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对教育培训态度与行动差异的实证研究——“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的比较

陈旭峰

摘要：农民文化资本的极度匮乏是农民市民化的最大障碍，而农民文化资本的匮乏往往与农民教育培训的欠缺有很大的关系。通过分析农民对教育培训的观念、意愿、参与和满意度等方面情况，笔者得出的岩论是：从整体上来说，农民对教育培训的态度与行动并不乐观。比较而言，“上楼农民”在对教育培训的态度与行动上要明显高好于“居村农民”。因此，在加大对整个农民群体教育培训力度的同时，还要更加注重对“居村农民”的教育培训，防止农民群体内部两极分化的扩大化。

关键词：上楼农民；居村农民；教育培训；教育态度；教育行动

作者简介：陈旭峰（1983-），男，浙江兰溪人，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城乡社会学。

课题项目：北京大学研究生院“才斋奖学金”项目“‘农民上楼’与农村教育的发展研究”(编号：C2201111)，主持人：陈旭峰。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 2012) 24-0040-04

在城市化发展浪潮下，农民市民化成为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当前，农民市民化道路障碍重重，农民与市民之间形成了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而农民文化资本的极度匮乏是农民市民化的最大障碍。文化资本概念是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提出的，他认为，所谓文化资本是指借助不同的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物品。农民文化资本的匮乏往往与农民教育培训的欠缺有很大的关系。因此，研究农民对教育培训的态度与行动就很有必要。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使得农民群体内部的分化越来越明显，还是把农民群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显然已经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不能有效解决农民教育培训中存在的问题。因此，有必要以农民群体内部的分化作为视角，来研究不同农民群体对教育培训态度与行动的差异。当前，江苏、山东、浙江等地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很多“农民上楼”运动。“农民上楼”运动使得农民群体内部的分化出现了地域性的区隔，使农村的两极分化在地域上显现出来了。在“农民上楼”运动之前，农民群体内部的分化并没有从地域上显现出来，属于富裕型的农民和属于贫困型的农民在居住的地域上是交错的。但是，在“农民上楼”运动的过程中，从整体上来说，有条件上楼的往往是属于富裕型的农民，这些农民成为了本研究当中的“上楼农民”：而属于贫困型的农民受经济条件等各种因素的限制，只能选择还是住在原先的村庄，这些农民成为了本研究当中的“居村农民”。

本文的研究主题是以农民群体内部的分化作为视角，来研究“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对教育培训态度与行动的差异。为了从实证角度来研究这一问题，笔者于2011年10月份对山东Y市的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笔者的整个调查共发放问卷1200份，回收问卷1098份（回收率为91.5%），在回收的问卷中，剔除无效问卷之后得到有效问卷1012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4.3%）。从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来看，调查对象呈现出男性和女性相差不多、年龄主要分布在31- 50岁之间、受教育水平以初中居多、大部分个人年收入在2万元以下的特征。

一、农民对教育培训的观念

现在是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人们越来越发现：如果仅仅局限于学校教育，所学到的知识是非常有限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提倡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时代。“终身教育”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法国成人教育家保尔·朗格朗(P.Legrand)于1965年提出，他认为，终身教育是与有限的学校教育相对的，它贯穿着个人从出身到死亡的整个过程，影响着学习者生活的所有方面，是一个全面的、连续的过程，终身教育将利用一切教育资源冈。美国人类学家米德(M. Mead)将文化区分为“前喻文化”“同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是指文化按照自下而上的方向和方式传递，即年轻一代向年长一代传授、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学习的文化：“同喻文化”是指文化按照同龄人互动的方向和方式传递，即同辈群体成员之间相互传授、相互学习的文化，其典型特征是“现在是未来的指导”；“后喻文化”，是

指文化按照自上而下的方向和方式传递，即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传授、年轻一代向年长一代学习的文化同。传统社会是一个经验社会，年幼者现在所走的路都是年长者已经走过的路，因此，其文化类型往往是“后喻文化”，学习是单向度的，年轻者向年长者学习。而当前社会的文化类型可以说是“前喻文化”、“同喻文化”和“后喻文化”三种文化并存，特别是由于“前喻文化”和“同喻文化”的存在，使年长者需要向年轻者学习、同辈群体之间需要互相学习，这就使得人们需要接受终生教育。

那么被调查对象对终生教育观念持怎样的态度呢？在笔者的问卷调查中，对于“您同意活到老学到老这个观点吗？”94.9%的调查对象表示同意。可见，大部分农民是赞同终身学习的理念的，这也是符合当下时代对人们的要求的。通过进一步的交互分析，笔者发现：“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在这一点上不存在显著差异（X2=0.261，df=1，Sig=0.609）。可以说，在这一点上两个农民群体之间的观点是高度一致的。

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学习型社会理念的提出和付诸实践成为了历史的必然选择，众所周知，最早提出“学习型社会”这一概念的是美国学者赫钦斯(R.H，Hutchins)。“学习型社会”并不仅仅局限于人们钟情的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的“人力资本”的理论内涵，而是格外强调、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诉求。学习型社会的深层内涵也就在于它是一种特定的教育价值选择，是人类社会渴望在一种人性化的社会环境中经过教育而实现自我完善的理想价值追求。从教育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学习型社会”所强调的是一种社会形态，社会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社会的每个成员都享有学习的权利，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人人都在实践终身学习，成为人人学习、终身学习、灵活学习的学习社会阁。那么被调查对象对学习型社会理念持一种怎样的态度呢？在笔者的问卷调查中，对于“您赞同构建学习型社会这个主张吗？”94.2%的调查对象表示赞同。可见，大部分农民是赞同构建学习型社会这个主张的。通过进一步的交互分析，笔者发现：“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在这一点上不存在显著差异(X2=1.556，df=1，Sig=0.212)。可以说，在这一点上“上楼农民”和“居村农民”之间的观点也是高度一致的。

二、农民对参加教育培训的意愿

农民参加教育培训的意愿往往与其自身的受教育水平存在很大关联。笔者认为，受教育水平越低的农民，其参加教育培训的意愿越强烈。从整体来说，被调查农民群体的受教育水平是比较低的，高中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被调查对象仅占调查总体的21.7%。这说明被调查农民群体的文化资本是比较欠缺的，而现代社会中文化资本的重要性又是不言而喻的。同时，“上楼农民”受教育水平在高中及以上的比例为28.0%，而“居村农民”的这一比例仅为17.6%。这说明：“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在受教育水平上存在显著性差异(X2=20.782，df=3，Sig=0.000)。从这里的分析应该能够推论出两点：第一，农民群体参加教育培训的意愿比较强烈；第二，“居村农民”参加教育培训的意愿应该高于“上楼农民”。

农民参加教育培训的意愿还与其对受教育水平的满意程度存在很大关联。笔者认为，对受教育水平越不满意的农民，其参加教育培训的意愿越强烈。笔者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于自己现有的受教育水平，42.7%的调查对象表示满意程度一般，35.7%的调查对象表示不满意，只有21.6%的调查对象表示满意。可见，被调查对象对自己现有受教育水平的满意程度比较低。同时，“上楼农民”对受教育水平满意的比例为27.7%，而“居村农民”的这一比例仅为17.6%。这说明：“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在对受教育水平的满意程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X2=19.396，df=2，Sig=0.000)。从这里的分析同样应该能够推论出两点：第一，农民群体参加教育培训的意愿比较强烈；第二，“居村农民”参加教育培训的意愿应该高于“上楼农民”。

实际情况是否果真如笔者推测的那样吗？从问卷的分析结果来看，77.9%的调查对象表示愿意参加，16.2%的调查对象表示无所谓，只有 5.9%的调查对象表示不愿意参加。可见，从

整体上来说，调查对象参加教育培训的意愿还是很强烈的，这与笔者推测的结论是相一致的。对于农民来说，参加教育培训是“弥补”文化资本不足的一条重要途径。通过进一步的交互分析，笔者发现：“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在参加教育培训的意愿上不存在显著差异（X2=1.910，df=2，Sig=0.385）。这与笔者推测的结论是不一致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不同呢？笔者认为，这与“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的受教育水平和对受教育水平的满意程度都很低有关。虽然“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在受教育水平和对受教育水平的满意程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并不是很高与很低的差别，而是在低水平里面的差异。所以使得“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对参加教育培训的意愿都很强烈。

农民作为接受教育培训的主体，很有必要了解他们对教育培训内容的想法。对于“如果有机会参加教育培训，您希望了解哪方面的知识？”88.3%的调查对象表示农村与城市的知识都想了解，7.2%的调查对象表示想了解与农村有关的知识，4.4%的调查对象表示想了解与城市有关的知识。可见，大部分农民既想了解与农村有关的知识，又想了解与城市有关的知识。通过这一分析结果笔者得到的启发是：必须改变当前农村教育严重的城市化倾向，在农村教育中，既要有城市元素，也要有农村元素，这样的农村教育才是符合农民意愿的教育类型。通过进一步的交互分析，笔者发现：“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在这一点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X2 =2.617，df=2，Sig=0.270)。

三、农民对教育培训的参与

农民参加教育培训的状况与当地提供的教育培训机会之间有着很大的相关性，因此，很有必要了解调查地教育培训活动的相关情况。对于“当地的教育培训活动多吗？”，48.3%的调查对象表示教育培训活动很少，41.2%的调查对象表示活动数量一般，只有10.5%的调查对象表示活动很多。可见，调查地点的教育培训活动数量非常有限，这对于提升农民的文化资本是极为不利的。通过进一步的交互分析，笔者发现：“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在这一点上存在显著差异 (X2 =27.710，df =2，Sig=0.00剔。“上楼农民”表示当地教育培训活动很少的比例为40.6%，而“居村农民”的这一比例为53.5%：“上楼农民”表示当地教育培训活动很多的比例为15.8%，而“居村农民”的这一比例为6.9%。可见，比较而言，“上楼农民”所在地的教育培训活动更多一些。与“上楼农民”比较而言，“居村农民”处于弱势群体地位，而当地为“居村农民”提供的培训又要少于“上楼农民”，这将进一步固化“居村农民”的弱势地位，使“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之间的群体边界越来越清晰化。

从整个被调查农民群体对当地教育培训活动的了解程度来看，48.4%的调查对象表示不了解，45.8%的调查对象表示了解程度一般，只有5.7%的调查对象表示很了解。可见，从整体上来说，调查对象对当地教育培训活动的了解程度并不高。通过进一步的交互分析，笔者发现：“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在对当地教育培训活动的了解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X2=19.083，df=2，Sig=0.000)。“上楼农民”对当地教育培训活动不了解的比例为41.1%，而“居村农民”的这一比例为53.3%；“上楼农民”对当地教育培训活动很了解的比例为8.4$，而“居村农民”的这一比例为3.9%。可见，比较而言，“上楼农民”对当地教育培训活动更为了解。

从整个被调查农民群体参加教育培训活动情况来看，71.0%的调查对象表示没有参加过。可见，从整体上来说，调查对象很少参加教育培训活动。通过进一步的交互分析，笔者发现：“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在参加教育培训活动上存在显著差异(X2=16.881，df=1，Sig=0.000)。“上楼农民”参加过教育培训活动的比例为36.1%，而“居村农民”的这一比例为24.2%。可见，比较而言，“上楼农民”参加过教育培训活动的比例更高一些。为什么“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在参加教育培训的意愿上没有显著性差异，而在参加教育培训的行动上会有显著性差异呢？笔者认为，这与“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在教育培训的可获得性，也就是当地为他们提供教育培训机会上存在差异有关。

通过上面的分析笔者发现以下两个特点：第一，从整体上来说，被调查对象对教育培训

的参与状况不容乐观，农民的教育培训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第二，从农民群体的内部差异来说，“上楼农民”教育培训参与状况要好于“居村农民”，这对于改变“居村农民”弱势群体地位是非常不利的，对于农村和农民的长远发展也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必须要尽快扭转这种状况，防止农民群体内部分化的进一步加大。

四、农民对教育培训的满意度

从整个被调查农民群体对当地教育培训活动的满意程度来看，56.2%的调查对象表示满意程度一般，23.4%的调查对象表示满意，20.4%的调查对象表示不满意。可见，从整体上来说，调查对象对当地教育培训活动的满意程度并不高。通过进一步的交互分析，笔者发现：“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在这一点上存在显著差异(X2 =42.238，df=2，Sig=0.000)。“上楼农民”对当地教育培训活动不满意的比例为15.1%，而“居村农民”的这一比例为23.8%：“上楼农民”对当地教育培训活动满意程度一般的比例为51.2%，而“居村农民”的这一比例为59.5%：“上楼农民”对当地教育培训活动满意的比例为33.7%，而“居村农民”的这一比例为16.6%。可见，比较而言，“上楼农民”对当地教育培训活动满意的比例要高于“居村农民”。笔者认为，这同样与“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在教育培训的可获得性，也就是当地为他们提供教育培训机会上存在差异有关。为了防止“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两极分化的扩大化，要更加重视“居村农民”的教育培训问题。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分析农民对教育培训的观念、意愿、参与和满意度等方面情况，笔者得出的结论是：从整体上来说，农民对教育培训的态度与行动并不乐观。比较而言，“上楼农民”在对教育培训的态度与行动上要明显高好于“居村农民”。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结论：第一，从教育观念来说，大部分调查对象赞同终身学习的理念，赞同构建学习型社会这个主张，对教育培训的作用持肯定态度。比较而言，“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在对教育培训的观念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第二，从教育意愿来说，大部分调查对象参加教育培训的意愿很强烈，既想了解与农村有关的知识，又想了解与城市有关的知识。比较而言，“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在对教育培训的意愿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第三，从教育参与来说，大部分调查表示当地的教育培训活动很少，对当地教育培训活动的了解程度并不高，很少参加教育培训活动。比较而言，“上楼农民”在所在地的教育培训频率、对当地教育培训活动的了解程度、参加过教育培训活动的比例这三个方面都要高于“居村农民”；第四，从教育满意度来说，大部分调查对象对当地教育培训活动的满意程度并不高。比较而言，“上楼农民”在对当地教育培训活动的满意度要高于“居村农民”。

“农民上楼”运动的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在地域上的区隔，出现了类似于城市那样富人区与贫民区的区分。长而久之，会形成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rbert Elia8)所谓的“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内局群体”是居于内核、把持文化表达的群体，而“外局群体”是处于边缘、接受并巩固文化表达所体现出来的权力关系的群体。可以说，“农民上楼”运动造成的农民群体内部在地域上的这种分化对于我国当前在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极为不利的。教育培训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积聚方式，对农民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聚都发挥着重要影响。而“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在教育培训上存在的显著差异，会使“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的群体边界进一步清晰化，使群体之间的流动变的越来越困难。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高真正的同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因此，在加大对整个农民群体教育培训力度的同时，还要更加注重对“居村农民”的教育培训，防止农民群体内部两极分化的扩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