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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化时期的乡村治理模式

《理论观察》

集权体制乡村治理结构的功能与绩效

张健

(咸阳师范学院政治与管理学院,陕西咸阳 712000)

【摘要】集体化时期的乡村治理模式是集权体制。其功能表现在:完成了国家在乡村的政权建构,奠定了权威主义政治动员基础,控制着农民的行为,实现了国家权力意志。其治理绩效是:乡村社会呈超稳定特征,乡村经济缓慢增长。

【关键词】集权体制;政治功能;治理绩效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项目(09JK276);咸阳师范学院专项科研基金资助项目(08XSYK303)作者简介:张健(1969-),男,陕西长安人,咸阳师范学院政治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政治与农村社会发展。

集体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自觉的改造乡村社会的尝试。通过集体化运动,共产党政权完成了对乡村社会的再造。关于这一历史变迁过程,学术界已经有了丰厚的学理性研究。但时至今日,关于“集体化时代”的概念、集体化的乡村治理模式和集体化的社会背景尚有不同观点①,真正厘清研究里路逐渐达成共识,尚需借助当时的文献资料,寓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分析理解。

本文基本立足点是:认为抗日根据地推行互助组只是共产党倡行互助合作的探索,新区土改后,党内主要领导人对推进集体化的具体步子怎么走尚存争议。②新区土改后办互助组是集体化运动的开端,1958年底人民公社的普遍建立标志集体化的实现,而人民公社是更高程度的集体化。所以,“集体化时期”是指新区土改后办互助组始,经历了初级社、高级社,直到人民公社体制结束,前后历时30年。关于推进集体化的原因,笔者认为集体化是共产党理想信念的诉求,推动小农经济集体化并不完全是一个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你死我活的斗争问题。共产党政权只有占领农村阵地,开展阶级斗争,才可以彻底改造乡村社会,集体化是改造乡村社会的政治制度安排。集体化顺利推动及强大形构能力的社会基础是在阶级斗争浓郁的环境中依靠政治压力改造了农民的灵魂,革命作为一种日常化机制成为了农民生活的日常内容。基于以上思路,本文以政治社会学为视角,研究了集体化时期集权体制乡村治理结构的形成、治理结构的功能及治理绩效,勾画了中国乡村治理的一个范式。

一、集权体制乡村治理结构的形成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在新解放区继续进行土地改革。土改打击了旧有的和新产生的农村基层国家经纪,使得乡村内生性地方权威赖以存在的基础彻底消失,原来的权势阶层在革命和阶级斗争话语中迅速沉寂。土改后建立起来的政权将权力渗透到了村庄的每一个角落,实现了国家对农民的紧密控制。但由于这些基层组织并不掌握乡村生产生活资源,所以他们对农民的影响也仅仅体现在一种政治强制力上,一旦牵涉到具体的利益,基层组织的控制失灵就出现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无法控制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导致乡村社会新的两极分化;二是农民土地私有制导致国家无法掌握乡村社会粮食流通,产生了粮食供应紧张。解决这两个困境就必须要改变农民土地私有制,使农民转变成社会主义国家(集体)农场的工人。也就是说,共产党政权如果希图更为深入地控制乡村社会,必然要推动乡村的集体化进程,从而实现在占有资源的基础上对乡村社会的全面掌控,集体化运动就是循着这样的逻辑展开。

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最终过渡到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既是乡村基层政权机关,又是经济生产单位。政社合一体制集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管理本辖区的生产建设、财政、贸易、民政、文教、卫生、治安、武装等一切事宜。国家垄断了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以及各种发展资源,社会意识形态高度政治化,整个社会生活几乎完全依靠国家机器驱动。

而且为了实行特定的政治经济目标,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开展了一系列政治、思想、文化运动,通过有组织地持续不断地宣传动员,把党和国家的意志渗透到乡村社会,“创造了农民社会内部的政治氛围和群体压力,并通过这种氛围和压力来提高或干脆说维持农民对人民公社的热情的”[1]203,从而建构起他们的政治意识,实现了他们对党和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