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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勾践剑与吴越地区的冶铸技术

越王勾践剑与吴越地区的冶铸技术

一、文献所见的吴越之剑

在中国古史的传说体系中,蚩尤被奉为兵神,是兵器的创造者。《山海经·北经》说蚩尤作兵伐黄帝,《世本·作篇》也有蚩尤作五兵的记载。有人认为蚩所作的五兵,包括剑在内。由于剑是后世最典型贴身兵器,故汉画像石上的蚩尤手持利剑的形象。迄今所见中国最早的剑,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江苏邳县大墩子现的一把环形短剑,是用岫岩玉制作的。春秋中文社区ht tp://b bs.cqz http://www.wendangku.net/doc/2e721987b9d528ea81c77938.html

从公元前21世纪起,中国进入青铜时代。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戈是目前出土年代最早的青铜兵器。但二里头文化和早商遗址中都没有出土过青铜直到商代晚期,青铜剑才问世。由于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差异,我国南北各地的青风格各异,精彩纷呈,逐渐形成了中原式、巴蜀式、滇式、吴越式等几大谱系

早期青铜剑的型制比较简略,如陕西长安张家坡的西周早期墓出土的一把青剑,仅27厘米长,扁茎、斜肩、无格,茎部有两个纵列的圆孔,当是在两侧夹缚柄用的。北京房山琉璃河出土的一件周初的铜剑,只有17.5厘米长。这些剑,除握持的部分,有效的部分很短。到早周或稍晚,中原地区出现了以脊柱为特点剑,如果再作细分,又可以有直刃和曲刃两类,前者出现较早,后者出现较晚。

在商周之际或稍晚,西部的四川地区出现了颇具地方特色的短剑,器身呈柳叶习称“柳叶形剑”。由于以往柳叶形剑主要出土于川东的重庆等地,当地为古代国的所在,故又称为“巴式剑”。后来,柳叶形剑在古蜀国的所在地成都平原也出土,铜剑上常见的手心纹也见于三星堆的青铜人像上,可见柳叶形剑是巴蜀地共有的文化特征。

今川南、贵州和云南地区,古代是以滇文化为中心的西南夷的地域,青铜文现较迟,大约到中原地区进入战国时代之时,这里的青铜文化才开始兴盛。滇式形式很多,最典型的是三叉格式剑,此外金鞘铁柄铜剑用金、铁、铜三种金属,特色。

吴越之剑的型制,主要有有格圆茎空首式和有格圆茎带箍式两类,是当时工精的剑系,设计科学,剑锋犀利,剑相高贵,总体水平远在周围各国之上,从而各国竞相仿效,战国时期流行的双箍剑和空茎剑都源自吴越。著名史学家顾颉刚曾经指出,我国的青铜剑起源于吴越地区,是颇有道理的。春秋中文社区ht tp://b bs.cqz http://www.wendangku.net/doc/2e721987b9d528ea81c77938.html

《荀子·强国》提到,铸造一把好剑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刑(型)范正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剖刑(型)而莫邪己。”意思是说,剑范要正,金(铜锡的品质要好,工艺技术要巧,合金的配方要恰倒好处,如此铸造,则剖开器范以得到莫邪之剑。吴越之剑正是具备了《荀子》提及的种种条件。其中尤其重要是“金锡美”,因为青铜剑是金(先秦称铜为“金”)与锡的合金,金锡的品质

纯正,决定着剑的质量的高下。先秦时期南方盛产铜、锡,而且材质精美。如江西瑞昌从商代起就有了大型铜矿的开采,江苏无锡的锡山曾经是名闻天下的锡矿产地。《考工记·叙》说:“吴、粤(越)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可见,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吴越的金锡甲于天下。此外,地理、气候环境对于青铜剑的铸造也有特殊的作用,它可能包括水质、水中包含的微量元素等,古人称之为 “地气”。《考工记·叙》说:“吴粤(越)之剑,迁乎其地,而不能为良,地气然也。”金锡和地气,是吴越两国的天赐之利,加之能工巧匠的过人智慧,吴越之剑的出类拔萃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春秋战国之际,吴越两国的君王拥有天下名剑。据《越绝书》外传《宝剑》记载,“越王句践有宝剑五,闻于天下。”句践的五把名剑,指湛庐、纯钧、胜邪、鱼肠、巨渊;其中大型者三、小型者二,都锋利无比,“风吹断发,削铁如泥”。后来,吴越交战,句践败北,夫差的胜邪、鱼肠、湛庐三剑为吴王阖闾所得。

吴越之剑的锋利,先秦文献就有详细的描述。《战国策·赵策三》马服君赵奢对田单说:“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不仅可以斩断牛马之躯,而且可以斩断青铜质地的盘匜。真可谓无坚不摧。

吴越之剑的品相也为时人所赞美,《吴越春秋》载相剑名家薛烛之语说:“光乎如屈阳之华,沈沈如芙蓉始生于湘。观其文,如列星之芒;观其光,如水之溢塘;观其色,涣如冰将释,见日之光。”吴越的铸剑工艺剑名闻天下,代表东周时期铸剑技术的最高水平。

最初的青铜剑,器型比较简单,如今四川地区出土的柳叶形剑,扁茎,无格,无首,剑身与剑茎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春秋晚期起,随着剑的普遍流行,剑制渐趋一致,一把剑必须具备首、箍、格、脊、锷(刃)、末(锋)等要素。剑外有鞘,鞘的某些部位有玉饰,如口部的玉饰叫琫,对面的小方玉叫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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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剑与先秦社会

在吴越地区的历史文化中,由于剑的出现,而变得更为生动鲜明。工匠的终身愿望,就是为了铸造出一把盖世无双的名剑,为此目的,可以慷慨赴死。《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载,吴人干将与妻善于铸剑,吴王命其铸雌雄剑,久炼而不得,遂双双跃入沸腾的铜液之中,用自己的生命铸就了天下名剑。

东周列国的君王为了一把吴越名剑,不惜连年征战。越王句践拥有的五把名剑之一的湛庐之剑,其后流入楚王之手。秦王闻讯,要求楚王交出,楚王不允。秦王乃兴师攻楚,楚王宁可兵戎相见,也决不交剑,宝爱的程度不难想见。《越绝书》记载,楚王派风胡子到吴国请欧冶子、干将铸铁剑。欧冶子、干将铸成龙渊、泰阿、工布三把剑,晋郑王闻而往求,楚王不允,于是出兵围楚,竟达三年之久。拥有吴越之剑者,无不视为奇珍,《庄子·刻意》说:“夫有干(吴)越之剑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可见吴越之剑的名贵。

剑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流传,使剑取得特殊的地位,成为身份的象征。先秦文献《考工记》有执掌铸剑的“桃氏”一职,其职守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身长五其茎长,重九锊,谓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长四其茎长,重七锊,谓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长三其茎长,重五锊,谓之下制,下士服之。

意思是说,按照剑的长度和重量,剑的规格可以分为上制、中制、下制三等。上士的剑,剑身的长度是茎的五倍,重量是九锊;中士的剑,剑身的长度是茎的四倍,重量是七锊;剑身的长度是茎的三倍,重量是五锊。由此可见,当时的士都得佩剑,剑已是身份的标志。因此,再潦倒的士,也不愿意抛弃他的剑。《史记·韩信列传》说,韩信流落市井,乞讨为生,但“好带刀剑”。《史记·孟尝君列传》说,孟尝君的食客冯驩,寄人篱下,“甚贫,犹有一剑耳,又蒯缑”。缑是剑把处,一般用丝带缠绕作为装饰。冯驩一贫如洗,只能用蒯草搓成绳,缠绕于缑。对于侠士来说,剑又是风流倜傥的象征,《史记·刺客列传》说荆轲“好读书击剑”。

春秋时期的官员都有佩剑,这种风气也影响到地处西陲的秦国,《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简公六年(公元前409年)“令吏初带剑”。张守节的《正义》解释说:“春秋,官吏各得带剑”。

官员奉命出使他国,佩剑更是不可须臾离开。据《史记·吴世家》,公元544年,季札奉吴王之命聘于鲁,北过徐国(今安徽泗县北)。徐君十分喜爱季札的佩剑,而羞于启齿。季札看出他的心思,但是使命在身,不敢解剑相赠。季札行聘结束回吴,经过徐国时,徐君已死,季札“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 “季札挂剑”的故事,主旨是称赞季子的真诚,但我们从中可以得知,在外交活动中剑是不可或缺的。

《左传》宣公十四年,楚王派申舟聘于齐国。途经宋国时,申舟被杀害。楚王闻讯,“投袂而起,屦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意思是说,楚王拂袖而起,连鞋也没穿好就跑出去,准备出兵。随从慌忙将鞋和剑递给他,同时备车。楚王走到“窒皇”(寝门的门阙)时,才穿好屦,走到寝门之外才佩好剑,走到蒲胥的集市时,才上了车。这段文字将楚王冲动的神情描绘得淋漓尽致。于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剑是君王不可须臾离身的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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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对吴越之剑的描述,每每与某些故事相联系,生动无比,读之,令人为之动容。不过,掩卷之余,人们又不免会怀疑“风吹断发,削铁如泥”之类的描述的可信性,以为它不过是文学家的夸饰之言。谁也不敢断言古代中国能铸出这样的利剑,因为,毕竟谁也没有见过吴越之剑。

三、吴王夫差剑出土知多少

《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为了防范人民的反抗,“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之为钟鐻,金人十二,各重千石,置廷宫中”。吴越出产利剑,官方和民间所藏不知凡几,这是令秦皇十分不放心的。相传,秦始皇南巡到苏州时,听说虎丘山之下就是吴王阖闾之墓,于是下令挖掘,希望能挖出深藏于墓的利剑。不料直到坑中冒出水来,也未见剑的踪影。这就是当今苏州名胜“剑池”的由来。

千百年来,金石收藏家以搜寻吴越之剑作为终身梦想。就目前的材料而言,清代学者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最早著录吴王夫差剑,此剑剑身的拓本长约 44厘米,圆筒状茎,窄格,剑身中部突起圆弧形脊。腊部(剑身与剑柄相交处)铸有铭文“攻吴王元差自作其夫用”2行10字。其中“夫”字与“元”字误倒。此剑最初为钱塘黄小松所藏,后为日照许印林所有,最后归潍县著名收藏家陈介祺。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对此剑的铭文有考证。《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和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著录同一件吴王夫差剑,腊部铸铭:“攻王元差自作其夫用”2行10字。形制及铭文特点与《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所收夫差剑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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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著录的吴王夫差剑拓本

著名古文字学家、古器物学家于省吾教授藏有稀世名剑两把,故以“双剑誃”作为室名。其中一把是吴王夫差剑,相传1935年出土于安徽寿县西门内。此剑通长58.9厘米,宽5.3厘米,圆首,圆柱状茎上有两道圆箍,剑格嵌有绿松石,饰简化兽面纹,刀锋锐利。器身有“攻吴王夫差自作其元有”十个字的铭文。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也藏有一件剑首与剑锋残均已残缺的吴王夫差剑,但腊部的铭文“攻王夫差自作其元用”2行10字尚在。剑的形制与上面提到的两件相似。

此外,文物部门在废品收购站的“废铜”中,也发现两把吴王夫差剑。1965年,在山东平度县废品收购站发现一把吴王夫差剑(图1),通长57.8厘米,宽5.8厘米,扁茎,腊部有铭文“攻吴王夫差自作其元用”2行10字。现藏山东省博物馆。1976年,河南辉县百泉文物保管所从废铜中发现一把吴王夫差剑,首部已残损,残长59.1厘米,宽5厘米。器型与于省吾教授所藏相似,剑身也有“攻吴王夫差自作其元用”10字的铭文。据访查,可能是1949年之前从辉县琉璃阁战国墓葬中所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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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安徽庐江县农民在开挖水渠时,无意发现一把吴王剑,长54厘米,无锈,有光泽,柄为椭圆柱形,上有两道箍棱;剑首已经残损;剑格较宽,上有用绿松石镶嵌的花纹;茎部较宽;中脊近格处有两行大篆铭文:“攻吴王光自作用剑□余以至克肇多功”。吴王光即吴王阖闾。春秋晚期,庐江属吴国,此地出土吴王剑并非偶然。

无独有偶,1991年,山东邹县农民在整修地堰时也发现一把吴王剑。剑身瘦长,锋尖,隆脊,通长60厘米,茎长9.8厘米,宽5厘米,重1000克;圆首,圆茎,双箍;有铭文“攻吴王夫差自作其元用”2行10字。

考古发现的吴王剑也有几把。1976年,湖北襄阳蔡坡12号战国墓出土一把吴王夫差剑(图2),出土时装在漆木剑鞘之中,首部已残损,残长39厘米,宽3.5厘米。圆筒状茎,腊部铸铭:“攻吴王夫差自作其元用”2行10字。1991年河南洛阳中州中路战国墓出土,通长48.8厘米,宽4.2厘米,圆首,圆筒状茎,窄格。腊部铸铭2行,因锈蚀,目前仅可见“王夫差……其元用”7字,原本当有“攻王夫差自作其元用”10字。此外,山西峙峪出土过“吴王光剑”;山西代县蒙王村出土过“吴王夫差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过“吴王光鉴”。

以上所举的吴王夫差剑,除少数之外,大部分保存情况较差,品相不佳。1991年,香港古董店拍卖一把精美无比的吴王夫差剑,后被台湾古越阁主人王振华、王淑华购藏(图3)。此剑通长58.3厘米,铜质精良,前锋内敛,两丛有血槽。剑身中脊和刃线界划分明,制作极工。近格处有铸铭“攻吾王夫差自乍其元用”。剑格饰兽面纹,以绿松石镶嵌。圆茎,有双箍。剑首端面以极窄而深峻的同心圆纹为饰。此剑保存完好,锋刃锐利,剑相高贵,为迄今所见夫差剑中最精美的一件,为领袖群伦的剑中极品。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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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不爱宝越王剑频频面世

湖北江陵,位于纪山之南,故称纪南城,是楚国郢都的所在地,也是楚文化的发祥地,历史上曾有20代楚王在此执政,历时400余年,地下文物极为丰富。 1965年,考古学家在纪南城附近发现一批楚墓,随之进行大规模发掘,出土大批铜器、陶器、漆器、竹器、丝绸、玉器和竹简等,收获巨丰。令中外震惊的是,在望山1号墓棺内人骨架左侧的墨漆的木鞘中发现一把青铜剑,剑通长55.6厘米,剑身长47.2厘米,剑茎长8.4厘米,剑身宽4.6厘米,剑格宽5厘米,重857.4克。剑的前锋内敛,成两度弧曲状。两侧有血槽。剑身遍饰菱形暗纹。剑格两面分别用绿松石与蓝色琉璃镶嵌出花纹。茎有双箍,剑首向外翻卷作圆箍形,内铸11道间距极小的同心圆圈为饰。剑柄为圆柱体,“缑”(缠绕于柄的丝绳),保存完好,柄上刻有三道戒箍。剑出鞘时,寒光袭人,毫无锈蚀,锋刃如新,犹能断发。近剑格处有两行错金鸟篆书铭文:“越王鸠浅(勾践)自作用剑”。这正是深藏二千四百余年、人们众里寻他千百度的越王勾践剑!

越王勾践之剑,居然出现在千里之外的楚墓之中,岂不是有悖于情理?其实,楚、越两国的关系一度非常密切。越王勾践的女儿曾远嫁楚昭王,深受宠爱,楚惠王就是她的儿子。因此,如果说这把越王勾践剑是勾践嫁女的陪嫁,绝不会是无稽之谈。望山1号墓的墓主并非楚王,勾践剑为何会成为他的随葬品,就无从考索了。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流入楚国的勾践剑更易主人的可能性实在太多。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即楚威王六年(公元前334年)率兵灭越时,此剑或是兵将劫掠所得。鉴于吴、越的王器在楚地出土并非仅此一件,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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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荆州博物馆在江陵藤店1号墓内发现2把青铜剑,其中一把为越王州句剑。剑通长56.2厘米,刃部极为锋利;茎有两道箍,缠满丝绳,剑首为圆形;剑身近格处有两行错金鸟篆铭文:“越王州句自作用剑”。州句即朱勾,是越国的第四代王。其后,在江陵张家山出土了第四第七代越王剑,即越王盲姑剑。

1988年10月,江陵县文物局在纪南城北垣外发掘的楚墓中,又发现一把越王剑,全长65厘米,宽5.3厘米,格宽1.2厘米。剑的形制与越王勾践剑相似,剑首7个同心圆,剑格镶嵌有绿松石,并有鸟篆铭文:“"越王者旨於赐”。剑保存良好,兵锋如新。据专家研究,“者旨於”是越王勾践之子,又名鹿郢,公元前454-459年在位,此剑就是他的佩剑,故称“越王鹿郢剑”。这是继越王勾践剑、越王州勾剑、越王盲姑剑之后出土的第四把越王剑。

无独有偶,继流传在民间的吴王剑被台湾古越阁主人购藏后,香港拍卖行又要拍卖一把越王剑,出价为120万港币。1995年,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在香港访问,得知此讯,立即前往目验原物。此剑剑鞘黑漆如新,剑长52.4厘米,剑身最宽处4.1厘米,寒光灼灼,剑柄缠绕的丝带完好无损。剑格镶嵌绿松石,正面的铭文为:“戉(越)王戉(越)王”;反面的铭文为“者旨於赐”,都是古代越族特有的鸟篆体。“者旨於赐”是越王勾践之子。20世纪发现过两把“者旨於赐剑”,但都已松蚀,即便如此,也列为奇珍,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香港的这一把越王剑品相之好,为内地的两把越王剑所无法比肩。马承源先生说:“距今2400余年左右之剑,仍能光亮湛然。在已发现的千柄古剑中,难能有一柄与之相匹,此乃剑中之极品,稀世之奇宝。本剑的金属质地之完好,已超过湖北发现的越王勾践剑。整体来看,质地崭新,有缑,有鞘,此其胜于越王勾践剑者。因而,此者旨於赐剑与越王勾践剑,可并列为越剑之双绝,而为国家之重宝。”为了不让这件国之瑰宝流失异域,马先生随即与浙江省博物馆联系,并预付10万港币作为定金,然后筹集购剑所需巨款。在筹款期限将临时,浙江博物馆因无力斥巨资购剑而一筹莫展。此时,有一日本人愿出 150万港币购买此剑。

在最后关头,杭州一家不愿透露名称的国有大型钢铁企业,决定出资将这件国宝香港购回,他们唯一的要求是,“经最后鉴定确是珍品”。浙江省博物馆邀请国内著名冶金史和青铜器专家进行鉴定,确定此剑的国宝地位。“者旨於赐剑”现存浙江省博物馆文澜阁。

如前所述,越王勾践曾经延聘名师铸造五把越王剑,其后,这五把剑流入它国,不知所终。1985年11月上旬,绍兴县漓渚镇洞桥村村民在横路畈挖田泥时发现一把剑,通长21.6厘米,格宽3厘米,茎长6厘米。剑身较扁,略起棱脊,斜从而宽,前锋收狭。剑格较阔,圆柱茎,上有三周凸箍,首心有圆孔通茎内。脊两侧各饰一列变体云雷纹;格、茎和箍上也有较云纹。是典型的春秋越国铜器。越国以铸造宝剑而名满天下,绍兴境内已发现的越国青铜剑已有20余把,但大多剑身较长,漓渚镇出土的是最短的一把,坚韧锋利,巧夺天工,有人认为就是五把越王名剑中的“鱼肠剑”。

顺便要提到的是,上举吴越之剑的铭文,大多是错金的鸟虫篆,这是春秋时代当地流行的一种有装饰作用的字体。鸟虫篆的周围,有的还用绿松石锒地,成为吴越之剑的鲜明特色。这也是它为人们珍爱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揭开吴越之剑的千古之谜

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深埋于地下200余年,不仅毫无锈蚀,而且锋

刃如新,犹能断发,可谓旷世奇迹,在海内外引起极大轰动,证明古籍中关于吴

越之剑的描述,绝对不是言过其实的文学夸张,而是真实的写照。

冶金史专家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越王勾践剑进行检测,发现了许多始料未及

的问题,其中大家最关心的有三个问题:

第一,剑身的合金成分比较复杂,为什么要如此安排?又是怎样将如此不同

的合金铸一体的?

第二,埋藏千年之后,剑身为什么了无锈蚀?

第三,剑的表面的菱形纹饰,无论如何擦拭都不会磨灭,附着力极强,但又

不是用机械方法嵌入剑身的。似乎与当代的“电镀”工艺相仿佛。而春秋时代连

电都没有,这花纹又是如何“镀”上去的?

第四,剑首12个同心圆铸在一片很薄的铜片上,圆与圆的间距相当之近,

这即使在今天,也是极其困难的工艺,当时是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

越王句践剑表面的纹饰,是由双线交叉构成的菱形,双线交叉处有菱形、椭

圆形、短直线等多种图形,从剑格到剑锋,菱形随着剑体的变化而逐渐变小,但

在视觉上却是规范匀称,极富装饰性。剑身的菱形纹饰究竟是怎样加工出来的?

国内外学术界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兴趣。最早涉足这一难题的,是美国佛利尔艺术

博物馆齐思博士(W.T.Chase)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冶金和材料科学系弗兰克林

教授(U.M.Franklin),由于美国佛利尔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吴越的菱形纹饰

剑,使他们有可能根据实物进行研究。经过检测分析,他们认为,兵器铸成后,曾经用天然植物酸或天然酸性盐蚀刻剑身表面,并且有可能采用了渗透、上釉和封闭工艺来制作菱形花纹。遗憾的是,他们没有找到答案,而仅仅是提出了若干种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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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剑残剑剖面

1978年,上海复旦大学静电加速器实验室对越王勾践剑进行无损质子X荧光非真空分析。检测表明,剑脊含铜较高,刃部含锡较高,剑格含铅较高。这是针对剑的不同部位的需要而设计的。两侧剑锷用含锡量19%左右的铜合金,目的在于提高剑刃的硬度,使之变得特别锋利,以保证其杀伤力。但是,事物总是有对立的方面,硬度越高的物质韧性越差,越容易脆裂。为了克服这一矛盾,中脊使用了低锡或含铅较多的合金,提高剑脊部分的含铜量,以提高剑的韧性,使之在格杀时不易折断。剑格使用含铅量比较高的合金,并经过人工氧化处理。这样,一之中,刚柔相济,原本矛盾对立的两种特性被巧妙地组合在一个统一体中。吴越之剑的讲究程度,于此可见一斑。以往的

剑,都是一次性浑铸而成的,用浑铸法不可能铸造出越王剑。那么,如何解释这把各部位合金配比不同的剑的铸造工艺呢?专家认为是采用了复合金属工艺,即剑的不同部位经过两次浇铸,然后在复合为一体。在2000多年前,这是相当前沿的工艺,许多国家直到近代才开始掌握它。(越王勾践剑和吴王夫差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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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铸成的青铜复合剑

1978年1月,专家在北京有色金属总院对越王勾践剑的黑色纹饰进行了X 射线衍射分析。检测结果表明,剑刃的金属成分为:铜80.3%、锡 18.8%、铅0.4%、铁0.4%;黑色菱形花纹处除含有铜锡合金以外,还含有硫化亚铜(Cu2S)、硫化亚铁及铁锡合金(FeSn2)。由于分析所显示的Cu2S衍射峰太弱,即Cu2S 的条件又为古代所无,为了证实Cu2S存在的可靠性,又用自制的铜锡合金块状样品(其中铜83%,锡12.3%)在四种条件下进行硫化处理后,洗去样品表面的残留物,再进行同样的分析,其结果与越王勾践剑表面黑色纹饰部分及用硫粉

与铜粉(硫粉与铜粉重量比为1:6)作用一个月后分析所得的结果相近。由此推测,越王勾践剑等表面黑色部位是用硫粉处理而形成的。硫化的主要作用是可以防锈。专家又用同一方法测定江陵藤店一号墓出土的越王剑表面各部位成分,结果基本一致,证明早在2500年前,硫化处理技术至少已在吴越地区普遍运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表面硫化处理技术。及黑色剑格的成分,除锡、铁含量略有增高以外,还有含量不等的硫。发现此黑色纹饰。

其后,复旦大学静电加速实验室,中科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冶化分析组和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联合,利用复旦大学静电加速器,开始对菱形纹饰剑表面作质子X荧光非真空分析 (PLXE),并对望山楚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和同墓出土的另一件菱形纹饰剑作无损检测,结果表明,铜剑基本锡含量为

15.2-18.8%,与普通的东周剑没有区别;而凡是在有黑色纹饰的地方,锡、铁的含量都高于基体,并且含有硫。专家们推测,剑表黑色或暗灰色的硫化铜,可能是处理时使用了硫化物所致;但也可能是表面氧化层受到硫化物污染所致。由于越王剑是国宝级文物,实验和检测不得对它造成丝毫损伤,所有的研究只能局限在剑的表面。所以,一时无法作出确切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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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复合剑

后来,发现上海博物馆藏品的中有一块菱形纹饰剑的残段,长仅4.7厘米,宽3.3厘米,似乎是永远也无法用于展览的“废品”,但是它对于探究菱形纹饰剑的奥秘,却是极为难得的材料。为此,上海博物馆和上海材料研究所共同设立专题,继续对越王剑作研究。专题组用扫描镜、电子探针、金相显微镜等现代测试手段,对菱形纹饰剑的表层和断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测试结果是,残片的基本成分为含铜79.46wt%,锡19.02wt%,铅0.76wt%的锡青铜,与东周时期吴、越、楚国制作的普通青铜剑相比,不仅成分一致,而且都是铸造而成;基体的组织与普通青铜剑相同,均由锡在铜中的固溶体,α相对树枝晶和分布在树枝晶间的α相和电子化合物CU31Sn8或CU41Sn11的δ共析组成。

对菱形纹饰剑残段表面的纹饰区及非纹饰区作的分析表明:纹饰区表面树枝晶与基本的树枝晶相连,表明纹饰区表面与基体是一次铸成的,由α树枝晶和(α+δ)共析相组成。非纹饰区表面有一层明显不同于基体树枝晶的细小的、不对称生长的细枝晶区,厚约几十微米不等,细枝晶区由δ树枝晶和(α+δ)共析相组成,细晶层的锡含量高于基体的锡含量。在电子探针仪上对菱形纹饰剑残断表面的纹饰区与及其相邻表面非纹饰区的铜、锡、铁、硅和氧等的面成分及线成分分析表明:细晶区部α相受腐蚀,与δ相几乎未受腐蚀,由于以δ相为主体的细晶区有较好的耐蚀性,保护了细晶区之下的钢剑基本不受腐蚀;纹

饰区表面,由于没有细晶区的保护,α树枝晶氧化严重,铜因受腐蚀流失,因而锡含量相对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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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时代的技术条件下有可能出现的细晶区形成工艺以及纹饰区α相优先腐蚀、氧化的原因和方法,课题组都作了认真的分析,然后用铸造成形法、表面激冷法、表层合金化法、擦渗法、热浸渗法、汞剂法、腐蚀法和金属膏剂涂层法等多种工艺,一一进行模拟实验筛选。最后确认,用金属膏剂涂层处理工艺形成的表面细晶区,其成分和组织都能与越王剑相符,它应该就是越国的匠师铸剑时使用的表面细晶技术。

模拟实验证明,细晶区是由含锡量高的组分熔化而成,并与基体相互扩散,不是机械结合。未涂覆膏剂的部位,是基体外露的部位,仍呈现黄色,经膏剂处理的表面则变为白色,在兵器表面形成黄白相间的菱形图案。将复制的基体试样,浸泡在腐殖酸水溶液中,试样表面颜色发生变化,随着浸泡时间的增加,颜色由灰色变为黑色,并有釉质感;复制的非纹饰区试样,浸泡条件相同,试样表面颜色由白色变为灰黄色,证明出土的菱形纹饰剑表面呈黑--灰黄等颜色,是由于土壤中腐殖酸等腐蚀介质的氧化及络合作用形成。可知,菱形纹饰剑的原色是黄白相间的菱形图案。埋藏于含腐蚀介质的土壤中之后,在氧化络合作用下,由于纹饰区与非纹饰区的表面因结构和成分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程度的腐蚀,菱形纹饰则由黄白相间变为黑亮--灰黄相间等色泽。

硫化层非常之薄,只有百分之一毫米,大约是一张报纸厚度的十分之一。正是这薄得不可思议的保护层,使古剑在潮湿的土层中埋藏两千多年,不锈不腐,这是我国古代科技史上的重大成就。到了秦朝,剑的表面处理采用了防腐能力非常强的铬盐氧化法,即用铬盐作氧化剂,在剑的表面形成一层非常之密的氧化层,使它不再起别的化学作用。这种方法在国外只是近数十年才开始应用。

中国冶金史专家对越王剑的研究,破解了“菱形暗格纹”的制作之谜,表明我国早在2500年前就已掌握这一特殊而精湛的表面合金化技术,既有装饰效果,又有防腐蚀功能,使这一湮没千年的科技成就再现人世。越王勾践剑用相当纯净的高锡青铜铸成,再经精细错磨,嵌镶附饰和作菱形暗纹的表面处理,集多种工艺成此一器,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必须提到的是,山西原平峙峪出土的“吴王光剑”,剑身有火焰形的花纹,与“"越王勾践剑”的菱形花纹风格迥异,显示了吴、越两地的不同的地方特色,但两剑的铸造工艺是完全一致的。

越王勾践剑与吴越地区的冶铸技术

越王勾践剑与吴越地区的冶铸技术

青铜剑同心圆剑首

迄今所见的吴越之剑,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剑首大多以铸在铜片上的密集的同心圆作为装饰。如勾践剑的剑首有11道同心圆薄壁,最小壁厚仅0.2毫米,最宽不足1毫米,壁高约0.2毫米~2毫米,槽宽约0.3毫米~1毫米。古越阁所藏夫差剑的剑首有7道同心圆,最薄的只有0.2毫米。均铸制完好,极少暇疵。同心圆都是用极薄的铜片制作的,冶金史学家称为“薄壁结构”。现代铸造业规定,青铜铸件的壁厚不得小于3毫米,既然吴越剑剑首同心圆饰的壁厚却比现代规定的还要薄,似乎不可能是铸造成型的。但是,薄壁上又不见焊接的痕迹,肯定不是焊接成型的。那么,它究竟是采用了怎样的工艺呢?著名冶金史专家华觉民先生通过对越王勾践剑江陵铜剑的仔细观察,发现剑首内底有呈法线方向的纹样,壁内面光洁,有的似乎有旋纹,应当是泥范经镟削加工的痕迹。有些薄壁略向内倾,有的薄壁间有断裂,断面为脆性铸态组织。华先生据此认定,同心圆薄壁是铸造成形的。具体做法是,用特制的剑首分范,再于范端面划线和在陶钧上旋出凹槽并开出排气孔道,范面预刻花纹,铸型加热到很高温度。这样,凹槽在浇注时类似合范时的范缝,高温金属液能够流入并填满缝隙。成型之后再细心清整,即可得到完好的薄壁结构。

华觉民先生认为,“薄壁结构”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独特工艺,在上古铸造史上有明显的源流踪迹可寻。从商代早期起就有铸造薄壁件的传统,偃师铜爵(采集品)壁厚仅1毫米许,通体匀薄,已表现出很高的范铸成形技艺,可能比它更早的二里头三期所出铜爵,壁厚也只2毫米左右。这种高超的制范、合范技术无疑是发源于制陶工艺。山东、安徽等地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高足黑陶杯,最薄处仅0.3毫米,通高200毫米而重仅39克,由两段相接而成。这样薄的陶器不仅器身旋出多道波形,表面还打磨得十分光洁。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薄壁铸造技术的进步,出现大型的薄壁和极薄壁青铜容器。如侯马上马村铜盘直径约 50毫米,底厚不足1毫米,口沿厚约2毫米,耳、足另用铅锡合金铸焊。后川铜盆直径约50厘米,底厚仅0.3毫米。万荣铜鉴直径超过60厘米,厚仅0.2 毫米左右。执持时稍予晃动,器壁即如鼓面起伏。它们固然都属于“备物而不可用也”的明器,但也有实用器而壁极薄的。如曾侯乙墓所出铜盒,器底厚仅0.3毫米,口沿稍厚,但也不足0.5毫米。此器通体完整,是郊游、狩猎时用来盛食物的,所以铸得极薄以减轻重量。各地所出春秋战国鼎、豆、盘、匜等容器多有厚度在

1毫米左右的,这些都是作者亲眼所见,多数器壁经过实测,足见薄壁件和极薄件的铸造绝不是个别地区的个别例证,而是经过长时间发展形成的传统技艺。

越王勾践剑与吴越地区的冶铸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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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剑陶范模板

上述薄壁、极薄壁铸件,有的经检验,含铅较高,属于铜、铅、锡三元合金,但也有一些含铅量并不高的,仍属锡青铜材质。它们之所以能铸造成形,并不完全取决于合金成分,其重要措施之一应是依靠很高的铸型预热温度和铜液过热温度。广东佛山于近代仍流传一种“红模”铸造工艺。它是把组装好的泥型焙烧到800℃以上,使之通红透亮,随即将金属液浇入,可以得到很薄的合格铸件,废品率几乎为零。这种特殊做法在现代是罕见的。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按现代和西方古代的金属工艺来作出判断,而必须从中国古代金属技艺历史发展的特点和实际,来考察和理解具体器件的工艺实施。

古越阁所藏越王州句剑,剑格鸟篆的精细深峻,无与伦比,以及吴王夫差剑格的绝细圈纹、旋纹等薄壁构造,令人叹为观止。

六、剑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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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的青铜剑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是从晚商到战国,剑的长度不断加长。早期的青铜剑很短,如殷墟出土的曲茎铃首短剑,长度与匕首相似。《史记·吴世家》记载吴国的专诸刺杀王僚的故事,说专诸将剑藏在炙鱼的腹中以进食,在接近王僚时抽剑将王僚刺杀。剑能藏在鱼腹之中,自然不会很长。洛阳金村出土铜镜的纹饰有握剑的士兵,由图案可知,剑很短。如此短小的兵器,只能前刺而无法砍削。《晏子春秋》说:“曲刃钩之,直兵推之。”“直兵”就是指剑。春秋早期剑的长度,一般在28-40厘米之间。1965年在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墓中出土的15把剑中,平均长度为88厘米,最长的达100.4厘米,与春秋时期的剑相比,剑身几乎加长了一倍。

其二,是被中原各国视为“蛮夷之邦”的吴越两国,铸剑的工艺水平明显优于北方。著名兵器史专家杨泓先生认为,吴越之剑的发达及其向中原的传播,主要与作战方式有关:

首先,从西周到春秋时期,中原列国的战争以车战为主,所以,两军对阵时,使用远距离杀伤的弓箭;车与车交战时,使用戈、矛、戟等长柄武器;只有当士兵肉搏时,才会使用十几厘米长的锋刃短兵器。因此,在这种交战方式中,剑的用处实在是有限。

其次,南北方的地理环境相差很大。北方平原多,适宜于战车驰骋,所以盛行车战。南方多林莽河湖,适宜于步兵作战,短兵相接,自始至终剑都是主要武器。因而。吴越之地对剑的需求特别大,发展也特别快。

再次,到战国时代,北方车战衰落,步兵兴起,故剑也随之迅速发展。为了加强杀伤力,要求增加剑的长度。但是,青铜脆性较大,容易折断,加长剑身有相当的困难。工匠面对实战需要,不断摸索改进,终于创造了复合剑,从而使制造长剑成为可能。

又次,剑的衰落,与步兵的衰落几乎是同步的。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骑兵从战国时代开始在中原出现,其后不断发展。到汉代,骑兵已成为军队主力。双方在马背上格杀,需要砍击力很强的武器。以刺击为主的剑,剑脊较薄,剑身较轻,缺乏砍杀所需要的重量,双面剑刃只有一面有用,因此逐渐退出舞台,代之而起的单刃厚脊、砍击力更强的刀。

附:

1、名词术语

干将

古代人名,转为宝剑名。相传干将、莫邪二人为夫妇,楚王命干将铸造宝剑,三年成雌雄二剑,雄名干将,雌名莫邪,干将自知楚王必将怒其造剑迟缓而杀他,故藏雄剑不献,留给其子,希望为他报仇,后其子赤鼻终于向暴君报了仇。事见《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搜神记》和《列异传》。鲁迅曾据此写成故事新编《铸剑》。一说干将莫邪实系一人。又传莫邪系男性,为吴大夫,曾作宝剑,即以其名名之。各说不一。后用以泛称宝剑。

《考工记》

先秦古籍中的重要科学技术著作。作者不详。据后人考证,它是春秋末齐国人记录手工业技术的官书。西汉河间献王(刘德)因《周官》缺《冬官》篇,以此书补入,刘歆时改《周官》名《周礼》,故亦称《周礼·考工记》。主要记述有关百工之事。分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设色之工、刮摩之工、抟埴之工六部分,分别对车舆、官室、兵器以及礼乐诸器等的制作作了详细记载,是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重要文献。

江陵楚墓

东周时期楚国墓葬。史籍记载江陵为楚国郢都所在地。今湖北省江陵县城北5公里处的纪南城即郢都故址。纪南城遗址周围分布有大量楚墓,其年代为从

春秋早期到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占江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湖北省博物馆、荆州市博物馆等单位在纪南城及及其外围的调查中,发现各类楚墓2800座以上,已发掘的有800余座。出土的大量楚文物,为研究东周时期楚国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江陵楚墓可分为春秋、战国两大阶段,每一阶段又可分早、中、晚3期。春秋时代的墓比战国时代的少,春秋早、中期的更少,且以小型墓居多,随葬品以实用陶器为主,组合主要为鬲、钵、豆、罐。春秋晚期主要为鬲、钵、长颈壶。长颈壶很有特色,为其他地点所少见。战国以后随葬品以陶明器为主,种类和数量均较丰富,战国早期已较多地用鼎、书、壶或鼎、敦、壶一类的仿铜陶礼器陪葬。战国中期以后,小墓多使用一套陶礼器,等级稍高者在两套以上。江陵楚墓中不仅有高级贵族墓,也有一般贵族墓,还有所谓士和平民墓葬,数量多,类别齐全,为其他地区所少见。

鸟虫书

也叫“虫书”。篆书的变体。因其像虫鸟之形,故名。春秋战国时即有,大都铸或刻在兵器和钟镈上。秦书八体中有“虫书”,王莽六书中有“鸟虫书”,用于旗帜和符信。也用作印章文字。

剑首

剑柄上端与剑身连接处两旁突出的部分,亦称剑鼻、剑口、剑环。镶嵌在剑柄顶端的装饰品,即镡。以玉或金属制成,扁圆形,其上镂有花纹。《礼记·少仪》:“君子欠伸,运笏,泽剑首。”泽,摩挲玩弄。陆龟蒙《京口与友生话别》诗:“黄金饰剑镡。”

六齐

中国古代青铜具有代表性的六个品种。按其成分分为六类,各以其用途命名。《考工记》:“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鉴是镜,燧是取火工具。)六齐中锡之含量;钟鼎之齐为七分之一,斧斤之齐为四分之一,削杀矢之齐为七分之二,鉴燧之齐为二分之一。根据近代金属学知识,凡含锡20%左右的青铜最为坚韧,适合于制斧斤、戈戟;含锡 30%-40%的青铜,硬度最高,适合于制大刃,削杀矢之用。六齐中锡之含量,与此基本一致,因而它是符合科学原理的。

鱼肠

古宝剑名。《越绝书·外传记宝剑》:“欧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为大刑(型)三、小刑(型)二:一曰湛卢,二曰纯钧,三曰胜邪,四月鱼肠,五月巨阙。”李贺《马》诗:“重围如燕尾,宝剑似鱼肠。” 春秋中文社区ht tp://b bs.cqz http://www.wendangku.net/doc/2e721987b9d528ea81c779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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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见越王兵器及其相关问题(节选)

曹锦炎(浙江省博物馆研究员)春秋中文社区ht tp://b bs.cqz http://www.wendangku.net/doc/2e721987b9d528ea81c77938.html

自60年代以来,带有越王铭文的青铜兵器时有出土,引起学术的关注。1993年、1994年,《殷周金文集成》第17、18册相继出版,又披露了不少散见于各地文博单位及流到海外的越王兵器,给研究者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对越王兵器,我们曾先后予以汇集介绍。1997和1998年,笔者有幸在香港和台北两地获见数件越王兵器的拓本,摹本和实物资料,均系近年出土。这些器物中有的制作工艺精良,有的铭文内容罕见,对越国的历史等至关重要。今择其要者进行讨论。

一、越王者旨於睗剑

此剑现藏台北古越阁,1997年4月于台北获见原物。铜质,通长53.8厘米。剑作斜宽从厚格式,中脊起线,两从斜弧,双刃呈弧形于近锋处收狭。圆茎上有两凸箍,饰云雷纹。圆盘形剑首上饰有两组七道同心圆,中心饰有七条燕尾状放射纹。剑格两面铸双钩鸟虫书铭文,共八字:“越王越王者旨於睗”。字睗间镶嵌绿松石。

这是目前已知的第九件越王者旨於睗剑,从铸造工艺上讲,其精致程度可与浙江省博物馆从香港抢求购回的越王者旨於睗剑相比美,但其光洁度则不如后者。此剑剑格字睗间所镶绿松石基本完整,十分难得。

用古越阁藏剑的拓本观察,两者所铸的鸟虫书铭文构形极其相似,连某些局部的细小变化也相合,但是两者的剑格宽度略有出入,显然又不是同范所铸。再参看著录的其他几件越王者旨於睗剑拓本,可以发现铭文构形也几乎一致。然而一剑一范要做到如此的合一性。尽管不排除为同一工匠所造的可能,应还与越国铸剑匠师高超的技术,以及当时越国的铸造工艺水平有较大的关系。

出土的越王者旨於睗兵器,除剑外尚有戈和矛,均铸造精致,是春秋战国的时期吴越地区冶铸技术水平的具体表现。

二、越王州句复合剑

此剑传浙江出土,台北古越阁藏,1997年4月于台北获见原物。铜质,通长53.5厘米。剑作斜宽从厚格式,中脊起线,两从斜弧,双刃呈弧形于近锋处收狭。圆茎上有两凸箍,饰勾连云雷纹,上面残存镶嵌的绿松石。圆形剑首。剑格作细密纺织纹底,凸铸鸟虫书铭文14字。

这件越王州句剑从剑体上观察,中脊和从部色差明显,应是采用两种不同配比的铜锡合金分次铸造而成的复合剑。浙江省博物馆收藏有这类复合剑的残段。从断面上可观察复合剑的铸造情况。此剑铭文在剑格正、反面,为:“越王州句州句之用剑。唯余土囷邗。”铭文排列顺序,剑格右侧按顺时针方向环列,左

侧按逆时针方向环列,先右后左通读。

三、越王者旨不光剑

1998年6月,于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教授处获见此剑铭文摹本。剑为薄铭,圆首式。

铭文在剑格正、反两面和圆形剑首上,为:“[剑格]越王越王者旨不光,自乍(作)用剑[剑首]越王旨□自乍(作)用剑。唯尸邦旨(稽)大。”剑格正面及剑首铭文作鸟虫书,同于已往著录之越王嗣旨不光剑和越王不光剑。

事实上,越王绍的兵器前几年已有发现。1994年春,张光裕先生于香港市肆见到一件越王剑,剑作厚格式,铭文在剑格两面,鸟虫书:“越王越王旨医旨医。”《东周鸟篆文字编》在付梓时曾予补入(编号148)此剑现为台湾高雄某氏收藏。“旨医”即“者旨医”之省写。

3、参考资料

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增订本)五《剑和刀》文物出版社1985年

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四册文物出版社1990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春秋中文社区ht tp://b bs.cqz http://www.wendangku.net/doc/2e721987b9d528ea81c77938.html

王振华《古越阁藏铜兵萃珍--铜剑篇》26 台北古越阁1998年

周纬《中国兵器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

凌业勤《中国古代传统铸造技术》第1版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7年

陈泓海主编《金属腐蚀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

《跋古越阁新藏之州句剑铭文》《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97年

《殷周金文集成》第十八册中华书局1994年

曹锦炎《鸟虫书通考》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