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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_实质合理性与韦伯的价值无涉理论_刘莹珠

形式_实质合理性与韦伯的价值无涉理论_刘莹珠
形式_实质合理性与韦伯的价值无涉理论_刘莹珠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政治理论与政治建设·2014年第1期

形式、实质合理性与韦伯的价值无涉理论

刘莹珠

(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北京100091)

【摘要】“合理性”是马克斯·韦伯构建其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韦伯对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冲突导致了现代生

活在伦理和道德判断上的无能,使得关于何为实质合理的生活只能成为个体的

主观选择。因而价值无涉原则是应对今日伦理生活领域诸多相互冲突的价值

立场的恰当原则;现代社会中的个体惟有通过“人格”的构建和对责任伦理的

践行方能达成一种有意义的人生。

【关键词】形式合理性实质合理性价值无涉理论

“合理性”是马克斯·韦伯构建其社会学理论的中心性概念。形式上的不断合理化和与之相伴随的实质(或者说伦理)上的日益不合理化是韦伯对于现代社会的一个基础性诊断。正是基于这一观念,韦伯认为,价值中立或者说价值无涉是知识分子与政治家在面对社会的精神与文化生活领域时所应该持有的唯一合宜的态度。因为,现代社会中形式合理性对实质合理性的支配已经使得个体是否能够达成一种伦理化的生活以及能够达成何种样式的伦理化生活这类问题成为一种纯粹主观性的个别选择。

一、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

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是韦伯宏观社会学理论中的一对概念。形式合理性指涉一个事实判断,而实质合理性指涉一个价值判断;形式合理性仅考察针对某一特定目的何种手段最为有效,而实质合理性则要考察何种目的、结果更为“应当”;对于形式合理性的判定着眼于实现某一目的的手段和程序的效用性,对于实质合理性的判定则着眼于某种具体的、独特的价值、意义或者立场。

在韦伯那里,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首先是一对用于分析经济行为的概念。“‘经济行动的形式合理性’将被用来指称在技术上可能的、并被实际应用的量化计算或者核算的程度。另一方面,实质合理性则是指按照某种(过去、现在或潜在的)终极价值观(wertende postulate)的标准、通过以经济为取向的社会行动向(不设什么范围)既定人员群体供应货物的程度,不管这些标准的性质是什么。”[1]

经济行动中的形式合理性主要表现为一个经济行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以数字化的、可计算收稿日期:2013-10-29

作者简介:刘莹珠,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讲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西方哲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中央党校学科建设专项基金)“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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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方式执行出来;而实质合理性的要求更为复杂。按照韦伯的解释,经济行动中的实质合理性不仅要考量一个社会行动中技术性计算的精确程度,更重要的是要从伦理的、政治的或是宗教性的价值原则出发对经济行动的结果进行权衡。因而,关于形式合理性的判断标准可以是明确、客观并且唯一性的;而判断实质合理性的标准则不可能是唯一的,不同的个体与社会群体都可以由自身的道德价值、身份地位以及所掌握的权力对一个行动是否具有实质上的合理性做出判断。

在法律社会学部分,韦伯在谈及法的创制与法的发现时也对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做出了规定。“实质合理性主要遵循的那些规范包括了道德律令、功利原则和其他权宜性原则以及政治信条,它们全都不同于外在特征多样化的形式主义,也不同于利用了逻辑抽象方法的形式主义。然而只有在法律具有形式主义特征时,才有可能在现代意义上以专门的职业方式、法律主义方式和抽象方式看待法律。”[2]在这里形式合理性是对程序与逻辑的关注,用于衡量不同事实之间是否存在可论证的因果关系,是一种客观的属性;而实质合理性是出于某一立场对一个行动的价值或目标做出的主观性判断。对形式合理性的看重,使得现代法律体系成为一套严格、规范的标准化程序,法律的制定与执行在最大限度上排除了人为因素的干扰,这是现代法律制度相较于传统法律系统的进步。同时,由于现代法律制度这种严格的形式合理性倾向导致的另一结果是一个程序上正义的判决,在旁观者或外行人看来有可能并不符合实质上的正义。

无论是在经济还是法律领域中,形式合理性都表征着现代西方社会的独特品格:主导着整个社会组织合理化的那个最终“目的”———最大化行动的效用,并非一个真正的“目的”,而毋宁说是一种用以实现所有个别的主观目的的普遍性手段。随着现代社会中专门知识重要性的增长,传统的宗教、习俗和伦理对社会行动影响力的削弱,技术发展对人与自然控制的不断增长,所有这些因素都体现了可计算性在现代社会组织方式中的支配性地位,因而都强化了形式的合理性,都发展了借由一种深思熟虑的、精确计算了的、可量化的方式去实现和完成所有主观的、个体的目的的能力。现代社会的上述特点可以被视为一种纯粹中立性的工具化倾向,其中效用最大化的手段可以用以追求各种各样的目的,无论其是否具有道德上的合法性。在现代世界中,科技既可以用于制造武器,屠杀生命;也可以用来改进医疗技术与设备,救人于水火。形式合理性仅着眼于何种方法更具效用,而上述两种行为中何种更为“应当”、何种更为“正确”则属于实质合理性判断的范畴,对此,形式合理性并不关心,也无力判定。

在对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考察中,韦伯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律以及政治制度是合理的,但这种合理性是纯粹的形式合理性。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区分实际上表明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呈现出来的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对于行动的手段———目的这一模式的偏重,而不再关心行动具体的、实质的合理性及道德与否了。

二、形式上的合理与实质上的不合理

在韦伯看来,形式合理性对于现代生活的主导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现代社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形式上”日益合理而“实质上”日益不合理的倾向。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所具有的高度的形式合理性肯定了可计算性和效用性,而排斥平等、正义、爱这些伦理价值和社会生活中各种具体的、不同的人性,导致资本主义在经济、法律乃至精神文化上都呈现出一种对于道德和个体价值需求的漠然与无能。

首先,在具体的生产、消费与社会需求方面,资本主义经济表现出一种手段对于目的的支配431

性。经济活动中的形式合理性要求生产的高效性,而实质合理性要求社会需求的真正满足。然而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中,生产的高效率并不一定保证社会需求的普遍实现。只有那些能够带来购买力,能够制造最大利润的消费意愿才能影响资本主义的生产,才被视为是有效的需求。因而,经济活动中的形式合理性并不能保证实质合理性的实现。实际上,形式合理性不仅不考虑实际社会需求的满足,从根本上说,它其实是不考虑任何具体的实质性需求的,除非这些需求能够在市场上以足够的购买力的形式出现。这种对社会中所有具体需求的不关心,在韦伯看来,正是现代市场经济形式合理性的典型表现。

就经济行动的内在要求而言,形式合理性的最大化要求工人必须服从严格的管理纪律和机械化的流水线生产模式,这种排除了一切人性化因素而只是一味追求生产效益的严格的纪律控制,从实质性的角度评判显然是有违人性中关于平等和尊严的诉求的。从传统的伦理与道德体系来看,在市场交换以及劳动力市场中进行的种种冷酷而非人性化的竞争与厮杀在各种层面上都是不合理的。“‘自由’市场就是不受伦理规范束缚的市场,它利用的是利益格局、垄断地位和讨价还价,一切博爱的伦理体系都会对它深恶痛绝。市场与所有始终以私人亲善甚或血亲关系为前提的群体形成了截然对立,它基本上无视任何类型的兄弟般亲善关系。”[3]。

其次,在法律领域,形式合理性的支配同样导致了具体操作中实质合理性的缺失。在实际生活中,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不同的利益以及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虽然形式合理性本身是个价值无涉的概念,但现代社会和经济秩序中表现出来的形式合理性却会对特定社会群体的价值和利益产生影响。形式合理性的最大化维护的是那些在经济上强势的群体,他们主导着市场价格和交易规则。这样一来,作为形式合理性最大化前提条件的自由契约制度,虽然本身是一个价值无涉的命题,但在实践中却很难实现。因为实际上它使得那些在经济上享有优势的群体能够利用自己的经济资源合法地去获取他人的利益。

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法律面前的形式性平等和以可计算化为特征的管理机制并不是为身处其中的普通大众服务的。普通大众从这种基于“资产阶级”之利益而来的、形式上的“权利平等”及“可计算的”司法与行政中,尤其一无所获。在他们看来,法律与行政自然是该为均衡他们与有产者阶级之间的、经济及社会生活的机会而服务的。然而,法律与行政只有在具有一种非形式的、基于实质内容之“伦理的”性格时,才能执行此种任务[4]。在法律和经济领域,形式合理性其实是牺牲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保障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因而,那些通过市场交易获得了经济上的特权和优势的群体希望形式合理性的最大化,而那些经济上受到威胁或处于弱势的群体则希望赋予经济生活某种程度的实质合理性,从而限制形式合理性的扩大化。

最后,在精神文化领域,形式合理性对于社会生活的支配与作为西方文明精神内核的基督教的道德规范也存在着剧烈的矛盾冲突。也就是这种纯粹商业化的、切实的并且经济上合理性的(也因此是伦理上非理性的)特质,激起了伦理性宗教的怀疑,虽然未曾明言,却可强烈感受得到。因为任何纯粹的个体之间的人际性关系,都有可能被置于伦理要求的制约与伦理性规范之下,不管这是什么样的一种个人关系———即使是最彻底的奴役关系也一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关系的结构基于参与者的个人意志,这就使得慈善的德行有开展的余地。不过,经济合理化的关系领域却并非如此,个人的控制在那里是与经济结构的理性分工程度成反比的。一个银行抵押持有者与从银行贷款的承押人之间、国债证券持有者与纳税者之间、股东与工人之间、烟草进口商与国外的农场劳工之间、工业原料使用者与矿工之间,不管在实际上还是理论上,都不可能出现任何慈善的关系。在市场利益社会关系的基础上,经济随其自身的法则性而日益现实化,无视此法则即会导致经济的失败,最终导致经济的崩溃。功能化的资本主义世界肯定不会向任何博爱取向提供支持[5]。作为基督教伦理基础的博爱与同胞爱的观念是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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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完全不相容的,这些理念在现代经济领域毫无存在的价值。市场竞争是排斥一切爱与感性因素的,只有遵循形式合理性的效用原则才可能在经济活动中获利。

综之,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冲突既是不同的价值取向之间的冲突,也是有不同利益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这些群体中的一方受益于社会活动中的形式合理性的高效性和可计算性,另一方则受益于社会生活中实质合理性对平等、博爱等社会观念的重视和肯定。实际上,我们这个时代的很多政治冲突都是源于上述二者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是希望抑制对经济生活中实质合理性的调控和限制以恢复那个形式合理性畅通无阻的资本主义的自由时代;另一方面则是强调社会福利,要求增强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实质合理性的调控,以维持政权的合法性。政治哲学中的这个两难问题其实就是源于现代社会中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冲突。

形式合理性对现代生活的支配所带来的最大的问题是,它在道德和价值判断上是“无能”的。因而在各种程序化的技术性决策之外,在生活的意义层面,对不同的目的、立场、道德原则、价值信仰的选择其实成了各种难分高下的实质合理性相互冲突的角斗场。作为一种形式上的合理性,科学是无力做出价值判断的,既不可能在相互冲突的价值中做出公断,也无法去限定某一种具体的实质合理性,并且它不能、也不应该给出一个“何谓善的社会”的标准。因此,在韦伯看来,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是很难调和的,在不同的实质合理性之间也是很难找到一个共通点的,当我们谈及一个实质上合理性的社会时,它只能是对某一个特定的价值观而言是实质合理的。只有在不存在价值冲突的情况下才可能说一个选择是合理性的;而在不同的价值互相冲突的领域,选择必然是任意的、主观的。

三、价值冲突与个体行动

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紧张,迫使那些希望能够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的个体不得不在关于合理性的各种不同层面的定义中进行主观化的选择。韦伯试图探求的是:在一个关于合理性自身的标准只能主观断定和评判的世界里,个人是否能够过一种“普遍的”有意义的生活?如果可能的话,又该如何达成?

韦伯对现代社会秩序的形式合理性特征的指证,并非是出于全盘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他只是提醒人们这样一种纯粹的形式合理性是现代社会生活样式的客观状况。无论人们如何对其进行价值上的评判,这样一个事实:即可计算性在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是必须要被接受的。这是“祛巫”①的世界中个体的行动所必须面对的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今天的人们要想成就一种伦理上富有价值的生活只能在这一前提下进行。

亨尼斯在《人格与生活秩序:马克斯·韦伯的思想主题》一文中指出,《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与《政治作为一种志业》是理解韦伯整体思想的关键性文献。如果说韦伯学术研究的起点是个体身处其中的外在给定的条件,即生活秩序确实具有自身的客观规范性,是一种有组织的理性形式,那些生活在其中的个体必须面对这些既定的事实;随之而来的另一个主题就是这些不同秩序的规范性之间,即各种生活领域和价值之间的紧张与冲突。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对于现代人来说,我们被放入了每一个都有着自身的法则的不同的生活秩序中[6]。

“悠悠千年,我们都专一地归依基督教伦理宏伟的基本精神,据说不曾有过二心;这种专①Entzauberung,常见的英译为Disenchantment,按照施路赫特和卡尔伯格的看法,用de-magicification更为准确;也有学者,

如亨尼斯认为,应译为去神秘化demystification。该词在中文文本中的翻译也很多,常见的有去魅或者祛魅、除魔、解除魔咒等,按照韩水法先生的意见,Entzauberung的意思就是破除一切神秘力量的影响,比如人无法依靠祈祷、求仙或问神的方法来获得帮助和求得支持,因而“祛巫”是一个更为确切的译法。本文采取韩水法先生的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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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已经遮蔽了我们的眼睛;不过,我们文化的命运已经注定,我们将再度清楚地意识到多神才是日常生活的现实。”[7]新的“多神论”是西方社会中个体建构自己人生的无可逃避的前提。在这里,再也不存在往日那种唯一和绝对的标准去为某种道德选择和价值判断做出正确的断言。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道德决策不是不可能,而是呈现出“怎么样都行”的面貌。我们很难确定究竟那些说服了自己的伦理上的立场是否真正“正确”,自己所秉持的价值选择是否有着确凿的根据,整个现代生活呈现出一种米兰·昆德拉所谓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的样式。外部世界已经失去了对个体价值方向的导引能力。这固然对于个体敞开了价值选择的自由,然而同时意味着“客观的价值”已经消失,这个合理化社会面临的很可能是价值选择的任意、武断乃至空虚。

世界的合理化已然消解了由神圣的传统赋予生命意义的可能,而科学又无力解决这类关于意义与价值的终极目的问题。在这种状况下,完全放任个体自我选择并不能带来生命的成就感,塑造强有力的人格;相反倒可能导致“没有心肝的纵欲者”,助长那种病态的、堕落的快乐主义、消费主义和主观主义文化。那么,如何才能克服由生活的全面合理化所导致的自由的空洞化、个体的无根的漂浮感,而成就具有方向感、自主自律的“自我”、“人格”的问题最终就成为了纯粹个人性的问题,成为了只能由个体自己基于其意志而做出的选择。

在对社会制度的分析中,韦伯一直对抗合理性的例行化所导致的生活僵化,而力图捍卫个体生命的自由与意义。然而在韦伯的眼光中,自由并非现代生活所呈现出的那种“怎么样都行”的轻飘飘的状态。在文化人类学上,韦伯一直试图在例行化与“怎么样都行”这个双重重压之下为个体的自由找出可能的途径。这也是为什么韦伯在其学术生涯的后期如此看重“责任伦理”这一概念,强调真正的“人格”乃是对某一事业的切身投入的原因。在一个道德选择丧失了外在的绝对标准的时代中,现代的个体重新面临着当年的新教徒面对预定论教义时那种对救赎的不确定感,志业伦理与俗世的功业是其唯一的选择,而其后仍深藏着不可问询、只能践行的本质的不确定性;现代社会的个体在终极的判断上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不可探寻自己所献身的终极价值是否“真正正确”,然而只有对自己的价值立场义无反顾地坚持和献身才能成就一种人格,这在韦伯看来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下个体处置自身命运唯一合宜的方式。

形式合理性强调社会行动中非人格性的特征,倾向于将个体视作可计算性的因素之一,因而对韦伯而言,个体在现代社会中最大的任务便在于克服形式合理性对于个体的这种压迫而达成一种实质上合理的生活样式,至于这种实质上的合理性是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个体必须真诚地委身于自己选择的那种实质合理性,正是这种义无反顾的投入,成就了现代社会个体生活的伦理合理性。因此,他强调社会行动最基本的对于意义的要求,并进而提出了“人格”概念与责任伦理,以此赋予个体抵抗被形式合理性支配的可能。在韦伯看来,在一个道德判断失去了公共维度的时代,这是个体得以构建一种有意义的人生的唯一可能。

[参考文献]

[1][2][3]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2卷),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82、799、778页。

[4][5]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ed.GuentherRoth and Claus Wittich,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980,p.584-585.

[6]Max Weber,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tr.&ed.H.H.Gerth and C.Wright Mills,Routledge,1991,p.123.

[7]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页。

(责任编辑:邢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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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解论 7.1 复习笔记 【知识框架】 【重点难点归纳】 一、学术背景 1.家庭和教育背景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出生于德国爱尔福特市,父亲是一位地方

行政官员,母亲是一位加尔文教信徒,祖父和外祖父都是新教教徒。 韦伯在18岁那年考入海德堡大学,服军役后来又来到柏林大学继续学业,博士后毕业后留在柏林大学任教。1889年以博士论文《中世纪商业团体的历史》通过答辩并获博士学位。1891年,韦伯又写了博士后论文《罗马农业史》,获得了在柏林大学授课的资格,被聘请为柏林大学的法学讲师,1892年提升为副教授。 2.学术生涯 1895年,韦伯发表了就职演说《论民族国家和经济政策》,受到了学术界和政治界的广泛关注,1896年被聘为海德堡大学经济学教授,同时还兼任弗赖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这期间,韦伯的学术活动十分活跃,他不仅发表了许多有关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学术论文,而且还热情地同各界学者开展广泛的交往,并且还在基督教团体中参与一些政治活动,韦伯逐渐成为德国学术界和政治界一位很有影响的青年学者。 1903年,韦伯同维尔纳·桑巴特和埃德加·雅费合作编辑德国主要学术刊物《社会科学文献》。1904年,韦伯应邀到美国讲学,1905年发表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被认为同在美国的这段经历有关。 3.主要著作 《用作文化科学逻辑性的批判性研究》、《新教各派与资本主义精神》、《俄国资产阶级民主形势》、《古代社会的农业生产关系》、《论广义社会学的某些范畴》、《(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的导言》、《儒教与道教》、《印度教和佛教》、《古代犹太教》、《论社会和经济学中价值哲学中立性的意义》、《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城市社会学研究》、《经济与社会》、《音乐理性及社会的基础》、《经济通史》、《国家社会学》等。 4.思想来源 对韦伯思想产生较大影响的有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文德尔班、李凯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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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 —韦伯《经济通史》导读’ 伊拉.科恩(Ira ]. Cohen) 一、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和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理性主题 众所周知,“在很多主要方面,韦伯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特征的描述是一致的,"(Zeitlin,1981;129),因此,韦伯也被称作“资产阶级的马克思”。这种泛泛的比较既包含了正确的因素,也存在着某种歪曲.一方面,毫无疑问,韦伯深知为马克思及其后继者所揭露的资本主义的黑暗面;另一方面,也必须指出,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总休观点,与马克思的著作并没有多少具体的联系。特别要说明的是,之所以说韦伯在很多方面赞同马克思对当代资本主义特征的描述,主要指韦伯接受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核心地位.马克思正是用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社会剥削,从而解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关系。尽管韦伯确实强调了雇用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关系,但剩余价值理论并不是韦伯的现代资本主义概念的核心内容。说韦伯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马克思”,意思是说,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最基本的前提是自山市场竞争。虽然自由市场在韦伯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他并不像亚当·斯密及其后继者那样,把市场的运作看作其现代资本主义描述的支点。 韦伯的著作清晰地表现出他所受到的来自斯密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对韦伯影响更紧密的一个来源是维尔纳·桑巴特,终其一生,韦伯对桑巴特的著作都是批判性地接受的。然而,韦伯与桑巴特的观点也有着巨大的差别(Roth,19716;239)。因此,似乎难以想象韦伯有关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直接来源于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尽管在韦伯生活的年代,桑巴特的这本著作在德国学界广受赞誉。无论是对于理解韦伯在《经济通史》中的分析,还是为了更一般地引用韦伯的著作,作为当代研究资本主义的学者们衡量自身工作的一个经典性的基准,了解以下这个意义深远的理论问题会很有帮助:韦伯是怎样看待现代资本主义的?为什么他会这么看?韦伯著作中的理性主题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应首先认识到,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整体 看法,是受其主题兴趣的影响的,这种主题兴趣在某种意义上远远地超出了资本主义经济秩序而涵盖了整个西方文明。这些主题或“价值相关”的兴趣.不仅包含了西方世界的经济特性,还涵盖了其文化特征这并不奇怪。因为,对韦伯来说,经济、文化或者其他方面没有哪一个因素能单独推动历史的发展。相反,韦伯方法论的基础是 特殊经济动机~一(已经)不仅处处影响和改变满足文化的需求和偏好的模式,而且影响着其内容。即使在最主观的方面,也是如此.来自社会关系、建制和受物质利益制约的集团的间接影响,无一例外地扩展到文化的每个角落…经常是潜移默化的).一…另一方面,形成某一历史特定文化所有的活动和情景又影响着物质需要的形成和满足、利益集团的整体性及其实施的权力类型。这样它们就会再影响到“经济发展”过程(1949165-66) 韦伯的综合主题兴趣的最具一般性特征,与对空前地渗透到现代西方文明的所有制序((institutional orders)和文化生活方式中的某一特定理性有关。从韦伯学术著作的整体上来看,对他影响最深的是这种理性的渗透对西方文明中人的文化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影响。韦伯对这些生活方式的总休特征是这样概括的: 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所独有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和理智化(intellectualization),最主要是因为“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我们时代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遁入直接的或个人之问关系的友爱之中(1946c,155) 那么,韦伯所说作为现代西方世界特征的理性和理智到底是指什么?问题的核心与精确计算和抽象原理的技术手段用于达到相同的固定目的有关。照韦伯看来,这种形式理性成了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参考书目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参考书目 1、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等译,中央编译出版 社,2005年版 2、埃尔金〃亨特、戴维〃科兰德:《社会科学:社会研究导论》,北 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斯梅尔塞:《社会科学的比较方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年版 4、朱迪思〃贝尔:《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则》,马经标主译,北京 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 版 6、陈波等编著:《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7、唐盛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新解》,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年版 8、蒋逸民:《社会科学方法论》,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9、朱红文:《社会科学方法》,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0、林聚任,刘玉安主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11、李英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新论:模型、实践与故事》,台北: 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 12、罗清俊:《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如何做好量化研究》,台北:威仕 曼文化,2008年版 13、陈锐:《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4、陈向明, 朱晓阳, 赵旭东主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评论》,重 庆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5、欧阳康主编:《人文社会科学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16、欧阳康、张明仓《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17、黄建国主编:《社会科学与文明发展》,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 18、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 19、朱成全:《经济学方法论》(第2版),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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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目的合理性价值合理性现代性 论文摘要:马克斯·韦伯主要从社会、文化以及个人三方面阐述了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他将合理性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目的合理性,另一种是价值合理性。马克斯·韦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在文化、社会以及人们头脑中价值合理性占据着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后,价值合理性逐渐衰落,目的合理性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马克思·韦伯的合理性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探讨现代性的重要资源之一。 马克斯·韦伯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是古典社会学家中第一个以合理性概念为工具分析资本主义现代化演进过程及其本质的理论家。他的合理性理论影响了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等几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曾坦言:“从理论的发展史来说,马克斯·韦伯是我理论的出发点。”…韦伯的合理性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学术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等著作中。在这些著作中,韦伯描述了合理性的种种表现,阐明了合理性的概念,以合理性概念为解剖刀,对现代社会做出了精神文化特征上的诊断。 一、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 韦伯是一位著作等身、学识渊博的思想家,他一生兴趣广泛,在宗教、社会学、哲学、文化等领域的研究都颇有建树。回顾韦伯一生的学术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他穷其心力思考的是这样一个中心问题:为什么在欧洲之外,“科学、艺术、国家以及经济都没有走上西方所特有的发展道路”。韦伯认为,这是因为西方特有一种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在东方是没有的。韦伯列举了现代自然科学、面向市场的文学作品、科学的法律学说、现代国家机关、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等大量现象,来说明西方的理性主义。他将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主要概括为社会、文化以及个人三方面。 关于社会的理性化,哈贝马斯曾指出,韦伯从理性化的角度所描述的不仅是西方文化世俗化的过程,而且更主要的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新的社会结构的标志是,围绕着资本主义企业和官僚国家机器这样的组织核心形成的、功能上互相结合的两大系统走向了分化。韦伯把这个分化过程理解为目的理性的经济行为和行政行为的制度化。”这就是说,社会的理性化体现在新的社会结构的两大系统即经济和行政中。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核心是资本主义企业。资本主义企业的营运,突出地体现了以理性为根本,这就是经济的合理性。资本主义企业是一种合理的组织。其特点表现为:经营活动与家庭相分离;利用健全的会计制度精于计算;形式上有效安排自由劳动力;技术上利用科学知识,这些都离不开理性的作用,都是理性化的表现。 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与现代国家既相分离,在职能上又相互补充。国家的组织核心是合理的国家机关,其特征在于:依据一种集中的和稳定的税赋体系;控制一种集中领导的军事权力;垄断立法和法律权力;通过一种专职官员的形式组织行政管理。在国家机器的构成部分中,官僚体制最集中地表现出理性化的特点。行政理性化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官僚统治完全依照纯粹形式的法律制度而运行。充分发展的官僚制把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非人格化的庞大机器,现代国家机制被限定为合理的管理行动。 在韦伯那里,所谓文化的理性化,是指世界的祛魅,也即是宗教世界观图景的消除和世俗文化的产生形成过程,它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价值领域。现代西方文化主要包括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西方出现的现代科学技术、自主的艺术以及以规范和普适性原则为核心的伦理学等。现代科学技术主要表现为:对待自然的客观化方法、数学的理论形态以及面对自然时的工具立场和经验方法等。韦伯认为,经验的科学技术知识使世界彻底祛魅。驱除巫魅只有在现代科学技术充分发展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自主的艺术也是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现代艺术从传统的伦理和宗教关系中解脱出来,不再承担宗教、政治和道德教化功能,演变成为表达个人主观性的文化形式。西欧音乐中的调式体系、乐队建制和绘画中应用透视的技法等的创

公共管理学重点

公共管理复习 考试题型及分数 1、单选题 10题,10分 2、判断题 10题,10分 3、名词解释 4题,20分 4、简答题 4题,40分 5、论述/案例题 1题,20分 一、单项选择题 1、公共部门区别于私人部门的本质特征为() A.计划性 B.单一性 C.效率性 D.公共性 2、公共管理活动的合法性基础为() A.公共性和私人利益 B.效率性和私人利益 C.公共性和公共利益 D.效率性和公共利益 3、公共行政范式产生于() A.17世纪末18世纪初 B.18世纪末19世纪初 C.19世纪末20世纪初 D.20世纪末21世纪初 4、新公共管理范式产生于() A.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 B.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C.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 D.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5、被誉为“行政学之父”的是() A.威尔逊 B.韦伯 C.杰弗逊 D.怀特 6、“政治与行政二分”最早的提出者是() A.凯恩斯 B.布坎南 C.韦伯 D.威尔逊 7、从经济性质看,基础设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一种() a、混合产品 b、私人产品 c、纯公共产品 d、排他性产品 8、那些较为健康的人不愿投保,而相对病弱的人纷纷投保,使保险公司的平均成本提高风险增大,这叫做保险的() a、道德风险问题 b、逆向选择问题 c、优值品问题 d、风险概率问题 9、韦伯认为科层制组织的基础为() A.传统型权力 B.魅力型权力 C.合理--合法型权力 D.知识型权力 10、对科层制组织中的行政管理人员资格的一个基本要求是() A.知识性原则 B.职业化原则 C.非人格化原则 D.法定管辖范围原则 11、对公职人员在科层制组织中所从事的活动及其性质的一个基本要求是() A.知识性原则 B.职业化原则 C.非人格化原则 D.法定管辖范围原则 12、新公共管理运动肇始于() A.英国 B.美国 C.德国 D.新西兰 13、新公共管理范式建立的学科基础为()

价值中立

实证论意义上的“价值中立”与韦伯意义上的“价值中立” 在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观中,“脱哲学化”与“脱价值化”原是两个紧密相关的主题,但早期实证主义更为关注的,主要还是社会科学的“脱哲学化”问题,当时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努力使社会科学研究与哲学分离开来并发展成为独立学科。韦伯处在世纪之交,他关于社会科学观及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代表性著述,几乎都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撰写的。这个时期的社会科学已经从哲学中分离独立出来,或者说,社会科 学研究在摆脱思辨哲学、观念论及其形而上学方面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所以,韦伯也就不再像孔德、迪尔凯姆等人那样强调“脱哲学化”,而是把方法论思考的重点,从社会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转向了社会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他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思想,概括起来也就是“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 当然,“价值中立”的思想并非韦伯首创,而是实证主义“脱价值化”主张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韦伯之前,人们谈论较多的是社会科学的“脱哲学化”问题,而对“脱价值化”则相对比较陌生,———正是在韦伯提出了“价值中立”之后,“脱价值化”及其 可能性才开始迅速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热门话题,他被后人视为这一社会科学方法论思想的先驱当在情理之中,可后来的遭遇却是他生前未曾预料到的。无论是赞同、支持还是批评、反对“价值中立”的人,往往都直接或间接地援引韦伯,而且通常都是以实证主义观点来诠释韦伯的,他不是被人借尸还魂,就是在十字架下代人受过。 实证主义所主张的“脱价值化”意义上的“价值中立”,既是一种社会科学观或关于社会科学及性质的总体性看法,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思想,但在韦伯那里, 具有社会科学观与社会科学方法论思想双重含义的,恰恰是“价值关联”的概念,而“价值中立”则主要属于社会科学方法论思想的范畴。如前所述,实证主义眼里的社会科学是一种自然科学化的纯粹的“事实科学”,价值问题以及价值判断是被排除在社会科学领域之外的,这种“脱价值化”意义上的“价值中立”,意味着一种全面而彻底的价值无涉。 但这并不是韦伯的观点。作为一个曾长期受新康德主义浸染的学者,韦伯深知社会 科学作为“文化科学”不可能撇开价值问题,它在本质上是“价值关联”的,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是纯粹的事实科学,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中,诸如研究对象或材料的选择、研究主题或范围的确定等等,都是受到特定价值的影响并与特定价值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社 会科学中的问题是根据被讨论的现象的价值关联而选择出来的”,②“研究对象的选择以及这种研究试图深入的无穷因果之网的广度和深度是由支配研究者及其时代的价值 观所决定的”。不仅如此,在韦伯看来,对价值问题和价值判断进行科学的研究或讨论, 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这种研究和讨论有助于弄清某一价值意味着什么、某一价值能否实现等问题,即阐明作为目的的价值理念的构造,并对手段与目的、行为与结果之

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理论

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理论 马克思·韦伯是官僚制理论的奠基人,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韦伯首先立足于西方独特理性主义来审视理性官僚制,并通过西方现代官僚制与中国传统制的比较来加以说明。他倡导的官僚制是一种纯粹的、抽象的、标准的的组织形态,他所谓的“官僚制”是指一种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亦即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从纯技术的观点来看,“官僚制”确是最高的组织形式。他所倡导的层级官僚制理论的主要内容就包括了专业化分工、等级制、对法理化规则的遵从以及非人格化等方面。 韦伯认为,作为一种理想的行政组织形式,官僚制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合理的分工。工作的专业化便是这种高度明确分工的结果。 2.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官僚制组织是一个等级实体,具有等级与权力一致的特征,形成官僚制中层级节制的权利体系,以保证在组织权力中政令畅通。 3.依照规程办事的运作机制。官僚组织通常要制定一整套规则程序来规范组织及其成员的管理行为,以保证整个组织管理工作的一致性和明确性,保证官僚制组织的合理性、合法性、稳定性和连续性。 4.行程正规的决策文书。有利于下级组织及其成员明确任务权责及规范要求,加强控制,促进组织更加有效、更便捷的实现目标。 5.组织管理的非人格化。在实行官僚制组织中,管理工作是以法律、法规、条例和正式文件等来规范人的行为的,公务活动中不得掺杂个人情感、偏好等非理性因素,在组织成员之间的公务关系中存在的只是对事的关系而非对人的关系,不考虑任何私情关系。 6.适应工作需要的专业培训机制。官僚制是建立在高度分工和专业化基础之上的,提高其服务数量和质量,从根本上提高组织的工作效率。

《社会科学方法论》读书报告

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对当代社会科学和社会思潮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此贡献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的方法论学说。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一书主要选自《自然论文集》,本书由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文化科学逻辑领域内的批判性研究、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三篇长文组成,它们分别阐述了韦伯方法论思想中的一些重要的内容,是韦伯方法论著作的代表作。本文主要通过深入的阅读研究韦伯的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一文,进行浅析。 在《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一文中,韦伯提出人们在大学授课时是否应当宣明他们所赞成的某种伦理的或者建立在文明理想以及其他世界观基础上的实际的价值判断这一问题。针对此问题,有两种不同的回答:其一是以可以从纯逻辑演绎而得到的事实和经验事实为一方与以实践的、伦理的或世界观的价值判断为另一方的区分是正确的;其二是尽可能在课堂上不讲实际的价值问题。对于上面两种回答,韦伯发表了自己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大学教师在一切具体情况下,甚至在面临使他的授课内容变得毫无吸引力的危险时,都会毫不犹豫地向听众,首先向自己宣明,哪些陈述是纯粹从逻辑推理演化而来的或者对纯粹经验事实的说明,哪些陈述是实际的价值判断,并且把这一点看作自己天经地义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上述的第一种回答才可以接受;而韦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赞同第二种回答,认为第二种回答只适于掩盖向听众发表的意见的实际影响,韦伯认为如果让教师放弃实际的价值判断,不能讲激情昂扬的话语,会使听众迷失于各种不同范围的彼此混淆之中。 在讲坛上一般是否应该进行实际的价值判断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政策的问题,因而它最终只能由个人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而对大学的任务所取的观点来决定。韦伯批评了种种不合时宜的德国教授们在大学课堂的言行,认为“如今的大学生在教室里应当向自己的教师学到的东西,首先是熟练地完成给定的任务的能力;其次,承认事实,即使是令人不堪的事实,然后把关于它们的规定和自己的价值态度区别开来;第三,使自己服从职责,因而首先抑制不必要地表示自己个人兴趣和其他感受的冲动。”提出在每一项职责任务中,承担任务者应当克制自己,排除那些不属于职责的东西,而最需要排除的是他自己的爱与恨。 韦伯认为经验科学只能告诉人们事实怎么样,它可能怎么样,但决不指导人们应当怎么样,因此关于实在的经验认识的科学必须拒绝承担价值判断的任务,从而保持科学认识的客观性和中立性。科学研究者在涉及社会事实时,应当克制对它公开发表个人见解,韦伯写道:“一个职业‘思想家’如果有什么职责的话,他所迫切要做的便是,面对时下盛行的理想,哪怕是倾人的理想,都要保持个人才智的清醒,倘有必要,就需‘逆潮流而动’。”韦伯深切地认识到研究者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和做学术报告时需要回避价值判断,不借科学研究来鼓吹自己的价值观;正是在这些因素之下,韦伯提出了“价值无涉”的概念。 韦伯写《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这篇论文的意图在于,批判德国的教授们利用自己不受攻击的权威在学术讲坛宣扬自己的价值观点,混淆了价值判断和关于经验事实的科学知识之间的界限。在韦伯看来大学教授不能任意的发表其价值判断。即应该做到价值无涉(价值中立)。所谓价值无涉是指要求研究主体按主观愿望选择了所要研究的问题之后,应该客观地描述关于所要研究问题的全面资料和对这些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而不管这些资料和结论是否与研究主体、社会或者他人的价值观念相冲突、相对立。 价值无涉这一原则首先是由韦伯提出的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原则,今天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依然广为接受的标准。社会科学是否需要坚持“价值无涉”的原则,引起了学者的广泛争论。这两种立场在中国社会学界争论了十几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刊登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的郑杭生教授和李金教授之间的争辩。 李金教授对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价值无涉”的立场是持基本接受的态度。他在《为“价

韦伯和涂尔干社会学方法论的比较

韦伯和涂尔干社会学方法论的比较 社会学方法论是关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它主要探讨的是有关社会学学科体系及基本假设的一般原理问题,包括研究的立场、方位、视角、基本观点以及解释社会现象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与逻辑程序等。从社会学发展史来看,关于社会学方法论的讨论是从马克思·韦伯与史末勒等人的论战开始,他们引发了学术界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论争;涂尔干和韦伯依据各自的理论背景和逻辑起点,继承和开拓了社会学研究中的两大方法论传统:实证社会学和理解社会学,并为后世的社会学研究奠定了基本的方法论基调,本文试图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对两人的方法论进行初步的梳理和比较。 涂尔干在其著作《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将社会学研究对象确定为“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他是这样给社会事实下的定义:“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按社会成员的结合关系的性质的不同,社会事实又可分为物质性社会事实和非物质性社会事实两大类。涂尔干的社会事实具有“外在性”、“强制性”、“普遍性”和“独立性”四个方面的主要特征。 韦伯的社会学被称作“理解的社会学”,他的社会学定义是“社会学是一门致力于解释性理解社会行动并通过对社会过程和影响作出因果说明的科学。”根据这一定义,可见韦伯将人的社会行动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而人们的社会行动都是有主观意向和动机的,这与自然科学有很大的不同,因此社会学研究首先要设法理解人们的社会行动。在这里,理解分为两种类型:“直观理解”和“解释性理解”。 从两人给出的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差别着实可以看出两人所代表的不同理论传统之间的区别。涂尔干以社会事实为自己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相对于韦伯的人的社会行动而言,是宏观层面的。从这一点可以理解涂尔干理论中的社会是客观存在的,而韦伯则认为只有个体是真实存在的,只有研究人的社会行动,对其作出解释性理解。通晓其背后的意义,并最终作出因果性说明。这才是社会学研究的全过程。韦伯也因此把对社会行动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两大任务。从两者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界定上的区别,可以看出两大流派之间的差别。这两大学派自产生之时就存在着这样的对立。 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的主张是实证主义的。涂尔干实证主义社会学以客观性的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认为社会与自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一样都是受客观必然性支配,这就决定了其研究方法必然采用自然科学中研究自然现象的实证的方法,通过观察、实验、比较、检验等方法找到事物发展的规律及事物之间的联系。他提出了解释社会事

霍伊教育管理学读书报告

霍伊教育管理学读书报 告 标准化管理处编码[BBX968T-XBB8968-NNJ668-MM9N]

第三章学校结构 韦伯科层制模式 韦伯的科层制理想模型:劳动分工,非人格化,权威等级,规章制度,职业倾向。 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在学校体现为水平教学和分学科教学,有利于提高教师们的专业化程度。科层制的工作氛围应该体现非人格化倾向,有利于促进组织合理性发展。权威等级成为了现代组织的普遍特征,保证了对上级指令的规训化服从。规则系统也有助于等级体系中各种活动的协调。保证了每一职员行动的统一性和稳定性。以上的科层制特征形成了一个协调优良的执行系统,保证了组织运行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对于韦伯科层制模式的批判: 模式的功能和功能障碍

规则的功能与功能障碍: 忽视非正式组织: 非正式组织是指由员工在其工作场所互动时的需要而衍生的自然秩序与结构化。非正式结构产生于非正式互动,个体与群体间的互动模式的差异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地位结构特征,确定了非正式组织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和群体的倾向是组成非正式组织的重要部分。非正式组织产生于正式组织,并且对正式组织的作用既有建设性的又有破坏性的。鉴于此,管理人员既不必对于非正式组织的产生而恐慌,而且应该利用好非正式组织,促使组织形成一个高效率的组织。 科层模式的双重结构: 科层制的双重结构体现在韦伯对科层原则和专业化原则加以区分,两者都是可供选择的方法,韦伯似乎指代的是两种模式,而非一种单一的科层。这两种方法的选用可能导致领导者权威的来源冲突,对实际管理造成一定的阻碍。

女性主义者关于科层制的讨论: 女性批判者们认为科层制忽视了女性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关系,使得女性没有办法和男性一样进行培训,同时,科层制强调权威,可能导致父权制的加深,使得女性的情况更加恶劣,被组织孤立。由此产生了一大批反结构结构,主要表现在:群体的去中心化,个人直接交流取代了非人格化的制度,平等的关系,共享技能信息。 学校的正式结构: 霍尔论科层制结构: 在这里,霍尔运用组织量表将学校看成是两种相互区别的模式的理性组织。 将两者混在一起可能导致模糊,由此将两者分开或许会更好,由此有以下四种模式:

3、韦伯伦理思想中的康德主义

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韦伯伦理思想中的康德主义 Abstract :"Ethics of conviction" and "Ethics of responsibility" are a couple of important concepts in Max Weber's thought of ethics. The two concepts both come from Immanuel Kant's thought of ethics. This article attempt to explain the "modernity" in Weber's thought of ethics through compare with the Kant's thought of ethics, and distribute the relation of the ethics of conviction and ethics of responsibility. Finally, writer have bring forward itself viewpoint and explanation about some misinterpretation in academic circle. 一、价值中立与理性诚实 韦伯关于"世界脱魔"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后人在理论上把"诸神复活"视为现代人面临的价值领域的基本现状。所有对韦伯世界观进行的批判,大多都是从这个问题切入。麦金太尔不仅把韦伯归入"情感主义"伦理观之列,并且认为韦伯的世界观就是"当代主导地位的世界观"(麦金太尔,1995,137)。哈贝马斯从另一侧面批评韦伯因强调工具理性而只能把价值领域视为无法通约、缺乏共识的主观世界。然而,无论麦金太尔还是哈贝马斯都不会否认,在宇宙大序不复存在的现代社会,价值多元性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问题只是,我们是否还有可能重新建构秩序,而这又与我们如何理解"世界脱魔"直接相关。以麦金太尔为代表的悲观论对重构大序并不抱希望,他认为,世界从一种人与人之间的非操纵性关系进入另一种操纵性关系,其实质是,前者赖以存在的共同道德基础已经完全丧失,因此,启蒙运动以来的一切重建道德的努力都只能归于失败,所以这个时代是以韦伯社会学的权力取向和控制理论作为基本特征的(麦金太尔,1995)。哈贝马斯则对秩序重建持有乐观态度,在他看来,现代性问题的结症在于现代人片面强调功利取向的理性化发展,而忽略了整体社会生活的理性化发展。他认为韦伯强调以"工具理性"对现代性的解释恰恰反映了这个问题,所以他提出要以"沟通理性"取而代之,以求社会交往秩序的重建(Habermas,1984)。尽管麦金太尔和哈贝马斯是从两个不同角度对韦伯提出批评,但是双方都认为韦伯在"世界脱魔"的现代社会条件下,通过对目标合理性的强调,来提倡"价值中立"的立场,而这种"价值中立"实际上是虚假的、不存在的。麦金太尔认为,"价值中立"在韦伯的知识论和科层制管理理论中对操纵性、控制性人际关系起着虚伪的掩饰作用(麦金太尔1995,108-109)。哈贝马斯则认为,"价值中立"是韦伯在理解人类社会行动时因偏执于目标合理性而产生的错觉。他借用H.米德的互动理论指出,我们理解一个社会行动不可避免地要用第一人称"我"来评价行动者的理由,因而必有价值判断掺入其中(Habermas,1984,115)。应该说,这些批评都没错,只要人们期待的是一种外在的客观性。但正如施洛赫特所强调的那样,韦伯自己并没有这种期待(Schluchter,1979,58)。在此,需要对韦伯关于"价值中立"的立场做出说明。 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于把韦伯关于"价值中立"的论述视为其科学方法论的问题,但却又对这样一种"道德冷漠"与韦伯方法论中的"价值关联"之间的矛盾表示不可思义。其实,在韦伯看来,"价值关联"才是作为解释学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是人们用以选择和组织经验科学的手段(冯钢,1999,46-53);而"价值中立"则是现代性条件下作为一个现代人应该具

浅析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及其对现实的影响

论韦伯官僚制理论及其对现实的影响 政治与行政学院 2011级行政管理5班马梅 201103340533 摘要:马克思·韦伯所倡导的官僚制理论,从整体上可以看作是一种理想型的组织设计状态。不得不承认,韦伯提出的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的理论在组织中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他强调的组织的劳动分工体系、调节成员关系和行为的规范秩序、对个人自利追求的激励和制裁体制不管是在发展经济还是在政府机制中都有重大意义;但是他有过分看重的层级节制体制、组织效率、职能权限划分、非人格化的追求等方面使他的理论又成为纸上谈兵。因此,在今天的组织中,我们不仅要借鉴韦伯官僚制理论中的优秀元素,又要把握好尺度,扬长避短,辩证的看待、辩证的借鉴、辩证的应用、辩证的发扬。 关键词:韦伯;官僚制;理性;现实意义 一、官僚制产生的背景 (一)社会政治背景 现代官僚制源起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变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19 世纪后半期,普鲁士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实现了德国的统一,扫除了德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重重障碍。普鲁士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全面瓦解了容克的经济基础——封建庄园。为此普鲁士王朝把重要的军官职位和政府官位赐给容克作为补偿。统一后,德国工业化进程加快,但是受到德国容克政权束缚,德国处在以旧的、家族为基础的企业制度向资本主义企业制度过渡的阶段。随着社会发展,行政管理事务变得复杂繁多,工业社会意欲突破传统农业社会时期的传统的习俗、伦理及道德的束缚,而追求稳定的和有法律保障的制度形式成为资产阶级的普遍利益要求,行政管理日益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重视,韦伯理性官僚制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得到产生和发展的。 (二)社会经济背景 近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促进了官僚制的产生与发展,官僚制作为一种稳定的有效率的管理体制,它极大地迎合并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机械化大生产的需

韦伯官僚组织理论

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 一、个人简介 马克思·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学者,与马克思、涂尔干齐名,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公认的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另外两位为迪尔凯姆、齐美尔)。其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历任析林、弗莱堡及海德堡等大学教授。一生著述甚多,以《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及《经济与社会》等最为重要,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最为国内读者所知晓。 韦伯1864年4月21日生于埃尔福特,1882年入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1883年在斯特拉斯堡服兵役一年,1884年入柏林大学攻读法律。完成并出版讲师资格论文《罗马农业制度的历史对罗马公法与私法的重要性况》,开始在柏林大学教授罗马法、日耳曼法及商法,后学术重心从法学转向经济学。1894年放弃名校柏林大学法学教授机会,反接受当时地位甚低的地方性大学弗莱堡大学聘请出任经济学教授。1896年转任海德堡大学政治科学教授。1897--1903年精神崩溃,被迫停止一切教学、研究与政治活动。1903年重返学术活动。1910年参与创立德国社会学学会,后于1913年因社会学方法论之争退出德国社会学会。1920年6月14日因肺炎病卒。1921年未完成遗稿《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由遗孀玛丽安娜整理以《经济与社会》书名出版。 二、韦伯官僚制理论的现实(实践)基础 (一)政治与行政的分离。 第一,在实践方面,韦伯通过对德国市民阶级的分析,指出德国的市民阶级没有成熟到成为德国民的政治领导阶级,他们“有着情愿服从于官僚支配的心态,市民阶级的价值取向可以允许权力与文化政等问题被化约到技术层面,而政治可以被缩小到一个完全形式地维持国家存在的状况,不许有任何内容的实质目标——仅仅只是毫无信仰的日常照顾而已”。“政治厌倦症”、“非政治的精神”成为德国市民级的价值取向。因此这就为韦伯官僚制理论中政治与行政的分离提供了实践基础。 第二,在理论方面,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与威尔逊的政治与行政两分理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威尔发表于1887 年的《行政学研究》一文被称为是现代美国公共行政研究的起点,他本人也因此文而成为国公共行政学的创始人。他在书中指出,“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了解: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当的工作。”为了政府成功有效地完成工作,威尔逊又进一步提出了政治与行政两分法原则,即把政制定与政策执行分开,“行政管理的领域是一种事务性的领域,它与政治领域的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远。”这种理论的建构就为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体系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持,因此,有人把韦伯的官僚制论模式称为韦伯—威尔逊模式。 (二)科学管理原理。 20 世纪初,泰罗所领导的科学管理运动以及构建的科学管理理论以巨大的声势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同时也为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科学的实验依据。科学管理的主要贡献表现在:第一对事不对人的管理。这就剔除了管理者在管理中的价值影响,也为韦伯官僚制理论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区分奠定了基础。第二,制度和程序化的管理模式。泰罗的科学管理是建立在企业组织由小规模的手工场向大规模现代工厂转变的基础上的,因此,其管理模式是以制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若干问题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若干问题 周晓虹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南京 210093) 摘 要: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都是现代性的产儿,因此自社会科学诞生的那天起,就欲图将自己打造成像自然科学那样的 科学 ,但事实上人类行为的主观与能动性始终使其无法摆脱人文主义的纠缠,成为一门纯粹的实证科学。不仅某种流行的理论范式始终制约着人们对现实社会的研究,在实证主义的探索之外,人文主义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也继续扮演着重要的方法论角色,而关于价值中立的无尽争议更是说明了这一原则的相对性。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探讨无意终结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但却意在为这种非此即彼的争议提供一种相互包容的视角。 关键词:范式;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价值中立;社会科学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C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1)06-0001-07 如果说人文学科(humanities)是以人类的精神产品为研究对象的话,那么社会科学(social sci ences)则是以人类群体及其行为为研究对象的。作为 现代性 的产儿, 社会科学自诞生的那天起,就欲图将自己打造成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实征 科学 ,但事实上人类行为的主观与能动特征始终使其无法彻底摆脱人文主义的纠缠,成为一门纯粹的实证科学。我们可以通过对科学范式、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以及价值中立这涉及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三大问题的讨论,来理解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和基本性质。 一、科学范式:理论是如何左右社会科学研究的 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的创用者是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 库恩。按照库恩的观点,科学不是按照进化的方式发展的,换句话说它不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一个量变过程,而是通过一系列革命的方式实现的质变过程。这一质变过程涉及到不同范式间的转换,即 一个共同体成员(也可以说是一个科学家共同体)所共享的信仰、价值观、技术等等的集合 的转换。从这样的视角来看,发生在20个世纪初的那场 物理学革命 ,不过就是一种范式(爱因斯坦的物理学)代替了先前流行的另一种范式(牛顿物理学)而已。 1970年,系统表达库恩上述思想的著作 科学革命的结构 出版后,对自然科学乃至整个科学的发展历史的解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仅仅5年后,美国社会学家乔治 瑞泽尔就借用这套思想写成 社会学 一门多范式的科学 一书,用以解释社会学及其思想的继替与发展。瑞泽尔的创造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其一,在库恩那里,相互竞争和对立的范式是不可通约的,或者说, 只有承认牛顿的理论是错误的,爱因斯坦的理论才能被接受 , 但瑞泽尔没有坚持库恩提倡的这种范式间的非此即彼性,在他看来在社会科学的不同范式之间有着更为鲜明的继承性或包容性;其二,为了使范式的概念能够在社会科学中获得更为灵活的使用,瑞泽尔提出可以在三种意义上使用 范式 的概念:(1)可以用来区分科学家共同体或干脆用来区分不同的学科,如物理学和化学,或社会学和心理学就是两种不同的范式;(2)可以用来区分某一学科领域的不同发展阶段,如18世纪时的 1

《现代社会学理论》精.doc

《现代社会学理论》 一、结构 见书P7——P15页 第二章行动:社会安排中的意义和动机(构建理论) 韦伯和齐美尔认为,社会是人类意图的产物。 1、韦伯:德国社会学家。是社会学的一位奠基性的人物,也是构建理论的奠基人。认为人总是积极主动地建构社会现实的行动者,其行动方式要看他们是以怎样的方式理解其行为的,以怎样的方式赋予行为以意义的。将社会行动体系分为四类:工具理性行为、价值理性行为、情感行动和传统行动。对于非理性行为我们可以用直接性观察理解其行为的意义,而对于理性行为,我们以说明性理解其行为意义。对说明性理解要求在因果和意义两方面都必须是充分的。 2、齐美尔:德国社会学家,与韦伯同为建构主义经典理论的奠基人。认为社会的缘起在于其成员的心智中,考察的对象是个体的人及其境遇、行动。 3、符号互动理论:齐美尔影响了20世纪早期的美国社会学思想,最突出的是由芝加哥大学米德发展起来的符号互动论。符认为:社会是由代表心理过程的姿态和语言(符号)的交换构成的。 4、米德: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分支——符号互动论的奠基人。其符号互动论的核心概念是自我,人类在描述自我时,既用主我“I”也使用宾我“me”。主我是思考着行动着的主体,宾我me是主我I所思考的那个客体的自我,是自我的一个面相,是他人对自我凝视的一种表达,社会经由宾我me进入个体,并且同时被主我I所建构和重构。符号互动论者讨论的互动是主我与宾我之间的内在对话,社会期待与个体的要求和表达在其中进行协调。一个发达完整的自我意味着,人们能够比较确信,自己赋予一个符号的意义与他人所赋予的意义大体一致。 5、戈夫曼:符号互动论者,认为世界就是一个大舞台,主张一种拟剧视角,印象管理是其核心主张。其核心理论概念仍是自我。一是正式自我,它定位于社会情境中。正式自我是外在于人的,并寓于社会控制模型中,又是在与个人的关联中发挥作用的。第二是进行表演或印象管理的自我,这种自我是冲动的,情绪的和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也正是在正式自我和表演的自我之间不断协调的过程。 6、现象学:现象学受韦伯的影响较大,代表人物舒茨,现象学社会学关注的是行动者通过哪些方式,将感觉材料转变成各种类型化或心智图像来解释社会世界。 舒茨对韦伯行动的意义与行动的动机是同一的观点提出的质疑,将行为的动机分为两类,一是因果动机和目的动机。 7、常人方法学:想要用一种科学的方式将社会世界类型化是不可能的,因此,社会学家必须以与行动者的做事方式完全相同的方式来解释社会。代表人物,[美]加芬克尔,致力于对日常生活中例行性的平凡活动进行直接经验性的研究,认为这些活动的核心特质是反身性。 8、帕森斯:自愿行动。 9、哈贝马斯:把行动分为两个主要类型:沟通行动和策略行动,但主张这两种类型的行动都是理性的,可以被观察者理解的。沟通行动理性是为了平衡把理性行动仅看作目的性的或工具性行动的片面观点,沟通行动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达成理解。 第三章理性:个人利益最大化 1、马歇尔:马歇尔体现了19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中,我们可以发现功利主义社会学思想的基础。马从需求、个人欲望或目标的角度入手来说明人的活动,并引入效用这个关键词来点明一个行动者可能追求的各种社会对象的相对价值。 2、帕累托:与马歇尔同时代的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家,帕累托最优:成功的公共决策应该建立起一种个体效用的计算方法,应该明确地以全部人口的效用最大化作为目标。 3、交换理论:关注的焦点是人们在社会互动中的成本和收益。其核心假设是,人们会理性行动,争求价值最大化。 4、其他见书P95—96 第四章结构:决定经验的隐秘模式 1、弗洛伊德(略) 2、列维:原始的思维(略)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与反思

论文题目: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与反思 论文成绩: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与反思 内容摘要:价值中立作为一种推崇客观主义的方法论在西方影响很大,近几年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而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对于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有着重要意义。价值中立学说自流行之初便饱受争议,研究者们各执一词,多是围绕其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能否真正实现“纯粹价值中立”这一问题聚讼不已。本文将通过对马克斯·韦伯的价值中立学说深层含义的探索,来略加论述价值中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的实质意义所在,即反思价值中立是否真的能够得以实现。 关键词:价值中立;纯粹中立;实现;辩证思考 价值中立是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的一种带有唯客观主义色彩的方法论原则,运用该原则来进行社会科学的研究,可以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同时进一步澄清了科学与宗教的混淆关系。但是,这一命题所含有的合理因素并不能弥补其本身所包含的内在矛盾性,因此在探究它的合理性的同时分析其矛盾性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关于价值中立的含义 价值中立(Value一neutrality)或价值自由(Value一free)是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的一种带有唯客观主义色彩的方法论原则。它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对社会现象的观察,探索和解释过程中,只陈述事实,而摈弃价值判断和个人的好恶,采取一种中立态度,因而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只管真假而与好恶、对错无

关 [1]。德国的马克斯·韦伯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内涵,并形成了一套系统的价值中立理论。这种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在西方有较大的影响,曾在长时间居于主导地位,因而此后众多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探究。 研究者基本上都是在概述价值中立产生、形成、发展过程的同时,表述自己关于价值中立论的理解,这其中,学者对价值中立含义的探究算是相当成熟的。著名研究学者周家蔚指出,价值中立论是韦伯吸收实证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价值中立思想和新康德主义把事实与价值、价值联系与价值评价作了区别的思想的产物,因而韦伯的价值中立论有如下两层意义:首先,一旦社会科学家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选择了研究课题,他就必须停止使用任何主观的价值观念,而遵从他所发现的资料的指引,不管用这种资料研究的结果是否对自己有用;其次,对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要作出严格的区分,不能从“事实的陈述”推出“应该的陈述”[2]。还有学者指出,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是继承逻辑实证主义相关思想而来,但有其深刻之处。即韦伯主要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范畴内阐释价值中立原则的,而且亦不排除与价值相关的研究,因而韦伯的“价值中立论主要是指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时,不可有自己的价值倾向。而要回避、终止自己的价值判断,不可援引科学为任何价值立场作出论证或辩护。这些关于价值中立含义的表述,表面上看没有什么差别,仔细考察起来还是存在一些差别的:虽然都认为韦伯价值中立论是继承此前相关思想资源而来,但继承某种思想、继承某种思想的程度,有细微的差别;都肯定价值中立论的核心思想在于要求研究者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放弃价值执著、终止判断,但在价值中立论是否完全否定价值性理解方面,也有细微差别;对价值中立论出现的认识论意义,这些理解则表现出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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