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经济学近期研究进展

生物经济学近期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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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经济学家霍奇逊曾借用一部法国电影的名字形象地将经济学和生物学之间的关系称为“漫长的婚约”①。经济学和生物学很早就开始了彼此之间的借鉴与启发，从蜜蜂的分工和人体血液循环中受到启发，曼德尔和魁奈分别在经济领域作出了“类推”，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的思想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世纪末期，受斯宾塞思想的影响，马歇尔也曾将生物学视为经济学的麦加，声言经济学只是作为广义生物学的一个分支。但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出现使生物学和经济学的关系降到了冰点，以至于熊彼特说：“现在谈起进化理念都是危险的。”②20世纪70。80年代，在经济学家贝克尔（G.Becker）和图洛克（G.Tulock）以及生物学家基思林（M.Ghiselin）等人的努力下，生物学和经济学的关系开始恢复。20世纪90年代，经济进化思想的复兴与脑科学、进化心理学等学科的发展极大60地推动了生物经济学的发展，1999年《生物经济学杂志》的创刊，标志着两个学科的交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生物经济学不仅拓展了传统经济学和传统生物学的研究领域，也丰富了两者的研究工具，并对社会福利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旨在对生物经济学近年来的发展状况进行简要的介绍和评价。

一、生物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日趋成熟的经济学在贝克尔（G.Becker）、赫希内菲尔（J.Hirsllleifer），以及图洛克（G.Tulock）等人的推动下开始了第一次帝国扩张，法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均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标准经济学的一些理念具有普适性价值，“最优化、均衡和稳定性偏好所构成的方法促使经济学向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法学和社会生态学的传统领地进行了帝国式的扩张——这种扩张还将涉及更多的学科”。①赫希内菲尔（J.Hirshleifer）认为，完全有可能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生物学，将生物学辟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因为“稀缺、竞争和自利，不仅在经济学中，而且在生物学中都具普遍性”。②贝克尔对家庭、婚姻、性、利他等行为的分析③（G.Becker，1975）、图洛克对煤山雀生活习性的分析④（G.Tullock，1971）都是将标准经济学理论应用于生物领域的产物，成功地将经济学与法学结合起来的科斯也对人的生物性与经济性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⑤（R.Coase，1976）。与此同时，一些生物学家也在做着类似的努力，“像经济学家一样，生物学家们坚持认为，适当运用关注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理论可以解释人类行为的所有重要方面”

。⑥发动进化生物“内含适应性”革命的威廉姆斯（G.Williams）所提出的适应器的三个标准之一就是经济性，即一种生物适应机制必须满足“经济地解决适应性”问题；道金斯（Dawkins）在着名的自私的基因理论中，也充分表达了资源有限约束条件下“择优配置”这一标准经济学命题对于有机体活动的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蓝达（J.hnda）从种群适应度和识别度的角度出发，对同质群体间的交易成本进行了考察；基思林（M.Ghiselin）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生物体、细胞甚至人类牙齿等器官的分工、竞争、合作等问题。⑦与马歇尔视经济学为广义生物学的分支的观点相反，基思林（M.Ghiselin）提出应当建立一般的经济学（general econoIIlics），将生物学和经济学统一起来，“生物学研究没有法律规制的自然领域，经济学则研究有法律规制的经济活动，但两者都服从于经济学原则，成本、收益、稀缺普适于这两个领域”。⑧扩张并不是单向的，作为研究生命活动与进化的“硬”科学，生物学同样具备向多领域扩张的“帝国”倾向和能力，从方法论和工具的意义上说，生物学对这一时期的交互促进作用甚至更大。生物学家威尔逊（E.Wilson）认为，社会理论的核心是人类本性的深层结构，即一种本质上的生物现象。他主——张对于把科学的整体看作是一个因果联系绎的、层层构建的大厦的社会科学，当然也包括蕴经济学，都只是对生物的行为研究，它们应当梨建立在生物学和进化理论这样的“硬科学”基～础之上。生物学中描述基因选择或人口适存度变化的普莱斯方程与费舍尔的生物学基本方程，也被经济学家用于研究市场份额和产业、技术演化等问题，纳尔逊和温特就通过普莱斯方程证明了企业可以被模型化为争逐市场份额——如同人口群体在争逐整体承载能力中的份额。生物学家特雷弗斯（Roben％vers）在20世纪70年代所开创的三个理论：非亲属间互惠式利他理论、亲代投资理论、亲代子代冲突理论以及生物学家汉密尔顿在解释生物界的牺牲互助现象时所提出的汉密尔顿法则，至今仍然是经济学家解释利他行为、合作与冲突的理论基石。贝克尔注意到了达尔文主义的“适存度”和“效用”之间—— 的转换，在汉密尔顿法则的基础上，贝克尔不绎仅进一步确定了“y单位货币等于x单位的壅基因”，而且证明，经济学家通常使用的效用梨函数只是一个特例。①（G.Beeker，1976）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和生物学之间的交互扩展进程明显加速，并终于在1999年年底催生了《生物经济学杂志》（如Mmnz o厂BioecD加m站s）这一生物经济学的主要阵地。这主要归因

于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生物学尤其是基因科学、脑科学的飞速发展，世界卫生组织将20世纪90年代定名为“加强人脑研究的10年”，认为在这10年中所获得的关于大脑的知识比过去千百年来加起来都多，而对大脑功能的进一步认识也必然影响经济学对于人的行为选择、情感、理性等范畴的分析；二是20世纪80年代晚期林达·柯斯玛依达（kda cosmides）和约翰·托比（John Toobv）等人开创了“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心智模式如何在长期进化过程中被自然选择所塑形的学科，进化心理学直接在生物进化理论和经济学的理性、偏好、预期、效用等核心范畴之间建立了连接；三是现代经济学的多元化倾向，基于还原论和机械论思维的新古典经济学思维范式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质疑和挑战，如以反还原论、反个体主义和倡导个体群思考的进化分析范式，以后现代主义为底蕴的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桑塔费学派所倡导的“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②理念，深刻地反映了现代经济学必须在更广阔的知识领域内受益才能发展这一事实。在这62种背景下，生物学与经济学的紧密结合是必然的，生物经济学家们希望，生物经济学能促使生物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学科的融合与加强，能催生出新的理论范式，从而对于解释人类行为和社会进化，以至于在引导社会福利政策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按照赫希内菲尔的观点，经济学每次在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展时都会历经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兴奋的、成功的，但马上就会被沮丧所取代，因为在这些领域中存在着大量的与标准经济学的假设相矛盾的人类行为倾向。⑧生物经济学作为“一种研究人类行为规则和倾向如何进化而来的学科，”④正是解决这类矛盾的最佳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生物经济学不仅体现了一种新的理论进路，在某种程度上它还是统一和调和经济学的“众王之王”。基思林和蓝达（Ghiselin＆Landa）指出：“生物学的下一个前沿将是经济学，而经济学的下一个前沿将是生物学。”⑤对经济学来说，生物学的意义在于：第一，过去遗留的、通常不得不通过假设解决的很多问题，可以通过生物学途径来解决。比如，人类偏好的形成和变化的生物学决定因素是什么？分工、交换和道德情感是怎样通过了自然选择的压力？效用是否可以测度？第二，生物学可以为经济学提供新的思考方法，尤其是生物进化论。“现实中不断处于动态变化的经济现象和制度显然不能用静态的经济学理论加以解释。生物学理论尤其是进化论能够丰富经济学的理论工具箱（ul打ch Witt 1999）。”
第三

，生物学有助于经济学开辟新的研究领域。除了大量的生物现象可资分析之外，古生物学和进化生物学还能帮助新经济史将领域延伸到史前史阶段。对生物学而言，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一方面将有助于增强自己的解释能力，另一方面，借助于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成本与收益这些工具，生物学将在原有的化石依据、基因依据、生理依据之外得到另一种理论检验，即生物行为和现象是否符合经济理论？蓝达宣称：“我们需要基因的生物经济学，生物经济学家应当坚信，基因就是包含编码信息的资源。”①经济学理论可以用于分析大脑是如何“经济”地处理信息的，经济学理论可以分析一切有机体，因为“生物有机体和企业一样，都在资源分配和创造中扮演重要作用？？经济学可以分析整个自然界，自然虽然不像经济体那样有货币流通，但也存在能量流通和生产效率等问题，所有这些都为生物经济学家提供了机会”。②简而言之，对于生物学而言，从微观的基因、神经细胞直至整个生态系统，都有可能求得一个更为统一的理论框架。

二、选题、工具与思考方法

学科交融是生物经济学最突出的特色。《生物经济学杂志》创刊8年来，选题都集中在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如史前经济学、人一灵长类一非灵长类生物经济活动的比较、性选择、社会分工、互惠机制、公共利益的起源、道德情感的演化等问题。这些选题看似零散，但实际上都是围绕着社会科学中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老问题：第一，休谟问题，即人性为何如此的问题；第二，亚当·斯密命题，亚当·斯密问题中包含了三个问题，一是分工起源的问题，二是人的独立进化问题，三是道德与自利悖论；第三，西美尔问题，即社会如何可能的问题。
早期的探索者如贝克尔、图洛克等人主要使用的经济学工具是成本和收益计算，研究的生物现象也比较有限，而近年的生物经济学则大量使用新的经济学工具，如制度分析、博弈论、激励理论和实验手段等，研究的生物现象也越来越广泛。——比如，蓝达（J.hnda）指出，新制度经济绎学不仅可以用于分析人类社会，而且也可以壅分析所有能够开展合作的社会性生物，如蚂梨蚁、蜜蜂的活动，它们同样遵循新制度经济学原理，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分析人一社会性生物的组织结构时，她得出结论：在人类社会和非人类社会中，身份确认对促进合作与防范欺骗和伪装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⑧此外，蓝达还用公共选择理论解释了不同群体生物在选址、搬迁等活动中的投票差异（如蜜蜂搜寻新巢穴时采用一致性同意全体原则

，鱼群在迁徙时则采用少数甚至一票原则），用交换理论解释了蜘蛛、螳螂的寻偶活动等；纳塔尔·赫通嫩科（音）（Natall Hritonenko），由李·亚特森科（Yuri Yatsenko）采用资本生产率的制造期资本（vintage c印ital）模型，解释了一定年龄结构的狩猎一采集群体是如何最优化狩猎一采集收入与群体数量的，④史达克和王（Oded stark and You Qiang wang）则用博弈论证明了汉密尔顿法则，①在详细地比较早期人类与三种类人猿经济活动方式差异的过程中，普瑞尔（F.Pryor）证实了亚当·斯密定理1和亚当·斯密定理2，认为食物的生产消费方式、技术工具和分工水平、生产的地域范围之间存在着交互促进与交互影响的关系。与此同时，更多的生物学理论和工具也被用于解释经济现象，除了早期的普莱斯方程、费舍尔方程之外，群体遗传算法（population geneti.——cs）、红色皇后理论（red queen theory）和扎哈绎维的累赘原则（handic印埘nciple）都被应用于窭经济演化过程和信息传递等问题的研究中。
梨例如，扎克（P.zak）就从群体遗传学的角度分析了婚姻、生育、爱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同进化关系；②尼曼（N.B.Niman）也曾用红色皇后理论解释了人类在社会行为中为什么有时候会呈现出对“少”的偏好，而不是像标准经济学假设的那样偏好“多”，只要他们能使自己处在一个比其他人相对优越的位置即可。⑧除了在选题和方法上的交融之外，生物学和经济学在深度上的交叉和拓展还催生了一个新的领域——神经元经济学。虽然从技术上说，这一新学科的诞生得益于EEG（脑电图）、MEG（脑磁图）、PEl、（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SPEcT（单光子发射断层扫描）、MRI（核磁共振成像）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蹦RI（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等手段的日趋成熟，这些技术使我们可以深入到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大脑内部，观察和研究大脑在意识、思维、认知和决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但其背后的实质性推动力量，还是生物学和经济学相互交融的发展趋势。“神经元经济学是生物经济学的自然延伸”。④弗洛门（Jack.vromen）指出，生物经济学和神经元经济学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性。生物经济学坚持标准经济学的最大化假设并应用在所有生物行为的分析中，神经元经济学虽然并不明确反对这一假设，但也相信该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人类在所有背景下的决策行为，“生物经济学更关注行为的最终原因（进化进64程与历史），神经元则更关注行为选择的最近原因（神经触发机制），两者都与进化生物学密切相关”。⑨在分析方法上，生物经济学最突出的特点是累积因果

原则，这一原则在凡勃仑、缪尔达尔那里已经得到了提倡，其中凡勃仑尤其强调对事物的因果解释，缪尔达尔更重视互为因果。这一特征也为进化经济学所有，但进化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主要是制度和技术，而生物经济学则“研究人类行为规则和倾向如何进化而来，正是这一主题将其与进化经济学区分开来”。⑥所谓累积因果有两重含义，一是分析现象时避免用抽象范畴替代解释，比如，不能将两个不同群体的差异性和共性归结为文化这类范畴，这等于对事物的差异性和共性没有进行任何解释；二是强调原因与结果之间的相互影响，即作用与反作用的动态交互影响过程。在第一个问题上，生物经济学在“穷极因果关系”上无疑比任何一种经济思想走得更远，也更彻底，不仅在时间尺度上进入了史前史阶段，而且在空间上将自然系统纳入分析范围。生物经济学不仅解释人类某些共同偏好，如食物结构、景观与居住的进化起源，也解释社会情境对行为倾向的影响，这些在传统经济学中都是通过假定而忽略不计的；在第二个问题上，生物经济学和进化经济学一样，强调协同进化（co.evolution）原则，只不过进化经济学强调的是技术与制度之间的协同进化，而生物经济学强调的是社会～自然的协同进化。在生物经济学中，人的行为特质、偏好与情感都必定经过社会与自然的双重选择。之所以是自然的，是因为只有当社会经济行为被适当地置于接受自然选择的状态中，其蕴涵的行为特质才可以进化；之所以是社会的，是因为进化的行为特质会通过社会行为而得到强化，并反过来刺激生理层面的进化。在这样一个双向循环的回馈中，单纯切断一个方面强调另一个方面的影响是不可能的。霍奇逊近期在梳理生物经济学的发展脉络时也指出，双重的传递和影响理论在生物经济学中已经成为主流（dualinheritance），而单向的生物简化论（biolo西cal reductionism）则明显已经被抛弃。①以道德情感这一生物经济学的主要论题为例。生物经济学试图在生物一经济的分析框架内解释利他、道德情感、公平与公正倾向这些长期困扰社会科学的问题。在生物经济学看来，人性作为人的特质所在，不能单纯地归因为“习得”的倾向，而必然带有自然选择的痕迹。通过生物学依据，生物经济学认为，有很多人性特征受到生理遗传的影响而不能完全归因于后天习得：正义性利他惩罚行为虽然不能给惩罚者提供物质经济奖励，但脑科学却可以证明，这种行为能激活阳性以强化相关脑区，从而给惩罚者提供安慰或者满足，正是因为人类在生理意义上从强对等行为中获得了一种情感上

的满足，才使强对等行为的持续获得了自激励机制，从而使社会出现成为可能；②人类在选择竞争或合作时脑中被激活的是两个分属“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的不同区域；情感不同于理性，它们在大脑中对应着不同的区域，排除情感区域，一个理性的人就会沦为理性的傻瓜，无法完成任何社会交往活动，同情、语言能力、嫉妒、爱都能在生理上找到“遗传而来”的证据。③但是，无论我们是通过影响环境获得了选择，还是我们没有或者在很小的程度上影响了环境，人类的行为特征作为一种进化的结果，它必然具有一种适应性，也必定是通过自然选择这一通道才成为我们的一种生理特质。那么，自然是怎样赋予了我们这些独特的秉性呢？我们是如何在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获得了交换倾向和情感特质呢？生物经济学家又转而从史前史阶段的经济环境中寻求答案，——在这一探索过程中，社会因素仍是必须结合绎的，社会情境（social con￡ext）仍然会制约着鎏“基因”的表现④（Fehr，2004）。这种累积因果梨的分析方法不仅仅是对传统二分法的超越，也是对决定论思维的超越。

三、潜在的基因法则与若干政策建议

1.潜在的基因法则
无论是用经济学分析生物现象，还是用适应、选择等生物学原理来解释人类行为与偏好进化，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或满足都需要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什么是最大化或满足？更具体地说，以什么单位来度量成功？
尽管从未有一个生物经济学的纲领性文献对此作出解答，但事实上，基因传播作为经济学中的“最大化目标”，已经成为绝大多数生物经济学家在分析问题时的默许或明确的原则。尽管我们很难在情感上接受基因法则，但逻辑上它却很难被推翻，这是由生物进化理论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在进化生物学中，一切适应器都应具有三个特征：可靠性、有效性和经济性。①但是，即使生物载体具备了所有这些适应器特征，如果不能解决基因传播问题，这些适应器也不会延续下来，适应器之所以能传递下来成为稳定的类特征，正是因为解决了基因传播问题。从进化的视角——看，人类行为倾向中的正义感、公平要求、他绎心倾向都是适应器，如果这些适应器没有解壅决基因传播，它们早就消失了，而不会成为我桊们今天的人性特征。
很多生物经济学论着都毫不掩饰这一取向，在麦特·里德雷（Matt Ridlev）和杰拉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看来，追求基因传播最大化已成为所有解释人类行为倾向的终极演化动力，利他、合作与分工尽管被容纳于成本、收益、信息机制、搭便车等经济学范畴之中，但无一不是为

了将代表性基因数目尽可能多地传播；无论是人类的慈善、利他、奉献等美德，还是炫耀财富、酗酒、吸毒等恶行，都可以通过社会资本、重复博弈等概念归于基因传播最大化。量因取向意味着贝克尔的“v单位货币等于x单位的基因”真正成为生物经济学内在的硬核，在某种意义上，生物经济学已经用最大化“适存度”和“代表性基因数”
取代了标准经济学的“效用”。在生物经济学家看来，效用既然不可观察与衡量，将其转换为可用适存度表述的基因传播的可能性就完全统一了，标准经济学总是因其“福利”、“自利”、“理性”和“效用”之类的概念过于含混，而且在逻辑上经常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地步而备受批评，一旦将其转换为生物意义上的“适存度”概念，这些问题都将迎刃而解，自然法则的推论将取代经济学的人为假设。
基因法则实际上是典型的社会生物学命题。尽管有些生物经济学家想回避或反驳这一命题，但缺乏足够的信心。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md）在《合作的进化》序言66中写道：“我采用的方法不同于社会生物学，社会生物学基于这样一个前提：人类的主要行为是由遗传决定的。事实也许如此，但我这里用的是策略的方法而不是遗传的方法。”
霍奇逊也敏锐地意识到，社会进化与基因进化的速度差异是生物经济学的关键问题，它同时也是导致生物经济学内部分歧的原因之一。基因导向的适应度能否与效用通约的问题，还需要更为翔实的证明和更多的研究。

2.若干政策建议
生物经济学主张经济学应当关注人对经济刺激的真实反应，而不是通过假设、臆断和公式推演来确认人的幸福感，社会福利政策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生物经济学基础上，换言之，必须建立在对人的生理和心理反应的测度的基础上。社会文化和基因遗传如何形塑了人的偏好，人的餍足感、沮丧与满足，又如何与之相关并得到更多的重视，瓦尔拉斯模型不能成为福利经济学的基石，“福利经济学的革命应从进化的视角出发，只有超越程式化的市场行为关注福利的真实效用，才能重构福利经济学理论和社会福利政策”。②经济学中的伊斯特林（Easterlin）悖论和西托夫斯基（scitovsky）悖论都说明，增长、消费、净收入、卡尔多一希克斯标准和帕累托改革在评价社会福利时都存在明显的局限性，由于旨在改善标准经济学“效用”定义的含混和不可测量的缺陷，生物经济学的大多数福利政策建议都是建立在进化心理学、脑科学、神经实验方法的基础上，通过生理测度和心理调查来比较人对不同刺激的真实反应，虽然生物经济学并未提出一个

完整的、系统的福利理论，但大量的基于生物基础的研究还是有着非常强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借助于神经元科学的发展，在生理和心理性快乐的测度基础上，生物经济学家得出了一系列迥异于传统经济学的结论，藉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1.福瑞（Frev）等人的研究表明，在某些公共物品领域中采用经济刺激往往导致相反的结果，比如，义务献血在血量、血质和献血者心理满足感上明显优于报酬性献血。福瑞（Frev）等经济学家提出，市场刺激在公共物品领域中往往起到相反的效果，而彰显利他动机和激励社会责任能起到比货币刺激更好、也更易于被社会所接受的效果（Frev＆Oberh01zer.Gee，1997）。
2.雷亚德（【ayard，2003①）通过对闲暇的心理感受评价的调查发现，闲暇具有非竞争性特征，在“你有两周别人有一周，或者你有4周别人有8周这样的备选方案中，绝大多数人会选择后者，因此，闲暇作为替代货币的刺激手段将更有利于整个社会群体的福利改善。
3.科林（Coming，2000②）的研究则表明，快乐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童年经历，人的基本生理和心理需求快乐与童年时期的健康水平、营养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为此，应在童年期的生长环境、儿童的营养改善、家庭与社会问题的咨询服务等方面有更多的公共支出，从而更好地增进人们未来的幸福感。
4.雷亚德（Layard，2003）等人的研究表明，收入与快乐程度仅存在很弱的相关性，但相对位置感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的满足感。雷亚德（Layard）指出，如果所有人都少工作少收入，反而会使总的幸福度增加，那么在税收政策上，伴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应对奢侈品课以更高的税收，这样一方面富裕者能通过凡勃仑效应得到更多的福利，另一方面政府也能用更多的财力去改善低收入者的福利。
5.福瑞等人（Frey＆Stutzer，2002）的研究表明，生命的“幸存”对人的快乐具有强烈而持久的刺激，通过对空难幸存者和中彩票者的神经测度发现，前者能获得极强的满足感与快乐感，并具有持久的影响；但后者的快感只能维持很短暂的时间就进入衰退期。由此得出的政策建议是对于生命价值给予更多的投入。

四、结语

经济学向法律和政治领域的扩张产生了经法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在这两个领域中， 嚣经济学都表现为一种单向“侵略”，即单纯地器以经济学工具分析法律和政治制度，并因此强化了经济学的工具有效性。但生物经济学则不同，生物经济学固然也要用经济学工具去分析生物现象，但另一方面也要为个体的行为惯向寻找生物学尤其是进化视角的

解释，并因此调整自己的基本假设，在这种互相检验和互为工具的过程中，生物学和经济学都能从中受益。其最终的结果，无论是像马歇尔预言的那样将经济学视为生物学的分支，还是像基思林呼吁的那样统一在一个经济学体系中，都已无关紧要。恰如量子论的提出者普朗克所说的那样：“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
实际上存在着由物理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连续的链条，这是一个任何一处都不能被中断的链条。”①生物经济学的兴起，正是这种“连接链条”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