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分布和结构特征
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分布和结构特征
人口的流动也是一种重要的人口地理现象,它和人口迁移的区别在于它不改变户籍登记地,因此可以把流动人口定义为在本地居住3日以上,不具有本地常住户口的暂住人口和常住人口，以及在旅途中周转的人口。
关于流动人口的总量,很难进行精确的统计。由于在现代社会中，越出“本地”的人口流动基本上全都要使用交通工具,而人口流动量比人口迁移量总要大出许多倍,所以一个地区的客运总量大致可用来反映其人口流动的规模。
新中国成立以后，除６0年代曾出现下降和停滞外，全国客运总量一直是迅速上升的。据此推算,1950～1988年间全国人均每年流动次数增长了18.５倍，全年人均旅行距离也延长了11.６倍，表明人口的流动性显著增大了(见表6９）。近两三年来，全国客流量有所减小，１990年人均旅行距离比１98８年缩短了11%；究其原因,主要有二：①治理整顿抑制了经济过热;②客运价格在稳定多年后首次大幅提高，从而抑制了一部分非必要性人口流动。
中国人口的流动性虽比过去显著增大,但与一些外国相比，差距仍很大:人均旅行里程在80年代中期仅为日本的1/20,不及美国的1/30。事实上，不仅中国的乡村人口，即使是城市人口,也有很大一部分人终生很少离开常住地外出流动，他们的活动范围就是住家周围几公里为半径的狭小圈子，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人口分布的相对凝固化。
人口的流动性主要取决于经济水平，应该说它在某种意义上是生活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标志，而经济部门和地域结构的改善，也必然要在人口流动上有所反映。１989年，辽宁省人均旅行1043.9公里,西藏仅139.2公里,二者相差6倍以上;同年浙江省人均流动７.3次，安徽省仅２.６次，都反映出经济水平的差距。但流动人口的分布还与政治和交通地理位置有密切关系,一些水陆空交通枢纽,如北京、南京、沈阳、武汉、上海、广州等，本身就是特大城市兼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有庞大的中转客流,成为具有全国意义的流动人口聚会焦点。如19８９年南京市市区铁路、公路和水运的客运量分别达到1119万人、15３9万人和2519万人,合计达5177万人,相当于市区人口每人流动２1次。而广大农村经济水平低,有的地理位置也很偏僻，外来人员少,流动人口就少得多。其中中国东部各县1年人均流动约数次，如辽宁省岫岩县１９87年为５．49次，安徽
省望江县为2．44次，中国西部各县则较低,有一些远离交通干线的县尚不足１次,如四川省阿坝县为0.２6次,陕西省横山县仅０.13次。但西部的某些地区,因淘金、采药等经济原因，也会吸引数量可观的季节性流动人口，如青海省玛多县，常住人口仅约1万人，而夏季涌入的淘金者可达2万多人,到新疆富蕴县淘金的也达万人以上。
除各种经济原因外，人们在文化或精神生活方面的需要也会引发大量的人口流动。例如在宗教信徒中,朝圣或朝觐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活动。每年的年末年初，藏族同胞往往成群结队不远千里到拉萨、日喀则等地朝佛。西藏萨迦县人口仅３.8万人,但该县有“第二敦煌”之称的萨迦寺每年接待的香客却达10万人之多。此外随着生活的现代化，近10余年来中国旅游业飞速发展它和其它原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一些旅游热点已拥挤到摩肩接踵的程度。如北京，１９87年仅定陵和八达岭长城接待中外游客即分别达到66０万人和500余万人。同年西安、杭州、广州、苏州、无锡的游客均超过1000万人,桂林近６０0万人,秦皇岛490万人，兴城350万人，大连300万人,泰山2００多万人,曲阜和蓬莱各１50万人承德和衡山各1００多万人,雁荡山75万人，千岛湖7０万人,黄山６６万人，张家界60万人，武夷山45万人，敦煌30万人，……均对当地社会经济生活产生极大影响。但旅游人口季节性很强如庐山牯岭常住人口不到0.８万人，盛夏时每天游客可达10万人，冬季则为数很少。
表７0中的数据在各城市之间不一定完全可比,但基本趋势是
清楚的。从流动人口的相对规模来看,属于大交通枢纽、行政和商业中心、旅游胜地或周围地区人口稠密、商品经济发达者，相对规模就大,反之一般就比较小。
用人口普查有关户口状况的数据也能反映人口流动的部分情况。1982～1990年间中国常住地与常住户口登记地不一致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13%升至2.６1％,表明流动规模扩大了。人户不一致的普查数据反映了外地人口对本地区的流入,其规模和增长速度与经济的发达或活跃程度,即对流动人口的需求或吸引力关系密切。广东省8年中
人户不一致的人数猛增了6.6倍，大大超过其它任何省区，其比重达到6.04%，居全国首位。同期内增长幅度大于2倍的有广西、海南、北京、江苏等省、市、区,而小于1倍的则有新疆、黑龙江、甘肃、贵州等省、区。从人户不一致的比重来看，最低的四川省仅为1.52％,湖南省为1.53%，云南、贵州、甘肃、河南、安徽等省也低于２％,与经济发展确实有着明显的正相关。
人户不一致的人口主要集中于城市。在深圳市这类人占到总人口62．2%，为全国最高。珠海市和东莞市也分别达到2６.８％和26.0％。海口市该比重超过全省平均数11个百分点，兰州市超过６个百分点，嘉峪关市超过8个百分点,……其它城市情况也基本类似。在城市中，人户不一致的人口主要分布于市区，但近年来由于市区住房困难等原因,这类人已明显向近郊区或城乡接合部集中。典型的如北京市,1９82~１990年间东城、西城、崇文、宣武4个城区的人户不一致的人口数合计只增长0.9倍，而由朝阳、丰台、海淀、石景山4区组成的近郊区却猛增了4.4倍，其比重也大大超过了城区。现在,几乎每一个大城市的边缘都围上了一个“流动人口圈”。
同人口迁移一样，人口的流动对一个地区而言也有净流入或净流出的问题。用人口普查中下列两类人口数进行对比，就可以对此作大致的推算，这两类人是:①有本地常住户口,但外出1年以上；②常住本户口在外地，已离开户口登记地１年以上。
从表71可见，上海、天津、宁夏人口大量净流入,浙江有少量净流出，四川则有大量净流出,这与得自其它资料来源的结果是很吻合的。
当然，无论是客运量还是人口普查的户口状况数据，反映的只是流动人口中的一部分，要取得更全面的精确数据,就只有进行典型调查了,北京市在1985年４月20日,上海市在１９84年8月10日、1９85年9月12日、1９8６年８月27日以及1988年10月2０日都进行过这样的典型调查，从中获得的大量数据，可以使读者对全国人口流动状况有更深入的了解。
例如，1988年１0月20日上海市外来流入人口共209万人,其中通过陆路、水路、航空等进出上海市境的为6８.３万人，占总数3２.7%;在上海居住、滞留的为124.6万人,占59.6％，其余为各县内跨乡镇和农贸市场当日往返的流动人口。在上述124.6万人中，市界以外流入的为105.8万人，占84.9%。调查当日上海市已流出人口共3４.4万人,其中流出市界的为1６.2万人,占47．1％。流入流出相抵，上海市净流入89．６万人，约相当于当时全市户籍人口数的7.1％。
在暂住、滞留于上海市的1２4．６万人中,居住在集体户和家庭户中的占６０.9%,住在旅馆的占16．5%,住在水上船舶中的占6．3％，其余16.２%即总数的1/６住在临时
工棚、收容站或露宿于车站、码头、农贸市场各处。以上四大类居住类型的流入人口在性别年龄构成、职业状况、迁入原因及逗留时间上均有很大的差别。
从性别构成看,集体户和家庭户中的流入人口的性别比为157.９，旅馆为43７．8,水上为344.9，而临时工棚却高达1492.1，可见流动人口中男性远多于女性。
从年龄构成看,1５～５9岁的劳动适龄人口在集体户和家庭户的流入人口中占80％,在其它类型中却高达９４～9８％，说明儿童和老人流动性较小。
从流入前的职业看，农民占集体户、家庭户流入人口的47.6%,大大超过其它职业，但该比重在旅馆仅为3．７％。虽然如此,农民仍构成了流动人口的主体。
从流入原因看,经济型(做工、务农、经商等)在集体户、家庭户和旅馆的流入人口中均占60％,而在临时工棚中更接近100%。充分表明经济活动是促成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
从逗留时间来看，各居住类型差别很大。逗留1~3天者在旅馆占46.1％，而在集体户、家庭户和临时工棚均不到7%。反之，超过１年者在集体户、家庭户为31.8% 在旅馆仅为４．９%。
从来源地看，共同的特点首先是与距离有关,通常距离越近，所占比重越大,如江苏、浙江、安徽3省无论在集体户、家庭户中还是在旅馆中均分列主要来源之前三位，合计占前者6７．6％占后者50.5％。其次与亲缘有关,历史上对上海迁入人口较多,或者建国后接纳上海移民较多的省、区,在流入人口中所占比重都相对较大,反之就小。典型的如新疆，距离最远，但在集体户和家庭户的流入人口中却高居29个省、区的第六位，原因就在于到新疆的上海移民很多,他们至今仍同上海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以上对上海市典型调查的分析中,可以大致反映出全国流动人口的基本状况。
关于中国流动人口的总量,公安部曾有过一个推算数字，即198３年为300０多万人,1987年底为5000万人，其中分布在城市和农村的各占一半,25个百万人口以上城市的日平均流动人口总量达100０万人，约占其常住人口1/5。最近，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资料,现在全国大约有70０0万流动人口,离开常住户口登记地1年以上的有2100多万人。可见中国的流动人口不仅绝对数量大,而且增长迅速，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人口地理现象。
值得指出的是,近10余年来中国大陆从事各种活动的外国人、华侨和港澳台同胞人数激增，１988年达3１６９.5万人,比19７8年增长1６.５倍（1990年为2７46.2万人),构成了流动人口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部分。这些旅游者绝大部分都集中于东部沿海。在重点城市中,１988年广州以接待２0４万人而显著领先，北京,深圳、上海以90～１20万人居其次，桂林,西安、杭州、南京、苏州以2５～５０万属第三档。如只考察外国人，则北京、上海、广州以86万人、6６万人、48万人居前三位，桂林、西安也达３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