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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良人民最难忘的县委书记

陆良人民最难忘的县委书记
陆良人民最难忘的县委书记

陆良人民最难忘的县委书记——张登高

张登高(1921-1971),云南省陆良县沙锅村人。

1947年秋,中共地下党在龙海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他积极参加革命武装斗争,任游击队长。194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被选为龙海山区行政委员会主席。1950年8月,他被选为云南省首届农民协会代表,后又被选为陆良县农会主席。1952年10月后担任万清、三岔河区委书记。1956年7月开始,先后任过中共陆良县委委员、县检察院检察长。1957年7月担任县委副书记,1959年任书记处书记,并兼中原泽开河造田、西桥炸滩、兴修响水坝三大水利工程任总指挥。1964年任县委书记。

焦裕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20世纪60年代他出任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忍受着肝病带来的疼痛,把兰考的盐碱地改造过来,受到中央的表彰,但他也因肝癌,死于兰考。张登高以焦裕禄为榜样,深入基层,了解情况,从治水入手,专管水利多年,他与县委领导班子的同志一道制定了水利建设的宏伟规划:以南盘江为中心上堵(建干流中的响水坝水库),下泄(加深开炸西桥13公里长的石河床),中开发(在滞洪区中原泽等湖泽中开河排水建农田),四山长腾“结瓜”(在支流上修水库蓄水浇灌),在陆良坝子东西侧修建引水河道(实现东河、西河双发岔,满栽满插陆良坝)。

在抓水利建设初见成效之后,又组织领导架设曲靖至陆良的高压输电线,在坝区兴建了数十个电力排涝、灌溉站;制定和实施西水

东调方案,将永清水库水东调灌溉农田;同时编制山区水利建设长期规划。随着水利条件的改善,电力碾米、磨面坊遍布坝区,机耕面积大幅度增长。为适应机械化生产的需要,领导修建了大批村庄、田间道路。在农业生产上,端正了以粮食为纲,全面发展的指导思想。注重抓典型、树样板,及时总结推广三岔河公社大沟大队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以副养农,由穷到富的经验、推广了三岔河公社棠梨大队利用河堤栽桑养蚕的经验;板桥公社旧州大队在路旁植树和发展经济林木的经验。他还积极带领县级机关干部绿化被拆除砖石的城墙,到太平哨一带造林,提出了新建和扩建太平哨经济林木场,开发乱石滩栽桑养蚕等发展经济的有效措施。

1966年底,陆良的多种经营已初具规模,板鸭生产占全省出口量的一半以上,蚕桑生产成为全省的重要基地之一,由于坝区绿化和发展经济林木,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大发展。省委充分肯定陆良经验,指示云南日报社到陆良采访,总结张登高和陆良县委的先进事迹和经验。成文后因“文化大革命”开始受到冲击未能刊登。

张登高办事坚持实事求是,不贪功、不诿过,严格要求自己。陆良县委曾把群众口粮紧缺的实际问题当作思想问题处理,他在县委常委会上把茶花等村社员到他分管的三岔河片地区逃荒的问题作过反映,但未引起第一书记的重视,造成肿病死人。当毛主席批示后,上级党组织检查处理时,他多次痛哭流涕,反省自己。1960年秋季的一天,他沿着龙海山的一条羊肠小道下坝区,遇上一位老大妈边走边哭,甚惨,急忙追上问其原因,得知老大妈上山找野菜度日,小钉

耙和篮子都被山区干部收走了。他深感不安,把从家里带着的干粮(炒面)全部送给老大妈。回城后又亲自打电话叫山区干部把收走的农具送还,老人激动不已。一次,他外出,母亲病了,县委安排小车接他母亲进城治疗,事后他付了月工资的九分之一给公家。60年代,交通不便,乡下缺医少药,有时路上遇着病人,他总是叫驾驶员把病人送往县医院治疗。在万清公社作调研时,得知一位哑巴社员难产,有生命危险。他立即叫小车驾驶员带上他拿给的就医钱,把产妇送往医院医治。而他的女儿在县医院生小孩,他却借一张手推车,自己去接回家。他由于多年积劳成疾,身患肺气肿、支气管炎、关节炎、全身麻木等多种疾病,“文化大革命”又使双手致残发抖,但到动员城市知青下乡时,他却把身边的3个儿女都安排下乡。他看到板桥公社党委提出他的女儿张正兰为党委领导班子候选人,拿起笔就划掉了。直到他去世后张正兰才先后当了县文化局党委书记、宣传部长、县委常委。

张登高在担任县委书记期间,上有八十老母,中有老伴,下有4个儿女,一个是盲女,3个在县城读书,全家人过着“半年野菜、半年粮”的生活。他没有多余衣服,到地委开会,都是头天洗衣服,在炉灶上烤干再穿着去,却从不向组织要补助。几年间,他走遍了全县的村村寨寨,帮助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却顾不得自家梁柱倾斜年久失修的住房。长辈们说要乘现在有条件修一下,他却说现在是搞农田建设,我不能带这个头,到大家都住上新房的时候,我才能修。

深入基层做调查研究是张登高的一贯工作作风,陆良村村寨寨都留下他的脚印,高到龙海山巅,低到万家河石板滩,远到只有7户人家的小树(束)口村。一年冬天,龙海山大雪封山,寒风刺骨,他与时任县委常委、公安局长的何清同志从大龙潭上山,沿途几乎没有行人,走20多里山路,快到龙海山最高的小寨村附近时才听到有羊的叫声,寻声而去碰上了一牧羊老倌,砍柴生火。老人的手已冻僵,使刀不灵活了,张登高便接过砍刀一边砍柴生火,一边作调查研究。天色已晚,才发现砍柴时,手表已震坏,表针脱开轴心,不会走了。于是便起身摸黑赶路。

“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冲击。他仍然对农村工作放不下心,为了避嫌,不让基层干部受牵连遭批斗影响工作,他便带几个馒头充饥,天刚亮就从后门出去,步行到水利工地现场和田间调查研究、指导工作,晚上赶回县城接受批判。

张登高生命的最后岁月,患有多种疾病,上车都很吃力了,常人能跨上的田埂,他却需要用手扶助提腿才能跨上,但仍然不停地工作。1971年2月21日,是他逝世的前两天,为落实永清河水库区内的搬迁工作,他踏勘了新发村一带的田地,把搬迁村的地界划定,第二天上午参加讨论中共陆良县委党代会的工作报告。下午,他排队买客运汽车票到板桥,转到乡下女儿家吃白龙须草药治疗风湿病,不幸中毒身亡。2月26日,在县城开追悼会,会场人山人海,30里送葬路上,数万人泣送灵车。沿途多次被群众要求停留,绕棺送行,甚至要求开棺,最后再看他一眼。

张登高同志的坟墓位于陆良龙海山西面的龙凤寺旧址。摆洋村有一位80多岁的老社员,一有空就上街、进城自编自唱道:“张登高来张登高,你是全县人民的好领导。人民为了想念你,把你葬在龙海山的半中腰……”(在此,可俯瞰陆良五个乡镇)。百姓怀念他的方式多种多样:去坟上敬贡品者有之,去扫墓者有之,专程去哭坟者有之,留下钱在坟前建议为他修墓者有之。人民群众如此怀念他,是有缘故的。正像张登高生前说过的:“群众手中有杆秤,一个干部有几斤几两,群众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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