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书评

齐弋博内容摘要：《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是瞿同祖先生的作品，该书以中国古代社会风俗和法律这两个点的相互关系来说明中国法律的主要特征，文中介绍家族、婚姻、阶级和宗教巫术。有纵向的分析也有横向的比较，如同在这段历史上打出一个网格，让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法律与社会的关系。

关键词：社会史的视角风俗伦理父权法律特权法律儒家化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是瞿同祖根据其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的中国法制史和社会史讲稿改写的，初版于1947年。后由作者加以修改补充，译成英文，于1961年在国外出版，1981年作者又应中华书局的要求对原书作了某些修改，再次印刷出版。本书一共有六章，前面有一个导论，后面有一个结论，书的最后还附有《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一文。

作者在导论中便提出，本书主要目的在于研究并分析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主要特征，作者认为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制度、社会规范之一。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极为密切，任何法律都是为了维护和巩固现有的社会制度而制定的，如此一来，只有充分的了解产生某一种法律的社会背景，才能了解这些法律的意义和作用。

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二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社会的基础，也是这个法律所着重维护的制度和社会秩序。

本书前两章讨论家族、婚姻，家族是社会的基本单位，首先对“家族”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书中讲中国的家族是父系的，以父亲而论，则凡是同一始祖的男系后裔都属于同一宗族团体，概为族人。一般情况下，家、族应区别理解，家为一经济单位，为一共同生活团体；族为家的综合体，为一血源单位。继而由家族谈到家长权。’“子孙违犯父的意志，不尊约束，父亲自可行使权力加以惩责。社会上承认父亲这种权力，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则才说他的权力是法律所给予的”。由此可见在社会和法律都承认家长或族长权力的时代，家族是最初的司法机构。作者以家族主义的观点，对中国的封建法律规定的亲属间犯罪的几种主要形式，如杀伤、奸非、盗窃等，作了分析，并对司法审判中的几种例外情况，如亲属相隐、代为受刑以及缓刑免刑等的原因沿革作了细微的阐释。

婚姻关系成为联结着一个个长幼有序的家庭之间的纽带，“婚姻者和两姓之好”建立在两姓关系之上的婚姻制度昭示着代表家族之间的结合关系。无论婚姻关系的缔结还是解除，其核心问题都是家族利益。婚姻关系联结了不同的家族，但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以父权为核心的家族等级制度结构中，一个家族与

其妻族的关系以及疏薄，婚姻关系更多的是在社会意义而非法律意义上影响两个家族的关系。婚姻中较有意义的或许是妻的地位问题，在一夫一妻多妾制下，妻虽有“与己其者”之名义上的平等地位，实际上还是隶属于夫的权威。在中国古代社会，女性仅为家族的附属品，出嫁之女，出嫁之前从与父，出嫁之后从与夫，断无多少权力可言。而妾的地位更是卑微。“聘则为妻，奔则为妾”，妾并非家族成员，故非“两姓之好”。女子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地位可见一斑。

跳出以血源关系为核心的家族和婚姻的藩篱，阶级便成为在社会层面上划分等级秩序的标准。家族内部划分长幼有序的标尺扩张到整个社会，便成为尊卑有别的砝码。不同的阶层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细化至饮食、衣饰、房舍、车马均可以以法律作出强制规定。阶级间通婚成为禁忌，以维护血统的纯正和阶级的尊卑。法律针对不同的阶级作出了区别性的规定，亦有一根体现阶级间差序格局的数列蜿蜒而下，精准地针对不同身份、地位的人作出度量。

书中还介绍了当时的一些封建思想，如宗教巫术等。在我们现在看来荒谬可笑，但是在当时对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晓得神判法是人们在不能利用自己的智力搜索犯罪证据或迫使嫌犯吐露实情时，不得不仰赖于神的一种方法，世界各国都经历了有神判向刑诉的变迁，其产生并适用便必定有适合其生存的土壤，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个朝代都会有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法律，这些制度和法律既是为了适应这个社会，同时也是演变发展的结果，制度和法律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一定是最适合当时需要的。

作者还以相当大的篇幅，从生活方式、婚丧祭祀、法律特权等几个方面，对中国社会各阶层作了深刻的剖析，并从礼与法、德与刑和以礼入法几个角度阐述了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相互影响以及中国法律逐步走向儒家化的过程，揭示了儒家思想在我国古代法律中的深远影响。

一、特色理论

（一）、独特的视角和理论方法

所谓社会史的视角就是把着眼点放在整体而非个体之上，即使它偶尔涉及个体，也是将其视为社会现象或社会关系的具体体现来研究的。作者文中所提到的问题大多为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举出的事例或者公文资料也是为此提供事实证据。在体例安排上，采取独特的专题式撰写方式，将法律和社会结合起来予以研究，单从各章节名称上即可知，这是一部从下往上看的历史，家族-阶级-巫术与宗教-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这样的行文脉络可见其最基本观点：家庭本位才是中国古代法的真正立足点；了解中国法律的缘起、发展和影响，需从中国基本底层拾级而上，方可见历史走向和动力所在。

上层政治与经济基础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两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有机整体，割裂其中一个去谈另外一个是简单而抽象的陈述罗列，把两者结合起来方为论证，方位研究，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尤为如此，中国传统法律牵涉甚广，是社会文化里面重要的一部分，不可能脱离整个社会而独立存在。以法律社会学来研究法律相关的历史经验事实，不会把法律看成一个绝对孤立的存在。正如作者所说“中国古代法律之所以特别着重家族主义及阶级观念，便是因为家庭和阶级是社会组织的主要支配力量”。

在瞿先生的著作中鲜有法律如此规定而后使人们遵守而变成习惯并为后世承传，著作中一贯以社会风俗习惯为起点列举大量的事实，并结合“礼”，去说

明当时的法律。看上去像是讲传统风俗“礼”对于社会的影响和控制，在当时的实际生活中也确实起到重要的作用，法律是为他们服务的，成为它的载体。在封建君主专制体制下难免会出现违背民众意志和利益的法律，其中较为突出的表现在关于婚姻的法律规定，“娶者果不知情实系明媒正娶者，虽律应离异，有犯仍按复制定罪。法律的侧重点在这一条例上是更显而易见的。法律一方面不认同姓婚的效力，一方面又不否认基于这种婚姻而有的亲属关系，以名分为重。”[1]其矛盾真反应同姓不婚律与社会的失调。又如“姑表、舅表、姨表兄弟姊妹在唐时不禁为婚。宋律虽沿唐旧，但实际上判例与律文并不一致，司法常有断离者，明、清律始立专条禁姑舅两姨兄弟姊妹为婚，违者杖八十，离异。但我们应注意实际上中表婚是极普遍的习惯，法律的实效是颇可怀疑的。弟收兄嫂，兄收弟妻在法律上为禁忌，在社会上仍予以承认，其实只要不犯其他刑事案件因而牵连到此点，亲族地保不必担忧八十重杖的痛苦，本人也无绞监侯之虞。无论在绞立决、绞监侯的法律具文之下许多违反这一条法律的夫妇都不曾受到法律上的干涉，而继续婚姻生活。”[2]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而制定的法律或与社会不相适应时，该法律便会被束之高阁变为具文，更有甚者便是暴政。可见瞿先生是结合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整个社会来分析法律的起源，它的实施，以及法律与社会风俗之间如何的协调，礼与法之间的关系，在家族与阶级之间法律是如何发挥其惩戒以及规训作用的，从而探讨传统社会的特征。瞿先生在本书中意欲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古代的法律从汉朝到清朝是否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另一个是中国古代法律的立法原则以及其精神是什么，瞿先生将自汉至清两千余年的法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在个章节不同题目下进行讨论，从而得出立的住脚的观点，瞿先生认为，从汉至清中国法律制度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与阶级概念上，其基本精神就是要维护这种社会秩序，引入入法，以礼法来教化四民。作者把意识形态结合社会和经济基础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以说明法律的产生根基，是有什么样的土壤种什么庄稼，而非想种什么庄稼找什么土壤，其说服力便在其中。

（二）、对古代风俗伦理的归纳分析

法律的来源主要有两点：一种是社会的传统风俗，在历史上任何国家任何朝代都没有一成不变的法，于是便有了第二种来源：社会人民的需要，“一个人在社会之中，必有其所当守的规则，此等规则，自人人如此言之则为俗，自一个人必须如此言之，则曰礼。故曰礼者，履也。违犯礼节就是违反习惯，社会自将加以制裁，故曰：出于礼者入于刑”。[3]

中国的统一依靠传统风俗，传统风俗在人们心中已根深蒂固，法可知或者不可知是一种潜在的威慑，使人产生恐惧而不敢犯，然而风俗或曰礼大多为民众知悉并且接受，是人们的一种自我约束，如有“大夫有违礼的行为，有何反应，这是应当进一步研究的问题，通常所得的社会反应是舆论的制裁，一违礼的行为长引起舆论的轻视、贬责和讥嘲，我们不可轻视这种消极的制裁力量。”[4]“遭受恶意指责和讥嘲的人，不但将为同类所不齿、所贱视、无地自容，甚至被排斥与

[1]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版，P101

[2]同上注，P102

[3]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P167

大夫或君子团体之外，更重要的是政权全部把握在士大夫阶级手中，则全体或者大多数人对于某一二人的非难与恶感。可能暂时或永久剥夺其政治生命。”[5]由此可见风俗在维护社会秩序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今天看来如此，在古时看来亦是如此，风俗、“礼”作为出于社会问题纠纷甚至犯罪的首要调整对象，对于礼无法解决的问题或者较为严重的问题，才会由官员按照法来作出判决，传统风俗作为实际的“裁判者”可谓有弊有利、的是参半，益处在于从以前的经验中学到宝贵的治世伦理，从而达到稳定社会、教化民众。其弊端在于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万象有些传统显得不合时宜，与现实社会难以相适应，尤其与当时法律相违背而出现僵局。“对于礼数、礼服、迎亲车舆限制不可谓不严，但是事实上社会上往往不严格遵守这些禁令，一般人都好风光，趋向于豪奢，不但财礼婚宴等等如此，即以仪仗而言，平日的禁令虽极严格，婚礼中则颇多僭用，官吏往往对此特加通融，不认真纠察，久而久之便成为一种风气。”[6]事实告诉我们，法律规定并没有发生很大的效力，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是这样，在丧葬方面也是如此，孝道本为朝廷所倡导，人子厚葬其亲，原为孝道的表现，丧家往往不惜以身试法，政府方面实有防不胜防、罚不胜罚之苦，政府同时为了表现孝道也不便过于认真追究，大多应付了事。又如有如复仇的规定，《周礼》复仇合法化并有相关的规定，在西汉末年已经有禁止复仇的法令，北周时代的法律对复仇者亦处死刑，唐宋以后的法律都一贯禁止复仇。“元律才有复仇的规定，父为人所杀，子殴死仇人不但无罪，杀夫之家须付烧卖银五十两，明清根据元律稍加变通，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子孙痛急激切，登时将凶手杀死可以免罪的，但时候稍迟再杀便不能适用此律须杖六十”。[7]

可以看出从东汉末年以来的法律，除了元代这一时期外，其他朝代都禁止人民私复仇。法律上规定都有共同的趋势，生杀权有皇上掌握，人民可以请求政府为之昭雪。我们应注意从法律的立场讲，杀人便应抵罪，法律上本没有复仇的规定，复仇者得以减免已经是法外施仁，可是在民众而言，尤其是读书人，却以例外为正，大加赞许，对例内大加抨击，认为其做法有乖教化，不足为训。在这里礼与法之冲突，法律与人情之冲突便可以看出。

在瞿先生的书中，讲了不少这样的法律，作者通过对社会背景风俗的描述，便可以看出各朝代那些不合时宜的法律的来龙去脉，通过了解他的土壤了解的存在判断他的合理性。

从婚姻方面来看，中共的传统风俗婚姻者和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婚姻的目的是为了维系宗族的延续，夫妇二人的意思不是最主要的因素，因此便有“婚姻者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唐宋嫁娶违律的责任由主婚人以及当事人分别负责，而以主婚人为首，嫁娶人为从。明清律才改为独坐主婚，其责任与族父母、父母相同，同事将外祖父母也加入期亲主婚人之内”。家族中直系尊亲属，尤其是家族中的男性直系尊亲属，有绝对的主婚权。“《礼记》云：妇顺着顺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夫在此顺序中的比较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8]从整个家族的立场来讲，新娘的成妇之礼的重要性要远胜于成妻之礼，所以觐见舅姑和庙见便是一极端严重而具有重大意义的礼节。

法律规定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与道德。在婚姻中，有些法律规

[5]同上注，P219

[6]同上注，P194

[7]同上注，P80

定还是要与社会习俗相协调的，比如族内婚，但是司法对于同姓婚一般是不予过问的，这是法律所不容许的，但是在民间尤其是穷苦人家，因经济的原因却由此习惯。这些婚姻一般由父母主婚通知地保，有公开的婚姻形式，并不是偷偷摸摸的。在法律为禁忌，在社会上予以承认。皇帝也会因此而变通旧例，可见风俗如此，不得不加酌改。

在阶级方面，儒家强调“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9]如何维持这种差异，使贱贵有别，上下有序？唯有“以教育、伦理、道德、风俗以及社会制裁的力量维持之，且将其编入法典中成为法律。”[10]儒家强调等级社会，所以法律要求严格区分官吏与士庶，并且给予管理家属以特殊的社会地位及权力。防止良贱之间的互通，严格维持等级制度。比如“良贱为婚要受法律制裁，这里指贱男娶良家女。立法的愿意值得我们主义。女子是从夫的，如果一个良女嫁与贱男，那么她便沦为贱籍了。所以法律对良人加以保障，严禁贱人以良人为妻，法律不仅立有良贱互不为婚的专条，对于违反者加以法律制裁，并且法律从根本上否认这种法律，予以撤销的处分”。[11]

官吏和平民身份不同社会地位便有很大差别，官吏享有很多民众不能享有的特权，其差异和特权可谓是方方面面，从门饰到车舆房舍，从贵贱有别到“刑不上大夫”。在传统思想的影响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根据身份的不同存在很大差异，良贱之间尊幼之间相犯，处罚标准是根据两人之间关系而定，由犯长，关系越是亲密出发就会越严重，尊犯幼则正好相反，两人关系越是亲密处罚越轻，这便是按服制定罪，这个定罪标准在古代长期以来都是作为法律为人们遵守，其由来也是传统社会的父权或者说是家长权，家长在家庭或者家族中享有绝对的控制权，故而以下犯上便为社会所不能容忍，继而便出现了相关的法律，用法律吧传统固定下来以增强其威慑力，以求社会纲常伦理的稳定。在我们现在看来可能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更能维护社会稳定吗？我们应注意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矛盾，矛盾便是不稳定因素，在古代封建君主专制体制条件下以下犯上肯定要比上犯下严重得多，整个社会都处于“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种严格的上下之分中。

从法律的角度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的家族、婚姻、阶级关系，我们可看出，中国社会是一个极度重视礼治的社会。对于不尊礼的人处罚是极其严重的，对于尊礼者即便有乖法律，仍会受到赞许，在清末年间西方先进法律思想流入中国，对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派主张修律，遭到了礼派的攻击和反对，到最后法派不得不做出妥协，以礼派的胜利而告终，此番论战显示了中国传统礼法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的影响。

（三）、对古代法律的反思

其一，“父权”父权无与伦比的权威体现在家族的方方面面，瞿先生没有给父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通过字里行间对父权的阐述似乎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概念：父权是封建家族的家长对其家族中一切人和物的最高支配权。

一是父权之生杀之权。古人云：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说的正是父亲基于父权掌控对子女的生杀之权，昔日秦二世诏赐蒙恬及扶苏死，扶苏说：父而赐之

[9]同上注，P18

[10]同上注，P19

死，尚安敢复请？不敢半点违抗父权，勘称典范。

二是父权之绝对财产权。《坊记》云：“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才。”又《内则》云：“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家长对家族财产具有绝对的财产权，子女充其量只能享有使用权，而绝对不能享有处分权。甚至对子孙擅自处分家财动辄究以刑事责任——“历代法律对于同居卑幼不得家长的许可而私自擅用家财，皆有刑事处分，按照所动用的价值而决定身体刑的轻重，少则笞一十二十，多则杖至一百”。[12]三是父权之神圣不可侵犯。封建社会的父权神圣不可侵犯最突出的体现是父母人身权利的不可侵犯。首先，父母人格不可侵犯：常人相骂并不为罪，而子孙骂父母、祖父母却是犯罪，按唐、宋、明、清法律当处绞刑;[13]再者便是父母身体不可侵犯，主要体现在对冒犯父母的严刑峻罚上：子孙殴父母(不论是否有伤及伤势轻重)，斩;误伤、过失致父母死，斩;违犯教令，以至父母报忿轻生者，绞。

[14]可见，父母的身体是绝对不可侵犯的，一旦冒犯，法律不究子孙主观是否有过错，一律杀无赦(极个别得到皇帝怜悯例外)。

此外封建家长还牢牢掌控着其他“经济权、法律权、宗教权”，[15]可见封建父权不能不谓其至高无上程度已达极致。

父权并非中国所特有。在古代罗马时期，家父权就已盛行，罗马帝国后期，公民权渐至普及，家父权也随之渐小，[16]随着西方社会的发展，父权最终归于消灭，社会发展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性跨越。然而在中国，父权的权威历经封建社会二千余年而不衰，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封建王朝，废除“老爷”“大人”等称谓后，父权地位才在形式上被推翻。值得思考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父权何以维系两千余年之久?

父权是封建制度的社会条件下的父权，因而要解决上述问题首先必须明确父权与封建社会的关系。前文已经提及，父权是封建身份等级社会的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讲，封建等级制度是建立在父权的基础上的：封建兴而父权盛，封建灭则父权亡(至少形式上如此)。因此，封建的历史就是父权的历史，剖析封建社会的根基就得以明了父权凭何得以维系千年之久。

其二，“以礼入法”。准确的说，瞿同祖先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点睛之笔就是提出了中国法律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法律的儒家化这一过程。“人治”与“法治”相对称，这两个词我们有必要重新理解一下。法律是要靠权力来支持，要由人来行使，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同理，人治不是意味着仅靠个人的能力就能够维护一个统治秩序的。人治和法治的区别不在人与法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以及所依据的规范的性质。中国古代的社会是一个礼治的社会，礼是社会公认的合式的行为规范。魏晋开始，儒家学者成为国家修律的主力，儒家思想渗透进国家法律之中。唐宋以科举取士，虽有明法一科，但不为人所重，明清以制义取士，更无人读律。而且以刀笔吏位至显要是不可能的，专习行名刀笔者只能为掾吏、幕友。幕友也只是帮助官吏批状或是拟办刑牍。很少会去专门的研习法律。一方面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不断深入，一方面法律的研习不断被漠视。中国的法律的主题逐渐趋向崇尚礼制的教化，刑法只是对待齐民的一种辅助手段。随着法律的儒家化不断深入，中国的社会秩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2]瞿同祖：《瞿同组法学论著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P26

[13]梁治平：《法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P20

[14]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P40-52

[15]同上注，P15

其三，“无讼”，本书中没有明确提到这个词，但是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费孝通在其《乡土中国》中专门一章来讨论，中国乡土社会的特色，就是“无讼”。前面反复强调过，中国传统社会是礼治社会，子曰：“听讼，吾尤人也，必使也无讼乎。”宋代大儒朱熹在《劝谕榜》中进一步强调：“劝谕士民、乡党、族姻，所宜亲睦。或有小忿，宜启深思。更且委曲调和，未可容易论诉。”追求无讼、息讼也是官吏的一贯做法。“一个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

中国古代人信奉“无讼”、“贱讼”理念，并非真正因为把诉讼当作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而鄙视诉讼本身，而是害怕诉讼。首先诉讼程序是有辱人格甚至是关乎性命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中杨乃武的姐姐滚钉板告御状，状未告成，命已丧了一半。其次就是打官司很伤感情，不管输赢，都会导致“结仇怨”、“乖名分”等不良后果。最后，诉讼必然与胥吏打交道，免不了要受到胥吏的盘剥，“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打官司的成本不论，反而会增加更多的麻烦。

二、今日法律之遐想

读罢全书我们会有一个问题，古代的法律是如何为民众悉知的，其施行方式是怎样，我们从一些历史书籍或者古文资料中可以看到“行不可知，则威施与民”把法律神秘化来增加他的威慑力，法律条文仅为少数读书人了解，民众更多是生活在礼的束缚之下，它详细的规定足以涵盖生活得方方面面，比法律更具约束力，更具有影响力。现在社会中，我们在倡导建立法治社会力求每一个人知法、懂法、守法，实际上很多法律是不为民众了解的，也许我们没有达到那个法律水平，抑或是传统使然，或者是两者因素都有，作为一位普通百姓只有在涉及其个人利益是才会向法律寻求援助，探求法律依据，了解法律判决，对其他大多数人而言或者其余大部分时间根本不会关注法律，或者对法律一无所知，如此看来我们离法治建设还有一段路要走。

礼对我们的法律有何影响？“刑不上大夫”在现今社会中是否存在或者说仍然存有余垢而不能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问题在以下几个案例中可见一斑。

我们所熟知的徐建军杀妻分尸案，判决下来后，200名专家学者们曾上书法院呼吁枪下留人，理由是徐建军是中国纺织业的才子、科技有功人员。这是刑不上大夫的“新解”吗？还好，法律最终公正的执行了判决。

“杭州飙车致大学生死亡案”、“邓玉娇案”以及“青年发帖举报家乡非法征地而遭跨省追捕案”，这些案件到底体现了怎样的法律精神，我们不去探讨，我只想说的是，民众的力量要与国家的权力的直接对抗，如果我们真正的领会了现代法律的深意，并且公正的执行了现代法律平等、公平的精神，这些普通的案件就不会引发如此广泛的社会关注。还有官吏为躲避责任而暂时退隐，风头过后，又会在另一个职位上重新上任。让我想起了中国古代法律中规定，官吏的除名免官并不意味着永远被剥夺了政治生命，那只是暂时的，以官当罪者只是先将一品官职，就算是除名免官若干年后也有机会叙官，叙官后仍然享受官吏在法律上应得的种种特权。我们现在生活的秩序到底是怎么样的，不言而喻。

三、余论

本书通篇下来又如一本历史教科书，记载着各个朝代的传统风俗，各个时代的纲常伦理，同时又加以当时法律对比研究，社会基础和意识形态结合分析讨论。

讲述方法独特，把两者结合起来的叙述让两者相互映衬论证。本书基于一个大的着眼点，把法律社会放在历史长河中去比较分析，脱离了时代的限制，放开了眼界，由书的内容可以看出作者对于中国传统的了解之深入，在书中罗列的关于古代法律和社会的大量文本资料，虽然后经补充修改，仍属非常不易，独特的视角理论，这些是该书成为开山之作不可或缺的因素。

参考文献：

[1]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版，P101

[2] 同上注，P102

[3]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P167

[4]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出版，1981年版，P217

[5] 同上注，P219

[6] 同上注，P194

[7] 同上注，P80

[8] 同上注，P141

[9] 同上注，P18

[10] 同上注，P19

[11] 同上注，P189

[12] 瞿同祖：《瞿同组法学论著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P26

[13] 梁治平：《法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P20

[14] 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P40-52

[15] 同上注，P15

[16] 梁治平：《法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P23

社会学的想象力读后感(精选.)

《社会学的想象力》读后感 李登昕20172212010 读这本书之前上网查看这本书的书评以及读后感，大部分人都已苦涩，难懂为开头，的确，《社会学的想象力》并不像市面了流行的一些小说简单易懂，甚至可以达到一目十行的效果。初次翻开这本书不得不承认，书中部分内容有点难以理解，但是细细精读还是可以感受到作者那种意境，以及作者对社会的那种批判。作者批判宏大理论，批判以方法论为主导的研究，批判科层制的学术体系令研究者异化。他倡导将个人困扰推及公众议题，要求超越琐碎的小情境，扩展历史视野。同时作者也告诉我们，个体与历史、社会，从来都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我们应该将它们结合在一起进行思考；个体的体验与学术的思考，应该达成一种融合与互动，而不是割裂，这才是值得过的学术生活。 通过阅读本书使我认为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是一种自由转换视角的能力，由此认识整个社会。但他强调的其实是一个高度建设性的问题，即人如何参与社会历史进程？更本质地，人如何成为历史的主体？这是社会研究的一条基准线，尽管不需要时时显露，但却是人文想象力的起点，也不仅是社会研究，就像自我科层化不只在学院。本书关于理性和自由那章，尤其是没有理性的合理化，以及吉特林写的后记都值得重读。回到当下，我们这个时代也许正在挣脱“研究”甚至是“想象力”的把握，以前所未有的流动性，不仅是“人的迁徙”，

还有观念与认知范式。 米尔斯批判了以帕森斯为代表的宏大理论，以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抽象经验主义，批判了唯方法论的研究，批判了社会学发展的科层化趋势以及各种各样的实用主义。米尔斯强调要重视社会结构和历史，以及珍视的价值所面临的威胁，关注个人困扰和公共议题。方法以实际为准，最大限度的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 本书开头部分作者提出，大多数人之所以对于生活中围绕在自己身边的困扰感到焦虑茫然，是因为他们没有把个人生活进程与社会的历史背景及其结构性变迁联系起来。在现代化工业社会，人们分外注重自我意识，然而大众创造历史的进程却远远超出一般个体依据价值判断调试自身的能力。如果一味在新旧思维方式的断层中进退不前，那么整个社会有可能陷入道德危机。作者认为人们需要一种心智来挽救现状，即：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看清社会现象间的联系乃至全貌。他将这种心智命名为：社会学的想象力。 拥有社会学想象力的学者通常定位于三类问题：社会结构、社会历史、人与人性。他们具备从一个视角转换到另一个视角的能力，根据特征归纳类型、探索意义，并在此过程中建立起对整个社会及其组成部分的充分认识。如果个人的困扰无法在其所能获得的机遇范围内找到解决办法，即这方面的社会机遇结构解体，那么个人问题就要上升为一个公众论题，我们就有必要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超越个人环境变化从而理解这些变化。 社会力量巨大但本身不受约束，个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异化，笼

红色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时期先进文

红色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先进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发掘和利用红色文化独特的价值功能，不仅有利于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性，还对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的红色文化产业新品牌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历史印证价值功能。红色文化见证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历史。近代中国，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饱受磨难。为拯救国家和人民，无数革命者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斗争并为之流血牺牲，但都无法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是中国共产党勇敢地担负起历史的重任，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为中国人民的平等自由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并付出了重大牺牲。仅江西革命烈士纪念堂记载，为革命牺牲的江西籍烈士就达25万之多。一部红色文化史忠实地记载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历史，这是其一。其二，红色文化昭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谛。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邓小平曾指出：“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取得了巨大成就，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呈现出勃勃生机。三是弘扬红色文化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和人民赋予的。传承红色文化，解读革命历史，有利于帮助人们了解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来之不易，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文明传承价值功能。了解过去，目的是启迪和指导未来。红色文化的文明传承价值功能表现在：一是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环节。中国共产党就是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同

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 自己的指导思想。在中国革命的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先进文化——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传承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积淀而成的优秀传统文化和“五四”以来形成的红色文化，它们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正由于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在毛泽东思想之后，又诞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无疑，红色文化具有鲜明的传承性。二是红色文化提炼和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并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得以传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征程中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这些精神是红色文化的精髓，是激励人们开拓进取、矢志不渝的强大精神支柱，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弘扬这些红色精神。和平建设时期形成的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就是红色文化得以传承的体现。深入发掘红色文化的传 承价值功能，是培育新的民族精神的现实需要。 政治教育价值功能。红色文化倡导的是崇高思想境界和革命道德情操，传播其理念、彰显其精神有利于红色革命精神深入人心。一是红色文化是开展青少年德育的有效载体。红色文化资源内容丰富，每一处革命遗迹、每一件珍贵文物、每一堂传统课都是鲜活的教材，都折射着革命先辈崇高理想、坚定信念、爱国情操的光芒。用鲜活的历史告诉青少年，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建立在他们对祖国深厚的爱之上。一个人对祖国爱得越深，历史的责任感就越强烈，人生目标就越明确，人生信念就越坚定。古往今来，彪炳史册的无一不是忠诚的爱国者。红色资源正是彰显革命历史的新平台、新课堂，其感召力是学校和书本不可比拟的。二是红色文化形式的多样化，使人们在寓教于乐中受到润物细无声的熏陶。近年来兴起的红色旅游之火暴是始料未及的，除了人们对那段红色年代充满向往之外，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人们热爱一切美好的东西，敬仰那些为理想信念不惜牺牲生命的人。人们在红色旅游中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山河是美的，红色热土承载的红色文化也是美的。革命老区丰富的山水人文资源和古朴淳厚的民俗民风，使旅游者在愉悦中感受山河之美，体验华夏民族的博大精深，感悟那段烽火连天斗争岁

我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二)

社会学的想象力<二> 臧新宇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1029069） 摘要：当今的世界，面临着人与自然的分离，人与人交往的格子化，物质与精神的分离的几大危机。这些分崩，犹如八边塔的典故一样，限制着人类的向上流动。而人类社会也面临着被结构的危险。破而后立，这也可能预示，更高层次的整合，人类社会整体性的升华。 关键词：分合、自然、物质、信息、能量、危机、展望 引言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在现在主流认识世界里。“分”似乎成了世界文明发展的标志。根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游牧部落从其他部落中分离出来，有力推动了商品交换的发展。2、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生产力的发展，金属工具的采用，以交换为目的商品生产开始出现，范围进一步扩大，加速了私有制的产生和原始社会的瓦解。3、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指原始社会瓦解、奴隶制社会形成时出现的一个不从事生产而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人阶级，又一次推动了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 在甚嚣尘上的消费主义中，多元不重复。已经成了市场繁荣、乃至生活幸福的共时性标志。个性之中，蕴含着共性，物极必反。现在社会的诸多死结，越发预示着打通的必要性。 当今社会的几大危机 一、人的离家出走 人类，是自然的产物，也自然的一部分。社会是人活动的产物，是人生活的特有环境。普遍的价值观认为，人是在社会中生存而非在自然中生存，所以自然在很多人的概念中大概就是动物世界。 然而从矛盾论的观点来看，人与自然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人类社会中，人与人的矛盾，是次要矛盾。而人类社会中，人与人的矛盾是次要矛盾。自然对于人的影响，无处不在。正如斯宾撒所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在自然的因果关系中。 尤其是近年来无数事实让更多的人看到了这一点。 北京的雾霾，黄河上的死猪，福岛的核危机，H7N9病毒的蔓延。而在更深层次上，体现在生老病死对于人的制约，是天之道中的有余和不足.所以社会保障所面临的至少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两个层面的问题。而且，我认为人与自然的矛盾是更加根本的矛盾。物有本末，时有时终，之所先后而尽道焉。人的行为，往往是与自己对于事务价值的判断相一致的。环境问题的频发，也提醒着，越发孤立且异化的人们并没有把自然放在足够的高度。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类社会与天，与自然是统一的。比如王字，是三横

《社会学的想象力》读后感

《社会学的想象力》读后感 在读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是注意到这个观点：一些看起来是个体的事情，当把他放到一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中去的时候，却成为社会学的现象。书中他举了一个很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喝咖啡的问题，人们喝咖啡，什么时候喝，喝多少，跟谁喝，喝咖啡的目的，咖啡的生产和销售等等，种种社会存在都会因为时间、地点、人物、身份、阶级的变化而不同。 米尔斯又说，社会学是社会生活复杂化，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尖锐化的产物。他指出，在古代社会生活条件下，不可能产生也不需要社会学。我个人的观点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人类的生产生活的活动都会因为知识的积累而发展，或者说是复杂化，因为我个人认为，人类本质上的追求还是没有变化。人们在生活变得复杂的同时，自然也会觉察到不同的复杂体之间，或是一个复杂体自身所产生的矛盾。并且又由于人们的智慧在日益的增进，所以就会有人探索和解读这些社会问题，试图在探索的过程中逐渐解决这些问题。而社会学研究正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门科学。就如书中所说孔德创立社会学说根本目的不是填补学科空白，是适应当时社会需要，探寻认识社会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理论和方法才是其根本目的。因为当时，社会已经发展到需要一门科学解释并解决其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的阶段。 所以说社会学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 同时，因为社会的发展，社会学学科也会继续发展。最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社会的矛盾和问题不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消失，它当然是会不断的复杂化，矛盾会不断地增加。就像书中说的那样，一百多年来，社会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初创时期、形成时期、发展时期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各国的努力下，社会学的“本土化”工作发展迅速，社会学这一学科已在世界各国扎根、成长。 也许马克思曾经提出人类社会发展到最后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但这毕竟离我们的社会太遥远。就我目前所能看到的是，人们的思想逐渐多样化，人们之间的沟通也逐渐多样化和复杂化。就像先前所说的，不同的复杂个体之间可能会产生碰撞，需要调节，复杂的个体内部同样也会产生矛盾，需要寻求调节。单从这个方面看来，社会学的研究就需要继续进行下去，还要求发展。 当然，在人们的理性思维控制下，社会的发展应该不会最终是不至于因为矛

中央苏区大讲坛

赣南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是当年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为中国革命做出过巨大牺牲。81年前，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红军和人民群众创建了中央苏区，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进行了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孕育形成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穿越血与火的历史烟云，历经81年风雨洗礼，苏区精神早已深深地镌刻在赣州广大干部群众心中。 赣南是中央苏区的所在地，也是苏区精神的发源地。成为苏区精神的继承者和弘扬者，不仅是历史赋予赣南的重大责任，更是时代赋予赣南的神圣使命。无私奉献，是苏区精神的重要内容。当年，赣南苏区为革命奉献巨大，赣州市有名有姓的烈士达10.82万人，占全国革命烈士总数的7.5%。 中央苏区时期，是中国革命历史上异常艰难困苦的时期。四面白色恐怖，内部一穷二白；反“围剿”的战火持续不断，反经济封锁的斗争你死我活。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如果离开了人民群众，中央苏区的革命事业就会寸步难行。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赣南苏区人民群众爆发出从未有过的革命热情，为了消灭敌人，为了巩固和发展红色政权，苏区群众倾其所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留下了很多生动的故事。 苏区人民心甘情愿支持革命 1936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想起了在中央苏区的艰苦斗争，他满怀深情地说：苏区人民太好了，我们欠苏区人民太多了（《共和国之魂》第149页）。 苏区时期，赣南参加红军的有33万人，直接参加支前作战的约60万人，参加长征的有5万余人，占中央红军参加长征总人数的65%。长征路上平均每公里就有3名赣南籍烈士倒下。赣南为革命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10.82万人，占江西全省革命烈士总数的43.8%，占全国革命烈士总数的7.5%。另外，红军长征后，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被国民党杀害的赣南苏区干部群众达5万余人，烧毁房屋6万余间。瑞金在苏区时期24万人中，有11.3万人参加革命，5万余人为革命捐躯。当年瑞金全县购买公债77.3万元，支援谷子25万担，捐献战争费用22万元。从这些数字来讲，都说明了我们赣南老区为革命作出的重大贡献和牺牲。 作为中央苏区主体和核心区域的赣南苏区，是人民共和国的摇篮，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第一，这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的预演地；第二，这里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形成地，毛泽东在这一阶段写下的一系列著作，都为中国革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第三，这里是人民军队的锤炼地；第四，这里是苏区精神的发源地，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培育了苏区精神；第五，这里是一大批开国元勋的历练地，十大元帅中有九大元帅，十大将中有八位大将，还有众多将军，省部级领导，都在这块红土地上进行了历练。（记者卢舰整理） 编者按

《假话国历险记》读后感读书心得五篇

《假话国历险记》读后感读书心得五篇 ----WORD文档，下载后可编辑修改---- 《假话国历险记》读后感范文(一) 在暑假的这段时间里，我被意大利着名的儿童文学作家----贾尼-;罗大理所写的《假话国历险记》迷住了。这是一本历险系列的读物，里面写的是主人公小茉莉在假话国历险时发生的许多有趣的事情。故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非常引人入胜。所以，我才会对这本书百读不厌，爱不释手。 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主人公小茉莉。小茉莉是个大嗓门男孩，因为嗓门太大的原因，不得不离开了自己的家乡。之后，他来到了一个十分古怪的国家----假话国。这是一个被海盗占领了的国家，人人都得说假话。比如面包要说墨水，早上好药说成晚上好，同样晚上好要说成早上好，橡皮指的是干酪，猫必须像狗那样汪汪叫，而狗却大喊喵喵。否则就会被抓进疯人院。但常理不可以颠倒，最后勇敢的大嗓门男孩小茉莉和他的好朋友们一起推翻了假话国，让这个美丽的国家走出了黑暗，恢复了和平。 故事中出现过许多人物，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永不坐下的本韦努托”。虽然他得了一坐下就会快速生长的怪病。但是，他并没有因为得了怪病而难过，而是带着自己的怪病去周游世界。在无意之中，本韦努托帮助了很多人，让很多人都得到的快乐，而他却因为帮助别人透支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故事中的本韦努托，就像出生于六七十年代的雷锋叔叔。本韦努托帮助别人就像雷锋叔叔帮助别人那样----不求回报。回想起自己，真是感到十分的惭愧。有时候，有同学来问一些问题时，我会觉得很烦，便下起了“逐客令”。所以，我和本韦努托还有雷锋叔叔比起来，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啊!所以我以后要向他们学习，要乐于助人，这样才能像本韦努托那样交上千千万万个朋友。才能像雷锋叔叔那样，受人们的爱戴和尊敬。 《假话国历险记》是一本十分幽默而有人生意义的读物。它不仅能让你走进童话世界，还可以让你懂得更多人生的意义。让我们一起开始历险的路程吧! 《假话国历险记》读后感范文(二) 我刚看到>这本书，便有了许多疑问，如：假话国是谁统治的、这个国家为什么要说假话......于是我带着好奇的心情开始了阅读。 假话国的国王是一名海盗船长，他叫贾科蒙内。他想看到这个国家混乱，就命令大家必须说假话。面包是文具，猫要“汪汪”叫，狗要“喵喵”叫。如果谁说真话，就会被送进疯人院，或者割掉舌头。 而小茉莉就差点被抓进了疯人院，因为他还不知道这些规矩，这只能用假币，害得收银员差点打110。而小茉莉也很公平公正，哦!对了，小茉莉还是一个大喇叭，他的声音能震碎玻璃。他的呐喊声让假话国进球了，不过小茉莉为了公平公正，就特意叫了一声，让对方也进球了。 假话国有只猫叫三脚猫，它从来不说假话，被送进了疯人院，不

《家》读后感600字《家》读书心得五篇

《家》读后感600字《家》读书心得五篇 读书对人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希望大家在业余时间都能养成看书的好习惯。关于《家》读后感怎么写?下面是给大家的《家》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来参阅。 终于读完了《家》的最后一页，心中澎湃的浪花却没有平息。它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带给了我欢笑，悲伤，气愤，和失望…… 《家》描述的是一个封建的大家庭的悲欢离合。在这样的家庭中，有着不可避免的明争暗斗，纠纷，不公与压迫。但又因为身处于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时期，却也有令人感到惊奇的反抗。在封建社会的残酷迫使下，一群年轻可爱的生命受苦，煎熬，甚至是失去生命，因而故事中带着血和泪，带着控告与悲愤的呼声。把斗争的剑刺向了极度腐朽的封建社会以及害人的封建礼教，并暗示它 ___道路。 我觉得书中最有魅力的东西就是矛盾。主人公中觉慧一群象征着一端，觉新连同老太爷一群象征着另一端。关于觉慧的个性，第三回就已经明显了——幼稚、叛逆、热情。刚在督军暑怀着满腔激情抒发了多时积累下的愤慨，却又在家里和老太爷吵上了一通。于是，觉新的话语在旁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实爷爷跟你说什么话，你只要不声不响地听着，让他一个人去说，等他话说够了，气

平了，你答应几个‘是’就走出去不是更简单吗?”好一次矛盾，好一次思想的撞击。 说到觉新，便让我想到了梅：在觉新知道自己的订婚日后，“他绝望地痛哭，他关上门，他用铺盖蒙住头痛苦。他顺从了父亲的意志，没有怨言。可是在心里他却为着自己痛哭，为着他所爱的少女痛哭。”在父亲告诉他要去西蜀实业公司，在他面临着一生的理想被强制剥夺之时，“一个念头在他的脑子里打转：‘一切都完了。’他的心里藏着不少的话，可是他一句也不说。”又是矛盾，又是思想的撞击。 《家》这部小说是从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一个大家庭中说起的，讲述了那一代人对自由，对爱情，对创新中国的梦想的追求和努力，和他们三兄弟做出的不同决定，是坚持还是放弃，是爱还是恨，是走还是留以及这些决定带来的不同后果，越是读到后面，情节越是起伏不定，内心越是激动不已。 《家》中塑造了一个封建压制极其严重的大户人家，在这个家中有着不同性格，不同命运的人物。觉新无疑是这个时代大部分人的影子，他是一种悲剧，曾经深爱着梅，但让他的父亲用占阖的方式决定了他的命运，娶了瑞珏。他爱他的妻子，但世俗的思想害了他，听从别人的鬼话，将待产的妻子送到城郊，以至他的妻难产而

13《社会学的想象力》读书笔记

《社会学的想象力》 一、作者简介 C·赖特·米尔斯(1916～1962)，美国社会学家，文化批判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生前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米尔斯在知识社会学和美国社会阶层研究这两个方面都有杰出的成绩，代表作有《白领：美国中产阶级》(1953)、《权力精英》(1956)和《社会学的想像力》(1959)等。50年代初他以《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举成名，而《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他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二、全书概述 《社会学的想象力》全书共分为十章，在第一章米尔斯简述了本书的核心观 点：什么是社会学的想象力，以及社会学家应该如何想象。在第二到六章，米尔斯考察了社会科学久而成习的一些偏向，展开了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批判，主要涉 及宏大理论、抽象经验主义与科层制。在评述了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势后，在第七到十章，米尔斯提出了自己对未来社会学发展的展望，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注 重人的多样性、对历史的运用、理性与自由，以及应该保持独立自主的政治角色。 这本书的写作背景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学的中心从欧洲移向了美国，芝加哥学派在美国独树一帜。在米尔斯所处的时代，美国经济快速发展，美国社会科学得到了极大繁荣，同时许多社会学家跻身政府名门。米尔斯表示，写作此书的目的是“要界定社会科学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使命所具有的意义。具体确定有哪些努力在背后推动着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发展，点明这种想象力对于文化生活以及政治生活的连带意涵，或许还要就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必备条件给出一些 建议。通过这些方面来揭示今日社会科学的性质与用途，并点到即止地谈谈它们 在美国当前的境况。” 总的来说，米尔斯认为，任何社会研究都应该探讨人生、历史以及两者在社会中的相互关联，他反对将社会科学当作一套科层技术，靠方法论上的矫揉造作来禁止社会探究，以晦涩玄虚的概念来充塞这类研究，或者只操心脱离具有公共相关性的议题的枝节问题，把研究搞得琐碎不堪。他认为，“可以被称为经典社夏 日之阳新闻传播广 告 考研

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龙岩学习心得体会

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龙岩学习心得体会 龙岩是全国著名革命老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思想的重要发祥地，为***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周恩来、朱德、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从事过伟大的革命实践。在这里，***同志写下了《古田会议决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才溪乡调查》等光辉著作，特别是《古田会议决议》，是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直至全国大陆解放，闽西红色政权、武装斗争及土地革命成果一直保存下来，赢得了“二十年红旗不倒”的赞誉，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全市有革命基点村610个，在册革命烈士2.4万多名，占全省烈士人数的一半多。1955-1965年间，闽西有68人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占福建省籍将军总数的82%。 首站便是瞻仰长汀瞿秋白烈士纪念碑，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中国***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者之一。瞿秋白1922年加入中国***，在中国***第四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33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主力长征时，瞿秋白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斗争，不幸于1935年2月转移途中被捕，5月9日被押解至长汀，关押在国民党36师师部。在长汀被囚期间，瞿秋白与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狱中写下了著名的《多余的话》和许多诗词、文章。6月18日，瞿秋白在罗汉岭英勇就义。1952年，在瞿秋白烈士就义处修建了瞿秋白烈士纪念碑。在瞿秋白烈士纪念馆里，内设瞿秋白生平事迹展览，分七个部分对瞿秋白的一生及其对革命的贡献做了详尽的介绍。 随后，我们参观了福建省苏维埃旧址，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是于1932年3月18日在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成立的。旧址包括汀州客家博物馆、省苏维埃大礼堂以及中央苏区红色小上海陈列馆。汀州客家博物馆，展示了汀州客家的历史、文化、以及传统的工艺品、民风民俗。通过游览展厅，感受客家民情民风，也看到了客家人刻苦耐劳、开拓进取的精神； 通过参观大家对红军革命历史和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社会学的想象力》读后感

《社会学的想象力》读后感 赖特.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阐述的问题深刻，对现代社会的变化和人的生存方式进行了深刻的揭示，他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不安和冷漠的时代”。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有关价值和威胁等问题还提不到日程上来，更不必说什么明显的社会科学问题了”，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情况就不同了：“价值既不是普遍公认的价值，又不是普遍被感到受威胁的。许多个人的不安状态无以明确表达，许多公众的不适状态不再成为社会问题。……不安状态和冷漠状态正是我们时代的根本特征。” 当今“人的首要危险”就在于当代社会本身难以驾驭的力量，同时伴随的是造成异化的生产方式，政治统治的控制技巧，国家之间的无政府状态——一句话，人的“本性”以及人的生活条件和目的所发生的普遍性的转变。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米尔斯没有沿着传统社会学思维方式,而是一反常规,独辟蹊径地提出社会学研究者应该具备一种心智的品质——社会学的想象力。在当时,这一全新的思想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对突破社会学理论平面化状况做出了重要贡献。米尔斯指出了社会学研究中的三种倾向：一是倾向于历史理论，将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混淆；二是倾向关于“人与社会的本质”的系统性理论；第三个倾向是对当代社会问题和问题的经验研究。 最值得借鉴的地方，在于他的思考方式。如： 他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社会研究，其过程必须是从事件和历史以及这两者在社会中相互交错等问题出发，而最后又回到这些问题中去。 1、一个特定社会的整体结构是什么？其中的基本构成是什么？它们又如何相互关联？该社会的结构和其他社会的类型有何不同？该社会结构中的每个特性对于社会结构的延续和变化起着怎样的作用？ 2、该社会在人类历史中处于何等地位？它发生变化的机理是什么？在人类整体的发展中占有什么位置、起什么作用？我们所考察的每个特征都联系于一定的历史时期，这种特征是如何影响历史，又如何被历史所影响的？而该历史时期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它和其他时期有何不同？创造历史的根本方式有哪些？ 3、该社会和该历史时期中哪类人占了上风？哪类人将占上风？他们是以什么方式挑选和组成的，是如何得以解决或受到压迫的，又怎样变得敏锐或变得迟钝的？观察该社会、该历史时期人们的行为和性格可以揭示出哪种类型的“人性”？所考察的社会中每一个特征有怎样的“人性”涵义？ 其中的思考层次性多么清晰，逻辑明确，值得借鉴。 “人只有把自己放进他所处的历史时期里看待，才能理解他本人的经历，才能评价他自己的命运；人只有了解所有和他有关的人的机会，才能认识他自己的机会——这种观点是社会学想象力的首要成果。” 以我的理解，米尔斯认为个人必须了解历史，从而理解社会和处于社会之中的自我，并通过这种了解来决定什么才是个人的价值观。有了这种理解，个人才能真正地参与到社会中，而不是一个孤立的生活。通过这种参与，他就可以解决“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论题”，从而解决“坏境中的个人困惑”。按照米尔斯的理论，每一个个体都是都必然要去参与，社会也需要

中央苏区史论述题(部分)

论述题（两道） 1.中央苏区历史地位、深远影响（PPT11页） 中央苏区的历史地位： 第一，中央苏区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和中心区域。 第二，中央苏区的红一方面军是土地革命战争的重要支柱。 第三，中央苏区是中国革命实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伟大阵地。第四，中央苏区是我党学会治国安民艺术和造就大批治国精英的实验基地。 第五，中央苏区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发祥地。 2.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概况、经验（课本148、163页） 1933年8月，毛泽东亲自领导召开了中央根据地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并在会上作了题为《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重要报告，精辟地阐述了关于苏维埃经济工作的重要思想： 第一，各级苏维埃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建设工作； 第二，必须认清发展革命战争与加强经济建设工作之间以及经济建设与其他工作之间的辩证关系； 第三，要迅速开展经济建设运动，必须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 1934年1月24日至25日，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所作的政府报告中，毛泽东着重阐述了革命根据地组织开展经济建设的方法; 第一，必须把农业生产放在经济建设的第一位。 第二，必须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根据地工业。 第三，必须开放对外贸易，搞活商品流通。 第四，必须坚持发展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同时并进”。 第五，必须坚持“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和“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 经验： 第一，开展根据地经济建设，必须正确处理发展革命战争、巩固红色政权与进行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 第二，开展根据地经济建设，必须制定出符合根据地实际的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和政策。 第三，开展根据地经济建设，必须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必须培养和启用懂得经济的专门人才。 第四，开展根据地经济建设，必须发扬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自力更生，白手起家。 第五，开展根据地经济建设，必须学会利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 根据地经济建设在当时革命战争的环境下，发挥了毋庸置疑的重大作用： 第一，支援了革命战争。 第二，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第三，巩固了红色政权。 第四，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建设人才。 3.中央苏区党的建设及其历史经验（PPT237页、课本129页、经验见课本139页）

《假话王国历险记》读书笔记

《假话王国历险记》读书笔记 自古以来，诚实与谎言便是两个备受争议的话题。众多的名言警句一而再、再而三地阐述诚实的必要性、重要性。 今天我看见了一个故事，名叫《假话王国》，看完之后觉得他像一个长长的小话，有觉得他像是记录一件可怕的事。 故事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从前，有一个大字不识的海盗占领了一个国家，为了方便他的统治，他下令所有的人都有说假话，比如早上见面要说：晚上好”,白天要说“黑夜”…...全国完全变成黑白颠倒的世界。学校里更是乱的无法形容，国王改了乘法表，加法要算成减法，乘法要算除法。更可笑的是，再一次作文比赛中，获得一等奖的作文是《一个大晴》，文章内容却是：昨天下雨了，我们可以丢了雨衣在外面玩，我不喜欢太阳，因为会被淋成落鸡汤的，还要敲瞧着太阳门上的瓦片。 这是个乱了套的地方，也是你根本不愿驻足，去十分乐意在纸上浏览的地方。这是我读完这篇文章后的第一感觉。 我们如果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会不会想办法改变呢?其实我们的社会也存在着这样的荒唐事，如果你想改变他，那么就要从自身做起，拒绝是假话。当然，只有我们不说假话，还要告诉身边的人不要说假话，才能留住这美丽的世界。

我知道，说谎不是好孩子。最近，我读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假话国历险记》。读完这本书后，我的感触很多。 如果我们也生活在这个尽说假话的国家里，将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小茉莉，就因为他的嗓门大，他被迫来到了一个稀奇古怪的国家—假话国，假话国国王原来是海盗，他是个不寻常的人，他还定了条搞笑的规定，要求所有人都要讲假话。他把所有不讲假话的人都关进了监狱。 小茉莉的声音很大，只要他一喊，保证窗台摇晃，玻璃碎掉。于是，他放开喉咙一喊，把监狱里的门喊碎了，在小茉莉的帮助下，这个国家又恢复了生机，所有说真话的人都恢复了自由。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可以定一些无理的规定，否则会把事情弄糟。不可以向身边的人自吹自擂，要诚以立得，恒以致远，欺骗老师，父母同学，就等于在欺骗自己，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 《假话国历险记》读后感 最近，我读了罗大里编写的《假话国历险记》这本书。 这本书讲的是小茉莉是一个坚强.善良.爱搞恶作剧的小男孩，他的故事来源不尽，先是从他的出生，到了把这一个国家的人们救出来，所有的人都很感激他。虽然她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里，但是他非常的善良，比别家的孩子强多了。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解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旧制度与大革命》是100多年前诞生的一本老书，却在当今的中国朝野间引发了阅读和讨论的热潮。特别是201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时，向专家推荐了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使得这本书备受关注。最近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拜读了王岐山书记荐书《旧制度与大革命》。 事实上，这本书写的并不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一般的历史叙述史，托克维尔在全书的前言部分就开宗明义地讲道：“我现在发表的这部书绝非一部法国大革命史；这样的历史已有人绘声绘色地写过，我不想再写。本书是一部关于这场大革命的研究。”托克维尔是法国伟大的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出身贵族世家的托克维尔，生活在法国由贵族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这样一个激荡纷乱的历史时期。作为旧制度的获益者、新时代的受害者，“乡愁”萦怀的托克维尔对刚刚到来的民主社会不可能没有抵触，但他还是把这一社会转型看作历史的必然。毕竟在法国社会的阶梯上，贵族地位的下降、平民地位的上升历时已久，两者的平起平坐只是时间问题。托克维尔感受到这一浩荡趋势，认为转型及身份平等是“事所必致，天意使然”。 《旧制度与大革命》主要讨论的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尤其是法国革命那种特殊的暴烈性或狂暴性的原因。实际上托克维尔想说的是，法国大革命的民主政治实践，体现了一种为追求社会平等而不惜牺牲个人自由的政治文化，而这种政治文化恰恰是从革命前的“旧制度”政治文化中蜕变出来的。由此，托克维尔首次揭露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开辟了大革命研究的一条新的思路：它试图在事实与思想、历史与历史哲学相结合的基础上，回答如下几个主要问题：为什么革命在法国比在其他欧洲国家更早发生？为什么路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时期，这种繁荣却加速了革命的到来？为什么法国人民比其他欧洲国家人民更加憎恨封建特权？为什么在18世纪法国文人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人物？为什么说中央集权体制并非大革命的创造，而是旧制度的体制？等等。 为什么要强调关注西方国家在早期的转型时代呢？道理很简单，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向现代化社会的急剧转型进程中。中国今天遭遇的问题和面临的风险很

中央苏区历史文化

于都—长征出发地 摘要：1934年四五月间，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闽赣省的首府建宁相继失守。10月 初，国民党军推进到中央苏区腹地，第五次反“围剿”宣告失败。10月上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万多人，先后从福建长汀的钟屋村，宁化西南的大王、凤凰山、隘门、曹坊一带（红九军团从长汀，红三军团第四师、少共国际师1个团、中央直属炮营和红九军团后方机关等从宁化）以及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 关键词：中央苏区于都苏区振兴发展红色记忆 正文：中央苏区，亦称“中央革命根据地”，是指在1929年至1934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赣南和闽西建立的革命根据地，是全国13块革命根据地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块。随着近几年党史界的学者、专家对中央苏区范围的深入研究，中央苏区范围有所扩大。截止2009年5月20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已确认全国共有34个中央苏区县：福建省达20个，江西省达13个，广东省1个。 福建省20个中央苏区县是：建宁、泰宁、宁化、清流、明溪、龙岩、长汀、连城、上杭、永定、武平、漳平、平和、将乐、沙县、邵武、诏安、武夷山、光泽县、建阳。江西省13个中央苏区县是：瑞金、兴国、宁都、于都、石城、会昌、寻乌、信丰、安远、广昌、黎川、上犹、崇义。广东省1个中央苏区县是：大埔。 目前，江西赣州市正在全面推进赣南苏区振兴规划，为了让世人更加了解于都在苏区时期的巨大贡献，以下是于都县党史办撰写的有关材料，以供读者阅读了解。 一：于都对中央苏区的历史贡献 1、在于都诞生了赣南第一支正规的工农武装和第一块红色根据地，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1926年11月于都建立了第一个中共党组织——中共于都支部干事会。这一组织的建立，标志着于都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在党的领导下，于都人民的革命运动在全县城乡迅速蓬勃兴起。1928年2、3月间，于都里仁、步前、桥头等地的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相继举行了震惊赣南的武装暴动（史称“三乡暴动”），率先拉开了武装反抗封建压迫、剥削的序幕，成为全国各地工农武装暴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虽然都失败了，但却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的反动气焰。暴动失败后，以暴动骨干为基础组建的桥头游击队，在斗争中发展成了赣南地方第一支正规革命武装——工农革命军第15纵队。并形成了以桥头为中心，跨兴、于、宁三县边界的红色区域，1928年8月中共于北特区委员会和于北特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以桥头为中心的于北革命根据地正式形

社会学的想象力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Chapter One: The Promise C. Wright Mills (1959) Nowadays people often feel that their private lives are a series of traps. They sense that within their everyday worlds, they cannot overcome their troubles, and in this feeling, they are often quite correct. What ordinary people are directly aware of and what they try to do are bounded by the private orbits in which they live; their visions and their powers are limited to the close-up scenes of job, family, neighborhood; in other milieux, they move vicariously and remain spectators. And the more aware they become, however vaguely, of ambitions and of threats which transcend their immediate locales, the more trapped they seem to feel. Underlying this sense of being trapped are seemingly impersonal changes in the very structure of continent-wide societies. The facts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are also facts about the success and the failure of individual men and women. When a society is industrialized, a peasant becomes a worker; a feudal lord is liquidated or becomes a businessman. When classes rise or fall, a person is employed or unemployed; when the rate of investment goes up or down, a person takes new heart or goes broke. When wars happen, an insurance salesperson becomes a rocket launcher; a store clerk, a radar operator; a wife or husband lives alone; a child grows up without a parent. Neither the life of an individual nor the history of a society can be understood without understanding both. Yet people do not usually define the troubles they endure in terms of historical change and institutional contradiction. The well-being they enjoy, they do not usually impute to the big ups and downs of the societies in which they live. Seldom aware of the intricat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atterns of their own lives and the course of world history, ordinary people do not usually know what this connection means for the kinds of people they are becoming and for the kinds of history-making in which they might take part. They do not possess the quality of mind essential to grasp the interplay of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of biography and history, of self and world. They cannot cope with their personal troubles in such ways as to control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s that usually lie behind them. Surely it is no wonder. In what period have so many people been so totally exposed at so fast a pace to such earthquakes of change? That Americans have not known such catastrophic changes as have the men and women of other societies is due to historical facts that are now quickly becoming 'merely history.' The history that now affects every individual is world history. Within this scene and this period, in the course of a single generation, one sixth of humankind is transformed from all that is feudal and backward into all that is modern, advanced, and fearful. Political colonies are freed; new and less visible forms of imperialism installed. Revolutions occur; people feel the intimate grip of new kinds of authority. Totalitarian societies rise, and are smashed to bits - or succeed fabulously. After two centuries of ascendancy, capitalism is shown up as only one way to make society into an industrial apparatus. After two centuries of hope, even formal democracy is restricted to a quite small portion of mankind. Everywhere in the underdeveloped world, ancient ways of life are broken up and vague expectations become urgent demands. Everywhere in the overdeveloped world, the means of authority and of violence become total in scope and bureaucratic in form. Humanity itself now lies before us, the super-nation at either pole concentrating its most coordinated and massive efforts upon the prepa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