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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家族学建构的思考_罗时进

关于文学家族学建构的思考

罗时进

内容提要 近几年文学研究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中形成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其中“文学家族学”研究的出现非常值得注意和期待。“文学家族学”之成立,是基于文学与家族之间所存在的特定的、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联系。它主要通过研究社会、历史、地域及文化风会对家族的影响,探讨各种环境因素对家族成员文学创作、对一时一地乃至更广阔时空文学发展的作用与规律。它因文学与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学科相交叉而派生,是文学研究力求吸纳不同知识体的思想资源以深化本体研究的路径和方法。

关键词 文学家族学 建构 学科交叉

今天,文学研究正在从传统学科走向新兴学科,从单一学科走向交叉学科,从学科方向细化走向学科综贯融合。在这个趋势中,文学家族学研究正在逐步形成学术气候。文学家族学旨在将家族学、地域学、文学贯通起来,在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的多边互镜中重现文学知识生产的社会历史语境,力求揭示文学创作的基层活动状况,用家族写作的具体事实乃至细节,形成文学创作的动态过程,从而显示文学演变的真实轨迹,并寻求某种发展规律。这里结合本人近几年从事这方面研究的认识,对文学家族学的建构提出一些看法。

“文学家族学”的孕育与形成

“文学家族学”,是一个研究方向,一种研究范畴,也是一种研究观念和方法。作为一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文学研究观念,它有着较长时期的孕育过程。如果说今天它已经初步形成实践模式或已经具备了提出概念的条件的话,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实践向度使然,也是在学科交叉渗透的背景中不同学科之间影响和借鉴的结果。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文学家族学”大致经历了从不自觉研究到半自觉研究,再到自觉研究三个阶段。不自觉研究从“三班”、“三曹”、“二陆”就开始了,这是一种注意到作家之间客观存在家族关系的并立、比较、综合式的研究。对唐代文学发展中大量的祖孙、父子、兄弟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体也只停留在这一阶段的程度上。半自觉的研究以早期唐代“五窦”、宋代“三苏”、明代“文氏五家”、“二王”等为代表。其突出的家族文学现象自然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人们不仅从家族视野加以考察和比较,而且开始关注地域文化、家学传统与人才培育、艺术修养、文学个性之间的关系,历史学、社会学的触角在研究中开始显露。但明显的不足是:家族主体意识在研究中未能贯穿,家族知识体系未能会通,家族与文学的关系缺少学理支撑,文学家族研究个案也远未丰富。

自觉的文学家族学研究是近二十多年来文学研究格局变化的征候之一。这种征候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研究者在传统的文学研究范围内对陈旧的研究方法操练得过于烂熟,企图突围、力求创新的探索。相比较而言,“文学地域学”的出现,似乎较早显示出这种突围的努力。“文艺地域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江南文化氏族递嬗与文学发展关系研究”(项目号:03BZW031)的阶段性成果。

与“文学家族学”具有密切的学术关联,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我们不妨对“文艺地域学”的形成略加说明。

早在1800年法国著名文艺批评家斯达尔夫人发表《论文学》一书时,就试图从分析社会文化与自然环境入手,揭示欧洲南方与北方文学的差异,具有开文艺地域学先河的意义。1924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报》一卷一期上发表了《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文,是对魏晋以来地域文化差异研究的最好总结,可视为对斯达尔夫人文艺地域学刍议的“中国式回应”。其后几代学者对南北文化、不同地域文风差异研究投入了一定的力量,发表了许多论述,但“文艺地域学”概念一直未见正式提出。1986年金克木先生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一文中发出了学界期待已久的声音:

我觉得我们的文艺研究习惯于历史的线性探索,作家作品的点的研究;讲背景也是着

重点和线的衬托面;长于编年表而不重视画

地图,排等高线,标走向、流向等交互关系。

是不是可以扩展一下,作以面为主的研究,立

体研究,以至于时空合一内外兼顾的多“维”

研究呢?假如可以,不妨首先扩大到地域方

面,姑且说是地域学(Topology)研究吧。①

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学研究者将“文艺地域学”的建构付诸实施的时候,一些对文学研究具有深厚造诣的历史学者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历史文学地理学”的概念,如胡阿祥先生在《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中说:

中国历史文学地理,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文学因子之空间组合与地域分异规律,可以

视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同

时,中国历史文学地理以其研究对象为文学,

所以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②

这种历史学者与文学研究者的呼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学—地理”之间胶合的关系,也反映出研究取向上的高度共识。此际和稍后一系列相关研究论文和著作纷纷出现了。除了胡阿祥对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的研究外,陈建华对14至17世纪中国江浙地区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学的研究,李浩对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的研究,戴伟华对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发展关系的研究,徐永明对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的研究,朱万曙、韩结根等对明清徽州文学的研究,都有丰富扎实的内容,而梅新林出版的对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的研究专著,更具有一定的理论提升力。至此可以表明“历史文学地理学”已经为文学研究者所接受借鉴,并直接将“文学地理学”提炼出来,作为新科利器而有效运用了。

在研究“文学地理学”时,人文地理的环境因素是其重要内涵,它的展开往往涉及到文化家族问题。但究其实际,“家族与文学的关系”题量大,涵盖广,它与“文学地理学”虽有部分交叉,又有独自包含的内容和独立的学科指向,因此在“文学地理学”逐步形成并展开研究的过程中,“文学家族学”也同时得到证明并随之催生,走出了“实验室”,进入了文学研究的寥廓天地。在这方面刘跃进的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研究,程章灿的世族与六朝文学研究,吴正岚的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研究,张剑的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严迪昌的文化世族与吴中文苑研究,曹虹的阳湖文派研究,江庆柏的明清江南望族文化研究,朱丽霞的清代松江文化望族与文学研究等,都标志着文学家族学研究已经走向自觉,包容多元,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路径和方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批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家族作为个案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除了明代吴江的沈、叶二家外,宋代文学家族的个案研究比较集中,已经出版的马斗全的《宋代眉山苏氏家族研究》、汤江浩的《北宋临川王氏家族及文学考论》、何新所的《昭德晁氏家族研究》等,都是具有一定学术敏感且学理允洽的专著。这似乎可以看作一个界标,说明魏晋至唐代前期,旧的门阀世族势力消解,经唐末五代动乱再遭打击而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之后,随着“文治彬彬”时代的到来,宋代新文人阶层逐渐进入主流社会,新文化家族成为历史前进的主要推进力量,也自然成为“文学家族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了。

“文学家族学”的基本内涵

“文学家族学”之成立,是基于文学与家族之间存在的特定的、几乎与生俱来的联系。它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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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社会、历史、地域及文化风会对家族的影响,探讨各种环境因素对家族成员文学创作、对一时一地乃至更广阔时空文学发展的作用与规律。它是文学与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学科相交叉而派生的研究方向,是文学研究力求吸纳不同知识体的思想资源以深化本体研究的路径和方法。

根据以上认识,文学家族学大体属于文学本体与他体的关系性研究,主要应当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基本内涵。

(一)家族文学的血缘性研究。这是对文学家族追源、溯流、知本的基础性研究。其最基本的表现形态是家族谱系,或者相关的家族世系流变的较为详细的文字性叙述。其中家族的播迁是较为复杂而又相当具有学术意义的问题,是研究血缘家族衍化以及人文意识转变的重要环节。而家教、家学、家风是家族重要的文化特征,是家族的文化根脉和灵魂所在。这三者是相互关联的,前两者较为具体,而后者较为形上,但恰恰家风,是家族声望最重要的维系,是家族传统最根本的体现。家族成员之道德取向、学问兴趣、人文意识,无不根植于此。近代著名的东至(安徽建德)周氏家族在百余年间血脉昌盛,枝繁叶茂,从晚清洋务运动主要参与策划者周馥,到第二代1901年山东大学堂首任管理总办周学熙,1906年山东大学第六任校长周学渊,著名医学家周学海,继而到第三代著名佛教学家周叔迦,著名文物家、藏书家、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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诂学家周叔,再到第四代著名学者周一良、周绍良,可谓人才代出,绵延胜绝。而周学熙作《绝命诗》云:“祖宗积德远功名,我被功名误一生。但愿子孙还积德,闭门耕读继家声。”③所谓“继家声”,即是对家风的弘扬,对家族传统的继承,这是文化家族视为最高荣誉的不朽生命。只有在“家风”的统驭下,家族成员科举的成就、宗教信仰、后代对家法守护,以及母教的懿德、女性的文华等等,才将成为具有内在关联的、富有意义的内容。

(二)家族文学的地缘性研究。法国著名学者布岱尔认为,地理环境是最核心的历史知识,也是最深入的内层历史。④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中论地域特征对学术文化风气的影响也说:“气候山川之特征,影响于住民之性质,性质累代之蓄积发挥,衍为遗传。此特征又影响于对外交通及其他一切物质上生活,物质上生活,还直接间接影响于习惯及思想。故同在一国同在一时而文化之度相去悬绝,或其度不甚相远,其质及其类不相蒙,则环境之分限使然也。环境对于`当时此地'之支配力,其伟大乃不可思议。”每一个家族,总是具体地域环境中的家族,因此必然受到其“最核心历史知识”的陶育和“最伟大支配力”的影响。这也是学者们在研究文化家族时,往往在家族前冠以地域名称,如眉山苏氏家族、昭德晁氏家族、苏州文氏家族、太仓王氏家族、云间宋氏家族、常州恽氏家族、嘉兴沈氏家族、海宁王氏家族、义宁陈氏家族、德清俞氏家族云云。这里的每一个地名实际上都是一个文化符号,标志或隐涵着某种地域性文化特征。家族文学的地缘性研究正是要从自然(气候与山川风物)和人文(文化精神、学术传统与风俗习尚)角度揭示这种特征。然而区别于历史学研究的是:这种揭示所指向的是家族性文学修养、创作灵感的形成与激发,不同地域家族学风、艺术风格的相异与趋同,不同地域家族文体与题材选择倾向的保持与变化,而并非执著于“历史———地理”的立场进行家族文化特点的讨论。

(三)家族文学的社会性关联研究。文学家族具有天然的社会属性,而特定的时代总是给文学家族打上历史的烙印。因此对家族文学的研究必然涉及对其社会性关联的分析。这里的社会性关联包含社会历史、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三个方面。首先,要寻绎文学家族在历史变动中的起落,度量文学家族与政治中心的距离,了解文化家族在历史大潮中的姿态,尤其是时代的巨变和重大历史事件对文化家族的影响,他们的出仕与隐退、自持与苟且、经世与放逸、抗争与屈从、孤傲与愧责……与家族兴衰相关,与家族声誉有关,也与家族成员文学创作的内容、题材、风格的嬗变密切相关。其次,要寻绎文学家族在社会坐标和文化坐标体系中的位置。钱谦益枚卜失败,退居虞山林下长达五十年,然本人仍居宗伯地位不改,其家族在江南亦有相当之地位,不减同时江南著姓;而苏州贵潘与富潘,后者虽富甲吴中,而文化地位却不可与前者同日而语。家族在文化坐标体系中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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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与在社会坐标中的位置可能相应,也可能相异,而其文化史、文学史地位与一般社会地位则不可等量齐观。再次,要寻绎文学家族的交际群体。文化家族间的通婚是一种社会结盟的手段,其姻娅网络在一定意义上既是社会关系网络,也是文学交游的平台和文学群体形成的基础,而不同家族成员复杂的师友、社友、文友关系,恰恰可能是文学流派产生的前提,大量的群体性创作(如同题材文学作品集体唱和)也正藉此而产生。

(四)家族文学的文化性关联研究。家族文学创作从一般意义上说是一种文化生产。就其过程来看,是一个将“文”化入生活,而最终通过日常的审美活动,以达到精神的“文”化、“诗”化的过程。因此研究家族文学应当着眼于它的各种文化关联,主要包括:(1)各种文化思潮的影响。此种大文化的背景通常对家族文学的发展具有导向的作用,是一种看不见的擎引力和制约力。(2)地方文化环境的影响。如先贤的导引、教育的发达、典籍的丰富、书坊的繁兴、文化市场的流通,对家族文学生产的“质”与“量”具有一定作用。(3)家族成员的艺术好尚。其戏曲的兴趣,书画的擅场,古玩的雅好,金石的精鉴等,往往不仅是家族作家“潜于学”之外“游于艺”的遣情,也是艺术素养的涵蕴和胚育,甚至是创作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比较普遍的现象是,生活于政治中心的家族,受制于政治体系和社会风潮较多;而越是远离政治中心,尤其是江南都市,传统的知识体系和文化环境的自我维系力越强,故前者家族文学创作的经世色彩较为浓厚,而后者“文”化、“雅”化程度较高。

(五)家族文学与文人生活姿态及经济关联研究。在美学的功用性上,王国维向持“无用之用”论⑤,狄葆贤在《平等阁诗话》中也说:文士当用心于文学,“夫不作有益之事,固未免负有用之身;不作无益之事,又何以遣有涯之生?而况其未必为无益之事耶!”⑥同样把文学看作无益之益,无用之用。“遣有涯之生”是一种生活姿态,也是一种文学创作的姿态。在家族性的文学创作研究上,对这种“姿态”以及“姿态”形成的各种因素的考察是相当必要的。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文人学士大致有“紧张”和“闲适”两种姿态。“紧张”,或出于拯救世道之心,或出于经济窘迫之境。古今经世致用之巨制,往往为“紧张”状态之产物,不可谓“无用”;“闲适”,则属于无生活之负重且摆脱经邦济世之念后的萧逸状态。陶冶性情之什,禅悦法喜之文,通常为“闲适”状态的产物。“闲适”即可用之“遣有涯之生”了,包括名目众多的隐逸、放荡纵怀的漫游、游艺遣兴的娱乐、建园筑室的盘憩,以及频繁的雅集和大量无功利的结社活动等,皆属此类。这种姿态放情以狂,闲逸以雅,沉静以思,默察以辨,在文化家族生活中可谓常态,故对家族文学创作而言也特具研究价值。

(六)家族文学创作现场和成就研究。长期以来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般现象是,首先确定每一个历史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文体,以之为典范;再确定每个时期代表性文体写作的最有成就的作家,以之做示范。这样整个文学史基本成为各个朝代文学核心知识的展示,而这些核心知识的判断和获得,主要依据于前人的接受和传播。这是一条研究文学史的快捷通道,且不失稳妥允当。然而,这种简单的线、点结合的思路和方法,在使得历代“大家”永远享有文学史著作和阅读选本中的绝对优先地位和典范意义的同时,大量生动的基层写作的现场被遮蔽了,其丰富的创作成果也被湮没。其实这种研究模式是不符合“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的历史事实的。与“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⑦的趋势相一致,中古以后文学创作重心也逐渐下移,出现了地域化、家族化倾向。家族环境中的文学创作往往比京师、台阁、幕府中的文人集团创作更活跃、更丰富,地方家族成为不可忽视的创作基地。在家族文学研究中,并没有特别作家享有特别的优先权,甚至可以认为不同层次家族中的作家,也只是具有不同的创作特点而已。家族文学研究目的显然并不在于追求其典范意义,而在于发掘家族文化的天地,在家族天地中拓展文学解释空间。因此创作现场的描述、创作过程的再现与创作成就的评价同等重要。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种过程、形式、内容、价值相统一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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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家族学”的适用及

目前研究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如上所论,“文学家族学”建构是与“文学地理学”的形成相关的。如果我们将社会、地域、家族作为某些特定研究对象的完整的研究参照系统的话,那么“地域”和“家族”的维度都统摄在“社会”的范畴之中。从根本上说,“文学地理学”和“文学家族学”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文学社会学”的属性,只不过“文学地理学”侧重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而“文学家族学”在地缘性因素之外,更侧重于血缘性关系,更具有文学的主体性色彩。也就是说,它不仅关注文学发生的地理空间,同时关注活跃于这一地理空间内的有主导影响的人物,以及他们的家族传统和文化特质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如此说来“文学家族学”研究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适用自然有所不同。地理的天然性的一面决定了“文学地理学”研究时空上的广泛性,文学古今演变的各个地理截面都具有研究的意义,而“文学家族学”研究则不同,一般来说它只适用于:(1)中古以后之家族。东汉以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文学创作方逐渐表现为“家门化”特点,并形成一个特定的文化社区和创作层面;(2)家族性质应为文化家族。文化家族是学术文化创造的重要承担者,往往形成一定的家学传统和文脉,具有丰富的文学积淀,体现一时一地文化和文学的走向,因此更具有人文探讨和文学阐释的空间;(3)文献较为完整之家族。家族先辈的文化或文学经历与成就,以一定的形态固化下来,就成为追溯的象征,情感的寄托,研究的对象,发展的源泉,也是评价其后裔文化传承、文学地位和影响的依据,故文献之家对家族文学来说,其意义是相当重要的。缺少家族文献,文学家族学研究则成无源之水。

鉴于“文献”对于开展原创性研究的重要性,“文献之家”对于确立研究对象的特殊意义,当前要充分注意家族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家族文献,主要包括家谱、家训、相关地志、碑版、传记,以及诗谱、画谱、文集等家族性文艺别集、总集等。尽管因为自然和人为的原因,家族文献损毁、散佚相当严重,但总体来说遗存资源还是相当可观的,在一些“自古盛文史”地区,尤其丰富。但目前这些文献星布珠散,现湮存佚,一任自然。除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等为数不多的几家外,各地图书机构对家族文献的收集,尚缺少应有的重视。许多家族文献具备出版传播的价值,但迄今正式出版梓行的数量极少。部分明清和近代家族文献资料至今还散于民间,在文化家族后裔之处,未能广为人知。一些已经收藏于图书馆、博物馆的文献,利用率也极低,鲜见问津,乏人专门加以整理,长期处于束之高阁的状态。这种种问题亟待解决。家族文献,尤其是经过数代族人编辑过的家集,作为文化遗产实属珍贵。这些家族文献,所凝聚的不仅是家族智慧,也是我们民族的文化成果。因此这些文献不仅属于某个家族,某个区域,从根本上说它是全民族的文化遗产,是先人留给我们的共同的精神财富。不采取一定的措施整理和保护,将是极大的文化损失、精神损失。

家族有根,宗族有根,民族有根。无论历史怎样千秋百代延续,人们都有权利、也应该知道所来之径,所系之根。文化传统要弘扬光大,更需要建立起坚实的基础。因此全面地、有计划地调查、收集、著录、整理、保护各类家族文献,是今天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任务之一。在开展家族文学研究时,应作为最基本的学术建设任务,理所当然地列为首要工作。

 ①金克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读书》1986年第4期。

 ②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版,第174页。

 ③参见汪谦干《东至周家:富而好学》,《中华读书报》2008年6

月4日。

 ④转引自熊月之、熊秉真《明清以来江南社会与文化论集》,上

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⑤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三册),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535

页。

 ⑥狄葆贤:《平等阁诗话》卷一,光绪三十四年刻本。

 ⑦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0年版,第131页。

作者简介:罗时进,1956年生,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刘 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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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ody and Symbolic Distinction between Country and City

———Taking Migrant Worker Group from Village Wu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as Example

Wang Jianmin ·131·With costumes,language,facial expression as its tokens,the body is the important sign of social status,so it has important symbolic implication.The migrant gr oup(mainly the c onstruction migrant workers)bring into the city their language,costume,and facial expression,at the sa me time,taking the identity boundary from“between the rural and the urban area”to“into the city”,therefore,making the boundary mor e obvious.On one hand,the body featur es of the migrant workers sh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ural and the urban.On the other hand,the features become the marks for the urban to recognize as well as the marks of social status.Though the dual structur e has been weakening since the Refor m,the dual structure car ved on the body and cognitive space between the rural and the urban is still going on.Thus,any system arrangements concerning the r ural and the migrant workers should ad-mit and take care of the habits on the migrant wor kers.

(7)Brief on Functions of Party and Court in Operation Mode of Litigation

Xiong Yuemin Zhou Jing ·138·In civil litigation,there exist the adversarial system and the continental legal system concerning the respective functions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rt in the operation.To impr ove the two traditional categorizations,reinforc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court is the way in which the two main legal systems amend the functions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rt.In China,the intr oduction of the cooperation mode in civil procedure helps a mend the loss of the court's substantive c ommending po wer in action because of the over-weak court's functions,and helps clarify the functions of the party in the procedure.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yste m,the cooperation mode secures the pr ocedure option of the party through strengthening the court's interpretation and the party's promotion.

(8)Spread Trend of C entral China Culture in Previous Qin Dynasty and Its Causes Chen Chaoyun ·162·

The outstanding feature of the spread of the central China culture in pr evious Qin dynasty was the rapid expan-sion to the surr ounding area and the boost of cultural exchange.The Xia Culture at Erlitou was footed at central Chi-na.Its spr ead pattern was first to southern part of Jing and then to Guanzhong area,at the same time to Jianghan ar-ea as well.The central China culture at early Shang dynasty,first pioneered to the southern part of Jing,the mid-west of Shan,the middle southern part of Ji,and then began to expand southward on lar ge scale(Hubei and the north of Hunan),and southeastward(Haidai area,the middle and lo wer part of Huai-River).The Shang Culture thus became the main culture and created str ong radiation impact in the surrounding area.The causes of the the cen-tral China culture in previous Qin dynasty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war,the melting of the nationality,the seeking for the mineral resources,non-hereditar y knighting system,feudal patriarchal system,economic trade and so on.

(9)Tidbits on Constructing Literary Kinesiology Luo Shijin ·185·

In recent years,in the melting of literary research and other subjects,some ne w studies orientation has come into being,among which,the appearance of the studies of“literary kinesiology”is worth noticing and expec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literar y kinesiology”is based on the particular inherent relation between literature and the clan.B y wa y of studying the impact of the society,histor y,geography and cultur e on the family,it discusses the functions and rules of various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the literar y composition of the family members and on the lite-rar y development at a certain time in a certain place.It is derived from the subjects of sociology,history science, geography science and so on.It is the thinking sources for different kno wledge in the studies of literature as well as the route and method to deepen the ontology.

(10)Model Innov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Perspective of Interest Balanc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munity Environmental Round-table Meeting

G e J unjie Bi Jun ·222·

Interest imbalance among the government,enterprise and the public is prominent among the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http://www.wendangku.net/doc/2e9302c905a1b0717fd5360cba1aa81144318fe6.htmlmunity environmental r ound-table meeting is an innovative model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Together with the involvement of political entrepreneurs,regulations for c 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consequent improvement of public organ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capability,it can help advance environmental democrac y,impr ove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gradually reach interest balance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practic e of Environmental Round-table Meeting in Jiangsu province.Its smooth conduct depends on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to facilitate the Meeting,including leading policy of government, incentive mechanism,system of environmental infor mation disclosure,experts supporting system,public organization pr omoting mechanism as well as the r equirements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envir onmental prot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