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经武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经武之死

作者 王锡堂 谢协农

《炎黄春秋》2003年第10期

张经武一生，夺关斩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立下过赫赫战功，却惨死在“文革”关隘，至今连骨灰也未找到。

支持一派，落下东躲西藏

1966年初夏，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熊熊地燃烧起来，刚从“世界屋脊”西藏回到北京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不到一年的张经武，出自对伟大领袖的忠诚，决心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当年盛夏，他在中央统战部接见前来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家乡炎陵县红卫兵时，还谆谆地对他们说：“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然而，运动的发展并非他所理解的那样简单。中央统战部内很快出现了三派群众组织。他们都打着“革命造反派”的旗帜，称自己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派。在一段时间里，张经武没有明确表态支持哪一派。

不久，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社论，要求革命领导干部站出来，和红卫兵小将一起参加“文化大革命”。张经武感到彷徨不安，他终究到统战部不久，情况不了解，仍然不能随便表态支持哪一派。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分管统战工作的领导同志表态支持其中的一派。按照过去思考问题的方式，张经武认为这不会再有错，当即也作了支持的表态。谁知这一表态，便铸成了大错。

支持一派，就必然要得罪另几派。一个夜晚，他们闯进了张经武家，想把张经武抓起来。但被支持的一派事前得到信，早已把张经武藏了起来。

先躲在颐和园介寿堂，最后到了保定。同去的还有张经武妻子杨岗的侄子杨汉生。这中间曾想到四川去找张国华，去山东找杨得志，又怕路远万一总理找，一时赶不回来。

住在颐和园介寿堂的那天，是9月4日。那天，张经武同几个造反派进行交谈。交谈中，必然议论“文革”的形势，确实也涉及到了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尽管群众组织的几个头头说得多，张经武很少插话，但事后不久，“文革”领导小组知道了，把这次介寿堂谈话定性为“黑会”。张经武是“黑后台”，这成了张经武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罪状”。

9月21日凌晨2点，周恩来接见统战部几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谈及张经武的近况，对于他支持一派群众组织，并同他们的头头躲起来的事，自然有批评和责备。但从话语中，使张经武感到更多的是关心、照顾。

事后他从保定回到了北京。随即给总理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的处境，并谈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这封信通过杨岗的侄儿杨汉生送到了中南海。不久，周恩来把张经武接进了中南海。

在中南海的日子是比较平静的，每天除了看报、听广播，张经武并没有事情可做。他那一颗难以平静的心，总惦记着统战部工作和运动进展情况。

知夫莫如妻。杨岗知道张经武在想什么，因而时常把有关情况写成纸条，藏进给张经武送去的饭盒里、面包中。谁知，这事很快被人发现，并报告了江青。

在中央的一次碰头会上，江青突然责问周恩来：“张经武是你保护起来的吗？”

周恩来还没有作任何回答，江青又接着说：“张经武在中南海很不老实，他老婆经常给他传递秘密情报，专与文化大革命对抗，这样的人就该到运动中去烧烧。”

江青发难，统战部的另几派群众组织更是火上浇油，要求张经武回统战部参加运动，接受批判，总理最后也只好同意。

张经武离开中南海时，周恩来有过明确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只许在小范围内批判，不许开大的斗争会，同时要保证张经武的生命安全，管好他的生活。然而，在当时中央政治局名存实亡的情况下，又有几个人会听总理的？

张经武回到统战部，一直受人密切监视，尽管他小心翼翼，却动辄得咎。

一天张经武正在统战部大院看大字报，忽然听到有人叫他“舅舅”，他回头一看，是自己的外甥叶知秋。二人难免互相问候几句，最后张经武对外甥说：“告诉家里人，不要担心，毛主席是会说话的。”

就这样一件事，被人说成是秘密串联，订立攻守同盟，批斗随之升级，常常打骂、罚跪。不久，张经武被送到西郊半壁店监视起来，继而又被关进安定门外交部干校改造成的临时监狱。

“罪状”三条，均为“莫须有”

“文化大革命”中办案，常常讲“上挂下联”。张经武与贺龙共事八年之久，并曾是他的得力助手，林彪、江青等要打倒贺龙，张经武自然逃脱不了被打倒的命运。从1967年开始，张经武便身负“三大罪状”，被“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立案审查。

“罪状”之一，抢档案事件的黑后台。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传到北京，1月14日晚，全国政协机关的一派群众组织夺了“全国政协”领导的权，消息传到统战部，张经武表态支持的一派，派人去政协支持另一派反对夺取，并于当晚将政协的档案转移。第二天（即1月15日）凌晨，他们又以保护档案、不让对立面“抢走”为名，将统战部的档案接管并转移。为此，两派组织发生了激烈争吵。

事后，越传越玄。如说统战部领导有人指示冲档案室，抢走了27箱档案材料；更有甚者说，有一批绝密文件，是海外重要统战人士、特工所写的信件，已落到了国民党特务机关手中，结果使一些我党在台湾的高层人士被杀害等等。

“张经武专案组”在审查“抢档案”事件中，尽管多数当事人实话实说，说张经武根本不知道此事，却没有人相信。他们只听信这里面的一个人为开脱自己责任而编造的得到张经武支持的口供。

“专案组”对张经武进行了两天两夜的车轮式审讯，要他交代支持抢档案的“罪行”，并从审讯笔录中东挑一段西摘一段，编写了一份“张经武自供”，叫张经武签字。

张经武看后，拒不签字。他说：“我干了这么多年的领导工作，还在军委办公厅、主席办公厅工作过，难道还不懂得什么是机密吗？难道还会支持他们抢走党的机密？”

审讯者申斥张经武：“抢档案的一派组织是你支持的，你和他们穿的是一条裤子，不是你支持他们抢走档案的是谁？”

张经武继续和他们讲理：“毛主席说过，革命干部要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我是表态支持过他们的组织，但我没有支持过他们抢档案。”

张经武由始至终，没有在这份“自供”上签字，专案组也只得不了了之。

“罪状”之二，历史不清的假党员。

在审查过程中，张经武于1968年3月3日向专案组写了一个《自述》，其中谈到入党问题这样写道：“1930年4月由河南沪案后援建国军军官学校军需姚日蒸（上进），江西上饶人，政治教官管梓材介绍入党，并由三人组成校委会，我任委员。”

这与他较早时候所写的材料不同。1940年填写的《履历表》和12月张经武撰写的《

自传》中都说：“1930年4月于河南许昌经姚上进（日蒸）、刘同德两人介绍入党，候补期三个月。”两者主要的不同是，前者介绍人之一为刘同德，后者介绍人之一为管梓材。

专案组没有查到张经武1940年12月写的《自传》，便按照他写的《自述》到南京档案馆和南京监狱查阅档案，找到了管梓材一封给张经武未发出的信，得知姚日蒸已经去世，管梓材还活着。他们找到了管梓材，管梓材说：“那时我连党员都不是，怎么能介绍他入党呢？”

张经武这一记忆上的错误，使专案组的人如获至宝。他们认为抓住了重要突破口，随即对张经武进行突审，逼他承认是假党员。

张经武当然不会就范。他辩解说，几十年前的事，具体人、具体的情节，可能记忆有误。我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千真万确的。

“罪状”之三，刘、邓修正主义路线在西藏的忠实执行人。专案组在抓张经武现实问题（档案事件）、历史问题（入党介绍人）的同时，视线一直盯在所谓黑线人物问题上。专案组多次审讯，要他交代在西藏执行刘、邓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张经武十分明确地回答：“去西藏，是毛主席派我去的，是中共中央决定的。去西藏前，毛主席还找我谈了两三个小时。西藏工作的大政方针，也是毛主席定的，是西藏和中央双方谈判定下来的，我执行的都是毛主席的路线。你们不相信，可以去问毛主席。”

专案组审不出结果，又以“打态度”为名，体罚张经武，逼他写出“交代”。几个晚上过去了，专案组给他的稿纸上，他一个字也没有写。张经武成了抗拒“文化大革命”的典型。

一天，专案组的人气势汹汹地闯进关押张经武的房子，大声吼道：“张经武，你老实交代想当总理的阴谋！”

张经武为这突如其来的责问，开始一愣。随即冷笑了一声，几分幽默地说：“你们不觉得这种说法太荒唐吗？我张经武还不敢有这种野心呐！”

来人拍拍公文包说：“这是我们掌握的材料，你还不老实交代？”

张经武苦思冥想：他们手中有什么材料说我想当总理呢？无非是说我是“五·一六”分子，“五·一六”最大罪名就是反对周总理，反对周总理就是想当总理吗？

张经武根本想不到，专案组掌握的“材料”，竟来自他的夫人杨岗。

原来在张经武被抓的同时，杨岗被关进了秦城监狱。专案组的刑讯逼供，使本来身体就很虚弱的杨岗精神失常。她哭，她叫，可专案组并没有因此而放过她。他们采用诱供、逼供的办法，迫使她根据专案组的需要，写了一份张经武的材料。材料中

说，张经武参与了贺龙搞的“二月兵变”，兵变成功后，贺龙当主席，张经武当总理。

张经武渐渐悟出了真相：专案组诱逼精神失常的杨岗写出假材料，再拿假材料来诬陷张经武。张经武不禁冷笑说：“说我想当总理你们太抬举我了，我参加革命以来，还从未有过这种想法。这只能说明，伪造材料的，是一伙卑鄙无耻的小人。”

刚强不屈，蒙冤逝世狱中

“文革”以来的所见所闻，监狱生活的心感身受，使张经武有了越来越多的思考。“文革”开始一直“紧跟”、生怕掉队的张经武，开始怀疑这场运动的目的和性质。这难道是毛主席说的反修防修的大革命吗？越来越感到自己在被人愚弄、陷害，他开始用沉默来表示抗争，凡是专案组要他交代问题，他都不再理睬。

越是这样，江青、林彪一伙越认为他不老实，回答他的是越来越多的严刑拷打。在那时的恶劣环境中，张经武想见毛主席、周总理是根本不可能的。连他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每一封信，都被专案组扣下不准上送。

张经武感到绝望，一天，他趁看守不注意，一头朝暖器管上撞去，顿时，鲜血直流……

幸亏没有造成更严重后果。但是张经武与看守员的关系更紧张了。张经武埋怨扣压他写给毛主席、周总理的信。看守骂他是“老反革命”，没有资格写信给毛主席、周总理。

张经武说：“告诉你，我干革命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你们残害老干部，才是反革命！”看守说：“你这个老反革命还敢骂人？”

双方由对骂发展到对打。已是年过花甲的张经武，哪能打得过年轻力壮的看守？他一只胳膊脱臼，另一只被打得骨折。

抗争没有用处，性格刚强的张经武采取另一种斗争方式———

绝食。炊食员每天送来饭菜，他都喊：“你们查不出我什么问题，就放我出去；你们不放我，我就绝不吃你们送来的饭菜。”

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张经武一直坚持了一个星期。在这期间，专案组一直不向上面如实汇报张经武的情况。直至第八天，即1971年10

月27日，张经武出现心力衰竭和休克现象，专案组才把他送三里屯附近卫戍区警卫二师医院。抬进医院时，张经武的呼吸和心跳几乎全没有了，血管也已干瘪得难以输血抢救。半个小时过后，张经武呼吸和心跳完全停止。

张经武死后，医院留下的病历上写道：“患者56号，企图自杀，自撞墙自杀未成，将右臂撞伤，左肘关节脱臼。5月1日送积水潭医院……”

为掩人耳目，推卸责任，给中央统战部发的死亡通知书上则写道：“张经武因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于10月27日去世。”

平反昭雪，不见骨灰

1978年冬，全国人民在热烈欢呼粉碎“四人帮”胜利之后，再次欢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张经武的夫人杨岗从秦城监狱被释放出来不久，便带着子女为查清张经武的真正死因、为还张经武历史的清白，四处奔走，寻访调查。

卫戍区警卫二师医院当时的副院长和内科、外科的负责同志，都对张经武病死的真实情况，作了一些介绍。邓小平和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几位元帅，以及时任人大副委员长的李井泉，都十分关心张经武的问题，积极呼吁为张经武平反。

那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对张经武的平反也十分关切。当他得知有些受“文革”影响很深的同志仍说张经武在“文革”受审期间态度恶劣时，他说：“张经武的这种态度，足以说明他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如果我们的老同志在‘文革’中被关押期间都低头认罪，让交代什么就交代什么，那还不知道要制造出多少冤假错案！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共产党员就是要有这种刚直不阿的气节，宁死不屈。谁说这是罪状，不能平反，那就是颠倒黑白！中央开会，我一定要为张经武说话。”

在邓小平、叶剑英、徐向前、胡耀邦等中央领导的支持下，张经武终于得到了平反。可是，他的骨灰早在8年前就被弄丢了，至今尚未找到。

1979年9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全国政协礼堂为张经武举行了平反昭雪追悼大会。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张经武的一生。悼词说：“张经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张经武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责任编辑洛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