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自然_的灵魂歌者_论迟子建小说的生态思想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1期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No.112012

新时期以来，当代中国文坛可谓众星璀璨，呈现出异常喧腾的创作态势。迟子建这位来自大兴安岭的文学“精灵”，带着童年“北极村”的美丽梦想，带着林海雪原的自然清新，用亲切率真的歌喉吟唱着对故乡大地和父老乡亲的深情眷护，以特立独行的创作姿态，成为中国当代文坛最耀眼的一道“风景”。从《北极村的童话》开始，《逝川》《亲亲土豆》《原始风景》《雾月牛栏》《白银那》《逆行精灵》《额尔古纳河右岸》等，迟子建在小说中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审视着自然和人文的关系，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融的美丽图景。

一、万物有灵

受东北地域民族文化的影响，迟子建感知世界的方式极具宗教色彩。她相信“万物有灵”，并将这种观念融入到小说创作中。正如於可训所说：“迟子建的作品是‘泛神’或‘泛灵’的，万物有神或万物有灵，可以看作是她的作品尤其是她早期作品的一种主导的文化观念。”［1］在迟子建的笔下，树被赋予了人的精神和品格。每一棵树都有一个树精怪，他们专在夜间行动，跳跳舞，走走路，偶尔戏耍一下，显得亲切可爱。火炉能够唱歌，在漫长的冬季，它用“金嗓子”般的歌喉，“天天歌唱，不知疲倦，它的歌声使我懂得生活的艰辛和朴素，懂得劳动的快乐”（《会唱歌的火炉》）。鱼儿会弹琴，它能“把水底的卵石作为琴键，用尾巴轻轻地敲击着，水面泛开的涟漪就是那乐声的折射”（《假如鱼也有翅膀》）。世间万物，如绚丽的晚霞、如雪的月光、金色的草垛、晶莹的白雪、幻影般的极光等，都被赋予生命的尊重，用各自的语言方式来表达它们的情感，从而构建了一个唯美浪漫、通透灵动、诗意纯净的大自然。

对大自然的性灵歌颂，促使迟子建生发出无数的人生感慨和美妙遐想，并“移情”于她作品中的人物，使之成为自然的承载者，拥有着盎然的生命活力。“大自然在子建的笔下不只是移情的对象，而成了作品中不可缺少的‘人物’。”［2］人与自然对话、沟通，而自然也颇具灵性地与人情感共鸣，同喜同悲。《鸭如花》中的冥婆子徐五婆，丈夫在文革中自杀而死，儿子也和她断绝了关系。她孤苦无依，大半个人生是在邻里的侮辱、嘲笑、欺骗中度过的。相较之下，给予她温暖亲情的则是她养的一群鸭子。每当徐五婆回去晚了，乘着月光接她回家的就是那群可爱的鸭子。“徐五婆看着微风浮动的草坡，感觉草坡上有光影在起伏，不知那是晚风撩拨青草所发出的温柔呢喃声呢，还是乳色月光留下的华丽舞步，总之她被这光影所感动了。徐五婆夹着木棍走下草坡，她感觉那光影离她越来越近，而且奇怪的是这光影竟发出声音来！徐五婆这才明白那些鸭子一直等着她来接，而她早已把它们忘记了。徐五婆的眼眶湿润了，她特别想将鸭子挨只地亲吻一遍，可它们已经团团簇簇地围聚在她周围。它们毛茸茸的身体触着她的腿，终于使她抑制不住地哭了起来。徐五婆哭的时候，那些鸭子一声不吭，仿佛那哭声就是歌声，它们要仔细聆听。待徐五婆哭完了，这些鸭子就簇拥着她走上堤坝。它们踩着柔软的月影归家了。”［3］鸭子是如此地富有灵性和人性，它们在接受徐五婆的爱抚时，也将这份爱以特有的方式回馈给她，将徐五婆孤寂已久的心灵瞬间温暖。人性的美与自然的美融合在一起，人性美通过自然美得以艺术化的体现，自然美因为凝聚着人性美而更具有感人的魅力。迟子建从一种新的审美高度，怀着对万物生命的敬畏之情，诗意地寄情于草木生灵。诸种自然现象化为自

“自然”的灵魂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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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迟子建小说的生态思想

赵丹

摘要：迟子建的小说创作注重展现自然和人文的关系，致力于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融的美丽图景，蕴含着浓厚的生态意识。阐述了迟子建小说中体现的万物有灵、天人合一思想和家园意识。

关键词：迟子建的小说；万物有灵；天人合一；家园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999（2012）11-0096-03

作者简介：赵丹(1978-)，女，吉林梨树人，硕士，吉林师范大学（吉林四平136000）博达学院讲师。

收稿日期：2012-03-19

由的生命，生命涌动的生态之美畅然笔间。

二、天人合一

《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自然即道、即天，是生生不息的万物之源，至高无上的万物主宰，是超越自我意志的绝对存在。因此，“自然”一词从一开始就具备了“天道”的属性，“它是无限的，拥有生机的，拥有自己的意志与目的的、化生万物的、与人浑然一体的绝对存在”［4］。自然与人融为一体，“天人合一”思想由此而生，其价值核心是与自然界及其万物之间建立内在的价值关系，不是以控制、奴役自然为能事，而是以亲近、爱护自然为职责。作为传承千年的文化精神，“天人合一”思想确立了人对自然的行为规范，影响着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及生态意识。这种思想已渐渐演变成一种潜意识，对工业文明状态下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提供了行为依据。与其他作家在作品中积极表现人定胜天的创作思维不同，迟子建甘愿成为自然的奴仆，为自然的雄奇、庄严、博爱、伟大、神性所折服。在自然的纯净世界中，作家得到精神的慰藉和灵魂的皈依，才能进入到真正的文明之境。迟子建崇尚自然，身心渴望与天空、大地、山川融会统一。这种源于“天人合一”思想的领悟，形成了迟子建和合的生态文化思想。

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表现“天人合一”生态思想的典范之作。小说中的鄂温克部落百年前从遥远的贝加尔湖迁移至额尔古纳河右岸，终年生活在原始森林里，被誉为“森林之子”。因此，以森林为主体的大自然成为他们生存的载体，也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对神秘的大自然，鄂温克人既崇拜敬畏，又亲近怜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他们的生活取之于自然，又还诸自然。鄂温克人居住的房子是用森林中的树木搭建而成的“希楞柱”，简单又适用。他们穿的衣服大多是用羽毛或狍子皮制作的，缤纷的颜色是用花朵和果实的汁液染就而成。鄂温克人喜食鹿奶，渴了也喝桦树汁，其他的生活用品也多是用桦树的皮竿做成。正是因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鄂温克人视自然为亲友，将人与自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生病时也向自然寻求疗救。“风能听出我的病，流水能听出我的病，月光也能听出我的病。病是埋藏在我胸口中的秘密之花。……我的医生就是清风流水，日月星辰。”［5］清风流水、日月星辰的“人化”，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人与自然水乳交融的美好画面。

鄂温克人相信，大自然中的一切动植物都拥有神性，而沟通人和自然的通灵者就是萨满，他们通晓世间万物，是天神的代言人，万物精灵的替身。当人们将愿望祈求通过萨满转达给神灵时，神灵也会借助萨满显灵，帮助人们免除灾难。小说中写道，在1998年的初春，因为两个林业工人吸烟乱扔烟头引起了山中大火，烟雾腾腾，火龙席卷，一时难以控制。直升飞机进行人工降雨，却因云层厚度不够而失败。这时妮浩萨满披挂上神衣，手持神鼓，开始跳神求雨。随着妮浩萨满的生命舞动，奇迹出现了。滚滚的浓烟渐渐消散，空中开始出现阴云。一个小时后，闪电和雷声交替出现，大雨倾盆而下。雷雨之神借助妮浩萨满显灵，帮助人们度过了一场劫难。在这场悲壮震撼的求雨仪式中，萨满与自然天神同为一体，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生态美学思想。

三、家园意识

“家园意识”是迟子建生态美学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迟子建的文学世界中，“家园”不仅是出生、成长、栖居之地，其终极意义是人的精神、文化家园，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对家园的亲近或者就在家园中领受它的四季冷暖和隐秘灵性，这是迟子建从不移变的情感和信念。”［6］与其他作家对家园的守望不同，迟子建的“家园”是故乡之思和自然之恋的融合，和谐宁静的坚守取代了躁动喧嚣的不安。这种“家园意识”更凸显了精神的生态意义。

迟子建的故乡——

—北极村，遥远闭塞，但也是现代文明的污浊触及不到的纯净之地。迟子建在这里出生成长，精神、气质、文学底蕴在这里孕育。当现代文明对自然环境的极度破坏，高度紧张的精神压力让人们感到“无家可归”时，迟子建却寻找到了她的容身之地，一个贴近自然，近乎原始又充满诗意的精神家园。于是，便有了美丽的《北极村童话》。迟子建在小说中尽情地展示了北极村的特殊风情，如梦如幻，充满童真美。与浮躁杂乱的城市生活相比，北极村更显单纯古朴。带着对现代城市的悲观失望，当迟子建回到她朝思暮想的“北极村”时，“那里的天空、云彩和好天气给了我莫大的安慰……我徜徉于家中青绿滴翠的菜园，听着左邻右舍为着朴素的生计而辛劳的故事，觉得信心和生命又变得坚定和可爱起来。”［7］迟子建在故乡找到了精神安慰，并不断获得抵御现实的精神力量。回到家园就是回到了精神栖息地，心灵得到温暖安慰。迟子建对“家园”倾入了满腔的温情，用文学创作构造出一个精神生态家园。对于她居住的现实家园——

—城市，迟子建的态度却是厌倦的、批判的。在她的视线里，城市的现代文明吞噬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友谊，助长了人性的贪婪，揭密了丑陋的灵魂。相比之下，迟子建熟悉的乡村生活，极北的漠河之地，却有着人与自然水乳交融的生态之美。原始的自然风光，原生态的习俗文化，原汁原味的

（上接第95页）

为第四转折。全文以作者的感情为基点，处处彰显了矛盾，彼此纠结，一步一折，将悲哀之情展露无疑。

“风筝”这一意象本来就是代表着儿童，代表着年少的青春，是一种纯真年代的物象。鲁迅在北京的冬季联想到故乡的早春二月，呈现的是一幅关于春天和青春的图画，他是在继续“寻求那进去的青春”。“风筝”是故乡春日的象征，是美好青春的象征，而此时的鲁迅年届四十，他的美好青春早已不在，而他一直所坚守的目标也还未取得成功。“我现在在那里呢？”面对人生出现了迷茫，他无法把握住自己早已逝去的青春，对生命的匆匆流逝感到眷恋而又无奈、悲哀。

五、结语

《风筝》的主题是关于儿童教育的，但又不是仅此而已。作品表现了作者对儿童天性的褒扬，对泯灭儿童天性的传统教育制度及中国大家庭长幼有序思想的批判，同时表露了作者对无法把握的逝去的青春的哀伤，有对生命的犹疑与质问，有找不到人生中合理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本性的位置的彷徨无奈之情。

参考文献：

[1]胡尹强.鲁迅：为爱情作证[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2]茅盾.茅盾文学批评集：鲁迅论[M/OL].中国教育文学.

[3]乔峰.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21.

[4]王吉鹏.《野草》论稿[M].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

[5]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43.

[6]李希凡.一个伟大寻求者的心声[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7]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J].新青年，1919，6（6）.

[8]李国涛.《野草》艺术谈[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54.

东北人，“家园”的原初生活给予了作家无限的联想和宽慰。城市的霓虹被故乡的皎月掩盖，林立的高楼被山川莾林遮拦，文明的凋敝被自然的温情唤醒，人世间的真善美都存于自然乡土间。迟子建身处城市，却心在乡村，魂萦自然，怀着对故乡家园的美好愿望，将自然景物人格化。“一切景语皆情语”，当自然景物与作家的心态完全融合时，追寻的理想“家园”便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二十多年的文学创作中，迟子建以文学“精灵”的姿态诉说着北国家乡的山川河流，一草一木，字里行间流露出浓浓的家园情结。独特的自然意象与作家的依恋情感紧密融合，勾勒出一幅完整的自然生态图景。虽然迟子建从未承认自己是生态文学作家，但她的每一部作品都在本能地吟唱自然，歌颂自然。对自然的深切关注，形成了迟子建与现代文明逆流而行的创作理念。在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今天，迟子建的小说犹如一支精神兴奋剂警醒人类，对构建和谐的人文生态环境有着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於可训.主持人的话[J].小说评论，2002（2）.

[2]翟苏民.迟子建小说艺术论[J].小说评论，2004（5）.

[3]迟子建文集：第2卷[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158.

[4]鲁枢元.生态批评视域中“自然”的涵义[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

[5]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205.

[6]施战军.独特而宽厚的人文伤怀：迟子建小说的文学史意义[J].当代作家评论，2006（4）.

[7]迟子建文集：第3卷[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