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四十年代币制改革原因初探

中华民国四十年代币制改革原因初探

一般认为，在1933年废两改元之前，中国实际实行的是银两本位，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一直忙于国内战争，无暇整顿币制，币制紊乱的状况一如既往。已经严重影响了国内各地的经济交流和经济发展。我们只能化繁为简，尽可能就当时货币紊乱的特征与弊端作出归纳性的描述，以企对南京国民政府下定决心在1933年废两改元后又于1935年进行了币制改革的原因进行初步的探索。

一、货币紊乱的特征

所谓货币本位，最基本的条件是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强制使用，具有形式的划一性、法律的权威性和通行全国的统一性。而近代中国一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都是银两、银元、纸币并行，发行权散落在地方和民间；每一种货币都形式多样，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中央政府发行的货币也只是各种货币中的一种，并不具有唯一性；还有随贸易而输入的各种外国货币，以及外资银行在华发行的货币，也广泛流通于中国。从根本上说，近代中国的货币发行和流通一直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既无本位可言，更谈不上有什么货币制度。而一个没有本位和制度的货币状况，其紊乱的情形可想而知。20世纪40年代前，中国货币紊乱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传统性货币与近代性货币并存。货币的演变是从具体的物品到抽象的符号，即从按重量交易的贵金属（称量货币），发展为用贵金属加工成的铸币，再发展为可兑换贵金属铸币的纸币，最后发展为不可兑现的纸币。称量货币主要是以本身的重量即作为商品的价值，其铸造是由手工操作的家庭作坊完成的，是小生产方式的产物。铸币则与近代先进的工业生产相联系，机器的铸造保证了铸币无论是器形还是成色重量，都规整统一，符号性大大加强。银元是从称量货币发展为符号货币的关键环节。可兑现纸币和不可兑现纸币都是一种符号货币，区别只是前者还没有彻底割断与金属货币的联系，而后者则主要依靠政府的权威和自身的信用。很显然，称量货币是与传统社会相联系的传统性货币，而铸币和纸币都是与近代社会相联系的近代性货币。近代中国在1933年前除了不可兑现纸币尚未出现外，前三种形态的货币都同时流通。

近代中国的称量货币是银两。银两虽然不同于银块，具有了一定的形状，如元宝形、圆形、腰形等，上面还刻有铭文，但它器形多样，成色和重量根本无法整齐划一，因此符号性还很弱，主要还是一种称量货币。银两又称银锭，俗称元宝，由各地银炉铸造。银炉铸出的银锭必须送到公估局批定重量和成色，达到或超过最低标准者方可进入流通领域，不达标准者则不批退回，重新熔铸。公估局是近代才出现的新机构，是适应近代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而产生的，是银两这种传统货币在近代出现的一种进化，但其又强化了地区标准，造成各地区之间的标准的多样化。

银元是近代中国流通的主要金属铸币。中国人开始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使用的银元都是外国银元。咸丰以前，流入最多、使用最广的外国银元是西班牙本洋。外国银元因形制、重量、成色都有精确规定，不象中国银锭那样充满了随机性，因此在早期对外贸易中被中外商人一致约定为记价标准和流通手段。经营外贸的中国商人，往往不惜以远高于本洋实际价值

的价格获得后储蓄起来，虽然丝茶出口特别旺盛，白银大量流入，市面上的通货反而紧张，本洋价格"竟较前涨高八成"，为了摆脱通货严重不足的困境，中外商人议定以规元为记帐单位，这一创举改变了对外贸易使用银元的传统，而从此以银两为记帐单位和支付手段，而且，在银两与银元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可兑换关系，上海出现"洋厘"行市，银两与银元的并用成为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头脑清醒的官绅逐渐抛弃禁止洋钱流通的僵化观点，而认识到银元的优点，主张购买机器，自铸银元。1887年（光绪十三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广东开设造币厂铸造银元，所铸银元与外国银元一并行用，正式开始了中国官铸银元的历史。银元上因有龙的图案，习称"龙洋"。后来各厂在铸造银元的同时又铸造铜元，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遂由过去主要使用银两、制钱变为主要使用银元、铜元。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行纸币的国家，但近代新式纸币却首先是由外资在华银行发行的。第一个正式在中国境内发行纸币的外资银行，是1857年在上海设立的英资麦加利银行。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资在华银行不断增加，其大都倚仗治外法权在中国大量发行纸币，主要有银两票和银元票两种，以后者居多。由于纸币具有印制方便、识别简单、支付便利等优点，又可以自由兑换，信用较好，因此发行后在市场上广泛流通。在外资银行的刺激下，中国人也开始筹办新式银行，发行纸币。1897年，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立，发行银两票和银元票。1904年和1907年，清政府先后设立国家银行户部银行（1908年改为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纸币。民国建立后，国家银行实力增强，地方银行和商业银行大量建立，纸币的发行更为广泛。

银两、银元、纸币，处在货币史上不同发展阶段的货币形态，却同时流通于近代中国，而且，每一种形态都种类繁多，中央与地方、官方与民间、此地与彼地、本国与外国，并行混杂，紊乱不堪，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这种状况也并无改变，实在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奇观。

（二）中央、地方政府发行的货币与非官方发行的货币并存。银两主要由民间私设的银炉铸造发行，但海关、常关、京师和各省官钱银号等中央和地方政府，也设炉铸造。民国建立后，中央和地方政府基本上退出了银两的铸造发行，但历史上各类官炉铸造的银两仍然留在了流通领域。银元（或者说铸币，还包括铜元）开始是地方政府铸造，1905年，清政府在天津设造币总厂，中央政府始加入银元铸造行列。民国建立后，1914年颁布"国币条例"，规定"国币之铸发权，专属于政府"，继续采用总厂和分厂的办法，铸发银元。因新国币系采用袁世凯头像，俗称"袁头币"。对晚清各省铸造的银元，则由国币兑换收回改铸。但由于原来龙洋数目太多，回收工作又不很有力，结果就形成了历史上各地方政府铸发的银币和当今中央政府铸发的银币同时流通的局面。

在清末，中央政府发行的纸币（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地方政府发行的纸币（各省官钱银号）与非官方发行的纸币（中国通商银行），三者同时流通。民国建立后，这种局面更大为发展。国家银行既有从清政府继承下来的中国银行（由大清银行改名）和交通银行，又有1928年在上海新成立的中央银行。各省的官钱银号大都改为地方银行，由省、市地方政府主办，基本上每个省、市都有自己的地方银行，地方银行一般都发行纸币。一般而言，每个地方银行每年的发行额大约在200 万元上下。

除了国家银行和地方银行发行纸币外，一般的华资商业银行也发行纸币。这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官商合办的特种银行，如农商银行、中国农工银行等，一般发行几十万至几百万

不等的纸币。另一类是比较纯粹的商业银行，占一般华资商业银行的绝大多数。1935年法币改革前，享有纸币发行权的商业银行主要有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四明银行、中南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上述两类商业银行发行的纸币数量要比地方银行多出许多。

（三）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并存。本国货币已如上述。外国货币则主要包括从国外输入的银元和外国在华银行发行的纸币两类。外国银元先后在中国流行的主要有本洋、鹰洋、人洋等。上海改用规元记帐后，本洋被废弃不用，代之而起的是鹰洋。鹰洋在1854年开始进入广州流通，1856年进入上海，不久势力由上海延及长江流域。1905年，墨西哥改用金本位制，鹰洋停铸，势力始有所衰退。1895年，英国在印度设造币厂铸造银元，俗称人洋或站洋。广东一带颇为流行，1900年后，北方地区也广泛使用，京津地区尤受欢迎，但上海基本不见使用。由于资料限制，外国银元历年流入中国的数字无从稽考，据魏建猷估计，1911年，仅鹰洋一种在全国流通和储藏的数量就在四亿到五亿之间。

近代中国发行纸币的外资银行主要有英国的麦加利、汇丰，法国的东方汇理，德国的德华，比利时的华比，荷兰的荷兰，美国的花旗，日本的横滨正金，俄国的俄华道胜等银行。上述银行除了俄华道胜银行1926年倒闭，其发行的纸币变为废纸不再流通外，1935年法币改革前都一直发行纸币，有的在法币改革后仍然继续发行纸币。外资银行在近代中国发行纸币的总数，缺乏全面的统计，比较普遍的估算是清末为1 亿元以上，20世纪20年代前，其发行额要比华资银行高出许多，30年代则要比华资银行少不少。

（四）货币流通的区域性与区域内货币流通的多样性并存。近代中国货币发行权分散，其结果造成每一种货币形态在全国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种类，甚至一地之内就有好几个种类，甲地流通的货币不能流通于乙地，乙地流通的货币也不能流通于甲地，货币流通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外国银元不同种类的流通区域已如前述。中国人自己由各省铸造的龙洋，虽然名义上都是重七钱二分成色九成，但具体的成色和重量却不能准确统一，往往各省互异，只能在本省及附近地区流通。

外国银行发行的纸币的种类也各不相同，流通范围一是在其开设总行和分行的城市；二是其母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本国银行发行的纸币也同样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各省市地方银行自不必说，就是三家国家银行，表面上看每家发行的纸币全国统一，但由于各地的银两和银元千差万别，各分行发行的纸币也只能在分行所在的地区流通。

种类最为繁复的是银两。近代以前，银两几乎是一家银炉一个种类。进入近代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些地区逐渐统一到一两种种类上，但即使如此，全国的银两种类仍相当可观。与种类繁复相对应的，是每一种银两流通的区域非常狭小。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大中城市，一般只有一两种，北京流通十足银和松江银，上海流通二七宝银，青岛流通公估足银，天津流通白宝银。而商品经济比较落后的广大农村往往一个小县就有一种银两。银两流通的区域性限制在近代货币中最为严重。

一方面，近代货币的流通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另一方面，由于多种货币形态并存，即使同一种货币形态也是多家同时发行，再加上邻近地区货币的渗入，又形成了区域内货币流通的多样性。《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

上述四个方面，简单地说，就是本位不明，主辅币不清，发行权分散，形态多样，种类

繁多。近代中国的各种形态、种类的货币杂乱地堆积在一起，严重影响了中国中央政府的经济控制能力和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二、货币紊乱的种种弊端

具体分析，近代中国无本位的紊乱的货币状况，会主要带来以下几种弊端：

（一）强化了银两作为货币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延缓了中国货币的近代化进程。作为近代工业化大生产产品的银元，在进入市场后应该很快取银两而代之，但是，由于各省自铸银元，成色和重量种类多样，币面价值虽然都是一元，实际价值却各不相同，这就使银元只有依靠与银两的比价才能发挥价值尺度的功能，银两反而由此成为近代必不可少的货币形态，近代化的法定货币制度因此迟迟不能建立。

（二）各地货币之间复杂的兑换关系，既与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又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自1840年中国步入近代，至20世纪30年代商品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现代通讯设施的诞生，交通手段的发达，上海作为全国对内对外贸易中心的形成及其对内地的辐射等等，都使全国的联系更加紧密，但是，作为经济运行润滑剂的货币却紊乱不堪，各地各种类的货币画地为牢，各省银元自不必说，银两种类更是繁多，成色和平砝标准千差万别，必须经过复杂的兑换，才能完成交易。这种烦琐、缓慢的交易过程，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减缓了商品流转速度，无疑既与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又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银两是一种秤量货币，成色和平砝标准不同，银两的价值也就不同。全国各地不同种类的银两，都有自己习惯的成色，各宝银之间的成色不一样，价值的比较需要有一个中间标准成色，这就是纹银，纹银的成色是93.5374。这个标准成色的宝银实际是不存在的，所以，纹银是虚银成色标准，也是近代使用最广泛的一种虚银成色标准。实际流通的宝银，成色一般都比纹银更高。

如果全国各地仅仅是成色不同，而平砝标准（重量标准）是统一的，那么不同宝银之间的换算和价值比较还是很方便的。但是，全国各地的平砝标准有一百余种之多，每个地方都不一样。一地之内，往往有几种平砝标准同时使用，由于各地平砝标准的千差万别，银两之间的价值兑换便成为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全国实际使用的平砝归纳起来，分为两大类：官平和市平。官平指官方规定和使用的各种平砝标准，一般包括库平、关平、漕平等。库平是政府征收租税的平砝标准，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都大小不一。关平是海关征收关税的平砝标准，关平比库平大，各关的关平大小也不一致。漕平是漕米改征白银折色采用的平砝标准，比库平和关平都轻。在实际使用中也往往随地而异，一般在漕平前标明地名，以示区别，漕平后来成为民间普遍采用的平砝标准。

市平是官平的对称，是各地市场通用的平砝标准，名目最为复杂。钱业之间通行的叫钱平。北京、上海、天津等地通用的叫公砝平。公砝平是钱庄和票号为了在上海、北京等城市之间计算汇兑价格而专门采用的平砝标准。汉口等地通行的叫公估平，是公估局为秤定银锭所采用的平砝标准。此外，各地都有自己的平砝名称，标准多种多样，即使当时老于钱业的人，毕其一生也弄不清楚。

在各种平砝标准中，还流行一种虚拟的记帐标准，从而衍生出实银与虚银的区别。实银是实有其物，虚银则是宝银的价值符号，是专门用来记帐的、在实际中并不存在的虚银。近代比较重要的区域性虚银标准主要有上海的规元、汉口的洋例、天津的行化等。由于上海在近代内外贸易中的枢纽地位，规元不仅在上海地区的商务交易中成为公认的标准货币单位，而且在全国众多的货币种类中成为最有影响的货币单位。规元等虚银两的采用，有助于区域性货币标准的统一，但由于其九八折扣之类的计算方法，纯属权宜之计而推延为一种习惯，并无确切的道理可言，事实上又增加了计算中的复杂性和兑换中的困难性。成色的差异，加上平砝标准的不同，再加上实银与虚银的区别，各地银两之间的兑换，其复杂烦琐几令人难以想象。这样的货币状况，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诸多不便。

（三）洋厘行市的存在，给经济活动和人民生活带来种种不利影响。近代中国各种货币形态之间没有主币与辅币之分，彼此之间并没有法定的比价，而仅仅依据市场供需状况决定价格的上下波动，其中最重要的是银元与银两（规元）之间的比价，即洋厘行市。上海自1856年开洋厘行市，历77年，一直存在到1933年废两改元。1914年以前，洋厘行市分鹰洋和龙洋两种价目，1915年变为鹰洋和袁头币两种，1919年以后，无论鹰洋龙洋及袁头币一律并用，只开袁头币一种价目，洋厘行市完全统一。洋厘行市每日不同，涨落不定。洋厘涨，意味着银元的需求增加，银元对银两的比价上升，洋厘落，意味着银元的供应增加，银元对银两的比价下降。钱庄藉洋厘的涨落在两、元兑换中获利，而工商经济活动和人民生活则由此遭受种种不利影响。

农产品的采购具有很强的季节性。每年的5、6月是茶和丝茧的上市季节，而10、11月则是棉花和粮食秋收的季节。在这两个季节，由于需要大量采购农产品，而对农户支付的都是银元，导致对银元的需求急剧增加，洋厘亦随之上扬。洋厘上涨，同样数量的银两兑换的银元比洋厘低落时就要少，如果原来存入钱庄的是银元，记帐时根据洋厘兑换成银两（存入银两才有利息，所以不得不兑换成银两记帐），现在又兑换成银元，损失就更大。如果提前在洋厘未涨时兑换成银元，则资金又被搁置，出现资金周转不灵。对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工厂和商人说，洋厘损失总是无法避免的，只能眼睁睁看着钱庄盘剥而无能为力，企业生产还没有开始，成本已经上升，无形中增加了经营的困难性。

洋厘行市的存在，之所以会造成人们手中货币价值的变化，关键在于人们不得不因为不同的用途而经常进行两、元兑换。大宗和批发贸易多使用银两，小额和零售交易以及日常生活则多使用银元；进出口贸易和与外商的交易都使用银两，而与内地特别是广大农村的交易则多使用银元。此外，在一些具体支付上，还有种种习惯上的规定，如购买土地、房租等则要求支付银两或以银两计算。这使商家和企业的收支出现四种情况，一是收支的都是银两，二是收支的都是银元，三是收进的银元，支付的是银两，四是收进的是银两，支付的是银元，"故我国业对外贸易者，除货价之涨落外，一方既须受金银比价之危险，他方复须负两元比价之危险，层层剥削，在在堪虞。商人多意外之危险及不当之损失，中国商业安有发展的可能，货价涨落，是指买进的价格有时高于卖出的价格，造成亏本。金银比价之危险，是指当时国际上金贵银贱，价格即使不变，而外商支付的银两数已然减少。两元比价之危险，即是指出口贸易旺盛时，总是洋厘上涨，收进银两和支付银元的一进一出之间，无形中已遭受损失。而进口批发商（如外国百货等），则收进的是银元，支付给洋行的是银两。进口旺盛，洋厘一般趋向下落，而银两却因金贵银贱支付增加，两元兑换中亦遭受不可避免之损失。此外，像新建企业，股东缴纳的多是银元，而购买土地或缴纳房租支付的又是银两，也需要进行两元兑换，洋厘的下落都会给企业带来损失。洋厘行市的存在，也给投机提供了空间，投

机者往往在银元用款高峰故意哄抬，而在洋厘下落时，进一步打压，从中谋取暴利，工商业者则因此遭受更大的损失。

企业和商家的收支一般是通过钱庄和银行而完成的，但钱庄和银行不可能承担洋厘涨落造成的损失，所以钱庄在客户存入银元时，要按当时的厘价减去一毫二忽五（即0.00125两），再折算成银两，客户支付时，又要按当时厘价增加一毫二忽五，再折算成银元。银行也有类似的规定。这“从一般工商业者之观察，则只有损失而无利益”。钱庄从中收取固定的兑换费，只有利益，没有损失。

此外，洋厘行市的存在，还使企业的会计制度难以统一和准确，无论进货成本、销售市价还是损益得失，计算都颇多困难。为了同时应付不同用途或者规避洋厘风险，企业常常不得不进行银两和银元的双重准备。无疑，洋厘行市给工商经济活动带来的不利影响是多方面的。

洋厘行市对人们日常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样是相当深刻的。人们领取的工资薪水一般都是银元，而"所有一切支出，实大都直接或间接用银两支付"。直接用银两支付的有房租、房捐、电灯、电话等项，这"通常已约占每月生活费三分之一"。其它日常生活用品，销售商在定价时"亦不能受当时两、元折价之支配"，所以说实际上是间接用银两支付。而且，为避免厘价跌落所造成的损失，销售商往往有预将各货售价略为提高者，把损失转嫁给消费者。对于每月工资不过10元左右的广大劳工阶层来说，洋厘的下落无疑意味着生活水平的降低。1932年，因受日本侵华战争"一二八"事变的影响，上海工商停顿，本埠对银元的需求减少，而江浙农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往年热闹的茧汛不再出现，内地对银元的需求亦大为减少，致使洋厘奇跌，劳动人民的收入本就微薄可怜，而复遭此打击，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四）货币发行缺乏有效控制，经常引发通货膨胀。对于不足值的银辅币、铜元以及作为货币符号的纸币，其本身的价值低于币面价值，发行者因此可以借发行而大获其利，如果缺乏有效的控制，势必过度发行，造成货币贬值，引发通货膨胀。银辅币和铜元发行后，初始颇受欢迎，但各省为利益所趋，竞相大量铸造，很快便供过于求，原来的比价无法维持，市价每况愈下，大幅贬值。民国建立后，这种状况有增无减，1916年，国民政府曾推行十进位制，铸造新银辅币，其结果再次重演清末铸造银辅币的过程，很快也发生贬值。1928年，上海钱市的零兑市价是大洋1元兑2角银币6枚加铜元8枚，大洋1元兑铜元294枚，1 角银币每枚兑铜元23枚，与原定的比价相较，银辅币已贬值20％强，铜元已贬值65％强。广大的劳工阶层，银元的价值对他们来说已嫌过巨，不适于用，他们要把银元在烟兑店兑换成银辅币和铜元，才能行用，银辅币和铜元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货币。他们既要随洋厘的损失，又要遭受银辅币和铜元的贬值，货币紊乱带给他们的伤害是多方面的，也是深刻的。

纸币贬值的情况尤为严重。清末各省官银钱号已是滥发纸币，民国建立后，不少省市地方银行更不计后果，任意滥发，广东、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甚至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当时各省纸币发行数目，广东约三千二百万元，跌至五六折。湖南约二千六百万元，四川约一千五百万元，江西约八百万元，均跌至七折。湖北约三千万元，新疆、伊犁约七百万元，约跌至八折。云、贵约四百万元，云南虽未跌价，但贵州已跌至五五折。东三省约三千四百六十万元，跌至六七折。"（注：《中国近代货币史》第196页。）这是民国建立后二、三年的情形，以后虽然有所改善，但一般仍很严重。中央银行也未能例外，1919年和1921

年，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因给政府垫付款项，造成现金空虚，引发两次停兑风潮，两行的纸币在北京（京钞）均跌至九折以下。通货膨胀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所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也是深远的，中、交两行两次停兑风潮的后遗症，每次历5年亦未能完全解决。造成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把发行纸币作为筹措经费、解决财政赤字的一种手段，由此不能对发行纸币进行有效的控制。虽然，在货币发行权高度统一的情况下也完全可能发生，但在货币发行权高度分散的情况下一般是无法避免的。

货币紊乱的弊端，一言以蔽之，病商害民。对币制进行根本性的整顿和改革，确立本位制度，理顺主辅币，统一铸币权和发行权，既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各界的强烈愿望，同时也是国民党政府垄断全国金融不可逾越的关键环节。正是以上原因促使国民党政府在1933年和1935年先后推行废两改元和法币改革。

主要参考文献：

1，《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2，《中国近代货币史》魏建猷著

3，《民国价格史》贾秀岩．陆满平著中国物价出版社1992年斑

4《中华民国货币史》（第一辑）

中国行政史试题

中国行政史试题 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3分，共15分) 31.部落酋长议事会 32.停年格制 33.弼德院 34.《划一令》 35.考试院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6分，共30分) 36.简述中国奴隶社会以血缘为纽带，以“家”为模式组建“家天下”王朝的表现。 37.简述汉代“三公宰相制”的基本内容与作用。 38.简述清朝官员回避制度的主要内容。 39.“百日维新”期间清政府实施了哪些主要改革措施？ 40.简述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行政监督的主要发展趋势。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2小题，每小题10分，共20分) 41.论述隋唐对前代地方行政体制的调整。 42.试论南京临时政府行政建制的主要特点。 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3分，共15分) 31.内外服制 32.三公宰相制 33.磨勘制度 34.百日维新 35.超责任内阁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6分，共30分) 36.简述清末官员任用制度改革的具体措施。 37.简述近代中国行政管理的发展趋势。 38.简述南京临时政府行政建制的显著特点。 39.简述宋代为适应君主专制的需要对监察制度进行改革的主要内容。 40.简述隋文帝对国家行政管理体制调整的主要内容。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2小题，每小题10分，共20分) 41.试论中西方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差异。 42.试论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行政监督的发展趋势。 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3分，共15分) 31．三公宰相制 32．六部

33．改土归流 34．省府合署办公制度 35．行政三联制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6分，共30分) 36．简述春秋时期赋税改革的内容及其对行政体制的影响。 37．简述元代行政监察制度的建树及其弊端。 38．简述晚清“百日维新”期间行政改革的主要内容。 39．简述北洋政府文官保障的具体内容。 40．简述抗日民主政权行政监督的基本方式。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2小题，每小题10分，共20分) 41．试析宋代地方行政体制的利弊。 42．试析南京临时政府强化行政执行的主要措施及行政执行不畅的原因。 三、名词解释题(每小题3分，共15分) 31.边区行政公署 32.三公宰相制 33.“因俗而治” 34.《临时约法》 35.国民大会 四、简答题(每小题6分，共30分) 36.苏区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督主要采取哪些形式? 37.简述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为提高行政机关工作效能采取的改进措施。 38.简述清末行政官员任用制度改革的具体措施。 39.简述明六部构成及其主要职权。 40.简述战国时期各国变法运动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 五、论述题(每小题10分，共20分) 41.试析中国奴隶制国家行政管理的特点。 42.试析人民民主政权在干部考核和奖惩方面的特点。 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3分，共15分） 31.家臣制 32.六部 33.封驳制度 34.盛京改制 35.行政公署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6分，共30分） 36.简述军事民主制时期进行社会管理的主要机构及其职能。 37.简述五代时期中枢机构的名称及其职责。 38.简述清朝官员回避制度的主要内容。 39.简述广州国民政府行政体制的基本特点。 40.简述工农民主政权行政体制的特点。

2020_2021学年高中历史第1单元政治制度第3课中国近代至当代政治制度的演变教案新人教版选择性必

第3课中国近代至当代政治制度的演变 课前自主学习教材细研。素养奠基必备知识感知 知识点一民国时期的政治制度 1.《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 (1)背景：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诞生，其标志是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展正式建立。 (2)目的：防止袁世凯独裁。 ⑶内容 ①以主权在民、平等自由为原则。 ②确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 ③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内阁总理由议会的多数党产生，总统颁布命令须由国务员副署才能生效。 (4)作用：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重要文件，具有反对君主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 2.北洋政府时期的政党政治 (1)开始：辛亥革命后。 (2)转折：1913年春“宋教仁案”发生和二次革命被镇压。 (3)失败：袁世凯窃取大总统职位，下令解散国民党和国会。此后政党政治名存实亡。 (4)影响：袁世凯走上帝制之路，但不久被迫取消帝制。中国陷入军阀混战、

军阀割据的局面。 3.国民政府的“训政”时期 ⑴开始:1928年。 ⑵表现 ①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行使政权，大会闭会期间，把政权托付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②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治权,托付给国民党政府总揽执行。 ③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负责指导监督国民政府的重大国务。 (3)实质：一党专政。 (4)结束：1948年，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建立总统府,取代国民政府。 知识点二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制度探索 1.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 (1)背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 (2)建立：193L^ H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宜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 (3)性质：苏维埃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大众。 ⑷作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是创建人民革命政权的尝试。 2.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 ⑴措施 ①中国共产党设立边区政府，作为民国地方政府。边区政府委员由边区参议会选举产生。 ②设置各级参议会，推行抗日民主制度。 ③中国共产党通过“三三制”原则。 (2)作用：这些措施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了抗日民主政权建设。 3.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的人民政权 ⑴举措 ①在解放区设置行政区，巩固新兴的人民政权。 ②行政区设军政委员会或人民政府。

2020_2021学年高中历史第1单元政治制度第3课中国近代至当代政治制度的演变教案新人教版选择性必修第一册

第3课中国近代至当代政治制度的演变 课标解读时空坐标 1.运用史料实证，探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近代史 上的作用。 2.从时空观念出发，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 建立的人民政权所产生的深远意义。 3.从家国情怀的角度，体会新中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知识点一民国时期的政治制度 1．《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 (1)背景：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诞生，其标志是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建立。 (2)目的：防止袁世凯独裁。 (3)内容 ①以主权在民、平等自由为原则。 ②确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 ③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内阁总理由议会的多数党产生，总统颁布命令须由国务员副署才能生效。 (4)作用：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重要文件，具有反对君主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 2．北洋政府时期的政党政治 (1)开始：辛亥革命后。 (2)转折：1913年春“宋教仁案”发生和二次革命被镇压。 (3)失败：袁世凯窃取大总统职位，下令解散国民党和国会。此后政党政治名存实亡。 (4)影响：袁世凯走上帝制之路，但不久被迫取消帝制。中国陷入军阀混战、军阀割据的局面。

3．国民政府的“训政”时期 (1)开始：1928年。 (2)表现 ①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行使政权，大会闭会期间，把政权托付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②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治权，托付给国民党政府总揽执行。 ③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负责指导监督国民政府的重大国务。 (3)实质：一党专政。 (4)结束：1948年，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建立总统府，取代国民政府。 知识点二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制度探索 1．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 (1)背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 (2)建立：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 (3)性质：苏维埃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大众。 (4)作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是创建人民革命政权的尝试。 2．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 (1)措施 ①中国共产党设立边区政府，作为民国地方政府。边区政府委员由边区参议会选举产生。 ②设置各级参议会，推行抗日民主制度。 ③中国共产党通过“三三制”原则。 (2)作用：这些措施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了抗日民主政权建设。 3．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的人民政权 (1)举措 ①在解放区设置行政区，巩固新兴的人民政权。 ②行政区设军政委员会或人民政府。 (2)作用：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制度的演变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 中国制度的演变 篇一：中国历史政治制度演变专题史 一、政治发展史 【总述】 ■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了贫富分化与阶级，有了国家机器，郑智就产生了。在政治文明进程中，在世界不同的地区，由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生产方式，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传统的因素，社会政治适度体现出复杂多样性。 古希腊的雅典城邦国家，实行的是公民集体的民主制。 古罗马，经历了从早期恭贺指向君主制的演变。 古埃及、古巴比伦、中国，实行的是形态不同的君主专制制度。 进入近代，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在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议会制取代了君主制，随后，这种政治制度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推行。 ■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产生之后，逐渐暴露出各种弊端，许多思想家对其进行了批判。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入20世纪以后，科学社会

主义理论先后在一些国家中变成了实践。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又为经济基础服务。它与经济、文化密切相关，相互作用。先进的政治制度促进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落后的政治制度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 【第一部分：中国政治发展史（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止）】 ■古代政治制度整理图示： ■传说中的炎黄尧舜时期 社会基本形态是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 尧舜时期的联盟首领通过禅让制产生。 ■夏（无历史考证为封建王朝） 禹建立夏（朝），从部落首领转变为奴隶制国家的国王。 禹死了，他的儿子启登上王位并传位给自己的后代。从此，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中国早期的国家政治制度出现于夏朝。 ■商朝 王位有时父子相传，有时兄终弟及。 ■西周 实行分封制：王位由嫡长子世袭继承，其他庶子则作为小宗被分封为各地诸侯，诸侯也由嫡长子世袭。

浅谈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演变

浅谈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的演变中国的近现代史，是指中国自1840年以来直至现在的160多年的历史。 自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的独立和领土主权不断丧失，外国侵略者接踵而来，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以攫取越来越多的侵略权益，中华民族面临生存危机。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社会同样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不断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中国从西方列强侵略欺辱的对象到如今东方腾飞的巨龙，这其中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变化？我们不妨来做一下探究。 探究一个国家的发展史，政治制度是不得不谈的方面。 政治制度是指在特定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原则和方式的总和。 通过对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演变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中了解中国之所以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原因。 1840年以前，中国是清朝统治下主权独立的封建国家。 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的独立和领土主权不断丧失，原来的封建社会开始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西方如火如荼地进行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还闭关锁国，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仍沉浸于天朝上国的虚幻中无法自拔。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屈辱的条约并不能让统治者完全清醒，随后太平天国的建立几乎让清王朝的统治土崩瓦解，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重用汉臣并在洋人的帮助下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经制之师”的八旗和绿营的腐败从侧面反应出整个清王朝的腐朽。

清王朝作为我们封建史上最后的王朝，虽然吸取历代专制统治的教训，丰富了专制统治的经验，但是在经历过康雍乾盛世之后不断地衰败，到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已成为强弩之末，封建统治摇摇欲坠。 统治集团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地位，不断出卖国家主权，在西方列强以华治华的政策下，统治集团逐渐买办化，成为殖民统治的工具。 此时的中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广大人民处于封建统治阶级和外来侵略者的双重压迫之下，过着饥寒交迫且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 一个处在外来侵略者瓜分统治之下，主权不断丧失的国家谈何发展呢?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逐渐解体，虽然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并未被废除，但是自由劳动力的产生还是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洋务运动中民用企业的出现，清政府为了筹集巨额赔款而放松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本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列强的夹缝中缓慢发展。 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使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同时也激发了民族的觉醒意识，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应运而生，从而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 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用君主立宪制取代君主专制制度，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过于弱小，他们把希望寄托于没有实权的皇帝，想通过变法来达到目的，但是最终在封建反动势力的绞杀下失败了。 在《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朝统治者已经彻底放弃了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念头，清政府也彻底沦为侵略者的统治工具，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日益激化。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深知采取和平手段来推进中国的变革是不可能的，他们决心以革命的方法推翻清王朝的统治。 孙中山、黄兴等人创立了同盟会以三民主义为革命纲领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武昌起义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高潮，给苟延残喘的清王朝致命一击。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盐务管理体制的变迁

摘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及时调整了盐务管理机构，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抗战的盐务政策，建立起以服务战时经济为特点的盐务管理体制，有力地支持了战时军需民用的需要，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同期盐务制度的变迁也是民国盐务现代化进程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作进一步讨论。 关键词：抗日战争；盐务管理体制；盐专卖 一、战前国民政府盐务管理体制的确立与改动 1927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盐务管理体制发生了新的变化，经历了一个以行政与稽核并：立而以稽核为主，并最终过渡到稽核行政归于统一的过程。 一是关于稽核所之废兴。1927年古应芬任财政部长，提出撤销盐务稽核所，一切事务由各地运使、运副或榷运局兼理。当时裁撤的有扬州、淮北、松江和皖、浙、闽、赣的其他一些地区。10月孙科继掌财政部，裁撤盐务处，另设盐务署，并主张恢复稽核所职权，另订稽核所章程，于这年底在上海设立总所，在各省设立分支所。不过，他组织的稽核所，完全由华人组成。1928年宋子文接任财政部长后，尽管主张收回国家权利，但认为稽核所“服务人员，向经考试，于盐政经验，自较充实……责任之严明，制度之整齐，都有值得保存者”①。宋子文清楚地看到把有效率的征税机构保留下来对于中央政府的价值，因此，他撤销了孙科排斥外国人的稽核所，并于1929年1月颁布了新定的稽核总分所章程，在上海设立稽核总所，直隶财政部，次第恢复各地稽核分支各所，行使其职权。同时裁撤盐务署稽核处，将收税、稽核职权仍划归稽核所系统主管②。 重新恢复的稽核所，与北洋政府时期的稽核所相比较，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总所设官方面，总办改为专任，不再由财政次长兼任；会办虽任用洋员，但改为自由聘用，不由银行团保荐，洋会办由原来债权人代表身份，变成了中国政府的雇员(至少在名义上如此)，而且北洋政府总所洋会办一职，向来由英国人独占，至是宋子文则将会办改由美国人(葛佛伦)充任。其二，由于善后借款早巳改由关税支付，而南京政府成立后，一切外债完全由财政部负责处理，所以按照新规章，稽核所不再负有保管和偿还外债的责任，其所征收的盐税也就不再存入外国银行，而改存中国或中央银行③。盐务稽核所因为有这两个方面的改变，其性质也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开始摆脱列强势力的控制，成为中国行政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三，稽核所职能和稽核制度一仍继承北洋时期的作法，其职权并有扩大。孔祥熙亦认为新定的稽核章程中，尽管外国人包揽一切重大权力的情况有所减弱，但“对业已确立的办法未作实质性的变动”。稽核所恢复改组之后，盐务系统的工作效率大为提高，税收激增，十分显著。 —————————————— ①《民国十七年度财政公报》，载《中央周报》第93期(1937年3月17日)。 ②《财政年鉴》，民国24年，第666页。另参见伺维凝：《中国盐政史》，第497—498页。 ③曾仰丰：《中国盐政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37页。另参见《财政年鉴》，民国24年，第667—668页。 二是进一步扩展盐务稽核系统的职权。当时的盐务机构仍系根据民初制度，盐务署是全国最高盐务行政机关，在产盐地区设立盐运使或运副等公署，下设场长公署或场务所等，在销盐地区设置榷运局、督销局等机构。这样将行政、稽核划分为两个部分，统系不明，责成不专，而盐务署系统则囿于弊习，贪污腐化，不像稽核系统有一套较健全的规章制度和进取精神。因此1932年8月，财政部决定行政机关的主管改由稽核人员兼任，以稽核所总办兼任盐务署

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演变

1.戊戌变法――中国民主化的首次尝试 戊戌变法是洋务运动的延续和发展。甲午战败的事实昭示中国先进人士：强国的根本在先进的制度。要救国必须抛弃片面的经济改革模式，学习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制。有鉴于此，甲午战败之后，中国先进人士掀起了一场以政治改革为中心的变法运动。 戊戌变法的领袖是光绪皇帝。重要推动力量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知识分子维新派。他们接受了民主的观念和价值，严厉批判专制制度，以激昂的姿态力倡走明治维新之路，实现中国的“全变”、“速变”。维新派从“中国风气未开”的国情出发，创办报刊，建立学会，传播民主自由思想，团结民主力量，为戊戌变法扩大了社会基础。他们的言行，表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抗战胜利后，国共重庆谈判，签署《双十协定》，达成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平等合法等共识。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向全国宣告变法。戊戌变法的最终目标是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它是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年专制史上第一次自上而下的体制创新活动，可谓“系中国数千年政治之变”。戊戌变法是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推动中国进入世界现代化行列的首次实践。 2.中华民国――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建立 辛亥革命高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旗帜，结束了清政府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是中国民主社会的开端，其民主程度虽比不上今天的台湾，但却是20世纪中国最民主的时期。北京

政府时期，公民所享有了较为充分的结社自由。至1913年底仅政治类的党团就达312个。言论自由得到一定保障。公民可以自由发表政见，报纸可以刊登抨击政府的文章。北洋军阀混战”是事实，应予否定，但其次数和规模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可比性。事实上，倒是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民主的进步，推动了社会全面发展。在经济方面，几乎所有近代史著都承认，北京政府时期是“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代”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封建君主专制（袁世凯独揽大权，恢复帝制）——责任内阁制——封建军阀制度 4.联省自治运动――中国联邦主义的实践 联省自治运动，是中国志士仁人依据大国实行民主的普世性原则在中国进行的联邦主义实践。 联邦制是限制权力保护个人自由的制度。按照民主宪政的理论，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权力进行横向制衡，即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度。一是对权力进行纵向制衡，即实行地方自治制度。联邦制的根本价值是通过纵向制衡，约束和限制政府的权力，以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民主的贯彻。联邦制把权力合理分布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使社会形成多个政治中心，从而消除了绝对的权力并降低了权力滥用的可能性。 中华民国建立后，联省自治运动生机勃发，终于在1920－1925年间形成声势浩大的联省自治运动。北京政府支持联省自治运动。1920年11

近100年来中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的成就

近100年来中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的成就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分析清末、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的沿革。进而分析中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的成就，以便探讨完善中国地方政府体制的途径。 关键词：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中国； 清末中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 一、清末中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 晚清地方政府制度变革开始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以后，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至光绪末年基本发育成熟。变革的主导力量不是中央政府，而是以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为代表的地方督抚。清代国家行政体制实行“督抚分寄制”，督抚是皇帝钦命的最高地方行政长官，建幕开府，藩屏一方，自布政使以下地方文武官员都受其节制。当然，清廷为了防止他们尾大不掉，也采取了相应的制衡措施。清代职官法规定，督抚对地方政务的管理，主要是在宏观决策、控制方面起领导作用，具体的事务由布政使、按察使及盐法道、粮储道等专职官员负责处理。这一制衡措施在清前、中期的两百年里，是相当有效的。但从太平军兴以后，局面大变。天国义军掀起的汹涌浪潮，打破了王朝旧有的统治秩序。在地方政治里，原有的制衡迅速失去效力，督抚的主导地位日益凸显。 自咸丰初年起，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中央政府被迫把财权、军权、用人权下放给各省督抚。然而，原有的分权制衡地方行政体制，却不便于督抚行使权力。于是，督抚们为了应付地方上紧急繁杂的军务和相应的善后事务，纷纷摆脱原有地方行政体制的束缚，自主行政，自主用人，加强对于省政的控制力。湖北巡抚胡林翼、两江总督曾国藩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采取自行增设专职机构，自主委员管理的办法，组建了以其个人为中心的地方政府体系，藉以维护他们的政治地位，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将自己的控制力迅速伸展到地方政治的各个角落。各省局面为之一新，晚清国家权力秩序演变的关键点正基于此。 晚清地方政府体制变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职能机构发生了结构与功能上的重大调整，出现了由督抚主持设立的众多政府专职机构。在清代地方职官建制里，督抚衙门不设属官，缺乏必要的专职办事机构，无法应付军务、善后、洋务等纷至沓来的众多地方事务。故而，太平军兴以后，在中央对地方控制能力减弱和督抚权力扩大的情况下，督抚开始因时制宜，依据地方政务之需要，设立各类专职新机构，分管地方紧要政务。其中，两江总督曾国藩、直隶总督李鸿章建立的地方政府体系最为完备，也最具能量，不仅牢牢控制了辖区要政，更影响全国政局。晚清地方官僚体制变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各省督抚突破了中央集

中国近代行政法院制度之变迁(1)

中国近代行政法院制度之变迁(1) 中国法制近代史上，自清末仿效日本筹设“行政审判院”；至民国初期，北洋政府正式设立了具有近代意义的行政法院——“平政院”，确立了普通诉讼与行政诉讼并行的二元司法体制，以及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在五院政府框架下的司法院设“行政法院”，行政审判机构几经变迁。虽然这几个机关名称不同，组织职能略有差异，但从其司法功能来看，皆为近代意义上的行政法院。而目前，我国采行普通法院管辖行政诉讼的体制，然又采大陆法系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颇有不协调之处。笔者认为，对中国近代行政法院制度之变迁略加研究，可为现实之一定借鉴。 一、清末“行政审判院”的筹设 由于清末司法改革中浓重的仿日因素，清政府在变法之初便采纳了日本的二元制司法体制。首先，于１９０６年将旧有的大理寺改组为大理院，管辖民事、刑事诉讼，并准备设立行政审判院专司行政诉讼。在筹设行政审判院时，产生了新旧理念的冲突。光绪三十三年，清政府颁布的《法院编制法》第２条规定：“审判衙门掌审民事、刑事诉讼案件，但关于军法或行政诉讼等另有法令规定者，不在此限。”依据该法确立的二元司法体制，需另行制定行政审判机关的组织法。清政府为兼顾立宪改革的名义与维护旧官僚的既得利

益，决定不将督察院改组为专门的行政审判机关，而同时另行创设行政审判院，并且拟订了《行政审判院官制草案》。如此，形成了督察院与行政审判院并存的格局。 《行政审判院官制草案》主要是仿照日本１８９０年颁行的《行政裁判法》制定而成，该法共２１条，规定行政审判以一审为限，行政审判院的长官、评事之设置、评事之资格、评事之处务规则，与日本行政裁判法几乎完全相同，只是该草案对行政诉讼范围采用了概括式规定，而日本行政裁判法采用的是列举式规定。至１９１１年１０月辛亥革命爆发，《行政审判院官制草案》未及颁布，行政审判院也尚未成立，清王朝即已宣告灭亡。 二、北洋政府时期的“平政院” １９１２年１月，南京国民临时政府建立之初，由宋教仁负责起草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该草案第１４条规定：人民得诉讼于司法，求其审判；其对于行政官署违法损害权利之行为，则诉讼于平政院。该草案在审议过程中被参议院否定，但草案中建立平政院的设想，为后来的立法所采纳。 北洋政府成立之后，于１９１４年３月３１日公布了《平政院组织令》，规定了平政院的组织与职权。该组织令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部公布实施的行政审判机关组织法。１９１４年６月，平政院依照编制令创设于北京丰盛胡同。

试述1948年‘行宪国大’后,南京政府中央行政体制的变化

1948年‘行宪国大’选出总统、副总统后，国民政府改为总统府。新政府的行政体制有较大的变化： （1）设立国民大会 国民大会为全国最高权力机关，由依法选出的国民大会代表组成，代表全国国民行使职权。其职权有：选举和罢免总统和副总统；修改立法院提出的宪法修正案。从表面上看，国民大会是按照孙中山权能分开的思想，将国家权力交还给人民。但是真正决定国家一切内政外交方针，并对这些方针的贯彻执行监督的并不是国民大会，而是国民党中央及由国民大会选出的总统蒋介石。国民大会不过是很秉承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的旨意，粉饰独裁专制的御用工具而已。 （2）设立总统和总统府 1948年5月蒋介石任总统后，为了所谓‘行宪’，对政府机构进行了改组，取消了过去的国民政府主席和国民政府委员会，代之以总统和总统府。 总统为国家元首，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统依法行使如下职权： ①统率全国陆海空军； ②宣布法律，发布命令； ③行使缔结条约及宣战，媾和之权； ④公布戒严； ⑤行使大赦、特赦、减刑及复议之权； ⑥任免文武官员； ⑦授予荣典； ⑧国家遇有天灾人祸或财政经济上有重大变故时发布紧急命令之权； ⑨解决院与院之间争执问题。 尽管总裁权力十分广泛，但依据宪法的规定，总统的权力要受产法院的限制，总统仅是礼仪上的国家元首。这是蒋介石所不能接受的。于是，行宪国大在宪法之外又制定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约》，明确规定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剧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经行政院会议决议为紧急处分，不受宪法有关条款限制。这就为总统实行独裁开了方便之门。 总统为行使职权，设总统府以代国民政府。总统府下设资政、参议若干人和国策顾问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