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科技大学 校史研究通讯(2013年第7期)

校史研究通讯

2013年第7期

（总第16期）

主办：校史研究室 日期：2013年6月30日

目 录

1、口述历史.回忆洪德铭在华工的岁月 (1)

2、口述历史.追忆父亲赵学田 (4)

3、口述历史.怀念我的父亲路丁 (8)

4、口述历史.缅怀华工化学奠基人叶康民教授 (14)

5、动态报道.2013年5—6月参观动态 (16)

☆口述历史

回忆洪德铭在华工的岁月

李德焕

记得洪德铭同志去世前，他在电话中说要去海南岛休养，我和钟伟芳、霍慧娴去他家里看望，交谈中他还是像过去那样充满激情地关心武汉高校退休教职工的福利，关心华工的建设与发展。回忆洪老在华工的岁月，虽然是半个世纪前的往事，但他那既是我们的领导，又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更似亲密的兄长，他全面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和他那深入实际、雷厉风行的作风仍然给我们留下深刻的记忆。

深入基层，为机一系的发展出谋献策

华工党委在建校初期曾经作出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的决定，按照分工，洪德铭同志负责蹲点机一系。在1957年的整风中，他实际上负责机一系的领导工作。后来他夫人陈思可同志又担任机一系的总支书记。所以洪老一家与我们这批当时的青年教师的关系十分密切。

1956年他在教师中动员向科学进军，鼓励我们又红又专，全面关心知识分子的健康成长。特别是在1957年的“整风鸣放”时，对缺乏政治斗争磨练的青年党员给了许多及时的指导，传授了他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他不仅关心青年知识分子，同时关心老年知识分子。当时要发展路亚衡教授入党，他是路教授的邻居，对路教授作了深入细微的培养教育工作，成效显著，使路教授成为机一系首位入党的老年知识分子。

1958年的华工院刊，发表了他的《我的决心和挑战》一文，文中表示：“特别是我直接负责的勤工俭学办公室、机一系、教务处三个单位的工作中，切实掌握情况，深入群众，做到和群众成为知心的朋友。并挑选机一系一个班、机床教研室、工厂机械加工车间，作为自己联系群众深入工作的基点，以机械加工车间作为试验田。”他还“决心选定机械制造专业，学习科学技术，一年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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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金属工艺学、制图两门课程。”他在西南联大是学历史的，为了领导好工科大学的教学工作，熟悉教学业务，下了很大的决心！并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承诺，在机制专业的建设和发展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我当时是机制专业的助教，又担任教工党支部书记，许多事都是亲身经历过的。

1959年在技术革新热潮的鼓舞下，我们机制专业决心要开辟一条学科建设发展的新路。在选择科研大方向上，我曾经多次到他家里征求他的意见。他认为“科学研究要走的是一条探索创新之路，要充分考虑国家经济建设长远的需要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景，对一个专业来说，要把教职工组织起来形成合力，瞄准大方向，选择大课题，形成大兵团，真刀真枪地干”。这些观点帮助我们下决心选定了“307轴承自动化车间”这个机械制造综合自动化的大方向。当时在院党委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与学院机械厂合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还成立了大兵团作战司令部，由当时机制教研室主任席宏卓同志任司令，我当政委。经过一年多的奋战，许多自动化装备都由学校机械厂制造出来。其中：车削加工自动线送到武汉展览馆展出，钢球麻点自动化建设选送到莱比锡国际科技成果展展出，装配自动机送到河南洛阳轴承厂调试。最后，由于遇到三年经济困难，磨削加工自动线没有投入制造，自动化车间未能造成。但是这对机一系广大教师和机械厂的工人都是一次极大的实战训练。它为机制专业坚持了50年的机械制造综合自动化这个学科发展的大方向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重视基础课教学，做了许多电机工作

洪老在华工11年，主要负责全院教学科研的组织管理工作。在建校初期和社会大变革时期，为适应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及按教育规律管理学校，制定了许多完善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的规章制度，负责起草了许多有关教学工作的文件，还深入到教研室对重要课程作调查研究，特别是为加强和改革基础课程作出重要决策，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组织建立了基础课部，统一加强全院基础课的教学管理，为学校建立理科专业打下了初步基础。

在1959年的华工院刊上，他发表了《关于加强与改革基础课程的问题》的文章，许多观点对统一在1958年教育革命中许多教师对基础课的地位和作用存在不同认识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他在文章中指出：“过去基础课教学的缺点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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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1）脱离中国实际、工程实际和本门学科发展的实际......（2）厚古薄今，经典部分过于详细，近代部分略而不授......（3）教学过程脱离群众 (4)

不注意专业的应用及与有关课程的配合……（5）习题、作业、实验内容老一套，与本门学科发展和生产实际脱节。”对于基础课的地位、作用和改革方向，他认为：“这些缺点并不是由于基础课程的科学体系本身有问题，而主要是由于教师在实际教学中把理论与实际对立起来所造成的。基础课的性质是研究自然规律或某类物质现象的基本规律的科学。因此，教学中，就必须在保证完整的系统的基本理论训练的基础上，结合专业的生产实际，加强近代技术，并且适应各类专业的不同特点。总之，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全面地处理系统的理论教育和结合专业的关系，基本理论和近代技术的关系，是基础课程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希望基础课的教师们，主动地参加各专业的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从实际中归纳、整理、总结出活的教材，来充实改革基础课程内容，使基本理论教育和生产实践更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不断提高基础课程的质量。”这些观点，我认为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洪老在1950年代华工的领导干部中是比较年轻的（刚到华工时35岁），他既有参加革命武装斗争的经历，又有从事地下斗争的经验，解放后又从事青年团的组织教育工作。他那始终充满激情的豪言壮语，在各种场合的动员报告中很有鼓动性。他在1950年代后期负责制定华中工学院的长远发展规划。完成后，在机一系教工中传达时令人十分鼓舞；讲到校门口将来要修建成60米宽的康庄大道（当时只是一路公交车开到校内的一条马路，关山地区还是一片农田），至今仍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洪老作风平易近人、才思敏锐，善于抓住要害及时指出工作努力的目标，率领我们雷厉风行、连续作战直到完成任务。这种实干精神很自然地使他成为我们青年教师的良师益友，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使我们与他之间建立起一种经久不衰的革命情谊。很遗憾，他在1964年调离了华工，但正是这种在火热的年代建立起来的兄弟般的情谊，使我们之间的亲密往来，在以后几十年中始终没有中断过。

（本文原写作于2010年，作者1955年华中工学院毕业并留校任教，与洪德铭为同事，1984年12月任华中工学院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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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

追忆父亲赵学田

赵宗安

我父亲赵学田生于上个世纪初的1900年，也就是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的那

一年，那是个多灾多难的年代。

父亲出生时已奄奄一息，祖父请来算命先生，说他命中缺土，所以给他取名学田，号稼生。

祖父是地主，父亲又是长子，所以他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很早就到武昌上学。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并迅速波及全国，他受其堂兄赵师梅（辛亥老人）等人的影响，接受了新思想，立志工业救国，考上北京工业大学机械科。

在旧中国，毕业即失业。父亲在南方服务了十来个部门，最后在武汉大学安顿了下来，从事他所喜爱的教书工作。

1954年，他又来到了喻家山脚下，成为华工的第一批建校老人。由于他一生中接触最多的是学生和工人，所以他特别关爱学生，也特别尊重工人师傅。他认为自己应该责无旁贷地为他们服务，也为他们取得的点滴进步而感到喜悦和欣慰。

那个年头，教授只管上课，辅导是助教的事。可是他总是挤出时间，利用晚上深入到学生宿舍与学生面对面地辅导，并听取学生们的意见。我就曾看见他随身带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着学生的专业、班级和宿舍号码。

父亲是华工第一任制图教研室主任。五十年代青年教师多，且都是从不同专业转行担任制图教师，因此对青年教师的“传帮带”就成了他教学任务外的又一重要工作。不论是上课、讨论、写书，他身边总是有一大批青年教师的身影。

建国之初，好多机械工人都是图盲，生产中多出废品。凭着对工人群众的同情，结合自己的专业，他创造了“机械工人速成看图法”，并在全国推广，

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从而也获得了不少的殊荣，先后被评为武汉市、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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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乃至全国劳动模范。

如果跟现在的院士、博导们相比，他的专业知识是有限的。别人称他是专家，可他一直对外宣称：“我不是专家，对学生来说，我是一名教师；对工人来说，我只是一个科普工作者。”

在家里，父亲既是我们的长辈，又是我们的老师。他对我们是既“严”又“宽”。“严”是指对我们的教育从来就不放松，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做事重要，做人更重要。”他要求我们要诚实、厚道、踏实、认真，并以自己的身教影响我们。他对我有两句话的要求：认认真真教书，清清白白做人。我上大学时，他还亲自到学校见系主任和班主任，了解我的在校表现。当然，回家后我少不了挨批评。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兄妹长期受到他的熏陶，都很自觉地成长为有用之才。我们五兄妹专业不尽相同，既无人当官，也无人发财，可是个个令他满意，他常说：“你们几个都没有给我丢脸。”

至于说他“宽”，是指他对我们子女的发展从来就没有什么设计，谁喜欢干什么，就让他干什么。我二哥1952年从武大毕业，按现在的风气，只要打个招呼，肯定会留在武汉。但父亲没有去活动，结果二哥被分配到外地，父子俩均无懊悔。从那以后，只要出差顺路，他都要去看看二哥。1950年，不满十七岁的二姐毅然参军，父亲二话没说，就把他心目中十分乖巧的二女儿送上军车。1960年，由于受阶级路线的影响，我没能考上第一志愿的大学，被分到师范院校读书。当我还有点不悦时，父亲安慰我说：“当老师有什么不好？我就当了一辈子老师。”1991年，我的大女儿中考分数已够进高中快班，可是她热衷于当小学老师，又是我父亲站出来支持她。父亲对我讲：“她志愿干的正当事，就应鼓励她！将来我们家大学、中学、小学老师都有了，岂不是教师世家？”以后家里凡是有电话来找赵老师，我们都会先问对方找哪个赵老师，是“赵老”？“老赵”？还是“小赵”？

解放前，由于子女较多，父亲虽是教授，但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解放后，子女先后成家立业，生活好多了，可是他仍然保持朴素的生活作风：一个皮包用了40多年、把旧信封翻个面当新的用、连卫生纸都用的是废旧稿纸……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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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给我们子女留下太深的印象。可是父亲对外人却十分慷慨，无论是学生、青年教师、还是工人师傅，只要对方有困难，他都会帮助。

当他步入80岁时，也开始思考自己的后事。对我们子女，他做了两件事：一是问我们要不要他留下的东西，我们大家很体谅他的心情，每人拿了父母的一件小纪念品，然后他就把他一生所获得的奖状、奖章、锦旗、与毛主席的合影、他的著作……全部捐给学校档案馆，成为该馆个人馆藏第一人；二是给我们五个子女留下遗嘱，亲自复写五份，而且每隔几年修改一次。他最后的遗嘱内容是：一、不开追悼会，也不搞遗体告别；二、不通知外地亲人；三、骨灰不保留，与母亲的骨灰一起撒进长江；四、火化后再张贴讣告，以免惊动众人；

五、遗体可供科学研究。面对如此豁达的父亲，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拒绝？

1999年的5月4日是五四运动80周年纪念日，学校领导请他在这天给学生讲话，回忆他所参加过的五四运动。他虽然身体欠佳，但还是答应了。五四前几天，只见他整天坐在桌子前，反复地修改和默诵讲话稿。还要我和大姐夫提意见，帮他修改。五四那天下午，他被两位学生搀扶着走上露天电影院的主席台，面朝西方，顶着烈日，用尽气力流利地把讲稿背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由于连日的劳累，他患了感冒，引发了化脓性胆囊炎。当我和老伴把他送进医院，不到19个小时，他就离我们而去了。他在弥留之际对我老伴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只要宗安留下照顾我，你回去吧！和以前一样，我会好的。”

由于医院没有要求用他的遗体作科学研究，我们子女除了没有满足他的遗嘱中的最后一条外，其余都按他的话办了，这也是对父亲的尊重。

当年的中秋节，正好是父母结婚七十五周年纪念日，我们子女及孙辈将父母的骨灰撒进了长江，让他们的愿望随着东逝的江水而去。

两年后的2001年，湖北省政府在光谷广场为父亲立了铜质塑像。只见他手拿图纸，安详地坐在拐手椅上，似乎还在继续着自己未尽的事业。

以后的每一年，我们兄妹均会带着自己的子孙们，来到光谷广场，站在他的身旁，静静地奉上一束鲜花，纪念影响了我们一生的好父亲。

（赵宗安系赵学田教授的小儿子，1941年出生，今年72岁，在中学从教40年。为了照顾年过八旬的父母，赵宗安于1981年调入华工附中，任数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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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教师。2002年退休，2003年走下讲台。本文由苏明华、严发敏采访，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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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

怀念我的父亲路丁

张黎新

我的父亲原名张兴义，笔名路丁，1915年12月31日出生在武昌紫阳路的

一个普通产业工人家里。父亲1938年1月弃学参加革命，和一批热血青年投奔到抗日圣地延安，加入了抗日的行列。194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38年1月～1949年10月的这段岁月里，父亲先后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延安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中央党校学习。历任二战区政治部干事、科长，陕北公学教育科科员，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科员、秘书，冀、鲁、豫建国学院干部训练班政治指导员、副主任、主任，赣东北军政学校景德镇分校教育科长等职。父亲于解放后南下贵州担任省行政干部学校教育科长，西南人民革命大学贵阳分校教育科长、政治部主任、党支部副书记。于1953年调入华中工学院参加筹建工作，文革前是学校历届党委常委。在学校先后担任过华中工学院桂林分部党支部书记、宣教科长、组织部长、统战部长、副总务长兼党支部书记、校副监委书记，1982年3月后担任纪委副书记。1981年离休，享受副校级待遇，属于党的高级行政干部（行政13级，离休后为行政12级）。

父亲参加革命前原姓张，字兴义。后来因为在延安边区的校刊和党刊上经常以“路丁”为笔名发表文章，以致后来革命战友们都称呼他为“路丁”了，连首长们也这样称呼他。所以，后来没办法，所有的历史档案记载中都记录着“路丁”这个名字。解放后父亲曾想到过更正原名，但很多部门的负责人都告诉他，没有办法更正了，你所有的历史档案记录上都是“路丁”这个名字。

父亲抗日战争时期在山西、陕西等地学习和工作的时候，长期睡在西北冰冷的窑洞里。据他后来向我们叙说，当时边区很困难，很多人睡觉都没有被褥，就胡乱找些杂草铺在冰冷的窑洞里，曲卷着身躯就睡在地上，所以他那时就患上了很严重的风湿病，致使颈椎、脊椎都变形了，平常走路就像个驼背人走路

的样子，腰都撑不直。当时在学校还流传着一个说法，很多人都说我父亲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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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放前当过骑兵团长，常年在马背上生活，所以最后导致养成习惯一直弓着背。也有很多老师和同学包括一些院里熟悉的叔叔、阿姨来问我：“是不是这样啊？”其实当时我也不清楚，只有回家问了父亲，父亲才对我解释了上面那段因缘。至于那些人的疑团我一直都没有去正面应答，只是把这件事情酸溜溜的埋藏在心里，好多年了形成了一个心结也没法释怀（很多革命先烈是用鲜血和生命去交换，才赢来今天新中国的胜利。我想父亲比起那些英烈来说应该还算是幸运的）。

全国解放后的1951年，父亲认识了当时在革命大学学习的母亲张定，经报由组织批准，于1951年和母亲在贵阳革命大学完婚。1952年在贵阳生下了我的哥哥。1953年，父亲当时还在贵阳革命大学任政治部主任时，因武汉的奶奶年事已高，特向组织申请要求调回武汉工作便于照顾母亲。当时贵阳干部奇缺，老领导想让他出任贵阳市宣传部长，组织挽留了他很久，但最终还是批准了他的要求。父亲来到武汉后，被组织临时安排到武汉大学等待分配（因武大当时住房紧缺，所以被安排在武大的一个地下室里居住）。同年12月我就出生在武大校园的这个地下室里，由于地下室常年难以见到阳光，所以我自幼都长期过着见不到阳光的日子，导致后来视力很弱。父亲被安排去华工工作时，因华工正处于筹建时期，无住房条件，所以我们家一直在这地下室里住了几年。父亲每天往返奔波，直到华工教职工宿舍建好后才迁来华工居住。

适逢中央教育部、中南行政委员会、中南教育部考虑筹建华中工学院，1953年组织上考虑到父亲长期从事教育培训干部的工作经历，安排父亲来到华工进行建校的筹备工作。当时陆续来校的建校筹建小组领导行政班子成员包括：查谦院长（国家一级教授）、刘乾才副院长（国家二级教授）。党委班子成员包括：朱九思书记、熊小村副书记等。后又调来了：宋驹、鲁奇、孙盛海、黄礼、欧阳敏萱、彭天琦、康文斌、洪德铭、陈思可等领导同志。1955年6月成立了华中工学院党委，朱九思任党委书记，熊小村为党委副书记。1957年5月召开了第一次全院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华中工学院第一届委员会，选举彭天琦任党委书记、朱九思、熊小村、黄礼为副书记。后彭天琦同志调离华工后又由朱九思同志任党委书记。在1957年召开的院第一次党代会上，父亲通过党员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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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投票正式当选为院党委委员、并担任党委常委职务，此职务一直到1966年文革前没有改变。

父亲在筹建学校时，前期主要负责校园选址、征地、报审批等工作。记得他有一次在家里自豪地摸着我的头说：“学校这块地是我亲自参与选址的，还负责到上级部门去申报争取来的，不容易呀！那时天天往政府跑，脚底和嘴巴皮都要磨穿了。”

记得当时通往武昌省政府只有一条宽约不到4米的弯弯曲曲的小路，周边都是乡村农舍和稻田。晚上虫、蛙啼鸣，一番田园风光。当时我家前门不到8米远，就有一条水沟。我闲时就搬一条小凳拿一根树枝，枝头用线绑上一只蚂蚱，就在沟里垂钓青蛙。侧面不远就是水田，只要是下雨，就可以在田中抓鱼摸虾。哈哈！儿时的回忆真令人陶醉。父亲有时一天要沿着那条弯曲的小路穿梭往返省里几趟（我们那时管到武昌去叫进城），整天忙得蓬头垢面的，回家就倒在床上睡觉。

到后期父亲则负责校园的规划设计、基建、后勤等工作。整天一身水，一脚泥地往工地上跑。在他的督促下，学校很快就建立起了办公楼、教师干部宿舍、食堂、小学、幼儿园等基本设施，使学校开始进入正常发展的轨道。那段时间父亲忙得我们整天都看不到身影，以至于1956年幼儿园刚建好后，我就被父亲迫不及待地送入了幼儿园全托了。因为整天见不到家人，晚上偶尔就和负责照顾我们的彭阿姨聊天，那时候的委屈我至今还难以忘怀。

当时因学校还在筹建中，没有校舍，所以除武昌本部外，学校还分设了长沙、南昌、桂林三个分部开展教学。父亲在学校曾担任过多种职务，如桂林分部党支部书记、校宣传科长、校组织部长、校统战部长、总务副处长兼支部书记、校监委副书记等职。正是由于父亲在筹建中的这段经历，所以后来当张培刚总务主任、殷德饶总务副主任因为身体原因修养期间，我父亲在担任监委副书记的同时，还兼任了总务副主任和党支书记一职，一直到文革后期还在继续兼任。

基础建设完成后，学校把广西桂林、湖南长沙、江西南昌等几个分部的人员都集中迁回了学校，又陆续调入了一批国内顶尖的学术专家和人才。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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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当时就有了这样一批专家和骨干，如赵学田（制图）、刘颖（柴油机）、叶康民（化学）、潘景安（造船）、高宇昭（机械）、马毓义（锅炉燃烧）、林金铭（电机）、程良俊（电子）、还有庆善奎、汤之章、林少宫、张德基、路亚衡、葛果行、陈挺、俞玉森、陈天柱等文革前的国内外著名学者都参与了华工的教育建设。干部队伍调入了邱静山（副院长）、朱民亲（副院长）、刘昂（副院长）、洪德铭（副教务长）、王家金（教务长）、刘鉴、许钦兆、辛忠贵等领导同志。这些人都是在建校中作出了很大贡献的学科或部门带头人。父亲和他们一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革命意志坚强、不畏牺牲、英勇奋斗、立场坚定，身怀着对党无限忠诚的心、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解放初期父亲在贵阳分校工作时，被当地的国民党土匪列入了暗杀名单。在一次去下面县城的途中，土匪安排了一次精心策划的埋伏暗杀行动。好在当地县委提前得到情报，安排一个交通员连夜跋涉50多里山路赶来报信，使父亲最后得以幸免。父亲曾多次感叹，要是没有那个交通员的报信，自己早就不在人世了。回到武汉后，父亲曾多次委托当地政府查找此人但一直无果，这使他一生都感到遗憾。

父亲在校工作期间，不但严格要求别人，同时也严律自己。记得还是在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后，当时全国掀起了一股返回校园、做一个有知识、有道德、对国家有用的人的高潮。很多年轻人从工作岗位通过各种途径又回到学校参加学习深造，形成了一个以“工、农、兵”为主要学员的庞大队伍。正是这支队伍，对我们国家在今后的国民建设中，最终起到了承上启下、中梁砥柱的作用。我当时的工作单位是武汉锅炉厂，学校动力系当时对口给了武汉锅炉厂两个工农兵学员指标。厂里通过层层筛选最后选出三个职工报送学校，学校则在三个人选中择优挑选两个进入学校学习，我当时幸运地就是这三个人选中的一名。得到这个消息后，我立马回家将喜讯报给父母。当时母亲也很高兴，想到家中终于有一个儿子能有机会进入大学生的行列了。她悄悄地找到父亲说：“是不是你找人事处的人探探消息，别让孩子把这次好机会错过了？”但父亲一贯坚持原则，不徇私情，他回答母亲说：“这些事情应由人事部门按学校规定来严格挑选，我们不能因为是自己的孩子就搞特殊化，去打招呼影响到其它部门的正常工作。”当时我所在单位的领导、同事都认为我是肯定要去学校读书了，因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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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都知道我父亲是学校的校领导，入学读书的事情岂会有什么其它变数？因此纷纷向我表示祝贺。只有我自己心中闷着打着小鼓，因为我的另外两位同事都在拼命地疏通关系。最后的结果是——我被筛选下来没能进入学校。母亲曾为此事抱怨过父亲很久，父亲当时也感觉到惋惜，对我略感有些歉意，以至于那段时间对我温柔了许多……

父亲一辈子忠于革命事业，认真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在学校里一贯坚持勤俭办校的原则，一直保持着共产党员干部的优良品德：自身廉洁奉公、不徇私情、待人谦逊、平易近人；深入基层群众，和教师、员工打成一片；为学校的建设作出了积极的奉献，得到了学校广大师生员工的拥护和爱戴。这里有个小插曲：那是在1967年文革动乱的一个晚上，家里很久没有听到的电话铃声响了……，全家人面面相觑，不知是祸是福？父亲稳住气，慢慢地拿起电话。原来是红色造反司令部打来的电话，说因工作需要征用我家的电话机（当时很多“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家里的电话都被拆掉了，我的很多同学家里都没有了电话）。电话中通知父亲明天早上把电话机送到司令部去！当时父亲很冷静地对他们说：“我本人同意，但你们需要到总务处电话科办个迁移手续。否则我无法向组织交代。这是公共财产，我个人无权答应。”第二天，父亲叫我守在家里，吩咐只要有人拿来电话迁移单子，就把单子留下，把电话机让他们带走。结果我等候了一天都没见有人来。我还好奇地试拨了一下电话，发现电话还是通的，我很纳闷，事后一打听才知道，造反派到总务处碰了个钉子。他们的要求被总务处和电话科当时的负责人拒绝了，总务处的干部和工人都训斥他们：“路丁书记、路丁总务长是党的好干部，你们凭什么要拆他家电话？你们想要拆我们以后也不会帮你们接通……”经过反复较量后，他们灰溜溜地走了。通过这件事，我发现父亲心情一下好了很多，在逆境中能得到同事们的理解和拥护，我想他的内心一定是感到欣慰的。

文革后期，父亲和母亲曾随学校干部一起到沙洋五七干校进行过磨练，由于生活条件不好，自身也患有多种疾病，身体逐渐地衰弱。从沙洋劳动锻炼回来，组织分配他到了武汉体院工作。后因身体原因，向组织和朱九思书记申请又调回了华工，恢复监委副书记原职，不过后来这职务名称由监委副书记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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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委副书记了。

父亲因为一直患有多种疾病，最后感觉力不从心，于1981年底正式办理了离休手续，1997年底因病去世。我一直为我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自豪和骄傲。也幸庆有了他的教诲，我的人生旅途才一帆风顺。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坦荡的胸怀、一颗无私为人民奉献的心。也让我看到了我们的国家、民族的希望。

（张黎新，系路丁之子。本文由原建工系总支书记龚静文，原机二系党总支书记李代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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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

缅怀华工化学奠基人叶康民教授

郭稚弧 口述 唐萍 访谈整理

追溯历史，华中科技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渊源于原华中工学院化学教研室。

原华中工学院化学教研室是1953年建校初期建立的，它的第一任主任是叶康民教授。

叶康民教授早年留学日本，他是全国院系调整、华中工学院建校时，1953年由广西大学调入的。他一来就受命组建化学教研室。建室之初，条件艰苦，只有十来个人，七、八名教师，面对的是开设全校各专业的普通化学课程的繁重教学任务。随着学校的专业建设，规模扩大，以后也相继开设了物理化学、分析化学、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等课程，教研室人数也逐步增至四、五十人。

叶教授身体力行，亲自对本科学生讲授普通化学课程。他知识渊博，且一丝不苟，讲课逻辑性强，并联系实际，结合专业深入浅出，深受学生欢迎，也为青年教师树立了榜样。

当年叶教授受教育部聘任为全国高等工业院校普通化学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参与和负责全国高等工业院校普通化学教材的编审工作。同时，叶教授还受教育部委托编著了关于“金属腐蚀”专题的高等学校教学参考书，书名为《金属腐蚀与防护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65年第一版）。1980年6月还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修订版，深受高等学校广大师生和读者欢迎。叶教授当年的这些工作成绩为我校化学教学在教育部直属高等工业院校中的领先地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得以后能很好地传承下去。

叶教授身为教研室主任，不仅把教学工作组织得很好，而且思路开阔，非常重视科学教研工作。从1958年开始，就带领教研室老师从事“金属腐蚀的缓蚀剂”以及“牺牲阳极与外加电流的阴极保护”等方面的研究工作，这些题目都是来源于生产实际，有较好的研究应用前景，并为教研室今后进一步开展研

究工作积累了一定的资料、经验和物质条件。由于有这些研究工作基础，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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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批准，叶康民教授从1962年起就开始招收“金属腐蚀与防护”专业研究生。当时在华中工学院招研究生的教授为数不多，而基础课教研室的教授招收研究生则更是少见（我记得当时1963级研究生，全校总共只有12名）。当时研究生的论文课题也都是来源于生产实际的，譬如“大庆油田炼油厂冷凝器的外加电流的阴极保护”和“海洋舰船体的牺牲阳极保护”等等。1965年还与大庆油田协作搞沥青涂料防腐的研究工作，拓宽了应用研究方向。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年代里，化学教研室仍没有放弃金属腐蚀与防护方面的研究工作。1974年叶康民教授与教研室十多名青年教师一起奔赴江汉石油管理局的设计院和油田处生产第一线进行社会实践数月，开展腐蚀与防腐调查，从事油田用缓蚀剂及防腐涂料的开发研究。这些努力，无疑是卓有成效的。

叶教授亲自参与开发研究的“7701复合酸化缓蚀剂”，1983年获得国家发明四等奖。当时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缓蚀剂专业委员会就挂靠在我们学校。叶康民教授任该专业委员会第一任主任委员，这样就使得我们化学教研室在中国腐蚀与防护学术界具有一定的学术地位。由于叶康民教授及其团队长期从事金属腐蚀与防护研究的不懈努力及工作成绩，使得化学化工学院金属腐蚀与防护方面的研究能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与此同时，由于华中工学院教研室多年来的不懈工作和努力，教研室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83年获教育部批准在我校设立应用化学专业并成立化学系。1983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应用化学硕士点（金属腐蚀与防护是主要研究方向）。同年，我校与石油部科技司签署协议，建立油田腐蚀与防护研究室，使得腐蚀与防护方面的研究得以持久地坚持下去。

综上所述，叶康民教授对我校化学专业的发展所作的奠基性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是值得永远记忆的。

叶康民教授从教数十年，对国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桃李满天下。他治学严谨、作风朴实；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他淡泊名利、与世无争，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怀念他。

（郭稚弧系我校退休教师，原化学与化工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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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报道

2013年5—6月参观动态

韩国清州机械高中一行参观校史馆

5月21日下午，韩国清州机械高中校长金东明及学生代表一行15人参观校史馆。

第六届国际光子与光电子会议代表一行参观校史馆

5月24日，参加第六届国际光子与光电子会议（POEM 2013）代表一行80人分成上午和下午两时段参观校史馆。

学校教职工入党积极分子一行参观校史馆

5月25日上午，组织部组织全校教职工入党积极分子一行60人参观校史馆。

日本神户大学一行参观校史馆

5月27日上午，日本神户大学罗志伟教授、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北京代表处前任所长佐佐木先生、神户大学国际交流处藤井先生一行到校史馆参观。

美国康奈尔大学约翰?爱德华教授一行参观校史馆

5月30日上午，美国康奈尔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教授、美国科学院（NAS）院士、美国工程院（NAE）院士、美国艺术和科学院（AAAS）院士约翰?爱德华?霍普克洛夫特(John Edward Hopcroft)及夫人一行参观校史馆。

香港学者协会湖北访问交流团一行参观校史馆

5月31日上午，香港学者协会湖北访问交流团一行25人参观校史馆，大家在参观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的同时，还就校史研究和展览展示等问题与校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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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室工作人员进行了交流。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航空工程院院长一行参观校史馆

5月31日上午，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航空工程院院长Vigor Yang一行12人参观校史馆,了解学校发展历史。

红安老区小学生在校史馆与学校领导共庆六一

5月31日上午，来自红安老区的小学生们在校史馆与我校党委书记路钢等共同参加“我的中国梦”主题队日活动，一起欢度“六一”儿童节。

“2013香港大学生武汉?中国光谷科技行”代表团一行参观校史馆 6月4日，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香港高校师生15人组成的“2013香港大学生武汉?中国光谷科技行”代表团一行到校史馆参观。

校园开放日：广大考生、家长踊跃参观校史馆

6月10日，我校第十三届校园开放日当天，来自省内外60余所高校的考生和家长纷纷前来校史馆参观，了解学校发展历史和办学水平。

材料学院93级校友一行参观校史馆

6月10日下午，材料学院93级校友一行35人参观校史馆，并就校史展览筹备、制作、校史编研等方面工作与校史研究室工作人员进行交流。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9903班校友一行参观校史馆

6月11日上午，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9903班校友一行35人参观校史馆，了解学校发展历史。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电自791班校友一行参观校史馆

6月11日下午，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电自791班校友一行40人参观校史馆，并就展馆设置、展览设计等方面与校史研究室工作人员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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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学院83级研究生刘顺达校友一行参观校史馆

6月15日下午，我校经管学院83级研究生、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刘顺达率领经管学院83级研究生一行20人参观校史馆。

物理学院88级校友一行参观校史馆

6月16日上午，物理学院88级校友一行50人参观校史馆，并就校史展览筹备、制作、校史编研等方面工作与校史研究室工作人员进行交流。

浏阳一中高三毕业班班主任一行参观校史馆

6月16日上午，浏阳一中高三毕业班班主任一行38人参观校史馆，并就培养人才方面如何实现中学和高校的有效对接与校史研究室工作人员进行了交流。

群立集团董事长梅立及夫人一行参观校史馆

6月18日下午，我校校友、群立集团董事长、我校南京校友会副会长梅立及夫人陆优群一行参观校史馆，并就展馆设置、展览设计等方面与校史研究室工作人员进行了交流。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一行参观校史馆

6月19日下午，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一行5人到校史馆参观，了解学校发展历史。

管理学院EMBA班学员参观校史馆

6月20日，管理学院EMBA班学员一行35人参观校史馆，并就展馆设置、展览设计等方面与校史研究室工作人员进行了交流。

汉川一中高三班毕业生参观校史馆

6月23日上午，汉川一中高三班毕业生一行40人到校史馆参观，并与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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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馆学生志愿讲解员就各自目前的学习、生活情况等进行了交流。

美国麦克乔治法学院一行参观校史馆

6月25日上午，美国麦克乔治法学院教授托马斯?丁?里奇一行8人参观校史馆。

土木学院89级校友一行参观校史馆

6月29日上午，土木学院89级校友一行30人到校史馆参观，了解学校发展历史。

编辑部地址：校史研究室105办公室 联系电话：87559657

邮 箱：xsg@https://www.wendangku.net/doc/3613350222.html, 印数：7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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