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do we deal with drug problem课文翻译
1．
短期内在美国解决毒品上瘾问题是有可能做到的。只需要提供各种毒品，并且以成本价格销售，在每种毒品上贴上准确的说明书，说明它对服药者会产生什么作用。这样做是需要英勇的坦诚的。不要总是说大麻既容易上瘾又非常危险。大麻并不像“甲基苯丙胺”那样会导致极其痛苦的死亡，也不像海洛因那样容易使人上瘾又难以戒除。
我必须郑重声明：我曾经尝试过几乎每一种毒品，但没有一种能让我喜欢。这就批驳了那种认为吸一口鸦片就会使大脑受到奴役的流行的理论。然而，许多毒品是有害的，应该用明智的方法告诉人们它们的危害性。
在告诫和警告的同时，我们最好提醒公民，美国的缔造者们相信，每个人都有权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只要他不妨碍别人追求幸福。
现在人们的耳边开始有警告声响起：如果允许人们吸毒的话，每个人都会去吸毒，我们的民族最终将成为一群呆板麻木的活僵尸。这种想法令人心惊肉跳。然而，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神志正常的人，如果事先已经了解吸毒上瘾是什么样子的话，是绝不可能成为瘾君子的。
每个人都头脑清醒、神志正常吗？不是。有些人总会成为瘾君子的，就像有些人总要成为酒鬼一样，这简直太可悲了。但每个人都有权（应该拥有这种合法的权利）结束自己的生命，假如他做了这样的选择的话。不过，既然多数人不会做这样的选择，他们也绝不会成为静脉注射吸毒者。然而，禁止人们得到他们喜欢或者他们认为可能喜欢的东西，只能使他们更加想要得到这些东西。出于某种不可思议的原因，我们的领导者们似乎总是无法理解这种心理。
对于美国的道德学家来说，幸好我们的公众连上周二所发生的事情都不起了。在今天的华盛顿，没有人还会记得国会颁布禁酒令时期所发生的事情了。当时，国会认为禁酒是一项神圣使命。但在禁酒过程中引发了这个国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犯罪浪潮，导致数千人死于劣质酒，公民由此对美国法律产生了普遍的（且持续的）鄙视。
如今同样的情形正在发生，但在政府并没有从过去禁酒行动的尝试中吸取任何教训。
去年，联邦政府稍微降低了一下大麻的供应，毒贩便诱使孩子们染上了海洛因毒瘾，使得死亡人数急剧上升。这是谁的错呢？我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对这些人的死负责。这些官僚机器从警察抓强盗的游戏中获得利益。麻醉药品管理局和黑手党都需要强有力的法律来反对销售和使用毒品，因为如果毒品以成本价格出售，任何人都将无利可图。
倘若黑手党从中无利可图，就不会有友善的校园贩毒者，瘾君子们也就不会为了支付下一次注射的钱而犯罪了。最终，如果毒品交易无利可图，麻醉药品管理局就会渐渐消失，这是他们不会轻易做的事。
那么，有明智的办法吗？当然不会有。美国人热衷于犯罪和惩罚，如同他们热爱赚钱一样---禁毒和贩毒几乎成为了同等大事。因此，情况只能变得更糟。2．
如果你无法赢得比赛，不妨改变一下比赛规则。这就是最方便易行的逻辑，即毒品问题可以通过合法化得到解决。令人遗憾的是，毒品合法化听起来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或许根本就令人无法相信。
毒品合法化听起来不错，因为它简单可行。它可以立即消除现在毒品给黑社会带来的巨额利润，可以减少毒品这个禁果对年轻人的诱惑，并且可以去掉妨碍
许多瘾君子们寻求帮助的污名。甚至还可以向现在的非法毒品销售征税，用这笔税款来修建更多得的戒毒康复中心，而这正是社会所迫切需要的。
深入思考毒品问题的人们长期以来一直提倡撤销对毒品的禁令。去年，巴尔的摩市市长库尔特.施莫克要求就这一问题展开一场严肃认真的全国性的辩论，这激起了新一轮的讨论。
施莫克的主张建立在他作为一名缉毒检察官的经验的基础上，他觉得他力不从心，好像在用茶匙向外舀海水一样。他告诉国会，禁毒与本世纪早期的禁酒一样收效甚微。它使犯罪率上升，却没能消灭毒瘾。因此，让我们改变一下规则吧。
他并非是唯一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尼克松总统宣布进行一场禁毒的“战争”后，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密尔顿.弗里德曼于1972年写道：“禁毒是一种尝试解决问题却使得情况更加糟糕的办法---对于吸毒者和我们其他人来说，都是如此。”
这种简单的解决方法对许多人而言是不可抗拒的。令人遗憾的是，这种逻辑的好处是简单，但有一个令人讨厌的大漏洞。相当多的证据表明，毒品合法化将使毒品滥用及其社会成本增加，而且是急剧增加。
使毒品交易非法化可能不会消除毒品，但几乎可以肯定会减少毒品的使用。《华尔街日报》早些时候刊登了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致禁毒主将威廉.贝内特的一封公开信，贝内特在9月19日出版的该报上反驳道：“詹姆斯.Q威尔逊教授告诉我们，在英国医生可以合法开海洛因作处方药的年代，吸毒人数增加了40倍。废除禁酒令之后---毒品合法化的提倡者喜欢援引但却误解了一个类比---酒的消费量猛涨了350%。”
可惜的是，贝内特的办法也没能抓住毒品问题的要害。毒品问题是我们社会中某些阶层，尤其是贫困阶层，所存在的深层次弊端的一种表现。你可以召集你所需要的所有军队，修建更多的监狱和戒毒所，但是只要毒品的需求存在，毒品交易就会有机可乘。只要滋生毒品的社会弊端存在，毒品的需求就会存在。
贝内特说得对，美国毒品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仅用一颗“灵丹妙药”是无法解决问题的，但是他限定目标就错了。那种认为毒品合法化能够迅速解决问题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但是惩治毒品交易这种耗时的办法也不是万全之策。3．
使毒品合法化听起来是一种既省钱又容易实施的解决办法，可以立刻奏效。重新将毒品使用界定为合法会消除所有涉毒犯罪。
这样一来，使毒品合法化的确能解决禁毒执法问题。例如毒品是合法的，走私毒品就无利可图，黑手党和毒贩集团也就无法由此发财致富，也就没有人为此而坐牢，我们在法律实施方面可以节省数十亿美元，而且还能减少腐败。
但是主张使毒品合法化的人低估了毒品合法化给公众健康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而这种后果将远远超过执法过程中所节省的资金。
那么，你会问，既然现在酒是合法的，那么禁止可卡因和海洛因的逻辑何在？没有什么逻辑，只是历史原因。喝酒是一种如此古老又普遍的习惯，无法被废除。问题不在于酒与海洛英哪个更有危害性。问题在于酒的危害性大，还是酒加上可卡因和海洛因的危害性更大。酒已经被普遍接受，而使其他毒品合法化就是宣布药房里生产出来的其他的东西也可以被普遍接受。
难道我们真的需要其他麻醉品所带来的额外且永久的负担吗？其中一些麻醉品与酒精相比更容易使人上瘾。自从1987年以来，已经发生了37起涉及滥用毒品的铁路交通事故。如果可卡因和海洛因唾手可得，那么由此所增加的交通事
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就会使目前的涉毒死亡人数相形见绌。
甚至连毒品合法化的提倡者也承认，这样做会增加毒品的使用量。首先，毒品合法化给予毒品一种社会认可；其次，它使人们不用冒任何风险就可获得毒品；再次，它使得毒品必须以等于或者低于街头的价格出售，否则毒品合法化的全部理由就站不住脚了。以上三种因素都将增加毒品的消费。我们将不得不拿出在执法方面所节省的资金的数倍金额来支付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死亡、丧失生产力以及医院费用方面的支出。
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呢？任何最终的症结归于文化层面的问题都没有一蹴而就的解决办法，答案也只能是文化层面的，而转变观念则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但这个问题还是能够解决的。成功的典范就是已经有了25年历史的禁烟运动。
我小时候，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最富有魅力的形象是嘴里叼着根烟卷的鲍嘉。现在不是这样了。电视上禁播烟草广告明显违反了言论自由的原则，却是件好事。政府开展的一场毫不手软的反吸烟运动终于被好莱坞和其他文化产业接受，并彻底消除了香烟的魅力。吸烟不仅不再潇洒，还被认为是承认个人缺点的一种表露。吸烟不是人们想展示的形象，而展示好形象正是人们开始吸烟的初衷。（上瘾是他们继续吸烟的原因。)
道德上的规劝，消除吸烟的魅力和轻微的压制---隔离吸烟者以及禁播电视烟草---这一系列手段的结合导致一代人的烟草消费急剧下降。1964年，卫生部长发表第一份报告时，吸烟者为40%，而现在是30%。
南希.里根发起的拒绝毒品运动招来了人们的嘲笑，但认可了这是应对毒品问题唯一的非强制性手段。对待毒品要像对待烟草一样，消除其魅力。减少毒品消费的唯一办法就是彻底转变这种文化现象。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别无他法。
你开始必须严厉打击吸毒者。这并不是说把他们都关进监狱，牢房是远远不够的，而是对其财产实施严厉制裁---高额罚款和没收财产。当吸毒者不得不计算一下可卡因的价格，每克100美元加上比如10000美元的附加费时，他也许会开始寻找便宜些的娱乐方式了。
因此，你有四种解决办法。如果你迫切地想找到一种快速的解决办法的话，那么就让毒品合法化或者强制约束吸毒者，如果你想采取一种文明的做法的话，那就发动一场规模与禁烟运动一样大的宣传活动来反对吸毒；而如果你只是一名希望继续连任的政客，那就竭尽全力去造势，对着摄像机镜头挥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