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的民本思想
论中国的民本思想
刘慧娟
（--大学 --学院城市邮编）
【摘要】本文
【关键词】民本思想古代演变近代发展当代创新
1引言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治国理论的核心，是影响中国治国安邦大业达几千年之久的政治思想。民本思想萌芽于西周之际，形成于春秋时期，成熟于战国时期，而后又经过长期的充实与发展，到明清之际达到顶峰。但是，传统民本思想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统治阶级从本身利益出发，因而成为其剥削、统治、压迫百姓的巧妙手段和工具。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共领导集体深刻把握传统民本思想的本质，抛弃糟粕，吸其精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更新和改造，实现了民本思想的时代创新。
2中国民本思想的古代演变
2.1上古社会的重民爱民思想
重视人民在政治生活中固国安邦的地位和作用，是我国上古社会朴素的人文主义传统。早在殷周时期，由于平民暴动时有发生，统治集团中一些比较开明的政论家如箕子、微子、比干等预感到社会的危机，从而怀疑“天命”，提出要尊重人民，统治才能长久的思想，认识到民心即天心，民意即天命，民情即天意。《尚书·皋陶谟》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尚书·泰誓》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就是说，统治者只要对民负责就是对天负责，顺乎民心就是顺从天意。《尚书·五子之歌》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周公吸取商王‘自绝于天，结怨于民’（《尚书·泰誓》）的灭亡教训，宣扬‘以德配天’和‘敬德保民’的思想，提出‘天命靡常’的观念。”
2.2孔子的仁爱学说
到春秋时期，由于社会的变革及动荡不安，天命神权的思想更加动摇，产生了重民轻神的思想。而生活于春秋末期的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将上古社会的重民爱民思想整理为一套学说，这套学说以“仁”为核心，意在通过“正名”恢复周“礼”。孔子讲“仁者爱人”（《论语·颜渊》），而“仁”又是“礼”的内在依据，“礼”是“仁”的外在表现。他认为：“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孔子的“仁爱”强调主观的道德修养，是内圣之学。他认为，“仁”的标准是“恭、宽、信、敏、惠”，“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他提出实现仁的简易方法
1
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所以其弟子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孔子还说，能够“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则“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孔子的“仁爱”精神推及社会，“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为外王，亦即“德政礼治”。其特点是伦理和政治相结合，政治伦理化，要求统治者“为政以德”，以德教为本，德刑相辅，宽猛相济。孔子还反对厚敛、攻伐与独裁，要求统治者正己以正天下，所谓“政者正也”（《论语·颜渊》）正是对统治者提出了严格的道德要求。“正名”是实现“礼”的重要途径，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而“正名”的依据是周礼，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以恢复社会的和谐有序的状态。
2.3孟子仁政王道思想
时隔百余年之后，生活于战国中后期的孟子（约公元前385年----公元前304年），由于时代不同及学术发展的原因，极大地充实和发展了孔子的仁爱学说及德政主张，从而超越了孔子。孟子在《孟子·尽心下》中阐述了“民贵君轻”的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立足“以民为本”的原则，将其更多地应用于政治之中，以内圣之学开启了外王之道，如其言得民心（亦即王天下）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他对梁惠王、齐宣王、滕国公都说过仁者无敌的道理: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同时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反映了民众的心声和现实社会的要求。进而提出了丰富而具体的“仁政王道”思想——-这也是孟子政治学说的中心思想。在对待君民关系上，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上》）他的意思是说，人民是国家君主存在的根本，统治者必须为民谋福利，否则便可变置江山社稷和帝王君主。民心民意是衡量统治者政治得失和是否发动战争的标准。孟子认为，如果战争对人民有利，可以救民于水火之中，便可以“诛其君，吊其民”。他认为武王伐纣不过“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对君臣关系的论述，也不是一味地强调“忠君”，而要求互相尊重。他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这也体现了孟子重视人格平等而不以势观人的超俗品格。生活于王道既衰的晚周末世的孟子，面对时代提出的课题，以悲天悯人、淑身淑世的救世情怀和博大精深、睿智圆通的理性之思，上承上古社会的重民爱民思想及孔子的仁爱学说，下启宋明理学及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开创了道德人本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学说体系，从而将儒家民本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2.4贾谊的礼治思想
2
贾谊主张以民为本，重视民心。他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大政上》)之所以强调以民为本，是因为他高度重视民心向背的问题，非常珍惜国家统一与社会安定的局面。民本观念在贾谊看来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民之为本便体现为这里所说的民意；另一方面，就是强调要用礼义来教化百姓，而不是用法律来约束百姓。
民本观念的必然结论就是将政治理解为如何教化百姓，使其生活达到完美。既然为政的实质在于教化，那么，为政者个人的品质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为政者实际以他个人的品质展现了理想生活的典范，使百姓有所依循，因此，贾谊说道：“故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故吏之善者，君之功也。（《大政》）因而，儒家理解的无为而治实质上乃德治，为政者必须有德者居之，必须当其位，百姓才能如众星拱之，榜样的力量实在是无穷的。最后，贾谊说道：夫民者，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大政》）为政者又要尊重民意，“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因此，要以百姓之意见来选贤任能，贾谊说道，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爱焉。故十爱之有归，则十人之吏也；百人爱之有归，则百人之吏也；千人爱之有归，则千人之吏也；万人爱之有归，则万人之吏，选卿相焉。（《大政》）在贾谊看来，以德教民强调人的自觉性，包含了对人的起码的尊重，对士人要以礼敬，对百姓要以恩爱，方能得到士民的亲近，士民方能尽心竭力报效国家，国家方能得到长治久安。儒家在中国历久不衰的地位特别是与它对民众的教育联系在一起的，也正由于此，铸造了中国达二千年之久的大一统盛运。
贾谊以民为本的主张是有所发展的。比如，贾谊特别强调爱民和富民。他认为，“德莫高于博爱人”（《修政语上》），“为人君者敬士爱民”（《修政语下》)。尤其是《谕诚》中“汤去掉网之三面”和《连语》中“纣为民众所痛恨”的内容，更是突出了行仁政、爱民众的重要性。他认为，统治者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就要得到人民的拥护，而要获得民众的支持，就要施仁政、爱百姓，做到忧民之忧、乐民之乐。只有像汤那样“网开三面”，才能深得人心。相反，如果步纣后尘，背道弃义，与民为仇，结局就极其可悲。贾谊非常重视富民的问题，曾引用周成王的话，强调圣王执政就是要保证民众生活富裕（《修政语下》）。他在《大政上》里主张“与民以福”、“与民以财”，又在《论积贮疏》里指出，“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可以为富安天下”。他还在《连语》里谈到“墙薄咫亟坏，缯薄咫亟裂，器薄咫亟毁，酒薄咫亟酸。夫薄而可以旷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国蓄民施政教者，臣窃以为厚之而可耳”。他认为，以民为本，就是要使民众生活下去，摆脱贫困，富裕起来。只有衣食有余，家给民足，天下才能安定，国家才能强盛。相反，如果民众不富足，就无法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2.5隋唐时期的民本思想
秦汉以后，二千多年封建社会并没有把民本思想排除在官方意识之外。不仅一些儒学思想家、政论家经常宣扬民本思想，不少皇帝也公开承认“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这是因为，稍微明智一些的封建统治者都深知人民在国家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而都要把自己打扮成民众的保护者。如果他们公开否定民本思想，就等于抛弃自己的子民，也就会毁坏统治的合法地位。尽管专制主义皇权对民众可
3
以予取予求，残酷剥削和压迫，但是一旦民众奋起反抗，任何煊赫的王朝都可能顷刻瓦解。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次数之多和规模之大，足以使许多封建统治者引为警戒。唐朝的开国元勋李渊、李世民父子吸取隋朝速亡的教训，感悟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并付诸政治实践，开创了著名的“贞观之治”。唐太宗曾经对大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又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贞观政要·君道、政体》）封建统治者把民众视为邦国之本，把自己和民众的关系比喻为舟和水的关系，希望民众能够安居乐业，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能够和睦相处，这并不是一种虚伪的道德说教，而是基于期望封建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贞观初太宗曾对大臣们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唉腹，腹饱而身毙。”同时他还经常引用“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来警戒激励自已和群臣。贞观初年，唐太宗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国君与百姓之间存有唇亡齿寒的关系。他还深倩古人所说：“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辑舟，亦能覆舟。”。唐太宗的民本思想，正是反映在他对君民夫系的这种认识上，并把它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天予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这又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唐太宗的“民本”思想。
2.6宋元明及清初的民本思想
宋元明及清初的思想家们将民本思想继续发扬光大。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不囿于天意君德的说教,疾呼以“公天下”取代“私天下”,直指君王与臣民、治者与民众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黄宗羲认为“天下为主,君为客”,为臣的和为君的一样,都是为天下服务的。他们严厉谴责专制政治的自私与暴虐,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张载在《西铭》中也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尊年高，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凡天下疲窿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唐甄的抨击更激烈:“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唐甄在《潜书·明鉴》中还说道：“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尤为可贵的是,明末清初的思想者一方面呼唤能够自觉尽“兴天下公利”之义务的明君,另一方面,强调用制度来扼制政治权力的滥用,因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也把诠释为“人之所同然”或“民心之大同”（《读通鉴论》卷十九）。这就是说，民众即天，民众共同的愿望、要求和利益就是天理。“以民为本”在民众与国家的关系上体现为民为邦本，即民众是国家的根本。黄宗羲认为,秦汉以来的法制都是为了保护君王的私利而设立的,它陷万民于严酷的法网,也束缚了贤能者施政,是“非法之法”。惟有真正的法(原法),是为谋求人民的福祉而设立的。为此,他还设计了一个包括民选、议政、弹劾、罢免在内的新制度蓝图。从他的制度设计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把对君王的道德约束转变为权力制衡,而且,这种权力制衡不仅仅是重相权一类的统治者内部权力分工关系,还要“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使得“天子亦遂不敢自以为非是”,其中包含着对作为权利之要素的力量与能力的倚重。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观点。近人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原君》
4
中提出执政者应当把自己看作民众的仆役，“视己为天下之人役”，“适所以为天下之人主”。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不仅培育了一批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重视与民休息的帝王，也造就了许多体恤民情、敢于为民请命的贤臣良吏。但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是以阶级剥削为前提，民本思想与这种剥削制度有着天然的矛盾，这就决定了民本思想必然受到种种限制，并且最终变成一种根本无法实现的政治空话。二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态，实际上是对民本思想的无情嘲弄和践踏。首先，民本思想虽然期盼、仰望圣君贤相“为民”作主，但“仁政”只是幌子，而维护和巩固封建政权才是目的。其次，民本思想要求执政者“爱民如子”，明君与清官只要关切民生，就被视为“君父”、“父母官”，骨子里流露的是官尊民卑的观念。再次，在古人那里，亲民重民是存社稷、固君位、达邦宁的手段，人民被认为是一种值得重视和利用的政治资源，因而贵民、重民就被统治者视为“驭民”、“治民”之术。这些都与现代民主观念格格不入，是古代民本思想的消极一面。
3中国民本思想的近代发展
传统的民本思想是在承认专制君主权威至上的前提下，来观照“民”之为“邦本”的。这种内在矛盾是注定它无法实现其政治理念的根本症结。但是，“民惟邦本”的思想既然成为历代士大夫精英的政治信条，它不但哺育了一批关心人民疾苦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而且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腐朽，它必然会促使其中一些人利用民本思想来反对皇权至上的专制主义统治。早在明末清初，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就猛烈抨击封建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他还批评君主专制制度下的臣僚所以“不得不讲治之牧之之术”，只是因为“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足以危吾君也”。黄宗羲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这种批判，已经触及了传统民本思想的要害，透露了近代民主启蒙的气息。梁启超曾谈到，《明夷待访录》对他那一代青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梁启超在《新民说·叙论》中说：“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这些论述都旨在说明，人民是国家之根本和基础，只有安众养民，培根固本，才能治国宁邦，长治久安。“以民为本”在民与君的关系上体现为民贵君轻，民本君末。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传入中国，对传统民本思想向近代化的演变起了催生作用。主张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时，巧妙地援引了传统民本思想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康有为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中，就引《洪范》、《孟子》、《周礼》的有关记载，证明自己主张“君民同体”，符合“先王之治天下，与民共之”的古训。这种比附虽然牵强甚至荒诞，但认为“君民同体”，主张“君民同治”，这与传统民本思想把君与民比喻成舟与水的关系，显然是有区别的。严复和谭嗣同在这个问题上走得更远。严复在《辟韩》中把君主和臣民的关系看作是历史早期阶段社会分工的一种需要：“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谭嗣同在《仁学》中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
5
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认为君臣皆因“卫民”的需要而设，民才是“天下之真主”，“君末也，民本也”，民可举君，也可废君。这些观点已经带有浓厚的近代民主色彩，可以说是突破传统民本思想内涵的一大进步。
资产阶级改良派承认人民是国家之“真主”，但又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这在理论上显然是有矛盾的。他们对此的解释是因为中国的国民素质太差，由专制而达共和需要经过立宪这一阶段。梁启超认为民本理想与现代民主是一脉相承的:“要之,我国有力之政治思想,乃欲在君主统治之下,行民本主义之精神,此理想虽不能完全实现,然影响于国民意识者既已甚深,故虽累经专制摧残,而精神不能磨灭,欧美人睹中华民国猝然成立,辄疑为无源之水,非知言也。”陈顾远从“政理”的角度评价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对于洗涤政治污弊、造就中华政制类型的作用。他说:“中国的民主政制不过民国以来的事,倘追溯往古数千年的史实,也无非演变在神权与君主政制中,然而在其政制上,虽为神权而非永为巫觋政治,虽为君主而非即是独裁政治,这就是因为在政理上有一个民本思想巨流,冲洗了实际政治可能发生的弊害,便和他族的神权或君主政制有其分野。”康有为说：“欲速变法以救危亡，非先得圣主当阳不为功；欲定良法而保长久，非改为立宪民权不为治。”（《康有为政论集》卷上）梁启超则宣称：“共和的国民心理，必非久惯专制之民能以一二十年之岁月而善成”，“今日中国国民未有可以为共和国民之资格”（《饮冰室文集》第二册）。这就暴露了他们主张民权的不彻底性和虚伪性。
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在要民主共和还是要君主立宪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孙中山明确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专制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接受的”；“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这不止是我们革命之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所万不可少的”。他指出改良派诬蔑中国国民不够资格实行共和这种谬论，“是将自己连檀香山的土民、南美的黑奴都看作不如了”（《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革命派阵营对于如何伸张民权的思想认识是比较混乱的。如章太炎因为看到西方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民主政治容易被少数政客豪富所把持，竟然提出：“与效立宪而使民有贵族黎庶之分，不如王者一人秉权于上，规模廓落，则苛察不遍行，民犹得纾其死。”（《代议然否论》）孙中山主张“民权革命”,在他看来,民权主要是人民的力量。他说:“大凡有团体有组织的众人,就叫做民。什么是权呢?权就是力量,就是威势。……有行使命令的力量,有制服群伦的力量,就叫做权。把民同权合拢起来说,民权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76]他进一步解释说,“政是众人之事,集合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政权,政权就可以说是民权;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权,治权就可以说是政府权。孙中山写了《民权初步》一书,力图对民众作民权启蒙,亲自做起民权学步的“保姆”。[79]孙中山还对欧美的民权制度表示失望,认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80]基于此,他对不同于代议制的俄国“人民独裁”政体颇感兴趣。他不愿步欧美之后尘,立志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国家,一个“最新式的共和国。”
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对于如何实现“民权”虽然主张不同，但他们有一点是相同
6
的，就是不了解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不相信人民群众才有当家作主的能力。只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这个问题。陈独秀疾呼国人“最后之觉悟”,他十分强调民众作为主人的主动地位,认为,没有这个地位,一切权利都没有用。[82]李大钊提出“以劳工阶级的统治,替代中产阶级的少数政治”,建成人与人之间“只有自由联合关系”的“纯正的平民主义”社会。[83]他还提出“立宪的民间”,号召青年到农村去,让农民真正享有和行使政治权利。
4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本思想的时代创新
4.1毛泽东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民本思想深深影响了毛泽东决策。毛泽东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是社会的主体，并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将先行的思想资料予以融合、加工制作和升华为现实所用。从“得民心者得天下”到“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从民以食为天”到“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从“君舟民水”到“群众—领导—群众”的群众路线，可以看出毛泽东的人民观与中国历史上民本观有某种内在联系。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一条基本原则，而这条原则从酝酿到提出，可以说毛泽东撷取了中国历史上有关先行思想资料，他不但以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作为他的经济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且以他毕生精力付诸实践。由民本思想派生的一个思想，就是“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孟子向梁惠王提出“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荀子也提出“静兵息民，慈爱百姓”的思想，汉代晁错向汉文帝上疏，提出了“轻徭薄赋”的政策。我国历史上的这些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他反复强调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发展经济，保证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经工作的总方针”。他特别强调固本开源，并深化了墨翟“固本财足”的观点，在严厉批评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的同时，又尖锐批评那种不注意帮助人民群众发展生产只注意向人民索取钱财的错误作风。他批判继承了《管子》的“取于民有度”的思想，主张减轻人民负担，反对竭泽而渔。建国初期，国家财政经济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毛泽东就提出：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这些都是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汲取思想养料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农民革命运动的兴起，“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和《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论著中，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国的大多数人做主”，“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还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倡导人民当家作主,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特色。他先是主张“工农共和国”,后来
7
又提出“民主共和国”,指出:“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86]他还写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发挥宪政民主思想:“宪政是什么?就是民主的政治。……现在,我们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旧式的民主,又还非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合乎现在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87] 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把人民民主主义与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作了比较:“除了作为谁领导谁这一问题以外,当作一般的政治纲领来说,这里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88]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张:“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89]
毛泽东人民民主思想里的“人民”,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宽泛的概念,它指的是活生生的以劳动阶级为主体的广大民众。毛泽东不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而且承袭了中国传统的民本精神,张扬了民本思想里的权利要素。他运用阶级斗争理论赋予底层民众以翻身求解放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是自古以来从“天道”、“天法”里所得不到的,但又从传统的天道人性观念里获得了不同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关于道德正当性的价值论证。正是这样一种价值法则的支持,使得打土豪、分田地的贫苦农民“天王老子都不怕”,并衷心拥护人民主权的政治法则。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民主”引中国民本文化以为道统,采阶级斗争学说和权利观念以为政统,试图通过动员和组织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让人民中的每一分子都起来参与政治、监督政府而形成自己的法统,从而建立和实现最广泛的民主。这种民主,既要祛除中国传统政治的痼疾,又要克服西方金元民主的流弊。遗憾的只是,由于价值法则方面缺乏对人的本质的深入分析和论证,尤其是价值法则、政治法则缺乏相应的可操作的程序法则来支持和运作,加之后来出现的理论混乱和政治动荡,内力充沛而雄浑的“人民民主”,要么因价值法则体系的混乱和疑虑而逐渐萎缩退化,要么因程序法则的薄弱和不济而冲决成“群众专政”、“大民主”。
4.2邓小平的人民主体思想
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始终把人民群众摆在重要位置,始终坚持人民主体思想。他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批判了古代民本思想的阶级狭隘性和唯心主义成分,继承了古代的“民为贵”、“民为上”、“民心不可违”等思想,把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明君、清官体恤民生、为民请愿等千古传颂的言行,与当今社会现实紧密结合,上升到理论高度并给予分析、概括、总结,从而提出唯物主义的“人民主体”思想。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邓小平把马列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党的群众观点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提出了一系列诸如“向人民群众学习”,“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以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相一致”的观点。邓小平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其一生来说,他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忠诚地履行其诺言,其深沉浓厚的民本意识,包含有科学社会主义的深刻意蕴。
邓小平人民主体思想的内容主要包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利益的思想,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制定党的基本方针、路线、政策的出发点和归
8
宿,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作为检验各项方针政策的最高标准。他所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等一系列理论都是从民族的前途、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他不断地告诫全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离不开群众利益,是为人民群众利益服务的,群众利益是党的方针、政策的基础和目标,只有符合人民群众利益,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才不会被人民抛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由此,邓小平在解释“中国共产党员的含义和任务”时说,“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并且要求“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而且反复强调,要大力“提倡和表彰”“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人民应取得最大的民主权。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新型的和最高类型的民主,是大多数人的民主,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在各方面都具有比资本主义民主更大的优越性。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无论党内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作风”。为确保人民群众行使民主监督权利,邓小平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样,才能保证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也才能得到巩固,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邓小平的民主思想丰富而深邃,是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民主建设的根本指针。
着眼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要体现在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上。这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广大人民的利益所在。在他的经济理论中,邓小平把人民作为价值主体,“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点,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1992年初,在南方讲话中,邓小平更加明确地指出,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人民主体思想,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精华与马克思主义光辉真理相融合的产物,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法宝。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实现了飞跃。这种主体性的实现和发展,在一个基本层次上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仍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纵观邓小平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的时代主题思想,不难看出,他的思想是把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同共产主义事业联系起来,是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具有现实主义的色彩。同时,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宗旨,是新世纪党领导人民实现自身利益的正确指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大法宝。从邓小平的一贯思想来看,在衡量改革与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根本标准中,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即有利于人民利益的增进,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是最高的价值标准。发展生产力之所以被如此看重,是因为社会主义只有“通过社会生产”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才能“保证他们的体力、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发展生产力,成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极其重要的手段。
4.3“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对民本思想的发展
9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这一理论深刻地体现了我们党亲民、爱民、为民的根本立场，生动地体现了我们党以人民群众为本的价值观，是中国当代的民本思想，是真正的民本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民本内涵集中体现为一句话：“群众利益无小事”。这句话质朴无华，但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最新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以民为本的本质表现。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落实到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中去。”“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的观点。因而，是否自觉树立以人民群众为本的价值观，做到亲民、爱民、为民，不只是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境界和工作作风问题，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当作最根本的政治观点，其深层原因在于我们的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否实行群众路线，能否以民为本，决定着党的性质，政权的性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既坚持了毛泽东、邓小平同志所坚持的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追求，又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赋予了这一价值观更为深刻和丰富的时代内涵。
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真正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念，做到以民为本，切实做好“亲民、爱民、为民”是关键。亲民，即体察民情，以民为师。要做到亲民，第一要体察民情民意。我们要经常深入基层，了解群众呼声，关心群众冷暖，忧民之忧，乐民之乐，急民所急，与群众心心相印，心心相连；要经常到艰苦的地方去，到困难的地方去，到问题较多的地方去，到群众家中去，真正弄清他们在想什么、干什么、盼什么、怨什么，对党委、政府有什么要求和建议。爱民，即顺乎民心，以民为本。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当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正确实施决策，合乎民心。要以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作为我们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谨慎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正确选人用人，赢得民心。在大家最关心的选拔干部问题上，坚持走群众路线，避免考核单一化，方法机械化，内容片面化，过程神秘化现象。领导干部尤其要有识才的慧眼，用才的气魄，爱才的感情，聚才的方法，知人善任，广纳群贤，真正使那些德才兼备，群众拥护的人才脱颖而出，得以重用。改进工作方法，顺乎民心。决不能动不动就“来硬的，讲狠的，耍蛮的”，而要讲求工作艺术，善于用说服的方法，示范的方法，服务的方法来推动和开展工作。保持清正廉洁，凝聚民心。决不以权谋私，决不与民争利，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本色，以德服众，以德率众，凝聚民心。为民，即爱惜民力，为民办事。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务必在以下四个方面苦练基本功：爱惜民力，切不可以牺牲群众利益来换取个人的“功绩”。服务于民。要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从政、执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把实事办好、好事办实。发展富民。通过我们的工作，让所有的群众在致富路上有事可干，有钱可挣，并使他们深感党的干部是他们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维护民利。就是要牢固树立最广大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群众根本利益不可侵犯的思想，真正“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4.3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民本思想的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长期高扬着以民为本的发展观。在我国现实社会，有物本位、官本位乃至神本位等非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新一届中央
10
领导集体正式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其本质与核心是以人为本。这是我们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教训，科学分析我国当前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任务基础上提出来的。我国新宪法在相关条文中写进了涉及公民具体利益和基本权利的内容，最为突出地体现了以人为本，使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上升为了国家意志。以人为本价值取向的选择，使“为谁发展”、“发展什么”和“怎样发展”等长期没处理好的问题从理论与制度上得到了更好解决，使物本位、官本位发展观受到了严正驳斥，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登上了新的阶梯。
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其本质与核心是以人为本，因此又叫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或人本发展观。人本即民生，在本质上体现为人的根本利益。以人为本的本义是以人为根本、以人为中心，即以人为目的，以人为手段，以人的生活条件来分析和解决与人相关的一切问题，其核心内容是尊重人。
以人为本发展观更具有包容性。因为以人为本发展观所强调的“人”比“民”外延更广。“民”是社会成员中的一部分人，即在政治和法律上有一定界限的“人民”。而“人”指全体社会成员，它不仅包括中国最广大人民，而且包括其他一切中国公民和在我国活动的外国公民。它不仅包括人民内部各群体，而且包括在我国活动的其他社会群体。这里的发展不是少数人的发展，而是所有同时代人的发展，任何个体与群体要发展，都不能以损害其他个体或群体的发展为代价。它不仅包括中华民族，而且包括类存在意义上的整个人类。因为要实现以人为本，就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切实承担中华民族对人类共同发展应尽之责。它不仅包括当代人，而且包括子孙后代。因为要实现以人为本，就要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确保不以牺牲后人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需求，倡导与实现代际主体公平。从以民为本到以人为本，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关系变化的必然趋势和要求，也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博大宽广的胸怀，更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确保社会长治久安并争取更多人心。
以人为本发展观比以民为本发展观更富有内涵。以人为本意味着：进一步强调人的主体性，明确把人理解为一切事物的根据和本质，进一步关注人的生活世界、人本身的生存和发展命运。因为，根据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理论，以人为本的“本”有三层基本含义：相对于人对人、人对物的依赖，它把人当作主体，既是权利的主体，又是责任的主体；相对于人被边缘化，它把人看作一切事物的前提、最终本质和根据；相对于人作为手段，它把人作为目的。以人为本意味着：任何个人都应享有作为人的权利，对任何个人的正当权利都应给予合理尊重；既要关注人们之间作为人的共同性，又要关注人们之间作为人的个性差异；对与人有关的事物，如自然、资源、环境等，都应注入人性化的精神和理念，给予人性化的思考和关怀。
以人为本发展观更具有超越精神。以人为本是物本位的对立面，其本质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就要重新审视人的发展，用人权、人文、教育、社会保障、人居环境、自然生态、城市化、信息化、就业率等指标来全面评价人的发展，对一切违背人性发展和不尊重人的现象进行反思与超越；就要在不断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自然协调、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满足人的各种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要落实“五个统筹”，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每一代人。
5 结语
【参考文献】1王景新. 乡村新性和最经济组织建设.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年第96页
11
2黄祖辉等. 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制度透视.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5年第87页
3.李秉龙、薛兴利. 农业经济学.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03年第136页
4.卢现祥.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6年第58页
5.张维迎.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7页
6.石秀和等. 重构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体系. 农业经济导刊. 2004.10 第63页
7.何慧丽. 一个农民种植协会是怎样才能运作良好的. 载于中国农民组织建设. 中
国经济出版社. 2005年第213页
【致谢词】
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史建民教授，及陈盛伟副教授和在读博士韩宏华，感谢他们在论文选题和写作上的指导。无论是选题立意、还是初稿的润色修改，都浸润着他们的智慧，凝聚着他们的心血。但是由于我自己能力、精力和财力的限制，并没有达到自己满意的程度。我还要衷心地感谢杨学成教授。在本科四年里，杨老师在学习上对我的谆谆教诲，在生活上给予我的关心帮助，使我受益终身、永生难忘。同时，我还要感谢我们班的导师——王家传教授，王老师在担任导师的两年中以及在我后来的考研中，给予了我很大的指导和帮助。我还要对陈会英教授表示感谢，在她的课堂上，我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学到了许多课外知识。
在此，我还要对我的同学房风文和白全民表示感谢，由于论文的写作时间跨度较长，期间阅读的书刊较多，在此向对于在文中吸取了其思想，但没有注明的农经学者，表示深深的歉意。
12
论孔子民本思想
2011年10月 谈古论今 论孔子“民本”思想 文/赵中秋 摘 要：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民本”思想，不只是尊人、敬人、以人为本的意思，更是蕴涵了人本论、人际关系论及人际交往价值论等方面的内容。孔子“民本”思想回答了：人是什么？人民是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以及人与人交往的意义。原始儒家思想是由继承走向发展，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并且随着人类活动的开展而越趋于客观实际和科学的。 关键词：“民本”思想；人；孔子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1）10-0087-01 儒家思想源远流长，从公元前约五百多年至今，儒学已走过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历经原始儒家、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新经学、新儒学等多个历史阶段、多个代表人物的发展。本文仅就孔子“民本”思想为研究对象，并从笔者认为的“民本”思想方面进行自己的阐述。本人在这里所指的“民本”思想，不只是尊人、敬人、以人为本的意思，更是蕴涵了人本论、人际关系论及人际交往价值论等四个方面，即“民本”思想包含了回答：人是什么，人民是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及人与人交往的意义。 一、人本论 孔子的儒学思想是整个儒学思想的开创阶段，这就注定了其不完善性，并且关于“民本”思想，孔子又没有过多的叙述。在《论语》中，我们无法找到孔子关于人是什么、人民是什么的叙述。追溯历史，我们可以得出：孔子所隶属的士阶级是随着由周到春秋的历史发展而壮大且地位提高的，所以先秦的儒士（指为士卿出谋划策的读书人）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于古代文化有一种特殊的崇敬与信仰。他们认为包括六艺在内的古代文化是华夏光荣祖先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所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些人都是“生而知之”的圣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具有强烈的复古倾向，特别尊崇华夏古文化和周礼，“周监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出孔子虽没有直接回答人和人民是什么，但他仍然崇尚着周礼，沿袭着周礼对人的本质的看法，我们可以称其为“先古人本论”。根据历史考证，甲骨文中人字屡见；而人字产生于黄帝之时，“今我唯令女二人”（《矢尊》）。并且周初《尚书》诸诰中多次使用“民”字，“迪民康”、“今天其相民”（《尚书?大诰》）。可见，先古人本论就是将“人”作为区别于牲畜之类的一般动物的；将“民”作为“人”的集合，而没有其他意义。 二、人际关系论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人与人交往的意义在孔子的论述中可谓突破周礼大有发展。纵观孔子对人与人的关系及人际交往价值的论述，其突出一个特点，即是“仁”，其也是孔子整个理论的核心。《论语》中提及“仁”的地方有一百多次，但都没有统一标准的对“仁”做出回答。但是，春秋时期的小战争同样显示了民众在政治上的力量，所以，孔子“民本”思想认为民为国本，且认识到民的问题实际是人的问题，要解决任何问题必须树立“仁”的观念。依据《论语》的基本涵义，“仁”似乎主要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即所谓“仁者爱人”。爱人就是不仅仅爱自己的妻子、儿女、父母，也要爱自己的家族、亲属及其他长辈外，更要爱这以外的别人。孔子还提倡“安百姓”（《论语?宪问》），主张“泛爱众”（《论语?学而》），赞赏“博施济众”。百姓就不仅仅一家一姓，它还包括自己家族以外的许多家族。众就不仅仅限于某一阶层，而是包括所有阶层在内的大众。这就是说，孔子仁爱的对象大大超出了家族和等级的界限；而是全人类。在他看来，人不仅是家族和等级的一员，还是全人类的一员。人应该把他人当作自己的同类，给以爱、同情和关心。孔子的弟子子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很清楚的表达了仁是一种人类之爱。然而，由于文化的继承性和历史人物的局限性又决定了孔子仁爱思想的缺陷。孔子的仁爱还是有不足之处的，也不可能是无差别的超越血缘、宗法的人类之爱。他主张亲情，所以，这种仁爱必定是有差别的。这种仁爱是一种由血缘关系决定的由亲及疏的爱，最爱的是直系亲属，然后是旁系亲属，最后才是九族以外的其他人。可见，孔子思想中还是继承了奴隶时代的某些文化因素。可以说，孔子的仁爱观念不仅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而且是处理人与社会，乃至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最基本的原则，这样说的原因在于其“德政”。 三、人际交往价值论 孔子的仁爱不仅是人与人之间，更是人与社会乃至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最基本的原则。以上笔者论述过孔子认为“民为国本”，且结合仁爱思想，就提出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更是本质为人与人的政治关系：“德政”统治思想。孔子认为人是不同于动物的，是有区别于动物的。在政治上来说，人不是仅仅被统治的牲畜，所以，统治者要予以关心爱护人，那么就要实行“德政”。“德政”即是“仁”在政治上的运用，它应该是怎样的呢？《论语》中孔子与弟子冉有的一次谈话回答了这个问题。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他驾车。见到卫国人民众多，孔子就赞叹道：“庶矣哉！”，冉有问，人多了之后应该怎么办？孔子说：“富之。”冉有又问，富了之后又该怎么办？孔子说：“教之。”（见《论语?子路》）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的“德政”首先是富民政治，就是实行一系列惠民的政策，如国家使用民力要节制，不可以杀人殉葬，不违农时，统治者要亲耕，收取租税不可过重等，从而让民力人丁兴旺，经济发展富裕起来；其次是教民政治，就是让人民接受道德观念、礼节仪式，军事技能等方面的教育，成为文明的民众。 四、人本教育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孔子在教育方面贯彻“民本”思想的里程碑性业绩。孔子本人不仅首开私人办学的先河，更是在教育对象上体现了平等人的思想。他的学生有的出身贵族，有的出身寒门；多数来自鲁国，也有从遥远的秦、楚、吴等诸侯国来投师问学的，并且孔子出于培养人才的目的，仅仅收取少量学费，而能使更多的人接受教育。“自行束无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孔子主张“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这是仁爱思想在教育方面的具体运用，是他教育思想中倍受赞誉的一点。孔子一生先后传授的弟子有3000人，其中身通六艺者72人。试想在孔子所处的那个贵贱的等级差别、社会的家庭界限还非常严格的时代，孔子能不分等级家庭，贫穷富裕，对所有求学者予以教育，这就不仅仅是开明的，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重大的改革意义。 作者单位：吉林工商学院 2011.10 87
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对传统儒学的批判(专制和礼教)继承(孔孟民本)和创新(民主经世致用)学案
第四讲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对传统儒学的批判（专制和礼教）、继承（孔孟民本）和创新（民主、经世致用）学案 吉林大学附属中学刘立春 第一部分提前预习——微观分解，步步为“赢” 【阅读】分析明清之际思想批判时代背景时大致可以从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三个角度进行。在晚明的思想界，理学占据统治地位，以程朱理学为标准的八股取士使思想界呈现因循守旧、陈腐不化的习气。为了功名利禄，广大知识分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空谈心性义理，“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实学”（顾炎武《日知录》）。这一方面对思想界造成严重束缚，另一方面又形成空谈误国的学风。于是便有了李贽鞭挞程朱理学、否认孔、孟思想权威、学贵自得的思想和以顾炎武为代表的反对理学空谈误国、主张经世致用学以致用的思想主张。经济上，明中期以后, 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大批工商业城市兴起，逐利拜金之风在社会上日益兴盛，传统义利观，尤其是“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观念受到极大冲击。于是便有李贽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礼教束缚，肯定物质享受，追求个性自由发展的思想，主张也有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反对抑商，主张“工商皆本”的思想。而明末清初的政治形势对其时思想家的影响更大。明末清初基本的政治形势是君主专制日益强化腐朽，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最后导致明政权被农民起义推翻，清军入关，少数民族建立的清政府逐步建立起对全国的统治。在当时具有民族主义情感的汉族知识分子和士大夫看来，这绝不仅仅是改姓易号那么简单的事情，而是事关民族和民族文化存亡绝续的大问题，是“天崩地裂”,从而促使他们深刻地反思，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思考的结果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学风问题，即明末空谈心性的学风和八股取士，无法解决当时日益复杂尖锐的社会问题，空谈误了国；一是政治制度上的问题，即明朝君主专制的强化和腐朽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其典型的表现是明开宦官当权，残害忠良，欺压百姓，是君权空前强化误了国。于是顾炎武、黄宗羲等思想家提倡以史为鉴主要是明朝灭亡为鉴，将学术研究与现实相结合，倡导“经世致用”反对君主专制, 主张用各种办法来限制、分散君权，促进政治的和谐发展。而顾炎武关于“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分以及“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思想也是明末清初这种政治形势的产物。 问题：据材料概括明清之际活跃思想产生的背景。 一、历史背景 （一）根本原因：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促进社会转型，导致各种新旧矛盾空前尖锐。（二）具体原因： 1.经济上：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及缓慢发展受到落后封建制度的阻碍；土地兼并严重， 赋役沉重。 2.政治上：封建制度衰落，君主专制空前加强（废丞相，设军机处），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起义、帮会、西方殖民入侵）促了人们专制统治和封建礼教的怀疑批判；市民商业者经济实力增强，势力壮大，要求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 3.思想上：传统理学下的封建传统礼教摧残人性、因循守旧、陈腐不化，禁锢人们的思想，阻碍社会进步；人们竞相逐利、重利轻义的思想促使社会风俗改变，传统道德观念受到冲击；进步士人试图冲破四书五经的束缚，藐视礼法，强烈追求个性解放和发展经济；西学东渐兴起，近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 4.进步人士作用：一批正直清廉，爱国爱民、参与抗清的学者努力探索改革社会的方案。 二、主要代表人物和基本主张
论儒学的当代价值及使命
论儒学的当代价值及使命 保山市龙陵县国家税务局陈永晓 2010年12月10日 摘要 本文从儒学的核心价值体系出发，对儒学的当代价值进行了分析，从个人到整个人类的五个层面上对儒学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进行了诠释，并从儒学的凝聚作用、激励作用、制衡作用三个方面阐述其价值。本文第三部分指出儒学的当代使命是“发展全球价值伦理”，首先分析了当前世界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和精神文明缺失的现状，然后对儒学的使命提出具体要求，回归儒学的核心价值，从“仁”、“义”、“礼”三个方面构建“全球价值伦理”体系。 关键字：“仁”、“义”、“礼”，天人合一，全球价值伦理 一、儒学概述 儒学起源于春秋时期，兴盛于汉武帝时期，如果从孔子算起，至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儒学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化，从内容、形式到社会功能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 儒学的核心思想：“仁”，“义”，“礼”。 仁：儒学中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仁”是儒学的核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义：儒学中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儒学中把"义"作为评判人们的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 礼：儒学中的“礼治”主义，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行为规范。儒学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它越来越成为束缚人们思想、行为的绳索，影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二、当代价值 我认为儒学的当代价值既不在它的王道政治，也不在它的道德伦理，而在于它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儒学的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包括以下五个层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含义及其现实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含义及其现实意义 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来的，它独创性地提出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深刻的科学内涵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内涵；现实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开放的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和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又是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内涵丰富而深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和精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围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所形成的理论成果的总和，它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辩证地统一起来，是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一个显著特点。从哲学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依据变化发展的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具体实际，克服理论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正确认识和解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三大基本问题。迄今为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就是分别以这三个基本问题为重点，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比较系统地初步揭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形成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科学水平。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新的重大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既是一脉相承，又是与时俱进的。这个“脉”从理论主题上说，都是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共同主题的；从理论基础上说，都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从实践基础上说，都是立足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的；从理论目标上看，都是为了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这个“进”主要表现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总结改革开放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实践经验，注重解决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新矛盾新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产生和发展都作出了各自独特的贡献。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石
儒家“民本”思想的历史背景
首先，政治方面来说。初秋战国时期作为一个军事动荡，政治局势动荡，各国在治理国家的理念方面各国统治者都最循着不同的理念，有法家的法治理念，道家的无为而治，纵横家的循自然重自在的理念，儒家的民贵君轻思想，各种思想相互冲击融合，可以说是白发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变革时代。相应的思想代表人物游走于各国之间寻求统治者的支持，希望借此以发展自身的政治理念。此时的“民本”思想也相应的得到了重视，并在各个思想之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的发展完善，这也为以后的“民本”思想的大一统时期创造了条件。在政治方面“民本”思想可以归结为民贵君轻，侧重于更加重视民众的思想规范和物质满足，以满足民众的普遍要求为工具和前提来稳固统治，但归结到底是一种封建统治者在保证自己专制统治的情况下对于民众的放利行为，这在以君主专制的封建时代已然十分难得了。 其次，在经济方面，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变革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也是经济变革从而得到重大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的发展从而也加大了各个经济地区的交流与联系。社会关系的变化也是从经济体系变化开始的，因此，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社会政治关系的变化。首先，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大大的提高。由于铁制品和农耕工具的发展和推广。生产力不断提高，各地地主阶级的田土逐步增加，合理合法的拥有了土地。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使得以往“井田制”的格局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这样以来，土地拥有的合法权利逐步增大，旧的机制已经跟不上新生产力的发展节奏，这就导致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一步步取代了奴隶主的土地所有制，这就直接导致了农民土地战争的爆发，百姓生活生灵涂炭，从而也一定程度的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作为统治者要改变现状，改变当前的局势，适应老百姓的心声，来缓和普通阶级和百姓之间的矛盾。同时，由于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和社会分工的逐渐细化，促进了生产力和交换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与加强。这种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交流催生出了新的阶级，商人阶级。随着商业经济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商人们收购大量的土地，摆脱了商人阶级转变为了地主阶级，在政治上也有了新的权力要求。 最后，在思想上，儒家思想的政治核心就是民本思想，这是一个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思想。在夏商之际，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比较落后，他们认为神灵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导者。然而到了周时期则否定了这个思想，提出了“敬鬼神而远之”这个理论周人有如此的想法，其在根本上说明了天命观取代了商朝的帝命观，它是统治者的最高理论向导，也是老百姓的精神支柱和神灵庇护者。所以，在平时的生活中人们对神的敬意油然增加，部分的统治阶级把自己神灵化便于自己的统治。箕子在《尚书?洪范》中对周武王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武王专断独行，偏信龟、巫，以巫术鬼神的占卜结果作为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标准，不顾臣民诉求使得朝政荒废，民心离散。殷周之际，中国的古代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历史变革。到了西周末年，社会中的不安定因素的增多导致社会出现动荡的局面，王不上朝，臣子不策，致使德政治国荒废。在西周时期，敬天重神的民风尤其严重，但人民的生活疾苦却被君王抛之脑后，在此时期保民思想已经不具有其真正的意义。到了春秋时期，敬天保民，敬天成了布衣了祭祖的一种形式，已经没有了其具体的思想，但保民的意识也只具有表象意义。它反映的是在礼坏乐崩的情势下，对社稷存亡的一种忧患意识，是封建社会仁人志士面对当时的政治困难下的抉择。这正是选择民本思想的原因所在。 正如当时子产所说：“不媚，不信，民不从也”。要得到民宗的支持和拥护，必须重民意而轻君威，只有爱惜百姓、理解百姓、关爱百姓才是稳固统治地位的治本良方。在有限度的削弱王权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让利于民，关心民众疾苦，施德于民，才能做到民心思齐。正是在这种政治动荡，民生缭乱的大背景下，为民本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土壤，才能使得统治者有理由接受这种理念。这正是民本思想的源头和起点。“民本”是指统治者重视普通百姓地位和作用的政治思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说明百姓才是国家的根基，百姓不仅仅是统治者的供养者，也对国家的兴亡也起决定性的作用。统治者的政治生活必须
浅谈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浅谈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摘要] 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是探讨传统思想文化与现代思想和经济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现代社会思想的变化，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儒家思想在文化、伦理道德层面上给予现代社会的启发具有深刻的影响。本文探讨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对现代社会影响，以期加深了解儒家思想的特点、变化、价值和它的现代指导意义，抓住儒家思想的本质和精髓，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点滴经验和参考。 思想是一个社会的基本行为准则，从某种程度上讲对一个社会起着一定的约束力，因此思想对一个社会能够产生重大的影响，作为中国社会传统思想主流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发挥了重大作用，时至今日，时代在变化，思想也在变化，面对文化多元、中西融合碰撞的文化发展趋势，对一种文化或者说思想的重视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文明进程，因此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集千古圣贤众多儒流于一体的历经变化的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关键词] 思想、作用、价值。 一、儒家思想的内涵 儒家思想讲求“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基本核心是“仁”，以“仁”为基础和精髓的儒家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两千多年，从古至今长盛不衰，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
定性的作用,中国文化的伦理和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儒家思想发展到今天与原来的“孔孟之道”在内容和实质上已经有很大不同。儒家的“仁治”“礼治”“德治”“孝道”“大一统”“天人合一”“民贵君轻”“有教无类”等思想主张依然光芒四射。对儒家思想的发掘和借鉴，对儒家思想中的精华发展和弘扬，可以更加丰富儒家思想的内涵，这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作用。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现代社会的作用 1、儒家的仁政思想及道德观念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仁政”学说是贯穿于儒家思想的核心，其“敬得保民”“仁政爱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仁政理念的变革和发展对社会的安定、和谐的构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儒家思想的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而这种社会伦理观正是基于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或道德意识加以规范以此来实现社会的统治和管理。抛开阶级意识而言，这种社会伦理对社会的有效管理还是可以起到很大作用的。 儒家思想在长期的历史实践和社会演变中形成了众多优秀的认识和思想，而这些认识和思想又被后来者奉为准则或规范。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舍生取义、见利思义”的生死道义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的坚毅品质，“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探索精神，“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浅析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浅析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篇一：浅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及其特点 浅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及其特点 摘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瑰宝，也是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推动力。因此，应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大学生作为国家建设的栋梁，其传统文化素质如何，影响着未来我国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方向。作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阵地的高校，只有先廓清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以及其具有的发展创新性、融合性、凝聚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两面性等特点，才能更好地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特点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强大和团结的源泉，是国人心灵的活水，也是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推动力。中华传统文化历经艰辛，经过数千年的演绎与扬弃，已深深地融入全体华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影响社会历史发展，支配人们思想行为和日常生活的强大力量。因此，作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阵地的高校，要想更好地实现传统文化教育，首先应廓清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和特点。 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概念，不仅是指“文化”，而是强调“文化”与“传统”的结合。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
指人区别于动物，人类社会区别于自然界的本质特征，是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生活方式，是人类生活的总和，包括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极其广泛的方面。狭义的“文化”，则是排除了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成果的部分，即只包括精神创造及其成果，是意识、观念、心态和习俗的总和。一般而言，我们通常使用和研究的文化，主要指狭义的文化。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在生息繁衍中形成和创造的文化，涵盖古今。所以，这里我们又要突出中国文化的传统性。 “传统”是指世代传承的具有自身特点的社会历史因素，是历史延传下来的思想文化、制度规范、风俗习惯、宗教艺术乃至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总和，具有时间上的历史性、延续性以及空间上的拓展性和权威性的特点。 将“传统”与“文化”有机结合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生息繁衍过程中形成的，影响着民族发展进程的一切物质和精神，从纵向分析主要指我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到清朝晚期之前的文化。横向来看主要指中国传统社会中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除儒家、道家、法家和佛教学说外，还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各个门类，如艺术、法律、哲学、道德等以及历史、地理、文物、书法、服饰、陵墓、医学、天文、农学等古籍文书。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可概括为“以中华民族为创作主体，于清晚期以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特点和稳定结构的、世代传承并影响整个社会历史的宏大的古典文化体系”。[1]传统文化中有精华有糟粕，
论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论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康复医学系戒康1031班蓝文平 第一：从政治文化角度看，“民本”观念是作为儒家传统思想的重要内容。然而先秦的儒学所倡导的“民本”思想渊源于上古文化传统，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并在后世有一定影响。第二：从总体上考察，其并没有能够像新儒家期望地那样“一线”转出近代民主，其是与政治中的王权有着内在的联系。虽然这样，但并不代表儒家“民本”传统毫无价值意义可言。因为在当今社会我国的民主政治中儒家“民本”传统思想也起着积极的作用。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讲述儒学的民本思想。第一、上古文化传统与原始儒学；第二、儒家“民本”传统与王权主义；第三、儒家“民本”传统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 第一、上古文化传统与原始儒学 儒学的产生也与上古文化存在着渊源的关系。如下： “中国在文明国家出现以前，原始的社会组织虽已具相当规模，且这组织中也有管理者，但由于其时尚无阶级分化，故而担负管理职能的君政刑长，其性质基本上是调节仲裁，而非阶级压迫，目的是要团结民众，所谓“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1）生活于其中的所有人都能自由表达意见，管理者对之亦甚表欢迎，如《古今注》说尧立“谤木”以鼓励人民提出批评和建议：“尧设诽谤之木，今之华表也。……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并且，“选贤与能”，在《史记·五帝本纪》记其事曰：“舜父瞽叟顽，母嚣，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举舜。”如此等等。 上古文化传统对原始儒学的影响确实十分深巨。《礼记·哀公问》记孔子之言“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敢为大。……是故君子兴敬为亲，舍敬是遗亲也。弗爱不亲，弗敬不正。爱与敬，其正之本与！”孟子否认“尧以天下与舜”的说法，认为三代禅让制度并非出于天子个人的意志，因为“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2）可见，“天”意联系并体现或反映着“民”意，故而“天下”又是与“民”和“公”直接同一的，此即《尚书·泰誓》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亦即孟子所谓“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3）董仲舒《春秋繁露》依据《公羊》之义指出：“王者，天之所予也。其所伐，天之所夺也。……故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所从来久矣。”又说：“君也者，掌令者也。令行而禁止也。今桀、纣令天下而不行，禁天下而不止，安在其能臣天下也？果其不臣天下，何谓汤、武弑？”可见其也认为“汤武革命”合乎天道、顺乎民意。“民
浅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及其特点
浅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及其特点 摘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瑰宝，也是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推动力。因此，应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中学生作为国家建设的未来栋梁，其传统文化素质如何，影响着未来我国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方向。作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阵地之一的中学，只有先廓清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以及其具有的发展创新性、融合性、凝聚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两面性等特点，才能更好地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特点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强大和团结的源泉，是国人心灵的活水，也是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推动力。中华传统文化历经艰辛，经过数千年的演绎与扬弃，已深深地融入全体华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影响社会历史发展，支配人们思想行为和日常生活的强大力量。因此，作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阵地的中学，要想更好地实现传统文化教育，首先应廓清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和特点。 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概念，不仅是指“文化”，而是强调“文化”与“传统”的结合。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指人区别于动物，人类社会区别于自然界的本质特征，是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生活方式，是人类生活的总和，包括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极其广泛的方面。狭义的“文化”，则是排除了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成果的部分，即只包括精神创造及其成果，是意识、观念、心态和习俗的总和。一般而言，我们通常使用和研究的文化，主要指狭义的文化。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在生息繁衍中形成和创造的文化，涵盖古今。所以，这里我们又要突出中国文化的传统性。“传统”是指世代传承的具有自身特点的社会历史因素，是历史延传下来的思想文化、制度规范、风俗习惯、宗教艺术乃至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总和，具有时间上的历史性、延续性以及空间上的拓展性和权威性的特点。将“传统”与“文化”有机结合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生息繁衍过程中形成的，影响着民族发展进程的一切物质和精神，从纵向分析主要指我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到清朝晚期之前的文化。横向来看主要指中国传统社会中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除儒家、道家、法家和佛教学说外，还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各个门类，如艺术、法律、哲学、道德等以及历史、地理、文物、书法、服饰、陵墓、医学、天文、农学等古籍文书。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可概括为“以中华民族为创作主体，于清晚期以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特点和稳定结构的、世代传承并影响整个社会历史的宏大的古典文化体系”。传统文化中有精华有糟粕，我们应正确分析其精华和糟粕，在现实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用科学的方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旧赋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样，居中心地位的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一种以扬善抑恶、以真善美相统一，以文化教化为目的的伦理政治型文化。“如果把西方的文化视为‘智性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则可以称为‘德性文化’”。它是一种德智统一、以德摄政的文化，是带有一种民族的、独特的、重伦理价值取向的特色。中国传统伦理政治思想，不仅决定了中国古代人的文化人格，而且决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特征。除了伦理政治型文化这一总的特征之外，中国传统文化还具有以下特点： 1.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发展创新性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时间最长、未曾中断的文化系统。它不像埃及、巴比伦、印度等文化那样无以后
儒家的民本与人权
一关于儒家的民本与民主的关系，我在《中国的民本与民主》一文[1]中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民主（democracy），就其基本的或主要的涵意而言，是指一种与君主制、贵族制相区别的由人民治理（the government by the people）的政治体制（或管理形式）。我认为，儒家的民本（regarding the people as foundation）与君主制相联系，它主要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其一，人民的利益是国家和社会的价值主体（“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其二，君主的权力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巩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前者属于价值判断，后者属于事实判断。二者合一的典型表达是皇帝起居室里的一幅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将天下奉一人”。从政治体制上说，民本与民主是相对立的；但从价值观上说，民本思想中蕴涵着从君主制向民主制发展的种子，这一种子的萌芽表现在明清之际黄宗羲等人的政治思想中。人权（human rights）是近代以来不断发展进化着的观念。“第一代人权”[2]是17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和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等人提出的自然权利、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等思想，《英国权利法案》（1689）、《美国独立宣言》（1776）和《法国人权宣言》（1789）是反映第一代人权思想的代表作。第一代人权主要是“公民和政治权利”，包括发表意见的自由、信仰自由、宗教自由、言论和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迁徙自由、生命安全和财产的权利等等。显然，第一代人权是与民主制度相联系的，或者说，人权观念是民主制度的基础（严复所谓“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而人权又需要从民主制度得到承认和保障。就此而言，儒家的民本思想中是否包含人权的观念，似乎不宜作出笼统的判断。民本在政治体制上与民主相对立，儒家思想中没有“公民和政治权利”的设定，因此似可说，民本思想中没有第一代人权的观念；但就民本的价值观而言，其中也包含着第一代人权的某些因素。儒家的民本思想源于中国上古时期（尧、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宗教政治观。我在《中国的民本与民主》一文中写道：在记载夏、商、周三代史迹的《尚书》中，政治上的最高权威是“王”，而思想观念上的最高崇拜者则是具有人格和道德意志的“天”（神）。天神所具有道德，也就是“保民”、“裕民”的道德；天神所具有的道德意志，代表的是人民的意志。这也就是所谓“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尚书·皋陶谟》），“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民之上是王，而王是天所选择的能够秉承天的道德意志而“敬德”“保民”的统治者。天所选择的王称为“天子”，因天子能够像父母般地爱护、保护人民，所以他才能成为王。……如果王违背了天的道德意志，肆虐于人民，那么天“惟德是辅”，“改厥元子”，选择另外一个诸侯，讨伐暴君，取代他为王。我曾设了一个比喻，即：“在夏、商、周三代也潜含着三权分立的观念。因为天的意志代表民的意志，而王又须按照天的意志来执政，那么民似乎具有立法权，王则行使行政权，而对王的选举、监督和罢免权则属于天。”《尚书·皋陶谟》说：“天工，人其代之”，意谓统治者是代表天命而行事。就统治者必须“敬德”“保民”、服从于人民的意志而言，我们也可说是“民工，天其代之”，亦即人民把监督、节制君王的权利委托给“天”了。在此结构中，人民并没有真正的政治权利，其意志的实现要靠统治者对“天”的敬畏、信仰或尧、舜、禹、汤、文、武等“圣王”的道德自觉。[!--empirenews.page--]儒家的政治设计一直未脱夏、商、周三代的原型。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周天子的权威名存实亡，天神的观念受到怀疑甚至否定，统治者的私有观念也愈发膨胀，在此形势下，儒家更主要以“仁”的思想启发统治者的道德自觉，寄希望于“仁者得天下”，“君仁莫不仁”，“天下定于一”。面对现实中的君主的非道德，孔子提出“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孟子提出“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离娄上》），荀子也主张“社稷之臣”对君主要实行“谏、争、辅、拂”（《荀子·臣道》）。孟、荀都肯定了“汤武革命”之说。但在孟子的思想中，这种“革命”的权利还是源于“天”对桀、纣的“所废”和圣王之受命（“天与之”，参见《孟子·万章上》），就一般情况而言，只有“贵戚之卿”才能“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对于“异姓之卿”，只能“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1993年出土的郭店
浅谈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浅谈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专业：自动化 班级：09自动化 姓名: 学号： 2011 6 25
浅谈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摘要】 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是探讨传统思想文化与现代思想和经济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现代社会思想的变化，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儒家思想在文化、伦理道德层面上给予现代社会的启发具有深刻的影响。对于身处现代社会的我们，儒家的内涵更应该是我们生活中的一大标准，是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和谐的一大道德基准。对于构建现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儒家大同社会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儒家思想作用现代社会价值 【正文】 儒家思想的内涵 儒家思想讲求“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基本核心是“仁”，以“仁”为基础和精髓的儒家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两千多年，从古至今长盛不衰，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文化的伦理和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儒家思想发展到今天与原来的“孔孟之道”在内容和实质上已经有很大不同。儒家的“仁治”“礼治”“德治”“孝道”“大一统”“天人合一”“民贵君轻”“有教无类”等思想主张依然光芒四射。对儒家思想的发掘和借鉴，对儒家思想中的精华发展和弘扬，可以更加丰富儒家思想的内涵，这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作用。 儒家思想对中国现代社会的作用 1、儒家的仁政思想及道德观念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仁政”学说是贯穿于儒家思想的核心，其“敬得保民”“仁政爱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仁政理念的变革和发展对社会的安定、和谐的构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儒家思想
浅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内涵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题目： 浅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内涵 学院： 专业： 指导老师： 作品时间：
浅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内涵 摘要：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这就是社会主义文化本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性和内在要求。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涵、意义 正文： 文化作为一个历史范畴，虽然有其超越时代的共同性，但作为一定文化的总体而言，总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不同社会具有不同性质的文化。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必然带有这个时代的基本特点，它必须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任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这就是社会主义文化本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性和内在要求。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涵 在十五大报告中，详细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基本内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新阐释，既坚持了毛泽东关于经济、政治与文化关系的基本理论，又充分吸纳了邓小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思想。是对毛泽东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思想和邓小平提出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思想的有机整合，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全新内涵。 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原因 当今世界,国际形势正在发生着深刻而又复杂的变化,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大势所趋。“一方面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没有改变,另一方面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冷战思维时有表现。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经济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各种思想文化的碰撞更加激烈。“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使文化发展越来越呈现出文化多元化的趋势,多元文化并存使中国建设先进文化的过程中必然会遭遇异域文化的挑战,但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抗撷也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一）世界格局下各种文化发展不平衡 首先是全球视域下,各种文化之间的力量对比极不平衡,西方特别是以少数发
中国管理研究的现状及发展前景
徐淑英《光明日报》（ 20１1年07月29日１1 版) 过去2０多年来，中国管理学研究关注西方情境的研究课题,验证西方发展出来的理论，并借用西方的研究方法论。而旨在解决中国企业面临的问题和针对中国管理现象提出有意义的理论解释，这方面的研究却迟滞不前。围绕到底是追求“中国管理理论”（即在中国管理情境中检验西方理论)还是“管理的中国理论”(即针对中国现象和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论)的争论，很多学者作出了积极探索。中国的管理学研究者应遵循科学探究的自主性原则,保持对常规科学局限性的警觉,从事既能贡献普遍管理知识,又能解决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 国际管理学研究中的一个现象 全球化商业活动的增加,不仅使得全球化的跨国公司对管理知识的需求大大增加，而且那些处于新兴经济体（比如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中的公司，由于在国际市场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也非常渴望得到管理实践所需的知识。除了新兴经济体外,许多发达地区的管理研究也十分活跃。有学者观察到了国际学者的一种明显偏好:从主流管理学文献(基本上是基于北美,特别是美国的文献)中套用已有的理论、构念和方法来研究本土的现象。这导致了JameｓMａrch（詹姆斯·马奇)所认为的组织研究的“趋同化”。这个趋势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有可能放慢有效的全球管理知识的发展速度，也会阻碍科学的进步。这样的趋势在中国也是存在的。
科学研究总是有目的的：执著于寻找真相（realiｔy)和追求真理(trｕth)。科学的研究方法确保了科学家的发现是接近于真理的,这也是所有科学研究应该达到的严谨性（rｉgor)标准。然而对于管理学这门应用科学来说,真理本身是不够的。管理研究的第二个目标是获取有益于提高实践水平的知识,这就是管理学者应该达到的切题性（ｒe ｌevａnce）标准。但现在大部分的中国学者都是严谨有余,切题不足。 目前,套用西方发展起来的理论在中国进行演绎性研究主导了中国管理学研究领域。用这种方法进行的研究倾向于把成果发表在国际性杂志上，尤其是国际顶尖杂志。这类研究成果验证了已有理论或者对其情境性边界进行了延伸研究，说明了如何使用现有研究成果来解释一些新情境下出现的独特现象和问题。但这样的研究倾向对现有的理论发展只能提供有限的贡献，因为它的目的并非寻找对地方性问题的新的解释。这种方法也限制了对中国特有的重要现象以及对中国有重要影响的事件的理解。 笔者并不认为学者的目标就是发展新的理论，而是提请注意这一事实:绝大部分中国的研究都不约而同地采用西方已有理论来解释中国现象。这一趋势形成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 首先是因为缺乏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和对科学目的的正确理解。一些研究者错误地认为，科学的目的是发表文章，而非寻找对重要现象的恰当理解和解释。中国学者可以很快学会如何正确使用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