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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杜牧诗歌的喜秋意识

2001年1期

第30卷第l期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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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龃.,200l

v01.30No.1试论杜牧诗歌的喜秋意识

何庄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从晚唐诗人杜牧诗歌和生平思想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其诗歌中存在鲜明的喜秋意识。这种喜秋意识的形成,与杜牧的襟怀抱负、心性气质和家世等因素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关键词:喜秋意识;乐观精神;悲秋

中图分类号:1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m2529(2001)01.O101.05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晚唐诗人杜牧这首吟咏秋色的七绝《山行》,大概是妇幼皆知的。人们喜爱它,欣赏它,千百年来传诵着它,现代文学大师茅盾甚至用这首诗的最后一句“霜叶红于二月花”做了自己一部小说的题名(这部小说只改了一傅:《霜叶红似二月花》)。不仅仅因为诗人描写

了生机勃勃的秋山一角,表达了一种热爱生活、乐观向上的情感,而且写出了发人深省的“霜叶红于二月花”这样的警句。不是吗?有人写过春花的红艳,也写过秋枫的浓烈,但赋予枫叶花一般气质的,杜牧却是第一个。于是,枫叶所具有的独特性格和情感内涵就变得十分丰富,而我们也不得不惊叹于作者高明的构思。翻开杜牧的诗集《樊川文集》,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和《山行》相通的喜秋意识充溢其中,这种喜秋意识和中国文人传统的悲秋主流意识有着明显的不同,杜牧笔下的秋天通常是高爽的、明净的、阔的、清新的、而绝少一般诗人笔下的萧瑟、冷寂、飘零、凄凉的感觉。本文将带领读者走进杜牧绚烂的秋天,并就其喜秋意识的成因作一初步探讨。

所谓喜秋意识,就是以秋为喜的文学主题,就是对秋天的欣赏喜爱之情。如同悲秋意识包含的是对秋的忧愁和悲叹一样。说到杜牧的喜秋意识,还要从自然之秋和悲秋与喜秋的关系讲起。中国文人历来对自然之秋情有独钟,因为在一年四季的自然转换中秋的特质不是单一的,在展示自然物衰败凋零的同时,它也预示着成熟与收获。秋的这种特质就具有了引发人的悲感与快感的双重功能。当我们面对淅沥的秋雨、哀鸣的秋蝉、枯黄的秋草、零落的秋叶时,它们无疑会逗惹起人的一怀愁绪,当这一怀愁绪借助凄凉萧瑟之景倾泻而出时,便产生了历史上无数荡气回肠悲怆慷慨的悲秋高唱。从宋玉“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九辨》)的悲凉秋唱始,到杜甫“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登高》)的沉郁悲吟;从柳永“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雨霖铃》)的伤心秋别,到王实甫“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西厢记?长亭送别》)的悲怆氛围的营构,借助悲秋抒发悲怨之情的作者不胜枚举,悲秋的吟唱不绝如缕。另一方面,劲吹的秋风,绚烂的秋色,寥廓的秋空又极易催动人的一腔豪情和由衷的喜悦。你看,陶渊明笔下的秋天:“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二十首》其五)是多么清旷、澄净和真纯,俨然作者高洁人格的再现。“出门看落日,驱马向秋天”(高适《河西送李十七》),“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杜牧《长安秋望》),又是多么地豪迈、奔放。而“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刘禹锡《秋词二首》其一)中矫健飞升的白鹤,不正是诗人饱经磨难,却志气不衰的精神写照吗?

收稿日期:2000lm20

作者简介:何庄(19诈),陕西西安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讲师,文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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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和滚滚大潮般的悲秋意识和悲秋文学相比,喜秋意识和喜秋文学只能算是一股小溪,它乐哉美哉,但却只能是中国文学史上大量有关秋的作品沉重基调上的一抹亮色。因为从生命推移的形式上看,人与自然可以说有着惊人的相似。自然物的萌生、成长和衰败构成一年中的春夏秋冬,人的出生、成长和衰老同样也构成一个生命的春夏秋冬。当万物凋零时,自然会引发人对生命的诸多感触,而且,衰败的秋木可以“春风吹又生”,而人的生命却永远不会再重复。所以当秋天来临之际,文人们首先是一种面对永恒的自然和短暂的生命而产生的悲叹和恐惧意识。另一方面,中国历代文人受“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使他们的人生理想无非是苦读、求仕、科举、功名。然而事实上,能达到自己理想的人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文人或十年苦读,未得一第,或怀才不遇,难展宏图。于是陪伴他们的是无尽的寒苦、失意、牢骚、思乡、伤别……如此痛苦凄凉的人生自然在萧瑟的秋景中找到了最佳的表现形式,于是他们借秋景尽情地释放自己的悲凉、悲怨、悲怆之情,以求得心灵的平衡。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文人的悲秋意识是如此地强烈浓重,强烈地贯穿古今,浓重地化解不开,以至凝聚成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情结”。

以反传统面目出现的喜秋意识及作品中,杜牧无疑是非常突出的一位。何出此言?如果我们联系一下杜牧诗中的喜秋作品以及他所处的晚唐时代,就不难得出以上结论。和许多诗人一样,杜牧也很喜欢写秋天。在他众多的吟秋诗作中,格调悲凉低沉的秋唱也时有回响,如他的“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不秋风”(《登乐游源》),“烟笼寒水月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泊秦淮》),以含蓄的笔调写出了诗人对国运衰微的伤感和亡国之音的深沉慨叹。而写于黄州的两首七绝,则通过“移情作用”,把作者壮志难酬的隐痛,心绪不佳的忧怨,借助风荷和秋雨曲折地表达出来:“多少绿荷相倚恨,一时回首背西风。”“秋声无不搅离心,梦泽蒹葭楚雨深。”(《齐安郡中偶题二首》)绿荷秋声本无情,也仿佛充满哀愁,搅扰人心,恰如王国维所言之“有我之境”。如上所述,当诗人面对秋雨秋景时,联想到国家的命运前途和自己的身世抱负,发出如此的感怀,亦十分自然。然而,诗人并非一味地沉浸其中,他的大部分吟秋之作基调是乐观健康的,他笔下绚丽多姿的秋天毫不逊色于温暖明丽的春天。

除了开篇的《山行》,我们能在诗集中找到许102多类似的诗作和诗句。如《长安秋望》:“楼倚霜树外,镜天无一毫。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诗人笔下的秋气是那么地明净、高远、毫无纤尘,经霜的树木倚楼高耸,高峻的南山仿佛在俊爽的秋气中抖擞了精神,欲与秋色一比高低!这是何等地胸怀,何等地气魄,我们读着它,难道不会随之胸襟开阔,精神为之一振吗?无怪乎宋人称之为“警绝之作”(陈师道《后山诗语》)。其他诗句如:

秋来气势洪河壮,霜后精神泰华狞。

(《题关亭长句四韵》)溪光初透彻,秋色正清华。

(《题白苹州》)天碧台阁丽,风凉歌管清。

(《杨州三首?其三》)控压平江千万家。秋来江静镜新磨。

(《怀钟陵旧游四首》)疏雨洗空旷,秋标凉意新。

(《早秋》)秋半吴天霁,清凝万里光。

(《除官归京睦州雨霁》)川光初媚日,山色正矜秋。

(《秋晚与沈十七舍人其游樊川不至》)凉风满红树,晓月下秋江。

(《秋晚早发新定》)云阔烟深树,江澄水浴秋。(《有寄》)不用多举,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得到杜牧诗中的爽朗高华、生机盎然、令人赏心悦目的秋天了。这些诗句,或明媚或清新,有动有静,无不传达了作者对秋深沉的爱恋之情。用这么多清词丽句歌咏秋天,不仅在唐代,即使整个古典文学中,也不多见。我们注意到,杜牧笔下的秋天之所以与一般诗人不同,和他所摄取的秋景有很大关系。他的秋空是如镜的、碧蓝的,秋木是“红树”,秋江如“浴秋”,秋光正“初媚”,秋叶更是“红于二月花”般地令人陶醉,这就和一般诗人惯于选取秋风、秋雨、秋蝉、落叶所构成的意境有了很大区别。尤其是杜牧不涉秋雨,秋雨绵绵如人泪,很容易引发悲情。杜牧大多着眼于晴朗、高爽的秋天。

杜牧的另外一些吟秋之作,则风格有所不同,诗句中所包含的意蕴也不简单地只是喜秋,反映了杜牧诗歌的另一侧面,如:

青山隐隐水遥遥,秋尽江南草木凋。

(《寄杨州韩绰判官》)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

(《秋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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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句吟秋之作,写得音韵优美婉转,含蓄蕴藉,在情韵浮动的美景中隐含了作者的渺渺情思。如果说前面的一组诗句以写景为主,景中含情的话,那么这一组诗句则是亦景亦情,情景交融了。而在下面一首诗中,诗人的感情则显得比较复杂: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

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

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

(《九日齐山登高》)这首诗是杜牧任池州刺史时,与朋友张祜同登池州齐山之作,是杜牧有名的七律之一。秋天初临,江天澄澈,齐山青翠,诗人和朋友们携酒登高,共度重阳佳节,第一联为我们展现的仍然是秋的高爽明净和诗人的愉悦之情。可当我们读完全诗,再细细品味时,就会发现诗人旷达之中有抑郁,排遗之外仍苦闷。整首诗的情感显得既豪爽洒脱,又激愤不平,蕴含了诗人的万千感慨。在这悲喜交加的曲折情感中,秋的高华也不再只是一种单色调了。其实,这种面对秋景所生发的悲喜交加的情感,在其他作者也不乏其例。如辛弃疾的词《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融会在楚天清秋之中的诗人意绪是按捺不住的激情,是充溢于胸的强烈悲慨,是胸怀大志,却始终无人重用,不得收复破碎山河的义愤和无奈。这类吟秋之作所蕴含的感人力量,从某种程度上讲,比单纯的喜秋之作更为深厚,更令人回味。

初盛唐时,中国古典诗歌进入了黄金时期,至中晚唐,悲秋文学也唱响了它最凄美哀婉的音符。时代精神对文学的影响是深刻的。刘勰早就指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的道理,有唐一代的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发展鲜明地印证了这一点。初盛唐时期的大唐帝国,处于欣欣向荣的上升阶段,其时代精神是积极向上的,唐诗如日中天,闪烁着耀眼的光华,焕发出青春的活力,呈现出宏伟阔大的气魄和热烈昂扬的情绪,以写秋而言,李白咏出“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这样的诗句十分自然。即使是夕阳,也被王维写得雄浑壮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毫无伤感气息。“安史之乱”后,唐代由治转乱,虽然诗人们的诗作里洋溢的更多的仍然是昂扬乐观的调子,但悲怆伤感的音响已日渐增多。被白居易称为“诗豪”的刘禹锡的两句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伤痛中隐含了作者对未来的希望和执著,可谓中唐诗人心态的典型代表。至晚唐,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国运日益衰败,唐王朝气数将尽,诗人的笔调大多充满了忧郁和感伤,或感叹个人的沦落,或悲叹世运的衰微,积极进取的精神逐渐为独善其身的退隐所替代。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氛围中,晚唐诗人笔下常见的是枯荷衰草、落花流水、夕阳暮色。以和杜牧齐名,有“小李杜”之称的李商隐为例,他的诗句“秋阴不散霜风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夜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花下醉》)等,鲜明地体现了晚唐时诗人的阴郁心理。受这种心理的制约,他们的悲秋之作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同理,叶落而知秋至,日落而知时暮,所以他们对夕阳的咏叹也格外多,另一位晚唐诗人韦庄的诗集中,吟咏夕阳者最多,据统计直接出现的“夕阳”一词就达十五处[1](冽,相关相近的词汇如“落晖”、“斜日”、“夕照”等则更多。最著名的吟夕阳之作当属李商隐的《乐游原》中的两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一美丽却是转瞬即逝的夕阳,既是李商隐个人沉沦的象征,也是大唐帝国奄奄一息,走向迟暮的象征。

杜牧的喜秋意识和喜秋之作,就诞生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么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晚唐哀声四起的诗坛上会出现如此乐观高迈的秋歌?杜牧为什么如此地与众不同?这也是笔者在这篇文章中所要探究的。我们认为一个人的诗文风格既受外部的时代精神、民族传统的影响,同时也和主体的人格品质不无联系。正如清代刘熙载云“诗品出于人品”(《艺概》),这样才可以解释一个时代既有比较共同的旋律格调,又有不同作家风格的多样性这种现象的原因。具体到写秋,笔者很赞同下面的分析:“由于秋一方面预示着‘成’,一方面又代表了‘时’,而这逐渐脱离自然实体已趋于观念化的两个方面对深感生命生理时间之短暂而欲尽量利用生命现实时间有所作为的古代文人来说,又显得极为关键,因而,他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身的生命、自我的追求与秋紧密地联在一起,而当他们生命受挫,光阴虚掷的时候,便不能不生发出岁月蹉跎、老而无成的沉重感怀。当然,对那些心性刚烈、抱负远大、不屈不挠、顽强奋争的俊杰之士来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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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便有很大不同。虽然他们面对人生的忧患也会发出同样的感怀,但在这感怀之余,他们更多地产生的是一种惜时重时,再度利用生命的执著意念,当他们怀着这种意念与自然之秋相遇时,不能不从内心深处腾涌出一种或劲健或悲慨精神的格调。”[2](麟’杜牧无疑属于其中的“俊杰之士”。那么就让我们从杜牧的心性气度、抱负理想中去寻觅他喜爱秋天的缘由吧!

杜牧与晚唐其他诗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既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政治家。作为诗人,他吟诗作文,成绩卓然;作为政治家,他忧国忧民,立志报国,终身不渝。杜牧对政治的关心首先源于他的家世。杜牧出身世家望族,先祖杜预,是晋朝赫赫有名的镇南大将军,而且文武双全,编纂有《左传集解》。祖父杜佑,历任三朝宰相,写有著名的《通典》,考明历代典章制度。堂兄杜惊也任官至宰相。这样一个门第显赫,又有着优良学术传统的大家庭,对杜牧的影响是很大的,他良好的文学功底和远大的政治抱负,都得益于家庭的浸染。

杜牧向往“贞观之治”,景仰唐太宗的文治武功,他的政治理想就是振兴当时百病丛生的晚唐社会,达到国富民强。具体的目标是:“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湟。腥膻一扫洒,凶狠皆披攘。生人但眼食,寿域富农桑。”(《郡斋独酌》)就是革除弊政,削除割据,收复河湟失地。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特别注重军事、政治问题的研究,写下了《罪言》、《战论》、《守论》、《原十六卫》、《阿房宫赋》等文章,力陈自己的改革意见。诗歌方面,我们从他的《雪中书怀》、《郡斋独酌》、《感怀诗》等古诗中也能明显地读出他饱满的政治激情,从他著名的咏史诗《赤壁》、《过华清宫绝句》三首、《乌江亭》等感觉到他精辟而独创的历史见解。由于他时刻心系天下,又有远见卓识,所以史书称他“敢论列大事,指陈利病尤切至”(《新唐书》卷116)。尤其难能可贵之处,是杜牧对祖国的关切和忧思不仅仅是纸上谈兵。他曾两次上书当朝宰相李德裕结合实际提出切实可行的用兵策略,收到显著效果。而且在诗中表达了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决心:“谁知我亦轻生者,不得君王丈二殳。”(《闯庆州赵纵使君与党项战中箭身死长句》)当他最为关注的河湟失地终于在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归还唐朝时,杜牧欣喜若狂,写下了“听取满城歌午曲,凉州声韵喜参差!”(《河湟诸郡次第归降,臣获睹圣功辄献歌咏》)的104诗句,其情之真之至,感人肺腑,可与杜甫的忧国忧民之心媲美,而为晚唐其他诗人所不及。

杜牧执著的政治理想源于他对晚唐政治复兴的信心,而这种信心又和他对时局的乐观看法很有关系。这一种点也是与其他诗人不同的。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愈演愈烈,许多人(包括文人)都对国家的前途失去了信心,而杜牧却不同。从李商隐二十五岁时所作的《行次西郊一百韵》和杜牧同样作于二十五岁时的《感怀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位诗人的不同精神面貌。李商隐对国家的前途悲观失望,毫无信心;杜牧则从元和中兴及会昌、大中年问的小康稳定中得到了极大的信心,对实现自己的理想始终比较乐观。直到杜牧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仍然没有盼到他所向往的贞观之治的实现,于是壮志才逐渐消退。“应当指出,杜牧对政治的信心还与他对皇帝的幻想有关”[3J(蹦引。

毫无疑问,远大的政治抱负和乐观的情绪涵养了他豪迈的气概,而顺利的科举及第更加刺激了他的锐气与豪气。与晚唐其他诗人相比,杜牧在科举上的春风得意是少见的。由于晚唐政治腐败,科场十分黑暗,许多有才华的文人都有是经过了漫长的挣扎,在人到中年甚至垂垂老矣的时候才得以及第。李商隐历经5年,方才及第,郑谷考了16年,韩促考了24年,孟綮考了30多年,韦庄及第时已59岁,曹松更达70多岁,更有甚者,终其一生,也未能了却心愿。这其中该有多少辛酸和悲剧,又磨去了他们多少激情和锐气!和他们相比,杜牧是十分幸运的。由于家世和才学的原因,加之时任太学博士的吴武陵的极力推荐,杜牧一举成名。(《唐摭言》卷六)少年科第,无疑有助于形成他远大的理想。

按说,出身名门又少年及第、富有才华的杜牧应该仕途顺利,可事实上,杜牧的经历却颇为坎坷。主要原因是他的性情刚直,不肯随波逐流。在他的《战论》、《守论》、《原十六卫》等文章中,指陈时弊,毫无阿谀之辞,其大胆直言可见一斑。他自己也说:“至于俯仰进趋,随意所在,希时徇势,不能逐人。是以官途之间,比之辈流,亦多困踬。”(《樊川文集十二》)史书也称赞他:“刚直有奇节,不为龊龊小谨。”(《新唐书》卷116)当时牛李两派党争十分激烈,杜牧与先后为相的牛党党魁牛僧孺、李党党魁李德裕都有交情,尤与牛党关系密切,但在许多时候,他却能以国家大局为重,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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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恩怨。如前所述,杜牧向李党多次献书,出谋削平叛镇、抵御回鹘,就是在屡遭李党排斥情况下的义举。杜牧超越党争的狭小圈子,襟怀之坦荡,非凡俗之人所能企及。也正因为如此,他大半生都沉埋下僚,郁郁不得志。

杜牧所交知己,仅李甘、李敏等几人,均为“刚褊敢言”之士。杜牧所敬仰的古人,是春秋战国时的范蠡、屈原,汉代的贾谊、汲黯,唐代的阳城等人,亦均为有气节有抱负之人,从他所交之友和引以为榜样的人物身上,我们也可以侧面地了解杜牧的为人品性。

良好的家庭熏陶,远大的政治抱负,刚直不阿的性情和坦荡无私的心胸,造就了豪迈不羁的杜牧,造就了他“雄姿英发”(刘熙载《艺概》)的诗风,使他在晚唐诗坛上别开一境,独树旗帜,也直接影响到他诗歌中客观物象的选择。用艺术的形式表达情感,讲究借物抒情,而非直抒胸臆,就是要选取一个客观物象寄托自己的情感。呵以说,作家在选择客观物象时的差异,正是作家不同思想情感的反映,也是构成其艺术个性的重要方面。李商隐喜爱残花、枯荷、独鹤、暮蝉、破镜这些自然物象i是因为它们应和了诗人阴郁伤感的心态和对国运身世的哀痛。韦庄钟情于夕阳,也是因为夕阳的走向沉没,正适合于渲泄自己漂泊多难的忧伤和对晚唐帝国日暮途穷的悲叹。同样,杜牧青睐于秋天,也恰恰是因为秋天的高爽与明净,秋空的寥廓与澄澈,最能与他豪迈的气质、高洁的品性、开阔的胸襟产生共鸣。或者说,这些自然物象成了杜牧情感最适宜的载体。每当看到这秋空秋色,就会马上唤起诗人心中英雄的气概、激越的情感、对未来的希望……带着这样一种积极的心态去写秋,他的秋天又怎么能够变得萧瑟凄凉呢?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杜牧不仅在秋天倾注了他美好的情感,而且写春写夏的诗作,也大都充满了喜悦之情。如《清明》的游春情趣,《江上偶见绝句》的春江生机,《江南春绝句》春的明丽,《齐安郡后池绝句》夏的热烈,无不流溢着诗人对生活的热爱,这和诗人前述的思想情感基调是一致的。正所谓热爱生活的人,他的生活便洒满阳光。

参考文献:

[1]任海天.晚唐诗风[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

[2]尚永亮.生命在西风中骚动——中国古代文人与自然之秋的双向考察[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3]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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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a伍ectionatenessf斫autumn;op£irni锄;autumrlalrnelarlc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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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杜牧诗歌的喜秋意识

作者:何庄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北京,100872

刊名: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年,卷(期):200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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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3条)

1.任海天晚唐诗风 1998

2.尚永亮生命在西风中骚动--中国古代文人与自然之秋的双向考察 1989

3.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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