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悲剧精神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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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悲剧精神的桎梏
作者：刘璐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4年第11期
摘要：中国古典悲剧是中国人民在儒家道德思想教化下衍生的产物，由于受伦理道德约束，我们的先人不愿意承认痛苦和灾难的不合理性。因此，中国式悲剧作品的悲剧精神有了许多的争议和不足。在与西方悲剧作品对比中，我准备从“大团圆结局”“道德完美的悲剧人物”以及“过分的虚幻的外力寄托”三方面浅析中国悲剧精神的桎梏。
关键词：中国悲剧；桎梏；完美结局；绝对对立；外力；元杂剧
作者简介：刘璐（1993.1-），女，山东省潍坊人，大学本科学历，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1级，汉语言文学方向。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11-0-01
“肯定生命的最高艺术，即悲剧。” ①哲学家尼采给了悲剧艺术高度的评价。而命运是悲剧意象世界的意蕴的核心。中国古典悲剧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历史的凝结，处处体现着对不公平命运的抗争和批判。当然，以西方特别是古希腊的悲剧作为评判悲剧的立足点和评判的圭臬是不合适的。毕竟梵高画不出《富春山居图》，而兵马俑中也不会有断臂的维纳斯。然而，中国古代的悲剧作品，由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教育的掣肘，在我看来有了些许不足。所以想借几篇知名的作品，来分析一下中国悲剧精神的桎梏。
一、掩盖丑陋，否极泰来的完美结局
邵曾祺认为，中国有一种类型的悲剧，是在“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后，挂上一条欢乐的尾巴。②邵先生所指的这条欢乐的尾巴就是中国的悲剧故事经常带有的大团圆结局。这种皆大欢喜的完美结局是中国人民在儒家道德思想教化下衍生的产物。受伦理道德约束，我们的先人不愿意承认痛苦和灾难的不合理性。
中国元杂剧的主人公总要在结尾来个悲转喜，苦转甜，如朱光潜先生在《悲剧心理学》中所言：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那些情侣一定会有情人终成眷属，那些潦倒穷困的书生最终会金榜题名，这些结局，冲淡了悲剧振聋发聩的力量，一味地“好好好好好”，更撕开了我们软弱不愿正视命运冲突奴性的面具，体现了中国悲剧精神的桎梏。《窦娥冤》中窦娥行刑前血溅白练、六月风雪，亢旱三年三桩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誓愿竟然借天神之手得以成真。更不论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将元稹《莺莺传》的悲剧性结尾大逆转，张生的变心另娶变成了与莺莺白头偕老，恩爱一生。但这种用理想的，虚幻的人为或鬼神干预的方式结束悲剧，不愿
中西方悲剧比较
中西方悲剧比较 对于“悲剧”一词，我最初对它的理解是一些不幸的、痛苦的事情。然而在美学课上通过老师的讲解，我发现美学意义上的悲剧并不如我理解的那样。我知道了美学意义上的“悲 剧”并不等同于“悲惨的事件”。下面先来说一下美学意义上悲剧的一些特征。 首先，悲剧的主人公必须是正面人物。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总是摹 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这就规定了悲剧主人公善的品格。这里所说的正面人物”，是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既包括英雄人物，又包括那些默默无闻的平凡的小人物（《祝福》中 的祥林嫂），但是他们共同一致的品格是进步、纯洁、善良。正面人物是多种多样的，他们的内心世界也是丰富多彩的。有的悲剧主人公不但以美的魅力去吸引观众的注意，而且以善 的品质去引起观众的同情与怜悯。如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他们以死殉情， 用人文主义克服家族封建意识；还有的悲剧主人公内心深处充满了真理与谬误、进步与落后 的激烈斗争，斗争的结局是：主人公内心深处的真制服了假，善克服了恶，美战胜了丑，然而却在这一倾刻遇到失败或毁灭。如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中的奥赛罗、《李尔王》中 的李尔等。之所以悲剧主人公要是正面人物，这主要原因是为了唤起人的同情感，产生悲剧 效果。 第二个恃征，在悲剧冲突的展开中，用美的毁灭来否定丑的存在。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充满了善与恶、进步与落后的斗争，新生力量在强大的邪恶势力之下暂时毁灭了，失败了，造成了悲剧，但是，悲剧可以摧毁一个崇高伟大的人，却不能摧毁一个人的崇高伟大，美的被毁灭只是具体形式，其精神却完全战胜了丑和邪恶势力。如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取火造福，而被判永久锁在悬崖绝壁上被凶鹫啄食肝脏，岂不悲壮！然而他的精神之壮美却永远存留天 地之间，并彻底战胜了宙斯的凶残。 第三，从悲剧效果来看，怜悯、恐惧、陶冶、净化、提升一一这是欣赏悲剧逐步展开的 心态感受。这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悲剧必然首先要唤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之情，进一步在 领略悲剧美的过程中，使自己的心灵得到陶冶和净化（即情感上的熏陶、感染与升华）。恐惧”，是因为美的毁灭而引起的惊骇之情，但这种恐惧要适度，过多或不足，都可能影响悲剧的效果。由于悲剧的特殊性，它不但给人莫大的审美愉悦，还会给人以真的启迪：理想的道路并不平坦，而是充满了艰辛曲折；要实现理想目标，必须经受住挫折，准备付出代价，以赢得更加光明的未来。 了解了在美学上悲剧的特征之后，我们再来谈一谈中西方悲剧的不同。 首先，悲剧的主人公不同。西方古典悲剧，是对最重要最伟大的人物的一种模仿。其主人公一般是力量型的、进攻型的男性英雄，其目的在于强化悲剧的冲突。而中国古典悲剧强调的是忍耐，其主人公一般是受迫害的、善良弱小的女子。例如《窦娥冤》、《桃花扇》、《梁祝》、《娇红记》等，这些人物的人品往往完善的体现了中国传统伦理学的某些要求，如忠、孝、义等。软弱加上伦理观念的束缚，导致中国悲剧人物只能以忍耐为特征。总之，西方古典悲剧的主人公是敢于斗争的英雄，其中大多数是男人，即使是女人，也是和欧里庇得斯创 作的美狄亚一样刚强的；中国古典悲剧的主人公基本上是受迫害的小人物，其中大部分是女子，就算是有地位的男性，也往往像《精忠旗》中的岳飞一样备受迫害。 其次，中西方悲剧冲突不同。西方古典悲剧的整个过程是冲突的逐步升级，其主人公是 主动的，他们往往用行动来抗争；而中国古典悲剧则主要描写凄惨的遭遇，而不是剧烈的冲突。总的来说，西方悲剧冲突的双方是迫害与反迫害的关系，其斗争往往旗鼓相当，难分难 解；而中国悲剧斗争双方主要表现为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冲突的剧烈程度大为逊色。并且 西方悲剧的外在斗争往往都以内在斗争为基础，而中国悲剧一般没有多少内心冲突。其中比较典型的人物就是窦娥，她的内心世界几乎没有理性的闪光，几乎没有矛盾斗争，一直都是 默默承受，像窦娥一样没有判断能力的任务还有很多。《精忠旗》中的岳飞只知道忠于皇上，却不知道什么是忠于皇上的最好方法、皇上是否值得忠于等问题，所以他只能被动地受害。
中国梦与中国精神
中国梦与中国精神 中国梦与中国精神 隋笑飞华春雨周英峰 2019-4-17 14:46:37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9.04.17 曾经，梦想离我们如此之远。而今，梦想离我们如此之近。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中华民族跨越世纪的梦想，是亿万中华儿女内心深处的渴望。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我们靠什么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将民族复兴的梦想化为现实? “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响亮回答，正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更加朝气蓬勃地迈向未来。 崇高精神是伟大事业的灵魂。追逐中国梦的奋进历程，不断孕育和凝成中国精神 那片海拔近4000米的雪域高原，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双真诚清澈的眼睛—— “你那么拼命，给谁看啊?他扭头看我，沉默了一会儿说，给老百姓看。”四川甘孜州道孚县龙灯乡原副乡长冬孜回忆说，“菊美多吉的眼睛就像家乡的鲜水河一样，清澈见底。” 让孩子有学上、农牧民有藏房住、老百姓过好日子……在道孚县瓦日乡原党委副书记、乡长菊美多吉的心中，有太多的梦想。 怀着这样的憧憬，他的人生永远定格在33岁。造福乡亲的梦想，让茫茫雪山对这个背影充满了深情的眷恋。梦想蕴含着的中国精神，让这个灵魂折射出璀璨的光芒。 一个人总是需要一些梦想、一点精神，一个民族更是如此。 翻阅世界史，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一样，历经磨难，始终深怀强国富民之梦。也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一样，饱受侵略、欺凌和挫折，依然屹立于世界东方。 “无端忽作太平梦，放眼昆仑绝顶来”。一百多年前，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用诗句写出了对中国未来的梦想和期望。 “在中国面临危机的时刻，中国梦一直是支撑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最灿烂的希望和最坚定的信念。”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在民族危亡中体验了痛苦和艰难，也由此形成了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近现代民族精神。 逐梦的脚步从未停歇，伟大的精神源远流长。
论古希腊的悲剧精神
纵观中国传统的文学作品，大团圆式的优美结构充满了读者的视野，无论是包公戏中的善恶、忠奸分明，还是戏剧中的窦蛾恨终得雪怨总得偿，都充斥着农耕文明下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式的因果循环和“善恶有报”的理想和期待，尽管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已经出现了对人生进行思考的悲剧意识的萌芽，但总体上还是被包裹在“大团圆”的外壳之下。在西方悲剧理论真正渗入中国的创作之后，真正有意识的悲剧创作才成为可能，若干具有悲剧性宏大结构和巨大魅力的文学作品才开始走进人们的阅读视野。与此同时一些悲剧性的文学作品也开始呈现出了它们独特的由痛到快，先痛后快的巨大吸引力，使得人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不再囿于特定文学视角，而更多的渗透了美学理论，从而达到对具体的悲剧性文学作品的深层解读。 一、古希腊悲剧精神形成溯源 对于古希腊式悲剧精神的诞生根源和产生土壤，可以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渊源去探寻。古希腊人生活在海洋流域，浩淼无边的茫茫大海中“没有彼岸”和看不到彼岸，或者说无法回归的渔猎生活的现实造就了古希腊人的海洋文明。在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历史条件下，古希腊人创造了悲剧历史发展中的三种悲剧类型：由于无法挽回和无法改变的神定的因素或者主体的“小过失造成大悲剧”的命运悲剧、由于人物自身性格原因导致的不可避免的“性格决定命运”的性格悲剧、以及由于人本身的降生是无来由的和人的生存环境是人所无法选择的所造成的生存悲剧。悲剧最早来自于酒神狄奥尼索斯崇拜的祭祀活动，而酒神崇拜涉及到生命周而复始的循环：出生，死亡。再生。这本身就是人类渴求生存，抗拒死亡的意志表现。是人类对于生存状态的抗争，是人类对于自身文化的价值肯定和终极关怀。这种悲剧精神渗透在古希腊人的文学创作中，由此出现了众多的悲剧作家。这些悲剧作家以他们的悲剧意识和人性关怀创作了一系列隽永深刻的悲剧作品，尤其以古希腊的三大悲剧家为代表。悲剧的本质是矛盾冲突，没有了矛盾冲突。悲剧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古希腊悲剧通常表现出一种抗争，如普罗米修斯对神旨的违逆、俄狄浦斯对命运的抗争、美狄亚对丈夫的报复等。如《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悲剧是令人同情和怜悯的，但由于他的斗争是朝向一种正义的目标，显示了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不可战胜还要义无反顾的英雄气概，这就成了悲剧人物最终必然走向悲壮命运的悲剧美的来源。这种精神上的胜利和战斗的过程远远超越了结果，是永恒的人类精神的映射。正是在与这种类似主宰着整个人类的力量的斗争中，人的主体性的力量才被发挥到了极致，人们才在悲剧人物的身上发现了自己所蕴藏的全部能量。因此在欣赏悲剧性文学作品的时候，人们在产生恐惧、悲伤等强烈的痛感的同时，更会感到怜悯和同情，如此强烈又复杂情绪强烈地刺激着欣赏者的感官，使读者悲伤之后得到更强的顿悟和重获新生的愉悦之感。 对古希腊悲剧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亚里士多德曾以《俄底浦斯王》来佐证他对悲剧性质的解释——“过失说”，俄底浦斯王无论如何的正直善良，关爱自己的国民，都无法逃脱先天的神定的命运，由于无心的过失而导致了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的巨大悲剧性。黑格尔也用《安提格涅》来辅助他对悲剧性质的解释——“冲突说”和“永恒正义说”，代表亲情的安提格涅和代表国法的克瑞翁之间产生了无法调和的冲突，具有合理性的双方在矛盾斗争的过程中暴露了自身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于是必然遭到毁灭或者两败俱伤的命运，进而造成了巨大的悲剧性冲突。黑格尔提出的“冲突说”成为了黑格尔对于悲剧理论的最大贡献，并促使悲剧理论进一步的系统化和完善化，进而逐渐形成了真正的近代悲剧的理论形态。而到了现代，恩格斯和马克思对悲剧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批评了他对《封，济金根》的结论，认为济金根的悲剧是由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和“实际上不能实现”的冲突而造成的。恩格斯的悲剧理论在现代悲剧理论中极具代表性，它广泛
浅谈中国悲剧精神的桎梏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3a5295642.html, 浅谈中国悲剧精神的桎梏 作者：刘璐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4年第11期 摘要：中国古典悲剧是中国人民在儒家道德思想教化下衍生的产物，由于受伦理道德约束，我们的先人不愿意承认痛苦和灾难的不合理性。因此，中国式悲剧作品的悲剧精神有了许多的争议和不足。在与西方悲剧作品对比中，我准备从“大团圆结局”“道德完美的悲剧人物”以及“过分的虚幻的外力寄托”三方面浅析中国悲剧精神的桎梏。 关键词：中国悲剧；桎梏；完美结局；绝对对立；外力；元杂剧 作者简介：刘璐（1993.1-），女，山东省潍坊人，大学本科学历，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1级，汉语言文学方向。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11-0-01 “肯定生命的最高艺术，即悲剧。” ①哲学家尼采给了悲剧艺术高度的评价。而命运是悲剧意象世界的意蕴的核心。中国古典悲剧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历史的凝结，处处体现着对不公平命运的抗争和批判。当然，以西方特别是古希腊的悲剧作为评判悲剧的立足点和评判的圭臬是不合适的。毕竟梵高画不出《富春山居图》，而兵马俑中也不会有断臂的维纳斯。然而，中国古代的悲剧作品，由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教育的掣肘，在我看来有了些许不足。所以想借几篇知名的作品，来分析一下中国悲剧精神的桎梏。 一、掩盖丑陋，否极泰来的完美结局 邵曾祺认为，中国有一种类型的悲剧，是在“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后，挂上一条欢乐的尾巴。②邵先生所指的这条欢乐的尾巴就是中国的悲剧故事经常带有的大团圆结局。这种皆大欢喜的完美结局是中国人民在儒家道德思想教化下衍生的产物。受伦理道德约束，我们的先人不愿意承认痛苦和灾难的不合理性。 中国元杂剧的主人公总要在结尾来个悲转喜，苦转甜，如朱光潜先生在《悲剧心理学》中所言：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那些情侣一定会有情人终成眷属，那些潦倒穷困的书生最终会金榜题名，这些结局，冲淡了悲剧振聋发聩的力量，一味地“好好好好好”，更撕开了我们软弱不愿正视命运冲突奴性的面具，体现了中国悲剧精神的桎梏。《窦娥冤》中窦娥行刑前血溅白练、六月风雪，亢旱三年三桩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誓愿竟然借天神之手得以成真。更不论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将元稹《莺莺传》的悲剧性结尾大逆转，张生的变心另娶变成了与莺莺白头偕老，恩爱一生。但这种用理想的，虚幻的人为或鬼神干预的方式结束悲剧，不愿
中国人为什么缺乏悲剧精神
中国人为什么缺乏悲剧精神？——悲剧精神新考 一个事实常令研究者困惑：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人经历了浩劫却至今未创造出相应的悲剧作品；苦难似乎并未进入我们的内心，没有转化为深切的生命体验；即使在叙述自己的经历时，中国知识分子也习惯于把灾难喜剧化，甚至将之改造为甜蜜的记忆。现在，网络上流行的也多半是喜剧性文本，基本上不到悲剧性叙述。 许多批评家将这种现象归结为当代中国人——主要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缺陷。这是个合理但含混的判决。它没有涉及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当代中国人缺乏悲剧精神？是由于中国文化的特性使然，还是另有缘由？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从民族文化的角度追究悲剧精神之有无。国学大师王国维曾断言：“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美国学者约瑟夫·W·米克也说：“悲剧似乎是西方文明的发明。它在东方、中东、原始文化中是明显缺席的。”上述两种说法都把文明当作决定性力量，似乎悲剧属于特定的民族。然而，这类决定论思想难以经受事实的检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民族也孕育过悲剧作品。在对“吾国人之精神”下了定论之后，王国维本人先是在《红楼梦评论》中承认“《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而后又在《宋元戏曲史》中说“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倘若王国维要自圆其说，就必须证明《窦娥冤》、《赵氏孤儿》、《红楼梦》皆“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但这显然是难以完成的任务。《窦娥冤》、《赵氏孤儿》、《红楼梦》确实受了佛教的影响，但它们所吸纳的佛教思想业已融入本土文化，成为“吾国人之精神”的内在构成。进言之，即便上述悲剧确是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下面的问题仍是不可回避的：佛教在西汉末年就已经传入中国，缘何过了千年之后才结出三个悲剧之果？自元到晚清，为什么汉语文学中的悲剧仍如此稀少？要回答它们，仅仅从民族精神、文化特质、地域文明的角度探讨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另觅他途。 在强调《窦娥冤》和《赵氏孤儿》是悲剧时，王国维曾说：“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赴汤蹈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同上）此话大有深意：动作“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者，方有可能是悲剧；并非任何时代的任何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悲剧的产生必有特定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因缘。由此可见，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角度探讨悲剧精神之有无，可能更切题。事实上，这个工作早有人做了，只是我们未注意而已。在论述戏剧体裁产生的社会学-政治学背景时，狄德罗曾如是说： 一个民族并非同样擅长所有种类的戏剧体裁。我觉得悲剧更符合共和政体的精神；喜剧，尤其是轻松的喜剧，比较更接近君主政体的性质。 将戏剧体裁与政体联系起来，看似突兀，实则非常符合艺术发生的原理。艺术是社会-历史的内在构成，其生、盛、衰都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息息相关，故“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并非任何社会-历史条件都能孕育悲剧，只有当社会-历史的运行机制开始成全个体的自由意志时，悲剧才有诞生的机缘。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或者说，悲剧的主人公必须能够独立完成“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成为自己生活的舵手（“他们的幸福与否取决于自己的行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悲剧人物为自己负责的重要方式是在公开场合表达思想（主要是其抉择）：思想指能够得体地、恰如其分地表述见解的能力；在演说中，此乃政治和修辞艺术的功用。昔日的诗人让人物像政治家似地发表议论，今天的诗人则让人物像修辞学家似地讲话。性格展示抉择的性质，因此，一番话如果根本不表示说话人的取舍，是不能表现性格的。
中国悲剧精神论
寇鹏程：中国悲剧精神论 一、 中国悲剧精神？但是，首先，中国有悲剧吗？自从本世纪初王国维在其《红楼梦评论》中说中国人没有真正的悲剧开始，此后又有一大批学者诸如蔡元培、朱光潜、胡适、鲁迅、刘半农等人都批评中国悲剧的不彻底性，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悲剧。由于这些人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很多人不加分析地接受了他们的观点，使得“中国无悲剧说”广为流传，很多人提起中国的悲剧也立即就会有一种不以为然的感觉，甚至对中国悲剧产生了一种轻视之情。中国究竟有没有悲剧也成了学界一直争论不休、到现在也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 鲁迅：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统统给他团圆。 我觉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能简单化。最早提中国没有悲剧的有影响的人要算王国维了，当初他在《红楼梦评论》中说，中国的戏曲、小说都是乐天的，“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所以，他认为中国一直没有真正的悲剧，真正的悲剧只有《红楼梦》与《桃花扇》。可以说这是中国无悲剧说最早的滥觞了。但是，我们注意到王国维对中国悲剧做这样的评判完全是根椐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来判定的，王氏与叔本华一样把艺术看作解脱人生永恒苦痛的避难所，认为真正的悲剧就应该是弃绝人生、放弃生命的，他的悲剧理论完全是叔本华理论的汉语版。悲剧在这儿成了悲观的意思。所以王国维说“故吾国文学中，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王国维把具有“厌世解脱”精神的悲剧看作是真正的悲剧，把符合叔本华的理论的悲剧看作是真正的悲剧，并由此作出结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悲剧，这种评判标准显然有以偏概全之嫌，不足以此为据的。 我们再来看五四时期一批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也纷纷声讨中国的悲剧，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悲剧。比如蔡元培《在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演说词》中说：“西人重视悲剧，而我国则竟尚喜剧。如旧剧中述男女之情，大抵其先必受种种挫折，或男子远离，女子被难，一旦衣锦荣归，复相团聚，此等情节，千篇一律。” 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曲改良》中说：“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点。无论是小说，是戏剧，只是一个美满的团圆。” 鲁迅先生也认为中国实在少真正悲剧，指出“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统统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欺骗------ 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的问题。” 朱光潜先生也在他的《悲剧心理学》中说：“事实上，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中国的剧作家总是喜欢善得善报，恶得恶报的大团圆结尾……” 我们看蔡元培、胡适、鲁迅、朱光潜等人，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他们的看法本身确实也有一定的道理，因此很多人都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们关于中国悲剧的看法。但我们应知道这批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对中国悲剧“团圆主义”的批评实际上都是把悲剧看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以此来批判中国旧的文化传统，以此作为反封建的一个武器，以此来宣传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想，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有其历史性价值，但他们的主要目的都不是就悲剧本身而探讨悲剧的，借批判悲剧进行启蒙和革命的工作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在当时整个时代都对传统中国文化进行大规模声讨的浪潮中，悲剧被有些简单地批判得体无完肤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说他们是以势反悲而不是以理反悲，以反传统之形势、大势来反对悲剧，而不是以学理来反对悲剧。 胡适：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点。 中国的悲剧确实很多都以悲开始，但最后都以“大团圆”的乐结束，有《红楼梦》之悲则必有《红楼后梦》之喜，有《琵琶记》之分就必有《青衫泪》之合，生不能成连理，死后也要成鸳鸯、变蝴蝶。这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团圆”的结局就是人们诟病中国悲剧，说中国无悲剧的主要原因。那么这样说来中国无悲剧就是因为这些悲剧的结尾是“大团圆”了，如果让这些悲剧的结尾都换成剧中人物各分东西，各自死去的“大分散”，这些悲剧就是真正的悲剧了，或者说只要是“大团圆”结局就不是真正的悲剧了，那么这样说来一部悲剧是不是真正
结合大学生实际谈谈你“中国梦”的认识
结合大学生实际谈谈你“中国梦”的认识。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面向未来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续奋斗。广大青年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人民，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在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让青春焕发出绚丽的光彩”。这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传达给每个青年最强烈的信号，是党和国家宏伟大业向每位青年发出的深情召唤。也是让党的事业后继有人，让党的队伍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根本。青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继承人，他们将决定祖国的命运。大学生，作为青年中的佼佼者，具有优势的特殊群体，大学生们必须坚定自己的理念，时刻牢记自己的历史使命，肩负起时代的重任，而且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强弱将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关系到我们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因为这个梦想，它是凝聚和寄托了几代中国人的这样一种宿愿，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它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一种共同的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前途命运，都是和这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和这个民族的前途命运密切相关的。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我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我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会实现。我更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作为国家培养出的当代青年大学生，应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认为我们要具体应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树立远大的志向，以远大的志向为前进和发展鼓足动能。激情飞扬的青春活力是推动发展的“正能量”。“发展是第一要务”，也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根本。而发展离不开充满激情的青春理想，离不**大的志向作为前行的航标，离不开充满生机活力的创新创业体制机制。广大青年大学生要踊跃投身国家建设，以激情飞扬的青春活力不断添加祖国前行的“燃料”。我们会敢为人先，善于创造，勤奋求实，勇于开拓，成为改革创新的生力军。我们有了坚定的志向和信念，以及坚韧不拔的毅力，就一定能将志向与目标变为现实。作为青年大学生，我们一旦拥有远大志向和理想，就会不畏前行道路上的艰难险阻，敢于面对困难与挫折。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克服和战胜困难，就会立足当下、放眼长远，开拓奋进，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其次，要做到自强，树立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青年人最大的优点是：有拼劲、充满活力和朝气；有激情，始终鼓足创新前行的动力；有锐气，敢于挑战障碍，不拘一格。广大青年大学生，要学会独立思考、独立创业、独立奋斗。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奋斗，只有具备百折不挠、勇往直前、顽强拼搏的精神，才能在中国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贡献自己的力量。然后，要做到自立，勇于承担人才强国的重任。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是当代中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两项重大战略任务。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既是国家战略，又是广大青年的历史责任。在科技和教育迅猛发展，社会信息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当代青年有较多的机会学习、运用、创新现代科学技术。广大青年应义不容辞地担当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的重任，争当优秀的创新人才，成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中坚力量。我们作为青年大学生，在学校要珍惜所有能珍惜的机会，一方面要学习好科学文化知识，为自己的未来国家的未来打好基础，另一方面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在锻炼自己能力的同时为社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同时我们要紧跟党走，认真学习党的政策方针，紧跟党的步伐。实现“中国梦”的路并不是依靠青年学生一腔热血就可以实现的。青年学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才能寻求到努力的方向，才能寻求到实现“中国梦”持续奋斗的精神动力。中国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等便是高校青年学生实现“中国梦”提供了精神动力，我们要学习并弘扬这些精神，让自己更加满怀信心的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作为高校青年大学生我们要牢记党的的教诲，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
中西方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之比较
中西方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之比较 张黎明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650091) [摘要] 作为广义的悲剧来说,它蕴涵了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基础、哲学观念,造就了不同的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文章分析和比较中西方悲剧意识、悲剧精神之大不同及其原因。认为中国悲剧意识内在于儒家的“入世”思想中,佛家和道家的“出世”思想消解了悲剧意识,导致了悲剧精神的缺乏。西方悲剧意识的哲学基础源于主客二分的柏拉图“理念说”,因此在与世界的抗争中表现出崇高的悲剧精神。 [关键词] 悲剧;悲剧意识;悲剧精神 [中图分类号] B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303(2006)02-0075-04 悲剧,起源于古希腊,特别是经过古希腊戏剧家的努力提升了悲剧的地位,伴随着西方文学的发展,悲剧成为艺术的皇冠。在中国古代美学文献中并没有悲剧这个审美范畴,“悲剧”这个词出现以前,人们称为“哀曲”、“怨谱”、“苦戏”,主要描写凄惨的遭遇而不是剧烈的冲突,突出悲哀、怨恨的审美风格。我们今天多是用西方的悲剧理论来对中国古代被称为悲剧的作品进行阐释。所以,从中西方悲剧的比较、交流中确立自我的悲剧理论,避免理论的失语成了当代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任务。 一、悲剧意识 悲剧意识是人类存在的根本性意识。在人类自我的繁衍生息中,始终面对来自大自然的威胁,洪水、猛兽等自然灾害,促使人类不断地迁徙;不同种族、部落群体之间的征战,生命在不断地消失。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又面对不同阶级、集团利益,不同文明的挑战。应该说在人类自我的生产与物质生产中,始终面对外来的、人类自我所意想不到、非理性的压力;生与死、灵与肉的矛盾注定了悲剧意识与人类同在。但是人类就是在面对大自然、社会、自我的威胁中,使自身的文化渊源流长。当人们面对生存的挑战、面对非理性的威胁时,以一种理性精神面对残酷的现实时,就意味着悲剧意识的生成。应该说,悲剧意识与生命同在;是人与生俱来的对现实的正视和反省,它凝聚着超越自身能力的冲动。悲剧意识根源于现实的缺陷、不完满和人的生命的丑恶。 在中西方文化中,我们都能够找到这种悲剧意识。两者比较而言,中国文化中的悲剧意识建基于儒家的“出世”思想之上,直接的载体就是中国古代的文人,但佛道思想消解了这种悲剧意识。而西方文化中的悲剧意识,建基于"主客"二分的理念世界之上,对悲剧意识发展为悲剧精神有积极的影响。 中国文化不是缺少悲剧意识,而是整个文化的根基就建立在悲剧意识之上。“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孔子于西周末年创儒学,提出一系统性自觉理论,开始关注人类自我存在的秩序、价值文化问题。孔子之学,由“礼”观念开始,进至“仁”、“义”诸观念。《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卫灵公》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子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在这里,孔子即摄“礼”归“义”,更进而摄“礼”归“仁”。“礼”的意义,在于维持国家、社会生活的秩序;礼依于义而成立,“义”是“礼”之实质,礼是义之表现。于是,一切制度仪文,整个生活秩序,皆以“正当性”或理为基础。人所以要有生活秩序,所以大则有制度,小则有仪文,皆因人要求实现“正当”。[1]悲剧意识就建基在从自我的本心出发推己及人进而构建“礼乐”社会,追求“正当性”的儒家思想之上;而对“正当性”的追求不正是儒家的“入世”精神的体现吗?孔子传道而周游六国;屈原求"美政"而自投汩罗江;至司马迁则有了这样的感慨:“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阙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2]从周游六国的孔子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司马迁,[2]他们力图以自己的思想影响历史的演进,生命之中充满了无限的悲剧意识。至汉末魏晋这种悲剧意识充溢于整个社会和个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常畏大网罗,忧祸一旦并”,“心之忧矣,永啸长吟”。文人之命动如鸡犬,他们或是沉于酒色,或是药石,或是山水。中国文人的苦难末有过魏晋。至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自称酒中仙的李白也是满怀报复,杜甫在沉郁顿挫、悲壮的诗篇中唱出盛唐之后社会、人生的凄凉;至极弱极贫的宋代则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的文人;明朝则上演了一场“东林悲歌”。可见在中国文人身上不是没有悲剧意识而是悲剧意识“遍布华林”,它源于 75 第19卷 第2期 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Vo l.19 No.2 2006年6月 JOURNA L OF WENS HAN TEAC HE RS COLLEGE Jun.2006 [收稿日期]2006-04-20 [作者简介]张黎明(1981-),男,云南建水人,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2005级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审美文化研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梦 周菲李艳春《光明日报》（ 2014年10月06日 06 版）当代中国既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对严峻的现实考验。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社会加速转型，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取向呈现多样性，出现了“道德滑坡”、价值观解构等值得警惕的不良现象和危险苗头。面对机遇，我们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确立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指明未来的发展目标、道路选择与价值取向。应对考验，我们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明确方向、振奋精神、凝聚力量，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根本保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鲜明的先进性、民族性、开放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根本价值取向。从本质属性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必然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体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与学说，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始终以实现人类彻底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为最终目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为了大多数人的进步的社会运动，由此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取向的先进性，这种先进性体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要义，遵循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与规律，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落脚
点。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成为大多数人自觉接受并用以规范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根本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蕴含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道德风尚的价值评价标准。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历史中，积淀了深厚的文化传统与优良的道德风尚，形成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道德准则与价值标准。今天，我们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要立足当代中国的现实，又不能无视民族的历史与根基，要从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与进步的价值取向，摒弃历史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的极端性思维，对传统文化和道德中的合理方面积极地加以继承、吸收和创新，使之与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相适应，并用符合民族特性和风格的语言加以表述，这样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风格，实现了先进性和民族性的有机统一，现实性和历史性的具体统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人类优秀文明的吸收借鉴与当代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但绝不自异于世界思想文化体系，也绝不排斥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中国与世界各国在日益密切的相互交往过程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各民族一样，有着对民主与法治、自由与平等等价值的追求。在世界文明多样共生的情况下，在各民族平等友好交往的前提下，我们提倡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对人类社会优秀的文明成果积极地加以吸收、学习和发展，取人之长，为我所用。
悲剧艺术的欣赏
悲剧艺术就是一种崇高的艺术形式,以其哀伤的叙事情节与悲愤的情感震撼人心。而中国悲剧艺术独特的文化视角,向人们展示了悲剧艺术的鲜明特征,它唤起人们对正义、崇高、良善的心理认同,激发人们对审美价值与人生价值的深沉思考。 悲剧艺术从广义上讲,就就是以悲剧故事为体裁的艺术形式;从狭义上讲就是一种特殊的民族艺术。不同的民族与国家由于政治经济、历史条件、民族性格、文化素质、道德观念、审美情趣等的各异,会形成各自不同的艺术特征。在我国,关于“悲剧”一词,据考证直至晚清时才偶然在一些文论中出现。而古代文学往往把那些悲惨之作称为“怨谱”或“哀曲”;在民间,老百姓则称之为“苦戏”,这可以视为中国悲剧艺术的最初形式。 从一定意义上讲,悲剧艺术就是有明确的文化理想与价值目标的;反映的就是人们在对苦难命运具有大致认同的基础上,怀着悲壮的豪情践履自己使命的情操。那些悲剧人物往往不畏险恶,甘愿为承担时代的苦难而付出,甘愿将其牺牲纳入道德的谱系中,牺牲者并因此获得精神的永生。同时,由于社会分为不同的政治集团、不同的结构层次,这种道德追求与社会评价的标准也会各不相同,而道德标准的异化也会滋生痛苦哀伤的情愫,因此而在艺术形式中表现出来。也就就是说,道德生命同样会喷发出情感的岩浆,从而凝铸成悲剧艺术的基石。 中国悲剧艺术的艺术特征 在各种不同类型的悲剧艺术中,悲剧人物的人格形象,就是伴随着悲伤苦难而逐渐在大众审美过程中被不断接受与确立的,正因为这个原因,悲剧艺术才总就是有一种英雄的壮丽色彩,而在人们的情感反应中,也总就是带着惊奇与赞叹的成份。悲剧艺术强调群体与个人二元价值的弹性选择,悲中有怨,怨中有悲,呈现出价值评判式的矛盾冲突的展示方式,从而构成中国悲剧艺术的独特模式。 一、叙事的冲突性。歌德说:“悲剧的关键在于冲突得不到解决,而悲剧人物可以由于任何关系的矛盾而发生冲突,只要这种矛盾有自然基础,而且真正就是悲剧性”。如梁祝的故事不仅感动了一代代少男少女,而且也令许许多多的成年人为之伤感。人们如今已经习惯将这个故事界定为“悲剧”,称其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梁祝的故事充分体现了悲剧艺术的特征,即人类情感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归结起来悲剧艺术的根本特点主要有两点:一就是冲突的不可解决性;二就是悲剧冲突引起人们的怜悯、同情、哀怨甚至焦虑、孤独、崇高、毁灭、死亡等情感体验;这些悲剧冲突的体验形式共同渗入作品之中,使作品的悲剧性在不同层面的体验之中显现出来。如《汉宫秋》以表现汉元帝与王昭君的爱情冲突为主线,同时,爱情线索与政治线索之间的冲突也以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伴随爱情与政治线索之间的冲突便就是怜悯与恐惧。因此,随着剧情的发展,到冲突的加速,作品呈现出了完整的悲怨情感的体验形态。对于悲剧冲突来说,由于其主要在于展开苦情的冲突历程,追求剧情的曲折性,即善恶、忠奸、正邪、美丑的多层次冲突,所以,得到的就是悲愤激烈、凄惨的苦情审美效果。 二、审美的情感性。悲剧艺术鉴赏就是一种审美情感,因而悲剧艺术的怜悯也就是一种审美同情。悲剧艺术除了能唤起人们的怜悯外,同时能唤起人的情感。也就就是说,我们欣赏悲剧艺术时,就好象观瞧一场大风暴。我们先感到的就是,面对某种压倒一切力量的那种恐惧,然后那令人畏惧的力量又将我们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在那里我们体会到平时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能体会到的活力,它在征服我们
对中国精神的理解与感悟
对中国精神的理解与感悟 2014级医学检验班团支部12月8日下午，14级医学检验班举办了“寻求中国精神”主题团日活动，在这次团日活动上，同学们针对中国精神进行了具体的讨论和分析，以下是我们的理解和感悟：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就是中国精神的基本内涵。团结统一：是指中华民族为了实现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凝聚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同心同德、维护统一、顾全大局的精神；爱好和平：是指中华民族在同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团结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而努力奉献的精神；勤劳勇敢：是指中华民族在长期奋斗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吃苦耐劳，勤俭节约，不惧艰难，英勇顽强的精神；自强不息：是指中华民族所具有的独立自主、奋发向上、不断进取、生生不息的精神。而对于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这一点来说。在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从来就是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容。我们所讲的爱国主义，作为一种体现人民群众对自己祖国深厚感情的崇高精神，是同促进历史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同维护国家独立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现阶段，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献身于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献身于促进祖国统一事业。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创新型领导思想研究制度的建立，使中华民族结束了近代以来备受列强欺凌的历史，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使中国结束了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统一和人民团结；使中国人民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状态，走上了富民强国的道路。因此，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我们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发展中得出的一个真理性认识。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即社会主义民主本质上也是统一的。世界土只有具体的相对的民主；没有抽象的绝对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有着根本区别。民主建设是一个过程，它的发展程度，又同一定的经济文化状况相关联。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为争取人民民主而斗争。现在，我们仍然在为逐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进行不懈努力。在共产党领导下j人民当家作主，建设和管理自己的国家，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内容。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爱国主义的重要体现。 因为民族精神的存在，我们抗战八年，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了中国；因为民族精神的存在，我们战胜了98年洪水的肆虐；因为民族精神的存在，我们战胜了SARS；因为民族精神的存在，我们的神七飞上了天空；因为民族精神的存在，我们共同挺过了汶川地震；因为民族精神的存在，我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没有人，可以否定，在追求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道路上，民族精神所起的不可磨灭的功绩。 作为新世纪的中国人，在感悟中华民族精神所带给我们物质与精神财富的同时，我们应该积极弘扬我们民族的文化。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世界的文化交流日趋增加。文化生产力的潜能越巨大，这也是一个国家在综合国力竞争中最根本的、最难替代和模仿的、最持久的和最核心的竞争优势。国家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增强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十八的召开，胡锦涛指出把建立文化强国作为未来国家发展的目标。 可见，未来的中国，弘扬我们民族文化的力度必然以往更盛。未来的路，我们还有很长很长的一段要走。但是，于心中，我们应该时时刻刻，不要忘记的是：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有自己的民族精神，我们有自己的民族文化，我们要不断感悟民族精神，不断地弘扬我国的民族文化，并且，我们为身为中国人而感到骄傲与自豪。
东西方的悲剧意识比较
东西方的悲剧意识比较 以《俄狄浦斯王》与《梁山伯与祝英台》为列 【摘要】人类文明发展具有悲剧性，人类文明的起源与发展都归结为挑战与应战。悲剧是一个说不尽的论题，东西方悲剧意识的不同与所处的文化传统、文化性质不同。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故事堪称希腊命运悲剧的典范，《梁山伯与祝英台》而中国的“大团圆”的结局体现了中国“以和为美”的传统美学精神。西方“一悲到底”的悲剧结构是要让观众灵魂得到震撼，东方“以和善为美”的文化也让人情感得到净化。 【关键字】悲剧意思悲剧文化《梁祝》《俄狄浦以斯王》 悲剧意思，就是在人类发展过程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体现在某些人物身上的那张“无为而为”的心理倾向，即某些人明知他们将来的所作所为一定会失败，却仍然锐意去追求、奋斗、牺牲的心理趋势。 一、悲剧意识与西方文化 鲁迅先生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指出:“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 （一）“杀父娶母”的悲剧命运 俄狄浦斯悲剧性命运悲剧性命运“杀父娶母”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俄狄浦斯的悲剧性命运是一种超越于人之外而人对之又不可抗拒的，主宰人的力量的神谕。第二俄狄浦斯的悲剧性命运是人类悲剧性处境的一个投影，是人之有限对抗世界之无限时人类从自制的悲剧性处境中编织悲剧，同时又无可选择地置身于生存的困境之中，即在理性光照下反抗自救后不可避免地陷入到自制的悲剧中的人类悲剧性处境。悲剧意识是构筑悲剧意识的基础，悲剧意识是悲剧审美魅力的关键，悲剧意识是悲剧区别于喜剧的内核。所以说悲剧意识是悲剧的灵魂。 “你们的父亲杀了他的父亲，把种子撒在生身母亲那里，从自己出生的地方生出了你们”“婚礼啊，婚礼啊，你生了我，生了之后，又给你的孩子生了孩子，你造成了父亲、哥哥、儿子以及新娘、妻子、母亲的乱伦关系，人间最可耻的事” 1 鲁迅:《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97页。
“大团圆”：中国悲剧研究中误用的概念
“大团圆”：中国悲剧研究中误用的概念 “大团圆”乃是迄今为止中国传统悲剧研究中最重要 的特异性概念，意指中国传统戏剧情节发展普遍具有的“先离后合、始困终亨”结局。如果说这一内涵的界定在悲剧研究领域被普遍认同的话，那么关于这一概念的价值取向，则存在很大分歧。有人认为它表达了悲剧否定意义，有人则认为它体现中国传统悲剧特点。由此出发，对某一作品是否悲剧，乃至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悲剧等一系列问题，便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人据此概念而否定中国传统悲剧存在。有人不甘于这种结论，但似乎提不出更有力的根据。尽管聚讼多年，但问题却并未真正解决，反而成为阻碍中国传统悲剧研究进一步深化的一团乱麻。我们认为，其中症结乃在于“大团圆”概念的误用。 一、“大团圆”概念的形成及其所导致的混乱 尽管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悲剧“理论上的论述”“已 对大团圆结局的现象作了明确的批评”①，但系统提出“大团圆”观念并真正引起反响者是王国维。他认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於悲者终於欢，始於离者终於合，始於困者终於亨。”②此说一经提出便流行开来。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中说，“中国文学最缺乏的
是悲剧的观念。”“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做书的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他闭着眼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公的颠倒惨酷，他只图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的文学。”③鲁迅未直接讨论悲剧问题，但却从“国民性”这一更为宽泛的意义上对中国文学“大团圆”心理倾向进行了 严厉批判，“中国人底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D?D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底问题。”④朱光潜在中国悲剧的专门论述中首次使用“大团圆”一词，并据此完全否认中国悲剧存在。他说，“中国人也是一个最讲实际、最从世俗考虑问题的民族”，“他们认为乐天知命就是智慧。……中国文学在其他各方面都灿烂丰富，唯独在悲剧这种形式上显得十分贫乏。……中国的剧作家总是喜欢善得善报、恶得恶报的大团圆结尾。”⑤至此，“大团圆”作为中国传统悲剧研究中的特异性概念得以完全形成，并且完全是悲剧否定性概念。 悲剧在西方向有“艺术皇冠”之称。黑格尔以降的美学家，常常将悲剧性质与人、人的存在乃至宇宙实质径直相接。即便反对将悲剧“泛化”为宇宙论的亚斯贝尔斯也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