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库 最新最全的文档下载
当前位置:文档库 › 屈原中的屈原形象

屈原中的屈原形象

屈原中的屈原形象
屈原中的屈原形象

屈原中的屈原形象

学生姓名

内容提要:郭沫若先生不但是中国现代文坛中的伟大诗人,也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剧创作家。在郭沫若的笔下,《虎符》、《屈原》、《高渐离》、《南冠草》以及《蔡文姬》等都是不朽的佳作。在抗日战争期间,郭沫若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中的文学厅长,并运用自己对传统文化的驾驭力量,创造出六部抗战历史话剧,表现出高度的爱国情怀和浪漫理想,具有一种浓重的革命浪漫主义气质。在六部话剧中,以《屈原》最为著名。通过对屈原这一历史形象的文艺化改造,使得屈原的文化符号意义更加鲜明,屈原这一形象也随之变得更加丰满。

关键词:郭沫若;历史剧;《屈原》;屈原;人物形象

历史剧《屈原》通过对战国时期一位楚国人士血泪史的描写,抒发出话剧作者在审美理想上寄予的伟大革命情结,并孕育着内心深处强悍不屈的战斗精神。屈原在郭沫若这部话剧中的形象,也显得更加高大,也更富于罗曼情结和艺术气息,体现出作者深邃的文化批判能力和艺术重构技巧,不但对后来的《虎符》、《蔡文姬》等剧作艺术的飞跃产生过直接的影响,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坛中的所有戏剧创作而言,都存在着非比寻常的贡献[1]。郭沫若以一个“屈原”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使自己成为了和曹禺齐名的话剧大家。

一、屈原在传统时代的形象分析

(一)历史形象的二重性

屈原在历史上本来是一个比较具有争议的形象,在众多的史料记载中,屈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不但运用楚国的方言,改编成新的诗歌体例——楚辞,而且素有一定的政治抱负,一度得到楚怀王的信任和重用。但是由于楚怀王的能力与智慧不能与起初的雄心壮志达成一致,导致了屈原遭到了君上和周边奸佞的排挤,成为怀才不遇的悲剧英雄。屈原在汉代隋唐的民众视野中,具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然而及至文化高度发达的两宋时期,屈原的争议便不请自来,由于对传统的质疑风气很是浓厚,以苏轼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历史上曾经是否出现过屈原这个人,提出了很多否定倾向的假设[2]。到了文化研究万马齐喑的明清时代,统治者一味灌输君权至上的奴化教育,对传统时期的“负能量”人物及其创作索性只字不提,以至于纪晓岚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对于屈原的评价,也只有轻描淡写而已。因此,历史上的屈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形象。

(二)文学形象的完美性

但是根据易中天先生的总结,一个人物终究存在着至少三种形象,即历史形象、文学形象以及民间形象。历史形象在于客观性和冷峻性,民间形象则重在民众的喜好,具有喜剧性和直观性的感性特征,而只有文学形象,属于对历史典故和民间喜好的升华,因此具备着形象层面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如著名的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隋唐演义》等等,大抵如此。屈原的文学形象无疑也不例外,堪称历史形象和民间形象的塑造,进而构成了文学形象。而与历史不同的是,文学作为满足人类情感体验的需求,在对历史的改造中,总要进行一番主观化的“去粗取精”的艺术加工,使得文学形象本身具有更具典型化的意义和功能,因此“三教归一”、“拥刘反曹”等艺术倾向随之不请自来。郭沫若作为一个富于浪漫气息的剧作家,为了更好地实现“通过屈原的时代来反映我们的时代”,便剔除了苏东坡、纪晓岚等人对屈原的质疑因素,而是全部吸纳了对屈原的肯定和歌颂的一面,于是在舞台上,一个兼具爱国主义和政治智慧、文学才华的“高大全”的儒雅英雄,便很快应运而生。郭沫若《屈原》中的屈原形象,正具有着一种近乎完美主义的理想化改造。

二、郭沫若《屈原》中的屈原形象

(一)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者

在郭沫若的这部话剧中,屈原这一形象的伟大,首先在于他是一位矢志不渝的爱国主义者。尽管郭沫若在历史剧的创作中,更强调重视“失事求似”的创作原则,但在这一正能量的讴歌上,却没有对屈原进行半点的修改。听到楚怀王的召见和聘请后,屈原毫不犹豫地出任宰相之职,并积极辅佐楚怀王出台各种改革政策。而与历史上真正屈原有所不同的是,郭沫若先生作为新时代的达者,在屈原爱国描写的过程中,少却了一些愚忠于国君的笔法,使得屈原的这种爱国主义添加了一些现代主义的气息。例如他批评南后郑袖的闲散任性,鄙视流氓成性的公子子兰,并通过科学的教导,教会婵娟和宋玉奋发有为等情节的描述,都在不同侧面中突出了屈原的伟岸形象。

(二)畅想未来的理想主义者

屈原的诗歌本身等于开创了中国诗史上浪漫主义的先河,后人也通常以“屈骚精神”来比作艺术作品中的革命浪漫主义[3]。加上郭沫若潜意识里也存在着诗人般的理想主义的倾向,因此在屈原形象的塑造中,也极力对于屈原进行浓墨重彩地美化。屈原的直言敢谏、含蓄不露以及视死如归的伟大品质,在话剧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面对楚怀王对郑袖的特殊宠爱,他能够直言提出批评建议,鼓励大王应当勤政爱民,多多关注文治武功,向秦国的君王学习。面对着当面欺骗楚怀王的秦国使臣张仪,屈原在朝堂之上运用诗歌一样的驳斥语言,对张仪的种种假象进行无情的披露,若不是楚怀王昏庸,张仪早已灰头土脸。然而在驳斥张仪的过程中,屈原并无任何乖戾的姿态,而是通过张仪所为何言辞中的种种破绽的揭穿,使得在和张仪的博弈中,稳稳地占据了上风。即便是身陷囹圄,屈原仍旧在作者浪漫主义的点染下,对于宇宙发起了诗一样的狂风怒吼,在风儿“猛烈地咆哮”中,让奸诈的郑袖都感觉到有一种天崩地裂的惊悚之感。

(三)誓死不屈的斗士形象

视死如归是屈原在郭沫若话剧中最具亮点的形象光辉,也是郭沫若话剧的审美共性中,最为常态的一种表现。与曹禺笔下受困于命运桎梏与灵魂谴责的年轻人和复仇者截然不同,郭沫若话剧中的人物形象,不论是追求光明和希望的青年斗士,还是为家为国的复仇行者,都以杀身成仁的光荣举措为人生的终极荣耀[4]。前者如文成公主、蔡文姬、信陵君,后者则如夏完淳、如姬、高渐离,无不借助肉体的代价,来换取灵魂的永恒不灭。而屈原形象的高尚之处在于,兼具两大形象系列的精华。虽然在话剧中,作者对屈原的假定年龄定位不可能太低,但在开幕中,确实凸显出一颗年轻人的不屈意志和上进之心。他鼓励宋玉要像橘子一样玉树临风、与众不同,也常常激励婵娟鼓吹意志上的自由和高洁,也体现出一定的女性意识和女权主义的风格。

(四)不断进取的学者形象

郭沫若对于屈原形象的定位,也一直没能够脱离不断进取的学者形象上。屈原在历史上爱国诗人的定位,转移到了话剧中,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在郭沫若的话剧中,英雄与学者,很少呈现出脱离的迹象,这与作者自身作为现代儒者的优越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话剧《屈原》中,屈原的诗歌被改编成了白话体,以实现与读者拉近距离的需要。但是在清洁搭配的过程中,这种诗歌气势却丝毫没能够得到减退,教导宋玉时候的《橘树》、对峙招魂老翁时候的《离骚》以及受困于郑袖之后那一番惊天动地泣鬼神的吟唱,都为话剧的内容填充了无穷的唯美色彩和浪漫情调,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结合。

《离骚》中屈原的形象

xx师范大学 《离骚》中屈原的形象 屈原的强势 xx 27 新传2012级7xx 《离骚》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政治抒情诗,,也是楚辞和屈原作品中最具有代表性、最具思想性及艺术性的作品。它可以说是一首记录了屈原内心与外界的“战争史诗“。 解读这首紧紧关乎屈原心理与命运的诗篇,就不得不了解一下,屈原作为《离骚》的作者,他在诗篇中到底是寄予了一个怎样的自身形象。 阽余身而危死兮,揽余初其犹未悔。 不量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 屈原在这写到,纵使是身临绝境而丧失生命,回顾自己的初心,“我”也并不反悔。 临死而不惧,只因为回顾自己的人生,发觉没有可以反悔的原因。人们多数是在这解读出了诗人对自己心中理想的坚定执着,不错,然而又是什么让诗人对这个虚幻的理想如此坚持呢?综合总总看来,正是屈原的强势,坚守本心,然后强势地要求外界,使得屈原在诗中的形象呈现出一个至强而弱的矛盾体。 一对内的强势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xx余初度兮,xx赐予以xx。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屈原在开篇直接写出自己的出身来源,并在其中加入了强烈的感情来表现自己的“高贵”。看似直接并且狂妄地喊出自己的清高,实则也含蓄地为自己接下来的责备与期望提供了资本和背景。这是向外界表达自己是有足够的原因来要求和责备这个达不到他内心要求的世界的。 在接下来的诗句中,屈原又用了很多的段落来描写自己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且不论屈原在这一过程中使用了什么样的手法,他将自己的人生层次以此提高到了与所处时代不同的阶段。在冥冥中也以此向楚国的同僚们发出呼唤。 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屈原在表达自己对美好理想和高尚人格的崇高追求。但是,在当时楚国那样的社会与政治环境下,诗人还能抛开各种诱惑与同化力表达出自己对本身人格的超高要求,不得不说,屈原在对自己本身的人格修养上,是抱有极为强势的态度的。 这便是屈原强势的一个表现,即对内的强势。二对外的强势 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馋而齑怒。 屈原在此又以强烈直接的口吻说到,“我”匆匆地在前在后奔走效力,想要赶上先王们的步伐。你既然不肯鉴察“我”胸中的愚诚,更反而听信谗言使“我”非常的恼怒。 没有用什么委婉的说法,这里的屈原直接便是一句厉喝,直白的批判直指当朝。如此强烈的表达方式,既是对自己为了国家社稷劳累奔走的肯定,又是对楚王和馋臣们的斥责。没有劝告,只是一味的表达失望,屈原这种略显极端的语气正是因为他对自己祖国的期望太深,而自己的王臣们却令自己失望地太大。没有满足屈原对祖国美好蓝图的设计和要求。 既然自己心中强烈的“及前王之踵武”的愿望得不到满足,那么便只有无力地谴责。与前面屈原自己塑造的餐花饮露的个人形象不同,这里便是对自己的祖国,也就是对这个自己所依赖的外界的强势要求了。

史记人物分析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 《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 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 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这种情况非常普

第五章 屈原与楚辞

第五章屈原与楚辞 《诗经》之后三百余年,中国古典诗歌大抵处于消歇状态,至战国后期,一种“奇文”由楚国挺拔而起,那便是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它是屈原在深厚的楚文化基础上,并吸收中原文化的营养开创的一种新诗体。它以其美妙的歌声、突发的异彩,使沉寂已久的诗坛重新活跃起来,开创了我国诗歌史上第二个重要时期。它的出现,表明我国古典诗歌实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双峰并峙的发展道路,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由简短的抒情短章向叙事抒情长篇的发展,也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由集体创作向个人创作的转变的基本完成。 第一节《楚辞》的含义、渊源及特点 “楚辞”的名称,始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其本义是指楚地的言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今存最早的注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 “楚辞”具有鲜明的特点。它采用楚国方言,运用楚地声调,记载的是楚国的地理,描写的是楚国的风物,因而富有楚国的地方特色。它构思奇特,想象丰富,善于运用比喻、夸张等手法和神话故事,表现思想感情,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句子参差不齐,形式活泼自由,多用“兮”字,语句曼长流利,灵活多变,有停顿、有延伸,委婉而多情致。比起《诗经》更富有表现力,既能曲尽缠绵宛转之情,又增强了抑扬顿挫的音乐美,更富有文彩。 《楚辞》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楚民族在殷商时代已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楚国的强大、兼并战争的日益加剧和列国间交往聘问之事的增多,它进一步吸收了中原文化,儒、法、墨、名、阴阳等思想及经典都传入楚国并产生影响。屈原曾多次使齐,身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如他诗歌中的“举贤授能”、“修明法度”的思想和大量的比兴手法,就是直接继承和发扬了儒法思想与《诗经》的传统。但对《楚辞》产生最直接影响的还是楚文化。首先是楚地民歌。楚地民歌渊源甚古,《诗经》里的“二南”中已有一些带有楚地风物和语言特点的民歌。之后,春秋末有《越人歌》(《说苑》)、《接舆歌》(《论语》),战国时有《孺子歌》(《孟子》)。这些楚地民歌,句子参差灵活,多用“兮”字来加强节奏、舒缓语气,有的还用了兴句和双关语,已开楚辞体格。其次,巫风文化的熏陶。楚国一直盛行着殷商时代一种迷信色彩浓厚的巫风文化,在郢都以南的沅、湘之间,老百姓有崇信鬼神的风俗,喜欢举行祭祀活动。祭祀时要奏乐、歌唱、跳舞以娱神。这种巫术风俗的熏陶,培养了人们丰富的幻想力,滋长着美丽的歌辞和舞蹈,给楚辞提供了养料。其他如楚国的地理风物、方言声调等也给《楚辞》提供了直接营养。 第二节屈原的生平、思想及创作 屈原(前343?----前278?),名平,字原,又名正则,字灵均。战国后期楚国丹阳(今湖 北秭归县)人,楚王宗室。他少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卓越的才能和丰富的政治历史、天文地理、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知识。年青时,曾任楚怀王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很受赏识重用。后怀王听信上官大夫靳尚等人的谗言,疏远了他,让他做三闾大夫,失去了政治地位。怀王在被秦国欺骗下,与齐国断交,兵败 失地之后,一度又起用他,派他使齐修好。怀王24年,再次背齐合秦,不久把屈原流放到汉北。 楚国因此先被“合纵”联盟攻击,又被秦国夹击,再次丧失国土。这种情况下,屈原再次被召回,在他的努力下齐楚联盟恢复。怀王死后,顷襄王即位,屈原被流放到江南。流亡中,他“行吟泽 畔,颜色憔悴,”却仍然心系祖国安危,哀叹民生多艰,写下了大量的诗篇。顷襄王21年(前278)

浅论《史记》人物形象

浅论《史纪》人物形象塑造的特色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申艳丽 准考证号:050204100323 【内容提要】:《史纪》开我国纪传文学之先河,它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很有特色。本文主要从人物描写的方法、互见法的运用、突出人物形象的崇高美和司马迁的圣人情结等方面来分析《史纪》人物形象塑造的特色。 【关键词】:《史纪》互见法崇高美圣人情结. 【正文】《史纪》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给人们展现了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它是一曲英雄的颂歌,更是一部英雄的传奇,《史纪》之所以流传千年而不衰,除却其史学价值之外,其浓郁的文学色彩更是带给读者心灵的慰藉,西楚霸王所表现出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豪情,拨动每位读者的心弦,而兵败垓下是的苍凉及霸王别姬是的柔情,则带给我们一丝丝的惊讶,表面豪放霸气的项羽也有鲜为人知的一面。开创汉代百年基业的刘邦,其神秘色彩在司马迁笔下戛然而止,《史纪》让我们认识了一个真实的刘邦。司马迁以一个伟大史学家海纳百川的心胸还原了历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小人物荆轲第一次在司马迁笔下登上正史的大雅之堂,综观《史纪》全书,不管是震铄古今的帝王如秦始皇、汉武帝;家喻户晓的名臣如管仲、晏婴、萧何、张良;百战百胜的名将如白起、赵奢、廉颇、韩信;还是侠义型的有鲁仲连、荆轲、郭解,他们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史纪》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画,达到了入木三分的程度。所以鲁迅先生曾称赞《史纪》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毫不过分的。总所周知在特定的年代,特定的时期,敢于说真话,敢于坚持真理,不然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而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遇,通古今之风云成一家之言”的气度,更是让人折服。《史纪》中,看不见封建正统观念,甚至对同时代的汉武帝,司马迁也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批判。《史纪》中所展现的人是真正的人,复杂的人,有个性、完整的人。从总体上说,《史纪》人物形象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鲜明三大特点。 我认为,《史纪》人物形象塑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离骚》中屈原的形象

四川师范大学 《离骚》中屈原的形象 屈原的强势 王泽 2012300727 新传2012级7班

《离骚》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政治抒情诗,,也是楚辞和屈原作品中最具有代表性、最具思想性及艺术性的作品。它可以说是一首记录了屈原内心与外界的“战争史诗“。 解读这首紧紧关乎屈原心理与命运的诗篇,就不得不了解一下,屈原作为《离骚》的作者,他在诗篇中到底是寄予了一个怎样的自身形象。 阽余身而危死兮,揽余初其犹未悔。 不量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 屈原在这写到,纵使是身临绝境而丧失生命,回顾自己的初心,“我”也并不反悔。 临死而不惧,只因为回顾自己的人生,发觉没有可以反悔的原因。人们多数是在这解读出了诗人对自己心中理想的坚定执着,不错,然而又是什么让诗人对这个虚幻的理想如此坚持呢?综合总总看来,正是屈原的强势,坚守本心,然后强势地要求外界,使得屈原在诗中的形象呈现出一个至强而弱的矛盾体。 一对内的强势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赐予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屈原在开篇直接写出自己的出身来源,并在其中加入了强烈的感情来表现自己的“高贵”。看似直接并且狂妄地喊出自己的清高,实则也含蓄地为自己接下来的责备与期望提供了资本和背景。这是向外界表达自己是有足够的原因来要求和责备这个达不到他内心要求的世界的。 在接下来的诗句中,屈原又用了很多的段落来描写自己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且不论屈原在这一过程中使用了什么样的手法,他将自己的人生层次以此提高到了与所处时代不同的阶段。在冥冥中也以此向楚国的同僚们发出呼唤。 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屈原在表达自己对美好理想和高尚人格的崇高追求。但是,在当时楚国那样的社会与政治环境下,诗人还能抛开各种诱惑与同化力表达出自己对本身人格的超高要求,不得不说,屈原在对自己本身的人格修养上,是抱有极为强势的态度的。 这便是屈原强势的一个表现,即对内的强势。

第五章 屈原和楚辞

第五章屈原和楚辞 《楚辞》参考书: 《楚辞补注》,宋洪兴祖补注,先录王逸注(《楚辞章句》),又采取晋郭璞一派方法,增加了许多新奇的材料. 《山带阁注楚辞》,清蒋骥注,中华书局版. 《楚辞校注》,闻一多校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有独到见解.古籍出版社 《屈原赋校注》,姜亮夫校注, 常用甲骨文金文材料解说文句词语.人民文学出版社 《楚辞注疏长编》,游国恩主编,这套书共分《离骚纂义》,《天问》,《九歌》,《九章》,《招魂》五编.中华书局 《楚辞选》,马茂元选注,为楚辞入门之善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屈骚探微》,赵逵夫著,博采慎辨古代文献,利用考古出土资料,解千古疑案,为国内外学术界所推重.甘肃人民出版社. 《楚辞诗学》,杨义著,挖掘楚文化背景,深入探究诗人心灵世界,颇多理论创新.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楚辞的名称 楚辞:产生于楚地的新诗体. 《楚辞》楚辞作品集,集部之首. 楚辞作家,主要是屈原,其次还有宋玉,唐勒,景差等. 二,楚辞的文体特征 在形式上的明显标志是每隔一句,都有个"兮"缀于句末,篇幅较诗长,文辞繁丽,感情丰富,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与悲剧特征,有不歌而诵的发展趋势.名楚物,纪楚地,作楚声. 第一节楚辞产生的文化政治背景 三,楚辞产生的文化背景 (一)多种文化的交融 1.楚国民歌和地方音乐是"楚辞"产生的直接源头. 早在周初,江,汉,汝水之间的民歌如《诗经》中的《汉广》(周南),《江有汜》(召南)等都产生于楚国,其他一些文献也保留了不少楚国的民歌,如《论语·微子》中的《接舆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孟子·离娄上·沧浪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这一特点不仅在《楚辞》中很普遍,而且还影响到后世的一些文学作品. 2.楚国民间巫歌的影响 "楚人信巫鬼,重淫犯".民间祭祀时,必使巫觋(男巫)"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如《楚辞》中的《九歌》,就是根据楚国各地民间祭神的歌曲加工创作的.《离骚》中的巫咸降神,《招魂》中巫阳下招,以及《楚辞》中凡属诗人自我形象的塑造和高贵品质的象征,如峨冠博带,荷衣蕙缃,乃至丰富的神话故事,都是受巫风影响而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具体表现. (二)战国晚期楚国的政治形势 战国后期,七雄逐鹿,秦,齐,楚呈西,东,南鼎足三强,连横与合纵两大势力此消彼长,时有"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之说.楚国内部以屈原为代表的革新派难敌亲秦的保守贵族集团的明枪暗

《史记》悲人物形象分析及其精神解读

《史记》悲剧人物形象分析及其精神解读 主讲人:曾尚兰 教学目的:1,通过对《史记》这部史学、文学著作的介绍使学员了解走近《史记》,引起学员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兴趣与关注; 2,通过分析《史记》悲剧人物形象及其内在精神,使学员产生共鸣,并从这些人物身上获得一些人生、为官、 做人方面的启示。 教学重点:第三、四部分,通过对悲剧人物形象的分析揭示其内在精神意蕴及其对现实的启示作用。 教学难点:1,在对悲剧人物形象分析时,如何使课堂有趣味性、故事性; 2、如何深入浅出地揭示悲剧人物的精神意蕴及其对现实 的启示,使学员易于理解、能学有所得。 教学方法:讲授法、情境设置法、提问法、多媒体教学法 教学过程: 导语:《史记》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伟大的史学、文学著作,二十四史之首。《史记》记载了许多人物,其中有一类,他们的人生遭受了许多挫折、不公正的待遇,以至于他们或人生理想不能实现,或被逼走向生命尽头。这样一类人物,尽管他们命运坎坷,但是他们在困境中迸发出来的顽强抗争的精神却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人,他们也因此流芳

千古。这到底是怎样一群人物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人生,感受他们的精神力量和人格魅力。 一、《史记》及其作者介绍 (一)司马迁生平事迹 1、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是汉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汉武帝时任郎中、太史令、中书令。他撰写的《史记》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因此被后世尊称为太史公。 2、人生经历:少年受业、壮年游历、晚年获罪 司马迁的人生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史记·太史公传》中记载:“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在史官家庭中长大,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他的广泛阅读和遍布南北的游历,既为他写史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也使他在读书与壮游过程中萌发了写史的念头。父亲的临终嘱托更使得修史成为司马迁的神圣使命。所以,司马迁修史的最初目的与其父亲的宏愿是一样的: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写史的动因,之所以修史,为的是给西汉及前代历史作总结,颂扬圣君贤臣的德行功绩,是润色鸿业、歌功颂德的自觉行动。但是晚年的李陵之祸改变了他的人生。 李陵之祸:公元前98 年,李广的孙子李陵随贰师将军李广利

17 屈 原(节选)

下册第五单元舞台人生 17屈原(节选) 1.朗读课文,在朗读中把握人物的情感及人物的性格。 2.赏析文中所运用的修辞手法、象征手法,体会其表达效果。 3.学习屈原深切的爱国爱民思想和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有这样一个人,他身材魁梧,饱经风霜的脸上愁眉不展。腰系博带,佩陆离长剑,戴切云高冠,着雪白罗服。瑟瑟秋风下,踱步远方,似行吟泽畔,似引吭悲歌。他,便是屈原,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郭沫若的戏剧作品《屈原》,走进这位伟大诗人的内心世界。 二、教学新课 目标导学一:认识作者,了解作品背景 作者简介: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历史学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古文字学家。作品有诗集《女神》,历史剧《屈原》等。 背景资料:《屈原》写于1942年1月,正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半壁河山沦于敌手,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悍然发动“皖南事变”。郭沫若面对这样的政治现实义愤填膺,创作了历史剧《屈原》,以批判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展示了现实世界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爱国与卖国的尖锐斗争,起到了“借古讽今,古为今用”的作用。 屈原,战国时楚国人。出身贵族,曾做过左徒、三闾大夫。怀王时,主张联齐抗秦,选用贤能,但受贵族排挤不见用,遭靳尚等人毁谤,被放逐于汉北,于是作《离骚》表明忠贞之心;顷襄王时被召回,又遭上官大夫谗言而流放至江南,终因不忍见国家沦亡,怀石自沉汨罗江而死。其忌日成为后人纪念他的传统节日——端午节。重要作品有《离骚》《九章》《天问》等,对后代文学影响极大。 目标导学二:把握文本写作思路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把握故事大意,将本文的写作思路梳理完整。 明确:第一部分:诗人呼唤与歌颂风雷电这些伟大的自然力,表达了对黑暗的激愤和对光明的礼赞与向往。第二部分:借指斥神鬼偶像来抨击昏庸腐朽的当权者。 2.阅读课文中的舞台说明,谈谈其作用。 明确:舞台说明为舞台上屈原的动作、形象外貌做了一个必要的交代,为读者理解下文的震天撼地的呼喊做了铺垫。我们可以看到舞台上的屈原是一个坚持真理的爱国者,是一个受到奸佞残酷迫害的形象。 目标导学三:把握本文写作特色 1.文中作者将很多的事物赋予了其他的含义。请同学们归纳一下,作者究竟赋予了这些事物什么特殊的含义?这又是一种什么手法?联系作者的写作背景谈谈戏剧的创造主旨。 明确:风、雷、电:象征人世间追求正义、光明的变革力量。洞庭湖、东海、长江:象征人民群众。无形的长剑:象征坚定的信念。土偶木梗:象征无德无能、欺民惑众的官僚统治集团。没有阴谋、没有污秽、没有自私自利的没有人的小岛:象征寄托灵魂的一方净土。

第五章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和楚辞

第五章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和楚辞 第一节楚辞的名称和来源 “楚辞”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诗歌,它是《诗经》三百篇以后的一种新诗体。 “楚辞”这一句词不知起于何时。《史记》在张汤的传中已经提到它,可能至晚也是汉初就有的。至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书,定名为《楚辞》,从此以后,“楚辞”就成为一部总集的名称。 汉代一般称“楚辞”为赋,这是不十分恰当的。“楚辞”和汉赋,体裁截然不同,前者是诗歌,后者是押韵的散文,它们的句法形式、结构组织、押韵规律都是两种不同的范畴。再从音乐的关系上看,虽然都是不歌而诵,但汉赋同音乐的距离比“楚辞”更远些。所以司马迁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史记?屈原列传》)可见辞与赋本来是有区别的。由于汉赋是直接受“楚辞”的影响发展起来的文体,在习惯上汉代人多以辞赋并称,把屈、宋之辞与牧乘、司马相如的赋等同起来。于是辞与赋的概念混淆了,从此以后,屈原的作品甚至全部楚辞都称之为赋了。其实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文体,不应混为一谈。至于后人以《离骚》代表《楚辞》而称之为“骚”,如《文心雕龙》有《辨骚》篇,《文选》有“骚”类等。这和后人称《诗经》为“风”一样,虽然名实不符,都是有意把楚辞和汉赋两种文体区别开来。 “楚辞”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因素,决不是偶然的。春秋以来,楚国在长期独立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楚国地方文化。宗教、艺术、风俗、习惯等都有自己的特点。与此同时,楚国又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吸收了中原文化,也发展了它固有的文化。这一南北合流的文化传统就是“楚辞”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远在周初,江汉汝水间的民歌如《诗经》中的《汉广》、《江有汜》等篇都产生在楚国境内。其他文献也保存了不少的楚国民歌,如《子文歌》、《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见《说苑》中《至公》、《正谏》、《善说》三篇。)等都是楚国较早的民间文学,有的歌词每隔一句的末尾用一个语助词,如“兮”、“思”之类。后来便成为《楚辞》的主要形式。更重要的还是楚国民间的巫歌。楚国巫风盛行,民间祭祀之时,必使巫觋“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楚辞》中的《九歌》,其前身就是当时楚国各地包括沅湘一带的民间祭神的歌曲,祭坛上女巫装扮诸神,衣服鲜丽,佩饰庄严,配合音乐的节奏载歌载舞,很像戏剧场面。这就是那时巫风的具体表现。这种原始宗教的巫风对屈原的作品有直接影响。《离骚》的巫咸降神,《招魂》的巫阳下招,以及《楚辞》中凡诗人自我形象的塑造和高贵品德的象征,如高冠长佩,荷衣蕙纕,乃至丰富的神话故事的运用等,都是最好的说明。所以《吕氏春秋?侈乐篇》说:“楚之衰也,作为巫音。”“楚辞”就是这种带有巫音色彩的诗歌。 还有楚国的地方音乐对“楚辞”也有一定的影响。春秋时,乐歌已有“南风”、“北风”之称。钟仪在晋鼓琴而“操南音”,被誉为“乐操土风,不忘旧也”(师旷曰:“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见襄公十八年《左传》。钟仪事见成公九年《左传》)。从此以后,楚歌、楚声和楚舞一直为楚人所喜爱,见于文献记载者不少。这是很自然的。战国时楚国地方音乐极为发达,其歌曲如《涉江》、《采菱》、《劳商》、《薤露》、《阳春》、《白雪》等,“楚辞”的作者都已提及,“楚辞”虽非乐章,未必可歌(《九歌》经屈原改写后,是否用原来乐调歌唱,不能知道。)。但它的许多诗篇中都有“乱”辞,有的还有“倡”和“少歌”,这些都是乐曲的组成部分。《楚辞》中保存这些乐曲的形式,就说明它同音乐的关系非常接近。当然由于作者是楚人,他们所接受的音乐的影响也多半是属于楚国地方的。同时,与此有关而影响于“楚辞”的那就是楚国的方言。楚国的方言有特殊的意义,也有特殊的音调。《楚辞》中的方言极多,如“扈”、“汩”、“凭”、“羌“、

屈原中的屈原形象

屈原中的屈原形象 学生姓名 内容提要:郭沫若先生不但是中国现代文坛中的伟大诗人,也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剧创作家。在郭沫若的笔下,《虎符》、《屈原》、《高渐离》、《南冠草》以及《蔡文姬》等都是不朽的佳作。在抗日战争期间,郭沫若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中的文学厅长,并运用自己对传统文化的驾驭力量,创造出六部抗战历史话剧,表现出高度的爱国情怀和浪漫理想,具有一种浓重的革命浪漫主义气质。在六部话剧中,以《屈原》最为著名。通过对屈原这一历史形象的文艺化改造,使得屈原的文化符号意义更加鲜明,屈原这一形象也随之变得更加丰满。 关键词:郭沫若;历史剧;《屈原》;屈原;人物形象 历史剧《屈原》通过对战国时期一位楚国人士血泪史的描写,抒发出话剧作者在审美理想上寄予的伟大革命情结,并孕育着内心深处强悍不屈的战斗精神。屈原在郭沫若这部话剧中的形象,也显得更加高大,也更富于罗曼情结和艺术气息,体现出作者深邃的文化批判能力和艺术重构技巧,不但对后来的《虎符》、《蔡文姬》等剧作艺术的飞跃产生过直接的影响,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坛中的所有戏剧创作而言,都存在着非比寻常的贡献[1]。郭沫若以一个“屈原”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使自己成为了和曹禺齐名的话剧大家。 一、屈原在传统时代的形象分析 (一)历史形象的二重性 屈原在历史上本来是一个比较具有争议的形象,在众多的史料记载中,屈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不但运用楚国的方言,改编成新的诗歌体例——楚辞,而且素有一定的政治抱负,一度得到楚怀王的信任和重用。但是由于楚怀王的能力与智慧不能与起初的雄心壮志达成一致,导致了屈原遭到了君上和周边奸佞的排挤,成为怀才不遇的悲剧英雄。屈原在汉代隋唐的民众视野中,具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然而及至文化高度发达的两宋时期,屈原的争议便不请自来,由于对传统的质疑风气很是浓厚,以苏轼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历史上曾经是否出现过屈原这个人,提出了很多否定倾向的假设[2]。到了文化研究万马齐喑的明清时代,统治者一味灌输君权至上的奴化教育,对传统时期的“负能量”人物及其创作索性只字不提,以至于纪晓岚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对于屈原的评价,也只有轻描淡写而已。因此,历史上的屈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形象。 (二)文学形象的完美性 但是根据易中天先生的总结,一个人物终究存在着至少三种形象,即历史形象、文学形象以及民间形象。历史形象在于客观性和冷峻性,民间形象则重在民众的喜好,具有喜剧性和直观性的感性特征,而只有文学形象,属于对历史典故和民间喜好的升华,因此具备着形象层面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如著名的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隋唐演义》等等,大抵如此。屈原的文学形象无疑也不例外,堪称历史形象和民间形象的塑造,进而构成了文学形象。而与历史不同的是,文学作为满足人类情感体验的需求,在对历史的改造中,总要进行一番主观化的“去粗取精”的艺术加工,使得文学形象本身具有更具典型化的意义和功能,因此“三教归一”、“拥刘反曹”等艺术倾向随之不请自来。郭沫若作为一个富于浪漫气息的剧作家,为了更好地实现“通过屈原的时代来反映我们的时代”,便剔除了苏东坡、纪晓岚等人对屈原的质疑因素,而是全部吸纳了对屈原的肯定和歌颂的一面,于是在舞台上,一个兼具爱国主义和政治智慧、文学才华的“高大全”的儒雅英雄,便很快应运而生。郭沫若《屈原》中的屈原形象,正具有着一种近乎完美主义的理想化改造。 二、郭沫若《屈原》中的屈原形象

史记人物形象分析

史记人物形象分析 《史记?刺客列传》是唯一一篇记录刺客事迹的史书文章,记录了春秋战国时期五个不同的刺客以及他们的刺杀事迹。司马迁也是唯一一位将刺客列入史书的史官,因此,《史记?刺客列传》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既然司马迁把这5个刺客同列入一个类传中,除了他们都拥有刺客这个身份以外,他们五个应该还拥有共同的形象特征和精神特征。但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必然也会有异于其余四人的个性特征。本文将从五个刺客的形象入手,着重分析他们共同的形象特征以及各自独特的形象特点,并且简要概述在这些形象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特征和对后世的影响。 一、刺客形象分析 (一)有勇有谋,有情有义的共同刺客形象 1.“士为知己者死”的情义 《史记?刺客列传》中的五个刺客,他们行刺的最根本的动机都是对“义”的履行,如豫让所说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他们冒着死亡的风险进行刺杀行为,原动力就是“义”。而这里所说的“义”,是一种“基于一定物质待遇和精神待遇的人际关系的准则”。1,即当对方给予自己一定的物质待遇以及精神上的尊重和能力上的肯定,自己也应报答对方。“义”是刺客个人情感的体现,具体描述为讲义气,有情有义。 五个刺客都是重情义之人。曹沫作为鲁国将领,虽然“与齐战,三败北”,但是鲁庄公“犹复以为将”。曹沫与鲁庄公的关系就是“君

臣知遇关系”2。曹沫劫齐桓公,除了为了鲁国国家利益,还出于对鲁庄公知遇之恩的一种回报。同样的,在伍子胥向公子光引荐专诸以后,“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当然,专诸为公子光刺杀王僚,应当是有一部分原因是物质上的回报,但是“善客待之”除却了物质上的回报,还有精神上的尊重。 2.视死如归的勇敢 刺杀是一种高危的行动,常常以生命为代价,除了曹沫,其余四个刺客都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因此,要成为一个刺客,视死如归的勇气和勇猛高超的武技都是必须的。 除了豫让,其余的四人并没有选择诸如毒杀的方式,而是选择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直接的刺杀,而且选择的武器,不是刀,不是剑,而是匕首;刺杀的动作不是劈,不是砍,而是刺。“唯‘刺’的时候,身体门户大开,全力以赴,‘刺’让刺客们的刺杀举动有了一种一身博人的壮烈情怀。”3在最初选择刺杀工具与方式的时候就已经体现了他们的“勇”了。 于荆轲,司马迁着了更多的笔墨在他身上。一段经典的易水送别,营造出了一种悲剧氛围,用于塑造一个义无反顾,视死如归的勇往直前的英雄形 象――荆轲。同时,荆轲在太子丹欲先遣秦舞阳之时,叱太子“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的话语中,也体现出荆轲之勇猛。在刺杀失败后,荆轲“倚柱而笑”,面对刺杀失败,面对即将来临的

第五章屈原和楚辞

第五章屈原和楚辞 第一节楚文化和楚辞的产生 一、先秦楚国的发展和楚文化的特征 季羡林认为“中国古史应当重写”,缘由就在于“楚文化或者南方文化至少可以同中原文化 并驾齐驱”。《诗·商颂·殷武》记载:“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 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被商商王朝征服后,荆楚之地正式被商王朝纳入统治 版图,成了其麾下的“南土”之地。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证明,为了监管“南土”之地的民众, 确保商王朝在此区域的绝对统治,商王朝在今天的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的盘龙城建立起了一 个庞大军事重镇,一旦有人反对它的统治,它就可马上发兵攻讨。荆楚之地的楚国先民们不 堪忍受奴役,常起兵反抗。商王朝则出兵讨伐。《诗经·商颂·殷武》所记的“挞彼殷武, 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就是描写商高宗武丁对楚国先民进行讨伐的场景。这是史 料记载的商与荆楚最激烈的一次战争。战争的规模很大,商王朝的势力深入到了荆楚之地的 纵深地带,荆楚也竟有强兵劲旅与之抗衡。虽然通过武丁的征伐,荆楚部落又重新臣服于商。 但是,这种征服和反征服的战争一直是存在的,到了商王朝的后期,也愈演愈烈。殷墟卜辞 上多有“弗雀噩在南”和“多亡祸在南土”等的记载。楚国先民在长期的对商斗争和对外部 落冲突中建立起了一支保护部落生存的武装力量“荆之旅”,部落联盟的酋长就是这支武装 力量的首领。楚国虽然在卑事商王朝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进行反抗,但却自觉与不自觉中接 受了商文化,掌握了青铜技术,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其政治经济不断向前推进。经过数 百年的发展,其力量也不断强大。商王未年,当新的势力开始在中原兴起,王朝更迭渐成定 局之时,对商怀有血海深仇的楚国先民们,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了周部落所建立的同盟中,全 身心地投入到了灭商大战之中。楚国先民成了灭商兴周运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同时, 楚国作为方国之一,他们的贵族子弟可以来到商的学校接受教育,所以楚国能够在后来在语 言、文字和物质文化方面同诸夏同步。《史记·楚世家》:“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 鬻熊子事文王,蚤卒。熊通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子”周王朝给予内 附有功的异族酋长的封号,表明楚臣服于周。《楚宝》载:“鬻熊……年九十始见于文王, 王曰:‘噫,老矣’鬻曰:‘使臣捕兽逐鹿已老矣,若使坐策国事,臣年尚少’文王善之, 遂以为师。”贾谊《新书》载,文、武、成三王都曾师事鬻子,咨以国事。《汉书.艺文志》 有《鬻子》22篇,并加小注曰:“鬻子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史 记·楚世家》载周成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 丹阳。”始有明确的姓和都城。但据《史记.孔子世家》载令尹子西语:“楚之祖封于周, 号为子男五十里。”还有《国语·晋语八》“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 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楚世家》“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 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左传·昭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 并事康王”。西周初年周楚关系相当和睦。据说周公曾南奔楚。《左传·昭七年》追记鲁襄 公访楚前梦见周公祖而行。昭王伐楚,《竹书纪年》、《吕氏春秋》皆有明文,《左传·僖 四年》管仲更以此事作兴师问罪的借口,此事的真实性无可怀疑。西周末年楚国开始崛起。 熊渠,勇力过人,胆略非凡,是楚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国君。由于他功绩卓著,楚国后人也 是把他作为神奇人物传颂的。如《韩诗外传》说:“昔者熊渠夜行,寝石,以为伏虎,弯弓 而射之,没金殷羽,下视,知其为石。”《史记·龟策列传》甚至还说,连后羿的射技也不 及熊渠。熊渠不仅善射,在战场上勇于作战,而且在政治上也很有头脑。他向周围地区的开 拓,大致执行的是近交远攻、先礼后兵的方针。楚国发迹于丹、淅,后向睢山、荆山发展, 即沿丹水而下,逐步至汉水流域。其间广阔地带,杂居着群蛮百濮等方国部落。此外,西南 有巴人,东南还有扬越。在周王朝的压迫下,楚人一方面臣服姬周,一方面巧与周围方国部 落周旋,求得生存与发展。《史记·楚世家》称熊渠在江汉地区甚得人心,“蛮夷皆率服”,

部编版九年级语文下册17 《屈原(节选)》课后习题参考答案

17 《屈原(节选)》课后习题参考答案 一、话剧剧本主要由人物对话组成,有时也会安排大段独白表达人物的心理和情感。课文节选的这一场,靳尚和郑詹尹对话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二人的对话与屈原的独白有什么联系? 参考答案: 课文节选的这一场中,靳尚先出场,郑詹尹随后,二人展开对话,主要是商议如何处置屈原。靳尚策划恶毒的主意,郑詹尹尚有一丝疑虑,但郑詹尹并不是不忍杀害屈原,而是觉得屈原无足轻重,然而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屈原随后出场,用独白的形式,对风、雷、电进行了一番热烈的颂歌。屈原在独白中展示出的光明磊落、冲破黑暗、睥睨一切的胆识和勇气,与前面靳、郑二人的猥琐、阴暗、奸诈形成鲜明的对比。二人的密谋、对话,把他们和屈原的矛盾冲突推到顶点,既引出屈原的出场,也为后续情节的展开奠下基础。 二、课文的主体是屈原的独白。反复朗诵这段独白,体会“风”“雷”“电”等形象的象征意义,说说独白表达了屈原怎样的思想情感。 参考答案: “风”“雷”“电”象征人世间追求正义、光明的变革力量。对风雷电的呼唤与歌颂,表现了诗人对黑暗世界的强烈愤懑和摧毁黑暗的热望,也表达了诗人对光明未来的热烈追求。 三、阅读剧本,要注意舞台说明,这样有助于把握戏剧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心理、性格等。找出课文中的舞台说明文字,分类概括其不同作用。 参考答案: 剧本中的舞台说明主要有如下几种作用。第一,提示剧情发生的时间、地点、环境、道具、布景,有铺陈、渲染之效,既能推动剧情发展,又有助于刻画人物性格。如课文开头的“东皇太一庙之正殿……时有大风咆哮”一段,描述了剧情发生的时间、地点、环境、布景等信息。第二,提示人物的上下场信息。如“靳尚带卫士二人,各蒙面,诡谲地由右侧登场”“靳尚与二卫士由左首下场”,这是提示人物的上下场;“郑詹尹立在神殿中,沉默有间……将屈原带出”“屈原手足已戴刑具……则拳曲于胸前”,这是屈原的上场,提示屈原的衣着、容貌、神态等。第三,通过对人物在道白、演唱过程中的动作、情

九下语文屈原 (教案)

《屈原》教案 一、教法建议 【抛砖引玉】 ( 一 ) 郭沫若是我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对其生平及作品要向同学们作介绍。 ( 二 ) 老师需向学生介绍清楚本剧写作的历史背景及写作意图,以便把握本文主题。 ( 三 ) 屈原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对屈原生平及作品特别是其爱国主义精神和高洁的品质,更有必要让学生了解、掌握和领会。 ( 四 ) 学习本文,了解本文的精髓,即主要学习屈原的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不随波逐流、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品质,学习他心系国家至死不悔的爱国主义情操,培养学生爱集体爱国家的主人翁责任感。( 五 ) 能够归纳总结屈原形象。 ( 六 ) 本文的核心是“雷电颂”部分。屈原的形象主要就是通过这一部分的内心独白塑造的。 ( 七 ) 学习本文的修辞手法。 【指点迷津】 ( 一 ) 必知点: 1 . 郭沫若简介: 郭沫若 ( 1892—1978 ) ,我国现代杰出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剧作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原名郭开贞,笔名沫若。

四介乐山人。1918年开始新诗创作。1921年与郁达夫、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并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女神》。抗日战争时期,创作了《屈原》、《虎符》、《棠棣之花》等历史剧。解放后,发表了蔡文姬等戏剧,著有《奴隶制时代》等书,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 2 . 屈原简介: 屈原 ( 约前340—约前278 ) 我国最早的大诗人。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战国时楚国人。初辅佐怀王,做过左徒、三闾大夫。主张彰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后遭谗去职,迭遭放逐。至首都郢为秦兵攻破,遂投汨罗江而死。后世所见屈原作品,皆出自西汉刘向辑集的《楚辞》。这本书主要是屈原的作品,其中有《离骚》一篇,《九歌》十一篇:《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九章》九篇:《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天问》一篇。等等。 3 . 本文写作的背景及写作意图: 背景见预习提示。 写作意图:古为今用,借古讽今。用作者的话说当时是“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作者“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的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作者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

谈谈《史记》人物形象

谈谈《史记》人物形象 《史记》作为我国古代的伟大文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史学和文学上的巨著,其文学成就影响深远。而《史记》的人物形象就是它的一大特色,为后世作者的创作开创了先河。 项羽这一人物形象,是《史记》中的重要人物形象,描写的细致入微,栩栩如生。就其从社会价值和价值判断来说,《项羽本纪》就有典型的意义。人们对事物能否满足主体的需要以及满足的程度作出判断,就称为价值判断。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必须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社会历史性,是主观与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具体情形。社会价值是指人通过自身和自我实践活动满足社会或他人物质的、精神的需要所做出的贡献和承担的责任。《史记》里的本纪,本以各代帝王为中心,叙述各朝代的兴亡及重大政治事件。项羽虽没有成功帝业,但因为在秦末农民战争中,在秦汉鼎革之际的一段时间里,他发政令、称霸王,权同帝业,所以司马迁列项羽于本纪。项羽一生气宇轩昂,踌躇满志,一心要成就一番大业,但由于他本身性格上的目空一切、自以为是,认识上的偏差,作战谋略上的失误,血气方刚而智谋不够,最终只能是走投无路,落得个乌江自刎的下场。对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项羽本纪》一文中自始至终都曾做过生动传神的描写。如写项羽年少时学书学剑都不成,但他却自有道理:“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他的一番话就体现体现出了他只求一蹴而就,不懂得循序渐进,逐步积累自己的理论知识、实践经验,来使自己有足够的阅历来对付战乱中的各种情况。后来,他的叔父就叫他去学兵法,但“又不竟学”,半途而废。但他的大志却也着实难得,如他看到秦始皇巡游会稽,渡钱塘江,便“口出狂言”:“那人可取而代之。”他力大无比,才气超人。为了自己能在战乱中召集各路各派,反倒秦军并能使下属无所谓惧作下了铺垫,埋下了伏笔。如他在进攻秦军的过程中,由于看不惯守义在危难之中还兀自贪图享受的行为,便谎称“守义和同齐国合谋反楚,楚王密令杀掉他”,而杀死了守义父子。 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作为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在人脑中的反映,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上的具体体现;然后,引出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是否正确取决于人们的认识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一结论。 可见,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就必须坚持真理,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走历史的必由之路。 巨鹿之战的巨大胜利,使项羽更为骄傲,本来就无深谋远虑的他更显得头脑简单,轻视敌人。当时项羽兵有四十万,刘邦只有十万。下属范增劝项羽:沛公在山东的时候,贪财好色,如今进了关,什么都能抛弃,一心想成就自己的事业,要赶紧进攻,不要失掉良机,否则会后患无穷。但项羽却根本听不进,而轻信项伯的话,在鸿门宴时,,他明明可以杀了刘邦,但他却白白失掉了机会,给刘邦消灭自己创造了条件。 鸿门宴以后没几天,项羽就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进咸阳城,他以不可一世的气概,推翻了暴虐的秦王,却也因为残酷的烧杀而失掉民心,同时埋下了日后败亡的凶机。项羽行军打仗有勇有谋,可是政治头脑却太幼稚,他竟然凭使者的一面之词,就怀疑衷心耿耿的范增勾结刘邦。 在项羽流动作战疲于奔命之时,刘邦却不断为巩固自己的基业而深谋远虑,经过两年多的战争,楚汉优劣形式发生逆转,刘邦正拥有广大的后方,实力大增,乘机发动垓下之战,

相关文档
相关文档 最新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