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正文)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正文）
(一梁启超办报实践及在此过程中其新闻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完善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是在他的报刊实践产生、发展和完善的。他的新闻思想与政治活动、政治思想紧密联系。
（一）从属于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政治活动的报业活动阶段
梁启超从1895年起涉足报坛，到戊戌政变之前，他的办报活动始终服务于维新派的政治活动，有京师强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中外纪闻》、还有《时务报》、《湘报》、《知新报》，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批判封建制度。这一时期，梁启超总结前人经验，结合自己办报实践，提出一套办报主张，较系统地阐述自己对报业的主张。在1896年《时务报》上发表了他新闻思想代表作《论报馆有益于国是》，提出了“去塞求通”的观点，认为报馆有耳目喉舌的作用；他开创的“时务文体”，在当时社会上产生轰动效应。
（二）戊戌政变后康梁保皇立宪主张下的报业活动阶段
1898年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在海外仍继续他的办报活动。此间梁启超发表大量主张民权、自由、革命、独立的文章，但总倾向是鼓吹君主立宪。这一时期，梁启超在报刊功能、办报原则、健全舆论和宣传方法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其新闻思想。
梁启超在海外创刊、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以及《政论》杂志、《国风报》。1901年，他在《清议报》上发表长篇论文《本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文中阐述报馆的地位是“政本之本”、“教师之师”；办报的四个原则“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1902年，他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说：“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2]在《新民丛报章程》中说：“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3]；报馆需要“若孝子之事父母，若良师之诱蒙童”[4]那样去指导国民，这样才能变成“新民”。另外，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政府《少年中国说》等文章，在时务文体的基础上更上层楼，不仅思想新，文言成分少，人称“新民体”，在当时许多报纸都跟着学习，这标志着报刊新文体已发展到更加成熟的阶段。1907年，他在《国风报叙例》、《读十月三日上谕感言》等文章中，阐述了关于舆论的一系列问题。
（三）试图以学术改造中国的《大中华》、《改造》时期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侧重于对新闻自由和言论独立的思考，但由于各种原因，梁启超对“言论独立”的前景感到非常失望。到1918年左右，他渐渐淡出政坛，转入学术、教育救国和学术研究中，他的新闻理论也随之沉寂下来。梁启超在1912年初回国时接受共和制，想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宪政，他积极地进行政党组织活动，希望建立“政党内阁”，提出“司法独立”和“言论独立”的观点，此时，他逐渐认识到新闻自由、报馆独立特别是经济独立的重要性。1912年初，他创办《庸言》报，主张用平常、切实、有理、适用的报刊言论来为政府建议献策。1915年，梁启超担任了《大中华》月刊的总撰述，该刊注重社会教育，认为学术之盛衰，国民程度之高下与杂志之发达与否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主张大力鼓动创办杂志。梁启超1920年回国后参与主编的《改造》(原《解放与改造》)，是梁启超所主办的最后一个刊物，他希望能从学术上谋根本的改造，为将来的新中国创造良好的基础。
二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与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想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从一开始办报就注意到报刊所具有的强烈政治性和党派性，重视报刊的宣传和鼓动作用，利用报刊来引导舆论。其次，开民智、造新民是梁启超一生新闻思想不变的内容，贯穿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始终。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主要体现在报刊功能观、报刊舆论观、党报理论、报刊编辑观等四个方面。
（一）报刊功能观
梁启超报刊功能观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早期他认为报刊具有“去塞求通”功能，把报刊之“通”功能与国家兴亡相联系。1902年以后，梁启超认识到报刊具有“向导国民”、“监督政府”两大天职。
1、去塞求通，通耳目喉舌之功能
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第一期上发表了第一篇论述报馆作用的新闻学术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他认为国家的强弱，在于内外上下是通是塞；中国的落后受侮，原因在于上下内外不通，有“废疾”；他将报纸的作用概括为“去塞求通”。
报馆怎么“去塞求通”改变因塞受侮的现状？他说：“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主体是报馆；“去塞求通”的途径和方法，就要“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艺要书。”[5]
2、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之功能
1902年10月，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说：“某以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6]这一报刊功能上认识的转变，体现出他在对报刊功能的认识提升到另一高度。
(1)监督政府的功能
梁启超认为，政府受公众委托管理国家事务，权力重且大，若没有限制、监督，不免会存在权力滥用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舆论是政府的监督者，报馆操纵着舆论。报馆监督政府应当“如父兄之视子弟……教导与扑责，同时并行”，应当“务其大者远者”，当纠政府之大局，当“监督政府之大方针”，而不应拘泥于细枝末节。[7]
(2)向导国民的功能
梁启超重视报刊的向导国民的作用。梁启超认为，报馆是“鉴既往，导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者”、“养普通之人物者。”[8]报馆面对普通人，其发行量大，传播面广，可以长期有效地向导国民。
除此之外，在梁启超的新闻实践中，也常常体现出他对报刊教育功能和政治宣传功能的高度认识和把握。
3、报刊功能实现的四项原则
那么报纸怎样才能实现自己的各项功能呢？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的长篇论文《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文中提到办报四原则：
一曰宗旨定而高。梁启超认为办任何事都有宗旨，办报也是如此。“宗旨一定，如项庄舞剑，其意常在沛公”，报馆宗旨应不为谋私利，不媚权贵，应“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
[9]
二曰思想新而正。这里的新指“万国之新思想贡献于其同胞者”，“报馆之著述者，贵能以语言文字开将来之世界”，应依据国史民情选取“最有利而无病”之新思想，“而后以全力鼓
吹，是之谓正” [10]。
三曰材料富而当。梁启超认为报刊应该荟萃“全世界之知识”，但报刊对要刊登的材料“选择极严”，“使阅者省无谓之目力，阅一字则得一字之益，而又不使有所挂漏，有所缺陷” [11]。
四曰报事确而速。梁启超认为报纸应让人“知今为最要”，“各国之报馆，不徒重主笔也，也更重时事，或访问，或通信，或电报，费重资以求一新事不惜焉。”[12]一定为求准确无误，错了要公开纠正。
（二）报刊舆论观
梁启超把报馆作为舆论机关，把报馆等同于舆论中心，报刊之监督功能来源于其舆论效应。梁启超对于报刊舆论方面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国风报叙例》、《读十月三日上谕感言》等文章中，对健全舆论、对报纸怎样才能造成健全的舆论等等作出详细的论述。
1、区别健全舆论与不健全舆论；
梁启超在《国风报叙例》一文中，在谈到舆论的重要性上，他说“舆论之足以为重于天下”，且区别了健全舆论与不健全舆论：“非舆论之可贵，而其健全之为可贵” ，舆论是“多数人之意思结合，而有统一性继续性者也”，“非多数人意思之结合，不足以名舆论；非统一继续，不足以名健全”。[13]他认为，当时的社会舆论也是不健全的。
2、报馆要造成健全舆论必须有五要素
梁启超认为造成健全舆论必须具有“五本”：
一曰常识。就是要拥有广博的知识，这样才能在报事和论述时有根据，有凭借。梁启超认为，常识是普通学识，它包括：自然界，社会界的重要现象和原理、原则；本国及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实；目前陆续发生之大问题、其因果和背景。
二日真诚。至诚才能打动读者，至诚才能形成健全的舆论。怎么做到真诚？就是要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目的。
三曰直道。造舆论者，要以国家和民众的利益为重，要不畏强暴勇往直前。若遇强权威逼便“依草附木”、一味迎合，这样形成的舆论非舆论，而为“妖言”。
四曰公心。不能以个人或党派之私来判断是非。
五曰节制。就是要导之以真理，不能拔之以感情，做偏至之论。
梁启超将以上五点中前三者归为“成全之要素”，后二者归为“保健之要素”。
3、言论自由及出版自由
梁启超自接受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后，一生都没放弃对新闻自由的坚持和追求。他冲破封建统治者和其他统治势力的言禁，打破封建统治者垄断新闻事业的局面。他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提到“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 [14]；他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提到：“西人有恒言：…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自由之保障。……而报馆者，即据言论出版两自由，以龚行监督政府之天职者也。”[15]在他看来新闻自由就是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在新闻领域的运用。
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之后，逐渐认识到新闻自由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他深切感受到，无经济独立能力的报业，要求生存，要求自由发表独立的言论，是何其艰难。
4、舆论具有反映和监督两种功能
梁启超早期就认识到报刊具有“去塞求通”、“通上下内外”的功能，这主要是针对报刊反映和提供信息而言，报刊通过传播信息，国民知晓后形成话题，从而形成、反映舆论。后来，梁启超提到报刊“监督政府”时，明确提出舆论监督的概念。他说：“监督权谁操之？曰：舆论操之。舆论无形，而发挥之、代表之者，莫若报馆。”[16]
梁启超论述了舆论监督的必要性：人性有弱点，需有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力量对其监督、约束，以确保政府履行本职；政府的权力受托于公众，所以要受到代表公众意见的舆论的监督；他分析了舆论监督的特点：舆论监督即“名誉监督者”，它区别与法律监督和宗教监督，它不使人服从、信仰和畏惮，“却隐然示人”，若无视舆论监督将不容于社会，将于乐利有所损；他还明确了舆论监督主体的地位：报馆和政府地位平等，认为报馆和政府如父兄与子弟的关系；最后，他分析了舆论监督的方法：需教导、扑责，需监督政府的全局、大政方针，要区分主次、轻重，着眼于全局。
（三）党报理论
梁启超承认报纸的资产阶级党性。他认为党报宣传是政治斗争重要舆论工具。在他看来“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党之报也。”[17]
梁启超非常重视党报宣传的作用。他认为党报是党的重要机关；宣传党的政策，争取群众支持，是政党（主要是指在野党）对政府进行监督的工具。
在戊戍维新时期，《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和《时务报》都具有十分浓重的政治色彩，鼓吹变法，反映维新派意志，为其政治经济利益呐喊，具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变法失败后保皇会机关报，以《清议报》、《新民丛报》最重要，鼓吹保皇立宪；梁启超曾指《新民丛报》实为“吾党一生力军”，他于1907年4月筹办《政论》月刊时，更明确谈到“党报将出”，“先造此基础，为立党之先河”。由此可见，梁启超当时已明确地提出了报刊的党性问题。
不难看出，梁启超关于党报理论的见解，同现代党报理论的某些重要观点，如党报是党的机关，是建党的工具，党报要旗帜鲜明地表明党的态度，宣传党的政策等，大体上是一致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一，梁启超党报理论所说的党报是资产阶级党报，其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利益；其二，梁启超是处于在野党的位置来谈党报理论的。
（四）报刊编辑观
梁启超在二十多年的办报活动里，积累了丰富的报刊编辑经验，他的编辑思想理论，在中国近代编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1、报刊“论说”、“纪事” 编辑写作要求
梁启超在《<时报>发刊例》中，提出办报的论说四条，纪事五条的要求。论说四条：“公”、“要”、“周”、“适”；纪事五条：“博”、“速”、“确”、“真”、“正”。[18]
“公”，就是要以社会利益为重，不附于一党之偏见;
“要”，就是要拣“一国一群之大问题”论说之，而不能找一些小事来误导读者;
“周”，就是要分清主次，对大问题或论说予以批评，以达到着重强调之作用;
“适”，就是所论说的理论一定要适合中国的国情，“虽有高尚之学理，恢奇之言论，苟其不适于中国今日社会之程度，则其言必无力而反以滋病，故同人相黝，必度可行者乃言之。”
“博”，就是要广博，全世界各地都要在其视野之中，“务使材料丰富，使读者不出户知
天下。”
“速”，就是要求纪事讲求时效性。“各处访事员，凡遇要事，必以电达，务供阅者先睹之快。”
“确”，是要准确，“凡风闻影响之事，概不登录。若有访函一时失实者，必更正之。”
“直”，就是要直书，不能隐讳。
“正”，就是要正直，“凡攻计他人阴私，或轻薄排挤，借端报复之言，概严屏绝，以全报馆之德义。”
这实际上揭示了新闻报道的广泛性、时效性、真实性、客观胜和公正性等多种性质，有其超越时代的先进性。
2、制定报刊编辑人员自身修养及道德要求
梁启超在《国风报叙例》指出的“五本”、“八德”，既是对报馆行为的要求，也是对报刊编辑活动及报刊从业人员的自身修养及道德、行为要求。“五本”上文以详述，此“八德”如下：一曰忠告。不能对政府或国民不轨正道，不适时势的举动视而不见，应苦口婆心地规劝之。
二曰向导。向导的对象兼政府和国民，为向导者，应“先自识途至熟，择途至精，然后导人”，应“循序渐进，使积趾步以致千里” [19]。
三曰浸润。浸润与煽动皆为鼓吹舆论最有力的手段，浸润收效缓但更持久，而煽动收效速但弹指旋灭。
四曰强耻。梁启超认为，“立言者，贵其能匡俗于久敝，而虑事于未然”[20]。不能期望对于民众之惰性用一二言就能去除，而是要不厌其烦地再三“反复以谏”以达到规劝成功的目的。
五曰见大。即报馆需对国家之“大者、远者”之事举纲张目，不就一些琐碎之小事纠缠不已。
六曰主一。就是要坚持报纸的宗旨，凡所论述，“一以贯之，彻于始终”，“百变而不离其宗”[21]。而不能持论矛盾，让读者无所适从。
七曰旁通。业报之人，应有相当的常识，然后才有相当的判断力，即要求报刊视线宽广，做到随时可以替人释疑解惑。
八曰下逮。即报刊内容要适合读者的知识水平，为读者所喜闻乐见。
3、报刊版面编辑方面的思想
梁启超勇于创新报刊编辑体例。他在编辑《中外纪闻》时，开创了“一事一议”的短评栏，在编辑《新民丛报》时，专门开辟了“国闻短评”栏。“时评”体裁栏目逐步成为中国近代报刊上引人注目的一个重要报刊体裁。梁启超主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时，栏目较多，内容较丰富，为中国当时报刊中所少见。
梁启超积极运用新式页码和标点编排。他在办《新民丛报》时，充分吸取了西洋书编页的长处，改进编页方式，采用每页两个号码的编码方式，面使检索方便。
梁启超积极改革报刊版式编排。办《时报》时已用点号、分段，字体用小楷字，并用不同的字号和圈号来区分内容的重要程度，并且提高其标题的醒目程度。值得一提的是，在梁启超参与领导《时报》期间，在报纸的编辑、出版方面大胆革新，为我国报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贡献：第一，首创报纸专题周刊，设教育、实业、妇女、儿童、文艺、英文、图画等七个版，分别聘请专家负责编辑；第二，首先采用1至6号铅字排版，新闻标题“皆加圈点以为识别”，版面编排醒目；第三，最先将一张报纸分为一、二、三、四版，两面印刷，彻底摆脱了书册报纸的痕迹。
4、对报刊新文体上的革新
报刊新文体改革倡始人梁启超，以言论精辟，风靡一时，他在《时务报》期间，继承王韬报刊政论的传统，在政论写作中不断突破革新，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报章文体。梁启超这种文体的特点是疾呼救亡，直陈时弊，介绍西学，条理清晰，语言半文半白，有时还夹有口语、俚语，因而平易畅达，易于表现新思想，被称为“时务文体”。后来，梁启超在中国办《新民丛报》时，他的报刊政论文章《少年中国说》等在原来的时务文体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不仅思想新，文言成分也更加减少，时人称为“新民体”，这标志着报进新文已发展到更加成熟的阶段。
梁启超对新文体改革主要是考虑：其一，读者文化水平不高，需用一种最直接的方式来唤醒民众；其二，他认为文体改革是政论的需要，这种文体能帮助政论把道理讲清楚透彻。
三对梁启超新闻思想的评价
(一)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先进性
总的来说，梁启超的新闻思想笼罩着极强的政治性。这种政治性集中反映了他新闻思想的鲜明特征及其先进性：
1、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是滋生在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中的，发挥了作为政治宣传和鼓动作用。他投入维新派机关报的宣传活动中，他主张“去塞求通”、“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的报刊功能观，希望能凭此去除中国之废疾，改变落后的状况，实现变法维新，图中国之强大；他主张报馆造健全舆论来监督政府或国民的报刊舆论观，希望借此向政府提出各方面建议，实现其政治理想；他的党报理论，直接产生于其政党报刊的实践中。
2、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和新闻理论的影响极大，具有较封建专制社会下更为可贵的民主、平等、自由观念。他将报刊、舆论分离于政府之外而对政府进行监督，强调报刊、舆论与政府的平等地位，其实是对西方政治理论中孟德斯鸠分权制衡学说的延伸；借西方政治理论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价值理念，提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他借英国政论家，出版自由理论先驱——约翰.弥尔顿的话“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自由之保障”来争取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说明报馆可以据言论出版两自由，龚行监督政府之天职。他推进中国近代的民主进程，向国民教育和宣传了大量自由、平等的先进观念。
3、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中时刻体现出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的价值取向。梁启超在西方社会思潮不断充斥的浪底浪尖，他强烈地意识到一种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在他的办报思想中就自然而然地延续着一种维护国家最高利益的坚定信念。报刊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为国家利益奔走呼号的工具，例如，梁启超报刊“通”的观点为大众参与公共领域做好准备，但这一公共领域的存在是只为国家的兴与强而存在的。梁启超的健全舆论观中指出要造成健全之舆论，须做到“五本”，其中指出要“国家利益为重。
4、较早对新闻从业人员提出职业要求，对报馆及业报馆者提出“五本”、“八德”之职业规范。
5、与时俱进，具创新性。梁启超在报章文体的创新精神是不言而喻的，另外，他不断对报刊版面编辑进行积极创新与实践，为报刊版面改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二）梁启超新闻思想的作用和贡献
梁启超的报刊宣传和新闻思想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向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思想和文化发起的一次重大冲击，在社会变革和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为我国近代新闻也作出重大贡献。
1、向读者进行了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教育。梁之文章里，梁之报刊理论中，不断地向读者宣传“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 [22]的形势，不断地表达自己对国家的忠诚、热爱之心，他遣责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唤醒了许多知识分子和士大夫，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使他们积极投身于救亡图存运动中。
2、向读者进行资产阶级思想启蒙教育。梁启超主张启民智，造新民，他期望将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用民主、自由、设议院的政治理论以及哲学、经济知识来影响国民，向导他们，促进他们以此为武器与传统的封建意识作斗争。
3、冲破了封建统治的言禁。在统治势力高压的言论管制下，要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乃至新闻自由。在封建社会里，政府禁止卖新闻纸。梁启超等人冒砍头之危险，挺身进京办起报刊，从而在皇城禁苑打开了缺口。之后，各地维新报刊如雨后春笋，将此缺口冲得更多更大。
此外，梁启超的报刊活动和新闻思想，为政治家办报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他创造了报刊新文体，推动了政论写作的发展。
（三）梁启超新闻思想局限性
梁启超新闻思想的缺陷主要在于，其政党报刊理论的缺陷，以及对新闻行业本位思考较少。这是由于他所生活的社会背景决定的。因此，他的新闻思想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首先，他接受的是西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熏陶，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认识几乎没有。他的新闻思想是典型的中国资产阶级新闻思想，有着明显的阶级局限性；其次，他的报刊活动，一直围绕着政治活动和社会理想展开，他的新闻思想萌芽、生长于他的政治思想的土壤里，致力于为变法维新、保皇立宪、共和宪政等主张服务，由此，他对报刊业的思考，偏于政治，轻于行业研究，重于政治功利，轻于对新闻学相关概念，诸如新闻价值、新闻定义，新闻业务、新闻史，轻于对新闻采访写作方面的研究。最后，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很少考虑到受众的需求，承担着向国民教育、向导的任务，没有重视受众在报刊信息传播中的积极作用，更没能意识到新闻传播中的群众性原则。
（四）梁启超新闻思想的现实意义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作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不但总结、丰富了中国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也对中国现当代新闻事业各方各面发生重大影响，对现当代从业者产生了榜样作用和启示作用，本文就梁启超新闻思想的现实意义，即梁启超新闻思想于当代新闻业界及新闻从业者的启示做以下几点分析：
1、来自梁启超新闻思想的爱国主义的启示
虽然，梁启超被后人所诟病的“立场不坚定”，戊戌变法失败，逃到日本，站在保皇派的一边与革命党论战；辛亥革命成功，袁世凯窃得总统位，他回国为这个维新派的叛徒效劳；袁世凯称帝，他即帮助蔡锷发动护国战争；袁世凯死后，他又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郑振铎先生在《梁任公先生》中说过，任公虽然“善变”，但他的爱国情怀却从没变过。
梁启超新闻思想中也体现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饱含着强烈的救国愿望。梁启超是近代系统阐发爱国论的第一人。他在1899年发表的《爱国论》中出现“爱国”一词，这是近代史上首次出现的，这篇文章也是近代论爱国的第一篇文章，“夫爱国者欲强其国也”，“故夫爱国云者，质言之，直自爱而已。人而不知自爱，固禽兽之不若矣”[23]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所具有的反帝反封建的鲜明特质，是十分鲜明的。
近代爱国者中，能致思救国道路且产生实际影响者毕竟不多。梁启超无疑是其中的翘楚。他长期不懈地奔忙于报刊事业中，为救国图强努力，为国家兴盛努力，他呼吁同业诸君造健全舆论，为国家和民众利益，监督政府，保障政府顺利行使其重且大的权力，他不知疲倦地向国人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开民智，造新民，以图国家兴旺。
在民族存亡关头，梁启超对国民进行有力的爱国主义教育，他以国家为重，进行他的舆论宣传活动；在中国经济文化不断发展前进，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的今天，在我们进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当代的新闻业界及从业人员，从他的爱国主义新闻思想中，会得到什么启示呢？
其一，以国家利益为先。梁启超无论何时，总是把国家的强盛放在第一位，他维新变法求改革国政，他宣传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知识，求国民智开发，他以学术救国的想法，更明显地彰显着他对国家的热爱，及强烈的民族责任感。
对于今天的新闻从业者来说，必须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时刻保持爱国、爱党、爱民之心，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在发挥新闻传播信息、形成舆论、教育、娱乐等功能的同时，始终把国家、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置。
其二，抵制各种诱惑，分清是非，立场坚定。
梁启超于1912年回国后，抱着建立“政党内阁”、建立共和制国家希望，而当袁世凯露出他反动、独裁的真面目后，他一无反顾地转而加入反袁的行列。梁启超写了一篇反对复辟帝制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知后派人送去20万元请他不要发表，但被他拒绝，这篇文章在《大中华》杂志发表后，各报争相转载，影响很大。
他的不畏强权，不被金钱所诱的宝贵精神，对于今天的记者、媒体工作者，是一剂有利的强心针，他在遇强权威逼和金钱诱惑下，站稳立场，分清是非，以国家存亡和发展为重，对今天的新闻工作者，是一种精神榜样，时刻在有形无形之中，提醒着业者，要自觉地把新闻工作同国家的兴旺、人民的幸福、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结合起来。
其三、应将爱国提升到现代社会的伦理观的位置上。他将爱国提升到人与动物之区别的位置上，指出不爱国，则不若禽兽。
2、来自梁启超新闻思想造健全舆论观的启示
梁启超说，无论何种政体，对健全之舆论是不可缺的。
在信息社会里，舆论在政府和社会大众的生活里，发挥着积极因素。指导政府工作，引导民众学习、工作、生活都需要健全的舆论，而今天，客观地说，我们的舆论仍有其不健全之处。
（1）当代媒界形成舆论过程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第一、新闻传播中盛行“炒作”，尤其盛行“恶搞”。
炒作是在新闻发生和传播过程中，新闻提供者或新闻传播者有意识地介入其中，引导、强化部分新闻要素，以达到吸引受众注意﹑获取直接或间接利益。其中有一种典型的现象是“恶搞”。包括恶搞公众人物的讲话，断章取义地“玩”，让大众形成一种非真实的舆论话题；包括恶搞公众人物的私人生活，使社会形成不健康的舆论话题；包括将已经成为大众舆论焦点的文化产品恶搞成其它庸俗版本，还美其名曰“平民化、大众化”；甚至还包括捕风捉影，猜测、编造事实，完全失实地报道，造成虚假的舆论。
这类恶搞行为带着受众一味地掠奇，寻找视觉、感观上的刺激，它们使社会舆论不断向无足轻重的名人隐私偏倒，使社会舆论不断地倾向于关注低俗的文化商品，它们使社会舆论在不经意间，忽视了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真正值得关注的、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事件和话题，而牵引着甚至诱骗着受众，寻着刺激的新闻标题，继而接收一些与新闻标题内容根本不符的信息。
最严重的是，其中有一些恶搞新闻，已经完成属于“虚假新闻”的范畴，这对健全舆论来说，是致命的一击。
第二，网络盛行，博客、播客将以往的受众群体轻易地拉进了传播者的行列，导致舆论形成过程中的自由性、无把关性和全民性。博客的本性是开放、自由的，进入门槛几乎为零的博客浪潮，可能会形成一些信息垃圾场，可能会引起自由泛滥，可能成为自由滥用、胡乱攻击的场所，甚至可能会因过于自由而有脱离现有政策、法律、法规的危险，成为造谣、中伤、诽谤、谩骂以及反动的温床。一旦如此，要谈造成健全舆论，也就等于天方夜谭了。
（2）解决问题，积极促成健全的舆论
面对以上问题，借鉴梁启超的“五本”、“八德”观点，想要缔造健全的舆论，消除舆论界现存的不良因素，就要求媒体工作者始终将法律、道德铭记于心，加强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和职业规范与职业道德方面的锻炼和修养。时刻将社会责任放在心上，客观、公正、正直地进行传播活动，不断地培养和加强个人的业务能力和道德修养。
而做为可以随意在互联网上发布信息的国家公民，更应该以国家、社会的健康发展为重，为拥有一个健康、健全的舆论环境各出己力。必须相应的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必须遵循应有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应该将自由节省着用，在不伤害国家、集体、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在不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情况下，小心地使用各人的自由权力。
3、来自梁启超新闻思想“五本”、“八德”的启示
梁启超在1910年发表的《国风报叙例》中谈到报馆要造成健全的舆论必须具有五要素，也，“欲尽报馆之天职者，当具八德”[24]。他系统地概况了报馆从业者在传播信息、舆论监督、向导国民过程中应该具备何种业务能力，操何种道德修养，保持什么政治主张等等。
对于当代新闻从业者来说，“五本”、“八德”对实际工作的指导意义仍然重大，必须继续吸收其中优良的理论精髓，联系实际，加强自身职业修养。
（1）“常识”，要有广博的知识，要不断提升个人的业务能力。新闻工作者应当拓宽知
识面，广采博取，多学多记，用各种知识充实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开阔视野，思路发达，有助于更好进行新闻传播；还应该培养其他各种业务技能和工作能力，如新闻敏感、社会交往和活动能力、调查研究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等等。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新闻工作的要求。
（2）“真诚”、“直道”，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目的，要加强职业道德和法制观念。新闻从业者的全部工作和一切行为，应该合法，应该遵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应该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应该维护新闻的真实性，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等。
（3）“公心”、“节制”，不以个人之私判断是非，用真理来说明问题，要加强思想修养。应该将新闻工作看为一种崇高的社会事业，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应该不怕困难，不畏艰苦，认准真理，为促进社会进步和文明不懈奋斗。
（4）政治意识和品质的锻炼和修养。
梁启超虽言“不以个人或党派之私来判断是非” [25]，但其新闻思想里还是满溢他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思想的。作为争取维新变法的改革家，作为一心想要建立立宪共和国的政治活动家，他的报刊活动一直为政治服务，他的新闻思想反映了他政治主张。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与梁启超生活的社会制度有着明显的差异。他在新是社会制度交替的时期，他要求的个人政治意识和品质，主要集中在对国家的忠诚，对民族和人民的忠诚上。其实，在今天，从业者仍旧需要忠于国家、民族和人民，需要时刻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应当明确自己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新闻工作者要有敏锐的政治嗅觉，有明确的政治方向，要真正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服务国家，服务人民，捍卫真理和正义的政治责任和社会使命。
总之，梁启超以天才的思想家和不倦的学者的身份从事报刊宣传，为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的新闻理论也成为中国近代新闻思想的主潮，凝聚其间的深厚的社会责任感与爱国主义的情怀则成为后代报人继承的优良传统。
学年论文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论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学生：施妍 学号：2010221109120006 专业：新闻学 指导老师：杨翠芳 【摘要】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声名远播的学者和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他的新闻传播思想主要是通过报刊传播，在办报过程中梁启超形成了他自己的报刊理论和新闻思想。他提出了?去塞求通?的办报思想，认为报馆有两大天职：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且有办报的四原则，并提出强调舆论之母、舆论之仆与造舆论的重要。最后还提出了党报的观念。 【关键词】去塞求通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办报四原则舆论党报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著名报人，梁启超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和影响，其新闻思想?是半个世纪国人探索新闻传播规律的最高成就，因其标志着资产阶级报刊思想萌芽期的结束?。 一、梁启超及其办报活动 梁启超（公元1873~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号饮冰、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人称?梁任公?。广东新会县茶坑存人。生于1873年2月23日，殁于1929年1月19日，终年57岁。他从小熟读经、史，"八岁（1880）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梁启超《三十自述》，1902年）。12岁考中秀才。15岁进广州学海堂就学。
17岁考中举人。次年入京会试，但未考中。南归途中，经过上海，?够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见《三十自述》），并见到上海制造局译出的若干中西书。梁启超接触西学自此始。回到广州后，由同学陈通甫的介绍，得见康有为，并拜康氏为师。对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当时的梁启超异常倾倒，他在《三十自述》中回忆说：?先生乃以大海潮音，做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子兹始。? 从1892~1894年，梁启超就学于广州府内长兴里的万木草堂三年。 1895年后，梁启超和康有为一道，参加并组织了资产阶级的正直改良运动，在当时起了积极的进步作用，成为维新变法运动中的领袖人物。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组织保皇会（1899年3月），鼓吹?保皇?。后又组织宪政会（1906年冬）、政闻社（1907年10月）等政治团体，鼓吹?君主立宪?。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在?仓皇去国?14年后，于1912年10月间从日本神户启程回国。民国初期，他倚靠袁世凯又组织进步党（1913年5月），1914年曾任熊希龄内阁司法总长职数月。1915年初，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梁特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予以痛击，积
梁启超办报活动和新闻思想的现实意义
梁启超办报活动和新闻思想的现实意义 100108106 张誉婷 １、梁启超生平：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领导人、维新运动出色的政治宣传家、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清末影响较大的资产阶级报刊宣传家之一。他自小熟读经史，18岁晋京会试，落榜而归，拜康有为为师，学习今文经学，并大量阅读西方书籍和传教士在中国所办的报刊。在他56岁的生命历程中竟有27年的报人生涯，亲自创办、主编和积极支持过的报刊达到17种。梁启超是中国历史上以政治家身份从事报刊活动的第一人，善于利用报刊进行舆论宣传是他一生政治活动的突出特点和优势。他的如椽大笔在中国政海曾几度搅起过巨波狂澜。其办报实践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其新闻思想对当时的报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对我国报业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和现实意义。 ２、梁启超主要办报经历 1895年8月17日，《万国公报》在北京创刊，由康有为出资，梁启超主编。由此，梁启超在其报业生涯中迈出了第一步。 1895年11月中旬，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北京建立第一个具有政党性质的政治团体——强学会，《万国公报》称为该会的机关报，12月16日改名为《中外记闻》，内容主要以评论洋务为主，梁启超开始在舆论界初露锋芒。 1896年1月20日，《中外记闻》遭到清政府查禁被迫停刊，这是，黄遵宪等人在上海筹办《时务报》，邀梁启超南下办报，梁启超毅然来到上海主持《时务报》笔政。梁启超在自创刊号起在报上连载了43期，涉及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明了维新派的变法主张。其撰写的文章不仅风靡一时，而且对辛亥革命时期乃至五四运动以后的文风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报纸文体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梁启超。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开始独立创办报纸，先后在日本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政论》、《国风报》，在檀香山创办《新中国报》，仍然亲自担任报纸的主笔大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鼓吹保皇立宪。这个时期的文章比前一阶段更加成熟，被当时的人称作“新民文体”，梁启超本人也因此被誉为“言论界之骄子”。 辛亥革命之后，梁启超回国，主编过《庸言》、《大中华》、《改造》等杂志。1929年病逝于北京。回顾梁启超的一生亲自创办、主编和积极支持过的报刊达到17种，其办报生涯自1985年主编《万国公报》起至1922年脱离报界，前后共27年，其办报实践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其新闻思想对当时的报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３、梁启超的新文体 主笔《时务报》期间，梁启超撰写大量政论文章，形成风格，自成一派。从《时务报》政论为代表的报章问题被誉为“时务文体”。 新文体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针对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时务”）有感而发。原来文坛中存在的诗词曲赋，不能够促使民族觉醒，反而有巨大的麻醉作用，因此，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人士主张用救国醒民的“时务”文章，来冲出义理考据词章的限制，来达到宣传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的目的。从这一点出发，他们写出的文章生气勃勃，激动人心。 （2）语言浅显易懂、文体灵活自由。梁启超认为报纸上的文章是为“开民智”而作，所以应该浅显易懂。他大量使用口语来论证问题，用比喻深入浅出地说明道理。同时，他还主张打破写作上的清规戒律，无拘无束，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因此他的文章恣意奔放、酣畅
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论述
近三十年来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概述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他在匡国济世上施展雄才大略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子女的言传身教。其渊博的学识和健康向上的思想也润泽在子女身上，不仅悉心培育出了三个院士，还缔造出满门才俊的又一个传奇。 不仅如此，这与梁启超先生对近代的教育也有十分独到的见解，并且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不仅提出了许多科学的理论，而且付出了许多的努力，为我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所以，近十年来学术界对于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下面，笔者就针对学术界对梁启超教育思想的研究进行文献综述。 一、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 对于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的研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可谓颇丰。有许多学者曾经就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做了很深入的研究与思考。如谢毓洁的《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①、刘先飞的《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②都对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讨论。以谢毓洁的《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一文为例，作者在文中描写了梁启超对于儿童教育的方法及加强对儿童教育的原因，作者在文中认为：梁启超之所以会对儿童的教育如此关心，是因为他认为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就是国民没有普及文字阅读，而在先进的西方国家，国民文字阅读的普及率远远要高于中国。 同时，梁启超十分重视女性对儿童教育的作用和影响。他认为妇女的知识水平和素养直接影响到儿童蒙养的效果，而蒙养则直接关系到民族的未来与发展。而《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的作者刘先飞则认为梁启超认为要提高儿童蒙养的质量与水平，就必须要改编蒙学之书，并且指出梁启超极力推崇少儿歌谣，在梁启超的心目中，音乐、诗歌是改造国民品质的重要手段，歌谣可以用来塑造刚健雄壮的国民气质。于是，歌谣作为儿童教育的手段而被梁启超所选中。 梁启超强调要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反对对儿童施加暴力，认为那样不仅对儿童的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而且是对儿童人格的不尊重。谢毓洁的《梁启超 ①谢毓洁，《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石家庄学院学报》，2009年01期 ②刘先飞，《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学术探索》，2011年06期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
新闻121班：惠才贤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 梁启超的报刊活动 梁启超一生办报生涯共有27年，亲自创办和积极支持过的报刊有17家，撰写各类文章达1400万字，其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对报界和近代报业史产生过重要影响。他的报刊生涯分为五个时期：戊戌运动时期、启蒙运动时期、立宪运动时期、护国运动时期、五四运动时期。 一、维新变法时期 在此期间，梁启超为推行变法，重视办报制造舆论。他主笔的《万国公报》、《强学报》、《中外纪闻》等，开风气之先，成为宣传维新的重要传媒，为即将到来的国人办报高潮拉开了序幕，也成为中国政党报之先河，。 《万国公报》、《中外纪闻》：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出版的第一份报刊，1895年8月17日由康有为创于北京，梁启超、麦孟华担任编辑，为双日刊，不署出版时间和地点，自撰文章不署名，每期有一篇论文，主要表达变法维新的强烈要求，宣传富国强兵之道、国家振兴之源、养民教民之法。
1895年强学会成立后，将其转为机关报，并改名为《中外纪闻》，仍为双日刊，署出版时间、地点，报刊接受袁世凯等达官贵人的捐款，经济实力雄厚，内容更加丰富。 《强学报》：康于1896年1月创立《强学报》，是上海强学会的机关报，其政治色彩比北京的两份报纸更加鲜明，大张旗鼓地倡导变法维新，提出“明定国是”、“开议院、立议员”等激进的政治主张。 《时务报》：由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等人于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成为办报活动高潮的标志性事件，内容设“论说”、“谕旨恭录”、“奏折录要”、“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初期由汪任总经理，梁担任主笔，在每期卷首发表鼓吹维新变法的政论文章，文字通俗、切中时弊，其中最有名的是《变法通议》，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纲领性文件。他在报章中呼吁变法维新，痛陈亡国的危险，喊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驱赶时代前进的号令，吹起了时代的最强音。开创了新式报刊文体——时务文体。这种新式报刊论说文体是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度的形式，它生动活泼，夹杂着大量的俚语和外来语，雅俗共赏。 此外，梁启超还策划和支持了澳门的《知新报》、上海的《农学会报》、《蒙学报》、《演义报》和《萃报》。《知新报》与《时务报》南北呼应，紧密配合，对维新思想的传播，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都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 梁启超通过舆论宣传变法图强的道理，使中国第一场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运动——戊戌维新运动开辟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
浅谈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浅谈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一代学术宗师，但很少有人把他当做一位教育家来研究。从戊戌变法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倡设女学堂启》、《教育政策私议》、《论教育当定宗旨》、《教育与政治》等十几篇教育论文，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其晚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和讲学，参与教育实践，因此对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为过。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人。 关键词：近代教育; 国民教育; 教育思想. 一、教育之宗旨 梁启超一直强调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可以说，他是第一位写出教育重要性的教育家。在他的“关于教育的永恒原则”中，文章第一次提出教育必须有目的，他认为人与动物、植物、文明与野蛮最大的区别在于自觉而有目的性的活动。教育是一项非常重要和复杂的人类活动，它不能没有目的，必须是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事物如果没有目的都是可以接受的，而教育也是有目的的[1]。 梁启超在批判传统教育和外交教育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目标，并随着时事的变化不断完善教育使命。 在1898年的改革时期，梁启超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中国和西方的政治人才。他呼吁以政治科学为基础学习西方。他认为过去的“在中国西部，皮毛，只有运行时间的技能，以及法律的管理，所以方言、数学、制造、武器都是建立起来的，而宫廷的政治是腐烂的。”于是他总结道:“今天的学校，当涉及到政治时，这就是艺术的教义。”因为政治更容易学，也更难学;政治的使用范围更广，艺术的使用也更狭窄。为了使他的州政府不能够做艺术，行政人员，振兴艺术，直耳!……它不是政府的权力让它公开，但是统治者不知道如何使用它，它将永远被其他人使用。 梁启超是教育的目标是“以学为根本”的结论，其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富裕的西方国家和日本在这方面，他说:“泰西州，第一个重量级的政治学院，也是它的学习。基于公理公法，古希腊和罗马的古代历史被用来作为建国的第一正义。日本的法学院是第一个，而日本的学校在政治上是最重要的。就日本而言，日本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也不是十年就能完全改变的。 在学习如何学习的过程中，梁启超在《南方隐藏历史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以“形象”为校本，以《公法公理》为补充，以校核世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为了使古代人民统治世界;要利用当前形势，寻求当今世界的治理是很重要的。这样，学者们就知道了当今的制度。他是复古的，他是古老的。古人的系统，今天认为是好的，今天不太好。什么是可行的在今天是不可行的。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和新闻思想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和新闻思想 1、梁启超的身份 我们在介绍梁启超的时候，通常都用这样的词语来形容他：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领导人、维新运动出色的政治宣传家、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等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首先是一个政治家。这和以前早期的国人办报者的身份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像王韬，那一批办报者大都是知识分子身份，他们办报只是为了“立言”，已实现他们个人的“修身齐家治天下”的抱负，因此，他们所办的报纸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代表个人的意见，而不是代表某个阶级或阶层民众的意见，所以早期的报纸经营惨淡也就可想而知。而政治家办报，则注重的是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民众的意见，个人的东西少了，公众的东西多了，所以也能够受到来自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支持。梁启超一生中亲自创办、主编的报纸达到11种，这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十分罕见的。而所有的这些办报活动都是梁启超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去从事的，或者换一句话来说，就是，梁启超投身政治活动的一个特点是主要从事办报宣传工作。这个特点，使政治和报纸这两个词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这一点与我国以前的国人办报活动是有区别的，这一点也是我们理解梁启超所办报纸的性质的关键。 2、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和新文体 梁启超最早与报刊接触，是从参与编辑康有为创办的《万国公报》和《中外纪闻》开始的，当时《万国公报》几乎每期都刊登一篇他的论说文章，在当时的舆论界就已经初显锋芒。 后来黄遵宪在上海办起《时务报》，梁启超担任主笔，所有的编撰工作都有他一个人来完成。每天要写4千多字的评论，还要撰写、修改2万多字的文稿。但是他当时是一个热情洋溢的青年，20岁出头，因此不知疲倦地夜以继日的工作。他这样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工作状态：“六月酷暑，洋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为了宣传维新变法的需要，梁启超这个时候开始改革和发展了王韬的报刊政论文体，并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被世人称之为“时务文体”。 戊戌变法后，梁启超开始独立创办报纸，先后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仍然亲自担任报纸的主笔，继续撰写大量的政论文章。这个时期的文章比前一阶段更加成熟，被当时的人称作“新民文体”，梁启超本人也因此而被人称作“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梁启超的新文体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针对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时务”）有感而发。原来文坛中存在的诗词曲赋，不能够促使民族觉醒，反而有巨大的麻醉作用，因此，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人士主张用救国醒民的“时务”文章，来冲出义理考据词章的限制，来达到宣传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的目的。从这一点出发，他们写出的文章生气勃勃，激动人心。 （2）语言浅显易懂、文体灵活自由。梁启超认为报纸上的文章是为“开民智”而作，所以应该浅显易懂。他大量使用口语来论证问题，用比喻深入浅出地说明道理。同时，他还主张打破写作上的清规戒律，无拘无束，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因此他的文章恣意奔放、酣畅淋漓。 （3）梁启超的文章感情充沛，富于煽动性。这是他文章最能打动读者之所在。他的文章也因此而具有了某种魔力，使读者不知不觉地就会被他说服。 3、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浅谈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及其贡献
一、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1．“喉舌论”的提出。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表达新闻思想的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提出了著名的“喉舌论”。原文是这样的：无耳目、无喉舌，是日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之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 梁启超进一步认为，中国应该像西方资产阶级国家那样。大力兴办各类型的报纸：“言政务者可阅官报，言地理者可阅地学报．言兵事者可阅水路军报，言农务者可阅农学报。言商政者可阅商会报．言医学者可阅医报，言工务者可阅工程报．言格致者可阅各种天算声光化电专门名家之报。有一学即有一报，其某学得一新义。即某报多一新闻，体繁者证以图。事臣责者列为表，朝登一纸，夕布万邦．是故任事者无阂隔蒙昧之忧．言学者得观善濯磨之益。犹恐文义太不能尽人而解，故有妇女报，有孩孺报，其出报也，或季报，或月报，或半月报，或旬报，或七日报，或五日报，或三E1报，或两日报，或每日报，或半日报”这样“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 因此．在当今的环境中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喉舌论”．如何发挥新闻媒体的“耳目喉舌”作用．是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问题。 2．第四种族。粱启超主张提高报纸的社会地位．它十分赞赏西方报纸为“第四种族”的观点。他曾经说：“清议报事业虽小。而报馆之事业则非小。英国前大臣波尔克，尝在下议院指报馆、记事之席而叹日：‘此殆于贵族、教会、平民三大种族之外。而更为一绝大势力之第四种族也。” 由此，梁启超指出，报馆应该代表国民发表公议．也就是说报馆要代表国民来监督政府。 梁启超所说的“第四种族”．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第四权力”．它的原意就是梁启超所讲的新闻界是早期组成国会的三种阶级——宗教、贵族及平民——之外的第四阶级。197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斯图瓦特(Dotter Stewart)在一次演讲中宣称。根据宪法规定。新闻自由条款包括了对新闻机构的保障．新闻自由条款的作用就是直接保障新闻业．他提出“宪法保障新闻自由的最初目的是要在政府之外建立第四个部门．以监督官方的三个部门。”这就是著名的第四权力理论。 这个理论显然是对新闻媒体的社会地位的一个肯定。也是对新闻自由的一个保障。3．新闻的“两功能”、“四原则”。另外，在梁启超到了El本以后．解读了更多的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使他的思想体系飞跃而形成资产阶级的新闻思想体系。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报馆两大天职说和衡量报纸好坏的四条原则。 梁启超认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日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日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他认为政府是国民的雇佣，而报馆是国民的代言人。所以报馆可以像“父兄之视子弟”那样来监督政府。这是报馆的一大天职。另外，他还认为．报馆应当发扬“史家之精神，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也就是发挥向导国民的天职。这比以前认为报纸是替皇帝“宣德达情”的主张．大大前进了一步。 梁启超提出了衡量报纸好坏的标准，即办好报纸的四条原则．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下。一是宗旨定而高——报纸不能以“牟利”、媚权贵”为宗旨．而要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宗旨：二是思想新而正——报纸要选取别国的新思想来贡献给本国国民：三是材料富而当——要做到知识丰富、全面．而且又要对材料严格选择，是读者“阅一字得一定之益”；四是报事确而速——要准确而且迅速的报道时事，要重视时事报道。这四条原则的论述．说明他对报纸的社会职责和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都有了明确的认识．在当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二、梁启超对新闻学的贡献
梁启超的报刊人生
梁启超的报刊人生 新闻与传播学院 13新闻汪玉 131501036 摘要：梁启超生于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混沌迷茫的时期。面对内忧外患，梁启超的报刊思想和报刊人生势必要与救亡图存的思潮紧密联系。 关键词：梁启超报刊新闻救亡图存立政言说 前言：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哀时客等。广东新会人，清光绪年间举 人。他倡导维新变法，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变法期间曾主编,《万国 公报》，《中外纪闻》，《时务报》。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并创办《清议报》，《新民从报》等。辛亥革民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并继续主编各类报刊。梁启超从事报刊活动27年，一生创办并领导报刊17种。 （一） 光绪十五年（1889）年仅十六岁的梁启超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但因守旧势力的排斥新思潮而落地。1891年，梁启超于广州学海堂继续读书，在同学陈千秋的介绍下结识了康有为，时年十八岁的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从此踏上了救亡图存之路，也开始了他的报刊人生。 光绪二十一年（1895），《马关条约》签订。康有为四次公车上书，意欲推行维新变法。同年，康有为在京创办了《万国公报》。梁启超，麦孟华任主编。该报主要以译外电西报和刊登上谕奏章为主，报刊本身并未进行新闻采访，写作等业务。随着维新派的不断壮大，12月，《万国公报》正式改名为《中外纪闻》，成为维新派的机关报。但由于顽固派的打压，《中外纪闻》于1896年1月20日被迫停刊。而后，也就是同年8月9日，梁启超应黄遵宪之邀，千万上海，创办并主编《时务报》。1897年2月22日，梁启超为澳门《知新报》撰稿，任主笔。与《中外纪闻》一样，《时务报》和《知新报》的办报宗旨也在于立政言说，宣传维新变法。但随着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的发生，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失败。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人的报刊也先后被停。 这段时期是梁启超报刊人生的初始。他所编撰的报刊均以立政言说，宣传其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梁启超的教育改革思想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康有为的弟子，也是康有为从事变法维新活动的主要骨干和助手。1897年与他人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并任中文总教习，这所学堂以培养知识广博的变法人才为目的，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普通学传授经学、诸子学和公理学、中外史治格算之粗浅者，专门学从入学后第七个月开始学习，从公法学、格算学和掌故学三个门类中任选一门。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也坚持保皇立场。但民国成立后他在政治上不再追随康有为，晚年主要从事学术活动。梁启超是近代学术最为渊博的学者之一，著述多达七百余万言，重要的有《饮冰室文集》、《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等。 ㈠论培养新式国民 梁启超也像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强调变法是使国家富强的关键，而改良教育又是变法的关键。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由“力”而趋于“智”，所以他指出：“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针对封建时代只注重培养少数治国精英，对民众则只讲道德教化，乃至实行愚民政策。梁启超提出“开民智”，即普遍提高民众素质，其意义不仅是促进国家富强，而且能促进社会进步。他指出民权来源于民智“昔者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曰欲兴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开民智可以说是由专制走向民主的必备条件。开民智的基本途径自然是兴办教育。他说：“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 基于这一思路，梁启超指出：“教育之意义，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不徒为一人之才与智也。”他认为传统教育最大缺点是培养的人缺乏国家观念、公共观念和自治观念，只求个人完善，或者就想升官发财，奴性、作伪、自私、怯懦、麻木是人们的通病。他要求培养的新式国民，应具有独立的人格，权利义务并重的思想，有知识、道德和才干，既能自主、自立，又有团体协作精神。这些主张已显然具有反封建的色彩。 ㈡论变科举、兴学校 梁启超对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将八股文取士视为中国锢塞文明之一大根源，结果是“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在当时世界以智慧竞争的形势下，“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闇，岂能立国乎？”只是因为科举是整个传统教育的指挥棒，所以他断言：“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他还提出了变革科举的三种方案：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即废除科举制度，使学校毕业生具有相当于科举及第的身分（如小学毕业生相当于秀才，中学毕业生相当于举人，大学毕业生相当于进士）。中策是“多设诸科”，例如明经、明算、明字（中外语言文字）、明法（中外刑律）、绝域（各国公法）、通礼、技艺、学究（师范）、明医、兵法等科目，以选拔各种专门人才。下策是“略变其取士之具”，即在维持现有科目的情况下，加试一些实学知识，使应试
析梁启超之新闻思想
析梁启超之新闻思想 专业：新闻学学号：0627 姓名：姚金沯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是中国近代报刊事业的奠基人。在他56年的生命历程中，梁启超系统地阐述了一套资产阶级报刊思想,这包括他的报刊功能观、报刊舆论观、党报理论，以及他对报刊编辑方面的思考和观点。 梁启超在办报活动的前期，认为报刊的功能在于“去塞求通”，而后期则发展为“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在报刊舆论观中，他认为舆论不仅监督政府，还具有反映的功能，在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方面，他一直努力不懈地追求；党报理论，也是梁启超新闻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在报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编辑经验，完善了他的编辑思想，提出报刊“论说”、“纪事”写作要求，并且对报刊版面编辑和报章文体方面作出积极创新。 （一）报刊功能观 梁启超报刊功能观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早期他认为报刊具有“去塞求通”功能，把报刊之“通”功能与国家兴亡相联系。1902年以后，梁启超认识到报刊具有“向导国民”、“监督政府”两大天职。 1、去塞求通，通耳目喉舌之功能 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第一期上发表了第一篇论述报馆作用的新闻学术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他认为国家的强弱，在于内外上下是通是塞；中国的落后受侮，原因在于上下内外不通，有“废疾”；他将报纸的作用概括为“去塞求通”。 2、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之功能 1902年10月，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说：“某以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这一报刊功能上认识的转变，体现出他在对报刊功能的认识提升到另一高度。 (1)监督政府的功能 梁启超认为，政府受公众委托管理国家事务，权力重且大，若没有限制、监督，不免会存在权力滥用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舆论是政府的监督者，报馆操纵着舆论。 (2)向导国民的功能 梁启超重视报刊的向导国民的作用。报馆面对普通人，其发行量大，传播面广，可以长期有效地向导国民。 除此之外，在梁启超的新闻实践中，也常常体现出他对报刊教育功能和政治宣传功能的高度认识和把握。 （二）报刊舆论观 梁启超把报馆作为舆论机关，报刊之监督功能来源于其舆论效应。梁启超对于报刊舆论方面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国风报叙例》、《读十月三日上谕感言》章中，对健全舆论、对报纸怎样才能造成健全的舆论等等作出详细的论述。 梁启超自接受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后，一生都没放弃对新闻自由的坚持和追求。他冲破封建统治者和其他统治势力的言禁，打破封建统治者垄断新闻事业的局面。他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提到“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 ；他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提到：“西人有恒言：‘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正文)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正文） (一梁启超办报实践及在此过程中其新闻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完善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是在他的报刊实践产生、发展和完善的。他的新闻思想与政治活动、政治思想紧密联系。 （一）从属于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政治活动的报业活动阶段 梁启超从1895年起涉足报坛，到戊戌政变之前，他的办报活动始终服务于维新派的政治活动，有京师强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中外纪闻》、还有《时务报》、《湘报》、《知新报》，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批判封建制度。这一时期，梁启超总结前人经验，结合自己办报实践，提出一套办报主张，较系统地阐述自己对报业的主张。在1896年《时务报》上发表了他新闻思想代表作《论报馆有益于国是》，提出了“去塞求通”的观点，认为报馆有耳目喉舌的作用；他开创的“时务文体”，在当时社会上产生轰动效应。 （二）戊戌政变后康梁保皇立宪主张下的报业活动阶段 1898年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在海外仍继续他的办报活动。此间梁启超发表大量主张民权、自由、革命、独立的文章，但总倾向是鼓吹君主立宪。这一时期，梁启超在报刊功能、办报原则、健全舆论和宣传方法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其新闻思想。 梁启超在海外创刊、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以及《政论》杂志、《国风报》。1901年，他在《清议报》上发表长篇论文《本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文中阐述报馆的地位是“政本之本”、“教师之师”；办报的四个原则“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1902年，他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说：“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2]在《新民丛报章程》中说：“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3]；报馆需要“若孝子之事父母，若良师之诱蒙童”[4]那样去指导国民，这样才能变成“新民”。另外，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政府《少年中国说》等文章，在时务文体的基础上更上层楼，不仅思想新，文言成分少，人称“新民体”，在当时许多报纸都跟着学习，这标志着报刊新文体已发展到更加成熟的阶段。1907年，他在《国风报叙例》、《读十月三日上谕感言》等文章中，阐述了关于舆论的一系列问题。 （三）试图以学术改造中国的《大中华》、《改造》时期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侧重于对新闻自由和言论独立的思考，但由于各种原因，梁启超对“言论独立”的前景感到非常失望。到1918年左右，他渐渐淡出政坛，转入学术、教育救国和学术研究中，他的新闻理论也随之沉寂下来。梁启超在1912年初回国时接受共和制，想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宪政，他积极地进行政党组织活动，希望建立“政党内阁”，提出“司法独立”和“言论独立”的观点，此时，他逐渐认识到新闻自由、报馆独立特别是经济独立的重要性。1912年初，他创办《庸言》报，主张用平常、切实、有理、适用的报刊言论来为政府建议献策。1915年，梁启超担任了《大中华》月刊的总撰述，该刊注重社会教育，认为学术之盛衰，国民程度之高下与杂志之发达与否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主张大力鼓动创办杂志。梁启超1920年回国后参与主编的《改造》(原《解放与改造》)，是梁启超所主办的最后一个刊物，他希望能从学术上谋根本的改造，为将来的新中国创造良好的基础。 二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对新闻业的影响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学者，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梁启超一生中从事办报活动27年，亲自创办、主持报刊17家，共撰述约1400万余言，被后人誉为“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的报刊活动开政治家办报之先河，这与早期的国人办报者知识分子的身份有着本质区别.他的报刊宣传不再只是代表个人意见，而是代表了他所在的整个阶级或阶层民众的意见.梁启超投身政治活动的一个特点就是主要从事办报宣传工作。这个特点，使政治和报纸这两个词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戊戌变法时期：《万国公报》:(1895.8.17创)是我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出版的第一份报刊,梁启超任主编之一,这也是梁启超最早与报刊接触.但是万国公报几乎每期都会刊登一篇他的论说文章,在当时的舆论界就初现锋芒. 《时务报》:1896年8月9日,黄遵宪在上海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任总撰述.创刊初期梁启超一人担任全部编撰工作,每天除撰写4000多字的评论外,还要撰写修改20000多字的文稿.并发表的数十篇政论,其中以《变法通议》为著,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观点，成为晚清政坛上名声最大的宣传著作，是维新变法时期宣传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帜.从《时务报》创刊到1897年11月去湖南长沙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主持《时务报》笔政有一年零三个月时间.此时的梁启超意气风发、才华横溢、无所畏惧，为这份虽无维新派机关报之名，却有机关报之实的刊物倾注了极多的心血. 梁启超为《时务报》所定的办报宗旨：一是“广译五洲近事”，即报道世界形势；二是“详录各省新政”，即报道全国各地实施的“新法”；三是“博搜交涉要案”，使读者“奋励新学，思洗前耻”；四是“旁载政治学艺要书”，使读者懂得学习的趋势、内容和方法. 梁启超对《时务报》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梁作为总编辑、总主笔，要承担繁重的编务，当时梁启超年仅23岁，他以巨大的热情主编《时务报》，所有的译文稿他都要润色，所有的稿件他都要校对，因此梁启超在编辑这个刊物的时候，是不辞劳苦，无畏寒暑；第二个贡献，梁启超每期都要发表一篇政论文章，所以，梁启超把这个报纸办成了宣传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重要讲台，《时务报》在群众中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梁启超的政论文章来完成的.第三个贡献，梁启超在这个刊物上面发表一篇重要的论述报馆作用，表达其新闻思想的文章，叫做《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在这篇文章里面他提出了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报刊思想，就是“耳目喉舌论”.可以说《时务报》因梁启超而风靡全国，梁启超因《时务报》而名动一时，“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除主编《时务报》外，梁启超还参与策划和积极支持澳门《知新报》，他不仅为该报拟定报名，还帮助草拟章程，筹措经费，并兼任该报撰稿人，先后在该报发表了《〈知新报〉叙例》、《说群》、《新学伪经考叙》、《保国会演说》等18篇文章。由于《知新报》远在澳门出版，清政府鞭长莫及，因此，有些言论之激烈甚至超过了《时务报》。《知新报》与《时务报》南北呼应，紧密配合，对维新思想的传播，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都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时务报》的成功使全国各地维新人士深受鼓舞，各种鼓吹变法的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研究_杨晓梅
2004年5月 学 术 交 流 May,2004 总第122期 第5期 Academic E xchange Serial No.122 No.5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研究 杨晓梅 (哈尔滨学院历史系,黑龙江哈尔滨150086) [摘 要]尽管人们对梁启超的认识和了解不在教育方面,但作为中国近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颇有见地地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主张。他的教育宗 旨随着时世的变迁不断发展,从戊戌维新时期主张培养政治革新人才到20世纪初培养现代 国民,逐渐把教育的着眼点放到更广泛、更普遍的人群,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他特别强调女 子教育的重要性,把女子教育同国家强盛联系在一起,这种主张可谓前无古人;他借鉴日本所 制定的学校教育的四个阶段,为近代学制的颁布提供了重要参考;他关于义务教育和教育经 费的见解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具有开创性。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近代教育史的内 蕴,也为近代教育制度的完善和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梁启超;教育思想;教育宗旨 [中图分类号]G40-0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04)05-0166-06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一代学术宗师,但很少有人把他当做一位教育家来研究。从戊戌变法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 变法通议 、 倡设女学堂启 、 教育政策私议 、 论教育当定宗旨 、 教育与政治 等十几篇教育论文,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其晚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和讲学,参与教育实践,因此对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为过。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人。 一、教育之宗旨 梁启超一直强调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可以说他是最先撰文论述教育目的的重要性的教育家。他在 论教育当定宗旨 一文中首先提出教育必须有目的,他认为人与动植物、文明人与野蛮人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活动的有意识、有目的。教育是人类一种非常重要而复杂的活动,不能没有目的,而且这种目的还必须是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事情没有宗旨都可以苟且迁就,教育没有宗旨是寸毫不能有成的。 首先,梁启超对封建教育的错误目的进行了抨击。中国的传统教育自从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之后,始终将儒学及儒家的经典作为学校惟一的教学内容。隋朝实行的科举制,经过唐代的发展,一直沿用到明、清,前后达1300年的时间,这种制度把学校教 [收稿日期]2004-03-18 [作者简介]杨晓梅(1965-),女,四川威远人,哈尔滨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硕士,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166
论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论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摘要：梁启超是近代中国一位声誉卓著的学者，政治家和新闻工作者，他把办报作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有力手段，为一个有着敏锐感觉的报人。梁启超系统地阐述了一套资产阶级报刊思想。 关键词：梁启超的新闻思想；舆论观；功能观；自律观；编辑观；文体观 一、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由于近代中国的新闻传媒只有报刊这一种方式，所以谈到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实际上也就是指他的报业思想。梁启超的报业思想，主要体现在报刊舆论观、功能观、编辑观、自律观、文体观五个方面，下面加以阐述。 （一）报刊舆论观 普遍的新闻学观点认为，舆论是在特定的时空里公众对于特定的社会公共事务公开表达的基本一致的意见或态度。它是社会评价的一种，是社会心理的反映，它以公众利益为基础，以公共事务为指向，霎擎有公开胜，公共性、急迫性、广泛性、评价性。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把新闻界称作舆论界，把新闻媒介称为舆论工具，新闻媒介与舆论相生相灭，互为依托，新闻界从舆论界中吸取力量，舆论借助新闻媒介作为公开展示力量的舞台。 1、舆论之定义是多数人公开表达的真实意见 梁启超曰：“夫舆论者何?多数人意见之公表于外者也二是故少数人所表意见，不成为舆论，虽多数人怀抱此意见而不公表之，仍不成为舆论。”必多数人诚见其如是，诚欲其如是，然后舆论乃生。”刚梁氏的舆论含义的核心是多数人公开表达的意见。这种意见必须是大多数人内心所有的真诚真实的意见，被胁迫者的意思是不成其为舆论的。舆论是一种独立的、自主的意见的表达。 2、舆论可分为健全舆论与非健全舆论 在梁氏的舆论含义中，把舆论分为健全舆论和非健全舆论。健全舆论是多数人正确意见之结合。他在《国风报叙例》中说，“夫健全舆论云者，多数人之意思结合，而有统一性继续性者也。非多数意思结合，不泛以名舆论。非统一继续，不足以名健全。”梁启超清醒地看到，在封建专制统治的二千多年里，因为当局惯用愚民政策，提倡对政权统治相辅的消极舆论，“以警相普，无补于颠仆，以狂监狂，只益于号咖”这种言论导致民众没有分辨能力，是一种误国的“妄论”，对于这种当局有意而为之的“妄论”，应该群起而政之，对之进行鞭答。 3、健全舆论印产生需要报馆的引导 梁启超认为健全舆论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需要引导和激发的，而民众若不具备足够的民智，就有可能不能形成对时局的正确看法。因此，对舆论进行引导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梁启超认为健全舆论的关键在于要“尊重人人独立之意见，而导之使堂堂正正以公表于外。”梁启超认为知识阶层是最有资格形成健全舆论的，他们的报刊和其他公共媒介时刻在奔走启发国民，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构成了舆论之源。他们既是报刊的主人，也是舆论的主人，因此报馆就是舆论机关，报馆可以制造舆论，也应该担负起引导舆论、制造舆论的职责。近代中国更是充斥着混乱、疾病、贫穷、战争……能够有着清醒头脑的人并不多，梁启超认识到舆论的不同性质是他对当时时势认识的结果，也是李割终论观具有相当理性的表现。 4、舆论具有反映和监督的功能 早期改良派很早的时候就提出了报刊具有“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清”的反映功能，梁启超把它们抽象为“去塞求通”和“耳目喉舌”的功能，主要是针对报刊反映和提供信息功能而言的：报刊可以集中和发散信息，让大众知晓事态的发展和变化，报刊提供信息成为大众关注的议题，从而形成舆论，反映舆论。舆论具有监督功能，从本质上来说，舆论监督即名誉监督，与法律和宗教相比，“名誉监督者，不能如前两者之使人服从，使人信仰，使人畏惮。”隐然示人曰：“尔必当如此，尔必不可如彼苟不尔者，则尔将不见容于社会，而于尔之乐利有所损。”梁启超认为，舆论在当时的中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说，“吾国前途之最大希望，实唯舆论势力，而可持之以为中国不亡之券。”
梁启超之教育方式浅谈
父亲 —浅谈梁启超之家庭教育 梁启超（1873年－1929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从公车上书到维新变法，梁启超先生引领了那个时代的政坛，其与时俱进，远见卓识的身影早已深入人心。然，培养出“一门三院士”的他，同时是一位合格的父亲，其教育方式值得我们探讨和学习。 在生活上，先生无微不至地关爱着孩子。思成车祸的那次，他真是急坏了，守在身旁，呼唤着：“思成，你醒醒，大夫一会儿就到，你不会有事的。不要紧，别害怕。”可是他心里却念叨着：医生怎么还不来？医生快来吧！只要让我孩子活下来，哪怕落下残疾我也认了。有这样悉心照顾的父亲，孩子怎么可能会有事。另外，关于思成和徽因的婚礼，先生对他们的婚事事无巨细，一一操心。他觉得孩子们在国外，可以从美国到加拿大，按西方风俗，在教堂举行仪式，婚后赴欧洲旅游，同时考察国外建筑，然后回国举行国内婚礼。他对孩子的爱既有传统特色，又有现代意识，虽然操办一切，却始终站在孩子们的角度，尊重他们的想法和意见，这是相当难得的，至少在100多年后的今天，其开明程度也是很多家长难以企及的。还有，我们知道在思成和徽因赴美读书期间，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因政而亡，先生的信中溢满温情，足以让孩子重燃希望。他告诫思成：“徽因遭此惨痛，唯一的伴侣，唯一的安慰，就要靠你，你要自己镇定着，才能安慰她。……林叔叔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她要鼓起勇气，发挥她的天才，完成学业，将来和你共同努力，替中国艺术界有点贡献，才不愧为林叔叔的孩子……”先生之关怀备至，从儿媳身上可见一斑。 在精神上，先生循循善诱地引导着孩子。徽因和思成毕业在即，国内社会却动荡不安，民不聊生，两人不知所向时，先生以他的博大和通达排解了孩子们的苦恼：“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它则甚？一面不可骄傲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而于社会总有多少贡献……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若何，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贡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先生可谓精神向导，随缘又不放任，自律又不苛求。 在学业上，他高标准地要求孩子，为了弥补孩子国学根底不足，他每个假期专门为子女授课，为他们讲：“国学源流”，讲“前清一代学术”，讲《孟子》、《墨子》等。思成生病住院疗伤期间，还为其安排了学习计划，“吾欲汝两月中取《论语》、《孟子》温习暗诵，务能略举其辞，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可益神志，且助文采也。更有余日读《荀子》则益善。《荀子》颇有训诂难通者，宜读王先谦《荀子集解》。”梁思成后来回忆道：“我非常感谢父亲对我在国学演习方面的督促和培养，这对我后来研究建筑史打下了基础”。 先生为孩子们的成材提供可能的一切条件。1912年流亡日本多年刚刚回国的梁启超，就为远在加拿大的大女儿梁思顺买《东坡集》《韩柳合集》等。为使二儿子梁思永在考古学研究上有所进步，梁启超亲自为他联系自费参加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的考古发掘，甚至还和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联系，让梁思永自费参加其在西北的考古活动。为了让梁思成和徽因在建筑学上大展宏图，他特意花巨资安排他们到欧洲度蜜月，细心考察欧洲建筑艺术。 梁启超，这位合格的父亲，以他无所不在的思想情感力量，潜移默化地引领者梁家下一代的人生道路。在风雨如晦，时局维艰，学术研究难以为继的情势下，梁家后代却薪尽火传，成为不同学科的顶尖人物。 是的，一位伟大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