，然而因此也使以鸦片战争为界将清史前后分割更加固定成型。这个阶段政治运动和体力劳动过多，政治干预比较广重，教条主义倾向明显存在，损害研究的发展。十年动乱，把十七年的消极面推到极点。台湾以一省的人才，研究清史者仍然很众，虽然拒绝马克思主义，但课题较广泛，以台湾史、思想学术史、晚清史为重点，成绩颇著。
这个阶段史料工作最突出的，是晚清史料的发掘、整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近代史资料》（期刊）等成系列编辑出版，罗尔纲主持的太平天国史料摸底、编刊，极大地推进了研究的开展和清史人才的培养。其次冲外关系史资料的翻译、编纂，也是很重要的。台湾史学界编印的台湾史料集成、明清史料汇编等，有相当大的规模。
四，1976至2000年为第四阶段，即清史研究全面走向繁荣的阶段。
改革开放展开，经济。政治、文化实行一系列新政策，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政治路线，清史研究获得前所未有的推动力，全面开花，似不再有“禁区”，蓬蓬勃勃发展起来：填补了一些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大空白，出版了一系列清史断代史，辽宁的《清史简编》肇其端，而规模最大的完整清史是王戎笙主持编写的《清代全史》10卷，编年体则推林铁均等主持编写的《清史编年》12卷、戴逸等主持编写的《清通鉴》22册；优秀成果不断涌现，有论文、论文集、专著，涉及清史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例如天地会起源问题接近于解决，清前史、南明史、民间秘密宗教、文化史、经济史、人口史、人物研究等问题的探索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广度、深度；新的研究领域得到开拓，沉寂多年的课题重新进行探讨，杨国桢等的海疆海洋史、冯尔康等的社会史、李兴盛张玉兴等的流人史、陈寅恪等的复明运动史、马大正等的边疆开发史、吴天颖韩振华等的海洋领土史等等，都纷呈异彩；至于广泛搜集史料，或参考新的研究方法，改善研究，更出现百花齐放，佳作迭出的局面。
值得强调指出的是，这个阶段的史籍整理出版，以空前的磅衡气势展开。国家有扶植和指导的政策，市场有经济动力，还有赞助和私人投资，完全改变此前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的单轨制而大步前进。多种朱批奏折、起居注和各种规模的专题档案纷纷问世，清人别集、年谱（清人年谱居多）、方志（清志为主）、野史笔记（清代部分占相当比重）、小说（清人小说不少）等陆续系统出版。《四
库全书》（文渊阁本）在台北、上海两地影印，大型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在世纪末一齐推出，将清代典籍（也有清代以前典籍）整理出版工作推向高潮。台湾出版的几种方志丛刊、清代传记资料汇编、大型的《明清档案》等，也是这方面的重要贡献。
但是，辉煌的背后有消极面。人们明显地看到，在著作中，创新与抄袭并存，精彩与平庸同在，学术的纯洁性、原则性与学术的腐败、堕落共生，理论和是非的混乱严重表现，著作和出版的基本标准、基本要求激烈动摇。这类现象不免使人感觉迷们、悲观，但在经济转型时期似乎有其必然性，是史学进一步发展和更新局面诞生前的阵痛。
展望未来，清史研究在新世纪应更规范，应有更大的繁荣。科学的发展需要政治上较为宽松的环境。现在摆脱了那些乱扣政治帽子的批判，是一个明显的进步。这个进步的趋势不会停止，只会扩大和加快。有两个问题要多加注意：一是史学绝非玩物，史学是提高人的、民族的精神素质的科学，史学工作者不能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二是史学最容易犯错误，因此要对这些错误多做分析，多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
清史研究是中国人自己的学问，将在总体上继续占据国际领先地位。但在信息时代，交流频繁，国外同类研究将给中国的清史学注人活力，加速其学术成果推向世界的进程。
电脑的应用，完成了一次信息技术的大革命。这一革命对清史研究有深远的影响。表现在成果的交流、史料的检索，将有“虽隔关山而宛若促膝”、“身居斗室却放眼世界”的便利，因资料太多带给前辈清史学者的困扰将大大减轻，资料多，变成清史研究的一大优点和特色。这将无可估量地提高研究的效率，使学者的精力更加集中在思维和分析上。无庸置疑的是，新世纪一定有人大力从事编制检索软件的工作，就像上世纪哈佛燕京学社编制索引一样。
史学是以具体史实为基础的学问。上世纪最后阶段的清史研究，出于对空洞的僵化的教
条式论著的反感，微观化、具体化倾向较明显。但理清史实只是研究的重要一步、深人分析的前提，如果只停留在此，则对历史的认识仍没有完成。上世纪末清史史籍、档案大量问世，为理清史实准备了比较充分的条件。新世纪的清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将在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理论与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得到大发展，达到新的高度。
在以市场为经济杠杆的社会，学术有赖于财力上的足够扶植。这个问题解决得好，清史研究的进步将更加快速。预测什么课题会成为新世纪清史研究的热门，有点费力不讨好。科学不会偏废。在长时间里，落后的部分将补课，将赶上来。在最近若干年，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将继续受到重视，因为其中薄弱点、缺门最多，与民众关系密切的部分更是如此。
回首百年，站在自己时代，给清史学贡献最大的，首推孟森。他给清史学提供的新的东西，至今无人能及。也就是说，至今无人提供出能与他比肩或更大的无愧于自己时代的清史学新成果。这是百年中涌出的一位令人景仰的清史学大师。在种种客观条件具备以后，新世纪将孕育和诞生新的真正的（不是廉价的贬值的）清史学大师。这是一个自然的进程。但诚实、勤奋、天资优越、步履得当的学者更具机缘。现在的和将来的中青年学者应该努力。
（三）其他地区明清史研究
1、美国明清史研究
尽管有费正清等老一辈知名人物的努力，美国明清史研究的总体水平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还无法与日本或中国相比，但70年代中后期之后，第二代明清史学者已经成长起来，他们从材料到观点到解释模式都有新的突破，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就是对这一重大变化的总结。从这以后，美国的明清史研究开始与中国、日本鼎足而立。这种变化固然有美国内部学术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方法的影响。
从那时直到90年代末明清史学者的基本思路都是考虑此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几乎都在抨击“停滞论”，努力给予此时期中国社会的变化以符合中国内部情况的解释，成果涉及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与社会的各个领域，不胜枚举。中国也有多种译著出版或在刊物上介绍和评论，如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孔飞力的《叫魂》等等都有中文本。
这一时期的明清史研究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越来越少有著述是把明朝或者清朝的建立作为起点的（当然如魏斐德的《洪业》这样的传统政治事件史除外），甚至也少有从鸦片战争开始来展开一个专题的。这说明王朝周期已经无法解释许多历史现象，而仅从外部因素考虑变化之始也显然是片面的。因此，从70年代末普遍采用帝国晚期（lateimperial）的说法，比较著名的如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约翰逊等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大众文化》等。大约在80年代后期，一些人认为“帝国”一词过于强调一个时代中某种东西行将终结的感觉，而近年来的研究恰恰证明这个时代中充满了新的发展。此外，这个词只是对研究中国的学者有特别的意思，而很难为研究别国历史的人共同理解。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强调明清新变化的学者开始频繁使用近（现）代早期（earlymodern）的概念，比如韩书瑞与罗斯基在《18世纪的中国社会》前言中写道：“18世纪是中国近（现）代早期中最富活力的时期之一。”到了近年，又有学者感到不满，认为这具有内在的目的论倾向，使人们去过分想象前近（现）代时期的近（现）代性，并把中国与西方进行类比。
正是在这样的讨论背景下，以美国学者为主，有中国内地、台湾和日本学者参与的“世界时间与中国时间中的清的形成”学术会议于1999年在印第安纳大
学召开，目的是注意17世纪中国发生的变化对总体评价和概括16到18世纪的中国史和欧亚大陆史的关联性。同样，当中外明清史学者热衷于明代中叶开始发生的、虽经中断却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的种种新变化时，另一些学者却在思考明代前期的时代特征与性质。1997年，在加州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学者们认为应该把从宋经元到明前期视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具有独特重要性的时段，否则就无法全面证明明中期以后变迁的划时段意义。
与上述宏观问题相比，我认为更应引起中国学者注意的是，以往明清史学者对东南沿海地区的高度重视，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思想、人物，近年有了相当的转移，转移到了他们所谓的内亚（InnerAsia）或者中国的中亚部分。对于明和清来说，它们面临的问题显然不同，但是明朝的历史无法脱离元朝和蒙古的影响去考虑；而对于清廷来说，这一地区的形势始终是决策的尺度之一：西藏、新疆、蒙古的问题在清朝受重视的程度远超历代，这一地域对于清代中国的影响也远超历代，因此，这必将使人们注意在欧亚大陆发展史上这个腹心地带的重大推动作用。在这里，它不仅是中国的边疆史，也是欧亚大陆腹心地带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明清中国、特别是清代中国在世界史上的意义才能凸显出来。
可以看到，美国的明清史研究中的争论无论领域宽窄、题目大小，其背景或者目的都尽量是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界共同关心的，是在某个层面具有共性的问题。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研究同一领域的各国学者便无法交流，甚至历史学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美国学界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在某种历史研究模式支配下，会出现相当一批具体的研究成果，而在时代变化和观念更新的刺激下，一些具体成果开始挑战和质疑原有的研究模式，产生新的模式，再导致一批具体成果，历史研究便在如此往复中进步。
2、日本明清史研究
（1）日本明史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的明史研究颇为薄弱，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只有清水泰次一人以明史为专业，因此他被称为当时“唯一的明史专家”。战后，日本的明史研究同对中国史其他领域的研究一样，逐渐发展起来，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日本形成一定规模的明史研究，是从战后开始的。
关于战后日本的明史研究的发展过程，山根幸夫的《八十年来日本的明史研究》等文章有详细的论述；其具体研究成果在《亚细亚历史研究人门·中国》等书中也有全面的介绍。因此，本文的目的不是要从“纵”的方面叙述日本对于明史的“研究史”，而是试图从“横”的方面，对其发展过程中若干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日本学者是如何把握研究信息的，是如何组织研究活动的，是如何发布研究成果的，等等，作一概括论述，以期为中国的明史研究者提供些许借鉴。
一、关注中国的研究状态、重视与中国的学术交流
战后中日两国最早的学术交流活动是1955年12月从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科学院学术访日视察团”赴日开始的。当时，日本历史学界的六个主要学会——大冢史学会、史学会、东方学会、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历史部分、历史学研究会、历史教育者协会，联合在东京举行了两次会议，请视察团成员翦伯赞、尹达等介绍中国历史学界的研究动向以及他们自己的史学观点。到会的日本史学家铃木俊、野原四郎、西嶋定生、古岛敏雄、增渊龙夫、远山茂藏、古岛和雄等就翦、尹二人所谈的“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时代区分问题”作了热烈的讨论，其中关于“十六、十六世纪以降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尤受重视。这是战后中日两国学者在历史学方面的初次正式的交流，也可以说是最早的关于明史研究的交流。
此后，铃木俊和西嶋定生编辑了《中国史的时代区分八东京大学出版会，1957年5月）一书，收录了上述两次会议的讨论记录，并有西鸠定生《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构造的特质——中国史时代区分的论争》、田中正俊《中国历史学界“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两篇综述，介绍了中国学者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其中涉及许多明史内容。文后附录的《关系文献目录》大量收载了中国学者关于明史的研究论文。这是战后日本学者最早的有关中国明史研究动态的介绍活动。
但是，由于当时中日两国尚未复交，明史研究的交流与其他学术交流一样，还是非常有限的。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1972年中日复交后，学术交流才频繁起来。于是中国的明史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不断地、大量地被介绍到日本，两国明史研究者的交流也逐渐增多。这些活动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参加中国举行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重要的有关明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都有日本学者参加。这些学者都向所参加的会议提交了学术论文，与到会的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学者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他们把获得的学术信息带回日本、传达给国内的同行（他们回国后大多写了“参加记”），为加深中日明史研究者的相互了解，起到厂重要的桥梁作用。
第二，介绍中国的明史研究成果。 1956年岛田虔次撰文介绍朱谦之《李贽——十六世纪中国反封建思想的先驱者》，1957年寺田隆信撰文介绍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这是较早的对中国学者明史著作的评介。[1]此后，森正夫关于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寺田隆信关于王毓铨《明代的军屯》等专门的评介文章[2]也相继刊载于日本的史学杂志上。进入80年代后，类似的文章明显增多，郑天挺《探微集》、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陈学文《明清时期嘉湖市镇史研究》等著作，大量地被介绍到日本。[3]与此相关，日本学者也很注重了解中国的明史研究者。 1964年小林文男《一个历史家的思想和实践——吴哈所走过的道路》（《历史评论》，171号）一文，详细介绍了明史专家吴晗的生平及其历史著作，对其治学方法和历史观点作了分析与评价。1982年寺田隆信发表《郑天挺先生的生涯和业绩》（《明代史研究》第10号），
于详细介绍之外，还附有《郑天挺先生著作目录》。
对中国明史研究成果最直接的介绍，莫过于翻译中文原著。在这方面日本学者作了许多工作。如论文方面，有水野实翻译楼宇烈《汤显祖哲学思想初探》（《中国古典研究》33、34号，1988一1989年）三木聪次译王连茂《明末泉州的佃租收夺和“斗姥会”斗争》（《史朋》17卷，1984年），川越泰博译吴杰《关于万斯同的“明史列传”从《明代史研究川8号，1990年）等；专著方面有松川健二等译容肇祖《明代思想史》（札幌北海道中国哲学会，1965年），能条彬、木田广译徐尧辉《明朝末帝的日本亡命——三百余年来真相渐明》（八五子千岁书院，1986年11月）等。
上述日本学者对中国明史研究成果及明史研究者的评介、翻译，对于日本学者了解和把握中国明史界的学术观点大有禆益。
第三，关注中国的明史研究动态。如前所述，当中国史学界展开关于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时，日本学者就及时综述了有关情况。此后，这一问题一直受到日本学者的关注，1981年佐藤文俊发表《中国明末农民战争史研究动向——以大顺政权的性质论争为中心》（《近代中国》9号），1988年吉尾宽发表《中国明末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最近动向》（《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战后日本的明史研究报告》13，名古屋东洋史研究会，1988年），这些综述，向日本学者传达了丰富的学术信息。
总之，上述事实说明，日本学者在努力把自己对明史的研究置于国际学术空间，力争站在国际学术前沿，进行开放性的、创造性的工作。
二、重视对日本国内明史研究成果的总结
日本学者善于总结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个人学术成果的总结。日本学者在治学方法上有一个优良传统，即当确定一个研究课题之后，首先要进行一系列基础性的工作，围绕此课题发表一系列文章，待形成一定规模后，再将这些文章统一修订，形成一本专著。许多大部头的专著都是这样形成的，如佐久间重男《日明关系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92年）是将自1951年至1990年40年间的有关论文结为一集，谷口规矩雄《明代赋役制度研究》（同朋社，1998年）是将1961年至1993年33年间的有关论文结为一集。这种结集不是简单地将论文汇编在一起，而是要经过重要的增删、修改，所以日本学者往往把这项工作称为“‘再构成”。由此完成的一部书，使作者对自己在某个领域、某个问题上的观点作厂系统的全面的表述，利于清理和审视自己的观点，从而建立一个新的学术起点；同时也可使读者了解该作者史学观点的形成过程，加深对其观点的理解。
其次是对一个研究集体的研究成果的总结。将一个研究集体在一个时期内的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便于及时总结专题性的成果。如小野和子编辑的《明清时代的政治和社会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3年）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
所举办的“明清社会变革研究班，，的19篇研究报告集中发表。岩见宏和谷口规矩雄编辑的《明末清初期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9年）是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举办的“明清时代的国家和社会研究班，，的14篇研究报告结集出版。这些围绕一个专题、一定领域的学术论文，集中反映了一个研究集体的成果。
再次是对明史研究界一个时期研究成果的总结。这种总结多以出版纪念文集的形式进行。例如1962年出版的《明史论丛》（大安出版）是为追悼明史专家清水泰次博士而编辑的，该书收录论文20余篇，作者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重要明史研究者。 1990年出版的《山根教授退休纪念明代史论丛》（汲古书院），收文70余篇，作者从年老的教授到年轻的学者，也是集一时之俊彦。似此还有《中山八郎教授颂寿纪念明清史论丛V燎原书店，1977年）、《（星斌夫）博士退官纪念中国史论丛八中央印刷，1974年）等多种，都是借学者退休、寿诞等机会，广泛征集论文，集一时研究成果之精华。此外，一些杂志也以出专号的形式，集中发表明史研究成果。如《东洋史研究》9卷2号为《明代的北方问题》特集，27卷4号为《明代史的诸问题》特集，33卷2号为《明清时代的乡绅》特集等，《中国史学》第3号为明清史专辑。
最后是学术综述。学术综述具有总结过去、开辟未来的重要作用，日本学者对此非常重视，许多名学者都乐于此事。战后首先发表学术综述的是和田博德，他在1951年《东方学》创号刊上撰写《战后我国东洋学界的概况》，总结日本学界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状况，此后每年发表两次，至1958年6月止，共发表16篇。其中明史研究概述是其组成部分之一。此后逐渐增多的明史研究综述，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专题性的综述。如小山正明《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回顾V《社会经济史学》，31卷1一5合并号，1966年），分商品生产、农业问题、赋税制度、政治史和阶级斗争四个专题，综述了1955年以来日本明清史学界的有关研究成果。谷口规矩雄《日本明代摇役制度的研究》（《中国史学》，3卷，1993年），分战前、战后两个部分，综述了日本学者有关明代摇役制度的研究状况，而于战后部分叙述尤详。最近《历史评论》1998年8月号出了特集《中国“地域社会论”的现状和课题》，集中发表4篇综述文章，深入地分析了日本明清史研究中“地域社会论”的由来、现状及未来趋势。在此方面的专著是森正夫主编的《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枫汲古书院1997年），该书集结了对明清史各个研究领域颇为熟悉的22位学者，对“商品生产研究的轨迹”、“明清农业论”、“明清时代的生产技术”等21个专题作了综述。此书可以说是对日本战后明清史研究状况的全面总结。
第二种类型是整体性的综述。如《明代史研究》杂志，经常发表山根幸夫撰写的总结前一年明史研究状况的文章。他还从研究史的角度，对较长一段时间的
研究状况进行概括和分析，先后发表了《八十年来日本的明史研究》（《东京女子大学论集》，40卷2号，1990年）、《最近十年间日本的明史研究》（《明代史研究泥0卷，1992年）等文章。森正夫《八十年代以降日本明清史研究的新潮流》（田岛堂编《关于开发文化》，名古屋大学开发研究科，1994年）也是此类很有价值的文章。
在一些研究入门性的书中，也时常可见对明清史研究状况的综述，最便利用的可举两部，一部是《亚细亚历史研究人门·中国》（同朋社，1983年），该书的明代部分是由谷口规矩雄撰写的，其中“研究史的概要”一节对1955年以后日本明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作了较详细的介绍。
另一部是《中国史研究人门》（风山川出版社，1983年），该书的明代部分由山根幸夫撰写，其中“研究史”一节，对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和日本的明史研究成果详细评介，而于日本方面论述尤详。
总之，日本学者以各种形式及时总结明史研究成果，对于明史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研究者们通过这些综述，可以准确把握研究动向，了解某一问题的研究深度和发展趋势，从而确立和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同时我们还透过这些总结性的著作看到了日本明史研究界的某种自省意识。
三、形式多样的研究活动和明史讲授
战后日本明史研究蓬勃发展的标志之一就是各种历史研究会积极进行有关明史问题的讨论，各大学开设了丰富的明史课程，并产生了相应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在日本颇具影响力的东洋文库是日本明史研究的重要基地，那里设有“明代史研究室”，山根幸夫、田中正俊、鹤见尚弘等长期在该室进行研究工作。许多著名学者如和田博德、滨岛敦俊、岩见宏、谷口规矩雄、森正夫等曾作为客座研究员，利用那里丰富的明史资料，作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也致力于明史研究，多次举办明史研究班，如1976年4月至1981年3月举办的“明清社会的变革研究班”、1985年4月至1988年3月举办的“明清时代的国家和社会研究班”，都是集结了许多卓有成就的明史研究者，围绕一个共同的研究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最后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山根幸夫主持的“明代史研究会”，是一种形式比较固定的研究活动，在日本明清史研究界有很大影响。该会隔周进行一次史料讲读，每年三月组织一次参观旅行，因其形式活泼，吸引了许多学者参加，中山八郎、佐久问重男、滨岛敦俊、森正夫等知名学者都曾参加活动，同时该会还热情接纳年轻的研究者及研究生参加。“明代史研究会”的机关杂志是《明代史研究》，该杂志创刊于1974年，是日本唯一的明史研究专门刊物，它不仅发表日本学者的明史研究成果，也接受中国、韩国等地的投稿，并及时报道国际国内的明史研究动态，还编发日本、韩国的明史研究目录。
除“明代史研究会”外，另一定期活动是“明清史夏期合宿”。此活动最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