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宁辩白宜信模式_赵晓悦
21世纪经济报道/2013年/8月/26日/第027版
创新企业
唐宁辩白宜信模式
特约记者赵晓悦
信用管理的践行者唐宁，正在应对一场直指宜信和P2P行业的监管危机。
创办7周年庆典的关口，这家全国P2P（Peer to Peer）信贷的龙头企业，在互联网金融之声日渐聒噪的一个月内，反复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7月25日，重庆5家P2P公司受到重庆市金融办“不合规经营”专项整改检查。
8月13日，央行副行长刘士余在互联网大会上发表“两条底线”的言论，警示目前的P2P 平台内部已经出现道德问题，需要注意操作和信用风险。而刘士余关于“P2P如果做成线下，脱离平台功能，可能演变成资金池，出现影子银行”的看法，被解读为即将对宜信所代表的P2P模式进行整顿。
这让唐宁感到误解和无奈。在媒体面前，他表示：在中国做金融创新挺难的，特别又是从事信贷服务相关的业务。宜信公司自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开展过任何集资放贷的行为。而在国内首创穷人银行的宜信，已在尝试开展除P2P以外的多种金融服务业务，将普惠金融的概念逐渐延展至更广泛的人群，如小微企业主、工薪阶层、学生、农民等，还包括大众富裕阶层（中产阶级）的财富管理。
宜信模式之危：平台还是资金池？
“我先行成为了债主，如果没有任何出借人对这个事件感兴趣的话，不会有更多资金介入，所以没有什么资金池。哪来的池呢？”面对多家媒体的追问，一贯言语平缓的唐宁显得有些激动。
在宜信独创的债权转让模式下，是否隐藏着影子银行？这成为所有疑问的核心。监管底线之上，P2P贷款平台不能从事吸储、清算和自主决定放贷的业务，否则与传统金融机构的集资放贷形式无异。
唐宁以不同的表述回应了大家的质疑。其中包括宜信“债权转让”模式出台的始末。
赴美之前，唐宁曾在初创的新东方担任讲师。2000年，从华尔街归国后，唐宁以天使投资人的身份，继续参与自己抱有情结的教育培训行业。他所投资的公司，包括IT人才培训机构“达内”、网络营销工程师培训学校学院“东方标准”、“游戏学院”等。
培训机构的管理者们很快发现，越来越多的学员和家长向他们提出，能否以分期或者先培训后付款的方式支付一到两万的学费。当这个问题呈递到投资人唐宁手上时，他本能地想到寻求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然而在当时的信用环境下，没有一家机构愿意为这群无抵押无担保的学生提供服务。
金融机构的拒绝，让唐宁决意将自己的钱拿出来借给学生。为了能够让这项事业持续下去，像他的前辈尤努斯在孟加拉对贫困妇女所做的那样，唐宁的商业基因提醒他：需要对学生们进行信用评估和风险控制，并收取服务费用。
出乎唐宁的意料，所有借款的学生都按时偿还了债务。投资价值的显现，让唐宁身边的两拨人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拨是每天接触学生的培训老师，但他们不懂信用评估；另一拨是从事信用管理的职员，但他们不可能随时跑到位于北三环的培训点与学员签约。
于是，有人向唐宁提出建议，“既然你已经把钱借给了他们，我们把你的债权买过来，不就可以成为他们的债主吗？”可行性一经验证，这种类似“债权转让”的模式逐渐施展起来，宜信陆续与达内、新东方等培训机构合作，向学员们提供此类服务，开始了最初的信用业务。
按照宜信体系的评判，唐宁当年在学生们面前所扮演的角色，与后来P2P平台上的每一个出
借人没有异处，而宜信也并非一家能够直接借钱给他人的机构。
然而，正是此类服务的延展，让宜信承受了最大的争议。有业内人士指出，宜信将债权产品打包成理财产品，完成了一场资产证券化的过程，可能形成的资产池，已经超出了P2P的范畴。
面对质疑，唐宁认为，在上述债权转让模式中，宜信只是把一笔已经生成的债权从额度上做出细分，以帮助出借人降低风险。他表示，新出借人把既有出借人和借款人已经生成的债权买走，新出借人成了借款人‘一对一’的债主“，转让债权的原出借人并不承诺，如果借款人不还款，他会给新出借人保证本金和利息。因此，“转让者承诺保本保息”的说法并不成立。
对于可能引发庞氏骗局的期限错配怀疑，唐宁强调，宜信的现有模式中，“一定是新出借人从原出借人那里买了一个已经生成的债权，原来的债权是多长时间，新出借人就买了多长时间的债权，在期限上完全一一对应”。
而宜信所承受的怀疑与压力，也得到其他P2P行业从业者的声援：“等待监管是个漫长的过程，作为民营借贷公司，并不希望因不合规的经营，触碰集资吸储的红线，而断送前程。而监管本身将对野蛮生长的市场做出规范和有效保护。”
唐宁表示，根据海外成熟市场的经验，立法或行业自律都不是监管的唯一方案，希望出现立法、行政、行业自律和市场规范兼备的监管体系。
线下围城：真伪互联网金融？
随着近期互联网金融的火爆，宜信赖以发展的线下模式再度成为行业焦点。而在唐宁看来，P2P所谓的道德问题，与线上线下的抉择并无直接关联。
对宜信来说，选择线下模式是应时之举。唐宁认为，在国内社会诚信体系的现状下，由于缺少联网的信用数据支撑，若要解决小微企业主、工薪阶层筹资难的问题，必须先有渠道掌握他们的各类行为数据。除了互联网搜索和既有数据外，线下实体经济是更为主要的信息获取渠道。
即使是P2P行业先驱Lending Club，其获取客户最大的方式仍旧是直邮，“不是电子邮件，而是平信”，唐宁指出。
这并非宜信的独家境况。一位从业人士分析认为，P2P信贷还处在跑马圈地的野蛮生长阶段，不管对于宜信还是他所在的类宜信机构，互联网化均处在一个相对初级的阶段。对宜信来说，互联网化的过程实指“High Touch”+“High Tech”，即线上和线下两种渠道融合的过程。
“线下才是目前最重要的获客渠道”，上述从业人士说道。而一些从互联网端开始获取用户的P2P公司，在客户来源受限的情况下，也逐渐走到线下。
而唐宁介绍说，互联网获取用户的成本也不是最低，从宜信这七年的实践来看，规模化和自动化也是降低成本的重要方式。宜信的路径是，用一些标准化的方式，将客户的信用信息纳入的决策引擎，用评分塔的方式做出评估。“这套体系建立的门槛很高，可一旦建成，将最大限度地降低边际成本”，唐宁说道。
目前，宜信在全国100多个城市网点拥有超过两万名员工，这个数字相比两年前增长了近一倍。除监管风险外，劳动密集型的扩张，未来也许是宜信的最大隐患。
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唐宁解释道，“对于大家的疑问，我们也是希望可以坦诚来与大家沟通。宜信今年没有在网点布局上的加速计划。”只对未覆盖的地区做一些覆盖，而真正的重点在于精细化管理，练好内功，使宜信既有的获取和服务用户的手段更加精进。唐宁认为，宜信的网点布局重点，已经开始由扩规模转变为重质量。
机构化尝试：如何避开“雷区”？
唐宁早年接触的一家民营教育培训机构，六年前曾获三家美元基金的股权融资。但在去年年末，三只基金的存续期陆续接近尾声，LP有退出诉求。对公司发展抱有信心的创始人决定进行MBO，回购机构投资人持有的股份，资金压力却使MBO进程受阻。
在此情况下，该公司机构投资者的牵线，由宜信与华创资本合作推出的高成长企业债，通过质押公司创始人股权的方式，给予创始人个人近1.5亿人民币的高额授信，支付MBO所需款项，
其机构投资人也在基金到期前顺利退出。
宜信在传统P2P业务之外开展的各类借贷项目。去年年末，宜信开始尝试此类面向成长型企业的债权融资行为，目前已有十余家公司获得不同额度的债权资金，上述案例是为其中一例。
实际上，与宜信公司合作的华创资本，同为唐宁所创。2006年，即宜信诞生的同一年，唐宁创办华创资本，后期吸纳贝塔斯曼亚洲基金（BAI）合伙人熊伟铭等人加入。
唐宁做高成长企业债的理由是，相比传统企业，新兴的现代服务业企业通常是轻资产模式，没有房产和土地可以抵押，因此在其发展历程中，很难获得银行的贷款支持。以文化创意产业为例，华创资本合伙人熊伟铭曾表示，由于知识产权无法定价，因此无法作为抵押，“这是让所有机构挠头的问题”。
唐宁表示，银行贷款难求的困境下，创业公司不得不屡次靠稀释股权进行融资。然而，对高成长性企业来说，股权是最有价值、增值最快的资产，股权融资的代价经常过于高昂。
与银行贷款不同，高成长企业债的抵押较为灵活，不强求土地房屋等实物抵押，而替换为股权、专利甚至数字版权。相比银行授信，这类资金获取的综合成本在10%-20%之间。
唐宁告诉本报记者，高成长企业债的业务中，宜信仍旧扮演资产管理方的角色，不参与资金的发放。“发现好的投资机会，让有兴趣的投资人去参与这样的投资机会，实际上是类似于基金的一种方式”，唐宁说这番话时，宜信已经拿到保险和基金的代销牌照。
目前，高成长企业债虽在走向机构化，却主要依靠VC圈内推广，带着浓厚的“熟人业务”的烙印。宜信公司某高成长企业债负责人将这一项目形容为“锦上添花”——“只有那些获得我们信任的企业才有可能得到借款”。按照她的说法，这种典型的“投连贷”模式下，在熟悉的机构投资人进行股权投资的同时，宜信根据一定比例向企业配给特殊的创业借款。
据唐宁透露，宜信最主要的VC合作伙伴包括IDG资本、集富亚洲、凯鹏华盈（KPCB）、纪源资本（GGV）等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