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库

最新最全的文档下载
当前位置:文档库 > 美国博物馆的经营定位和资金来源

美国博物馆的经营定位和资金来源

走在两条轨道上的博物馆

——美国博物馆的经营定位和资金来源

葛岩

http://www.wendangku.net/doc/32fe00000740be1e640e9a04.html/org/zxin/whzxin/lbs/05/0504.htm

笔者曾在美国伯明翰艺术博物馆和费城艺术博物馆任职。在博物馆工作之时和之后,国内朋友们常问及美国博物馆是怎么管理的:“美国博物馆的经费从哪里来的?” “美国政府对博物馆的政策和对一般企业的有什么不同?”“假如美国有长城、兵马俑这样的文物古迹,可以和企业捆绑上市吗?”本文所涉及的题目包括且超出了这些问题的范围。我试图说明,美国博物馆管理制度是一种公私双轨运行的制度,表现在经营定位方面,也表现在资金来源方面;美国博物馆是非营利公益机构,由政府和民间的赞助系统来支持。

一、所有权和“非营利机构”的经营定位

美国大约有四到五千间博物馆。大者如华盛顿的史密森尼机构,收藏涵盖艺术、历史、航天等多个领域,占据国会山旁的国之重地;小者可能只是在镇子上开了一个房间,收藏些地方工艺品。内容规模各异的博物馆有公立的,也有私立的。伯明翰艺术博物馆是市政府属下的公立中型博物馆;费城艺术博物馆则是私立大型博物馆。所有权上的有公有私是所谓“双轨制”的第一层含义。

无论公立还是私立,博物馆在美国定位为“非营利机构”。了解美国博物馆管理体系,需要明白非营利机构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产品和服务不都是为营利的。有的东西,其性质使之难以营利。比如灯塔,收费就是个不易克服问题。有的则是不打算营利。比如教会,营利与其使命相抵触。这些产品或服务为社会所需,但利用市场机制来管理不见得效果好,或者根本管不了。经济学家相信,社会上有一类产品属于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有两大特征:它不随个别消费者的使用而消耗;它一旦出现,无论参与购买与否,许多人都可能使用。典型的例子是冬天的扫雪服务。假定老张出钱雇了扫雪车,他有权享受服务,于是悠悠然从干净安全街道上走过。邻居老李、老王没有参与购买,但没人能因此禁止他们通行。这类服务为社会所需要,但投入和收益之间缺少保证关系,企业

不会乐意经营。经济学家大多相信,这是个需要政府介入的领域。博物馆是文物收藏的集中地。收藏本身不一定是公共产品。东西到了私人藏家手里,对别人几乎不再有使用价值,起码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此。当收藏目的是为大量非拥有者观赏时,收藏就有了公共产品性质:它既不会因为归了博物馆而消耗,也不会排斥公众享用。这是政府介入博物馆领域的第一个理由。

政府介入还有第二个理由。博物馆收藏品通常是不可替代产品,天底下只有一件或几件同样的东西。不可替代,价格就可能很高。价格如此高的东西,政府为什么非要让公众去参观? 光是东西好不成其理由。奢侈旅行百万豪宅都好,谁是大款谁享用,政府不会资助大众去试一把。博物馆不同,其收藏是文明发展的浓缩形式,可以唤起对于人类、民族、地区的自豪和认同感,对社会整合和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博物馆本是社会为长远目标所做的投资。对于在未来才能有收益的事情,由于收益周期没有保障,企业常常做得不太好。打个比方,如果把传说中黄帝的陵墓交给企业经营,别的不说,光是文革十年,企业就会赔得不堪,早早关门大吉。可我们需要黄帝陵。没了它,抗日时期,毛泽东就少了一个绝妙舞台来上演他那幕凝聚全国共识的活剧;今天,全球华人便缺了一个将民族意志仪式化的场所。这种为长程利益的投资,政府也不能不介入。

美国是个极重市场的国家,但上述市场机制的局限性也多是美国人发现的。重市场又不为市场所惑,于是有了“非营利机构”这类经营定位,有了博物馆管理的双轨制度。

为支持非营利机构,美国政府通常会提供财务政策上的优惠。比如,博物馆每年会收到捐款。只要向国税局提供合理的说明,这些收入不必交税。又如,许多博物馆有商店,销售藏品的复制件、高品位的礼品等。多数州法允许这些商店免交或少交营业税。再如,地产税是地方政府主要的税收来源之一,不少博物馆位居城中要地,其地产税都会打折扣甚至完全减免。利用这些手段,政府鼓励把一定的资源用于营利之外的社会目的。

没有免费午餐,政府给你好处便会要你服从限制。限制包括经营地点、交易内容,甚至从业人员收入。多年前,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想在洛克菲勒中心开个礼品商店。为此,它需要得到政府的特殊批准,因为经营地点在博物馆外。当该馆试图在纽约之外的俄亥俄州再开一分店时,竟在媒体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我在费城时,亚洲馆想卖掉一件多年前某善主捐赠的藏品,以便购买更好的。为此,

我们必须向董事会报告,详细说明获得的款项将怎样使用。史密森尼收藏精良,优越的地理位置常使那里观者如潮,是创收的良机。但史密森尼下属博物馆一律免费参观。原因很简单,史密森尼是联邦政府机构,由纳税人支持,该向百姓提供免费服务。再如United Way是美国最大的慈善募捐机构。媒体发现,在这样一个善款支持的机构里,总裁的年薪高达40余万美元。一时间舆论哗然。虽然该总裁管理有方,在其治下,募捐额迅速增长,这一风波还是以该总裁辞职了事。

二、资金来源

政府的政策优惠并不能解决经费问题。博物馆必须自己找经费。经费来源包括政府和民间两种。这是“双轨制”的第二层意思。

以伯明翰艺术博物馆为例。它是市政府属下的机构,1990年初有不到60名雇员,在市中心有一座带花园的建筑。由于是公立的,建筑归市政府所有和维护。一部分雇员算是政府雇员,福利待遇比照政府雇员的待遇规定。亚洲馆馆长便是这样一类职位。我所作的亚洲馆助理馆长,则是由私人资金支持的职位。

有了人力和物业管理的资金,博物馆还必须解决日常业务活动资金,包括办展览,购买藏品,维护藏品等等。参观过美国的博物馆的人会记得,几乎每件藏品下面的标牌上都会写着:“来自某某先生和夫人的礼物”之类的文字。实际上,具体的藏品未必来自“某某先生和夫人”。博物馆看上了一件东西,说服“某某先生和夫人”出钱,藏品便挂在他们名下。当然,也有“某某先生和夫人”碰巧是收藏家的时候。如此,展厅里的藏品便真可能来自他们的收藏。

费城博物馆是私立机构,1990年中期有雇员400余人。费城馆是座气派十足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为上世纪初的世界博览会而建。事后,市府决定把建筑用做博物馆,请当地贤达讨论如何共襄盛举。政府许诺允许无偿使用建筑,贤达们捐了最初的一笔资金,博物馆于是开始运行。作为私立博物馆,费城馆的人事、日常业务开支自行解决。建筑是政府的,故日常维护、保卫由政府负担。

美国博物馆获得资金的渠道多样,大体分为专为特定博物馆建立的基金、政府基金、馆外民间基金、地方政府特殊拨款、私人捐献、公司赞助以及博物馆内一些销售/服务的收入。历史久的美国博物馆都有一些专属于该馆的基金,通常来自个人或家族的捐赠。一些是捐给博物馆的,一些则进一步说明是捐给博物馆中某个分馆的,如亚洲馆、非洲馆等。博物馆可以利用基金产生的利息甚至本金

从事业务活动。这些基金中有些附加了使用要求,比如只能用于购买印象派绘画或日本瓷器展览。博物馆使用基金时需遵守相关要求。也有些基金是用来设立职位的。比如,史密斯夫妇设立一个基金用来付亚洲馆馆长的工资。作为报答,馆方会将该职位冠以史家的姓氏。除了专属于某博物馆的基金之外,美国还有一些馆外私人基金支持文化艺术事业,例如设在洛杉矶的盖提基金会。它专注于人类文化遗产的维护工作,每年提供数百万美元支持世界范围内的文物维修和保护。

民间的捐款也可能来自私营企业,通常是大公司。有几个朋友在大制药厂和华尔街的金融公司做事。在纽约时,我们会一起去博物馆。他们只需展示工作证就长驱直入。所以如此,是因为不少大企业赞助博物馆。投桃报李,博物馆允许这些企业的雇员免费参观。据国际赞助研究机构统计,2000年企业赞助支出达220亿美元。其中百分之十几用于文化艺术。但这一部分中以赞助表演艺术居多,用于博物馆的部分该是不多。

上述民间捐赠之外,政府是博物馆运行资金的另一个来源。美国政府对文化艺术事业不够慷慨。这类支出在其年度预算中所占比例远比法国等欧洲国家为小。美国没有类似我们文化部这样对文化加以行政管理的机构。它有的是一个国家艺术基金会,不是通过行政手段来管文化,而是通过资金发放来影响文化。该基金会每年从国会得到一定预算,审查个人和机构的申请报告,决定什么项目可以得到资金支持。除了联邦政府,各州甚至城市政府也会有一些官方艺术基金。这些基金通常数量不大,对办展览只能起到不无小补的作用。

文化艺术专用资金之外,政府方面还可能通过其他渠道来支持博物馆。例如,美国博物馆非常注意吸引少年儿童来参观。馆里有专门协调和中小学关系的职员。孩子们参观不但免费,且一定配有专门的讲解员。这些措施表现出对孩子的爱心,也包含了经济企图。比之政府的文化艺术部门,教育部门拥有大得多的预算。大量的中小学生参观者可以证明博物馆对社区的贡献,是争取教育部门拨款的理由。再如,伯明翰办兵马俑展览时,博物馆反复游说政府,张扬兵马俑的意义,强调展览将给伯市形象带来正面影响。市府于是慷慨解囊。又如,我离开费城后不到一年,费城馆办了声势浩大的塞尚展览。一时间旅馆纷纷爆满,展览一票难求。为看展览,我专程赶去费城,不想也弄不到一张门票。好在警卫多熟人,念旧放我进去。一位同样从外地赶来的艺术史教授,因无后门可走,困守旅馆两日,落得败兴而返。为了这个展览,费城市府提供了特别资金。可见博物馆如能

为当地制造某种文化事件,闹得满城争说,政府便会签署支票。

在民间和政府之外,博物馆自身资源的经营亦是一类资金来源。博物馆内会分出一些地方为餐饮之用,有中高档饭店,也有小吃部。博物馆的建筑通常风格高雅、地点重要。餐饮处除了参观者使用,企业也会来举办酒会。博物馆另一经营项目是礼品商店和书店。观众刚看完展览,置身在文化气氛之中,容易动念购买纪念品、书籍和招贴画。这类商店可能办得有声有色,加上政府减免税收的政策,成为博物馆的一个收入来源。

美国博物馆办展览时常彼此租用藏品。我便经手过这类租赁,押运费城的藏品去纽约的亚洲协会和华府的史密森尼。对方为此要付可观的租金。美国博物馆藏品都有版权保护。出版物要采用藏品的照片,学者需要幻灯片讲课或研究,博物馆会提供收费服务。另外,大型博物馆都有文物修复部门。除了维护馆里的藏品外,其他机构甚至个人也会要求协助修复其藏品。凡此种种服务,都会是博物馆资金的来源。

三、赞助系统的组织和动机

想要让资金源源不断,博物馆必须有一个成型的赞助组织系统,像是密布的水渠,把源头活水不断引到水库中来。美国博物馆的资金赞助系统有“明”“暗”两部分。民间在明处,政府在暗处,又是一类“双轨制”。

民间赞助组织最常见的形式是所谓“朋友圈”,“馆员组织”和“义工组织”。“朋友圈”中人,少则捐千元,多则数千数万。根据捐赠的金额多少,捐赠人可以加入董事会朋友圈,总馆长朋友圈或分馆长朋友圈。捐款定额、组织名称、形式并无定式。各博物馆可以依据需要量体裁衣。博物馆定期向这些组织的成员发送馆务新闻,有事会征求他们的建议,让组织成员对博物馆事务产生参与感。有了难处,博物馆便请他们解囊相助。

馆员组织形式可以用健身俱乐部的会员制来打比方。你选择一个健身计划,交数目不大的会费,使用计划所提供的设备和服务。馆员组织也会将“馆员”们的待遇和收费标准分类,鼓励参观者加入,按年收费。新年伊始,博物馆还会给馆员组织的成员发信,呼吁他们继续支持博物馆,通知他们明年将有何等不同凡响的展览和活动。馆员组织收费标准远远低于上述各种“朋友圈”,但仍可以为博物馆带来一些收入。

大部分美国博物馆都有义工办公室,负责招募训练义务人员。博物馆中的售票员、解说员、礼品店服务员多由义工担任。义务人员作用是两方面的:其一,义务人员节省了博物馆的人工开支;其二,庞大的义工队伍是连接博物馆和社区资源的纽带。举个例子,费城的亚洲馆有位义工,是当地一位名律师的妻子。她每周来工作两个半天,做些档案整理一类的活。由于其家族向博物馆做过不少捐赠,这位义工是博物馆董事会成员,任博物馆妇女委员会的主席。她广泛的社会联系为亚洲馆带来许多好处,我们的不少藏品便是由妇女委员会出资购买的。有一次,一个古董商手上有件韩国青瓷瓶,我们志在必得,但经费还差数千元。给财务部门打了几通电话也没能解决问题。义工女士开始没有吱声。到快下班的时候看我们仍然成功无望,她便慷慨地开出一张支票。

论及上述种种民间赞助组织,难以避免的一个问题是:一种什么样的机制使这些组织成为可能?换句话来说,为什么这许多人要来义务地替博物馆工作,向博物馆捐赠?

世界上每个民族历史上的每个时代都会有些怀抱圣者情怀、关注公共事物的人。他们是非营利事业积极的推动者。不过,设计一种组织,不能期待参与者非贤即圣。只有从利益驱动的角度出发才可能对组织形成的机制、参与者的动机有更合乎现实的解释。有理由相信,赞助组织参与者的动机首先是文化的,其次是经济的。而这两个层面的动机都应该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

人类学家讲,所有文化中都存在这种或那种捐赠习俗。捐赠不会或不会直接为捐赠者带来金钱利益。但捐赠一旦成为文化习俗,在给定文化体中对其成员具有某种强制性,赔钱也得干。举个例子。我的一个堂弟在亚利桑那州结婚。时在纽约的我想不出该买件什么礼物。于是,寄去张一百元的支票,让他自己买件东西作纪念。开支票的时候,一位多年前从福建偷渡来美的朋友正好在场。当知道了支票的用途后,该朋友大不以为然。据他说,在纽约的福建人社区中,遇到亲戚结婚,甚至那些刚刚来美,欠下数万美元偷渡债的人,也不敢只捐一百元。“像堂兄弟这样的近亲,结婚应该给五百到八百元,生孩子可以给三百上下。”问及如果捐不了那么多会怎么样,答曰:“那就很难做人了。”

朋友没有解释“很难做人”具体意味着什么。推想是说丢了面子,疏远了与其他社区成员的关系,损害了当事人的社会地位。了解大纽约地区拥众数十万的福建社区的人都知道,那里的大部分人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其生活高度依赖于

亲戚老乡构成的社区。初到美国,要靠亲友教授技能,介绍工作才能生存。安定后,开餐馆,杂货铺,洗衣房,亲友又几乎是唯一的融资渠道。因此,遵守文化习俗,建立社区认同感对每个成员都十分重要。

上述例子提供了一个解释博物馆赞助组织形成机制的角度。捐赠在美国社会广为认同。每年大学校园里的献血人群、圣诞街头救世军募捐者的笑脸、竞选季节高速公路边义工挥舞的竞选人名牌,都会给初到美国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社会习俗必定和美国的历史及宗教传统有关。其形成的渊源非本文所能讨论。但显然,在这一背景下,捐赠是获得人们尊重的必要行为之一。在伯明翰时,博物馆亚洲收藏主要靠一个叫做“亚洲艺术协会”的组织支持。其成员多为当地的医生和律师。领袖是一位企业的老板。我和他接触颇多,觉得他对亚洲艺术的了解仅仅止于喜欢而已。我问过同事,什么原因令他为亚洲馆付出大量的金钱和时间。答曰:“因为他是社区领袖。”如果套用对纽约福建人捐赠习俗的分析,可以说,对于具有不同经济能力,与社区有着不同关系(领袖、有影响者、一般成员)的社区成员,社区对他们在不同场合(如人道、文化、教育等)的捐赠行为有不同的、带有某种强制性的期待。想作社区领袖,理应按规矩出牌。

无法了解成为社区领袖可以给那位老板带来何种经济利益,但推想他和他的家族会因此获得某种文化意义上的满足。还可以推想,在他的社区中,在他所属的阶层里,对于公益事业的捐赠是获得领袖地位所需的一类功课。事实上,传统中国的绅士阶层也扮演过类似的角色。以血缘/乡亲为基础的社区的公益事业,如办学,修桥补路,建祠堂,常常是这个阶层的义举,也是他们和社区交换尊重和地位所付出的代价。只是现代史上连绵不断的革命逐渐剥夺了民间的经济资源,摧毁了政府之外的各种社区组织形式,致使作为社会资源配置形式的民间捐赠行为和我们阔别已久。

必须说明,博物馆民间赞助组织成员并非个个既富且贵,更非人人争当社区领袖。对于处于中产阶层的一般人而言,赞助的动机恐怕主要还是对于文化的热爱。再深究,可能与其群体认同的需要有关。刚到伯明翰时,邻居是个退休独居的老太太。当知道我在博物馆做事,她一时兴奋莫名:“你真是好运气,在那样高贵、文雅的地方工作。”她甚至还和我讨论过自己是否该去作义工。在纽约的一家媒体研究公司工作时,有个同事想改行,想先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做义工。谁知心有同想的人太多,她只能被排在等待名单上。于是她要我找朋友帮忙。问

她为什么放着高收入的IT工作不干,她说:“博物馆有那么多美丽的东西,有教养的人,那该是我的生活方式。”可见在一般社会心理中,博物馆被感受为特定的文化形象,与特定的生活方式相联系。为了认同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群体,人们可能愿意付出代价。想想不少人为名牌所付出的高昂代价,不过是因为名牌和特定生活方式捆绑在一起。此心比彼心,博物馆义工的行为不难理解,虽然二者追求的东西不可同日而语。

除了文化层次的动机,博物馆捐赠组织机制也有着经济动机。在博物馆工作时,我们常收到捐赠的文物。我们会向捐赠者介绍拥有鉴定证书的古董商人来为捐赠品作价。估出的捐赠金额可以用来减免个人所得税。一般情况下,收藏多年的文物会升值,捐赠者所获的更像是一种投资收益。

从捐赠减税来看,私人赞助行为的后面还是藏着政府。通过减税,政府变成了间接的捐赠者。既如此,政府为何呆在暗处? 其中似有道理。首先,从经济角度看,将资金用在文化艺术方面,即便在减税政策下可以收回全部资金甚至有一定收益,捐赠人仍然可能付出过高的机会成本。一位曾服务于苏富比拍卖行的朋友告诉我:“股票不好,古董生意才好。”他是说经济景气时,购买文物并非是最好的投资方式。这种资金的使用方式可能远不如购买股票效益为佳。捐赠人在经济上牺牲的机会相当大。其次,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政府直接投资于博物馆这样的文化事业,会力图表现出政府的文化取向,造成政府的文化垄断。私人捐赠则可能维护民间的文化选择权力。我买件清真寺的瓷砖来捐也罢,买件基督教圣经抄本来捐也罢,政府只管减税,别的免开尊口。这种制度体现出政府对其公共产品生产者权利的让渡,其结果是公共产品体现出更多的公共性质。

除了上述对于社会长程投资、公共产品应尽的责任之外,政府还可能有现实利益考虑。例如,公共文化设施是决定一个城市居民生活品质的指标之一,会对经济发展活动有一定影响。博物馆对地方旅游经济的影响更为直接。前面提到过费城举办的塞尚展览,各地赶来的观众多到博物馆不得不早八点到晚十一点连軸开放。我参观的时候,参观者挤满展厅,摩肩接踵,活像是春节运输高峰时候的广州火车站。可见参观者为费城带来的收入一定不少。有的城市,如威廉斯堡,几乎没有什么产业。但该城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满城的历史建筑和收藏带来了参观者。他们看,也吃,也住,还会带走纪念品。如果该市府对城中博物馆大慷其慨,没有人会感到意外。

通过对美国博物馆的经营定位、资金来源和赞助系统的描述,对贯穿其中的双轨制度的大略分析,我想说明,即便在美国这样市场化程度极高的社会里,政府介入在博物馆领域仍然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其原因在于博物馆的公共产品属性。我还想说明,民间赞助在美国博物馆领域同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和民间资源的互相作用不但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也支持了民间在文化参与和选择上的自由,使作为公共产品的博物馆更多地拥有了它本该拥有的品格:公共性。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传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