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宝剑TS004

南诏宝剑|南诏土司刀（木土&阿初阿土）『编号：TS004』

备注：木土（1364-1433）【阿初阿土】永乐十八年至宣德八年任丽江土知府（1420-1433) 知府、

中宪大夫，正四品，在任7年。

制作时间：2013年5月

制作产地：云南大理

刀装工艺：融入了东瀛武士刀、藏传藏刀工艺与白族金银铜饰工艺

刀鞘材质：紫铜、黄铜、白镍铜

刀身材质：弹簧钢

品牌：南诏宝剑?南诏土司刀

工艺特点：全手工制作，刀鞘、刀柄为锤揲、浮雕、錾刻工艺。图案大器，可见细图。寓意吉祥，取藏传之民间图腾与南诏大理国传统文化里的瑞兽纹饰。雕刻水平精湛，展露出了白族工匠举世无双的手工艺。刀鞘背面平刻錾花藏传西藏八宝，为滇西北地区藏传文化影响之留痕。

2013年5月完工，是在原有香格里拉藏刀的设计上改良之典范，参与设计、制作、锻制、安装等工序多达五名工匠，历时三个月完成。备注：木土（1364-1433）【阿初阿土】永乐十八年至宣德八年任丽江土知府（1420-1433) 知府、中宪大夫，正四品，在任7年。

刀柄设计为鼓形狮头浮雕土司帽状。

尺寸规格：全长80CM、刀鞘60CM、刀柄22CM、刀身长58CM、刀身厚7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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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的大理

两宋时期的大理 大理政权的兴亡 唐天复二年（902），南诏政权崩溃之后，白族中的贵族分子郑买嗣、赵善政、杨干贞、段思平先后起而进行政权的争夺，郑买嗣继南诏之后建立了长和国（902—928）。赵善政推翻郑氏政权，建立天兴国（928—929）。杨干贞取代赵善政，建立义宁国（929—937），及至后晋天福二年（937），段思平乃夺得政权而建立了大理。 段思平建立大理之后，对南诏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都进行了调整。首先是肯定新兴的白族封建主们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并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扶持。如封白族封建主高方为岳侯，除承认其家族在洱海地区原有的领地之外，更赐与巨桥（今云南普宁）地方为其世袭领地；封董伽罗为宰相，亦除承认其家族在洱海地区原有的领地之外，更赐与成纪（今永胜）为其世袭领地；其余洱海地区的白族封建主如杨氏家族的封建庄园，也都得到扩大。对于洱海地区的白族和彝族中的村社农民，则是在承认他们原来使用的土地前提下，减轻税粮负担，宽免徭役三年②。对于“凡有罪无子孙者”的奴隶，则一律“赦免”，即加以释放。对于被统治的部族和部落，则解除他们南诏时期的集体奴隶地位，免除奴隶性质的徭役①。大理政权终于稳固下来。 大理和南诏一样，仍然是一个多民族集合体国家。这个多民族集合体国家，以白族中的封建主为主要统治者。在政权组织方面，则是以段氏封建国王为首，布燮（宰相）等大臣作辅佐来进行统治。白族封建诸侯们各有领地，以作为封建统治的主要基础。地方行政单位，划分为府和郡①，分派白族中的封建主们作为各府、郡的长吏来进行管理。府和郡是在南诏统治时期的基础上加以调整建立起来的。各府、郡分管的区域内都仍然存在许多不同民族的部族和部落。这些不同民族的部族和部落，都保持着自己内部原有的政治、经济结构不变，由本民族的贵族分子管理自己内部的事务，接受府、郡长吏的统治。 宋绍圣元年（1094），大理国权臣、白族封建主高升泰夺取政权，称“大中国”。两年之后，高升泰的儿子高泰明被迫把政权重新归还段氏，以段正淳为国王，此后或称大理国为“后理国”。大理国后期，段氏国王失去了实际上的控制权力，以高氏家族为首的白族封建领主们，则在白族的主要聚居区进行封建割据统治；其他被统治民族中的贵族分子，则为发展自己的地方势力而相互兼并纷争，造成分裂局面。蒙古蒙哥汗三年（宋宝祐元年，1253），一支蒙古兵南下，打破了大理国境内各民族贵族分子对立纷争的局面，十二月十二日（1254 年 1 月 2 日），蒙古军到达大理首府大理（今属云南）城下，蒙古军入大理城，大理国亡。 ②张维：《陇右金石录》卷3。 ①《南诏源流纪要》。 ①《南诏野史》。 大理的民族 大理国的主体民族是白族（“白人”、“白蛮”、“僰蛮”），白族主要聚居在今澜沧江中、上游以东，今红河以北的城镇和平坝地区。在这里，除了主要城镇中和城镇附近的平坝地区有白族人口之外，其余的小城堡和广大的村落中，则为许多其他不同民族的氏族、部落人口所聚居、杂居和散居。主要城镇中的白族封建主们，是通过封建的政治、经济组织与大理国王联系起来。并以白族中的封建政治、经济组织为主要依靠力量，把所统辖的府或郡内的其他民族的氏族、部落统治起来。而在被统治的各民族内部，却又分别保持着一套与白族不同的政治、经济结构。白族封建主们对于这些被统治民族中的氏族和部落，是任其内部的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保留着，然后通过它们内部的贵族分子来进行贡纳的征收。 被统治的各民族的分布状况，与南诏统治时期相比较，大的范围基本上未曾发生变动。在今澜沧江中、上游以东，今红河以北地带的山区、半山区和少部分平坝区，主要是“乌蛮”（彝族）系统的村落和氏族；今金沙江上游两岸是么些（纳西）的分布区域；今澜沧江和今

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主要哲学思想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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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主要哲学思想及其特点 大理白族文化发展到了唐宋时期,进一步吸收包括滇、爨、中原、荆楚、巴蜀、吐蕃和印度等各种文化,并在大理境内各部族在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经济文化交往中,逐步形成了稳定的民族共同体——白族,在这一时期形成了灿烂辉煌的南诏大理白族文化。遗留至今的《南诏德化碑》、《兴宝寺德化铭》是这一时期白族哲学思想的典型代表。一、《南诏德化碑》、《兴宝寺德化铭》中包含的哲学思想《南诏德化碑》立于南诏赞普钟(阁逻凤)10年,即唐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全碑共刻有5000余字。它由南诏数十名主要文武官员所共立,因而得到国王阁逻凤的赞同和认可。《兴宝寺德化铭》是大理国王段智兴元亨二年,即宋孝宗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由杨才照所撰刻。 1.1宇宙本体论《南诏德化碑》开始就说说:“恭闻清浊初分,运阴阳而生万物,川岳既列,树元首而定八方。”这是说,天地最初由清浊二气所成,万物由阴阳演化而生,所有的山川河岳,都是按照高低大小、远近纵横、错落有致地排列。《兴宝寺德化铭》开篇说:“盖闻率性之谓道,妙物之谓神。混成天地之先,独化陶均之上。体至虚之宅,无毒无门,运不隅之方,何固何执。”其中,“率性”、“妙物”、“混成”、“独化”、“陶均”等都带有明显的当时汉文化印记。接着,《兴宝寺德化铭》又对本体之“道”的形态及运动进行了说明:“未尝不出入五物,谁恻至变之端;同流六虚,旁行大衍之数。知太始者,由之揆务;作成物者,宗之至能。形象分而变化斯章,动静常而刚柔乃断。”“道”由于贯穿于金木水火土五物,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它运动变化的极至,由于它的运动变化和易卦的六爻相符合,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大衍之数进行预测推演。1.2天命观思想《南诏德化碑》说:“王,姓蒙,字阁逻凤,……应灵杰秀,含章挺生”,这是说南诏王阁逻凤不仅禀承了先天灵气,而且具有很深的道德修养和学术造诣,是西南的俊杰。又说:“(阁逻凤)日角标奇,龙文表贵。”阁逻凤左额隆起,身有龙纹,一派帝王贵相。这里把阁逻凤描述为具有帝王之相,一方面是为蒙氏取得统治地位寻求理论依据,试图用

中国云南与印度古代交流史述略_下_

中国云南与印度古代交流史述略(下) 周智生 以贝币为链环的滇缅印贸易圈的形成　《新唐书》卷222上《南诏传》中明确记载:南诏“以缯帛及贝市易。贝者大若指,十六枚为一觅。”《政和证类本草》引《海药》记载云:“贝子,云南极多,用为钱交易。”前一条记载说明了贝币使用的单位和规制,后则反映了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用贝币的普遍性。直到元代,贝币依然在云南通行,而且计量手段更成熟,更系统。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曾经记道:“离开大理城,西行十天便到达哈喇省(大理)的一个主要城市,居民也同样用贝作为货币。不过这种贝壳不是本地出产,而是从印度进口的。”元初李京所著的《云南志略?诸夷风俗》中说大理国时期云南“交易用贝子。”元初的《混一方舆胜览?云南行省》中的记载说明南诏、大理时期云南已经形成较系统的贝币使用体系,“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虽租赋亦用之。”南诏、大理时期,不仅云南使用贝币,印度、缅甸等国都普遍使用。《旧唐书?西戎传?天竺国》说天竺“以齿贝为货”,《新唐书?天竺国传》及赵汝适的《诸蕃志?天竺国条》也有同样的记载。《宋会要稿》第197册记曰:“天竺国俗无簿籍,以齿贝为货。”哈威的《缅甸史》引公元851年(唐大中五年)自波斯湾而来之旅行家苏雷曼的笔记记载:“(下 缅甸)居民市易,常用海贝以为货币”。①马可?波罗在元朝初年到缅甸南部的班加刺时所见的 是“此地习用海贝、黄金”。②不仅云南、印度、缅甸用贝为币,暹罗也是如此。黄省曾《西洋朝贡 录》卷中“暹罗”条说:“其交易以金银、以钱、以海贝。”不仅当时南诏、缅、印、逻罗等国以贝为币,而且贝的计量方法也一致。正如《混一方舆胜览?云南行省》中所记,云南用贝的计量方式是四四五进制,马欢的《瀛涯胜览》“榜葛剌国”条记载云:“国王发铸银钱名曰倘贝,殆仿自天竺国。其贝子计算之法,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云南和印度的贝币计量方法完全相同。著名货币史专家彭信威先生在论及云南长期以贝为币这一问题时,曾谨慎地说道:“古代云南也许同孟加拉湾沿岸的印度和缅甸属于同一货币体系,因而云南用贝可能不是来自 中国的古制,而是受印度等地的影响。”③夏光南先生也在《中印缅道交通史》一书中指出:“以 是言之,云南用贝,殆仿自天竺矣。其贝子计算之法,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用四四五进位之法,亦得之天竺,可知其时对于印度贸易之盛矣。”我们认为,云南省用贝为币及贝的计量方法并不单纯是习自印度的问题,而是因为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与印缅等国同属于以贝为币的货币流通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以贝币的使用为链环的滇缅印、甚至辐射到印度洋沿岸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圈,贝币也就成为这一贸易圈内的主要国际支付手段。当时云南所以纳入这一贸易圈,一方面得益于南诏、大理国时期对外交通条件的改善、对外商贸交流的加深以及云南本地长途贩运商人的出现,另一方面则与云南及缅印等周边国家社会经 3 5 南亚研究　2002年第2期 史海钩沉 ①②③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8页。 《马可波罗行纪》第128章《秃落蛮州》。 哈威:《缅甸史》,姚　译注,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40页。

南诏大理国与大理的历史

南诏大理国与大理的历史 作者：佚名文章来源：不详点击数：2795 更新时间：2007-10-31 走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的古城里。穿过明清的代的街道，从千百年一贯制的马具店，小吃店、裁缝店，纸烛店、棺材店门口经过。在油黑发亮的板壁门口，骇然一堵老墙立在眼前，整个地挡住天光。转到有门的地方，门是个深黑的大洞。仰视上去，墙有墙垛，垛上是楼檐，檐下高悬黑漆大匾一块，上书“魁雄六诏”，所指的历史一下追溯到唐代。城楼叫拱辰楼，是明洪武年间建的，已在这儿屹立了600年。从窄而阴冷的梯巷里爬楼时，产生砖梯尽头会埋伏着一个古装弓弩手的错觉。待爬上古楼，却是杳无人迹，只有最后一抹夕辉映在“万里瞻天”的大匾上。想象王者当年怎样在此“万里瞻天”，叱咤风云。 巍山县其实是个狭小的小盆地，东西走向不过40公里，南北更是山望山。烟霭漫起，纵是配上望远镜，也雄视不了几里的。然而南诏王确实就从这样的小地方起家，统一六诏，强盛时辖区曾东至贵州和广西西部，南抵越南北部，西达缅甸边境，北迄四川大渡河。《新唐书?地理志》表述更细，称其疆界“东距爨，东南属交趾，西摩伽陀，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以“乌蛮”和“白蛮”为主体的南诏国和大理国，用种种文的和武的方式，广纳川黔汉文化、西藏吐蕃文化和南亚东南亚文化精华，将本土的民族文化丰富、发展到了极至，使得大唐不敢小觑“蛮王”，大宋亦对大渡河以外的“亦地”划玉斧为界，不再多有干预。 蒙在夕烟中的一片田陌和村落，是南诏王最早的都城。在民间传说中，南诏王皮逻阁一把火点燃了精心建造的松明楼，应邀祭祖赴宴的越析诏(今宾川)、施浪诏(今洱源和邓川之间)、浪穹诏(今洱源)、邓赕诏(今邓川)、蒙嵩诏(今巍山北部和漾濞)五诏诏主在大火中化为灰烬——传说中他们和南诏王同是一母所生的兄弟，蒙舍诏(其疆在诸诏之南，故又称南诏)得以“雄魁六诏”。当然，史书对737年南诏尽收五诏版图，完成统一洱海区域霸业的记述，使用的是另一套经过处理的语言。古人真是惜墨如金，几百年的盛衰兴亡，多少人的离合悲欢，竟都是数行字就带过了。在那些干枯的语言中你看不到鲜活的面孔，上千年前的史实只有从那些缺乏细节的残句中去拼合。 唐朝初年，在大理的苍山洱海之间，同时出现了六个较大的部落，史称“六诏”，其中的蒙舍诏势力遂渐强大，公元649年，南诏始祖细奴逻在今巍山县建大蒙国。其后的一百年间，在唐朝中央王朝的支持下，其继承者逐步统一六诏，建立起南诏国地方政权。皮逻阁的子孙世袭为南诏王，联合滇西的“乌蛮”奴隶主、“白蛮”贵族和其他民族中少部分贵族分子，共同组成统治集团，支配整个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第三代南诏王异牟寻筑羊苴咩城，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异牟寻正式建都羊苴咩城。羊苴咩城即今天的大理 从细奴逻算起，南诏政权持续200余年，这200年间，南诏游移在唐王朝与吐蕃之间，或与吐蕃结盟，或臣服于唐朝演绎出无数壮伟而鲜活的史剧。 南诏亡于公元902年。其后，先后又出现过长和、天兴、义宁等过渡性地方政权，此时的中原地区，群雄逐鹿，为争一顶帝冠而杀得天昏日暗，根本无暇他顾。白族贵族段思平占尽天时，守着地利，再加上顺应人心，很快建立并巩固了大理国，到公元936年，他又重新统一了原南诏疆域，仍以羊苴咩城为其都城。20年后，赵匡胤建立起北宋政权，定都东京(今开封)。赵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弱的一个王朝，从诞生之日起就先天不足，北方先后有契丹、女真人成心腹之患，西有西夏、吐蕃虎视耽耽，南面还有一个大理国，不强也不弱，总

从考古文物看大理国时期经济发展状况

据《元史?地理四》载，大理国：“其地东至普安路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大理国的统治区域包含今天的云南省，以及四川，乃至缅甸、老挝、越南的一部分。凡大理国统治３００余年，既是古代西南地区重要的历史时期，也是古代云南政治比较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在洱海、滇池的腹地，经济水平几乎接近于中原汉族地区的水平。随着大量历史考古文物的发掘与发现，大理国时期古代云南的社会经济发 展状况不仅拥有历史史料证据，更具备了丰富实物考古资料的印证。并且，考古文物也为研究大理国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开辟了一条广阔而深远的新视角、新道路。 １农业生产的发展 大理国时期，在洱海、滇池的周围地区，农业生 产进入了精耕细作的阶段。据宋代杨佐所著《云南买马记》载：宋熙宁七年（１０７４年），四川商人杨佐前往大理国买马。其行至滇中后，“见大田，生苗稼，其山川风物，略如东蜀之资、荣”。可见，大理国时期滇 从考古文物看大理国时期经济发展状况 闫 峰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要］随着大量历史考古文物的发掘与发现，大理国时期古代云南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仅拥有历史史料证据，更具备了丰富实物考古资料的印证。从考古文物资料及相关史料来考察，大理国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在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对外贸易等方面都在南诏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进步和提高。在洱海、滇池的腹地，某些领域的技术水平甚至赶上、超过中原地区的发展水平，显示了古代云南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才能。［关键词］大理国；考古文物；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Ｋ８７４［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３４５（２００７）１１－００１６－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７－１６ ［作者简介］闫峰（１９８１－），女，山东济南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民族史研究． 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ＤａｌｉＫｉｎｇｄｏｍｉｎａｒｃ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ＹＡＮＦｅ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Ｙｕｎ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ｕｎｍｉｎｇ，Ｙｕｎｎａｎ６５００９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ａｌａｒｇ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ｒｅｌｉｃｓ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ｗｅｈａｖ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ｎｏｔｏｎｌ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Ｙｕｎｎａ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ＤａｌｉＫｉｎｇｄｏｍｐｅｒｉｏｄ，ｂｕｔａｌｓｏａｇｒｅａｔｄｅａｌｏｆａｒｃ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Ｖｉｅｗ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ＤａｌｉＫｉｎｇｄｏｍ，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ｈａｎｄｉ－ｃｒａｆｔ，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ａｓｐｅｃｔｓｈａｖｅｍａｄ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Ｎａｎｚｈａｏｐｅｒｉｏｄ．ＩｎｔｈｅｉｎｌａｎｄａｒｅａｓｓｕｃｈａｓＥｒｈａｉＬａｋｅ，ＤｉａｎｃｈｉＬａｋｅ，ｔｈｅｙｅｖｅｎｃａｕｇｈｔｕｐ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ｅｖｅｌ，ｅｖｅｎｓｕｒｐａｓｓｅｄ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ｌａｉｎｓｒｅｇ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ｔ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Ｙｕｎｎａｎｐｅｏｐｌｅ＇ｓｗｉｓｄｏｍａｎｄ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ａｌｉＫｉｎｇｄｏｍ；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ｌｉｃ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大理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ＡＬ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第６卷第１１期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Ｖｏｌ．６Ｎｏ．１１Ｎｏｖ．２００７

试论构建南诏_大理国史研究体系

【收稿日期】2004-09-20 【作者简介】杨光复(1949-),男(白族),云南大理人,云南大理州地方志办公室编审。 【地方史研究】 试论构建南诏、大理国史研究体系 杨光复 (大理州地方志办公室,云南大理　671000) 摘　要:长期以来,南诏、大理国史研究尚缺乏全面的系统性的研究成果,研究者仅以掌握的文献史料开展零星研究,有较大的局限性。因此,应组建专门的研究机构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首先要搭建两个研究整理平台:第一为南诏大理国史料平台,第二为南诏大理国史学术研究平台;其次在汇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南诏史论纲、大理国史论纲;最后撰写出系统完整的南诏史、大理国史,将其研究成果提高到新的学术水平。 关键词:南诏史;大理国史;学术研究 【中图分类号】K 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 (2005)02-0112-04 唐宋时期,以大理地区为中心先后建立了南 诏、大理国,雄踞西南长达五百年之久,维护和捍卫了祖国的西南边疆,并创造了辉煌的地域文化。大理州作为南诏、大理国建都之地,对南诏、大理国史学术研究负有重任,应当把南诏、大理国史研究摆上议事日程,并制定研究规划,组织专家、学者对南诏、大理国史全面开展研究,构建南诏、大理国研究体系,以此推动南诏、大理国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大理州作为南诏、大理国建都之地和统治中心,有许多历史遗迹和文物考古资料可资考证,把文献资料与文物古迹、考古资料、民族语言等结合起来综合研究,能拓展南诏、大理国史研究的内涵与外延。此外,南诏、大理国史研究已取得一大批成果,全面开展南诏、大理国史研究时机已经成熟。从19世纪末叶,国外不少历史学家便开始了南诏史的研究;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的一批著名历史学家开始研究南诏、大理国历史;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南诏、大理国史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许多史实得到进一步澄清,为全面系统地开展研究扫清了障碍。 长期以来,南诏、大理国史研究处于分散状态,没有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开展系统研究,研究者仅以自己手头掌握的史料开展零星研究,有较大的局限性。笔者认为,应组建南诏、大理国史研究室,对南诏、大理国史开展全面系统的研究。南诏、大理国史研究室的主要任务是搭建两个研究平台:其一为南诏、大理国史料平台,即对历代文献 中南诏、大理国的史料进行系统搜集整理,构建史料平台。其二为南诏、大理国学术研究平台,即对国内外南诏、大理国研究方面的专著、论文进行系统收集,经归类编辑后,出版《南诏、大理国研究丛书》。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提出南诏史论纲、大理国史论纲。待时机成熟,正式编写南诏史、大理国史。 一、建立南诏、大理国史料研究平台南诏、大理国史料是研究南诏、大理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基础。南诏、大理国史料比较分散,主要集中在《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全唐文》、《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唐会要》、《唐大诏令集》、《大唐新语》、《唐语林》、《桂海虞衡志》、《岭外代答》、《全唐诗》、《蛮书》、《云南志略》、《六诏纪闻》、《南诏源流纪要》、《滇载记》、《南诏野史》、《滇云历年传》等历史典籍中。这些史籍既有唐人所作,也有宋、元、明、清时期后人所辑录,需要进行大量的考据和整理工作。南诏、大理国时期是云南历史发展十分重要的阶段,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迹,如大理州境内的崇圣寺三塔、太和城遗址、南诏德化碑、剑川石宝山石窟、弥渡南诏铁柱、羊苴咩城遗址等,以上历史遗迹均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南诏时期的重要历史遗迹。此外尚有大理国时期的弘圣寺一塔,大理市博物馆中的南诏、大理国时的墓碑,也 — 211—2005年3月 第22卷第2期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Y unn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V ol 122,N o 12Mar 1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