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为何到桃园
本文摘自《百年潮》2008年第8期，作者：李利锋，原题为：王光美为什么到桃园进行“四清”试点
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化名董朴）随河北省委“四清”工作队到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搞“四清”试点。1964年7月5日，她在河北省委地委书记座谈会上作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报告》（即桃园经验）。9月1日，经刘少奇审核、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在全国各地推广，轰动全国。当时王光美为什么要到桃园进行“四清”试点呢？
2006年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黄峥执笔的《王光美访谈录》一书。其中王光美回忆：“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全国一些地方试点。有一天，少奇对我说，他提议我下基层工作一段时间。他没有多说理由，我想是为了带头响应中央的号召。”“经过考虑和联系，我选择去河北省。时间方面设想下去一年左右。当时想得很简单：我是北方人，到北方农村可能适应快一些。”“再说，河北离北京相对比较近，家里有事也能尽快赶回来。”“我是11月下旬正式离开中南海下去的。”“我拿着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信，找到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同志，请他帮助安排。刘子厚同志很欢迎我去，说：…河北“四清”现在有两个点，一个在邯郸，一个在抚宁。抚宁的点是林铁同志在那里挂帅，你就去抚宁吧！?”“刘子厚同志把我去抚宁参加…四清?的事告诉了林铁同志。林铁同志后来到北京时上我们家来了一次，向少奇同志汇报河北的抗洪救灾工作，同时谈了谈我下去的安排。”“11月下旬，我正式到工作队报到。我参加的是河北省委组织的省、地、县…四清?工作队。这个工作队的任务，是负责一个公社的…四清?运动，具体就是到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在进村之前，工作队在秦皇岛集训，学习了一个星期。我也参加了。学习完我们就下乡。我被分配到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
在回忆中，王光美说是刘子厚定的她去抚宁，她是被分配到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的。她在这里说了事情的最后结果，至于为什么被“分配”到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没有说明。其实，王光美到桃园进行“四清”试点，是与1958年“大跃进”时刘少奇、王光美曾经到过这里，并留下很深的印象有关。
“大跃进”之初的桃园
桃园是抚宁县南部平原区一个小小的村落，原属榆关区卢王庄公社（今属牛头崖镇），与卢王庄相距不过一公里。南距避暑胜地北戴河十余公里，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历史上就是抚宁的主要粮仓之一。
桃园有一个农民，叫关景东。他上过几年学，腹中有些墨水，聪明机灵，记忆力强，天生富有讲演才能，为人能干，办事公正，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1949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担任榆关区团委委员，负责14个村团的工作。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毛泽东、党中央号召农民组织起来，搞农业生产合作社、走集体化道路。抚宁县委书记阎柏文、
榆关区委书记王殿福找关景东谈话，让他搞一个初级农业社。为什么县委领导要把这项工作交给关景东呢？据关景东回忆：“因为当时的村支部书记岳广玉自由脱党，去了东北，支部宣委兼民兵连长吴臣去了北戴河海滨经商，支部组委赵树春常年有病，不能参加工作。其他党员都没有文化。而我是县里、区里重点培养的入党对象，因此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回村后，关景东组织5名团员建起了初级社，命名为“关景东农业社”。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粮食产量居全县第一，受到县委的表扬，关景东出席了全省青年团先进代表大会，受到了团省委的嘉奖。经过实践对比，群众认识到，组织起来的农户确实比单干有优势，抗风险。秋收后，在当时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各农户都“纷纷要求入社”，一下子全村70多户农民全部入了社，关景东任社长。又经过一年的努力，获得了大丰收，亩产量达到423斤，居全县第一（全县平均200多斤）；分红值全县最高，达到1.7元（全县平均0.8元），粮棉油大大超过了定购任务。1956年，党中央、毛泽东发出组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号召。按照县委的要求，他们以卢王庄、桃园两个村为主体组建了东方红高级社，当时只有25岁的关景东被选为副主任。1956年是成立高级社的第一年，粮食产量居全县第一，在唐山地区名列前茅。1957年，东方红高级社粮食平均亩产580斤，连续五年获全县第一。1958年关景东当选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出席了全国劳模会，受到中央和省地县各级领导的关怀和重视。
1958年下半年，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口号的鼓动下，全国浮夸风盛行一时。刚开始时关景东他们计划每亩产量达到650斤，力争700斤。在当时条件下，已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了。抚宁县委第一书记强华找到关景东，要求他们“胆子要再大一点儿，劲儿再鼓一鼓，产量再提高一些。”他们被迫又提出亩产“保700斤、争800斤”。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县委决定在东方红高级社搞试验田，由强华亲自挂帅，县农林局局长刘林清和一名技术员长期驻守，指导全面工作，并拿出30亩地搞试验田，计划亩产“保1000斤”。在这一年里，在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东方红高级社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早出晚归，辛勤耕耘，精心管理，加之风调雨顺，农作物长势十分喜人，形势一派大好。
刘少奇前往视察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工作会议。8月初，一些领导同志陆续抵达北戴河。8月4日，刘少奇也到了北戴河。
北戴河会议前夕，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连警卫都没带，骑着高头大马，信马由缰，由北戴河向西北方向奔来，沿途边走边看，进入东方红高级社地界后，看到庄稼长势喜人，和沿路其他地方一比，形成了明显差异。他到生产队队部、饲养处一看，管理得也是井井有条。回去后向邓小平汇报。
8月1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邓小平、国防部长彭德怀等，在河北省副省长高树勋、唐山地委第二书记周振华等人的陪同下，到抚宁县卢王庄乡东方红社和王各庄乡东升社
参观考察。他们参观了双万斤多穗高粱、双万株玉米、800斤皮棉的棉花和第二队5000斤谷子等红色卫星田，并参观了养猪场和养兔场。在王各庄乡东升社观看了周振华搞的多穗高粱试验田和东升社的试验农场。“领导同志们的视察给了这些乡社的人民巨大的鼓舞，更增强了人们的革命干劲，他们决心要用更大的丰收来答谢领导同志们的亲切关怀。”“在朱德副主席等离开以后，卢王庄乡立即召集了全乡的支部书记会议，当即修改了生产指标：全乡粮食亩产量由原来定的保证3936斤、争取5100斤，提高到保证5000斤、争取6500斤。东方红社的粮食亩产由原来的保证5300斤、争取6000斤，提高到保证8000斤、争取10000斤。”8月16日《抚宁报》以《朱德副主席等来我县视察，勉励我县人民鼓足干劲争取更大丰收》为题进行了报道。
1958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及夫人王光美也来到东方红社视察。唐山地委第二书记周振华、抚宁县委第一书记强华、县长曹文忠陪同。大家告诉刘少奇，今年全县播种107600亩多穗高粱，平均亩产可达3000斤以上。在多穗高粱试验田里，东方红社副主任关景东和农业技术员关希顺向刘少奇介绍了多穗高粱的生长情况。刘少奇问：“1亩地多少株？”关景东答道：“8400株。”刘少奇问：“每株平均几个穗？”关景东说：“平均4个，不到5个穗。”接着问：“晒干了之后，一个穗能打多少粮食？”回答说2两半。刘少奇笑着说：“那总可以超过10000斤喽！”大家说：“10000斤是有把握的！”刘少奇说：“还可以想些办法争取15000斤嘛！”刘少奇又来到第二队队长赵玉先种的谷子试验田，他问了谷子种植情况后，赵玉先答道：“深翻1尺半，施肥20000斤，每亩地密植96000株。”刘少奇说：“山东的谷子深翻5尺，施肥11万斤，密植264000株，1亩地可产50000斤！”刘少奇问：“全社11000亩土地，平均亩产5000斤有没有保证？”东方红社主任赵占春答道：“有保证。”县长曹文忠给刘少奇介绍赵玉先要搞1亩越冬白薯：让白薯长到明年2月，要亩产50万斤，命名为“东风号”。明年还要用越冬薯秧栽种，要搞亩产160万斤的试验田。刘少奇很感兴趣，问：“越冬白薯？怎么个越法？”赵玉先说：“铺上2尺马粪，盖上暖室，搞成沼气池发电，用电灯照明，促它生长。”刘少奇连连称赞说：“好！搞上温室，不只种白薯，还要种韭菜、黄瓜、西红柿等蔬菜，让农村食堂冬天也能吃鲜菜，好不好？”大家都说好。
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关景东，在回忆录里对刘少奇、王光美的到来，也作了回忆。他说：
大约是1958年8月中旬的一天，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也到了我们东方红社。这一天，风和日丽，周振华、强华、曹文忠以及卢王庄乡党委书记刘永会、东方红社妇女主任陈桂芝和我一起受到刘少奇的接见。接见时我向刘少奇汇报了全社的情况，王光美不时地作记录，并不时提出问题。由于刘少奇是湖南口音，有时问话、说话我们听不懂，王光美及时进行重复。当刘少奇问唐山情况时，周书记做了扼要汇报。之后王光美提出到试验田看看，我说：“试验田很远，坐车去吧！”王光美问：“有多远？”我回答：“有一里多地。”王光美说：“少奇同志可以走五里多路，我们还是走着去吧。”
路上，刘少奇询问了社员生活情况，对政府有什么要求。我说：“社员生活水平提高很多，每个劳动日工值1元8角。男劳力全年可干270个到310个劳动日，全年可收入490
元到560元；收入最高的是饲养员，达到365个劳动日，年收入660元。”刘少奇又问：“干部都挣多少？”我回答：“主任280个劳动日，收入504元；其他干部259个到270个；妇女劳动日在150个到220个，年收入270元到400元。”刘少奇又问：“干部还参加生产劳动吗？”我说：“因为高级社有试验田，干部每天到那里轮流参加劳动，干活就记工分。”刘少奇听到这里，点点头说：“社大了，事情多了，但不能完全脱离生产劳动，否则时间长了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定要注意这一点，这对农村干部是十分重要的。”王光美又作了重复，告诉我们要时刻注意与群众的关系。我还向刘少奇提出社员们迫切希望丰富文化生活，想常看看电影。刘少奇问：“社员们多长时间能看到一次电影？”我说：“几个月才能看到一次电影，希望领导能给解决一台电影机。”王光美当时就记了下来。
到了试验田，多穗高粱正在吐穗，长得十分茁壮，地头上有标牌，上面写道：“多穗高粱2.2亩，亩产双千斤。”刘少奇看了后，问：“过去亩产多少斤？”我回答：“在600斤左右。”刘少奇说：“由600斤一下提高到2000斤，你们采取了什么措施？”王光美怕我们听不清楚，每句都详细重复一遍。我说：“我们的措施是加大了种植密度，一般种法是一垅单株，而这块地是大垅双株，株数增加了三分之一。大田每亩施肥2000斤，试验田每亩施肥8000斤；大田追肥一次，每亩30斤，试验田追肥两次，每亩60斤，并保证旱时浇水。以每亩5000株计算，每株分蘖4个穗，每个穗1两，可产2000斤。我们再进一步加强后期管理，不让1棵苗早衰，增加颗粒重。从现在长势看，双千斤是有把握的。”刘少奇听了点点头，他说：“要多施粗肥，这就要号召社员多养猪，广积粗肥，农家的粗肥可以改良土壤。”又说：“一般田也要有井，做到适时灌溉。平原地都要改为水浇地，达到每人有1亩旱涝保收田。”
之后，刘少奇问到其他生产队搞没搞试验田，当听到第二队有3亩谷子试验田时，就要去看看。到了谷子地，谷子已吐完了穗，因为是畦播的，长的像刀一样齐，一片金黄，十分喜人。刘少奇和其他领导看了都非常高兴。
刘少奇说：“每个生产队的地都这样，增产的幅度就大了。”随后，二队队长赵玉先汇报了谷子从整地、播种到管理的做法，主要是水、肥、播种形式及合理密植。刘少奇听完对我们说：“农业增产，水、肥是主要的。你们一定要紧紧抓住这两项。多打井，多积肥。都要向二队学习，科学种田。”
这时刘少奇要吸烟，王光美从她的公文包里拿出一盒“恒大”牌香烟，分送给大家，每人一支。大家拿着烟，谁都舍不得吸，要留着作纪念。
要离开谷子地时，王光美拿出照相机，亲自摄影，给大家拍照留念，刘少奇站在中间，我和妇女主任陈桂芝左右相陪，还有赵树春、赵占春、关福顺、赵殿朋、赵玉先、祖少会，都站在刘少奇身边。
分别时，王光美十分亲切地对我们说：“麻烦了你们半天，谢谢你们，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关于电影机的事我们回去商量。”
9月2日，《抚宁报》对刘少奇、王光美到东方红社视察，以《刘少奇委员长来我县视察，给我县人民带来很大的鼓舞和力量》为题进行了报道。
刘少奇一家入社
在大批中央领导前来视察的“鼓舞”下，东方红社的“卫星”也越放越大。1958年9月27日《抚宁报》报道：“元帅升宝帐，星群冲破天——我县实现多穗高粱千斤元帅县”，说，全县107600亩多穗高粱，共收获5160万斤，平均亩产1002斤，最大卫星达亩产16000斤，一般3000斤至5000斤。其中东风人民公社51.2亩，收获187708斤，平均亩产3642斤。原东方红社2591亩，亩产1820斤，其中36.7亩平均亩产2974斤，有1.7亩高达9200斤。我曾就此问题采访过当事人关景东，他说，亩产1800多斤，怎么也达不到2000斤，只好把别的地块的高粱拿来算账。以今天来看，就当时的技术条件，1800斤也达不到。怎么达到的呢？这些产量不是打出来的，而是算出来的，1亩多少株，每株分几个蘖，每个穗能打多少，1亩能打多少，都是一笔一笔算出来的。
9月，王光美给关景东来信，告诉他：“少奇同志同意送你们一台电影放映机，电影机就做为我们全家入社的股金，今后我们一家就是你们社的社员。电影机将很快送到。”几天以后，电影机转到河北省委，由省委派人送来，省委和唐山地委负责同志亲自到社参加会议。9月22日，东风人民公社在卢王庄召开庆丰授奖大会，社员“热烈欢迎少奇同志入社”。9月25日《抚宁报》以《我县全体人民的光荣，少奇同志加入东风公社》为题进行了报道。
东风人民公社是在东方红高级社的基础上于9月成立的。关景东任副社长兼卢王庄管理区（即东方红社）书记。后来，关景东等人去北京，向刘少奇汇报了东风人民公社成立的情况，刘少奇听后很高兴，说：“社员的干劲越大，越要关心他们的生活，关心他们的疾苦。”又说：“人民公社是新生事物，大家都没有经验，要一步一步地摸索前进，不要一下子想得很高，迈出很远，一定要脚踏实地地为人民工作，一定要把公社的各项工作做好。”
正因为“大跃进”期间刘少奇、王光美与卢王庄、桃园有这样一段渊源，才有了后来“四清”运动时王光美到桃园进行“四清”试点。1967年7月唐山市工农红代会揪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撰写的《打倒资产阶级分子王光美——彻底揭发批判王光美在桃园假“四清”真复辟的滔天罪行（第一集）》的材料，对王光美为什么到桃园进行“四清”试点，有所分析。这个材料说：“为什么选中桃园？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上，有数不清的公社和大队。为什么王光美单单看中了桃园呢？经过调查才知道，刘少奇、王光美早已在这里开始培植他们的反革命势力了。他们早已看中了这个复辟资本主义的黑试验场。早在1958年，刘少奇来抚宁县…东方红?高级社进行所谓…视察?时，凭着他那反革命的敏锐嗅觉，一下子就发现了他复辟资本主义的
黑爪牙…东方红?高级社副主任关景东，从此，刘少奇的魔爪就伸向了桃园。关景东是原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治保主任、民兵连长，是地地道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几年来，他串通该大队副支书兼大队长关福顺，狼狈为奸，大肆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极力篡夺生产大队的党政领导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大搞资本主义复辟。”这段文字虽然言辞激烈，火药味浓厚，帽子很大，但也说明了刘少奇、王光美与桃园的历史渊源，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四清”运动时王光美为什么到桃园进行“四清”试点。
智慧城市建设经验及启示
智慧城市建设经验及启示 【摘要】目前，我国各地政府纷纷推出智慧城市发展战略，努力争夺先发优势。积极推动智慧城市建设不仅有利于提高政府的管理效率，而且有利于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但是，忽视城市当前的发展阶段和未来发展定位等因素而盲目开展智慧城市建设，很可能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本文以台湾桃园县为例，通过回顾台湾桃园县智慧城市建设历程，总结成功经验，以期为未来的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智慧城市桃园县经验启示 一、引言 智慧城市，狭义上是指综合利用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获取、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作出智能的响应，创造更美好的城市生活。广义上是能够充分整合优化各类资源，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城市。智慧城市的实质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化技术，创新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核心思想是通过运用信息化手段，提高经济社会运行效率，实现人与经济、社会、自然的和谐发展。 智慧城市的理念是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形成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定位系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与遥感系统等空间信息网格平台的逐渐完善掀起了数字地球、数字城市建设的热潮。20世纪90年代以来，物联网与传感器网络、空间信息网格等技术的发展为数字城市向智能城市演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世界各地掀起了智能地球、智能城市建设的热潮。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物联网、新一代移动宽带网络、下一代互联网、云计算等新一轮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深入应用，城市信息化进入智慧城市阶段。智慧城市是城市信息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信息技术与城市管理深度融合的必然阶段。 桃园县智慧化的建设经历了数字桃园（E-桃园）到移动桃园（M-桃园），再到智慧桃园（i-桃园）的过程，逐渐形成了完善的城市生活网络体系。桃园县智慧化的成功与发展战略规划清晰、建设步骤稳健等因素密切相关，桃园县以改善城市管理效率、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为导向，稳步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桃园县智慧化建设为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 二、台湾智慧城市建设历程 台湾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启动了智慧城市建设，由于发展目标定位准确，建设步骤合理有序，成绩斐然。 为了提高城市的信息化水平，台湾政府于1998年开始实施《信息通信发展方案》。2002年，推动“数字台湾”计划（E-Taiwan），并于2007年实现“6年600万户宽带到家”的目标。为了提供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信息通信服务，让居民
王叔铭和王光美是什么关系
王叔铭和王光美是什么关系 王叔铭是国民党高官，空军一级，而王光美则是中共领导人之一刘少奇的妻子，两人看似八竿子打不着边，怎么会有关系呢?那么两人之间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以下是为你精心整理的王叔铭和王光美的关系，希望你喜欢。 1945年秋，日本投降，国民党军政大员忙着到各地接收国土，王叔铭以空军副司令的身份来到北平，为了拉拢人心，特地邀请了京津两地的飞行员家属餐叙。王光美的五哥王光俊，当时在王叔铭的手下任飞行中队长。因此王家也在受邀之列。王家同时也是京津一带的名流，所以王光美的父亲和王光美均被邀请参加这次宴会。王叔铭酷爱跳舞，每逢请客吃饭必邀年轻女性，以便饭后娱乐。王光美其时是辅仁大学知名校花，同时受邀的还有其他一些女大学生。 王叔铭与王光美饭后小述，共舞数曲之后。念念不忘，此后又在南池子，怀仁堂，和平门内工部口等处举办晚会时，多次邀请了王光美，新年晚会又邀王光美看焰火。这些舞会中，经常有驻天津的美军军官。王光美也因此声名大噪。 此后不久，王叔铭遣一名中队长，叫吴晓玲的。多次打电话请王光美做王叔铭的秘书。此时，王光美与中共地下组织也有来往。不知出于何种考虑，以文科不好为由，没有答应。吴晓玲因为没有办成此事，被王叔铭臭骂一通。
1946年春节，王叔铭携妻子到王光美家中，拜会了王光美的父亲。王父忌惮王叔铭的权势，其子又在王叔铭手下，担心王光美拒绝了他的“美意”，而影响其子的仕途。一番客气之后，希望王叔铭认王光美为“干女儿”，借此了断王叔铭对王光美的非分之想。这样王光美认了大其16岁的王叔铭为“干爸爸”。 文革后，王光美受到批斗，对于这段往事，在她检查中，也称王叔铭对其“不怀好意”。并称“我与王叔铭既无不正当男女关糸，更无政治关糸” 参谋总长王叔铭简介王叔铭(1905年10月16日;1998年10月28日)，男，本名醺，号叔铭，汉族，山东诸城人。1941年授予空军，时任空军第五路司令官，1946年6月29日任空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1953年10月晋升二级，时任空军总司令，后又晋升为国民党空军一级。1998年10月28日病逝中国台湾台北市，享年93岁。 对王叔铭的评价王叔铭长期担任周至柔的副手，对国民党空军建设贡献甚大，是中国抗战的空军英雄，曾出战二百三十多次，战功非凡，因其勇猛，敢于犯险，在空军中有“王老虎”的绰号，他对台湾空军的建设也作出了重要贡献;王叔铭为人倔强奸险，脾气暴躁，善于手腕，又贪财好色，他爱好广泛，最喜欢跳舞，常由亲信驾车寻找舞伴，尤其爱好京剧，公务之暇常参与唱和，并创立大鹏剧校，训练京剧人才，组建剧队;著有《赴美考察空军纪要》等。 王叔铭和王光美是什么关系
社区竞聘方案
古交市桃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科室领导岗位竞聘实施方案 根据《古交市桃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制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结合省市出台的相关医改文件精神，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我中心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在干部选拔工作中引入竞争机制，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经研究决定对中心“三部一科”领导岗位公开竞聘上岗，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为契机，以干部德才兼备为准则，逐步建立起职务能上能下、待遇能高能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用人机制。按照群众参与、综合考评、工作需要、组织决定等方式进行，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双向选择、择优聘用。 二、组织领导 成立了古交市桃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竞聘上岗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组长：周所宁（院长） 成员：宋学文（中心助理） 王凤玲（办公室主任） 刘晓莲（医务科主任） 刘爱玲（财务科主任）
王安仁（肛肠科主任） 武建军（外科主任） 郭新明（内科主任） 马晓琼（妇产科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医院办公室，王凤玲兼主任。 三、竞聘范围和职位职数 科室领导竞聘为中心人员，凡够条件者均可报名。共4个职位，其中公共卫生部主任一名，门诊部主任一名，住院部主任一名，工勤管理科科长一名。 四、竞聘条件 1、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较强的组织纪律观念和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乐于吃苦，甘于奉献，勤于工作，有较显著的工作实绩。 2、思想政治素质好，秉公办事，清正廉洁，作风正派，顾全大局，善于团结同志，密切联系群众，自觉接受党和群众的批评和监督。 3、具有科室领导所具备的领导、组织、协调能力和实际工作经验，能结合实际创造性的开展工作，有较强的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 4、具有竞聘岗位所需的专业管理知识、政策理论水平和专业业务能力，并能切实履行岗位职责。
王光美的兄妹情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3b4474128.html, 王光美的兄妹情 作者：罗海岩 来源：《人民文摘》2010年第09期 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位居国家主席夫人的风华之时,一夜间被假以罪名,投入监狱长达12年之久;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大家庭的兄妹中,既产生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电子工业部副部长等中共高官,也有人担任了国民党总统的经济顾问、国民党空军总部的作战处长等,但兄妹间融洽仍同手足…… 四哥是《永不消逝的电波》电影主角原型 王光美的10多个兄弟姐妹中,最早参加革命的是四哥王光杰。 1935年12月,北京爆发“一二·九运动”,王光杰投身其中,不久加入了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日战争爆发后,王光杰没有随校转移,而是留下参加抗日活动。为了收听苏联电台的抗日广播,以便把内容记下来进行抗日宣传,王光杰在家里组装收音机和无线电台。王光美还帮他收听、收抄过。后来,中共北方局需要在天津建立秘密电台,化名姚克广的姚依林找到王光杰,让他想办法组装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并筹建秘密电台。为了掩护工作,地下党物色了一名叫王兰芬的女青年,以夫妻的名义和王光杰在天津英租界租房,作为秘密电台的地点。王兰芬又名王新,是东北军将领、曾任锦州省省长的王端华之女,当时是东北流亡学生,共产党员。两人在共同的艰苦斗争中建立了感情,1938年12月经党组织批准,正式结婚。 王新成为王光美的嫂子后,有段时间住在王光美家里,以少奶奶的身份作掩护,进行党的地下工作。她介绍王光美认识了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崔月犁等同志。而王光杰后来则在革命队伍中继续从事军工和电信事业。1946年9月1日,党在河北邯郸建立的新华广播电台正式播音,向全国传达党的声音。这座电台的设备,就是王光杰和战友们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七拼八凑搞起来的,他因此被授予“特等功臣”称号。 1948年,王光杰从晋冀鲁豫根据地来到西柏坡,向中央汇报解放区的广播电台工作。王光美见他需要手表,就把自己的表送给了他。由于王光美是学物理的,四哥要王光美和他一起去根据地搞电台。王光美想了想说:现在不行了,我可能要结婚了,并把和刘少奇的来往告诉了他。他听了表情很严肃,说:你别胡思乱想,刘少奇是我们党的领导! 解放后,王光杰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他为人正直随和,稳重和蔼,在电子行业德高望重。“文革”中,他被称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加上和王光美的关系,审查、检讨,没
风雨无悔——对话王光美
风雨无悔——对话王光美 王光美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她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知识女性，她是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夫人，她是共和国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她是中共历史上最大冤案的受害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新推出《风雨无悔—对话王光美》一书，记录了王光美与刘少奇研究专家黄峥的对话。黄峥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多年来对王光美作了系统、条理的访谈，将之记录整理成书并经王光美亲自过目定稿。书里还收录了部分刘源的口述，他经常陪同王光美接受采访，不时补充一些历史细节，以作为王光美回忆的补充。书中附有刘少奇、王光美家属提供的大量珍贵历史照片，其中相当部分属首度公开。这也是王光美生前唯一一次对自己人生历程所做的系统回忆。本书书名由刘少奇之子刘源上将题写。 此书对刘少奇、王光美生平、思想研究，对中国共产党史研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都有重大的意义。王光美的口述有以下几个特点： 1、内容时间跨度很大。回忆内容几乎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上世纪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是讲述的重点，可以说，这些回忆从她的视角再现了毛泽东时代的侧影。 2、涉及人物众多。王光美以刘少奇为中心，也谈到了大批党和国家重要人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宋庆龄、陈云、彭真、贺龙、陈毅、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林彪、陈伯达、高岗、饶漱石、江青、康生的形象在回忆中都有生动的展现。与此同时，王光美还回忆了一些国际友人同我们的交往。 3、涉及重大事件多。北平解放、开国前后、斯大林逝世、高饶事件、中共
八大、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庐山会议、三年困难时期、包产到户、北戴河会议、刘少奇出访东南亚、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党史、国史研究者以及广大普通读者关注的重要事件，王光美都有详细的回忆和解说。 4、冷静、严谨，不以个人得失来评论历史事件和人物。在回忆往事的时候，王光美谈到了一些人和事，她没有把自己的视野和观点局限于个人的层面、范畴，而是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尽最大努力，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对这些人和事进行分析。 该书还展现了王光美崇高的精神世界。虽然饱受磨难，但她对爱情的执着、对信仰的忠诚、对祖国和人民的挚情都从未改变。 她是一位好妻子。自从选择了刘少奇作为自己的人生伴侣，她就将自己同丈夫的事业融在了一起。即使在刘少奇同志和整个家庭处于逆境之际，她依然坚定地和丈夫站在一起。用王光美自己的话说，叫做：与君同舟，风雨无悔！ 她是一位好母亲。为了分担刘少奇的压力，支持刘少奇的工作，王光美支撑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她深爱着每一个子女，无论她和刘少奇亲生的孩子，还是刘少奇前妻的孩子，她都视如己出。每一个孩子从她那里都感受到了母亲的温暖。 她更是一位值得敬仰的共产党员。她出身名门，但并不柔弱。自从选择了革命道路，无论遇到多大的挫折和坎坷，遭到多少误解和折磨，她都从未动摇过对理想、信仰的执着，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本色。 2015年8月2日下午2时，在日坛宾馆举行《风雨无悔—对话王光美》新书发布暨读者见面会。刘少奇、王光美的子女刘亭、刘丁，王光美的同事、全国政协原常委金日光，中共中央纪委原副部级巡视员戴俭明以及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代万伯翱、张光东、王北亮、白净等莅临会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