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与马克思：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福柯与马克思：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ichel Foucault and Karl Marx is complicated ：their dialogic relevance sometimes embodies the opposite. Marx attaches importance to material practice to explicate the formation of idea on the explanation of historical phenomena ，while Foucault emphasizes on explanation plurality and contradiction ，and the role of paradigm in explaining. Both Foucault and Marx are concerned with the issue of governance on modern types of capitalism. Foucault's understanding of power is relevant to Marx's ，but he focuses on exploring microphysics of power and power's operation strategy ，instead of economic power ，material power and national power on a grand scale.
福柯的学术发端于20 世纪60 年代这一反叛的年代，受到尼采
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尼采对理性、知识、主体、进步观念的质疑，以及
认为求真意志与权力意志不可分的思想的影响，这是学界所公认的，
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福柯成长和学术思想发生发展的时期，也是马
克思主义在法国影响巨大的时期。他在读大学时，“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阿尔都塞便是他的哲学辅导老师。福柯与马克思的关系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西方有
学者认为：
福柯的思想中一直活跃着一种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继承下来的隐性遗产，虽然不那么显而易见，但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 前言，3 福柯虽然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又自认为“通过有把握的阐述一举解放马克思，以便破除被党派如此长期地封闭、贩运和挥舞着的马克思的教条” [2]513 。这样，福柯对于马克思，就呈现出既借鉴吸收，又修正反叛的复杂关系。本文就此予以分析。
一、历史与解释福柯受马克思关于历史科学构想的影响。马克思曾经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3]20 马克思坚持一种历史主义原则，认为事物就是它的历史过程本身，把一切事物都看作在历史中产生、发展的，因而是暂时的，也必将在历史中消亡。福柯自称历史学家，致力于发现事物为什么、又怎样变成这个样子的。但是他通常被认为是关注“非连续性”的历史学家，即关注历史进程中的裂缝、断片和机能失常，发掘其成因和弥散的空间。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力量既不遵循目的，也不遵循机械性，它只顺应斗争的偶然性。它既不表现为原初意想的连续形式，也不是某个结论的推导步骤。它总是显现于事件的独特的偶然性。[4]157 福柯对于知识、疯狂、监狱、疾病、性等的历史条件的形式分析在某些层面上是接近马克思的。他说：
马克思在分析工人的不幸时是怎么做的？他拒绝通常的解释，那种解释把工人的不幸视为自然而然的掠夺带来的后果。马克思强调说，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根据它的根本法则，它必然要产生不幸……马
克思用对生产的分析来代替对掠夺的谴责。这差不多就是我想说的，我们的情况很相似。[5]3738
马克思对历史现象的解释注重从物质实践来解释观念的形成，所以有人称之为实践解释学。福柯则凸显权力与解释的关系，强调解释的多元性与冲突性以及范式在解释中的作用。这方面他们两人有一些相近之处。在福柯的眼中，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对解释学的贡献在于改变了符号的性质，变更了通常可能用来解释符号的方式。
一方面，他们破除了对解释的深度和内在性的迷恋，把符号放置在一个分化的空间。马克思揭示出资产阶级观念中形成的货币、资本、价值等有深度的东西，实际上是平庸。尼采对思想、意识深度的批判，揭示了对真理的内在性的虚假性，重建了被掩盖和隐藏的符号的外在性。而弗洛伊德也在意识与无意识的关系和精神分析医生对病人语言的解码中建构出解释的空间。
另一方面，他们的解释都体现了解释的未完成性。所有解释项都是被解释项。他们在解释中建立的既是澄清关系，也是翻转关系、颠覆关系。马克思“解释的并不是生产关系的历史，而是已经作为一种解释出现的某种关系，尽管它是以自然的面目出现的……对尼采而言，没有一个原初的所指。词语只不过是解释；在词语的整个历史中，在成为符号之前，词语就一直只是在解释；而它们最终能发挥符号的作用，仅仅因为它们基本上只是些解释” [6]104105 。福柯的分析表明，他受到马克思对意识、概念发生的历史条件或社会事件动力因素的分析的启发，但是他对尼采的相对主义更为青睐。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揭示
了物质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精神上也必定占统治地位这一现象。例如，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总是要编织一套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式，掩盖或扭曲现实关系，在整个社会生活里完成一种特殊的欺骗或神秘化功能，为既有的社会秩序服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愈来愈抽象的思想，即愈来愈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事情是这样的，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说，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3]5354 马克思总是把意识还原为历史，还原为存在，进行解意义化和去蔽。不仅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也是如此，“马克思的目的始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既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又意味着对它在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说中的理论反映进行批判。” [7]51 马克思揭示了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知识-利益-权力无意识的共生关系。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揭露了标榜科学和客观的国民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性质，因为它不仅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当作一种天然的、永恒不变的既成状态来研究，而且把资本家的利益作为论证的前提，“当它确定工资和资本利润之间的关系时，它把资本家的利益当作最后的根据；也就是说，它把应当加以论证的东西当作前提。” [8] 89 因此它不过是一门让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科学。詹姆逊对此评论说：
马克思对他的前人（斯密、萨伊、李嘉图）的批评，目的不在于他们著作的细节---------- 地租、市场流通和资本积累等等理
论一一其中大部分他都纳入了自己的体系，而在于那种总的模式，或缺少这一模式。在这一模式中，这些细节得到自己的解释，并被当作某一更大总体的一些部分或者功能来审视。马克思不仅能够揭示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无力推演出一种统一的场理论，使形形色色靠经验观察到的现象可以在里面得到结合，而且实际上还揭示出他们本能地避免这么做。仿佛他们觉察到，后来在《资本论》里体现的那种经济现实的总体和系统模式所带来的危险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为避免这些后果，他们不得不仅只在片断和经验层面上继续他们的研究。[9]155 马克思在这里实际上揭示了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作为知识生成的历史条件和局限性，是知识社会学的先驱，也是福柯“知识考古学”研究方法论上的一个来源。同样，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法律和国家学说的解释也是如此。他说，国家、法律等正是由于分工导致的意识抽象，“因为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获得了政治形式。由此便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法律是以意志为基础的，而且是以脱离其现实基础的意志即自由意志为基础的。”⑶7071 “在这些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个人…… 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为了维护这些条件，它们作为统治者，与其他的个人相对立，而同时却主张这些条件对所有的人都有效。由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就是法律。” [3]378 对于这些，福柯无疑也有同感。他认为：知识在其表征中一开始就暗含了某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