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和班固的编辑思想比较

司马迁和班固的编辑思想比较

?分类：大学学报

?作者：赵连稳

?字数：2827

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摘要：司马迁和班固不仅是两汉最杰出的史学家，也是很有成就的编辑学家，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家庭影响有异、著书体例的差别等原因，其编辑思想也各有特色。在编辑指导思想方面，司马迁注重儒道互补，班固则完全以儒家思想为指针；在著书宗旨方面，司马迁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班固则为了“宣扬汉德”；在写书笔法方面，司马迁基本上秉笔直书，班固则突出地存在为尊者讳的问题。

关键词：司马迁；班固；编辑思想；比较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8)04—0151—05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公元前90)，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班固(公元32—公元92年)，字梦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班固的《汉书》则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司马迁除《史记》外，还著有《报任安书》和《悲士不遇赋》等；班固的著作除《汉书》外，还有《白虎通义》和《东观汉记》等。他们不仅是两汉最杰出的史学家，也是很有成就的编辑学家。学术界对他们史学成就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但对两人编辑思想、尤其是将他们的编辑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还很少见。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编辑思想进行比较研究。

一

在编辑指导思想上，司马迁既有道家思想，又有儒家思想；班固则完全以儒家思想作为编撰图书的指导思想。

司马迁一生的主要活动大致和汉武帝在位时间相始终，汉武帝虽然接受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建议，但在当时，儒家思想一时还未在思想领域取得独尊地位，诸子百家学说依然比较活跃，在汉初思想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道家黄老思想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加上其父司马谈的耳濡目染，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司马迁，其头脑中既有道家思想，又新接受了儒家思想观念。

道家思想崇尚自然，否定天的人格和道德属性，在批判现实，反抗“既成传统”方面有积极作用，司马谈生活在文景到汉武的过渡时期，曾经“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在有名的《论六家要旨》一文中，司马谈对先秦诸子思想进行了总结，我们今天常说的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等就是他率先提出来的。司马谈认为六家各有长短，但他对道家情有独钟，认为“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司马谈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司马迁，在司马迁编辑指导思想中，道家思想占有很大比重。司马迁不承认自然界能够主宰人类社会的活动，在《悲士不遇赋》中，他说：“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在《史记》中，司马迁探讨古今王朝兴衰成败的规律，得出的结论是“物极必反”，这正是道家经典著作《老子》所主张的学说，而他在《史记》中表现出来的反叛精神也与道

家思想中反对传统的一面相吻合。故班彪认为司马迁“其论述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司马迁编辑指导思想中，儒家思想就没有位置了，相反，由于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建议被最高统治者采纳，儒家思想逐渐显赫起来，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司马迁不可能不受此影响，尤其是他曾经以董仲舒为师，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天人感应思想。如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司马迁沿用了董仲舒今文经学神学迷信的说法，什么黄帝“生而神灵”，“有土德之瑞”；帝颛项“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帝喾“生而神灵，自言其明”。在《高祖本纪》中说刘邦是其母和龙交配而生。在《秦楚之际月表》中说西汉的建立“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但司马迁对儒家天人感应的思想并未盲从，在另外一些列传中，他认为天属于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的变化没有内在必然联系，对儒家思想的天道提出疑义，如在《伯夷列传》中，他说：“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余甚惑焉，偿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因此，在《项羽本纪》中，针对项羽把失败原因归于“天”，司马迁驳斥道：“岂不谬哉!”司马迁编辑指导思想以儒道为主，但并非只限于儒道两家，实际上，他继承了父亲司马谈《六家要旨》的学术宗旨，对诸子百家兼容并包，认为它们各有所长，不能偏废，所以，《史记》中为老子、韩非、庄子、申不害、墨子、邹衍等各家代表人物立传，并且辑录了他们的典型思想材料。

班固生活在东汉时期，儒家思想经过西汉董仲舒及数代帝王的大力提倡，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班固的祖先在西汉时就是儒学世家，东汉时，班家又成为外戚，“家有赐书”，与皇室关系密切。班固的父亲班彪在刘秀还没有统一全国时，就为刘氏政权寻找理论依据，“乃著《王命论》以救时难”。其中宣扬汉承尧运，天命有归，王者兴衰，非人力所致。《王命论》的目的在于宣传君权神授思想。汉章帝召集群儒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讨论的结果由班固撰成《白虎通》。所有这些，使班固深受儒家思想薰陶，从而把儒家思想作为编纂书籍的指导思想。

在《汉书·叙传》中，班固原文抄录《王命论》，并且开诚布公地宣称自己编纂《汉书》要“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纬《六经》，辍道纲”，即要在书中贯穿儒家思想，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其中的原因正如他在《汉书·礼乐志》中所言：“为国者一朝失礼，则荒乱及之矣。”儒家思想“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因此，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语中批评《史记》不以圣人和六经作为判断事物的标准，说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汉书》删除了《史记》中具有非儒思想的话语和资料，而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持赞赏态度，称之为“宪章六学，统一圣真”。班固对儒家思想达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

《汉书·艺文志》于各类典籍中，首先叙述儒家《六艺》，次叙诸子十家九流之书；十家之中，又首叙儒家，称赞其“于道最为高”，余下的九家，除去小说家外，“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即其他各家不过是儒家经典的附庸罢了。班固评价各家学说优劣的标准也全以儒家思想为取舍，他说道家的最大缺陷在于抛弃了儒家的仁义学说，墨家的缺陷在于“非礼”和不知“别亲疏”，违背了儒家“贵贵贱贱”的原则。

在《汉书》中，班固还以儒家思想为标准评价历史人物，如《汉书·古今人表》把上古以降至秦代的人物分为九等，在上上圣人中，班固共列举了14人，除孔子外，其余都是儒家推崇的古代帝王，只有孔子以儒家创始人的身份置身上上圣人之列。孔门弟子有5人列上中仁人，20余人列上下智人，后学子思、孟子、荀子也居上中仁人。先秦

儒家的代表人物都列于上等。列为中上等的有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墨家的创始人墨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和韩非子、兵家代表人物孙膑。庄子则位居中下等。诚如钱大昕在梁玉绳撰《古今人表考》序言中所说，孔子列“于上圣，颜、闵、思、孟于大贤，弟子居上位者三十余人，

而老、墨、庄、刘诸家咸置中等”。班固这样做的目的是抬高儒家思想的地位，以“用彰儒学”。

自从董仲舒大力宣扬天人感应说以来，这种唯心学说便成为两汉儒学的中心内容，所以，汉朝的儒家思想是以儒家经典为形式，以阴阳灾异说与谶纬神学为内容的儒学。班固在《白虎通》中把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与现实政治的结合发挥到极致。在《汉书》中，班固大肆宣扬天人感应，说儒家经典都是为了阐述天人感应而作的，《汉书-五行志》记载：“昔殷道驰，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灿然著矣”。又如在传记部分，班固不惜篇幅记载传主附会阴阳灾异的对策、谏言，并且为推崇阴阳灾异的大师立传，最突出的是把董仲舒从《史记·儒林列传》中析出，特立《董仲舒传》。和《史记》记载的董仲舒事迹相比较，《汉书·董仲舒传》的内容主要是全文收录了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天人三策》等文献，把董仲舒的理论视为儒学正宗，说：“汉兴，乘秦灭学之后，景、孝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赞誉董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刘向事迹虽然附在《楚元王传》中，但是该传记实际上以刘向为主，传中主要记载了刘向四次上疏言阴阳灾异的内容，将刘向以灾异附会人事写得神乎其神，还称赞他的言论“有补于世”。

《汉书》中的表、志序言，纪、传赞语，多引经义，尤以引用《论语》为最多。时人仲长统说《汉书》“宗经矩圣”，可谓一语中的。

班固把儒家思想作为编纂史书的指导思想，影响很大，在《汉书》出现后，中国古代书籍、特别是纪传体正史的撰写，大都沿袭了这一做法，并且逐渐形成一种传统。

二

在著书宗旨方面，司马迁和班固差别比较明显。司马迁撰写《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班固著《汉书》则是为了“宣扬汉德”。

“究天人之际”就是研究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关系。先秦思想界，对“天人关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命题。司马迁祖先研究天文，是天文世家，他本人对天文学也很有造诣，这使他能够剔除自己思想中的迷信成份，把天视为一种客观存在，把天的运动看成自然界变化的一种现象，而不是人间吉凶的所谓先兆。司马迁认为人类社会的活动必须顺应自然规律，在《太史公自序》中，他说：“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通古今之变”，就是探求古往今来历史变化原因和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规律。《史记》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到西汉武帝太初年间共约3000年的历史，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说：“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即他的《史记》记述了上起轩辕黄帝，下至汉武大帝时期的历史。这种通史体例，有利于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司马迁强调“通变”二字，说：“天人之际，承敝通变”，“略协古今之变”，“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在《史记》中，司马迁重视纵贯古今，企图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探求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如《天官书》中说：“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平准书》说：“物盛而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始终之变也”，“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司马迁在《史记》中，设立“十表”和“八书”，就是通变思想在编纂工作中的运用，在谈到作“八书”的目的时，他说：“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如在《礼书》中，司马迁对礼的起源和古今变化做了详细的考察。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目的是“见盛观衰”、“述往事，思来者”，提醒

汉朝统治者不要沉醉于“盛世”，而应该透过繁荣的表象，发现潜在的巨大危机，防患于未然。

班固著书宗旨在《汉书·叙传》有明确表述：“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记、表、志、传，凡百篇”。班固撰写《汉书》的宗旨是为了“宣扬汉德”。

班固生活的时代，正值东汉王朝处于鼎盛时期，但是，新的危机也在酝酿之中，东汉统治者需要祭起西汉祖宗亡灵维系人心，宣传大汉功德，以推行封建正统思想，强化封建秩序，避免“贼臣篡汉”的悲剧再演和农民起义再现。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和最高统治者器重的班固自觉地担负起了“宣汉”的任务。

首先，班固创立了适合记载一朝历史的编撰体例。司马迁把刘邦等西汉帝王“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对此，班固是不满意的，根据《太平御览》卷603《史传》引佚名《后汉书》记载，班固认为“大汉当可独立一史。”只有这样，才能突出汉代的历史地位，为此，班固创立了纪传体断代史的编撰体例，这种体例十分适合对一朝历史的撰述，便于宣扬大汉王朝的功德。

其次，班固以封建正统思想宣扬刘汉政权的尊贵和合理性。班固在其父班彪《王命论》基础上，编造了一个刘汉政权源自神授的理论体系，在《高帝纪》中，他杜撰了一个从唐虞夏商周、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的刘氏世系，并断言，“由是推之，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说明刘汉政权建立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尊贵的世系，得到上天的保佑。在《典引篇》中，班固宣扬正闰说，说刘汉是尧的后代，尧把帝位传给股肱之臣，即传给虞、夏、商、周。周朝以后，“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进而推出“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荣镜宇宙，尊无与抗”。认为刘汉功德无与伦比，足以让历代帝王为臣子，从而把西汉政权抬高到了吓人的地步。既然汉朝源自神授，那么，凡是篡汉的人都是非法的，应该大加挞伐，所以，班固斥责王莽“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奋其威诈，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流毒诸夏”。

再次，为了宣扬汉朝帝王的功德，班固还不顾历史事实，对西汉帝王极尽歌颂之能事。惠帝在位仅仅7年，且行为受制于吕后，乏善可陈，但班固仍然从儒家仁德立场出发，称赞惠帝是位宽仁之君，“内修亲亲，外礼宰相，优宠齐悼、赵隐，恩敬笃矣。闻叔孙通之谏则惧然，纳曹相国之对而心

悦，可谓宽仁之主。”“文景之治”是黄老政治的结果，班固却站在儒家的立场上，称赞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仪，断狱数百，几致刑错，呜呼，仁哉!”对汉武帝，班固更是盛赞不已，说：“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实际上，汉武帝独尊儒术主要在文化和制度层面，班固却说汉武帝以儒家礼制治理国家。东汉时期，统治者极力推崇儒家思想，班固宣扬西汉帝王如何仁义、如何实行德政，并且取得卓越的成效，目的是为了迎合东汉统治者的需要。

三

在笔法方面，司马迁秉笔直书，实录历史；班固则较为逊色，存在为尊者讳的问题。

秉笔直书，客观地反映历史，是中国古代编辑学家的优良传统，但由于种种原因，曲笔

现象也相当多，刘知几在《史通·曲笔》中说：“史之不直，代有其书。”判断一个编辑家是否秉笔直书，不仅要看其能否正面记载历史，更为主要的是看他能否敢于揭露阴暗面、特别是敢于批判当朝统治者的弊政。司马迁反对“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主张写史求真求实，他的《史记》就有实录之美誉。杨雄在《法言·重黎篇》中说：“太史迁，曰实录”。班固也说《史记》“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司马迁“于《封禅》《平准》等书，《匈奴》《大宛》等传，直笔无隐。”班固的《汉书》，则多遭后人讥评，如西晋傅玄说班固“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非良史也”。傅玄对班固的指责并非准确，但说他“饰主阙”，为尊者讳则是正确的。

司马迁对刘邦的劣迹能够大胆直书，如他记载刘邦做泗水亭长时，“好酒及色”；在彭城被项羽打败后，为了自己逃命，甚至数次把亲生子女推下战车；当“诸客冠儒冠来”时，竟然“解其冠，溲溺其中”，等等，没有给刘邦留丝毫的面子。班固笔下的刘邦，形象则“高大”地多了，为了说明刘邦是个非凡人物，班固把《史记·项羽本纪》记载的彭城之战、陈平间楚、彭越韩信垓下会兵等，足以表现刘邦大智大勇的事件，全部挪到《汉书·高帝纪》中，而对《史记》中有损刘邦形象的记载，则尽量加以删减润饰，如历史上著名的鸿门宴一事，司马迁记载得十分详细，把项羽、刘邦等主角人物描写得惟妙惟肖，对刘邦的恐惧心情叙述得很细致，班固认为这样记载有损于刘邦的帝王威仪，于是，在《汉书》中，他将“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反映刘邦座次卑微的文字删掉。

《史记》为吕后立纪而不为惠帝立纪，是因为惠帝“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朝中大权掌握在吕后手中、政令出自吕后的缘故。班固则不仅为惠帝立纪，并且称赞惠帝“内修亲亲，外礼宰相”，是“宽仁之主”。

对当朝最高统治者汉武帝，司马迁基本上能够秉笔直书，既如实叙述汉武帝时期的繁荣景象，又据实对其好大喜功进行批判。在《平准书》和《酷吏列传》中，司马迁揭露了汉武帝的贪婪与暴力，对汉武帝任用的理财大臣桑弘羊、酷吏张汤，都给予了批判，如说桑弘羊“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张汤“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好兴事，舞文法，内怀诈以御主心，外挟贼吏以为重”。

班固在《汉书》中虽然指出了汉武帝时的弊端，“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频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寝密”。但同时又大量记载了汉武帝免租赋、赐帛、赐粟赈贷的诏书，以减轻汉武帝的罪责。

西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对思想领域的控制尚不严密，诸子百家还比较活跃；统治者还没有充分注意到修史的重要性，较少干预修史活动等，这是司马迁能够做到实录的重要原因。

班固的实录精神不及司马迁深刻、尖锐，主要是因为他撰写《汉书》的宗旨就是为了宣传汉朝的“功德”，另外与其所处的时代也有密切关系。东汉明帝时，儒家思想已经确立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同时，国家加强了对修史工作的干预，班固在家修史之事被人告以“私作国史”而获罪下狱。汉明帝命令班固续写《汉书》，把《汉书》的撰写置于朝廷控制之下，还曾对班固说：“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对司马迁的著书态度提出批评，实际上是告诫班固不要也因为自己曾经身陷囹圄而“贬损当世”。

(责任编辑：新中)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1

从《史记》中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 摘要：《史记》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在笔下的三千多年的历史中，司马迁将其主张的政治思想融入其中，直接或者间接地表明自己对统治者的执政理念的看法。本文将从“崇尚德治，反对暴政”“主张顺民之俗，颂扬无为政治”“反对分裂割据，颂扬秦汉统一”“认同天人感应，肯定人事作用”四个方面来阐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政治思想 司马迁在我国古代是最有创造天才的历史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有着坚强的毅力、崇高的人格和卓越的史才，所以在两千多年前就“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融汇百家学说、各种知识于一编，将各种文化典籍整理编撰为一部历史著作，即纪传体《史记》。《史记》是一部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见识超群的历史巨著，蕴含着深邃的思想和历史哲学，闪耀着民族精神的光辉，是伟大中华人格的凝聚，是一部“百科全书”，是民族文化的浓缩。司马迁在《史记》上投入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作为统治阶级的上层辅助，他将自己的政治思想融入了自己的心血《史记》。纵观《史记》，我们可以体会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基本倾向是倡导儒家的“仁政”为本，辅以道家的“无为”为表的统一体，同时对于阴阳、名、法、墨各家也兼收其长，扬弃其短。这在《论六家要指》中有着明晰的阐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的形成，不仅仅是融合儒、道及诸子百家的思想资料，而且更主要地是总结历史经验“自古志镜”提出的。所以，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属于经世致用型，而不是思辨理论型，他既不是儒家，又不是道家，而是升华历史经验自成一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崇尚德治，反对暴政 在司马迁笔下，“德治”与“暴政”是相互对立的，作者的褒贬倾向特别鲜明。在《太史公自序》中将古圣先贤禹、汤、文、武称颂为德治之君，说夏禹“德流苗裔”，周文王“德盛西伯”；而对于夏桀、殷纣、周幽王、周厉王，以及秦始皇、秦二世这些君王，贬抑为“暴”。司马迁用这一政治观念模式总结历史经验。在《夏本纪》中，他表述“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叛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在《殷本纪》中表述：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女，……百姓怨望而诸侯有叛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而周文王“修德行善”，诸侯多叛周而往归西伯。古代“虞夏之兴”，“汤武之王”，因修刃行义，“德洽百姓”；而桀、纣、幽、厉之亡，则是因暴虐不仁。中古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而“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这里所说的本，就是仁义之本。近世楚亡汉兴，也因“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汉兴百年之间，“诸侯或骄奢，忕邪臣计谋为淫乱，大着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所以司马迁明确地宣称，他写作《汉兴以来诸侯王表》的目的，就是“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谱其下益损之时，令后世得览。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 司马迁崇尚德治，反对暴政，但并不排斥“法治”，而只是认为“刑法”不是治政的根本，不能带来太平，更不应酷烈。循吏、酷吏两传序论对照极为鲜明。《循吏列传·序》：“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酷吏列传·序》：“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很显然，司马迁认为暴力和法，是治政之“具”，不可缺少。但“具”只是手段，不是政治的目的。“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这才是目的。为政之道，是以“德治”导致天下太平。 “德治”是儒家政治的根本。“德治”也就是“仁政”，出发点虽然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具体内容却是轻徭薄赋，主张节制对人民的剥削，缓和阶级矛盾。这一政治理论基础是“民惟邦本，本

《史记》的礼治思想探析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总第１６４期第１１期学术交流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Ｎｏｖ．，２００７ 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１６４Ｎｏ．１１ 《史记》的礼治思想探析 陈纪然８，孙树勇６ （哈尔滨师范大学ａ．人文学院．ｂ．德育教研室，哈尔滨１５００８０） ［摘要］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礼治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特征，礼的历史即是中华民族心灵的文化史。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关礼的阐述，在中国礼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从 社会功能、情感因素、历史沿革三个本质方面来看《史记》的礼治思想，虽然带有等级社会的印痕， 但同时也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史记》倡言的礼，虽然因强调礼的社会规范功能而表现出浓厚的封 建伦理政治色彩，但同时也具有人文精神；《史记》言礼，虽然强调礼有损益，但也重视对礼的坚守。 “缘人情而制礼”是司马迁的重要礼学观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却多有忽略。探析《史记》的礼治思 想体系对人性和人情的关注，有益于准确把握《史记》礼治思想的精华。 ［关键词］《史记》；礼；礼治 ［中图分类号］Ｋ０３［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８２８４（２００７）１１—０１６７—０３ 《史记》是良史所记，其特点是真。《史记》作为信史，终极目标不止于真，而是由真及善。司马迁认为《春秋》记事不载空言，“其实皆以为善”，只不过人们“为之不知其义”。（《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则《春秋》而撰，《史记》的义理也是“以为善”。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善是德的核心，德在礼的范畴，有德者守礼，守礼即是有德。“以为善”既是《史记》倡言礼的核心，也是目标。 了解《史记》的礼治思想，《礼书》、《乐书》两篇是极为重要的资料。我们知道，《礼书》、《乐书》主要录自《荀子》的《礼论》、《乐论》，这是不是司马迁自录呢？以《索隐》、《正义》为代表的褚遂良补录说和以日?泷ＪＩＩ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为代表的除去序的部分为后人妄增说，是对这个问题的否定性回答，但这两说的共有弊端是没有坚实的证据。也有人认为，《礼书》、《乐书》是司马迁自录。我们同意这种观点。清?郭嵩焘《史记札记》卷三认为，《礼书》既有“太史公草创之文”，也有取苟子书以足之的文字，“史公于此，有深意焉”。《乐书》的情况与此相类。取他书以为己篇，是《史记》述史的特征，也是古代书籍编撰的传统。也正因为这样，后人理解其书会产生很大困难，录于他书的文字体现什么样的“深意”？这很不好回答。因为在录于他书的文字基础上，所作的讨论显得似是而非。因此，应该把“太史公日”为标志的《礼书》、《乐书》的序赞作为了解《史记》礼治思想的最明确的资料。 一、礼是规范 礼治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特征，也正因为如此，对礼治的明确认识很早就被总结出来。最具代表性的是《左传》之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实际上这道出了礼的本质，即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在本质上，《史记》的礼治思想与《左传》相承。司马迁认为，“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礼书》），人类社会看似纷繁无序，但必然有其规范存在。司马迁在此基础上强调礼的社会规范作用。“故绳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规矩者，方圆之至也；礼者，人道之极也。”（《礼书》）“礼”和“绳”、“衡”、“规矩”并举，目的在于说明礼对“人道”（人的实践、活动）的规范。这个比喻来自于《礼记?经解》“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一句，但有所发展。《乐书》太史公日“淫佚生于无礼”，《史记》多篇都用到“无礼”、“失礼”等语，往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８—１６ ［基金项目】哈尔滨师范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项目（ＳＭ２００６—１７）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纪然（１９７５一），男，黑龙江青冈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１６７?　万方数据

对史记的评价

对史记的评价 汉代 汉代研究《史记》的名家，当推扬雄和班固，他们都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扬雄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子长多爱，爱奇也。?杨雄是赞扬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实录与爱奇，为历人者所赞同，直到现在。 唐代 唐代研究《史记》成就最大者当推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韩、柳肯定了《史记》一书的文学价值，奠定了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他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史记》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 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宋元 宋人赞司马迁，其著名者为马存赞司马迁的壮游和郑樵赞司马迁的五体结构。 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足迹不肯一日休。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司马迁世家龙门，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彷徨齐鲁，睹天子之遗风。所以，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为文章，因而子长的文章变化无穷。 南宋史学家郑樵认为：诸子百家，空言著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可见郑樵对《史记》评价之高。 明清 金圣叹把《史记》作为?六才子书?之一，评论《史

司马迁 思想

略谈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 摘要：司马迁的《史记》一书,不论在我国的史学遗产中还是文学遗产中, 都占有重要地位。在对《史记》进行研究时, 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对司马迁思想的评价问题, 这个问题是我们从思想上研究《史记》的出发点。 关键词：司马迁；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史记 一、经济思想 司马迁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是比较复杂的，是一个充满阶级矛盾的时代，也是西汉从鼎盛逐渐走向衰微的时代。司马迁从事著作时，西汉的经济经过“文景之治”达到空前繁荣。农业、手工业、对外贸易的发展，以及经济市场的扩大是汉武帝初年经济繁荣的标志。然而从经济繁荣中得到利益的只是那些占着统治地位的大土地所有者和富豪大贾们, 至于广大农民所得到的却是沉重的赋役、豪强的侵凌、地主和高利贷者的盘剥。因此, 在“盛世”之下, 农民破产, 卖妻窝子的现象屡屡发生。汉武帝好大喜功, 连年对外用兵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出现了海内虚耗, 户口减半”的局面。因此汉武帝末年广大劳动人民愈来愈陷于贫困,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 农民暴动、起义事件时有发生。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 他的美好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这就从思想上给他打上了充满矛盾的时代烙印。 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平准书》、河渠书》列入八书，并为古代的经济思想家和大工商业者专辟《货殖列传》。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 翦伯赞曾高度评价司马迁“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①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一条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 司马迁认为, 在各种行业中, 经商是致富的捷径。“夫用贫求富, 农不如工, 工不如商。”②这体现了司马迁经济思想中的重商观念。他指出，商业的性质决定了经商容易致富。其主要思想表现在几个方面：一、商业营运, 实际上是资本运动, 商品经济与资本永远是相辅而行的。商品流通的每一个环节都是都是一资本为依托，没有充足的资本作媒介，商品流通是不可能的。二、商业利润主要是来自商品价格的差额。三、商业主要是为富有阶级服务, 故商人也主要是从财富所有者的丰盈荷包中来赚取高额利润的。③ 《平准书》、《货殖列传》记载了历史上和西汉以来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对各种经济措施的评价,体现了他的财富观念。司马迁在叙述历史时, 把经济发展的状况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联系起来, 并注意到经济变化对政治以及历史的作用和影响。在记述秦的发展变化时, 也很注意经济的盛衰与政治成败的联系。当时, 司马迁已经认识到, 经济利益是人类社会各项活动的根本所在。因此, 他认为人们追求经济利益是正当的、合理的。司马迁得出的结论是: “富者,人之情性, 所不学而俱欲者也”。④既然逐利求富是人之性情, 社会上各种人物都是围绕物质利益而奔波忙碌。所以, 他又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把人们追逐经济利益的遮羞布彻底撕下来, 鼓励人们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 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是,他把剥削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说成是普遍的人性,

司马迁_班固著史宗旨比异_王萍

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4期 司马迁、班固著史宗旨比异 王　萍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从天道观、历史观和治史态度等几个方面,对司马迁和班固撰著史书的宗旨进行了分 析。司马迁注重天的自然属性,较少天人感应之说的影响;班固则以宣传刘汉皇朝承自天命为己任。司 马迁致力于“通古今之变”,探寻历史发展规律;而班固强调“洽通”的目的则在于证明“汉绍尧运”,为现实 政治服务。司马迁追求独立人格和风格,以一种实录精神完成《史记》的撰著;班固在《汉书》中虽对司马 迁实录精神多有继承,但又本于儒家之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多有曲笔。二人的这些相异之 处,既反映了不同时代思潮的濡染,又反映了不同家学渊源的影响。 关键词:司马迁　班固　《史记》　《汉书》 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是我国史学史上的辉煌巨著,被称作汉代的双子星座。《史记》是纪传体通史的鼻祖,《汉书》则首创纪传体断代史,它们对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刘知几在《史通?六家》中,将古今史书的体裁分为六家,其中“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并且强调,“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后人往往马班并列,《史》《汉》并举,且考其异同,论其高下,以认识、评判这两部巨著的成就和历史 《汉书》的著述宗旨进行比较研究。不妥之地位。本文试图在前贤时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 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 在人类历史上,除了时代氛围等因素,一定的家庭环境、家学渊源对人的思想观念、成长道路具有巨大影响。作为知识阶层重要成员、肩负着文化传承重要职责的史官或者说史学家更是如此。郑樵有言:“古者修书,出于一人之手,成于一家之学,班马之徒是也。”(凌稚隆《汉书评林?汉书总评》引)关于司马迁及其家世,司马迁本人在《太史公自序》中追述道:“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可见,司马迁先祖是世传的史学家和天文学家,这成为司马迁著史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造就了他良好的史学修养。 对司马迁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父亲司马谈。司马谈生活在由文景到武帝的过渡时期,但他接受的主要是文景时代的思想,即道家黄老思想。他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在著名的《论六家要旨》中,他对上古学术特别是先秦诸子思想进行了总结,创造性地把战国以来的学术思想归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并比较客观地对其加以评论,指出其优劣长短,而独钟情于道家。在他看来,“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其辞难知”,却又“其实易行”(《史记?太史公自序》)。在这里,司马谈所表现出的道家思想倾向,对司马迁颇有启示和濡染。除此之外,司马谈还以“世典周史”的家学传统来教育司马迁,使

从班固对司马迁的批判窥探两汉社会思潮变化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322289899.html, 从班固对司马迁的批判窥探两汉社会思潮变化 作者：董家旭 来源：《学习与科普》2019年第16期 摘要：司马迁和班固两人可谓是汉朝史学，乃至中国史学领域的双子星座，马班并列，《史》《汉》并举已是公论。然而，对于相同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班固却与司马迁大相径庭，甚至针锋相对，这集中体现于班固对司马迁及《史记》所作的论断：“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面对这样的批判，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司马迁和班固两人同为汉朝史官，且年代相距也并不是甚为久远，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两人的思想倾向表现出如此的差异呢？本文将就此问题作简要论述。 关键词：渊源；儒术。 一、马班的家学渊源 司马迁出生于史学世家，父司马谈对其影响深远。司马谈是汉初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学识渊博，通晓天文历法，在其所著的《论六家要旨》中，创造性地将先秦诸子思想归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并对其进行了比较客观、辩证的评论。在六家中，司马谈独钟情于道家，在他看来，“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与此同时，司马谈又特别强调各派的融会贯通，认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只要对各家学说进行适当的取舍，都可以为政治服务。司马谈所表现出的道家思想倾向，及辩证的融会贯通的治学视角，对司马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生活在司马迁之后百余年的班固，出身于世代书香的官宦家庭，其父名彪，是东汉初年著名的儒学大师。班彪所生活的时代，正值西汉末年的动荡时期，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地方割据势力乘机而起，班彪著《王命论》，救时难，为刘秀寻找建国的理论依据。在《王命论》中，班彪从儒家思想的角度出发，论述了汉王朝存在的合理性，王权天授，汉再受命等儒家思想贯穿《王命论》始终，为东汉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王命论》深刻地影响了班固的史学思想和学术生涯。班固在《汉书·叙传》中全文照录了《王命论》，宣扬“汉绍尧运以建帝业” 的正宗思想。班彪晚年潜心研究史籍，现行《汉书》中的《元帝纪》、《成帝纪》即为班彪原作。班彪从儒家思想出发，批判司马迁“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议论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弊伤道”，班固受其父影响，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批判司马迁“是非颇缪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父子二人在言语用词上稍有差异，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深层剖析

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深层剖析 李倩（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历来，对司马迁在史学上的辉煌成就，史学界已作过深入研究。但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迄今为止，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明显不足。笔者认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平准书》、《河渠书》列入八书，并为古代的经济思想家和大工商业者专辟《货殖列传》，这就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翦伯赞曾高度评价司马迁“以锐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作全面的论述，仅选取几个最能说明问题的环节加以考察，以申述笔者的意见。 一、对商业都会经济的描述 司马迁对汉帝国日丽中天时期的经济繁荣无比关注，武帝时期，其物质文明堪称当时世界之最，从他对当时大小不等、繁华不一的商业都会的描述中可见一斑。 长安：长安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全国的经济中心。长安城内有东西两市，皆规模宏大，货赂山积，“鬻者兼赢，求者不匮”，可知市内交易十分兴旺。司马迁《货殖列传》载：“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及秦文、（孝）［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孝）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武）［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①洛阳：洛阳在西汉为陪都，在东汉为首都，扼关中与山东交通之咽喉，地位十分重要，故其繁华程度不下于西京长安。据《货殖列传》载：“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②而“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③ 临淄：临淄原为齐国的都城，在战国时即已是一个工商业集中的大都会，人口达七万户，且殷实富有。据苏秦对齐王说：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举袂成幕，挥汗成雨。语虽夸张，但可知临淄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大都会，到汉时仍盛况如前，人口又增加到十万户，市租千金，是长安之外五都中最繁华的一都。据《货殖列传》载：“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中具五民。”④《史记·三王世家》载：“王夫人者，赵人也，与卫夫人并幸武帝，而生子闳。闳且立为王时，其母病，武帝自临问之，曰：‘子当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虽然，意所欲，欲于何所王之﹖’王夫人曰：‘愿置之雒阳。’武帝曰：‘雒阳有武库敖仓，天下冲厄，汉国之大都也。先帝以来，无子王于雒阳者。去雒阳，余尽可。’王夫人不应。武帝曰：‘关东之国无大于齐者。齐东负海而城郭大，古时独临淄中十万户，天下膏腴地莫盛于齐者矣。’王夫人以手击头，谢曰：‘幸甚’。”⑤ 宛：宛即南阳，是汉、江、淮之间的交通孔道，又是铁的产地，冶铁工业非常发达，是工商业荟萃的中心。《货殖列传》载：“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

司马迁的思想

司马迁的思想 进步历史观 ●唐代的刘知己在谈到一个杰出的历史家应具备的条件时，提出了史学`史才`史识三项。 学，就是学问，指的是占有材料；才，就是才气，主要表现于写文章；识，就是见识，指分析鉴别的能力，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 ●一：司马迁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他十分重视连贯地`整体地研究问题，并努力寻 找`发现其发展进化的规律，也就是如司马迁自己说的“通古今之变”。 ●《货殖列传>：“《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 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六国表序》：“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 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始终，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 ●<平淮书> ●改变钱法，卖官爵，卖复徒法，官卖政策，强制征商等. ●宋代的黄震：“武帝五十年间，因兵革而财用耗，因财用而刑法酷，沸四海而为鼎，生 民无所措手足。迨至末年，平淮之置，则海内萧条，户口减半，阴夺于民之祸，于是为极。迁备著始终相因之变，以平淮名书。” ●明代的茅坤说：“《平淮》一书，太史公只叙武帝兴利，而其精神融会处，真见穷兵黩武， 酷吏兴作。败俗愤事，坏法乱纪，俱与兴利相为参伍，相为根柢。故错综纵横，摹写曲尽。” ●尤其需要重视的是，司马迁把这种连贯地`整体地研究问题的方法，运用到了民族问题 的研究领域。

历史观之民族观 ●他主张各民族平等友好，反对互相残杀侵略。这种进步的民族观是前所未有的。 ●〈楚世家〉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秦本 纪〉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 ●〈越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 ●〈匈奴列传〉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 ●司马迁对汉武帝以贪欲扩张为目的不断对边疆兄弟民族发动战争十分不满。 ●在西南夷`大宛`朝鲜等列传中，揭露了汉朝统治者所以发动这些战争的肮脏目的，批判 了他们所采取的那种卑劣的手段，赞扬了这些被侵扰`被掠夺的兄弟民族所进行的坚决抗争。同时也列述了这些不义战争给汉族人民带来的痛苦。 进步历史观 ●司马迁重视经济，重视分析经济问题对社会问题的决定作用。 ●《货殖列传》:“《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吃 用钱）虞不出则财篑少，财篑少则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能与，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 襁之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 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司马迁和班固的编辑思想比较

司马迁和班固的编辑思想比较 ?分类：大学学报 ?作者：赵连稳 ?字数：2827 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摘要：司马迁和班固不仅是两汉最杰出的史学家，也是很有成就的编辑学家，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家庭影响有异、著书体例的差别等原因，其编辑思想也各有特色。在编辑指导思想方面，司马迁注重儒道互补，班固则完全以儒家思想为指针；在著书宗旨方面，司马迁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班固则为了“宣扬汉德”；在写书笔法方面，司马迁基本上秉笔直书，班固则突出地存在为尊者讳的问题。 关键词：司马迁；班固；编辑思想；比较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8)04—0151—05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公元前90)，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班固(公元32—公元92年)，字梦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班固的《汉书》则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司马迁除《史记》外，还著有《报任安书》和《悲士不遇赋》等；班固的著作除《汉书》外，还有《白虎通义》和《东观汉记》等。他们不仅是两汉最杰出的史学家，也是很有成就的编辑学家。学术界对他们史学成就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但对两人编辑思想、尤其是将他们的编辑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还很少见。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编辑思想进行比较研究。 一 在编辑指导思想上，司马迁既有道家思想，又有儒家思想；班固则完全以儒家思想作为编撰图书的指导思想。 司马迁一生的主要活动大致和汉武帝在位时间相始终，汉武帝虽然接受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建议，但在当时，儒家思想一时还未在思想领域取得独尊地位，诸子百家学说依然比较活跃，在汉初思想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道家黄老思想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加上其父司马谈的耳濡目染，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司马迁，其头脑中既有道家思想，又新接受了儒家思想观念。 道家思想崇尚自然，否定天的人格和道德属性，在批判现实，反抗“既成传统”方面有积极作用，司马谈生活在文景到汉武的过渡时期，曾经“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在有名的《论六家要旨》一文中，司马谈对先秦诸子思想进行了总结，我们今天常说的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等就是他率先提出来的。司马谈认为六家各有长短，但他对道家情有独钟，认为“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司马谈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司马迁，在司马迁编辑指导思想中，道家思想占有很大比重。司马迁不承认自然界能够主宰人类社会的活动，在《悲士不遇赋》中，他说：“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在《史记》中，司马迁探讨古今王朝兴衰成败的规律，得出的结论是“物极必反”，这正是道家经典著作《老子》所主张的学说，而他在《史记》中表现出来的反叛精神也与道

《史记》《汉书》中作者精神倾向比较研究

冯馨瑶 （贵州大学科技学院汉语言文学系，贵州贵阳 550004） 摘要：我国史传散文佳作代表《史记》与《汉书》在思想精神倾向存在着明显差异：《史记》儒道互补而《汉书》独尊儒术，《史记》通古今之变而《汉书》尊显汉室，《史记》感情移入而《汉书》不失客观，《史记》兼顾民间而《汉书》倾向上层。 关键词：《史记》；《汉书》；精神倾向；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1）08-0129-02 《史记》与《汉书》同为中国历史上成就很高的史传散文著作，体例、篇幅、艺术技巧都开创我国史传散文的先河。两者之间存在相似传承之处，但也有很多的不同点。《史记》作者司马迁与《汉书》作者班固思想的综合性比较复杂，本文从文学研究中作者精神研究的角度，对《史记》《汉书》所彰显的作者的精神倾向加以比较分析。 一、《史记》儒道互补而《汉书》独尊儒术 司马迁写作《史记》虽以继孔子修《春秋》自许，但思想上并不囿于《春秋》。先秦思想的丰富性和独特性，秦朝法家思想统治的腐败，西汉儒、道思想交替实践的得失，促使司马迁必须批判继承并发展先秦诸子思想，在《史记》中彰显浓郁的儒道互补色彩。 首先，《史记》发挥《春秋》宗旨，维护国家统一。 《春秋》为鲁史而奉周正朔，书必称“王正月”，宗旨为“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老子》的理想境界是“小国寡民”，迁以为“与耳食无异”。比如十二本纪逐代相接，体现统一原则；批判秦朝暴政，《六国年表》序称颂秦朝统一的成功；又如其中对汉初韩信、彭越、陈等人的谋反、惠帝时的诸吕作乱、景帝时的吴、楚七国之乱、武帝时的淮南、衡山诸王谋反以及四夷诸藩的反复无定等，均予以谴责。 其次，《史记》中继承黄老思想，倡导无为而治 《鲁周公世家》中指出：“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在《齐太公世家》中又云：“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又在《管晏列传》中强调：“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善因祸面显福，转败而为功。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至于班固《汉书》，基本上坚持了汉代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则。因为班固自小受正统儒家教育，后又浸于当时儒学盛风，其思虑言行，恐怕很难脱离这个氛围。他在撰作《汉书》时就指出：“综其行事，傍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在《艺文志》中也表达了对儒家的推崇之意；“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然而班固对道家的态度，在《艺文志》中，一面肯定道家的“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但也针对其短处指出“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与《论六家要旨》中只论道家之长，迥然不同。至于《论古今人表》，则列仲尼于上上，入子思、孟子于上中，而将老子置于中上，其扬儒抑道的态度益发明显。 二、《史记》通古今之变而《汉书》尊显汉室 《史记》篇目中的《报任安书》对《史记》的撰作动机与目的有所说明：“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天人关系和古今之变，是作者司马迁作此书时所要洞察的重要课题。这种思想贯穿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各体之中，但较为直接表现首举十表与八书。 如《三世列表》反映夏殷周三代间变化，《秦楚之际月表》表现秦楚之际“号令三嬗”之情况，《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则呈现诸侯王递变盛衰的情况等等。至于八书，《太史公自序》已云：“礼乐捐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其究通变之意已很

简谈司马迁“善因论”思想及现实启示

简谈司马迁“善因论”思想及现实启示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近代以前，他的经管思想因其强烈的超前性而未被历朝历代接受倡行，以致到了近代有识之士曾为此而感慨万分。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司马迁卓越的经管思想终于引起国人重视，出现了不少阐述其“法自然”理论的文章。然而，从司马迁经管思想的核心“善因论”入手，将其理论与现实结合研究的似尚不多。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司马迁“善因论”思想及现实意义略作阐发，以期能对我国的经济社会管理产生启示作用。 “善因论”思想的产生与理论基础 一个国家，怎样才能保证经济正常运行、社会和谐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中国自国家产生，先贤先哲们就在思考，但直到先秦时期也无法达成共识，以致出现见仁见智径渭分明的尖锐对立。管子和孔子重视“富民经济。管子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

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孔子和管子一样主张富国必先富民，他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I=I荀子主张:“富国裕民，上卜俱富。”认为“卜贫则上贫，卜富则上富。商靴则提出截然不同的主张，认为“民弱国强，国强民弱。 故有国之道，务在弱民。究竟应该如何认识类似的重要关系?司马迁没有自从，而是认真研究前人观点并对比考察。从历史看，先贤的思想主张都曾程度不同在某一时段产生过影响发生过作用，但都没有收到长期之效。事实证明，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内在规律，只有认识它掌握它顺应它，才能实现国家社会的和谐健康进步，否则就会事与愿违适得其反。为此，司马迁独辟蹊径，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思想理论。 首先，他仔细研究经济管理的目标，从发展国民经济与增值财货的角度看待国家和百姓的关系，不把他们看成尖锐对立的两极，而看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整体;不单纯从培植税源着眼，而是从国家社会个人以及各项各业的全面发展考量问题。在他看来，只有正确处理好国家和百姓的关系，使社会各个方面各得其所、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经济社会的管理目标才能最终实现。 其次，对人性本质作深刻分析构建自己的理论基

从汉儒评_骚_看两汉文学接受的异化

江西社会科学 从汉儒评《骚》看两汉文学接受的异化 ■邓新华 楚辞的代表人物屈原及其作品在汉代曾引起广泛的争论，尽管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等人对屈骚的评价有褒有贬，但他们的批评取向却十分一致：这就是竭力将屈骚评论纳入经学的轨道，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原则作为屈原人格及其作品思想性评价的根本准则，以至于从根本上遮蔽和消解了屈骚的浪漫主义美学精神和艺术特色。因此，汉儒对屈骚的接受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经学的接受，而不是文学的接受。对两汉文学接受的这一异化现象进行认真的考察和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此期文学接受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关键词]汉儒；屈骚评论；经学接受；文学接受的异化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1）06－0100－05 邓新华(1953—)，男，文学博士，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论与美学。 （湖北宜昌443002）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史”（项目批准号：05BZW006）的阶段性成果。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离骚》、《九章》、《九歌》等作品由于抒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和为理想而献身的高尚情操，加上丰富大胆的想象和精彩绝艳的文辞，对历代进步文人精神境界的塑造和中国文学优良传统的形成，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完全称得上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然而关于屈原的人品与作品，却在汉代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等人是这场争论的主要参与者，他们都对屈原及其作品发表过或褒或贬的意见。尽管通过这场争论，以刘安、司马迁和王逸为代表的一方的观点和意见最终占据了上风，屈原的伟大人格、屈原《离骚》所表现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评价，但由于论争双方都是以儒家正统思想作为论争的思想武器，这就使得汉儒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认识和理解始终笼罩在经学的阴影之下，屈骚在思想和艺术上的独创性及其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就不可能被真正揭示出来。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汉儒对屈骚的接受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经学的接受，而不是文学的接受。对两汉文学接受的这一异化现象进行系统的分析和阐释，有助于我们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此期文学接受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一 在汉代，最早对屈原的思想和为人作出评价的是淮南王刘安。刘安一生喜爱文学，对屈原和《楚辞》的研究用力甚多，著有《离骚传》和模仿楚辞的许多作品，尽管这些作品已经散佚，但在班固的《离骚序》中却保留着刘安评《骚》的一个片段： 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污 JIANGXI

司马迁_发愤著书说_的心理美学内涵探析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心理美学内涵探析 王长顺 (咸阳师范学院,陕西咸阳712000) 摘　要:“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在继承屈原“发愤以抒情”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文艺心理学命题。它蕴含着强烈的心理内驱力,是司马迁完成《史记》的心理动力;它隐含着内心巨大的自我表现欲,成为司马迁实现人生超越的心理基础;它饱含着深切的情感体验,透射出司马迁在《史记》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心理根源。 关键词:发愤著书说;心理美学;内涵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06)06—0007—03 收稿日期:2006—04—17 作者简介:王长顺(1969—),男,陕西乾县人,咸阳师范学院编辑,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在继承屈原“发愤以抒情”(《楚辞?九章?惜诵》)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文艺心理学命题。它是司马迁遭受李陵之祸以后,在经历生与死的痛苦思考中形成,并在创作实践中发展成熟起来,最后以激愤的语言留下了精彩的论说。在《太史公自序》中,他说:“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为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在《报任安书》中,他又说:“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在司马迁看来,自古以来的圣贤,如《周易》、《春秋》、《离骚》、《诗经》的创作者,都是在建功立业的过程中遭到了各种不应有的打击和创伤,“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于是就通过著书来抒发他们的悲愤,阐扬他们的主张,陈述往事的兴衰成败,留传后世,寄希望于来者。他揭示了作家在受到创伤情况下,其“创作发生的心理学规律,阐明了创作的发生是主体为了舒其愤、泄其怒,满足一种深层次心理需求。”[1](P123)这一论说成了司马迁及其《史记》对后世产生极为深远影响的重要方面。这种影响“表现在他所提出的以‘舒愤懑’为其特色的美学观上”,[2](P486)这也“正是司马迁美学思想的核心和实质所在。”[2](P479) 一、“发愤著书说”蕴含着强烈的心理内驱力,是司马迁完成《史记》的心理动力 总观司马迁关于“发愤著书说”的叙说话语,可以看出,他强调写作的目的是抒发、渲泄那种“郁结”之情。这种“郁结”的情感是一种郁积性的情感。这种情感的方向性是内指的而非外散的,其痛苦体验,由于发散不出,故形成郁积之势,使得这种郁积性的苦闷情感成了作家心中强烈的心理势能。这种强盛的心理势能,成为司马迁完成《史记》的心理动力。正如日本文论家厨川白村在《苦闷的象征》中所说的,“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3](P83)除此之外,这种情感又是一种受到创伤之后的情感体验。弗洛伊德曾给创伤经验下定义:“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间内使心灵受一种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是创伤的”。[4](P216)这种创伤经验是一种持久的不易消除的痛苦体验,它像烙在心灵中的烙印,时过境迁仍不时隐隐作痛,这种创伤性的苦闷也积郁成了作家巨大的心理势能。无论是郁积性的苦闷还是创伤性的心理痛苦所造成的那种强大的心理势能,都能转化为心理内驱力,迫使作家通过“著书”这种途径使得情感得以释放。 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李陵事件受到宫刑,这使他在肉体上受到了极大的痛苦,同时也使他在人格、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侮辱,那种压抑和苦闷,“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报任安书》)这一种境遇的压抑状态转变成了“愤”的创作冲动。“发愤著书”正是司马迁强烈的心理动力在继续完成《史记》实践上的充分体现,而“发愤著书说”则是司马迁将创作心理动力普遍化的结果。 二、“发愤著书说”隐含着内心巨大的自我表现欲,是司马迁实现人生超越的心理基础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认为,作家的“抒愤”,是希望在压抑状态下表明自己的心迹,以便在后人那里得到共鸣,即“思垂空文以自见”。这里的“自见”,其实就是一种自我表现。他之所以“隐忍苟 2006年11月第21卷第6期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W einan Teachers College Nov.2006 Vol.21　No.6

司马迁的_士人_思想

２００６年６月咸阳师范学院学报 Ｊｕｎ．２００６第２１卷第３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Ｘｉａｎｙａ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２１Ｎｏ．３ 【 秦汉文史研究】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１２－２３ 作者简介：孔黎兰（１９６２－），女，陕西咸阳人，集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说起中国的历史和文学，司马迁这个名字是那样鲜亮地映现在人们的脑海中。这个光辉而伟大的名字，没有因岁月的流逝而变得模糊不清，也未因历史的侵蚀而渐失光彩。他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典范，《史记》是他留给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这部里程碑式的杰作为我们展示了一大批文化精英的风采，留下了“士人”的榜样，这里仅以他笔下的四个文人———孔子、屈原、贾谊、李斯来看一下他作为古代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文人学者，是如何看待、评价“ 士人”的。司马迁出生在一个“世典周史”的史官之家。其父司马谈在学术上颇有抱负，他使儿子从小就受到了一种别人无法企及的教育和影响，以至后来成为接受父亲遗志，完成巨著“太史公书”的当之无愧的人选。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报任安书》），在实地考察，占有丰富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以他“ 士人”的思想选择取舍，侃侃评说，无所顾忌。正当创作进入高潮之际，横祸飞来，由于“李陵事件”的株连而被下狱遭受腐刑。唯我独尊的汉武帝，面对不屈服于自己的当代最渊博的学问家司马迁，采取了最残忍、最令“士人”感到耻辱的宫刑，实际上是置司马迁于死地。他想以这种肉体的摧残来对司马迁实施精神上的折磨，迫使他向自己投降。这场灾祸，对司马迁个人是一场悲剧，但对《史记》的完成却是一个动力和新的起点。肉体的摧残带来了精神上的升华，司马迁把“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史记?孔子世家》）之处统统发泄出来，从而表现出了他对于当代 政治的清醒认识和独到见解，这些独到之处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我们先以他笔下的孔子说起吧。这位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宋国贵族的后裔，迫于贫穷，到他曾祖时迁到鲁国。他出身微贱，但从小就争强好胜，立志为学。积极用世的思想贯穿了他的一生。从小就学礼、问礼、订礼、习礼，成人后用礼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周礼”是他追求的目标和最高理想，而实现“礼”的基础是“仁”，“仁者爱人”，即克制自己去爱别人。“仁”也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他带着得意的弟子出门讲学，楚卫陈蔡，到处碰壁，象丧家之犬、落网之鱼一样。即使这样，他也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他有天下统一的思想，可在当时不合时宜。最后，他只好回到鲁国，著书立说来宣扬他的主张，求得思想上的发泄。他以一个普通士人的身份，而有为天下确立文化准则的宏大理想。因此，司马迁崇拜孔子的人格。尽管孔子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读书人多尊崇他，从天子诸侯一直到中国谈六艺的人都根据他的学说来判断是非，但充其量也不过是在当时社会未掀起什么大浪的一介书生，这似乎是具有深刻思想、博学多闻的古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结局。由此司马迁为之感慨良多，对孔子的时运不济、命途多舛愤愤不平。司马迁把自己写作《史记》的工作视为孔子修《春秋》事业的继承，从精神上向孔子看齐。这实际是对先秦诸子的理性态度和批判意识的继承。在司马迁眼中，孔子是至高无上的圣人，这样的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司马迁的“士人”思想 孔黎兰 （集美大学中文系，福建厦门３６１０００） 摘要：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通过一大批文化精英体现出来，司马迁无愧于文化精英这一 称号。他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从《史记》中对于孔子、屈原、贾谊及李斯等古代“士人”的述评，可以看出他的知识分子观。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士人思想；士人楷模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９１４（２００６）０３－００１８－０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