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止是两代人的悲剧_解读_史记_绛侯周勃世家_

２００８年３月第５卷第３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ｂ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Ｍａｒ．２００８Ｖｏｌ．５Ｎｏ．３

岂止是两代人的悲剧？

———解读《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范

璠

（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海南海口５７１１５８）

摘

要：针对《绛侯周勃世家?论赞》不同的解读，本文认为司马迁对周勃父子所贬之处，均有反语性质，是似贬

而实褒。周勃父子的悲剧完全是汉文帝及汉景帝出于嫉妒而造成的。

关键词：周勃；周亚夫；谋反；不逊；嫉妒；悲剧

一、对文章的概述

《

绛侯周勃世家》是周勃、周亚夫父子的合传，前写父，后写子，然后“论赞”合论说：“绛侯周勃始为布衣时，鄙朴人也，才能不过凡庸。及从高祖定天下，在将相位，诸吕欲作乱，勃匡国家难，复之乎正。虽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亚夫之用兵，持威重，执坚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终以穷困。悲夫！”从字面上看，“论赞”有褒有贬，这本属常事，但它有点蹊跷，让人看出两者的矛盾来。明代郝敬说：“

既谓其父才凡庸，又许其为伊周，一人之身，倏忽天壤，夸张之论也夫！”（《史汉愚按》卷三）既然说周勃的才能凡庸，又说他是伊尹、周公，如此天壤之别的评价如何集于一人之身？郝敬只能说是“夸张之论”了。但有人不理会它是褒是贬，只就“贬”而发议论。王鏊说：“千古见之，犹为气塞，其父子两朝遭遇如此，不可咎其不逊也。”（《史记评抄》）方孝孺说：亚夫“确乎有大臣之风，景帝罪之者私恨也，为史者宜有以明之，而司马迁反诋之为‘守节不逊，以取穷困’，呜呼，人臣如亚夫乃可谓之不逊乎！……迁不称其能守官，而诋其不逊，不闵其死不以罪，而悲其困穷，史氏之论若此，何以信于后世！此吾尝论迁善纪事而不知统，善陈辞而不能断，有良史之才而不达君子之道，《亚夫传》之类也。”（《逊志斋集》卷五《条侯传论》）此二公，尤其是后者，话说得便不客气，其实都错怪司马迁了。应该说，司马迁对周勃父子所“贬”之处，正如清代沈家本所说，“伤之至，非责之也。”（《史记琐言》）这种以“贬”来表示“伤之至”的形式，具有反语性质，虽不易觉察，但的确是对周勃父子寄予了肯定与同情，同时也是对统治者表示了愤慨。

周勃先是帮助刘邦灭秦、灭项，赢得刘氏天下，后又跟随刘邦剿灭诸侯造反，巩固了刘氏天下。说周勃谋反，实属冤枉。就像薄太后所说：“

周勃诛杀诸吕的时候，手上拿着皇帝的玉玺，率领军队于北军，不在那个时候造反，现在管理一个小小的绛县，反而要造反吗？”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谁都会相信的，当然也最具有说服力，难道一向精明的汉文帝就那么不明白事理？当然，薄太后所言并不是什么良心发现，说公道话，而是因为周勃把自己加封赐赏的金钱全部送给了她的弟弟薄昭。拿人钱财，为人消灾，为了得到意外的横财，自然要想办法，而最好的办法就莫过于说这番辩白了。这也等于说要害人也不应是这样的害法，这简直是莫须有的罪名，如何向世人交代？话说到这个份上，向来重视声誉的汉文帝当然也就不好下手了。本来汉文帝能得以上台，应感激周勃才是，他将女儿嫁给周勃的长子胜之，也许就是出于感激。但他后来疏远并加害于周勃，实在是出于深深的嫉妒罢了。

他嫉妒周勃的声望，总要寻找机会贬抑周勃，甚至不惜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汉文帝是很重视声望的人，他一生处心积虑，为自己赢得很多好名声。他有时做事虽也实在，但有时只是耍花招，欺世盗名而已。如为博得“

利民”的好名声，清人王夫之对他假惺惺的做法揭露得很深刻（《读通鉴论》卷２）。又如为博得仁君的声誉，他废除肉刑，但《汉书?文帝纪赞》里说其实际是“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

重视声望，渴望声望，自然是出于统治的需要，更是出于满足人性中的虚荣。好虚荣的汉文帝是不愿意看到一个经常站在他身旁的丞相永远正确，永远有那么高的声誉，甚至在他之上，使得他黯然失色的。人总是喜欢以自我为中心，希望一切围着自己转，希望他所接触的人有所不如自己。太阳只有一个，而最亮的只能是太阳。

这种惟我独尊的观念总是顽强地潜藏在人的内心深处，是人性的丑陋。而这种人性只要在汉文帝身上得到毫无约束的发展，周勃灾难的降临也就指日可待了。汉文帝作为皇帝，他不仅要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还要拥有至高无上的声誉。汉文帝上台后先是时时用一连串的考问刁难周勃，以逞自己之能，让周勃相形见绌。后来他干脆赶周勃离开京城，最后是紧紧抓住机会加害于他，要让他彻底身败名裂。

周勃的命运同萧何相类似。刘邦最忌恨而又最担心的是韩信，萧何要造反，在刘邦看来是不可能的事，一是他没有这样的心，二是他没有太大的能量，不像韩信统率过千军万马，既在军队里有基础又有军事谋略，能征善战。刘邦之所以要贬抑萧何，只是嫉妒萧何的声望太高罢了。萧何一再自污以至于声名狼藉，威信扫地，当然是刘邦最希望看到的结果。同样，刘邦也是琢磨透了周勃。《绛侯周勃世家》写周勃被人认为是“

贬”的地方，除了“论赞”之外，还有一处写及“勃为人木僵敦厚”、“椎少文”。但从紧接着“木僵敦厚”的一句“高帝以为可属大事”看，其实是似贬而实褒。“

木僵”，是像木头一样僵直的意１０２??

思，是说周勃没有那么多的心眼，憨厚质直。后来张释之对汉文帝所说的也与此近似。张释之说“夫绛侯……言事曾不能出口”，然而不像一些人那样“徒文具耳（只有表面的官样文书），无恻隐之实（没有出自内心的实情）。”周勃所具有的这些品质对于刘邦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所以说可以“属大事”。汉文帝也许是受其父亲影响，也许是自己就有这方面的悟性，他也琢磨透了周勃父子，认为一损再损周勃也无所谓，所以他临终时嘱咐汉景帝亚夫可委托以重任。然而这也就恰好暴露出了周勃是不是谋反，汉文帝心里是十分明白的。

从上所述，我们看到周勃功勋卓著，却遭迫害，能不令人“伤之至”？“伤之至”，“论赞”说周勃“鄙朴人也，才能不过凡庸”，当然就是反语了。表面指他“鄙朴”而显得“凡庸”，但却是正话反说，在骨子里头是对最高统治者的无情无义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周勃若像萧何善于自污，张良激流勇退，陈平阿意取容，那么“才能”就不会显得“凡庸”，就能得以善始善终了。周勃为人“木僵”啊！“论赞”之所以让人产生误解，是因为它紧扣着周勃的表面特点而发，所以容易让人忽略其深层的含义。

至于“论赞”论及周亚夫的“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终以穷困。悲夫！”也具有反语的性质。先看看“守节不逊”。周亚夫坚守臣节，争栗太子、不封王信、不封唯徐卢，不顺从皇帝的意旨。“不逊”，首先表现在平定七国之乱中。七国作乱时，汉景帝曾下令救梁孝王（汉景帝同胞弟弟），亚夫从大局着想，就是不发兵去救，因此赢得了战机，赢得了整场战争的胜利，让汉景帝坐稳了皇帝的宝座。这本来已经证明亚夫是正确的，汉景帝、梁孝王应没话好说才是，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亚夫平定七国之乱，为自己赢得声誉，但是以“不逊”的形式赢得的，为自己种下了祸根。从此凡是亚夫的话，汉景帝都会觉得刺耳。先是栗太子的废除，后是唯徐卢的封侯，亚夫提出反对意见，自然是加深了刺激汉景帝神经的强度，导致汉景帝对他持有的“不逊”之见更加恶化。在封皇后哥哥王信的问题上，不封照理是汉景帝的本意，因为先帝高祖立下“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之训，也因为有诸吕之乱的经验教训，他是不太愿意封的。他为了搪塞其母亲而找托词，说去找丞相商量，而当丞相亚夫说不同意封时，他却又“默然而止”了。这也就说明了不管意见对与否，只要是从亚夫口中说出，汉景帝都会感到不高兴，何况这又会给亚夫赢得坚守臣节的声誉，所以他“默然而止”了。

面对这样一个皇帝，亚夫又不是那种善于看风使舵的人，为人有自己的原则，有自己的风格，只要是自己认为对的，就坚持臣节，决不苟且，决不阿意曲从。他比起他的父亲，更具忤逆性，更具刚性，正是他的这种所谓的“不逊”，造成了他的不可逆转的悲剧命运。这种“不逊”还表现在汉景帝设计陷害他之后。他先是对着狱吏的责问不肯应对，后是绝食，一点屈服之意都没有，进一步激怒了汉景帝。宋代刘子翚说：“景帝之杀亚夫，虽曰滥刑，固有以招之矣。”（《史记评林》引）所说甚是，亚夫的“不逊”“招之”啊！

“守节不逊”和前面一句“足己而不学”，构成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亚夫满足于自己的聪明才智而不学习，所以“守节不逊”。明代董份说：“细柳营亚夫为真将军；不侯外戚，亚夫为真宰相。”（《董浔阳史记评抄》）为将为相，都是真够格的，还要学什么呢？清代储欣说：“功名威望，居之最难，惟谦逊退让，可以善始善终耳，然此非不学者所知也。太史公望淮阴以学道谦让，责绛侯、条侯以足己不学，守节不逊，旨哉言乎！”（《史记选》卷三《绛侯周勃世家》）储欣所说十分明白，对于周勃父子，司马迁“责之”要“学道谦让”，然而“不学”，所以相继演出了人生的悲剧。然而周勃父子要学，又会学成什么样子？司马迁本身就是“不逊”之人，能要人学得服服帖帖？这“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全是反语啊！

当然，汉文帝、汉景帝还都不是彻底没有良心的人，在周勃父子死后，都设法再让他们的后人继承爵位。也恰恰说明了他们问心有愧。而装鬼的是他们，捉鬼的也是他们，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昭示的不仅仅是一段历史，而是这样一种事实：人是有弱点和缺陷的动物，把过于集中的权力交给他是危险的，所以要有权力与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权衡，而在诸种权力之中最大的权力只能来自于人民，这才叫做民主！这种思想要深入人心，要成为生成一切文化的土壤，成为一切文化的核心，否则，极权主义存在，强者绝对地强，弱者绝对地弱，那么弱者被捉弄的悲剧就会一再重演。这岂止是周勃父子两代人的悲剧！

二、后人的评论

司马迁写这篇传记，情感显得较为平静，对周勃父子表面似缺少悲悯的情怀，对统治者似缺少应有的谴责，显得当悲不悲，当愤慨不愤慨，致使所运用的反语性质不明朗，容易导致文本的误读，本文开篇谈及明代诸公所议便是显著的例子。造成这种情况，原因并不简单，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他对汉文帝有着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感。在《孝文本纪》里，他极力歌颂了汉文帝，要为所有的帝王树立起一个样板。也许就是出于维护这个样板的原因，在其他传记中凡涉及汉文帝的劣迹，都有意无意地淡化，这篇传记就是一个例子。郝敬说：“勃父子不学无术，文帝宽假，幸而免。”（同上）刘子翚说：“亚夫……强直自信不移，文帝宽仁，故推成其美。”（同上）看了传记而说汉文帝“宽假”、“宽仁”，就是明证。另外，出于行文风格一致的考虑，传记对汉景帝也未作显而易见的批评。但必须看到司马迁还是忠实于历史的，他忠实于历史的客观叙述，其叙述本身就会告诉细心解读的读者，作者情感的平静，甚至冷却，似乎可以削弱悲剧的因素，减轻悲剧制造者的罪愆，但毕竟没有改变悲剧本身所蕴含的内涵。而悲剧让我们感悟到样板赖于树立的现实土壤是如此地贫瘠，样板要树立得高大正直是大可怀疑的。司马迁要努力去树立，实在是让自己处在二难中，因为他面对着一个悖论，树立的同时也否定了它。

（本文为２００５年度海南教育厅“古代文学研究”项目（两年完成）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１］《史记》韩兆琦评注本［Ｍ］．岳麓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张大可，安平秋，俞樟华主编．史记研究集成（第六卷）．史记集评［Ｍ］．华文出版社，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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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红楼梦》的悲剧世界

论《红楼梦》的悲剧世界 关键字：红楼梦，结局之悲，家族之悲，人物之悲 摘要：红楼梦的结局历来备受人们的亲睐，其结局的悲剧也是争论不休的，由 于《红楼梦》的章节失传，古本和高鹗续本的一些差异，也是越发的引人进行深入的研究。《红楼梦》里面写了许许多多的故事，悲剧色彩浓厚。写作手法精妙。让人爱不释手。 《红楼梦》是伟大作家曹雪芹倾注毕生心血浇灌和培育而成的一朵奇葩，它是曹雪芹在自己的家族经历了兴盛衰败后的对人生、社会的一种独到感受、体会和理解。这也是曹雪芹对当时社会的不满的抨击。 二百多年来，人们对这部千古杰作的思想主旨的探讨，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如“爱情说”、“色空说”、“情场忏悔说”、“掩盖说”、“正反说”、“政治历史小说说”、“封建家族衰亡说”、“反封建说”、“青年女子悲剧说”、“双重悲剧说”、“后继无人说”以及“多重主题说”等等，真是令人眼花缭乱。 大家知道，一般比较著名的作品，它所包含的内涵就越是丰富。读者的见解也是非常多的，不同的人的见解的差距也很大。对此，鲁迅先生就曾说，《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讨论虽然众多，但大多围绕着一个字：悲。《红楼梦》描述的是一个悲剧世界，其悲有三：故事结局悲、家族结局悲、人物结局悲。 一，故事结局之悲 《红楼梦》从整体看描写的是一个大的故事，故事的结局囊括了家族的结局和人物的结局。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来看，《红楼梦》描述的是一个大家族因为社会元素由兴到衰，人物因为家族原因有喜道悲的过程。 《红楼梦》描写了各种各样的悲剧，而各个悲剧又构成《红楼梦》整个的大悲剧，因而《红楼梦》整部书都充满悲剧气氛。从第一回甄家的衰败，就预示了后来贾府的衰败。这种悲剧气氛在甄士隐和贾雨村这两个全书最早出场的人物身上都有所体现，并且，这两个人物本身都是悲剧性的。比如，第一回在甄士隐家还很富足的时候就笼罩着一层悲剧气氛，书中说士隐“如今年已半百，膝下无儿，只有一女”，这从当时“人丁兴旺”的角度来看，甄家已显出后继无人的荒凉景象来了，几偏又遇上一僧一道说了些“疯话”，就更觉不祥。后来，甄家遭火灾败落，甄士隐落了个出家的结局。甄家的这个悲剧，全面预示了贾府的悲剧，甄（真）就是贾（假）、贾（假）就是甄（真）。 甄士隐和贾雨村这两个人物，一个出家，一个为官，走的是两条人生之路，这是由他们各自的性格决定的，这从他们对待未来的态度上便可见出：一个是感觉“无聊之甚”，欲“消此永昼”；一个则是“未卜三生愿，频添一段愁”的忧心忡忡。一道一儒，两种人生态度判然可见。这两种人生态度是中国古代文人对待人生的

3个史记的人物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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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回答说：“与你的想法是一样的。”这时，仆从突然笑了起来。燕被弄糊涂了。 于是，仆从解释说：“还不知道这两个人的想法。武臣、张耳、陈余，他们几个人只是挥舞了几下马鞭，便占领了赵地的几十座城池，他们各自心里都想称王。在这个乱世里，难道会有人愿意终身做个臣子吗?臣子与君王两者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他们考虑到当时的大势刚定，还不敢三分天下、各自为王，便权且按照年纪的大小，先拥立武臣为王，以此来维系赵地的民心。现在，赵地的百姓已经归附了他们，于是，这两个人也想要裂地称王，只是没有遇到合适的时机。现在，把赵王囚禁了起来，这两个人表面上要营救赵王，实际上是想要借您的手来杀掉他。如此，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分裂赵地，而各自称王了。一个赵国就可以轻易地来攻打燕国，那么，如果是两位贤王互相提挈，再打着声讨杀害先王罪人的旗号，燕国的灭亡恐怕就指日可待了。”燕听过这番话以后，认为有道理，便下令释放了赵王。这位仆从亲自驾着车护送赵王回国。 3个史记的人物和故事：张耳的后裔张敖虽然没有参与谋逆，但是毕竟是自己手下人干的，脱不了干系，更何况刘邦当时正削尖了脑袋消灭异姓王，所以被释放以后，被降封为宣平侯。这还是因为他娶了鲁元公主的缘故，否则下场比韩信、彭越等人好不了多少!当时，刘邦十分惋惜贯高的死，又听说张敖为王的时候，十几个宾客，不避危难，自甘为奴，跟随张敖，十分赞赏他们的忠诚，于是凡是作为家奴跟随张敖进京的，都做了诸侯王的相国或者是各郡的郡守。到了惠

论古希腊的悲剧精神

纵观中国传统的文学作品，大团圆式的优美结构充满了读者的视野，无论是包公戏中的善恶、忠奸分明，还是戏剧中的窦蛾恨终得雪怨总得偿，都充斥着农耕文明下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式的因果循环和“善恶有报”的理想和期待，尽管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已经出现了对人生进行思考的悲剧意识的萌芽，但总体上还是被包裹在“大团圆”的外壳之下。在西方悲剧理论真正渗入中国的创作之后，真正有意识的悲剧创作才成为可能，若干具有悲剧性宏大结构和巨大魅力的文学作品才开始走进人们的阅读视野。与此同时一些悲剧性的文学作品也开始呈现出了它们独特的由痛到快，先痛后快的巨大吸引力，使得人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不再囿于特定文学视角，而更多的渗透了美学理论，从而达到对具体的悲剧性文学作品的深层解读。 一、古希腊悲剧精神形成溯源 对于古希腊式悲剧精神的诞生根源和产生土壤，可以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渊源去探寻。古希腊人生活在海洋流域，浩淼无边的茫茫大海中“没有彼岸”和看不到彼岸，或者说无法回归的渔猎生活的现实造就了古希腊人的海洋文明。在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历史条件下，古希腊人创造了悲剧历史发展中的三种悲剧类型：由于无法挽回和无法改变的神定的因素或者主体的“小过失造成大悲剧”的命运悲剧、由于人物自身性格原因导致的不可避免的“性格决定命运”的性格悲剧、以及由于人本身的降生是无来由的和人的生存环境是人所无法选择的所造成的生存悲剧。悲剧最早来自于酒神狄奥尼索斯崇拜的祭祀活动，而酒神崇拜涉及到生命周而复始的循环：出生，死亡。再生。这本身就是人类渴求生存，抗拒死亡的意志表现。是人类对于生存状态的抗争，是人类对于自身文化的价值肯定和终极关怀。这种悲剧精神渗透在古希腊人的文学创作中，由此出现了众多的悲剧作家。这些悲剧作家以他们的悲剧意识和人性关怀创作了一系列隽永深刻的悲剧作品，尤其以古希腊的三大悲剧家为代表。悲剧的本质是矛盾冲突，没有了矛盾冲突。悲剧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古希腊悲剧通常表现出一种抗争，如普罗米修斯对神旨的违逆、俄狄浦斯对命运的抗争、美狄亚对丈夫的报复等。如《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悲剧是令人同情和怜悯的，但由于他的斗争是朝向一种正义的目标，显示了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不可战胜还要义无反顾的英雄气概，这就成了悲剧人物最终必然走向悲壮命运的悲剧美的来源。这种精神上的胜利和战斗的过程远远超越了结果，是永恒的人类精神的映射。正是在与这种类似主宰着整个人类的力量的斗争中，人的主体性的力量才被发挥到了极致，人们才在悲剧人物的身上发现了自己所蕴藏的全部能量。因此在欣赏悲剧性文学作品的时候，人们在产生恐惧、悲伤等强烈的痛感的同时，更会感到怜悯和同情，如此强烈又复杂情绪强烈地刺激着欣赏者的感官，使读者悲伤之后得到更强的顿悟和重获新生的愉悦之感。 对古希腊悲剧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亚里士多德曾以《俄底浦斯王》来佐证他对悲剧性质的解释——“过失说”，俄底浦斯王无论如何的正直善良，关爱自己的国民，都无法逃脱先天的神定的命运，由于无心的过失而导致了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的巨大悲剧性。黑格尔也用《安提格涅》来辅助他对悲剧性质的解释——“冲突说”和“永恒正义说”，代表亲情的安提格涅和代表国法的克瑞翁之间产生了无法调和的冲突，具有合理性的双方在矛盾斗争的过程中暴露了自身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于是必然遭到毁灭或者两败俱伤的命运，进而造成了巨大的悲剧性冲突。黑格尔提出的“冲突说”成为了黑格尔对于悲剧理论的最大贡献，并促使悲剧理论进一步的系统化和完善化，进而逐渐形成了真正的近代悲剧的理论形态。而到了现代，恩格斯和马克思对悲剧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批评了他对《封，济金根》的结论，认为济金根的悲剧是由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和“实际上不能实现”的冲突而造成的。恩格斯的悲剧理论在现代悲剧理论中极具代表性，它广泛

浅谈《史记》中的悲剧人物特色

浅谈《史记》中的悲剧人物特色 发布时间:2012-11-21 来源:应届毕业生求职网 以下是一篇关于浅谈《史记》中的悲剧人物特色的古代文学毕业论文，欢迎浏览！ 摘要：本文将《史记》中的悲剧人物形象分为性格悲剧与社会悲剧两大类，并就其不同特征进行了评析，同时对司马迁刻画悲剧人物形象的方法进行了归纳，以期在阅读中给予学生提纲挈领的指导。 关键词：《史记》悲剧特色形象刻画 悲剧“构成了历史必然的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冲突。西方美学传统将悲剧划分为性格悲剧与命运悲剧。所谓性格悲剧是指主人公的强烈个性姿态与客观环境相对抗，导致其理想愿望不能实现或者挫败。命运悲剧则侧重于突出与人相对立的一种不可理解和不可抗拒的力量。而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能够对现实问题进行扎扎实实的描写，直接揭露社会矛盾，充分展现人物的悲剧命运，具有极强烈的现实性，因此而形成了社会悲剧类型。《史记》的创作便融合了性格悲剧与社会悲剧两大类型的特色。

《史记》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太初，记录了我国自有文字以来的三千余年的历史。这三千年的英雄史，是炎黄子孙的骄傲。司马迁赋予笔下的人物以英雄的色彩，使之生于一世，轰轰烈烈；但同时，又在这些英雄的身上浓饰了悲剧的色彩，为他们的死，铺就了慷慨悲壮的气氛。《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述写人物的作品有一百一十二篇，其中竟有八十篇塑造悲剧形象，计有悲剧人物一百二十多位，这是史无前例的，也是《史记》所独有的，它形成了整部书一种悲剧史诗的效果。 一、《史记》的悲剧人物形象分类 司马迁笔下的悲剧形象可分为性格悲剧和社会悲剧两大类，能够充分体现其性格悲剧的有两类形象：（1）一些在历史上抒写辉煌功业的人物，他们将自己的事业推向了顶峰，却因为自身性格上的缺陷而导致了最终的失败。齐桓公曾经“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声威显赫，笑傲群雄。一待霸业已定，便觉忠言逆耳，大用奸佞小人，至“桓公病，五公子各树党争立。及桓公座，遂相攻，以故宫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床六十切日，尸虫出于户”。这种结局不可谓不惨！（2）一些信念忠诚，坚守节操，为了实现或不负于自己的道德规范不惜以身而恤的人物。屈原忠贞爱国，义薄云天，为国为民，呕心沥血，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两次放逐，为世所不容，因此发出了哀呼：“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世间的混沌污浊，世人皆醉而自己独醒，无人能理解他的内心，自己又不能改变志向而从俗，因而死亡是唯一可行之途。屈原的内心独白有着强烈的痛苦与无奈，更有着高贵的不向命运妥协的人格。

浅谈《红楼梦》的婚姻爱情悲剧

浅谈《红楼梦》的婚姻爱情悲剧 “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人们对《红楼梦》的高度赞赏，以及对它的推崇。从《红楼梦》现世到今，已有一两百年的时间。我们也说了一两百年，不但没有说完，还成了现今社会的一大热点；《红楼梦》增删了五次，披阅了十载的，不仅没有写完，作者还泪尽而逝。《红楼梦》是曹雪芹“呕心沥血”，长期艰辛劳动才给子孙后世留传下来的一件宝贵的艺术珍品。 自《红楼梦》出世以来，人们一直在读红楼，说红楼。因它的美而惊叹连连，因它的悲而悄然落泪，甚至因对它的品评而“遂相龃龌，几挥老拳”。《红楼梦》的出现，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让当时的整个社会都为之一振，甚至影响至今。从而引起了人们人们对其品评、研究的极大兴趣。下面我就以宝、黛、钗尤其是宝黛之间的爱情，来浅谈一下《红楼梦》中的爱情婚姻悲剧。 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关于宝、钗、黛爱情的评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可以说，这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最终是以不幸作结的。宝玉出家、黛玉悲死、宝钗守寡，他们同样成了封建礼教的殉葬品。尽管宝玉对黛玉爱得死去活来，终究免不了黛玉一死的命运；尽管宝玉如何的与宝钗不融合，也终究免不了娶她为妻的结局。整个梦终成一场空。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是《红楼梦》悲剧的主线。其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我们首先看宝黛钗三人之间的爱情关系：宝玉深爱着青梅竹马的黛玉，但他却不能与之生死相守。宝玉视黛玉为红尘知己，但黛玉的飘然而逝，令宝玉心如死灰。可以说，黛玉的死对宝玉来说不仅是爱的破灭，而且也是人生价值的彻底毁灭。再来看宝玉和宝钗，虽然宝玉在丢失了通灵宝玉、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被迫与宝钗成亲，但他却不爱宝钗，不愿与之厮守一生。宝钗虽然与贾宝玉成婚了，但也只是得到贾宝玉毫无灵气的空壳躯体。相比较之下，也许薛宝钗的命运比林黛玉更富有悲剧性。 我们先看宝黛的悲剧，《红楼梦》所提供的金玉姻缘和木石前盟的故事框架，其意义要远远超出故事本身。薛宝钗的“金”是草“木”之人林黛玉的克星，而贾宝玉的“石”有两重性，既可化为土而生木，又可采炼而成金，所以有“木石前盟”和“金玉因缘”两种可能。薛林二人是作为两种对立的审美、理想和精神的化身而出现的，贾宝玉存在的意义，是尝试某种取舍的可能性。他负担者巨大的精神矛盾，贾宝玉和林黛玉悲剧，实际上是无从选择的。

如何理解《红楼梦》的悲剧性

如何理解《红楼梦》的悲剧性? 1.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 由“金玉良缘”取代“木石前盟” ①木石前盟——宝、黛爱情悲剧 《红楼梦》开篇就有“还泪”之说，事实上已明白地揭示书中宝黛的爱情注定要以悲剧作结。宝黛恋建立在蔑视功名富贵，不谈“仕途经济”这样的思想基础上。这种思想对封建社会来说是大逆不道的，这就导致了宝黛之间的爱情必然受到摧毁，必然以悲剧告终。 ②金玉良缘——宝、钗婚姻悲剧 宝玉被迫与薛宝钗结婚，但“到底意难平”，宝玉最终“悬崖撒手”，出家为僧。 2.封建大家族没落的时代悲剧 曹雪芹通过封建贵族世家盛衰的描写，则较全面地表现了清王朝腐朽没落造成的时代悲剧。以贾府的衰落过程为主线，贯穿起史、王、薛等大家族的没落。描绘了上至皇室，下至乡村的广阔历史画面，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封建末世复杂深刻的矛盾冲突，显示了封建富贵家族的本质特征和必然衰败的历史命运。 3.“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女性悲剧 ①元妃:才选凤藻宫，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闷死在深宫。 ②迎春:误嫁“中山狼”，被折磨致死，“一载赴黄粱” ③探春:“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远嫁他乡，"掩面泣涕" ④惜春:“勘破三春景不长”，出家为尼，“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傍”。 ⑤史湘云:“英豪阔达”，爽朗乐观，“终久是云散高唐，水湘江”，命运坎坷。 5.人生悲剧(以宝玉为例) 始:不惧怕生活，正视生活，对生活以及自身在生活中具体的存在价值、存在目的还抱有一种较为积极的态度。 末:在现世中，总是深深感到:不但事物无常，人生易老，就是感情也不能永久保存。于是，陷于失望之深渊，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终于抛下一切远离尘嚣。这是他对生命的个体价值写人生理想的沉思后的依然抉择。 4.正统文化造成的性格悲剧 （1）迎春:善良，但也很懦弱，从而导致自已让别人占便宜的容忍度增加，受别人控制，摆布和欺负的敏感度降低。而且，还往往会纵容与姑息不合理的事情。结果，成了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沦为其父贾赦还债务的替罪羊。 （2）黛玉:缺乏传统文化个性意识，在传统文学中往往表现为人的依附性。在灵魂深处，她已被这种依附性折磨得筋疲力尽。她时刻感到失去依附的痛苦，离家的凄凉甚至生存的绝望。于是，她的病日益加重，以致心力交瘁，在爱情尚未毁灭之前，她的生命却已经走到了尽头。所以说，黛玉爱情的毁灭，即使无情世道的他毁，也是悲剧性格的自毁。 （3）男子： ①荒淫奢侈 一方面，贾府上下的男人大都生活腐败，道德沦丧，荒淫在这个贵族被视为平常之事。 另一方面，有荒淫所引起的纠纷，甚至恶毒的残杀，更是不断地动摇着这座封建大厦。 ②一代不如一代 贾赦淫乐:贾政迂腐无能、头脑古板;贾珍、贾琏、贾蓉等纨绔子弟个个沉湎酒色;

中国古代历史人物及事件表

中国古代历史人物及事件 旧、新石器时代： 前100万年前后：正值古史传说中的燧人氏时代。 前10万年前后：正值传说中的伏羲时代。 前7千年前后：正值传说中的神农时代。 前2700年前后：传说轩辕战炎帝，败蚩尤，而后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前2700年前后：传说史官仓颉造文字。 前2100年前后：传说大禹治水，禹之子启得帝位，开始 “家天下“。 夏、商、西周： 前1900年前后：太康失国，后羿代夏。 前1600年前后：自契到汤八迁，居于毫。 前1300年前后：盘庾迁殷。 前1100年前后：周文王被拘于羑，演周易，成六十四卦。 前1046年：牧野之战，武王克商。 前841年；国人暴动，逐厉王，周召共和。 春秋战国： 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称东周。 前679年：齐桓公称霸。 前498年：孔子在鲁国遭冷遇后，周游列国。 前494年：吴越之战，越败，越王勾践向吴称臣。 前445年：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 前382年：吴起为楚令伊，变法，楚强。 前350年：商鞅颁布第二次变法令，开阡陌封疆。 前339-前278年：屈原作《离骚》、《天问》、《九歌》。 前307年：赵武灵王进行军事变革，胡服骑射。 前270年：魏人范雎入秦为客卿，献“远交近攻”之策。 秦： 前221年：秦灭齐，天下统一，秦王嬴政定称号为“皇帝”，称“始皇帝”。前210年：秦始皇死，其子胡亥即位，是为二世。 前209年：成胜、吴广起义反秦。 前207年：巨鹿之战项羽大败秦军，刘邦入关中，秦亡。 西汉： 前202年：楚汉之争以项羽兵败自杀告终，刘邦即位，是为汉高祖。 前186年：张良卒。 前150年前后：董仲书强调天人感应学说。 前138-前126年：张骞出使西域。 前119年前后：汉武帝颁布新的耕作方法——代田法。 前90年：司马迁卒，其所著《史记》名垂青史。 西汉末年：“再受命”之说风靡一时，公元8年王莽代汉。 东汉： 25年：刘秀称帝，是为光武帝。

中国人为什么缺乏悲剧精神

中国人为什么缺乏悲剧精神？——悲剧精神新考 一个事实常令研究者困惑：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人经历了浩劫却至今未创造出相应的悲剧作品；苦难似乎并未进入我们的内心，没有转化为深切的生命体验；即使在叙述自己的经历时，中国知识分子也习惯于把灾难喜剧化，甚至将之改造为甜蜜的记忆。现在，网络上流行的也多半是喜剧性文本，基本上不到悲剧性叙述。 许多批评家将这种现象归结为当代中国人——主要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缺陷。这是个合理但含混的判决。它没有涉及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当代中国人缺乏悲剧精神？是由于中国文化的特性使然，还是另有缘由？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从民族文化的角度追究悲剧精神之有无。国学大师王国维曾断言：“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美国学者约瑟夫·W·米克也说：“悲剧似乎是西方文明的发明。它在东方、中东、原始文化中是明显缺席的。”上述两种说法都把文明当作决定性力量，似乎悲剧属于特定的民族。然而，这类决定论思想难以经受事实的检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民族也孕育过悲剧作品。在对“吾国人之精神”下了定论之后，王国维本人先是在《红楼梦评论》中承认“《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而后又在《宋元戏曲史》中说“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倘若王国维要自圆其说，就必须证明《窦娥冤》、《赵氏孤儿》、《红楼梦》皆“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但这显然是难以完成的任务。《窦娥冤》、《赵氏孤儿》、《红楼梦》确实受了佛教的影响，但它们所吸纳的佛教思想业已融入本土文化，成为“吾国人之精神”的内在构成。进言之，即便上述悲剧确是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下面的问题仍是不可回避的：佛教在西汉末年就已经传入中国，缘何过了千年之后才结出三个悲剧之果？自元到晚清，为什么汉语文学中的悲剧仍如此稀少？要回答它们，仅仅从民族精神、文化特质、地域文明的角度探讨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另觅他途。 在强调《窦娥冤》和《赵氏孤儿》是悲剧时，王国维曾说：“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赴汤蹈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同上）此话大有深意：动作“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者，方有可能是悲剧；并非任何时代的任何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悲剧的产生必有特定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因缘。由此可见，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角度探讨悲剧精神之有无，可能更切题。事实上，这个工作早有人做了，只是我们未注意而已。在论述戏剧体裁产生的社会学-政治学背景时，狄德罗曾如是说： 一个民族并非同样擅长所有种类的戏剧体裁。我觉得悲剧更符合共和政体的精神；喜剧，尤其是轻松的喜剧，比较更接近君主政体的性质。 将戏剧体裁与政体联系起来，看似突兀，实则非常符合艺术发生的原理。艺术是社会-历史的内在构成，其生、盛、衰都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息息相关，故“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并非任何社会-历史条件都能孕育悲剧，只有当社会-历史的运行机制开始成全个体的自由意志时，悲剧才有诞生的机缘。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或者说，悲剧的主人公必须能够独立完成“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成为自己生活的舵手（“他们的幸福与否取决于自己的行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悲剧人物为自己负责的重要方式是在公开场合表达思想（主要是其抉择）：思想指能够得体地、恰如其分地表述见解的能力；在演说中，此乃政治和修辞艺术的功用。昔日的诗人让人物像政治家似地发表议论，今天的诗人则让人物像修辞学家似地讲话。性格展示抉择的性质，因此，一番话如果根本不表示说话人的取舍，是不能表现性格的。

论红楼梦的悲剧精神

论红楼梦的悲剧精神 摘要：《红楼梦》以封建贵族青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中心线索，通过贾、薛等家族由兴到衰的发展历史，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十八世纪中叶广阔的社会现实，集中地表现了封建社会种种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本质，从而揭示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红楼梦》的悲剧不仅是官僚由盛而衰的悲剧，更是封建社会的悲剧。 关键词：红楼梦悲剧意识悲剧框架悲剧冲突悲剧美感 悲剧是人类所追求的美好和理想与现实不可调和的矛盾。大凡一部永垂不朽的文学作品，必有精神境界的审美贯穿于其中。作者所表达的并不仅仅是一个个流于琐碎的故事，而有深刻的哲学意蕴在里面，让人读后对人生有着深沉的思索，并有一种诉说的冲动。李泽厚先生说过一句话：“关于《红楼梦》，人们已经说了千言万语，大概还有万语千言要说……”从中，我们看到的是入世者的悲哀和出世者的无奈。由此观之《红楼梦》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是一部真正的悲剧作品，一部完整的悲剧作品。它的悲剧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自觉强烈的悲剧意识。 这种悲剧意识主要体现为作者悲剧的世界观以及人生观。作者对悲剧人生有着痛切地感受和透彻的了悟，从而凝结出令人心酸的人生箴言，这便是第一回的“好了歌”。人的一生主要围绕金钱，功名，妻室，儿女拼搏奋斗的。但人们为此拼搏一生往往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此“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1)”不过绝大部分人却是蒙昧的，麻木不仁的，他们上演着悲剧又不明就里，所以作者之将这种悲剧人生观赋予两个人，那就是贾宝玉和林黛玉。林黛玉的悲剧意识伴随着他短暂的一生，她终日以泪洗面，身负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尤其她的诗词，无疑不闪动着悲剧人生的泪光。而贾宝玉生在“钟鸣鼎食”之家，可谓贾府之中第一安富尊贵的人。岂料他“富贵不知乐业,无故寻愁觅恨”(2)，内心充满着不尽的烦恼，忧愤，焦虑与无奈。他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观念不融于当时社会，他除林黛玉这个同盟者外再无其他外援，因而毁灭已是看得到的结局。 从人生观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扩而广之，深化出悲剧的世界观。书中第二十二回有这样一句话“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无立足境，方是干净（3）”前面几句的意思是说，没有什么可追求的了，便进入了佛性的自由王国，最后两句说，追求佛理的天国这一过程也是空的，

史记人物分析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 《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 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 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这种情况非常普

浅谈中国悲剧精神的桎梏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3a7052437.html, 浅谈中国悲剧精神的桎梏 作者：刘璐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4年第11期 摘要：中国古典悲剧是中国人民在儒家道德思想教化下衍生的产物，由于受伦理道德约束，我们的先人不愿意承认痛苦和灾难的不合理性。因此，中国式悲剧作品的悲剧精神有了许多的争议和不足。在与西方悲剧作品对比中，我准备从“大团圆结局”“道德完美的悲剧人物”以及“过分的虚幻的外力寄托”三方面浅析中国悲剧精神的桎梏。 关键词：中国悲剧；桎梏；完美结局；绝对对立；外力；元杂剧 作者简介：刘璐（1993.1-），女，山东省潍坊人，大学本科学历，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1级，汉语言文学方向。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11-0-01 “肯定生命的最高艺术，即悲剧。” ①哲学家尼采给了悲剧艺术高度的评价。而命运是悲剧意象世界的意蕴的核心。中国古典悲剧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历史的凝结，处处体现着对不公平命运的抗争和批判。当然，以西方特别是古希腊的悲剧作为评判悲剧的立足点和评判的圭臬是不合适的。毕竟梵高画不出《富春山居图》，而兵马俑中也不会有断臂的维纳斯。然而，中国古代的悲剧作品，由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教育的掣肘，在我看来有了些许不足。所以想借几篇知名的作品，来分析一下中国悲剧精神的桎梏。 一、掩盖丑陋，否极泰来的完美结局 邵曾祺认为，中国有一种类型的悲剧，是在“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后，挂上一条欢乐的尾巴。②邵先生所指的这条欢乐的尾巴就是中国的悲剧故事经常带有的大团圆结局。这种皆大欢喜的完美结局是中国人民在儒家道德思想教化下衍生的产物。受伦理道德约束，我们的先人不愿意承认痛苦和灾难的不合理性。 中国元杂剧的主人公总要在结尾来个悲转喜，苦转甜，如朱光潜先生在《悲剧心理学》中所言：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那些情侣一定会有情人终成眷属，那些潦倒穷困的书生最终会金榜题名，这些结局，冲淡了悲剧振聋发聩的力量，一味地“好好好好好”，更撕开了我们软弱不愿正视命运冲突奴性的面具，体现了中国悲剧精神的桎梏。《窦娥冤》中窦娥行刑前血溅白练、六月风雪，亢旱三年三桩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誓愿竟然借天神之手得以成真。更不论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将元稹《莺莺传》的悲剧性结尾大逆转，张生的变心另娶变成了与莺莺白头偕老，恩爱一生。但这种用理想的，虚幻的人为或鬼神干预的方式结束悲剧，不愿

论司马迁《史记》的崇高美(一)

论司马迁《史记》的崇高美(一) 小序 旧式的《史记》研究，总是侧重于史实考订、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方面，建国以后，以郭沫若、陈直、候外庐、程金造、翦伯赞等老一辈史学家为代表，开《史记》研究的新先河。时至今日，中青年学者又相继成长，研究气氛之活跃，实非一般史记研究可以比拟。他们对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观、政治观、经济观、社会伦理观、学术观、历史编纂、历史文学、艺术手法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成绩显著。《史记》研究正在发展成为一门体系完整的新学科：“史记学”。但是，问题还是存在的，主要的表现，正象张大可同志所说的：“大多是传统的伦题，缺乏新的开拓。 ⑴也就是说，对《史记》的研究，在面上还是狭窄的。《史记》涉及了哲学、政治、经济、文学、美学、天文、地理、人才、伦理道德甚至医学等方面，几乎囊括了当时人类思想、活动的全部内容，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所以，开拓新的领域，提出新的伦题，从新的角度去进行研究，是当前《史记》研究中面临着的重大课题。 司马迁的美学思想是汉代三大学美学派别（以《淮南鸿烈》为代表的美学；以董仲舒、扬雄为代表的美学）中最能体现西汉时代特色的美学。但是，他并没有提出一整套系统的美学理论，他的美学观点全都体现在《史记》里面（《汉书·司马迁传》中的《报王安书》以及《艺文类聚》卷三十的《悲士不遇赋》当然也有所体现）所以，对司马迁美学思想的研究，就成为史记学中的重大课题之一了。 有意识、有深入地研究司马迁《史记》的美学，最早的应推我国著名学者、文学批评家李长之先生，见之于一才四六年出版的专着《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把他的文章称之为”奇而韵“。 接下来的是李泽厚，在他主编的《中国美学史》中说：“司马迁继承和发扬了屈原的美学思想，突破了儒家‘一怨而不怒’的传统，表同了一种强烈的反抗性、批判性和来自人民（主要是西汉时期发展起来的城市中较下层的自由民）的古代浪漫主义的英雄气慨。” 韩兆琦在《司马迁的审美观》一文中说：司马迁的审美观“最主要的这就是他分外喜爱悲剧英雄，喜爱那些对于当时社会、对于权势者、对于严重的恶劣环境敢于批判、敢于抗争的特立独行的人物。”⑵他们的论点尽管表述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共同的，那就是司马迁《史记》的美学是属于崇高美的范畴的。 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种感受：当你看到山明水秀、波平浪静、风和日丽、鸟语花香的自然景色时，你就会感到轻松、愉快、心旷神怡；可是，当你面对着狂风暴雨倾下奔腾咆啸的长江黄河，面对着陡削的悬崖，飞流直泻的瀑布时，你将会是另一种感觉：热血沸腾、惊心动魄，你会浑身充满着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力量。这就是两种不同形态的美给我们的两种不同感受。前者在美学上称之为“优美”，后者称之为“崇高”（也叫做“壮美”、“伟大”。中国传统上则称之为“阳刚之美”。）崇高美的特点是：美处于主客体的矛盾激化中，它具有一股强劲的力量，不可阻遇的宏大气势，表现出粗犷、激荡、刚健、雄伟的特征，给人以惊心动魄的审美感受。在社会生活中，往往表现为个体与社会的激烈矛盾冲突，表现为人们的追求、奋斗与挫折、困难之面的巨大磨擦，在矛盾激化中显示出英雄的坚强性格和人的本质力量。 司马迁的《史记》正是一部由崇高美贯穿始终的巨著，不管是那众多的历史人物，还是纷繁的历史场面；也不管是他那独特的文章风格，还是写作时的立意，都饱含着一股力量。 力拔山兮气盖世——《史记》之人物 以浓墨来表现人，表现人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那种百折不挠的意志，是《史记》的最大特点。晋文公流亡十九年而复国之志未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以求东山再起；韩信忍胯之辱，发愤追求；陈涉身为佣耕者却有鸿鹄之志；苏秦在椎剌股中苦学；屈原被放遂，仍有兴国之心……这些人物，身处逆境而不甘沉沦，身受磨难而刻意进取。那奋发、图强的力量深藏在他的灵

试论《红楼梦》中的爱情悲剧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毕业论文（设计）题目：试论《红楼梦》中的爱情悲剧 系别：中文系 专业：汉语言文学 姓名：梁 学号：40 指导教师：陈翠萍 答辩日期：

试论《红楼梦》中的爱情悲剧 摘要：《红楼梦》中的爱情悲剧可以通过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人的爱情婚姻悲剧来体现。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主要是人物具有悲剧性格、封建迷信理念、封建婚姻制度。《红楼梦》除了反映封建社会爱情悲剧外，还体现了封建社会叛逆者间爱情的进步性和时代性。 关键词：红楼梦爱情婚姻悲剧 《红楼梦》描写了封建贵族衰亡的悲剧，其爱情婚姻悲剧是《红楼梦》一书中的重要悲剧。这一悲剧主要通过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人物失败的爱情婚姻悲剧来体现。悲剧造成的原因只要是人物具有悲剧性格、封建迷信理念、封建婚姻制度等。可贵的是宝、黛这一对封建叛逆者间的爱情虽是悲剧，但他们已向自由恋爱迈出了可贵的一步，具有时代进步性。 一、人物具有悲剧性格 各种人物出身于不同家庭，造成了他们具有不同的性格特点，下面只要通过宝、黛、钗等人物分析。 贾宝玉，出身于四大家族中“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的贾府，是贾政之子，也是贾氏家族唯一正宗传人。宝玉深得贾母厚爱，从小便贪玩好动，从小到无人敢管，贾母的厚爱已到了包纵的程度。

既便是其父，宝玉虽害怕贾政，但又不当贾政是一回事。如第二十四回，贾政叫宝玉问话，宝玉吓得“杀死不敢去”。贾母便道：“好宝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屈了你”。贾母的包纵也正是宝玉独特性格原因的原因之一。 宝玉喜欢读书，但他读的并不是封建科举考试所必读的《四书》、《五经》，他作打油诗但并不识八股文，这都是他厌恶世俗世界，厌恶封建仕途的一种表现。另外，在他看来，世界上的男人都是虚伪的，如贾政、贾雨村之流。他之所以沉聚在“大观园”的女性世界中，是他一直认为少女世界才是纯洁的，只有在那里才能体会到纯真的喜怒衰乐。他彻底打破了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认为“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子，男人不过是一些浊沫渣宰”。在第二回中更有这样的评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觉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贾宝玉这种叛逆的思想与当时读书应举的封建传统思想是背道而弛的，这种另类思想也与“金玉良姻”宝钗相背。如第三十四回写宝玉遭打后，第一个来看望他的正是宝钗，足见宝钗对他是多么关切。然而此刻宝玉心里想的是能得到女儿们如此怜惜悲感何等快心畅意，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之东流亦无足叹惜；此时宝钗心里想的则是：何不在外头大事上做工夫，早听人一句劝，也不致今日吃亏，总因素日不正。正因宝玉性格具有强烈的叛逆性，这注定了他与宝钗的爱情婚姻是失败的。在他的一生中唯独能寻到一位知音，那便是林黛玉，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性格相投、思想一致的基础上。然而，爱不爱谁，宝玉一直坚持着，但娶谁为妻，宝玉却无能

中国悲剧精神论

寇鹏程：中国悲剧精神论 一、 中国悲剧精神？但是，首先，中国有悲剧吗？自从本世纪初王国维在其《红楼梦评论》中说中国人没有真正的悲剧开始，此后又有一大批学者诸如蔡元培、朱光潜、胡适、鲁迅、刘半农等人都批评中国悲剧的不彻底性，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悲剧。由于这些人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很多人不加分析地接受了他们的观点，使得“中国无悲剧说”广为流传，很多人提起中国的悲剧也立即就会有一种不以为然的感觉，甚至对中国悲剧产生了一种轻视之情。中国究竟有没有悲剧也成了学界一直争论不休、到现在也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 鲁迅：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统统给他团圆。 我觉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能简单化。最早提中国没有悲剧的有影响的人要算王国维了，当初他在《红楼梦评论》中说，中国的戏曲、小说都是乐天的，“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所以，他认为中国一直没有真正的悲剧，真正的悲剧只有《红楼梦》与《桃花扇》。可以说这是中国无悲剧说最早的滥觞了。但是，我们注意到王国维对中国悲剧做这样的评判完全是根椐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来判定的，王氏与叔本华一样把艺术看作解脱人生永恒苦痛的避难所，认为真正的悲剧就应该是弃绝人生、放弃生命的，他的悲剧理论完全是叔本华理论的汉语版。悲剧在这儿成了悲观的意思。所以王国维说“故吾国文学中，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王国维把具有“厌世解脱”精神的悲剧看作是真正的悲剧，把符合叔本华的理论的悲剧看作是真正的悲剧，并由此作出结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悲剧，这种评判标准显然有以偏概全之嫌，不足以此为据的。 我们再来看五四时期一批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也纷纷声讨中国的悲剧，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悲剧。比如蔡元培《在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演说词》中说：“西人重视悲剧，而我国则竟尚喜剧。如旧剧中述男女之情，大抵其先必受种种挫折，或男子远离，女子被难，一旦衣锦荣归，复相团聚，此等情节，千篇一律。” 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曲改良》中说：“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点。无论是小说，是戏剧，只是一个美满的团圆。” 鲁迅先生也认为中国实在少真正悲剧，指出“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统统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欺骗------ 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的问题。” 朱光潜先生也在他的《悲剧心理学》中说：“事实上，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中国的剧作家总是喜欢善得善报，恶得恶报的大团圆结尾……” 我们看蔡元培、胡适、鲁迅、朱光潜等人，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他们的看法本身确实也有一定的道理，因此很多人都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们关于中国悲剧的看法。但我们应知道这批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对中国悲剧“团圆主义”的批评实际上都是把悲剧看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以此来批判中国旧的文化传统，以此作为反封建的一个武器，以此来宣传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想，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有其历史性价值，但他们的主要目的都不是就悲剧本身而探讨悲剧的，借批判悲剧进行启蒙和革命的工作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在当时整个时代都对传统中国文化进行大规模声讨的浪潮中，悲剧被有些简单地批判得体无完肤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说他们是以势反悲而不是以理反悲，以反传统之形势、大势来反对悲剧，而不是以学理来反对悲剧。 胡适：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点。 中国的悲剧确实很多都以悲开始，但最后都以“大团圆”的乐结束，有《红楼梦》之悲则必有《红楼后梦》之喜，有《琵琶记》之分就必有《青衫泪》之合，生不能成连理，死后也要成鸳鸯、变蝴蝶。这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团圆”的结局就是人们诟病中国悲剧，说中国无悲剧的主要原因。那么这样说来中国无悲剧就是因为这些悲剧的结尾是“大团圆”了，如果让这些悲剧的结尾都换成剧中人物各分东西，各自死去的“大分散”，这些悲剧就是真正的悲剧了，或者说只要是“大团圆”结局就不是真正的悲剧了，那么这样说来一部悲剧是不是真正

论《红楼梦》的悲剧精神

论《红楼梦》的悲剧精神 摘要：《红楼梦》是我国古代小说的巅峰之作，有着独一无二的艺术魅力，以网状结构构思故事情节，以其独特的笔调，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为主线，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十八世纪中叶广阔的社会现实，集中表现了封建社会的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和罪恶本质，从而揭示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红楼梦》的悲剧不仅是官僚由盛而衰的悲剧，更是封建社会的悲剧。其悲剧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贾府兴衰过程——时代悲剧；宝黛爱情毁灭——社会悲剧；众多人物命运——人生悲剧。 关键词：《红楼梦》悲剧精神 正文： 悲剧是人类所追求的美好和理想与现实不可调和的矛盾。大凡一部永垂不朽的文学作品，必有精神境界的审美贯穿于其中。作者所表达的并不仅仅是一个个流于琐碎的故事，而有深刻的哲学意蕴在里面，让人读后对人生有着深沉的思索，并有一种诉说的冲动。打开《红楼梦》，每每眼前浮现宝黛二人荡气回肠的挚情苦恋，耳边响起宁荣二府巨厦崩彻的苍凉悲歌。红楼一梦，不论是红绡帐里的多情公子，还是黄土垄中的薄命女儿，都在为无奈的世事悄然落泪，也正是他们在演绎着一场悲怆、惨淡的社会悲剧。 1、《红楼梦》悲剧产生的社会根源 小说中的贾家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个缩影．是即将没落的清王朝的真实写照。这个家族中折射的尔虞我诈的争斗、骄奢淫逸的生活画面揭露了封建制度的虚伪和腐

朽，说明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点出了它必然崩溃和灭亡的历史趋势。正是这封建的社会制度、伦理道德、宗教礼法、婚姻制度、思想观念注定了社会的悲剧结局，注定了整个时代悲剧，注定了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物的悲剧，注定了宝黛爱情的悲剧．也注定了封建四大家族的没落悲剧。 2、《红楼梦》的悲剧精神体现 2.1、贾府兴衰过程——时代悲剧 《红楼梦》以贾府为中心背景和舞台，在描绘这一封建家族生活画面时，较全面地表现了清王朝腐朽没落造成的时代悲剧。 荒淫是贾府这个贵族世家衰败原因之一。荣宁二府所谓是“诗礼簪缨之族”，骨子里却龌龊之极。一方面，贾府上下的男人大都生活腐败、道德沦丧。贾赦一把年纪，却要娶丫环鸳鸯作妾，并扬言逃脱不了他的手心；贾珍与儿媳的苟且；王熙风与侄辈贾蓉有染；贾埏即使有孝在身，也不忘“狂嫖滥赌”。正如焦大醉骂的那样：“我要到祠堂哭太爷去，哪承想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偷狗摸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的养小叔。”另一方面，由荒淫引起的人物的纠纷，甚至恶毒的残杀，更是不断地动摇着这座封建大厦。 2.2、宝黛爱情毁灭——社会悲剧 2.2.1 “木石前盟”与“金玉姻缘”的命运悲剧。传说，女娲补天后只剩了这炼后的一块石头．灵性已通。遇着茫茫大士，携它到“温柔富贵乡”走了一遭。荣国府中便生下了衔玉而生的公子——贾宝玉。他的思想行为在世人看来是无法理解的，贾宝玉的悲剧是冥冥中注定的。书中第一回介绍宝黛木石前盟时，也安排了充满悲剧色彩的神话：顽石幻化人形来到警幻仙子处，仙子让他留在赤霞宫，称神瑛侍者。他便每日以甘露灌溉生于三生石畔的绛珠草。仙草后修成女体，为抱施水之恩，愿下世为人用一生的眼泪回报。“还泪”之说注定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是以悲剧结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