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悲剧人物的审美意蕴_宋江典型性格解读
第21卷第1期2000年1月
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Journal of Lingling Teachers'Colleg e
Jan.2000
Vol.21N o.1一个超悲剧人物的审美意蕴
——宋江典型性格解读
周甲辰
(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 湖南.永州 425006)
【内容提要】 宋江的命运虽然是悲剧性的,但他并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悲剧角色,而是一个超悲剧的人物。宋江的失败具有丰富复杂的多重含义,它既是宋江个人以忠义为人生最终价值目标的失败,也是《水浒》作者塑造完美艺术形象追求的失败,也是一个时代忠义双全、无能无用的人格理想的失败,更是我国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儒道释三位一体为基本构架的传统文化在现实社会的失败。
【关键词】 宋江性格;忠义观念;时代思潮;文化意蕴
【中图分类号】 I207.4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20(2000)01-0058-04
(一)
宋江是《水浒传》作者最推崇的一位英雄,作者对他毫不吝惜仰慕之情、溢美之词。认为他仗义疏财、孝义双全,是“及时雨”,是“呼保义”,“年及三旬,有养济万人之度量;身躯六尺,怀扫除四海之心机。”“感乾坤之秀气”,“聚山岳之降灵”,“百姓敬之如父母,军校仰之若神明。” 在作者眼里,梁山好汉个个都是英雄,而宋江则是英雄中的英雄,是其他所有英雄敬慕和效仿的对象。李逵、武松、鲁达等好汉与宋江乍一见面,闻名之下,纳头便拜。关胜、呼延灼、董平等降将与其说是投奔梁山,还不如说是受了宋江人格的感召,归附宋江个人。宋江在梁山的地位是没有人可以替代的,即使是梁山的二号人物卢俊义也和他有着天壤之别:当宋江讲尽理由要让位给卢俊义时,吴用、李逵、武松、刘唐、鲁达都当场表示坚决反对。在这些好汉看来,与其任凭宋江让位卢俊义,还不如大家散伙的好。梁山好汉追随宋江,至死不渝,即使宋江所选择的招安道路好汉们自己实在不情愿走,也义无反顾地跟着宋江走到了最后,吴用、花荣甚至舍弃了娇妻弱子与业已到手的荣华富贵去追随宋江于地下。作者为了表现宋江也确实不吝笔墨,小说以梁山好汉排座次为界,前面部分刻画了众多的英雄,但众星捧月,宋江是作者最为注重最想突出的一个人物,描写宋江所用的笔墨远远超过了描写其他任何一个人。到了排座次以后,宋江更是占据了绝对主要的位置,小说几乎就成了宋江一个人的独角戏,绝大多数章回的回目上都出现了他的姓名或字号。宋江的死亡,也是作者大力渲染的内容之一,在作者看来,面对一个不值得忠,也不让人忠的朝廷,宋江却硬要去忠,宁死不悔,说明宋江的忠极度难能可贵,他对死亡的选择也就是他性格最后的完成和升华,这一升华足以让他名垂青史,彪柄千秋。
宋江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他一生的追求都取得了与之相反的结果。他极力尽忠,却成了逆匪头子;他义气干云,却葬送了全体兄弟;他竭力尽孝,却又总是远离父母;他梦想招安,最后得到是一杯毒酒。使人疑惑的是宋江这种悲剧性的命运却并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怜悯和同情,相反却遭到了几乎所有读者的憎恨和厌恶。就是宋江的死,读者也大都认为是罪有应得,因为他临死时还充当了奸臣的帮凶,直接杀害了大英雄李逵。与作者不同,读者普遍都把宋江当成反面人物来加以拒弃和批判。金圣叹就曾明确指出,《水浒传》的作者独恶宋江,宋江和时迁是一类人,定考下下。鲁迅、毛泽东也不喜欢宋江,鲁迅认为他是奴才,毛泽东认为他是投降派。这样看来,宋江完全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悲剧人物,我们无法用现成的悲剧理论去解释他。因为他的性格超出了一般悲剧性格的意义范畴,我们可以姑且称之为超悲剧人物。我们认为,怎样理解、阐析这个超悲剧人物的审美意蕴,是一个很值得大家思考和研究的全新课题。
(二)
要解决上述问题,我们首先就要剖析宋江英雄身份的成因,即分析是什么原因使得宋江成了作者心目中最了不起的
收稿日期 1999-10-15
作者介绍:周甲辰,男,(1964～ ),文学学士,讲师,研究方向:文艺学.
英雄。笔者认为,只有弄清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真正找到宋江失败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宋江会是英雄也使不少人感到疑惑。他既黑又矮、貌不惊人;文不能安邦,武不能附众;武技、文才、谋略、阵法、仙术皆不在他人之上,本领十分有限。有人认为,宋江能当领袖凭的是他杰出的组织才能,这种说法也没有说服力。因为通观水浒全书,我们很难找到宋江有杰出组织才能的充分依据。在水浒寨里起组织作用的往往是吴用而不是宋江,若以组织才华而论,吴用才是最合格的领袖。那么,到底由于什么原因使得宋江成了英雄呢?我们认为,宋江能成为英雄,主要凭的是他的忠义,他的仁,他的近乎完美的道德修养。他在梁山的地位,他在江湖上的声名,他在好汉们心目中的威望,均由此而获得。完全可以说,是忠义成就了宋江,没有忠义就没有宋江的一切,因为即使是水浒寨里最忠诚于宋江的好汉李逵,只要对宋江的忠义有了怀疑,也可以毫不犹豫地举起两把板斧冲过去要取宋江的项上人头。宋江的忠义也确确实实超过了其他的好汉,显得鹤立鸡群。在梁山一百单八条好汉中,李逵、鲁达、武松等义薄云天,而忠心略逊;关胜、杨志、呼延灼忠心耿耿,而义气稍逊;柴进、卢俊义仗义疏财,往往要看场合对象。所以无论是谁,他的忠义都不能和宋江的忠义相比。宋江的忠义臻于完美,他的克己谦卑,他的仗义疏财,他的扶危济困,他的愚忠愚孝等等都给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作者对宋江无能无用的渲染也反衬出了忠义的巨大能量:有了忠义,再无能无用的人,也会成为最伟大的领袖;没有忠义,即使有再好的本领也与英雄无缘;当一个英雄丧失了忠义时,他也就丧失了他自己的威望、地位、声名,丧失了一切。因此,我们说,宋江是忠义的化身,是忠义的代名词。在很多情况下,宋江的忠义完全超出了人之常情:在首领位置问题上的一再礼让,对所俘将领的卑躬屈膝,用药酒毒死李逵等等,使读者难于理解,也难于接受。因此,我们与其说宋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还不如说他是忠义的影子。
宋江的成功也就是忠义的成功,宋江的失败也就是忠义的失败。因为义,宋江虽几经曲折,终于上了梁山;也因为义,宋江作为梁山领袖,一心一意要为兄弟们谋得一个“建功立业,封妻荫子”的美好前程。因为忠,宋江上梁山的路比谁都艰难曲折,上了梁山也是身在梁山,心在朝廷,一心谋求招安。可以说,宋江上梁山是必然的,上山后选择招安的道路也是必然的,招安以后宋江及其梁山事业走向毁灭也同样是必然的。因为没有忠义就没有宋江的名声和地位,也就没有梁山轰轰烈烈的造反事业;有了忠义,宋江就会选择招安的道路,而他忠的对象又是一个不能忠,也不让人忠的腐败朝廷,宋江和整个梁山的最终的毁灭也就无法避免,摆在他们面前的道路实际上仅有毁灭这一条,宋江最后对死亡的选择就带有明显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色彩。成亦忠义,败亦忠义构成了宋江典型性格的基本内涵。
古典名著中,凭忠义而成为英雄的并非只有宋江一人。刘备也是一位忠义英雄,他的身份、地位、长相、穿戴、才智等虽然与宋江截然不同,但两人的性格却惊人地相似,相似点之多远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他们是一对孪生兄弟,甚至是同一个人物的不同化身:他们都出身贫寒而志向远大,都严于守己、自轻自贱,都具妇人之仁、心存慈念,都不贪女色、义气干云,都不分敌我、滥用仁义,都爱软弱流泪、起誓自刎,都自觉维护礼法、不容攒越之举,带的队伍都号令严明、对百姓秋毫不犯,都好交接天下豪杰、盛名远播,都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威望,三教九流的人都乐于为他所用等等,就连他们的无能无用也都完全相似。刘备而外,唐僧、贾宝玉的性格也和宋江十分接近。这就说明宋江式的英雄并不仅仅是一个时代个别人的虚构与创造,而是整个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产物。贺麟先生认为,中国人和外国人不同,中国人过去特别崇拜圣贤,因为中国人特别注重道德,特别崇拜道德的实现者,中国人的英雄概念里包含了圣贤的内容在内,中国人的英雄崇拜,也包含了对圣贤的崇拜内容在内。 对比西方人的英雄观,中国人英雄崇拜,具有极其鲜明的民族特色。西方人惯常崇拜的是骑士风度,典型的骑士潇洒漂亮,剑术高明,神出鬼没,行侠仗义,对意中人而不是对上司、对朝廷忠心耿耿。所有这些都和宋江式的英雄截然两样。
(三)
有人认为,宋江不讨人喜欢的原因在于他所选择的招安道路葬送了梁山事业。由于宋江执意招安,使得多半梁山兄弟在与方腊的血战中命丧疆场,而剩余的兄弟也心灰意冷,人心思散,轰轰烈烈的梁山事业被糟蹋得灰飞烟灭。因而,宋江与高俅、童贯是一路货色,都是促使梁山败亡的罪魁祸首,永远不可饶恕。这一理由看似充分,实则没有多少说服力,因为同样性格的刘备登上了帝位,唐僧取回了真经,应该算得上是成功者,但同样没有得到读者的认可。郭沫若甚至提出“千刀当刮唐僧肉”,看来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不在这里。
那么,原因究竟在哪里呢?笔者认为,最显明的原因就在于作品的内在价值观念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忠和义作为作品所宣扬的两种主要价值观念并没有如作者所愿有机地融合到一起,而是互相抵触、互相冲突、互相消解。上梁山是义举,却有违对朝廷的忠;受招安显出了忠心,却又伤了兄弟们的义气。严守忠,就得无条件地忠于朝廷,忠于君主;讲究义,就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就得揭竿而起,啸聚绿林。我们站在忠的角度,宋江的义就显得虚伪做作,沽名钓誉;我们站在义的角度,宋江的忠就显得愚昧固执、薄情寡义:无论我们站在哪一个价值点上,宋江都是一个值得批判的反面人物,都不能得到我们的欢心。宋江永远被晾在忠义之间的鸿沟里,成了性格畸形分裂的牺牲品。
换一个角度来看,宋江这种畸形分裂的性格和作品所展现的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时代大潮也不相协调。整部作品弘扬的是一种侠义文化,歌颂的是英雄豪杰行侠仗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自由自在,痛快淋漓的生活方式。宋江自卑忍让、忍气吞声、委曲求全、愚忠愚孝的个性显然与这种生活方式极不和拍。读者在适应了
作品整体的侠义文化之后就很难再接受宋江,总感到他憋气、窝囊、讨厌。事实也是这样,在一个特定的文化背景中,一种与之不相协调的性格,无论它怎么优秀也无法得到公众的好评。在文革时大讲私人情感,在今天反对经商发财,类似这种不合时宜的做法只能惹人厌弃、受人讥笑。大家都清楚,风云际会的时代需要的是叱咤风云、高瞻远瞩的强者,而不是愚忠愚孝、患得患失的忧郁病患者;猛将云集的三军需要的是多谋善断、指挥有方的领袖,而不是自卑自弃临事犹豫的仁人;你死我活、惊天动地的博杀需要的是霸气纵横、凌厉狠辣的枭雄,而不是广施妇人之仁的大哥。作者极力抒写的完美人格恰恰游历于作品的整体氛围之外,和人物所处的时代以及他所面临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因而显得苍白、虚假、没有生气。
这些失误的产生,在我们看来,根本的原因在于作者对笔下的人物过于偏爱,总想赋予他最为完美的人格,因而脱离了生活的轨道,仅从一种美好的愿望出发把自己关于仁义的观念生硬地塞给了人物。而读者在阅读作品、品味这些人物时,却并不是从仁义观念出发的,他自觉不自觉地要联系特定的时代,特定的文化背景来理解和把握这些人物。因而,读者和这种从抽象的人格观念出发而塑造的人物之间总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思想情感无法沟通。在作者看来,人物越是超越了常情,越是理想化,在读者看来他就越是阴险狡诈,越是不堪信任;作者越是感到人物可爱,读者就越是感到人物可恨;人物在作品里越是受到英雄们的爱戴,在阅读中就越是惹得读者厌恶。宋江骗李逵喝毒酒,刘备长坂坡摔阿斗这两个情节算得上是非常典型的实例。“刘备摔阿斗,刁买人心”甚至成了老百姓中广为流传的一句谚语。
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只是宋江刘备没有英雄人物应有的魅力,凡是脱离了生活,从道德的角度被一再拔高了的文学人物都没有起码的生命力。“三突出”、“高大全”式的形象在现代社会的惨败,彻底地证明了这一点。平时,我们已听惯了道德的说教,当作者用图解的方式再一次重复这些说教时,我们已不再感到有任何的新奇和陌生,我们没有得到也不可能得到审美观照后的精神愉悦与情感享受,我们得到的只有对烦琐训导的反感和厌烦。李逵、武松、张飞、孙悟空这些读者喜爱的人物形象在作者看来是并不完美的,他也没有想到要将这些人物塑造得如何完美,这些人物的头上也没有任何灵光圈,而是始终忠实于自己的情性。读者没有从他们身上感觉到做作和虚假,也没有从中听到更多的教育和训斥,反而能更好地接近、理解、并尊重这些人物。
(四)
宋江和刘备这两个惊人相似的典型性格都出现在明朝初期并不是偶然的,作者形成宋江式英雄性格的观念有其历史必然性。从元末到明初,群雄竞起,天下大乱,整个社会一直动荡不安。在持久的混乱中人们特别盼望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早些出现,人们都十分崇拜创业之主及其辅翼,赞美那些能力挽狂澜的英雄人物。所以朱元璋及其慕僚们成了人们心目中最了不起的英雄,他们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深入人心。朱的“豁达大度,知人善任”,朱的“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朱的不急于称王,而以“拨乱救世”为己任,不仅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为他谋得了天下,而且,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明初人们心目中最理想化的英雄形象,都有朱元璋的影子,宋江也不例外,在一定程度上,宋江就是朱元璋的影子,是一个小朱元璋。
另一方面,明初传统文化的复苏,也对宋江典型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元朝统治者长期忽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以儒道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遭到了无情的鄙弃,知识分子极少有建功立业的机会。到了元末,在烽烟四起、群雄逐鹿的斗争实践中,人们迎来了思想文化的大解放,才识之士或儒道相因,或外儒内法,或王霸兼施,各尽其才。朱元璋之所以能较快地取得成功,在相当程度上得力于一大批传统文化较高的智囊,儒家文化的核心概念“仁”得到了充分的发扬,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也影响深远,对比元朝的暴政,它具有极大的凝聚力,不嗜杀掠,纪律严明,优待俘虏,息事养民等一系做法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所有这些都有机地融入了人们的英雄观念。朱元璋以仁政而取得天下,明初儒学的影响尤其巨大。
从思想史来看,水浒成书时期正处在理学向心学转变的阶段,明初《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大全的刊行,标志着宋代程朱理学,特别是朱熹学说统治地位的确立。程朱理学本来就有虚玄空疏的毛病,山林道气很重,人们讥之为“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把它和民族的衰亡联系在一起。到了元朝,这种倾向不但没有得到纠正,反而在不断发展。经过薛渲、吴与弼、陈献章、湛若水等人的努力,到王阳明时就完成了向心学的转变。王阳明认为,“心外无性”,“心外无理”,将心、性、理沟通起来,定为封建的伦理规范。要求去人欲,存天理,主张通过静坐息虑,复归人的良知。空谈心性,不切实用的弊端也就相当明显。这种时代思潮的影响,就形成了理想人格的两大基本特征:忠义双全,无能无用。这也正是宋江典型性格的基本内涵。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宋江的典型性格是特定时代思想文化的产物。
人们对朱元璋仁义品行的推崇并不持久。夺取政权以后,朱元璋作为仁义的化身很快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他为了巩固朱家的统治,完全撕下了仁义的假面具,大肆迫害有功之臣,残酷杀害昔日的患难兄弟(与宋江滴泪斩小卒异曲同工),实行非常严酷的文化专制,其结果是人们逐渐看清了他仁义招牌的背后藏的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因而不得不反思所谓仁义领袖的基本品行,在文学欣赏中也就很自然地普遍产生了对宋江、刘备人格的怀疑情绪。人们对宋江的一些自己原本坚信为大仁大义的行为,在新的现实条件下,不断地给打上了问号,带满了问号的宋江也就在不断地失去他的人格魅力。同时,心学在阳明先生那里成熟以后也逐渐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以李贽、王艮等为代表的思想家缘于心学而最终发展成了心学最坚定的批判者。李贽以“私心说”改造
了“良知说”,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他们使心学逐渐回归日常生活,面向百姓实用。这种思想文化的演变使得人们的英雄观念受到了影响同样也发生了改变。人们对宋江态度相应地也从一味肯定转向了彻底地否定。时势造英雄,在一个时代,宋江是最了不起的英雄,过了这个时代,宋江就成了最窝囊的狗熊。
(五)
我们如果从特定时代文化的角度再上升一步,站到更宏观的高度,就还发现,宋江的典型性格不仅仅是某一个时代的产物,从本质上看,它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一个宝贝儿。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设计完美人格的出发点是“仁”,“仁”是儒家思想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仁者,人也。仁即二人,古人认为,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对任何一方下定义。中国历史上,这类“二人”的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等等,一般人只有对君主尽忠,对父母尽孝、对兄弟朋友尽义才算是做到了“仁”。一个统治者,要做到“仁”,就必须实行仁政,以民为本,爱民若子,推恩及人。宋江的忠孝两全,大仁大义所体现的正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道家文化。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主张知荣守辱、致虚守静。认为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要求人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柔弱如婴儿。要求统治者无为而治,不以智、力治国。道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庄子主张任性而为,认为无用才是大用。这些思想都在宋江身上烙下了深深的印痕。宋江毫无实在的本领,他统帅三军也没有什么规章纪律的条文,而完全是任其自然无为而治。宋江一再贬低自己,一再推让第一把交椅,所有这些正是道家文化基本精神的反映。
佛家思想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佛家慈悲为怀、忍让克己的思想也融入了人们的英雄观念。宋江总是把罪责留给自己,总在软弱流泪,总在同情别人、施舍别人,他的心肠也总是特别软,连燕青练箭射雁也要严肃批评,所有这些都与佛家思想一脉相承。
中国传统文化儒、道、释三位一体,宋江的典型性格恰好反映了这一基本构架。而且,宋江的典型性格以忠义为基本特征也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恰好相对应。可以说宋江性格极具民族文化特色,我们如果要从纷繁多样的古代文学人物中找出一个最能代表民族文化的理想人物来,宋江肯定是最有竞争力的一个。从这层意义上讲,理解宋江就是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宋江的态度也正体现了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现代中国人为什么特别不喜欢宋江也可以从这里找到某些原因。黑格尔曾说过,“崇拜是一种精神与精神的交契”。意思是说崇拜者和崇拜对象之间含有同声相应、惺惺相惜之意,我们所崇拜的对象也就是自己精神上的寄托,是自己意志的目标,也是个人追效的模范。宋江在现代读者心灵中的失败,从根本上讲,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失败。五四以后,整个社会的有识之士都在反对传统文化,孔家店一次又一次被疯狂地捣毁砸烂,在一些思想家看来,仁义道德背后的东西就是“吃人”(鲁迅《狂人日记》)。道家、佛家的命运也不见得更好,庵堂、庙宇、寺观被现代人以各种理由、不同方式扫荡殆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悲惨命运就是宋江形象在现代社会悲惨命运的最终根源。
综上所述,宋江不是一个普通的悲剧人物,而是一个超悲剧的人物,他的失败是双重的失败:他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已经狠狠地失败了一次,在自己的生命结束以后,他还要在读者那里失败无数次,而且这种失败还了无尽期。从根源上看,宋江的失败既是他个人的失败,也是作家创作追求的失败,也是一个时代理想信念的失败,更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失败。
[注 释]
《水浒传》第18回、100回,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5年版。
!《读第五才子书法》。
《文化与人生》72页,商务印书馆,1988。
转引自吴志达《明清文学史》(明代卷)第3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高城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