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性解说

药性解说

论肝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谈疏肝与健脾 (2)

肝阳虚亢 (3)

辨析虚风 (5)

变异性心绞痛与厥阴病 (6)

从张锡纯用黄芪得到的启示 (7)

补气药物与阴火 (8)

析酸 (9)

黄芪与表证 (11)

人参与表证 (12)

柴胡与少阳 (12)

柴胡与前胡 (15)

半夏 (15)

半夏与射干的区别 (17)

白术 (18)

桑白皮与升降 (19)

浮萍 (20)

当归与川芎 (20)

艾叶 (22)

薏苡仁与缓急 (23)

白扁豆、赤小豆与黑豆 (24)

白芥子 (25)

桔梗与载药上行 (26)

葱白 (27)

竹 (28)

蝉蜕 (29)

木瓜 (30)

白僵蚕 (31)

酸枣仁 (32)

远志 (33)

牡蛎与文蛤 (34)

茅根 (36)

夏枯草 (36)

骨碎补 (37)

细辛 (38)

龙胆草 (39)

白芷 (40)

牡丹皮 (41)

麦冬 (42)

菊花 (43)

黄芩与黄连的区别 (44)

桑寄生 (45)

青蒿与茵陈蒿 (46)

连翘 (47)

乌梅 (47)

山楂与柿子 (48)

陈皮与青皮 (49)

枳实与枳壳 (50)

诸香集 (51)

五倍子 (52)

桑螵蛸 (54)

牵牛子 (54)

栀子 (55)

龟板与鳖甲 (56)

阿胶 (58)

枸杞子与地骨皮 (59)

杏仁与麻子仁 (60)

菟丝子 (61)

补骨脂 (62)

地黄 (63)

麻黄的破坚积聚作用 (65)

茯苓与猪苓 (66)

泽泻 (67)

石菖蒲 (69)

花粉与葛根 (69)

玄参 (71)

何首乌 (71)

贝母，百合，知母，萱草 (73)

薄荷与辛凉解表 (74)

荆芥与薄荷 (76)

紫苏 (77)

谈疏肝与健脾

《伤寒论》中说：“伤寒，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先与小建中汤，不差者，小柴胡汤主之”。这里提到了治疗腹痛的两种方法，即健脾与疏肝，肝和脾是相克的关系，如果不协调就会出现腹中急痛，其实不一定仅是腹中急痛，象不欲饮食，气短乏力等症状都可能出现。要想使肝脾的关系协调，无非是扶植弱者，劝阻强者。在论中是先健脾后疏肝的，即先从扶植弱者开始着手，这样比较稳妥。但也明确的提出，有可能“不差”，“不差”的话就改用疏肝。有一中年女性，胸闷憋气好多年，吃了很多药，方子有挺厚的一沓，脉非常的细弱无力，我认为是比较典型的虚证，给予健脾益气的方子吃了四天，患者很明确的告诉我无效，同时又说了一个细节，即有一次发烧时，胸闷憋气消失，这应该是她平时气机郁滞在内，发烧时气散开了，所以憋气的症状消失，第二次处方就给予柴胡汤加味，记得是在原方

基础上加荆芥、防风、佛手、蝉蜕、僵蚕等，四付以后大为减轻，而且这时的脉沉取有了一些弦象，肝郁的现象露出来了。这是先与健脾不效，改为疏肝的。还有一位老年女性，胆结石手术后，脘腹窜痛二十多年，情绪急躁，有时还掉泪，脉也不弱，感觉肝气郁滞挺明显的，而且她介绍治疗过程时说曾经打过一种针，效果很好，那种药我不认识，拿着让消化科的大夫看了一下，说是解除痉挛的，我们知道痉挛一般都和肝气过于急迫有关，这也说明了她的腹痛由肝气郁滞引起，于是就开了疏肝的药物，为了解痉，记得里面也有白芍，喝了四付以后说是略有减轻，但嫌药苦不愿意再继续喝了，要求开点成药和西药，只好开点颠茄片和逍遥丸应付了。其实我估计是汤药没有什么效果，又给大夫留点面子，就推脱是药苦的原因不想喝了，这个案例的失败是因为忽视了一个细节，患者儿子曾说每次发作时老太太就喝点奶粉，然后就不疼了，如果当时按照这个细节分析，奶粉是甘味的，“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她这个腹痛虽然也是肝克脾造成的，但脾虚是主要矛盾，如果开始就用甘味药，以小建中汤为底方的话，就把肝脏的急迫缓解了，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

虽然很多疾病是由肝郁克脾造成的，如治疗的先后顺序不合适，也起不到应有的效果，甚至出现新的不适，本来脾虚的用了柴胡汤的升提，可能出现大便的不爽，《伤寒论》第98条：“得病六七日，脉迟浮弱，恶风寒，手足温，医二三下之，不能食，而胁下满痛，面目及身黄，颈项强，小便难者，与柴胡汤，后必下重。本渴饮水而呕者，柴胡不中与也，食谷者哕。”就是一个本来系在太阴的病，错误的给予柴胡汤；本来肝气郁滞却给予补气健脾的情况，虽然在书中没找到，我体会好像也能造成病人大便的不痛快。到底何时先健脾，何时先疏肝，我没找到规律，第一个病人明显象虚证，却给予疏肝有效，第二个病人很像肝郁，给予疏肝却无效。我们看连张仲景甚至都用了“两头堵”的办法，先用小建中汤，不行再用小柴胡汤，说明这两种情况确实不好辨认，后世有了逍遥散，疏肝和健脾同时进行，可能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的。

肝阳虚亢

《素问?藏气法时论》提到：“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这里我们有一个疑问，既然肝欲散了，用辛味帮助它散就行了，为什么还要用酸味阻止它散呢？肝主生发，生发的状态可分为太过和不足两种情况。升的太过时，气往上顶，会引起眩晕，可用平肝潜阳之类的方法解决；升力不足时，上气不足也会眩晕，可用补中益气的方法解决。这样分析只注重了两个极端，忽视了中间的情况。即肝阳会虚性的亢奋，肝的阳气上升有些力不从心时，它会代偿性的亢奋工作。好比一个人能扛50斤的东西，现在让他扛60斤，他勉强也能胜任，但必须要特别兴奋，进行超负荷的工作。这就给人一种假象，以为他有使不完的力气，需要给他多派任务才能使他不兴奋。多派任务固然能把他压制下来，可是对这个人的伤害就太大了。所以妄用平肝潜阳是非常不可取的。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内经》已经写的非常明白了：“用辛补之，酸泻之”。肝脏干活力不从心了，用辛散药帮助它生发，把它的活接替过来一部分，然后用酸味药去制止它的虚性亢奋。光用辛味药，肝阳更加亢进，光用酸味药抑制它，肝气会一蹶不振，所以要这样双向的用药。哪个方子最能体现这种“辛补酸泻”的治疗原则呢，无疑是四逆散。柴胡助肝气的升散，枳实，芍药的酸苦平息肝气的虚亢。

我们往往把高血压习惯性的看成肝阳上亢，其实有不少的病人头晕，血压中度偏高，却又没有耳鸣眼干，面红，口苦脉弦劲有力等肝阳上亢的典型表现，反而觉得体力不足，就要考虑是否有这种肝用不足的情况，用辛补之，酸泻之；如果肝用不足的更加严重，那就只能用辛补之，不用酸泻之了，用补中益气汤之类的方子。我们治疗眩晕经常是要么纯压制，要么纯扶植，都过于单一，偏于两极了，其实中间的状态应该更多，需要注意双向用药。

黄芪也是补肝用的药，这里就牵扯到黄芪到底是升压还是降压这个令人烦恼的话题，因为黄芪与血压的关系究竟如何，确实让人琢磨不透。目前倾向于认为黄芪小剂量升压，大剂量降压，有人用黄元御的一气周流理论来解释，认为小剂量黄芪作用是向上的，大剂量时它能通过肺的转折转而右降（也许我理解的不准确），这种解释很有道理，确实有些病人小剂量用黄芪时不行，逐渐加大剂量，加到一定程度血压反而下降了。但也有人不是这样，用小剂量的黄芪觉得身上有劲，剂量加大到一定程度，身体觉得接受不了，可能有人说继续加大剂量，挺过去这个阶段就好了。就像有些火神派说：你用小剂量附子不舒服，是因为你用的少，或者是因为排病反应，继续加大剂量就好了。我们治病要学诸葛亮，不能学魏延，魏延曾经给诸葛亮出过奇计，但由于过于冒险而被诸葛亮拒绝。我们用黄芪也不能迷信大剂量降压的说法，没有十足把握就孤注一掷是非常不可取的。本身讨论黄芪升压还是降压这个命题就不合理，中药的具体效果都是和病机联系着的。不像西药，硝苯地平对所有的人都会降压，就是扩展到动物也是降压，绝不会升压。中药就不同了，它的效果取决于病人的状态。小剂量黄芪能够补肝，配合酸苦药后，可以解除肝的虚亢，可能起到降压的作用，大剂量黄芪补充肺气及胸中大气，肺气充足后，治节下行，也可能起到降压的作用。一般认为药物剂量越大越往下行，也不完全是这样，如果是地黄，象一块糖，自然是越大越沉；如果是黄芪，象一团气，吹的越足就越往上顶。所以黄芪的取舍及用量多少是由肝气的状态决定的，肝气本身就实性亢盛的无疑不用黄芪；肝气虚性亢奋的用小剂量帮补生发，同时用抑制药；肝气更加不足，导致胸中大气都不能充满时，用大剂量。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区别肝是实性亢奋还是虚性亢奋，除了从脉是否弦劲有力，及是否有口苦耳鸣等表现来分析以外，我们认为还可以从机理来进行分析，肝实性亢奋时，肝阳气充足，气持续的往上顶，病人的不适症状会保持不变，波动性小；而虚性亢奋时，由于这个亢奋是肝努力挣扎造成的，气不是持续的顶上去的，会表现为症状的不稳定，病人可能血压波动大，除了表现为一天之中的波动大外，还表现为吃降压药后波动大。这种病人不能一味的潜降或柔肝（西药降压药在客观上起到柔肝的作用，因为它们能使弦劲的脉变得缓和），还要配合补肝气。高血压有的以舒张压升高为主，有的以收缩压升高为主，舒张压仅能达到60mmhg或更低，特别是老年人这种情况更多，我们从机理来分析，舒张压升高的病人脉管里面的压力是持续过高的，说明肝气实力很充足，可能是肝阳上亢的表现，应该以平肝潜阳为主；仅收缩压增高的呢，它舒张的时候压力维持不住，联系到老年人多有这种现象，说明肝气已经没有充足的实力了，生发能力不行了，上部的气血供应就得不到保证，肝气要挣扎着往上顶，由于这种挣扎造成了收缩压升高，所以对这种病人不能光看到收缩压偏高没看到舒张压偏低，就给予平肝，把肝脏仅有的积极性也给打压下去了，这种病人是适合用“辛补之，酸泻之”的，西药还没有药物能够单独降低收缩压或舒张压，中药通过配伍不同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单独降压，目前我只是从理论上推理，还没有在临床上验证，在这里提出来，希望同道们在临证中留意。还有人经常有头搏动性的胀痛的表现，这也是肝阳虚亢造成的，因为如果真是肝阳上亢，这种胀痛应该是持续性的。

我们再来分析一种常见的临床现象，有些人服完硝酸甘油后，会出现搏动性的头痛，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也是肝阳的虚性亢奋造成的。并不是说硝酸甘油有兴奋肝阳的作用，是因为硝酸甘油有扩张血管的作用，就好像自来水管突然变粗以后，水都留在了下部，楼上就可能上不去水，这时肝脏的负担就突然加重了，它需要努力工作往上提水，这种挣扎着的提水不像从下焦肾脏打压上来的水那么从容，所以会出现搏动性。另一方面，扩张血管的药物都能使血管的紧张度的降低，本来弦的脉也能变缓，和补充肝肾之阴的作用相似，这也造成了肝阳的相对不足。肝阳因此会虚性亢奋。怎么判断是虚性亢奋而不是肝阳上亢呢，因为脉缓，肝阳上亢应该是脉弦的。所以说病人明明感觉到气往上撞，却不是真正的肝阳上亢。这也就证明了肝阳虚亢的情况是存在的。虚亢就象是一个人熬夜一个晚上，有可能被熬“惊”了，

第二天应该很困的，反倒很精神，不容易睡着。

“辛补之，酸泻之”只是治疗的第一个阶段。“地气上为云”，地气的上升是肝脾肾三脏共同作用的结果，光补肝气无疑是没有后劲的。补充肝气的同时可以补脾，脾土的健运可以协助肝升，按照黄元御的说法，己土左旋则肝木上升。同时，肾气充足了才会升腾有力，所以进一步应该补充肾精。肾精充足了就会自然的氤氲蒸腾上升。不然的话，大本营中实力不足，光靠肝气往上抽吸，不是出于自然，肯定不是长久之计，“辛补之，酸泻之”只是调肝用，并没有补肝体，补肝体就要填肾精。并且肝阳虚亢毕竟也是上亢，用地黄等药物填补肾精，也能抑制这种亢奋，只是这种填阴以涵阳的方法与“酸泻之”的方法作用机理不一样，前者针对本，后者针对标。所以在第一个阶段是“辛补之，酸泻之”，后期阶段应该是“辛补之，甘填之”。这两个阶段还都应该照顾到脾土的健运。

辨析虚风

风在中医中是一个分类很广的概念，首先分为外风与内风，外风是受自然界之风，内风是机体内自身阳气的变动。其中内风又可进一步分类，分为实风与虚风。实风好理解，如肝阳化风，火旺生风等，都是阳气过于升动；既然实风是阳气过于升动造成的，那么虚风就是阳气升动无力造成的，其实这里面还有进一步分析的必要。

阳气无力有两种，有从静到动的启动力不足，有动态运行中的力量不足。前者好象冰天雪地中只有一点微弱的阳气，不能把冰冻化开，多是下焦阳气不足造成的，换句话说就是严寒中得不到春风的温暖，所以叫虚风，或许叫做风虚更贴切，既由风太少太弱造成的，风充足就会转冬为春了，虽然阳气虚弱不能升发在理论上也能郁滯生风，但机体可能没有明显的风象，不会象一些阴虚阳亢患者可以出现头晕，手抖等症状，只是为了和阳气过亢的实风相对比，才把它叫做虚风（过亢就叫做实，无力就叫做虚）。后一种阳气无力是运动中的力量不足，阳气发动是在下焦，阳气的运行流畅是在在中上焦，所以这种情况多是中上焦的阳气无力造成的，和实风相比，一个是阳气跑的过快，都出现了颤抖，一个是阳气有些跑不动了。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把一个叫做实风，另一个叫做虚风。众所周之机体中的阳气与阴气都是相伴而行的，由阳气带动阴气运行。阳气好比汽车，阴气好比货物，阳气充足的时候可以把阴气带到需要的地方，如果阳气的力量不足或是途中遇到了什么障碍，阳气可能把阴气甩下来自己先走，阳气没有负担以后自然跑的轻快，因为跑的快而发飘后可能造成风象；另一方面，阴气被甩下以后，沉积下来就形成的痰湿甚至瘀血。目前的眩晕患者群中，颈源性眩晕占了很大比例，用古时治疗眩晕常用的泽泻汤，苓桂术甘汤往往效果不佳，而且患者也不一定有肝阳上亢的表现，不能用平肝潜阳等治疗实风的方法来治疗。其实颈源性眩晕就是虚风的一种，现代人缺乏运动，坐姿不良，时间长了就会颈项部不通畅，阳气带领阴气运行到这里时，突然遇到了障碍，没有能力带过去，就把阴气放下自己上去了，上去以后如断线的风筝在头部乱跑，病人就有了头晕的感觉，同时，阴气被甩在下面就形成了痰湿瘀的沉积，病人会感觉颈项部拘紧不适，病程长的照X光片，还会发现骨质增生，其实就是阴气长期沉积造成的。葛根已经成了治疗颈源性眩晕的特效药（连西医都知道），就是因为葛根善于升，阳气升不动时，葛根可以带领它越过障碍。我们看，上升的药物治疗了眩晕，难道不是虚风吗。其实有时单纯葛根的升力都不够，治疗颈椎病常常会用一些风药，如羌活，防风，藁本等，这些药既能帮助阳气升发，同时又能化湿，把颈部沉积的湿浊祛除掉。当然治疗颈椎病远不止这些，还要用活血，补肾的药物等，我也不是内行，但我认为用风药是符合病机的，它是虚风不是实风，不能看到眩晕就不敢用升性药。这种虚风正好是风与湿分离，与感受外邪的风湿不一样，不过相同的是都可以用风药祛除。颈椎病只是虚风的一种情况，如果广义的来说，只要机体气机运行不畅，沉积生湿了，都可以认为是虚风，而不一定都有眩晕，汗出等风的

表现，这是因为阳气虚的实在跑不动了，把阴气抛下以后自己也没有狂奔，所以没有风的表现，只产生湿的表现。现代人多坐少动，气机运行的都比较慢，很容易就因为阳气运行无力而产生湿，很多人述大便粘腻就是明证，这种湿用茯苓，薏米之类淡渗；党参，白术之类健脾运化也勉强可以，不过不如用风药更能针对病因病机，让气机流畅起来，湿邪自然不能存在了。我们还要看到颈椎病沉积的痰湿和缺乏运动形成的湿情况并不完全一样，前者是被“堵住”了，被动的停下来的；后者是阳气自己没劲运行了，主动的停下来的。被堵住的情况，因为有障碍，需要药力强一些，用风药比较合适；无力运行的情况，本身没有什么障碍，也用风药生拉硬拽就显得不平和，用的时间长了，虽然把湿邪化掉了，但机体的阴液也伤了，所以这种情况更适合用行气药物，陈皮，枳壳，香附等比较稳妥。

由上面分析就知道，虚风有两种情况，阳气启动力不足和阳气运行力不足。阳气启动力不足的情况是下焦寒盛，需要桂枝、附子、补骨脂之类的温肾阳药，以帮助阳气的生长；阳气运行力不足的情况又可分为两种，一是阳气没有阻碍而运行缓慢，一是运行中受到了障碍，分别需要行气药和风药进行治疗。虚风还有一种情况，既小儿的慢惊风，一般认为是脾虚肝旺造成的，我没有见过，这里不做讨论。

变异性心绞痛与厥阴病

变异性心绞痛往往在半夜或凌晨发作，而且很多病人不以疼痛为主要表现，常常表述为心中烧灼感。和厥阴病的心中疼热有些相似。可能是因为病人平时心包络阴亏，夜半以后，阳气发用，心包中的阴气就显得更加不足，所以出现烧灼感。同时，变异性心绞痛的冠状动脉狭窄不严重，主要是冠状动脉痉挛引起的，脉管痉挛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抽筋类似，是肝阴不能濡养造成的，肝阴不足也和厥阴病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芍药甘草汤可以治疗脚挛急，在这里无疑要用大量白芍以舒筋，解除脉管的痉挛；生地大补肾阴，由于水火相射，间接的也就补充心阴，所以生地也是必不可少；乌梅丸是治疗厥阴病的第一方，经方的组成不好强作解释，但方子以乌梅作为君药，治疗厥阴方面的病应该是少不了它的，因此应该加上乌梅配合白芍解除痉挛，或者说酸甘化阴；当归可以养血，并且也是厥阴的要药（如当归四逆汤），这几味药应该作为方子的基础。当然，补阴血不能忘补气，党参，黄芪也应适当配伍。用药初期可短时间用些清热药，栀子，芩，连之类的。

因为少阳与厥阴相为表里，而且病人往往定时发作，所以有时要考虑是否合并少阳病的因素，配合柴胡剂使用一下。至于如何区分到底是少阳病还是厥阴病，因为二者一表一里，关系密切。只能是治疗过程中分辨，开始不妨两方面的药物都用，三阳病总是比三阴病表浅，如果是少阳病的话，见效较快，3-5天就可能不发作了，当然完全控制还需要较长一段时间；厥阴病就不太容易见效，总是反反复复，这是因为心包之阴补足需要一定时日。要沉住气，有时要守方2-3个月，可能病人突然就不发作了，变异性心绞痛与普通的心绞痛不同，冠状动脉狭窄不明显，也就是说以功能性疾病为主，治疗见效以后可以在很长时间内不发作，也不用天天吃药维持。

有很多吸烟的人得这种病，这也能证明其病位在心包。试想，心包是藏血的地方，整天受到烟熏火燎，心血能不亏耗吗？这种情况在正式治疗前，应先治一下肺，有咳嗽的先宣肺止咳，没有咳嗽的也应该用些杏仁，川椒，细辛之类的清除肺部的污垢。然后开始滋补心肝之阴。其实乌梅，川椒，细辛，黄连，当归，党参合起来有点接近乌梅丸的意思了，虽说这个病属于厥阴病，我也不敢用乌梅丸照搬，觉得乌梅丸太刚燥了，总要进行一下加减，加养阴，减燥烈。

本文目的主要是想探讨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需要配合，前些年有主张辨证微观化的观点，微观化的辨证肯定也有一定效果，但如果再有整体辨证的支持就更可靠了。比如本病的微观辨

证是冠状动脉痉挛（其实也算不上微观，不过和传统中医相比就算微观了），想办法用解痉的中药解除痉挛就能治疗它，用白芍，木瓜，乌梅，生地之类的治疗是符合的；宏观辨证是厥阴心包阴血不足，需要养厥阴之血，用上述药物也是符合的。这就是微观辨证与宏观辨证都支持的药物，应该能够起到预期的效果。如果我们抛弃整体辨证，完全用微观辨证，光盯住那个冠状动脉痉挛了，解痉作用相对来说比较强的应该是全蝎，蜈蚣，我也试用过全蝎，好像并没有起到药到病除的效果。当然，我观察的病例少，并不能说明问题，不过我们从理论上推断，即使有一个较好的近期疗效，由于厥阴之血没有补足，病的根本原因没有去除，恐怕在短期内还会复发。说的再极端一点，全蝎还不如硝酸甘油的作用强，含完硝酸甘油马上就起效果，不过第二天还是照犯不误。这就看出了宏观辨证的重要性。单纯用微观辨证去和西医比疗效简直就是以卵击石，有谁会放着二分钱一片的硝酸甘油不用，去喝你那两块钱一克的全蝎呢。并且全蝎的效果不如硝酸甘油，服用也没有人家西药方便。并不是说是全蝎蜈蚣没有什么优势了，治疗癫痫，风痉，头痛之类的疾病，二者又有非常卓越的疗效，关键是不能局限于微观辨证。西医认为冠心病是冠状动脉狭窄造成的，中医也把目光盯在了这条血管上，近些年有用活血化瘀统治冠心病的趋势，不能说没效果，没有效果的话，活血化瘀也不可能这么流行，但有时思路也要跳出这条血管，总体上分析一下气血阴阳虚实的情况，才能更有把握一些，而且不容易犯虚虚之戒，一些高龄的病人用活血力度过大是非常有害的，很快就乏力了。因此中医必须坚持自己的特色才能生存。

从张锡纯用黄芪得到的启示

张锡纯喜用黄芪配知母治疗虚热。曾论：“凡遇阴虚有热之证，其稍有根柢可挽回者，于方中重用黄芪、知母，莫不随手奏效。黄芪温升补气，乃将雨时上升之阳气也；知母寒润滋阴，乃将雨时四合之阴气也，二药并用，大具阳升阴应，云行雨施之妙，膏泽优渥烦热自退，此不治之治也。”

从这段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黄芪配伍知母似乎是简化的大青龙汤法，黄芪类似于麻桂杏甘姜枣，知母类似于石膏，因无发表作用，可以说适合治疗“内伤的大青龙汤证”。对于大小青龙汤方名有很多不同的解释，由张锡纯的启示我们又可以得出一个新的解释：大青龙汤证因内有郁热，患者烦躁不安。古人心中解决天气闷热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下一场雨。可是要想有雨首先应该有云。大青龙汤中麻黄汤加姜枣起到一个升腾云气的作用，麻黄汤无疑有升的作用，加姜枣补益中焦是为了有水源。这样天空中有了云以后就可以“人工降雨”了。现代人是在云里洒碘化银，使水蒸气凝结成水，古人治病就在药方里加寒性的石膏，我们常说云翻雨覆，云首先要翻，雨才能覆，“翻”是指有一个转折，石膏这里让上升的药势转折向下，起到了翻云的作用。这样云升雨降的过程就算完成了。因此大青龙汤重视的是一起一落，但不是简单的一起一落，更确切的说法是一起一翻。仅说“起落”是注重了两个独立的过程，用“翻”字可以突出起落的转折过程。所以说只知道起落还不够细化，能够降下的药物很多，为什么单选石膏呢，牛膝行吗，有人说牛膝虽然下行，清热力量不够，所以不行。那栀子呢？栀子既能下行，又能清热，引热从小便而出，而且对烦躁也很对症，既然这么合适，我们师仲景意，创一个新大青龙汤，把石膏换成栀子行吗？效果当然不会太好。为什么呢？因为栀子是往下拉，而不是往下翻。降雨是一个自然天成的过程，硬往下拉能降雨吗。石膏色白质重性寒凉味辛，种种都是金象。象锅盖一样，凝结在上面的水滴，靠自身的重力自然的落下来。栀子显然不具备这种性质，因为栀子的降是“水性”的降，不是“金性”的降。所以古人组的方不是我们容易仿造的。或有人问：栀子豉汤也是一升一降，为什么用栀子来降呢？首先说，栀子豉汤已经和“龙”和“雨”没什么联系了，不再强调降雨的过程了。

另一方面，大家不难发现栀子豉汤是水火的升降；大青龙汤是金木的升降。水火升降类似于北京上海各发一辆车对开；金木升降类似于从上海发一辆车，到北京拐个弯回上海。再比如说我们打出右拳时，左拳一般回收，这是水火升降的例子，这种升降注重维持平衡；而打出一个拳头，这个拳头不停顿的收回，这是金木升降的例子，它注重的是一个顺利的转折。所以中医里一般水与火配对；金与木配对。如果交叉一下，把石膏放在栀子豉汤里，或把栀子放在大青龙汤里，肯定疗效不会太好。有人说，体内的气机是木→火→金→水，完成一个循环，以对应春夏秋冬，这里为什么要分为金木与水火两对呢。首先说，机体的气机运行是复杂的，不可能一个圈就完全概括；其次，木火金水这个完整的循环或许是反映了机体正常的生理状态，而治病时如果再这么按部就班的进行，就会有些呆板，所以说治疗时需要更直接一些的，这样就把一个大循环分为两个，在外围的大圈是金木循环，在里面有一个近似于直上直下的圈是水火循环。在古方中如栀子豉汤、交泰丸等是调整水火的，周慎斋常用补中益气汤加麦味，无疑是调整金木的。可见古人治病也是经常把这两个循环分开的。而基本上没有方子把木火金水全照顾到。我们需要注意一个事实，傻瓜相机照相的效果永远比不上手动专业相机，因为傻瓜相机的适用范围太广了，方剂可能也是这样，想创出一首面面俱到的方子肯定是不明智的。我们继续讨论大青龙汤，在三大内家拳之一的形意拳中，有一个术语最能体现大青龙汤的作用趋势：“起落钻翻”。“起落”是说总的走向；“钻翻”是具体的说明怎样起落。凑巧的是，形意拳中恰好有一个龙形，龙形就是先往上窜，是一个升劲，然后把劲一翻，用劈劲劈下来，正好是一起一落，一钻一翻，可见这种起落之势反映了古人对龙的认识，看民间的舞龙表演，总是在起落翻腾。我们暂且这么认为：大青龙汤证，体内本没有水饮，通过大青龙汤的一升一降，竟然形成了“降雨”，是龙的一个完整“作业”过程，因此叫“大”；小青龙汤本有水饮，通过小青龙汤的散，将水饮除掉，只是半个“作业”过程，因此叫“小”。这种解释不太严密，聊备一说吧，主要是为了说明大青龙汤的这种“机势”，古方特别是经方，不象现代医家的方子，它不斤斤计较于每味药对机体的具体作用，而是更注重药物组成的“阵法”，组成这种阵法之后会在体内产生什么样的作用趋势，因此个人认为分析大青龙汤不能只重视麻黄石膏这个药对。张锡纯黄芪与知母的配伍可以说非常类似大青龙汤法，因为他自己就作解释说：大具阳升阴应，云行雨施之妙。只是因为没有外邪，他巧妙的用了一味黄芪。凑巧的是，现代医家治疗消渴经常用到黄芪知母两味药，张锡纯的这段论述可以说为这样用药提供了理论根据。

补气药物与阴火

火的种类在中医中非常多，大的分类有实火与虚火，虚火又可非为阴虚和阳虚，阴虚生火比较好理解，阴虚不足以涵阳，导致阳气相对亢盛，形成了火的表现。阳气虚的火就比较费解，李东垣叫做阴火，他认为是阳气下陷，陷入阴分形成的火。用甘温药物把阳气升提上来，阴火也就消失了。其实这种解释也让人感到不太明快，总有种隔靴搔痒的感觉。在这里想通过一些拟人的比喻来表达一下我粗浅的认识。

如果机体阳气很足的话，这团阳气会表现的像一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给人的感觉是很阳光，整天生活的很快乐。如果阳气不充足，衰弱下来，这个小伙子的生活态度恐怕就没有那么积极了，他的生活状态会逐渐的往下遛，开始是萎靡不振或郁闷，进一步发展他会破罐子破摔，俗话说不能名存千古，也要遗臭万年。他一看自己已经溜入了下流社会，不被社会所尊重了，会越来越郁闷，干脆干些坏事吧。会在阴分搅乱一番，阴分一被搅乱，机体就出现了火的表现。社会中一些犯罪分子往往都是物质生活得不到保障，精神生活受不到尊重的人。象衣食不愁又受人尊重的人一般是不会四处骚扰的。可见阴火的根本原因是阳气“生活状态”的下滑，用苦寒或滋阴的方法来治疗无疑都是不合适的，合适的方法是补气，回复阳气那种朝气

蓬勃的状态，使它有更高的追求，就不会在阴分搅乱了。应该注意补气和升提是不同的，补中益气汤注重的是补而不是升。李东垣不是明确提出阴火是阳气下溜引起的吗，这里为什么说治疗阴火重补不重升呢？我们说阳气的上下有两种不同层次的含义，首先当然是空间的意义，就象气垫床，气充足了它才能鼓起来，气弱了它就会往下塌，从这种意义来说，我们补气的同时也就升提了；上下除了有空间的含义以外，还有精神层次的含义，就是饱满的精神状态我们相对可以称为上，萎靡的精神状态我们可以称为下，再比如上层社会的人并不是生活在天上，下层社会的人也不是生活在地下，他们还都是生活在地平面上。只是根据他们生活状态来区分为上层和下层。所以治疗阴火证，重要的并不是要把阳气从机体的下部提上来，而是恢复阳气的朝气，把阳气从“下层社会”提升到“上层社会”。如果把上下理解的过于实了，一定要在空间上理解的话，那么阴火证就是阳气陷入了下面肝脾肾的部位，机体会在相应的腰腹部出现灼热感觉，但这种症状在补中益气汤的方证中是没有的，相反用补中益气汤更注重的是精神不振，少气懒言等。服药后能使精神恢复振作，就是使萎靡的阳气恢复到饱满的状态。阳气振作以后自然不会再到阴分骚扰，火的表现自然消失了。我们看补中益气汤的用药比例，黄芪明显大于升柴，也表明了方子的主要目的不是升提。有些人把中西医对号入座，对脏器下垂的病人一律用补中益气汤，执着于有形，是只理解了上下的空间含义，没有理解其精神层面的含义。

方中有许多补气药物，我们试着分析一下它们的区别，黄芪量最大，或许可以看做君药，芪参都是补气的要药，但黄芪比较起来要偏燥一些，偏燥就更有鼓舞性。所以恢复阳气的朝气主要是靠的黄芪。人参也是一味很奇怪的药物，《伤寒论》中用它补充津液，后世有个独参汤，又用它来回阳气，它的奥妙或许就在它的名字中，人居于天地人三才之中，取名叫人参，可能就是因为它有中性，不过分偏向于阴阳的任何一边，既可以用来回阳，也可以用来生津液。在补中益气汤中既然有了黄芪来鼓舞阳气，人参的作用应该是用来安定受搅乱的阴气，因为它能安精神，定魂魄，主补五脏。但现在人参已经是人工栽培了，让人感觉药性更偏于燥，在补中益气汤中补阴作用会有所减弱，所以个人认为在补中益气汤中加入适当的麦冬地黄之类的浊药也是可取的。除了人参有中性，白术也和中关系密切，二者有什么区别呢，人参的中偏重于无形，是从天地人三才的角度来讲中；白术的中一般指五行中的中枢脾土，偏重于有形。

析酸

提到酸味，我们就会很自然的想到收敛作用，这是中医界的通识。但也不能因此束缚了思想，应该看到酸和收之间并不是绝对的一对一的关系，即有一些酸味除了收，还能发。

首先就五行的归属来说，酸属木，于季节对应于春，而春季又是生发的季节，和收敛对不上号，因此我们认为酸味内部是应该分类的。初步可以分为“春酸”与“秋酸”。“春酸”是一种没有成熟的酸，“秋酸”是成熟以后的酸。前者比如乌梅，乌梅是未成熟的果实，还处于生长阶段，里面自然含有生发之气，所以说乌梅是有生发作用的。《本草崇原》曾述：“乌梅味酸得东方之木味，放花于冬，成熟于夏，是禀冬令之水精，而得春生之上达也”。李士懋先生认为一些病人的乏力懈怠是因为春升之力不足造成的，用乌梅丸治疗获得了良好的效果。本方以乌梅作为方名，说明乌梅在方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至少也能说明乌梅与全方的作用方向是一致的。因此我们认为春天之酸具有生发作用。那么“秋酸”是什么呢？是成熟果实的酸味。大部分果实是从酸到甜，成熟以后就不再酸了。但象五味子成熟以后还有酸味，这种酸名副其实的有酸敛作用，属于“秋酸”。可见同是酸味，因处于的季节不同，其作用方向也是不同的，还有一种酸似乎不能归属于“春酸”与“秋酸”的分类，如山楂的酸，表现出的是酸的腐蚀作用，我们常用它消食或减肥。通过这些分类我们知道酸味是不能用一个

收敛概括的，还应该分析每味药的个性。

李阳波先生研究中医注重时间与空间，他在论述每味药物时总是提到药物得某方之味，某令之气（参见《李阳波伤寒论坛讲记》）。可见在先生的心目中，或许认为药物的味与空间方位联系较为密切，酸代表东方，苦代表南方等等；药物的性和时令关系比较密切，温对应于春天，凉对应于秋天等等。时间是一维的，温只能对应于升，凉只能对应于降，这一点没人争论，空间是多维的，所以古人对药物的味争论最多。比如我们刚才讨论的乌梅，尽管我们把它归入“春酸”，也不能说它就没有收敛的作用。有人就认为正是由于它的生发之气较强，才须要有酸敛来制约它，以达到平衡，这种解释当然合理，但要注意这种生发与酸敛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无法分离，在化学药物中，某种酸是由氢离子和酸根组成的，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图单独使用其中的一种离子：口服稀盐酸帮助消化是用的氢离子，用枸橼酸抗凝是用的酸根，但我们无法把单独的一种离子拿出来，即使想要用氢离子帮助消化，也要同时把氯离子喝进去。想利用乌梅的生发之性时，酸收之性也喝入体内，只是由于配伍的原因，它表现的不明显，似乎可以这样总结：“春酸”以生发为主，收敛为辅；“秋酸”以收敛为主，生发为辅。不光酸味是双向的，别的味也一样，咸能软，用盐泡的青菜都打蔫了，是先能软的例子。可是做豆腐的用盐卤一点豆浆，液体能变成半固体，可见咸不仅能软，还能坚。《内经》中说酸能敛，咸能软只是举出事物的一面，留下一面让我们自己去发掘，而不是束缚我们的头脑。这样我们再看每一味药物就不是一条直线了，而是双向或多向的。

辨酸与涩我们经常把酸涩连称，好象这两种味的作用差不多，有收敛固涩的作用。但杨时泰曾把酸与涩做过一个对比，他认为“酸者，阴中之阳未能大畅以和其阳也；涩者，阳中之阴未能大畅以达其阳也”。初看起来，好像毫无根据的两句话，如果联系自然现象思考一下，就不能不佩服古人的高明了。我们知道有的果实在夏天成熟，有的在深秋成熟。在夏天成熟的比如苹果，是先酸后甜；在深秋成熟的比如柿子，是先涩后甜。苹果在春天生长，春天为阴中之阳，阳气正在壮大，总体来说阴的力量大于阳，所以“阳未能大畅以达其阴也”，这时苹果会很酸，随着阳气增长，到了夏天，阴阳双方的力量比较平衡了，果实才表现为甘味，甘为土味，是阴阳平衡，比较冲和的表现。柿子刚好相反，生长的大部分时间在夏天，阳气旺于阴气，到了初秋阴气开始生长，但力量较弱，“阳中之阴未能大畅以和其阳也”，所以这是柿子很涩，到了深秋，阴气足以匹配阳气了，柿子才能变甜。既然酸与涩正好对称，那么酸应该有“滑”的性质，由“望梅止渴”这个词我们知道酸能生津，万物有水就能滑，所以阴盛于阳就会“滑”。而生柿子不仅不能生津，咬一口会让人觉得舌头都转不动，就是因为它阳气太多，阴气不足以平衡的缘故，阴气不足自然津液也少，当然会觉得涩。其实万物一理，在微观世界也是阴气盛就“滑”，阳气盛就“涩”。我们知道金属都有电阻，其阻力大小是和温度正相关的，温度越高（阳气盛）其电阻就增大，表现为“涩”；如果温度降低，电阻就变小，表现为“滑”。如果降到绝对零度附近，会变成超导体，表现为绝对的“滑”。我们中医虽然不是现代意义的“科学”，但是用我们的理论也能得出与科学一致的结论，“科学”对电阻现象的解释是温度越高，原子振动的频率越快，电子就越难通过；中医的解释是，温度越高，阳气越盛，“阴气未能大畅以和其阳”，表现为“干涩”，电子当然不容易通过了。有点异曲同工吧。以前曾讨论过酸，分为“春酸”与“秋酸”，无疑本文说的与涩相对立的酸是指“春酸”，这种酸以生发为主，而“秋酸”以收敛为主，是不是与涩接近了呢？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涩味虽然能固涩，表现出“收”的作用，但这种作用的机理是因为干燥，不润滑了，避免了物质的流失，并没有象酸敛一样具有向内收的气机，因为前面说了，初秋果实还没有成熟，怎么能向里收呢。中医有个术语叫“酸甘化阴”，不知道出处是哪里，这个酸甘化阴的酸应该也是指的“春酸”，如果是“秋酸”，很难想象能够化阴。

黄芪与表证

有医家认为表实无汗时不能用黄芪，恐怕黄芪能助表邪，使表邪更难祛出，又有医家持相反意见，认为黄芪无汗能发，有汗能止，如《本草汇言》就说：“伤寒之证，行发表而邪汗不出，乃里虚而正气内乏也，黄芪可以济津以助汗。”两种说法不能统一，有必要进行一下分析。

首先，黄芪主补阳气，作用主要在体表，这一点基本没有异议。因为芪有长和老的意思，太阳也为老阳，黄芪应该和太阳有一定的联系，而太阳又主体表，所以黄芪作用部位也主要定位在体表。那么太阳受邪出现太阳病时，用黄芪直接达到太阳所主的部位不是正合适吗？可有医家认为它到体表恰恰是帮助邪气。看来分析黄芪到底是“投敌”还是“抗战”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外邪侵袭人体，正气马上进行抵抗，如果正气本身不能驱邪外出，就要有药物帮助，药物要想起到协助正气的作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作用方向向外；二是与邪气性质相反，既以热治寒，以寒治热。而所谓助邪也无非两种情况，一是引邪入里，太阳病下之过早，可以看作是助邪；二是药物与病邪性质相同，如用辛温法治风温也是助邪。我们来看黄芪作用向外，这一点上肯定不会助邪；性温对于风寒侵袭来说也不会助邪，（对于风温来说，当然助邪，但一般医家所说的黄芪助邪，是指风寒实证，风温证没有人会糊涂地用黄芪）。所以说黄芪助邪的说法似乎是没有根据的。但又有人说了，黄芪的使用都在《金贵要略》里，《伤寒论》中不用黄芪，岂不是外感病不用黄芪的证据吗？张仲景确实于表证不用黄芪。我们认为这是因为黄芪的特长是其建设能力，不是其战斗能力。黄芪被誉为外科圣药，因为它能温分肉，肥腠理，使阳气和利，充满流行，自然生津生血，体表有疮痈时，可以凭借黄芪的“托”力而痊愈；体表过虚汗出多时，可以用玉屏风散建成一堵围墙。因此黄芪与麻桂等解表药虽然都作用在体表，但可以说一文一武，外邪入侵时，要靠武将厮杀，而不是在边关建造围墙。另一方面，战争时期在边关设一文职，作为“监军”，往往对武将有“掣肘”的负面作用。所以说张仲景于表证时不用黄芪，并不是因为黄芪要“叛国投敌”，帮助邪气。在此要为黄芪鸣冤。在表证时用上黄芪，估计病程要拉长一些，并不至于使邪气更加旺盛，或邪气留恋不出。

但不止一位医家认为黄芪能助邪，也不能视作空穴来风，肯定是这些医家实有所见，而不是一拍脑袋凭空想出来的。应怎样理解“助邪”说呢。我们说解表祛邪一定要根据邪气的力量来选择方药。邪气本来不太强，选择了强力的解表剂，就会药过病所，对正气有损伤；邪气很强，选择的解表力量不强，就会把药力和正气郁住而不能透发，产生一些不良的变化。药力能透出去才算真正作用于邪气了，透不出去就会作用于机体自身产生伤害。就象手榴弹能仍出去才炸敌人，仍不出去就炸自己的人。《伤寒论》中说：“桂枝本为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服之，常须识此，勿令误也”。后人总结为表实不可用桂枝，就是因为桂枝汤的解表力量不够强，会被邪气闷住，导致郁而化热，使发热更加剧烈。张仲景惜墨如金，在这里却近乎唠叨的叮咛嘱咐“常须识此”，可见如果药力不足，被外邪郁住的危害是非常大的。那么试想，在表实的情况下，桂枝汤尚且力量不足，黄芪就更不用说了，可能有一些医家看到用黄芪后发热更剧，就认为黄芪能够助邪。表实证真的应该对黄芪畏如蛇蝎吗？请注意，前面说的黄芪能使表实证发热加剧，是在解表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配以足量的麻黄汤，黄芪大不了会使解表过程变得缓慢一些，并不至于是病情加重。我们可以这样来说，对于表实证，黄芪不适合使用，但也不是绝对禁忌的药物，有没有害处，关键看配伍的解表剂力量如何。不过如果因为方中有黄芪再加大解表力量，明显是画蛇添足的行为，所以说表实证没有用黄芪的。那么表虚证呢？应该说没有单纯的表虚证，表虚都是里虚造成的，是实力不足的表现。如果正气很足的话，一般都是表实证，或者邪气被拒于体

外根本不发病。正气不足时就会形成脉缓、汗出的表虚证。进一步细化，正气不足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虽然弱，还可以一战，就象桂枝汤证，可以直接解表外出。既然要作战，那就没有必要用黄芪。桂枝汤补虚的力量有生姜、大枣、炙甘草、热粥等，这些都是从中焦而发，从中央往前线增兵；正气不足的第二种情况是，虚弱的以不足以一战，一战就有崩溃的危险，这时候确实是“攘外必先安内”。《本事方》有一则著名的医案：“……发热头痛，烦渴，脉虽浮数而无力，尺以下迟而弱。许曰：虽麻黄证而尺迟弱，仲景云尺中迟者，荣气不足，血气微少未可发汗。用建中汤加黄芪、当归冷饮，翌日脉尚尔，其家煎迫，日夜督发汗药，言几不逊矣，许忍之但只用建中调荣，至五日，尺部方应，遂投麻黄汤啜二服，发狂，须臾稍定，略睡，已得汗矣……”。这里用建中汤的同时用了黄芪，是因为要先培补正气，暂不交战，建中汤在中焦搞建设，黄芪在体表建设，阻止外邪入里。试想，如果黄芪真的助邪的话，就会引领邪气趁机体里虚一起入里了，但这里恰恰因为它有建设能力，阻止了邪气的深入，为正气的积累赢得了时间。

总结全文，表实证不用黄芪，表虚证要根据正气虚弱的程度决定是否作战，可以交战的就不用黄芪，暂不交战的可以用黄芪。

人参与表证

论述了黄芪与表证的关系后，就不能不探讨人参于表证的忌宜。人参能不能实表固邪呢。我们知道黄芪与人参比较而言，人参补气于里，黄芪补气与表。在解表时用黄芪容易掣肘，用人参应该没有这种缺憾。但麻黄汤、桂枝汤都不用人参，麻黄汤是正气不太虚时用的，人参不是必须的药物，经方中从来不放可有可无的药物，而且人参补里气，类似辎重部队，与麻黄汤的轻捷不是一种节拍。桂枝汤证较麻黄汤证稍虚，但所用的补虚药同时也有解外作用，如大枣是配合生姜调和营卫的，热粥除了补充营卫之源外，还要借助其热力，都不是单纯的为补虚而补虚，所以桂枝汤也不用人参这种纯补的药物。如果邪气攻破体表的防线，进入半表半里，表现出正气已有所不支，这时候小柴胡汤就用到人参了。（虽然小柴胡汤加减法中有去人参加桂枝，那是因为邪气主要还在表）所以说不会助邪气，只要在合适的战场人参完全能够协助驱邪。喻嘉言是力主人参能够驱邪的：“若元气素弱之人，药虽外行，气从中馁，轻者半出不出，留连为因。重者随元气缩入，发热无休，去生远矣，所以虚弱之体，必用人参三五七分入表药中，少助元气，以为驱邪之主，使邪气得药一涌而去，全非补养虚弱之意。”所以喻嘉言非常喜欢人参败毒散，《医门法律》论此方说：“方中所用皆辛平，更以人参大力者，负荷其正，驱逐其邪，所以活人千百万计”。因此，保守点说，表证时用人参没有太大害处。当然，这种表证应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表证，可能叫做外症比较合适，败毒散症虽然也属于表证，但相对与麻黄汤症来说肯定要偏里一些，因为正气有些不足。小柴胡汤证半表半里也属于外症。

柴胡与少阳

半表半里是中医学中很有意思的话题，少阳主半表半里没有争议，但半表半里到底在什么层次有不同的解释。如果以太阳为表，阳明为里，半表半里可以理解为在太阳与阳明之间；如以三阳为表，三阴为里，半表半里又可理解为在三阳与三阴之间，比如《伤寒论》中的排序即是少阳处于阳明与太阴之间。这两种解释都有道理，有并存的必要。不过这都是说的转属的少阳病，还有自发的少阳病，即初生的稚阳发生了故障，出现少火不稳定的情况。在这里首先试着对这种不稳定的情况做一下分析。

半表半里其实也就是不表不里，即不属于任何一边，如果把表或里比作两仪的话，那半表半里就是两仪未分时的太极，或者说比较接近先天的状态。由这个状态可以向表或里的任何一极发展，它不稳定，往来寒热也是状态不稳定的反映。这种接近先天的状态和少阳的特性是统一的，少阳是出乎阴还未离乎阴，是阳气的萌芽状态，后天的种种状态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少阳是一段公路，这段路在某个部位分成左右两杈，这两杈分别代表了表和里，少阳病时往来寒热是阳气或病邪有时往左杈上跑，有时往右杈上跑，如果固定在某个杈上，那是正规的表证或里证，但它又不固定，所以解表或清里的治疗都不行。这时怎么办，要往前还原，还原到分杈以前的那段总路上来，也就是还原到少阳比较接近先天的状态来治疗，而不是在分化以后的状态里打转。用药上为什么要选柴胡呢？柴胡于子月（阴历十一月）即根生白蒻，其他草木还在休眠时它就已经开始行动了，也就是说其他草木都在春天木气中生发，柴胡在冬天水气中生发，在春天生发的只能有后天的疏泄作用，柴胡的作用点可以提到肝前肾后或者说水木之间这么一个位置。这保证了它是从接近先天的状态生发。所以柴胡和少阳都是出于阴而未离于阴。张仲景对柴胡汤的应用放的较宽，提出“但见一证便是”，因为疾病在某一个确定的路杈上时，用方必须确切。如果在左杈上用了右杈的药，必定无效。现疾病的表现是忽左忽右，肯定是分杈以前出了问题，也就是少阳病了，这时用柴胡汤并不是因为辨不出证而用两头堵的办法，主要是想在一个比较先天的状态下来协调阴阳，达到疾病痊愈的目的。记得JT先生打过两个精彩的比喻，他说用小柴胡汤就象对电脑进行一下重启，又说象把一个人打晕，装进口袋沉入海底（柴胡就是这样不露痕迹地治愈疾病，也不露痕迹的伤人）。我这里把第一个比喻做点引申：有时电脑系统出点小问题，电脑会工作的不稳定，这次开机挺好，下次开机可能就不行，要想确切地找出是哪里的问题而进行修复比较困难，干脆来个省事的，还原到它的少阳状态，一键还原或重装系统。小柴胡汤柴胡用量较大，是为了保证它能够沉到“根”上，用柴胡疏肝或升提就不用这么大量，只有用它还原系统时才用大量。这种“返还稚阳说”与普通的“表里夹层说”不能统一，哪一个更合理呢，其实都合理。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半表半里与少阳虽然关系密切，细分起来还是有区别的。半表半里侧重于空间的位置，少阳侧重于时间的初始状态。阳气初生，将来去向不定，可能向表，也可能向里，因为有这种不确定性，所以叫做半表半里；如果说病邪固定在了表里的夹层，当然更应该叫做半表半里，但叫做少阳病就不是特别确切。所以《伤寒论》第96条不叫少阳病，其中的胸胁苦满一症表明邪气处在表里之间。真正的少阳病是口苦咽干目眩等初生之火被郁的表现，有伤寒学家把这两种情况分别叫做转属的少阳病与自发的少阳病，这两者都可以用小柴胡汤治疗。自发的少阳病用小柴胡汤好理解，因为它是阳气初生受病，有种不确定性。转属的少阳病（邪在表里之间）为什么也适合用小柴胡汤呢？表面上看，邪气处于表里之间，似乎是稳定在这里，其实在这里是不可能稳定的。表里之间的典型病邪是疟，《本草从新》曾引喻嘉言：“疟发必有寒热，盖外邪伏于半表半里，适在少阳所主之界，入与阴争，阳胜则热；出与阳争，阴胜则寒……要皆自少阳而造其极偏，补偏救弊，亦必返还少阳之界，使阴阳协和而后愈也。谓少阳而兼他经则有之，谓他经而不涉少阳则不成其为疟矣。”

五行相生的顺序是水→木→火。肝虽然在中焦，但它的萌芽是在下焦，柴胡要用大量沉到下焦才符合它稚阳的特性。所以治少阳病（稚阳受病）柴胡用量最大。严格说来柴胡在下焦起的作用不能叫疏泄肝木作用，因为这时的肝木含生在土中，是一种勾蜷未达之木，柴胡有一个别名叫地熏，就是说它在下焦时体现的是一种熏蒸作用。木的本位在中焦，在中焦时已经是强壮的木了，不再属于稚阳少阳了，柴胡也没必要从下焦稚阳的层次进行熏蒸，用中等量从中焦疏泄就行了，所以疏肝时柴胡用中等量。木气继续生发阳气更旺，不仅不属于少阳，有点老阳的意思了，这时用柴胡只用它的上升之性，更不用它的稚阳之性了，量小时药力在上，所以升举阳气时柴胡用小量。可见柴胡的用量是随着阳气的生长壮老来调整的。量越大，

越接近少阳，量越小越接近老阳。并且随着作用部位的由下向上，柴胡的作用依次表现为熏、疏、升。所以说同一味药也会随着量的不同而变换时空。中药确实挺神奇的。

既然小柴胡汤可以从源头起作用，是不是三阳病都可以治了？这是一种偷懒的想法。体会一下“往来寒热”的含义，它是说在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下才用柴胡汤，即不知道邪气到底在哪落脚，这时候没办法，只能从根上捋。如果但热不恶寒了，那已经是阳明病了，再用治疗不确定的方法治疗确定的病，显然不对症。电脑还原的比喻只是为了说明柴胡汤可以在根源上调整阴阳。人体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不可能象电脑一样还原，那样的话柴胡汤成了太上老君的金丹了。而且可以比作电脑还原的例子不止柴胡一个，《尚书》中说过：“药不眩瞑，厥疾弗瘳”，这种眩瞑现象都可以看作机体的系统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不是简单地修修补补。有眩瞑现象的治疗都可以看做是电脑的重装重启。有时服柴胡汤后出现蒸蒸而振的现象，不正是机体的气机发生剧烈的变化吗，是眩瞑的一种情况。

如果一个人发热恶寒间断发作，一天反复几次，那不叫往来寒热，仍是太阳表证。因为邪正双方斗争不激烈，时战时停，才产生这种现象，是麻桂各半汤或桂二麻一汤的适应症。往来寒热什么表现呢？一般认为是但热不寒与但寒不热交替。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其机理，96条中往来寒热说的是邪气步步进逼，把战线从体表推入了半表半里，正气奋力抗击，双方展开真正的拉锯战。如果正气稍胜，战场趋向体表，可能会出现太阳病的发热恶寒；如果邪气稍胜，战场趋里，可能出现阳明病的但热不寒。所以往来寒热可以表现为发热恶寒与但热不寒的交替。可是太阳病还有“或已发热，或未发热”的时候，因此但寒不热与但热不寒的情况也可能存在。可见往来寒热并不是固定的一种情况。我们认为对于往来寒热重点是在理论上掌握其机理，机理符合“拉锯战”的就可以叫做往来寒热，典型的象疟疾一样的往来寒热，好像是不容易见到的。

表证用柴胡剂会不会引邪入里，医界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即使引邪入里也不能有太大的危害，因为柴胡的作用是向上向外的，邪气进入半表半里以后，柴胡并不会放过它让它在那里定居下来，最终还是要被排出或消灭的。所以说柴胡的引邪入里并不像温病中的气分阶段用血分药，因血分药缺乏向外透邪的能力，如果提前应用，危害是比较大的，应该避免。对柴胡不用要求这么严格，柴胡汤中本身就有加桂枝或合桂枝汤的用法，说明柴胡不忌于偏表的情况。

不过柴胡的另外一项不良反应倒是应该重视，就是“劫肝阴”。柴胡为什么能劫肝阴呢，我们首先把柴胡与麻黄做一对待比较。柴胡和麻黄都是二月生苗，但麻黄所在之地冬不积雪，古人通过这种现象说它泻内阳。前面说了，柴胡在《本经》中还有一名叫地熏，有解释说：银州生处，多有绿鹤、白鹤于此飞翔，谓香气直上云霄，故曰地熏。麻黄闻不见一点味道，柴胡有香气，香气虽然无形，但它代表了有形物质的挥发，就象樟脑球，气味很浓，放出气味的同时它本身也越来越小。可见麻黄是纯阳的辐射，柴胡是熏蒸出了阴性物质。所以说麻黄是损耗肾阳，柴胡损耗肾阴，肝肾是同源的，劫肝阴的说法，或许可以这样解释。象羌活防风之类辛散药也伤阴，但从没有用“劫”字的，说明柴胡伤阴比一般辛散药严重。因为柴胡动于子月，是从肾脏开始发陈的，它耗的是大本营的阴（地熏，从地下开始熏），其它药的起步点没有这么低，损耗的一般是中焦或上焦之阴。也就是说同样是消费，柴胡花的是固定资产，其他药花的是流动资产，显然前者的危害更大。因此说柴胡用途虽广，但也是一个“败家子”。日本人不明医理，拿小柴胡汤当保健品，结果造成肝纤维化，可见柴胡不动声色地把肝阴就“劫”了（肯定是没出现明显的伤阴表象，不然患者肯定停药了），就好像一个企业表明运行很正常，其实仓库已经被偷盗了。因此肝肾阴虚的病人要谨慎使用大量柴胡。《本经》中柴胡“去肠胃中积气，饮食积聚……推陈致新”，大黄“主……留饮宿食，荡涤肠胃，推陈致新”。字面上看有些类似，特别是都有“推陈致新”，其实作用方向完全相反，柴胡的推陈致新类似于竹笋，新生的阳气破土而出，推去沉积的泥土。大黄是把留饮宿食顺

着胃肠向下推荡。所以《景岳全书》认为柴胡善通大便是因为其“性滑”，而没说因为它能推陈致新。

小结：柴胡随着用量的由大到小，有熏、疏、升三种作用。其中以熏为柴胡的特色，因为疏肝的作用香附，青皮也可以；升阳作用升麻，黄芪也可以。所以疏和升都与少阳关系不太大，与少阳关系最密切的作用就是它可以从地下熏蒸而上，可以使病机摆乎不定的情况返还到初始状态，在源头协调阴阳，重新开始。柴胡的药性很不好分析，所以这篇文章写的比较“玄”，只是因为柴胡确实是一味很“玄”的药物。《易经?乾卦》中有“乾，元、亨、利、贞”，一般是把元亨利贞分别配春夏秋冬四季，即元配春，一直到贞配冬。但清朝胡煦有不同的解释，他认为元应配冬，剩下的亨利贞依次配春夏秋，这种解释比较合理，因为元是没有发出的状态，还不能得见，所以应该配冬季。孔子在《易传》中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胡煦解释说：“元在蕴含之地，其出无穷，而天地间万事万物罔不资其陶铸，讵不大乎？孔子释乾德，知一元之蕴不可思议，不可言说。”如果把柴胡就比作乾元，当然是过分了，那样它就成了仙丹妙药了，我们所有的药物，包括中药和西药，都是在后天打转的，不可能进入先天，如果真能进入先天状态，返老还童或许就能实现了。不过我们体会一下乾元的状态，确实有利于对柴胡的理解。我们这样推测，柴胡的作用这么广泛，是不是因为它相对于其他药物来说，比较接近于乾元的状态呢。

柴胡与前胡

柴胡与前胡有些相似，有时在一块使用，如人参败毒散。古人认为二者的区别是一升一降，但前胡也有散风清热的作用，与下气的作用不能统一，所以需要分析一下它是怎样下气，与大黄枳壳等单纯的下行有什么区别。

柴胡与前胡都是伞形科植物，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外形也有些相似。但柴胡叶狭长尖锐，类似竹叶，前胡的叶子就显得比较宽圆；柴胡绿叶黄花，看起来比较鲜艳；前胡开紫花，叶子也稍带紫色。我们比较一下二者的形象。柴胡显得年轻朝气，前胡显得老成稳重，再看采收时间，柴胡春秋二季采挖，这时还没有落叶，前胡要等到深秋或冬季茎叶枯萎时采挖。可见柴胡要取其生长之性，前胡要取其收藏之性。古人为什么要这么定采集时间呢，主要是为了物尽其用，前胡既然不思进取，即使春天采集，生发之性也比不了柴胡，因此避其短，用其长，干脆等它老了再采，就用它的下降之性。柴胡自然刚刚相反。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柴胡是一个有开拓力的小伙子，一往直前；前胡在年轻时也在生长，但上进心不强，一边生长，还一边想着归根，就在这种矛盾状态中进入了老年，最终还是性向下行，叶落归根了。所以说柴胡是纯升，前胡不如它积极，是升与降的矛盾统一。治疗寒热邪气体现了它能升，豁痰下气又反映了它能降，实际上是一味双向的药物。但如果和柴胡配伍或相比较，它的升性就微不足道了，主要表现为降性，所以古人认为柴胡与它一升一降，杨时泰认为两者“一升阳于上，为元气之春夏；一降阳于下，为元气之秋冬也。”

半夏

半夏配伍夏枯草可以治疗失眠，一般认为是因半夏五月而生，夏枯草五月而枯，二者配伍正好能实现阴阳的交替，而起到帮助入睡的作用，这种解释虽然巧妙，但查阅一下关于二者生长的资料才发现，夏枯草在夏天枯萎是真的，半夏却不是五月而生。两者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夏枯草果熟期在6月中下旬，7月中旬全株枯萎，留根越夏和越冬，半夏虽不是夏天完全枯萎，但到了阳历6月以后，叶柄上的珠芽逐渐成熟落地，种子也陆续成熟并随植株的枯

萎而倒地，所以半夏也是夏季就开始收藏了，可见二者配伍治疗失眠并不是因为实现了阴阳的交替，而是因为二者都能引阳入阴。我们知道，生长收藏对应于四季。夏季阳气最旺，正对应于长的状态，在其它植物都兴高采烈地长的时候，这二味药物硬是能行收藏之令，提前归根，不正是把浮在外面的阳气引藏入阴吗？能够治疗失眠或许就因于此。所以半夏和夏枯草应该是并列关系，而不是对待关系。真正和半夏对待的是柴胡。柴胡子月开始萌动，半夏午月而收。柴胡由下而上阴中达阳，半夏由上而下引阳入阴。小柴胡汤是首很玄妙的方子，其方义我们不敢随便来解释，但柴胡半夏的这种对待结构应该起了一定的作用。

半夏的应用非常广泛，仅用引阳入阴是远远概括不了的。它还能开痰散结，说明有辛散之性，辛散和引阳入阴看起来是矛盾的。我们理解，半夏的辛散不同于麻黄细辛的散而向上，它应该是一种“横散”，这是从它止呕的作用推论出的。呕吐是胃气上逆，治疗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是给它一个向下的力量把它压下去，如枇杷叶，代赭石都是这种方法，这是以力取胜，不是以巧取胜，如果上逆的力量是一斤的话，下压的力量必须大于等于一斤才能止呕。那么以巧取胜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知道力道的生克永远是横破竖，竖破横。对方以五十斤的力量打过来，我用十斤的力量横着拨动他，他这五十斤的力量也就被破了。再比如举重运动员，上下的力量有好几百斤，当他举起杠铃时，力量都用在了上下方向，我们轻轻一推恐怕他就站不住了。所以治疗呕吐张仲景都是用半夏，生姜。如果这两味药都是辛散向上的话，很难解释其止呕作用，如果说它们是靠下压来止呕的话，这二味明显又不是重镇降逆的药物，只有一种可能，即它们用横劲破了竖劲，是两味横散的药物。试想胃气上逆的劲虽然很大，用这两味横散的药一拨，上下的劲就被破了。半夏，生姜虽然都有横劲，但横中还有区别，生姜是横而略偏上（有发汗作用），半夏横而略偏下，这是因它能引阳入阴，有敛降的作用（《本经》记载它能下气，止汗）。而且麻黄辛温上散，令人兴奋失眠；半夏能够治疗失眠，也说明它应该是向下的。

由上面的论述我们知道半夏的化痰散结是靠其横散，是横而偏下，有本草书表示为下气开结。我们体会“下气开结”它体现的是一种“劈”劲。有医家认为半夏色白味辛性降，是一种金性药。但金还应该进一步分类，既有石膏知母这样的凉降之金，还有半夏射干这样的刀斧之金。所以文献说它能开结，是劈开的意思，对于水饮呢，我们常说“哪有利剑能斩水”，对水不能用“开”字，而它又明显不同于生姜的散水，所以《本草衍义》说它能“分水”，象孙悟空，使个分水决，水向两边分开，中间出现一条路。我们再把它这种开破的劈劲换一种说法，半夏治痰湿表现出的是一种象犁耕地的“分利”作用。羌活之类的风药治湿可以理解为是用“吹风机”吹干的；茯苓猪苓治湿是向下渗泄的；半夏治湿靠的是“分”，相当于把一片湿地用犁耕一下，把它疏松开，这片地的湿气就容易祛除了。我们看二陈汤的组合为什么好，一堆痰湿粘粘糊糊的，单纯用陈皮这种风药“吹”它，用茯苓这种淡渗药“耗”它，效率都不高。用半夏这种分利药先把它耕开，其他两味药就容易起作用了。所以半夏治疗结胸，咽中炙脔，痈疽，声不能出，瘿瘤痰核等，都可以用它为“刀斧之金”来解释。生半夏能够导致口咽肿胀，可能也是因为它“砍断”了络脉，导致气血的漏出而形成的肿痛。半夏的辛散虽然不是向上，毕竟也是开破，和引阳入阴的作用还是有矛盾。怎么来理解这种矛盾呢？在前几年流行过一种种菜的游戏，我没试过，但知道大致的意思，先要努力的开垦荒地，然后大量地种菜，长成以后还要积极的收获，否则会被别人偷走。这个过程简直就象对半夏的描述。半夏的繁殖能力很强，具有多种繁殖方式，可以用种子繁殖、珠芽繁殖或块茎繁殖，所以在自然群落里，半夏既有种子发育而来的实生苗，又有由珠芽或小块茎发育而成的新个体。只要生长环境条件适宜则能萌发生长，当环境条件如温度、湿度、光照强度等发生较大变化时，半夏地上部分会逐渐枯黄，倒伏，让地下块茎度过不良环境。因它繁殖力强，它首先应是一味很积极开拓的药，用它的开破之性来开垦荒地，大量种菜；同时它又很“财迷”，生怕它的成果被别人偷走，所以它又积极的收菜，不到秋天或环境有点风吹草动就赶紧把菜

收回家。有的药是善战不善守，有的药是善守不善战，半夏是攻守兼备的一员战将。至于到底想让半夏战还是守要看配伍，配伍黄连瓜蒌就是想让它战，配伍夏枯草是想让它守。其实半夏并不是只在6月枯黄一次，一般1年内有2～3次出苗期和倒苗期。可见它够忙乎的，真是“挣钱”和“守财”的统一。当然，半夏除了开破和引阳入阴这两个特性，还有一个燥性，也正因为燥性限制了半夏的应用范围，在古方中常配伍麦冬来制约其燥性，防止半夏“干劈”劈出火来。而且麦冬也是下降的，二者的作用方向一致。

半夏与射干的区别

半夏射干虽然一性温一性凉，但都有向下的开破劲，都能治喉痹咽痛，开痰结，消胸膈胀满，二者的功效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所以古人说射干为半夏使。但如果仔细分析的话，二者作用机理还有所区别。半夏是繁殖快，枯萎也快，突出的是能战能守，其实它的能战能守基本还没离金性，能战是金的开破之性，能守是金的敛降之性。射干除了金性外还具有木火之性，它在阴历三四月开花结实，七月枯萎。古人说它大畅于木火，而告成于金，朱丹溪总结为属金而有木与火也。杨时泰对此做了精彩的解释：“夫木火之气，类以风升之味达之，兹乃以降令之金达之，盖风升者达其木火之元，兹味乃达其木火之壅也。”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草木不长有两种原因，一是其本身的生长力不足，这时可用柴胡黄芪等药物进行补充，这叫“达其木火之元”；二是它本身的生长力很足，但上面有石块压住了它，也长不起来，这时用斤斧把石块砸碎，草木就可以舒展的生长了，这叫“达其木火之壅”，射干的作用即第二种，有痰湿阻碍了木火的升达，用射干这种刀斧之金先进行开破，然后木火就得以畅通。怎么知道射干既能破降又能升达呢？古人记载，治喉痹，咽射干汁，大腑动即解，这证明了它能开破下达。朱丹溪认为，足厥阴湿气下流，因疲劳而发为便毒，取射干三寸与生姜同煎。湿气已经下流了，显然不是开破下达的作用能治疗的，这说明射干能升达木火之气，气机畅通而病得痊愈。所以它是以开破实现了木火的升达，黄元御曾经这样论述：“射干降逆开结，善利肺气，降其冲逆，使咽喉清虚，则表气不壅，表邪外解而里阴下达，停痰宿水，积湿凝寒，皆从水道注泄而下。”这里也突出了射干除了能下破以外，还能协助开达表邪。我们说内部通畅有利于外邪的解除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如《伤寒论》第28条：“服桂枝汤，或下之，仍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主之”，用茯苓白术把阻滞于中焦的水去掉后，翕翕发热无汗的表证也能解除，再比如五苓散可以调三焦，利小便，但方后注却是：“多饮暖水，汗出愈。”银翘散本是解表剂，里面却有竹叶这味利尿药，这都是里通有利于表和的表现。和杨时泰说的以降令之金达木火之壅机理比较相似。这里出现一个问题，半夏与射干都能开破，把痰浊祛除掉以后，应该都对木火的升达有利，为什么没有文献记载半夏有利于表邪外解呢？这是因为半夏缺乏战后重建的能力。好比有一些人想创业发展，但被一些坏人压迫着，出不了头，射干和半夏都能把这些坏人除掉，射干做完这件事后还能扶持一下这些人，给他们点本钱什么的，让他们尽快发展起来，半夏把坏人除掉以后也就算完了，不再进行扶持，这些人只能靠自己的努力来发展，当地速度会慢一些。所以说从理论上讲射干半夏都能破除痰结，就都能有利于机体木火之气的升达，但射干比半夏多了木火之性，和机体上达的气机相合更有利于外邪的祛除。如果用能战能守形容半夏的话，射干可以用能战能建来形容。半夏与射干的区别，除了温凉以外，或许还在于此。

白术

白术是一味非常常用的药物。既能健脾化湿，又能生津液、止渴、除脾胃热（张元素）。因此首先需要探讨一下它的性质到底是干燥还是湿润。

大量的白术能治疗便秘已被公认，这是因为生白术含有汁液较多，可以帮助大便排出，而且据说生白术如果炒透一斤会损耗好几两，药商一般仅仅把皮炒黄，这也说明白术比较“湿润”，俨然一味“滋阴”药。可是如果真遇到脾胃阴虚的病人，恐怕没有人会用白术滋阴，一般都用沙参、麦冬、山药等药物。因为白术虽然汁液较多，却还不离燥性，祛湿仍然是其基本作用。那么张元素说的生津止渴，除脾胃热应怎样理解呢？这是他只说出了结果，而省略了中间的分析过程。我们看到这些结果就应该思考其所以然，古人对这一矛盾已经进行过分析，《本草备要》：“既燥湿又生津何也？汪机曰：脾恶湿，湿胜则气不得施化，津何由生？用白术以除其湿，则气得周流，而津液生矣”。这是讲白术能除湿以恢复脾的功能，再由脾生津。在此我还想补充另一种解释：大家都有这样的生活常识，家庭中的下水道不通畅的时候，这家人肯定开水龙头用水的次数就少了，因为知道大量废水排不出去会给生活增添不少麻烦。人体也是这样，之所以生湿就是因为机体的“下水”系统运行不好了，这时人体为了避免污水带来的麻烦，本能的就会节约用水，尽量少开水龙头，自然供人体利用的清水也就少了，用白术除湿把机体的排废水系统修复后，机体就可以放心用水了，自然不会感到缺水。可见生津其实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用生地、麦冬、山药、花粉等药物，这是补充的水源，是水库等供水系统中没有水时用的方法；第二种情况也就是《本草备要》中论述的，白术健脾，脾健而津生，这其实是提供的运水的动力，好比水库中不缺水，而各个家庭中却得不到水，需要增加运水的动力；第三种情况就是水库中有充足的水源，供水动力也正常，但由于下水道不通畅，人们还是不敢放开用水。我们可以把第一种情况叫做“干渴”，后两种情况叫做“湿渴”。“湿渴”是白术的适应症。

由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白术是体阴而用阳。《本草述钩元》有两句话概括的最好：“白术于坤顺之体，具乾健之用”。白术可以治疗便秘，其实也不仅仅是因为它含汁液较多，在补充液体的同时还要用其健运之性，以便为肠道提供动力，而不只是向肠道注入一杯静态的水，如果那样的话，就不如用增液汤了，还用白术干什么。所以说这味药的妙处就在于它具备了乾坤二性。当然，物莫能两大。既然占了两性，就不可能太专，论坤贞之性，它比不了地黄、山药；论乾健之性，它比不了苍术、厚朴。正是因为它“比不了”，才造成了它比较“中和”的特性。既能合于脾，又能合于胃。山药地黄可以滋脾阴，不能健胃阳；苍术厚朴可以健胃阳，不能滋脾阴。白术可以两者兼顾。所以《本草通玄》认为：“得中宫冲和之气，故补脾胃之药，无出其右者。”白术真可谓得一“中”字。这个“中”有两个含义，一是指位置上，它补中焦脾胃，二是指阴阳属性适中，无过分的偏性。

调理中焦有两个常用的方子，一是理中丸，一是小建中汤，我们来体会这两个方的名字。建应该有建立建设的意思，所以用饴糖这样纯补的药物为君（因大小建中汤仅饴糖为共同药物），所以小建中汤应该是比较静的；理字本义是玉的纹理，但在理中丸这里显然不是这种意思，而应该是治理的意思，这种治理整理的字义在古代是有的，如“对镜理红妆”。所以理中丸相对小建中汤来说是偏动的，应该看重它调理中焦气机升降的作用，而不能简单地看中它温补中焦的功能，如果那样就叫温中丸了。彭子益先生把理中丸作为运中轴的方子是很有见地的。既然要运转，为什么却偏偏选了一些看似不太灵动的药物呢？车轮的转动有个特点：中轴转动慢，需要的力度大；外周转动快，需要的力度小（当然这里的快慢是指线速度）。理中丸要运转的是中轴，所以要选用这些力大而迟缓的药物，有些类似于牛。如果是运转外周，就会选力小而迅速的药物，类似于马。有的医家说腹胀的病人慎用白术，有可

能加重腹胀，既然白术能运转为什么又加重腹胀呢？可能就因为它速度慢，救不了急。所以六君子汤有加香砂的用法。香砂可以快速清除容易清除的障碍，让人在短时间内觉得食欲增强，胀满减轻，但解决不了深层次的矛盾，中焦一些陈年的沉积，它们运转不动。除掉这些陈积还是要靠白术、干姜、人参这些王道的药物。姜朮与香砂的区别就象儒家与法家的区别，秦国重用卫鞅，韩非，李斯等法家人物，强盛很快，最终统一天下，但衰亡也快；儒家看似没有近功，却昌盛千年。《别录》中有白术“利腰脐间血”的记载。从字面上看，似乎有活血的作用，可是活血的方子里面又不用它，不好理解。我认为这个“血”字应该活看，中医中的“气血”有时是层次深浅的代名词，把比较表浅的叫气分，比较深层次的叫血分。叶天士认为疾病的发展趋势是卫气营血，其实也是为了说明疾病由浅入深的一个过程。中药中一般也把作用层次浅的叫气分药，作用层次深的叫血分药，有时还嫌分两层不够细化，又有了“血中气药”，“气中血药”的说法。前面说了白术能够运化“深层次的矛盾”，因为它作用的层次比较深，所以记载它“利腰脐间血”，但它毕竟不是正统的活血药，似乎把它作为“气中血药”比较合适，即具有气与血的双重性，它既不像木香，砂仁等气分药只做“表面文章”又不像桃仁，红花等药专理血分。王海藏称它“在气主气，在血主血”，可见是一味比较折中的药物。白术似乎和“中”有种不解之缘。我们看，它利的是“腰脐”间血，白术不是入脾胃吗？怎么这里有入了“腰脐”？这正是因为它和“中”有亲和力。从五脏的角度来看，脾胃是中。可是从整个躯体来看，腰脐是连接上下体的枢纽，是身体的中。所以武术家没有不重视腰的，有“静在气海，动在玉环”的说法，（玉环即是指后腰）。既然白术能入“中”，利腰脐间血也就不难理解了。提到这一作用，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肾着汤，甘姜苓朮看起来都是中焦的药，却能治腰痛，可能就是因为白术既能入中焦之“中”，又能入身体之“中”。或问：麻黄加朮汤，白术附子汤治疗周身的疾病，不能叫“中”了吧，其实这里白术是入肌肉祛湿，肌肉不还是“中”吗。

和“白术于坤顺之体，具乾健之用”相比，苍术可以说是纯阳而健，而坤土之性较少，所以它可以发汗，可以解郁。因为它更偏阳性，所以和胃更能亲和，配伍厚朴，能平胃中有余之气。古人总结为白术为健脾胃之主，苍术能行脾胃之化。如果继续用前面车轮模型来比喻的话，白术为车轴，香砂为车圈，苍术处于车轴与车圈之间的位置。

白术既然这么中和，似乎可以做为保健药常服无弊，其实不然，这里引用《国药诠证》中的一段精彩论述做为本文的结束：“白术性味中和，燥而不烈，为用极广，效力显著，故为治湿所必用，但中病即止，不可多服。以湿混杂气血之中，与生俱来，至死乃已。苟不过甚，尚无大害，迨其势既张，病象已显，然后治之，并不为迟，病去而止，即可相安。如欲断绝根枝，用为常服，则气血俱燥，必生他变，欲求却病而反促寿者，殊不乏人，皆由不明药效之故也。”白术尚且如此，想想有些人拿附子当养生药，是多么可怕。

桑白皮与升降

药物的降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主动收敛形成的降，象五味子，牡蛎之类的药物，可以归结为敛降，还有一种情况是被动下沉引起的降，可以归结为沉降，象地黄，玄参等药物都是这一类。桑白皮的气味甘寒决定了它可以补阴，沉降，那么桑白皮与其它甘寒的药物有什么区别呢，李东垣，王海藏认为它兼有辛味，辛味是地黄等药物所不具有的。我们说阴阳协和才能形成云雨升降，只有甘寒是只有阴，没有阳。就象天空中只有乌云，没有雷电，这时还不能下雨。必须要有阳性的雷电搅动一下阴气，打破阴气凝滞的僵局，才能形成降雨。在这里桑白皮的甘寒相当于乌云，辛味相当于雷电，二者配合才能降气。以前我们讨论过黄芪与知母的关系，黄芪升腾阳气，必须遇到知母的阴气才能冷凝，然后形成降雨。在桑白皮这里正好相反，阴气需要阳气的畅达才能下降，要相互对比的看。桑白皮的这种特性非常适合引

肺热下行，所以泻白散用它作为主要药物是非常有道理的。麻黄也能泻肺，但麻黄是用于外有表邪时的情况，严格来说并不是泻肺，它的机理是：外邪入侵机体，引发肺气上逆以抗邪，表现出咳喘的症状，麻黄用辛散的特性把外邪散出，肺气不用再奋力抗邪，咳喘也就平息；桑白皮因其作用向下，才是真正的泻肺，它适合于没有外邪的肺热咳喘。很多医家都认为风寒引起的咳喘用桑白皮会固邪，导致疾病留下宿根。这种观点确实值得重视，而且桑白皮桑叶都有止血的作用，桑叶还能止汗，说明它们确实有收敛的趋势。但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桑枝可以用于上肢关节疼痛，提示桑有疏散的作用，并不是完全收敛。古书说：箕星之精，散而为桑。箕星是二十八宿中东方青龙七宿的最后一宿，可见古人是把桑归入木，应该有一定的升散之性。所以说桑白皮既可以使天气下降，又可以使地气上升，天地形成升降，受益的自然是“中”，在《本经》中首先记载了它主“伤中”，刘潜江对这个“中”解释的最有深度：“盖本于阴而且透于阳，透于阳而又未能离于阴者，是之为中气，既东垣所谓元气也。”桑白皮气味甘寒，是水土立地，既“本于阴”的意思；同时又有辛味以至天是“透于阳”。透出的同时又不象麻黄柴胡等完全透出，这就是“透于阳而又未能离于阴”。

浮萍

浮萍也是水生植物的一种，泽泻属于挺水植物，浮萍属于浮水植物。水生植物大部分都有利水的作用，但利水的侧重点不同，泽泻扎根于泥土中，张志聪说它：“独茎直上……肾之肺药也”，所以《名医别录》记载它能：“逐膀胱三焦停水”。可以看出它侧重于直上直下，浮萍就不同了，它有发散作用，能够横向作用于皮肤，因此可以治疗外感风热，斑疹不透，皮肤瘙痒等等。浮萍完全是从水中生长的，自然禀有水气，同时它的繁衍得特别迅速，甚至会成为水中的有害植物，李时珍说它：“一叶经宿，即生数叶”。可见它生机的旺盛，刘潜江说：“盖禀寒水之旺气，乘风木之出机，故其生也最易，而化生也亦繁。”这样，浮萍正好是寒水之中升起的一股阳气，不恰恰对应于太阳吗？太阳又主表，所以浮萍善于透发表邪。太阳属膀胱经，浮萍对膀胱气化不利造成的小便不通也有作用，《干金方》记载：“治小便不通，利膀胱胀，水气流肿：水上浮萍，暴干，末服方寸巳，日三服。”因浮萍毕竟在水中生出，禀寒水之气，所以它是辛寒，不同于麻黄的辛温。同时浮萍的生长只是与水相平，不往上挺，所以叫做萍，说明它的生发之气只是适中，不会太过，这样就不必有过汗的担心，《本草正义》说：“虽曰发汗，性非温热，必无过汗之虑。”既然是辛寒，当然就能去除皮肤中热邪，其实它不仅仅是去热，因为它有利水的作用，更确切的说是去湿热。泽泻能够升清。降浊，是因为它拼命的往上挺，往上挺的过程就是升清，浮萍也有类似的作用，并且浮萍是浮在水面的，和泽泻相比更不怕水，泽泻只能生长在浅水中，水位一上涨就能把它淹死，浮萍却象船一样，时刻能保证阳气在上，水气在下，所以它既不怕被水淹死，也不怕被太阳晒死。不怕水淹，体现在能利水上，不怕日晒，是因为它贴水生长，禀受阴液充足，体现在它能治血证、消渴上。

当归与川芎

民间有“十个先生九当归”的说法，可见当归应用有多广泛，越是这种到处都用的药物越难找出它作用的主线。古人也认为它“证治不能概定，唯在引用合宜”。因此对它的论述也多是“其味甘而重，故专能补血，其气轻而辛，故又能行血，补中有动，行中有补，诚血中之气药，亦血中之圣药也”之类的套话，通过这些话我们看不出当归和川芎等药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都没有抓住当归的本质。后来在读《本经疏证》的时候发现邹润安先生用一句话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