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村落变迁文献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村落变迁文献研究综述

李昱熹*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村落发生了巨大变迁。本文在归纳和总结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将改革开放以来这段时期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中，并将中国村落变迁的特征归纳为区域研究的不均衡、微观的转向、多学科的交织三个方面；并认为这一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村落组织内部的整合、村落文化的变迁、村落经济的变迁、村落的终结四个方面。

关键词：改革开放；村落变迁；文献综述

城市化是一个国家亦或整个社会变化前进的巨大推力。城市化进程与村落变迁构成这一实践过程的一体两面。中国的村落经历了几代变迁，李善峰以20世纪的著作为线索全面深入地总结了这一时期关于村落变迁的研究成果。［1］黄忠怀从学科层面出发，从地理学、历史学和人类学三个角度对这一时期的村落变迁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并对以后的发展趋势进行了详细的阐释。［2］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与快速的城市化伴随的是整个社会的一场大变革。

从广义上来说，城市化就是指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转化并在城市集中的过程，这一过程引发的是整个社会的巨大变迁。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从改革开放初期占人口总数超过70%的农业人口，发展到今天城镇人口已经超过农业人口。改革开放至今，国内学者专注于新时期城市化进程中的村落问题并获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本文试图对这些成果进行一番学术综述和梳理，归纳出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村落变迁研究的新趋势。

一、我国村落研究的几个阶段

（一）我国村落变迁研究的起步

关于中国村落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西方列强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李昱熹，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2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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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打开了我们的国门，伴随着的是西方文化对我们本土文化的强烈冲击。作为一个几千年的农业大国，了解中国的落脚点在于中国的农村。于是，一些西方学者开启了中国关于农村研究的先河。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时任上海沪江大学任教的葛学溥带领学生在广东省凤凰村进行家庭社会学调查，并于1925年出版了英文著作《华南的乡村生活———家族主义社会学》［3］，为今后中国农村社会研究提供了典范。

（二）我国村落变迁研究的高潮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以晏阳初和梁漱溟为代表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掀起了中国关于农村研究的高潮，涌现出了一大批关于乡村建设研究的大家，积累了丰厚的理论成果。晏阳初的《农民运动的使命》，号召要引导农民学习文化，善导风俗，改善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建立合作组织。［4］梁漱溟在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中详细分析了通过“乡村建设”或“乡土重建”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设想，并且认为中国的农村社会具有特殊的国情不能照搬西方模式。［5］林耀华的《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真实地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农村的情景。［6］吴文藻的社区研究思想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我们当今进行社会学调查研究更有着重要的启示。

（三）我国村落变迁研究的逐渐成熟

20世纪40年代，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乡土研究学者将中国的农村研究乡土化，创建了中国的社会学派。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结合中国的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乡土中国”、“差序格局”、“礼制秩序”、“长老统治”等概念工具，［7］这是对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结构和由此产生的农村传统观念的理论概括，标志着我国关于农村研究的逐渐成熟。

（四）我国村落变迁研究的曲折前进

20世纪50年代，由于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学科被取消，原先从事村落研究的学者转向对中国少数民族的调查。“这一时期继续对中国乡村社会进行研究的主要是一些国外从事‘汉学’研究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以台、港地区甚至新加坡的华人社区，或者依据以前的调查资料来研究中国农村社会。”［1］有一些学者充分挖掘利用历史资料进一步深化了关于农村的研究理论。黄宗智利用满铁调查资料撰写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美籍印度裔学者杜赞奇利用满铁“惯行调查”资料所写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进一步深化了村落研究的内容。

（五）改革开放后我国村落变迁研究的加速期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学术界迎来了村落研究的又一个春天。这一时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面对中国的村落将何处去的问题，涌现了陆学艺、李培林、王铭铭、毛丹等一大批村落研究的学者，从文化、政治、经济和村民组织等方方面面对新时期的村落变迁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与剖析，形成了丰硕的理论成果。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村落变迁研究的特征

（一）区域研究的不均衡

在农村研究的空间问题上，早在20世纪上半叶葛学溥在对广东潮州凤凰村的调

查研究中就提出“先将中国划分为几大文化区域，在每个区域内，按照器物、职业、社

会组织及态度和理想等标准，选择有代表性的村、镇或市，作为精密考察的单位。

”［8］锦清等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对浙北农村进行田野调查时就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

提出要把中国农村划分为几大文化生态区，分区域研究中国农村。［9］区域研究方法

对于改革开放之后的村落变迁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像华南的宗族研究、华中的

农村政治社会研究、西南的少数民族研究，“关中模式”、“华北模式”和“华南模

式”等。

但是，在分析这些区域研究成果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村落研究区域不均衡问题已相当严重。一方面是经济发达地区村落研究的涌入。这些地区城市化进程较快，伴随着的村落变迁问题也相当普遍，学者对这些地区的村落研究已经趋于饱和。另一方面是中西部贫困地区村落研究的严重滞后。针对这些地区的村落研究大部分集中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村落变迁，研究面窄，研究视角相对单一。由此形成了当今村落研究不均衡的特有现象。

（二）微观的转向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村落研究，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以及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省台头》为代表的研究成果开创了村落研究的一种趋势，即“从微观的视角转入宏观的角度审视整个社会，分析社会的整体架构，并提出自己

的普遍模式理论。”［1］这一研究趋势成为此后一段时期村落研究所秉承的法则。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因素介入到村落的变迁之中。区域性的增强，社会转型的复杂性打破了这种村落研究的普遍模式理论而逐渐转向微观的研究。学者们分别从村落组织、［10］文化、［11］经济、［12］日常生活、［13］农民工主体［14］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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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从微观的层面入手探索新时期我们村落变迁所存在的现状与问题。

（三）多学科的交织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研究村落变迁的学科相对单一，主要集中于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并涌现出了晏阳初、吴文藻、林耀华、费孝通等一大批社会学和人类学大家。这种单一的学科特点随着改革开放而改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与此同时，我国的教育事业也进入了最快最好的发展时期，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改革促进了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15］此背景下，我国的村落变迁研究迎来了又一个春天，吸引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参与到其中，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碰撞，创造出更多的研究成果。

三、改革开放以来村落变迁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村落组织内部的整合

社会变迁过程中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社会结构的变迁。村落变迁的研究过程关键在于村落内部结构的变迁。针对村落内部的结构因素，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陆学艺通过分析村庄内部发生的阶层与群体分化，以及村民的社会交往结构，认为主导内发村庄发展的是村庄内部的社区精英。［16］毛丹认为“在乡村社会中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单位变体，对于这些单位变体，用单位体制的范式才比较能够理解和描述。”［17］于是毛丹创造性地将单位体制运用于村落变迁的研究过程中，更好地用来表达乡村与整个社会、与城市社会的统合与分异。李国庆认为当今的中国农村正处于剧烈的阶层分化之中，今天中国农村在推进向以功能组织为主导的村落类型转变的过程中，亟需加强村落的共同体性质，强化村民对村落的认同感，修复村落的过度分化，促进村落社会的整合与稳定。［18］毛丹则从四个维度分析了村落共同体的当代命运，阐释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村庄转型是听任市场力量，还是保留村落共同体的论题；并且毛丹认为发展城乡社区衔接，避免加快城市化与建设新农村两大国家战略之间出现断裂。［19］王铭铭讨论了民族—国家与传统家族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认为权威在村落的整合过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并建立起了村落与超越村落的国家与社会力量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20］总之我们可以发现，在村落变迁的过程中，村落共同体、民族国家精英的权威以及村落组织等都是整合村落的重要力量，如何合理利用这种内部的整合力量为新时期村落的转型提供帮助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

（二）村落文化的变迁

村落文化，是在中国乡土社会背景下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实践的积淀与演化

的产物。任何事实的转变都会体现为文化层面上的变迁，

村落文化的改变则是村落变迁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急剧现代化的背景之下，我国的村落文化面临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王沪宁［21］将村落文化作为研究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他认为虽然村落文化在现阶段有着积极的一面，但是村落文化的基质更多的是与现代社会主义文化不相适应的因素。村落家族文化的消解是历史的发展趋势。在温州模式的背景下，任映红倡导温州村落文化范式（现代化进程中和瓯越文化背景下的温州村落总的文化运行模式），在文化转型和创新过程中做到积极传播先进文化，

提高农民文化生活质量，不断克服旧文化范式的缺陷，发掘和利用村落文化资源等，为当今村落文化如何积极健康的变迁提供借鉴意义；［22］并主张村落文化与农村政治相结合，认为村落文化对当前的农村政治发展有着积极的和消极的双重影响，要对文化的变迁进

行合理的引导，有效地促进农村政治发展。［23］杨建华以日常生活为视角发现乡村生

活模式和文化传统的任何细微变化都显示了现代性因子在乡村社会的扩展。［24］总体

来看，在当今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对传统的村落文化抛弃特别严重，且村落文化受到社会排斥较为强烈，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乡土文化正在弱化。

（三）村落经济的变迁

经济变迁是社会转型期的重要一环，

国内专题性的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研究成果不多，研究内容集中于村落的市场，赖以依存的土地流转等。研究多是宏观层面的归纳推论，政策含义多于实证分析意味。车裕斌［25］所在的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对1978年以来典型村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特征、现状以及未来趋势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总结，认为村落经济社会的非均衡协调发展是可行的，其最终建立的是各村落协调发展社会和谐的经济格局。毛丹和彭兵受到加拿大乡村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的启示，认为单纯借助市场力量振兴乡村、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思路是很危险的，政府应当意识到完全市场取向的公共政策可能导致市场力量对乡村社会的过度侵蚀，不利于村落经济变迁过程中的和谐发展。［26］土地流转问题作为城市化进程

中村落经济变迁的一个重要指标，学界对其也做了大量研究，张业相等［27］归纳了农

用地流转的五种基本形式和四种运行模式。楼惠新、张建新［28］认为发达地区农地流

转有四种基本类型和四大问题。刘红梅和王克强、［29］李燕琼和范高林、［30］刘友

凡、［31］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浙江省农业厅联合调查组［32］还

对上海、四川、湖北、浙江等省区的农用地流转特点与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四）村落的终结

李培林于1991年翻译了孟德拉斯的《农民的终结》

，这一著作在中国的出版引起了关于中国村落终结的大讨论。随后李培林在文章中再次将此问题深化，试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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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建立普遍解释力的村落终结类型，建构村落城市化整个链条的最后一环。［33］接着李培林透过“城中村”这一现象，［34］以广州羊城村这个典型的村落的终结为线索，深入探讨村落经济运行的社会逻辑。［35］然而正如李培林所说村落终结是很艰难的，终结的形态也是异常复杂的。田毅鹏也认为村落走向终结的道路和具体形态是多元的，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也因时因地有所不同，要应对村落终结的诸形态展开研究。［36］针对村落终结的形态这一问题，李培林在提出“村落终结”之时便已经将其与“城中村”这一终结的过渡形态相联系，认为，当今村落变迁过程中的“城中村”便是村落最后终结的象征。［34］“城乡结合部”是介于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和乡村之外的第三类社区，也是“村落终结”的另一种形态。［37］其次都市边缘地区的村庄发展也有着与“城乡结合部”相似的关于“村落终结”的复杂性，这类社区是城市综合治理的关键地区，并且都市化过程特别长。［38］在现代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村落的终结似乎不可避免。但在进行系统综合的研究后发现“村落终结”是一个极为复杂和长久的变迁过程，需要我们不断的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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