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纪念馆游客旅游动机对体验的影响研究_以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为例_方叶林
2013年10月第27卷第5期
旅游科学
T ouris m S cie nce
Oct．，2013
Vol．27，No．5
中图分类号F 5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75（2013）－05－0064－12
战争纪念馆游客旅游动机对体验的影响研究
———以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为例
方叶林黄震方涂玮王坤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摘要：本文设计了
“学习及好奇”、“责任与义务”、“社会因素”、“个人情感体验”、“教育体验”5个潜变量，构建了战争纪念馆游客旅游动机对体验影响的结构关系模型，并以国家4A 级旅游区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为例，探讨了此类旅游动机对体验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责任与义务”是游客访问战争纪念馆的主要动机，
也是与传统旅游的根本区别之一，与“个人情感体验”及“教育体验”有较高的路径系数（0．97，
0．48）；（2）被动地参观战争纪念馆不利于游客体验的提高，从市场营销角度看，应该强调游客积极主动的参与，强调游客“责任与义务”方
面的动机；（3）游客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几乎没有对死亡感兴趣的动机，因此战争纪念馆旅游不完全属于黑色旅游研究范畴；（4）旅游动机及体验是区分特殊兴
趣旅游的主要标志，未来需从特殊兴趣旅游（如战争纪念馆旅游）角度进一步探索旅游体验的本质。
关键词：旅游动机；体验；黑色旅游；战争纪念馆
收稿日期：2012－11－29；修订日期：2013－10－1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机理与文化旅游地演化模型研究”（4127114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区域旅游碳排放的核算与减排策略研究———
以长三角为例”
（12YJC790175）；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省际旅游资源禀赋与效率关系的阶段性演化及其影响机理”
（CXZZ13_0399）。作者简介：方叶林（1986－），男，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人文地理和旅游管理。黄震方（1963－），男，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涂玮（1981－），女，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旅游网络信息。
与战争有关的地点不仅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同时也是旅游景点。例如2007年，奥斯维辛－比克瑙旅游景点就接纳了大约120万游客，纽约的零地带吸引了350万游客（Blair ，2011）。这些现象得到公认，并被冠以一系列的名称来研究，
包括黑色旅游（Lennon ，Foley ，2000）、死亡旅游（Seaton ，1996）、黑色景点旅游（Ｒojeck ，1993）、不和谐遗产旅游（Tunbridge ，Ashworth ，1996）、病态旅游（Bloom ，
2000）等。黑色旅游研究受到较大关注，但近年来国外有学者对把此类现象划入黑
DOI:10.16323/https://www.wendangku.net/doc/3a14162839.html,ki.lykx.2013.0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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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旅游研究范畴产生怀疑（Dunkley，et al．，2011；Causevic，Lynch，2011）；国内对此类现象的研究属于红色旅游或特殊兴趣旅游（吴必虎，俞曦，2010）研究范畴，但从严格意义上说，黑色旅游与红色旅游的概念内涵并不完全相同（方叶林，2011）。
旅游动机与体验的研究，尤其是特殊兴趣旅游的动机与体验的研究对旅游学科基本认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旅游动机通常被用来区分不同的旅游亚类（McCain，Ｒay，2003），动机对于划分特殊兴趣的旅游产品尤其重要；旅游体验是构建旅游学科大厦的基础（谢彦君，2005），旅游体验是否只有愉悦体验，不同的旅游动机是否会产生不同的旅游体验，他们之间的作用机理如何，这些问题仍有待深入研究。本文选择一种特殊兴趣的旅游形式———战争纪念馆旅游，并以国家4A级旅游景区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探寻旅游者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主要动机和体验、旅游动机对旅游体验的影响以及两者的关系，并为这类旅游市场营销及组织参与方式提供建议。
1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1．1文献回顾
严格意义上讲，在黑色旅游的框架内研究战争纪念馆旅游有一定的缺陷。首先，黑色旅游概念界定不清导致黑色旅游概念的泛化，这个词语实质上只是一个提供或生产此类（灾难与死亡）景点、事件、体验的“标签”（Sharpley，Stone，2009），因而在黑色旅游的概念框架内研究战争纪念馆旅游并不能揭示其本质；其次，早期外文文献认为，黑色旅游是以对死亡的迷恋为动机的旅游（Stone，Sharpley，2008），但游客参观与灾难及死亡有关的景点并没有表现出对死亡的迷恋（Biran，et al．，2011），从旅游动机角度看，战争纪念馆旅游不完全属于黑色旅游研究范畴，然而关于黑色旅游与战争纪念馆旅游都涉及灾难及死亡现象，相关文献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加以明确区分。为了全面客观地了解战争纪念馆旅游研究的进展，下文分别从三方面对黑色旅游（战争纪念馆旅游）外文文献进行梳理。
（1）动机方面相关研究
为了澄清黑色旅游是否存在，Sharpley（2005）认为，十分有必要研究旅游动机，因为其在构建旅游者体验过程中有重要的作用。大量的景点被划分为黑色旅游景点，游客访问此类景点会有各种各样的动机。Dann（1998）列举了黑色旅游的综合动机清单，包括：克服幻想、寻求刺激、怀旧、对犯罪或越轨行为的庆祝、基本的嗜血性、对挑战个人意识以及对死亡的兴趣。Seaton和Lennon（2004）区分了两大类动机：幸灾乐祸、对死亡的思考（Seaton称之为“死亡观”thanatopsis）。Ashworth （2002）强调此类动机可被划分为对不平常事情的好奇心、从恐怖的事件以及别人的遭遇中获得快乐、移情、寻求自我认同以及自我理解等；在后来的研究中他进一步指出，从朝圣、寻求认同、追求知识、社会责任转变为“更黑色”的动机，即对暴力的纵容以及对悲剧的兴趣（Biran，et al．，2011）。近年来国外关于战争纪念馆旅游动机的研究逐渐脱离黑色旅游的研究范畴。Biran等（2011）认为，游客参观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主要动机有：渴望学习以及理解所展示的历史、希望“眼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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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对获得有感情的遗产体验的兴趣，访问此类景点的动机与“正常的”旅游动机十分相似。Dunkley等（2011）认为，访问一战战场的旅游动机主要有情感因素、文化因素、个人以及集体记忆因素。Kang等（2012）对韩国游客访问济州岛4·3和平纪念公园的动机进行了系统总结，其中责任是最主要的访问动机。
Stone和Sharpley（2008）认为，访问与死亡有关景点的动机还没有被完全地或系统地归纳：第一，黑色旅游动机被发现在各种不同与此相关的景点中，比如说大屠杀景点、监狱、种族隔离以及奴隶制景点；第二，目前的研究基本上遵从这样的假设，参加黑色旅游的个人一定具有对死亡迷恋的动机，事实上并非如此；第三，动机的确定没有立足于实证研究，却经常来源于理论研究。除此之外，当前关于黑色旅游动机的研究往往忽略了旅游者，旅游者甚至被认为是同质的群体，是需要接受教育的被动接受者（Wight，Lennon，2007）。
（2）体验方面相关研究
黑色旅游提供了教育以及情感的体验，提供了与过去事件有关的重要知识，同时也提供了情感上或潜在的治疗功能（Henderson，2000），这些景点唤醒了人们的负面情感体验，包括恐惧、害怕、悲伤、痛苦、移情、同情、仇恨等（Miles，Auschwitz，2002）。然而大屠杀黑色旅游景点（Ashworth，2005）、“黑色开心工厂”（Stone，2006）之类景点（如伦敦屠夫杰克之旅、罗马尼亚德拉库拉旅游）的体验与此类“恐怖”体验不完全相同。Cohen（2011）指出，很多海外的犹太人不去东欧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反而去位于以色列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旅游，是因为前者的所有权并不是犹太人，很多犹太人在奥斯维辛再次获得了一个没有犹太人世界的体验，从而使犹太人觉得反犹主义至今仍然存在。Biran等（2011）认为，游客在奥斯维辛的体验与那些遗产旅游景点中的体验相似，而不仅仅只是黑色旅游体验。Dunkley等（2011）认为，参加一战战场旅游的游客，个人生活的历史背景影响了他们的体验，个人情感、文化因素、个人及集体记忆影响了旅游者是否决定参加战场旅游以及他们在战场中获得的体验。Kang等（2012）认为，基于获利分析的方法（a benefit-based approach）是理解游客在黑色旅游景点中体验的一个有效手段。Lee等（2012）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研究影响韩国游客对朝鲜金刚山旅游景点感知的潜在因素。总之，国外对访问与死亡有关景点所获得体验的研究没有清楚揭示与相关旅游之间的根本区别，缺少系统理论的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定性的研究。
（3）两者关系
一般认为旅游追求的是一种愉悦体验，从这个角度看，任何类型的旅游动机对旅游体验几乎没有影响。对于特殊兴趣旅游而言，旅游者得到的并非是一种愉悦体验。在参观奥斯维辛－比克瑙死亡集中营时，那些将景点视为私人遗产的旅游者表现出对情感体验更深的兴趣（Biran，et al．，2011）。相对于东欧和美国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海外散居的犹太人更愿意去位于耶路撒冷的Yad Vashem，因为后者让大部分犹太游客获得了“真实性”体验（Cohen，2011）。在参观一战遗址索姆河和伊普尔战场中，那些因私人原因或者亲人曾经在此战斗的旅游者，将战场旅游视为一种朝圣体验（Dunkley，et al．，2011）。具有学习及义务动机的旅游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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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2012）。以上文献研究表明，此类游客的旅游动机对体验的确存在影响，但它们之间的作用机理并没有被明确的揭示出来。
相对而言，国内的研究文献较匮乏。目前国内主要在研究红色旅游时涉及纪
念馆旅游（陈雄根，2007；朱孔山，2007），较少有文献专门对纪念馆旅游展开论述，如喻建良提出了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旅游市场稳定与开发策略（2006），张葳和李彦
丽对博物馆旅游的开发模式进行了研究（2010）等。这些文献大部分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对纪念馆旅游进行研究。与国外的研究热点黑色旅游相比，近年来部分学者
开始研究自然灾害对旅游产生的影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花海燕，等，2010；董晓莉，等，2011；李敏，等，2012），但这些文献基本上只是研究自然灾害对旅游的影响，
并且没有涉及旅游动机对体验的影响机理。1．2
理论假设
文献回顾表明，战争纪念馆旅游动机和体验与黑色旅游不完全相同，但动机方面基本都涉及三部分。考虑到以往的研究案例地大部分是欧洲的景点，与国内景点的文化差异较大，因此本研究参考Kang 等（2012）的研究进行问卷设计，同时对问卷进行一定的修正，使其更加符合研究案例地实际情况。根据Kang 的研究结果，将战争纪念馆旅游动机划分为三大类：学习及好奇、责任与义务、社会因素。以往大部分研
究文献都强调教育体验在战争纪念馆旅游中的重要作用（Kang ，
et al．，2012；Cohen ，2011），因此将潜变量“教育体验”从“个人情感体验”中分离出来，进行专门研究。这
种做法虽不够完善，
但对洞察战争纪念馆的教育意义有重要的作用。本文的研究假设为：
H1：基于学习及好奇的旅游动机对个人情感体验有正向影响
H2：基于学习及好奇的旅游动机对教育体验有正向影响H3：基于责任与义务的旅游动机对个人情感体验有正向影响H4：基于责任与义务的旅游动机对教育体验有正向影响H5：基于社会因素的旅游动机对个人情感体验有正向影响H6：基于社会因素的旅游动机对教育体验有正向影响
根据以上假设构建战争纪念馆游客旅游动机对旅游体验影响结构关系模型，该模型由5个基本维度（潜变量）构成（见图1）。
图1结构关系假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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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收集及问卷设计
2．1研究区域
二战遗址奥斯维辛集中营被称为“西方黑色旅游的中心”，大量文献对其进行研究（Lennon，Foley，2000；Biran，et al．，2011；Stone，2006）；相比之下，国内学者对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研究相对较少，特别是从旅游的角度进行研究几乎是空白。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是南京市人民政府为铭记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制造的大屠杀事件而建，位于南京城西江东门茶亭东街原日军大屠杀遗址之一的万人坑，占地面积30km2，建筑面积5km2。西班牙《趣味》杂志曾将该纪念馆评为“世界十大黑色旅游景点之一”，现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2．2问卷设计及调查
以Kang等（2012）设计的问卷为基础，同时结合专家访谈确立观测变量，本研究初步确定5个潜变量、24个观测变量（见表3）。问卷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被调查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第二部分为游客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原因，第三部分为游客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获得的体验。问卷采用李克特五分制量表的方法，以“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分别对应1 5分评估标度。问卷采用网上调查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网上调查时间为2012年7月 2012年10月，设计题目“你以前是否参观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如果回答为否，则此份问卷不计入统计范围；同时以“滚雪球”的方式让本人的同学、亲属、朋友帮助收集问卷。现场调查主要利用2012年“十一”期间对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游客进行随机抽样调查。总共收集到问卷420份，其中有效问卷398份，有效率为94．76%。
3研究结果与分析
3．1样本统计描述
对收集到的现场调查问卷和网上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见表1）：从性别比例上看，女性略多于男性；从年龄分组上看，被调研者主要分布于19岁 45岁的年龄段；从职业上看，学生及企事业工作人员占了将近一半；从月收入上看，2001元
5000元占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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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量表的信度与效度分析
为了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与结果的可信度，运用SPSS16．0对测量指标进行信度分析（见表2），发现总量表的克朗巴赫系数α为0．841，各潜变量的克朗巴赫系数α都大于0．6。一般而言，α≥0．70时属于高信度，0．35≤α＜0．70时，属于信度尚可（荣泰生，2009），因此本研究所选择的样本具有较高的信度。从表2中还可以看出，5大基本维度的KMO值介于0．696 0．977之间，总量表为0．850，均大于0．6。巴特勒球形检验值介于36．390 1551．510之间，总量表为1551．510，均在0．000水平下显著相关，表明本研究量表具有较高的效度。
表2总量表与分量表的信度及效度分析
结构变量（潜变量）KMO
测度
Bartlett’s球形检测
卡方检验
Approx．Chi-Square
自由度
Df
显著性水平
Sig．
克朗巴赫
系数α
总量表0．8501551．5102310．0000．841
学习及好奇0．806207．78130．0000．695
责任与义务0．97736．39030．0000．719
社会因素0．687134．37060．0000．818
个人情感体验0．696372．535280．0000．721
教育体验0．768170．45760．0000．830
3．3验证性因子分析
运用AMOS7采用ML方法（最大似然估计法）对游客旅游动机维度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见表3），得到模型A（见表4）。可以看出，大多数拟合指标都未达到标准，因此需要对模型进行修正。删除因子负荷较小的变量x4（0．040），发现拟合指标有所改善，但远没有达到理想状态。在AMOS输出报表中发现变量x11与其他指标间的修正指数较大，可以考虑删除该指标。删除该指标后得到模型B，发现删除x4、x11之后“学习及好奇”的α系数由原来的0．695上升到0．711，“责任与义务”维度的α系数由0．719上升到0．725，“社会因素”维度的α系数由0．818上升到0．820。游客动机各维度的α系数均大于0．7，说明量表的可靠性较高。
运用AMOS7采用ML方法对游客体验维度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见表3），得到模型C（见表4）。大部分拟合指标都未达到标准，删除因子负荷较小的变量y9
（0．393），在AMOS输出报表中发现y
5、y
7
、y
13
与其他指标间的修正指数较大，删除
这3个指标，得到模型D。发现该模型“个人情感体验”维度的α系数由0．721上升到0．808，“教育体验”维度的α系数由0．830上升到0．901。游客体验各维度的α系数均大于0．7，说明量表的可靠性较高。
在删除这6个变量后，对剩下的18个变量整体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通过AMOS输出报表发现模型没有达到理性状态，可以考虑建立修正指数较高的变量误差间的联系，这样可以提高模型的卡方统计量，增加显著性p值，并降低拟合指数ＲMSEA值（温忠麟，等，2004）。建立e1－e7、e3－e4、e11－e17、e17－e18误差间的关联，经过数次拟合，建立的模型E（见图2），当再次尝试建立不同维度观测变量之间的联系，发现新的结构关系没有模型E理想，因此本研究最终选择模型E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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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馆游客旅游动机对体验的影响机理模型。
3．4结果分析
（1）学习与好奇维度
通过分析发现，“学习及好奇”对“个人情感体验”有微弱的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0．11，对“教育体验”有较大的正向影响，路径系数达到0．68。在该维度中，“x
2
对中国近现代史感兴趣”所占的因子载荷系数最大。在进行信度分析时删除了观测指标x4，在理论上可以这样理解：参观南京大屠杀的游客，几乎对死亡这个主题不感兴趣，死亡因素并不是吸引游客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主要原因，这点与Biran等（2011）以奥斯维辛－比克瑙死亡集中营为案例地研究的结论相一致，但作者甚至认为该类旅游动机与常规旅游动机没有太大区别，这点值得商榷。一般认为，黑色旅游的主要动机是对死亡的迷恋（Stone，Sharpley，2008），本研究验证了战争纪念馆旅游并不完全属于黑色旅游研究范畴。
表3游客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观测指标及潜变量
模型A
因子载荷信度系数
模型E
因子载荷信度系数
学习及好奇
x1了解抗日战争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知识0．440．190．470．22 x2对中国近现代史感兴趣0．740．550．790．62 x3对近代中日两国间的冲突感兴趣0．670．450．760．58 x4满足自己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好奇心0．040．00
责任与义务
x5作为一个中国人有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义务0．810．660．680．46 x6纪念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0．640．410．430．18 x7想告诉其他人更多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知识0．440．190．150．02社会因素
x8参加学校、单位、公司等团体组织的教育活动0．550．300．080．01 x9朋友或亲人的劝说0．690．480．370．14 x10个人或家庭成员中有人和南京大屠杀事件有关联0．480．230．180．39 x11为了享受和亲人或朋友度过有意义的一天0．410．17
个人情感体验
y1对纪念馆中的大屠杀景点感到害怕0．450．200．380．14 y2对当时南京居民在此次事件中的遭遇感到吃惊0．780．610．250．06 y3对南京大屠杀事件中的无辜受害者感到同情0．550．300．650．43 y4对今天生活的感激0．600．360．590．35 y5对纪念馆中的环境感到不满意0．600．36
y6对与其他人分享该事件感到欣慰0．440．190．270．07 y7对自己家庭中没有受害者感到庆幸0．570．32
y8对自己生活在现在而不是当时感到庆幸0．660．440．550．31 y9度过了有意义的一天0．390．15
教育体验
y10对中国曾经是一个弱国感到悲哀0．710．500．210．04 y11对南京大屠杀事件有更深刻的理解0．790．620．320．10 y12更加理解民族冲突及人权问题0．690．480．360．13 y13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0．6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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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主要拟合指数
模型绝对拟合指标
χ2/df GFI ＲMSEA 增值拟合指标
AGFI NFI CFI IFI 理想数值2－5≥0．9＜0．1≥0．9≥0．9≥0．9≥0．9模型A 5．1930．8490．1280．8230．8470．8730．780模型B 5．0680．8460．1200．8490．8680．8950．702模型C 5．0650．8790．1040．8810．8640．8960．803模型D 4．9650．8950．1010．8890．8950．8900．865模型E
4．829
0．909
0．098
0．890
0．906
0．905
0．902
图2战争纪念馆游客旅游动机对旅游体验影响的结构模型图（模型E ）
表5
结构模型路径系数估计值
研究假设
标准化参数估计
结果分析
H1学习及好奇－个人情感体验0．11＊＊＊
弱正向的显著影响H2学习及好奇－教育体验0．68
正向影响H3责任与义务－个人情感体验0．97＊
＊＊正向的显著影响H4责任与义务－教育体验0．48正向影响H5社会因素－个人情感体验0．17弱正向影响H6
社会因素－教育体验
0．13
弱正向影响
注：＊＊＊显著性小于0．001的相关性（2-
tailed ）。黑色旅游是一个充满争议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因为概念泛化与动机定义不明确。
黑色旅游动机定义不明确导致了从景点属性（供给角度）定义黑色旅游和从动机方面（需求角度）定义出现矛盾。黑色旅游的定义可从广义（供给）与狭义（需求）的角度进行理解。广义的黑色旅游可借用Lennon 和Foley （2000）的观点：到死亡及灾难有关的景点旅游，这种旅游现象称之为黑色旅游。狭义的黑色旅游是指：到死亡及灾难有关的景点旅游，并且游客主要动机是对死亡感兴趣，在游览的过程中获得了关于死亡及灾难有关的体验，类似于Bloom （2000）提出的“病态旅游”概念。
（2）责任与义务维度
“责任与义务”对旅游体验的影响较大，对“个人情感体验”的路径系数最高，
达到0．97，并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对“教育体验”的路径系数为0．48。由此可知，基于“责任与义务”旅游动机的游客，在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时不仅获得了较高的
教育体验，
更获得了强烈的个人情感体验，其最主要动机是“x 5作为一个中国人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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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纪念馆游客旅游动机对体验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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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义务”。这样的结论与Kang等（2012）研究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除探亲访友类旅游，其他形式旅游很少有这样强烈的“责任与义务”动机，这也是战争纪念馆旅游动机与其他类型旅游动机的根本区别之一。因此在开展战争纪念馆旅游市场营销时，需要有别于传统的旅游市场营销，从旅游动机方面来看，应该积极调动游客“责任与义务”方面的旅游动机。
除此之外，“责任与义务”与“学习与好奇”有一定的相关性，相关系数达到0．51，反映了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游客如果具有很强的“责任与义务”动机，从某种程度上说即具有很强的学习动机及好奇心。但与“社会因素”却呈现出微弱的负相关，反映出游客被动地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不利于调动游客内心的责任与义务的旅游动机。
（3）社会因素维度
“社会因素”对游客体验的影响较小，对“个人情感体验”、“教育体验”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17、0．13。因此基于“社会因素”的游客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并没有获得很强的体验。在对模型进行修正时，删除了观测指标“x11为了享受和亲人或朋友度过有意义的一天”，在理论上可以这样进行理解：x11指标对模型的构建意义不大，这也是战争纪念馆旅游与传统旅游动机的区别之一，传统旅游追求的是一种“享受”，但战争纪念馆旅游并不如此，在该维度中，“x9朋友或亲人的劝说”是最主要的旅游动机。除此之外，该维度与“学习及好奇”动机维度相关系数为0．01，相关系数非常小，表明因为社会因素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游客，学习和好奇心很难被激发出来。
（4）个人情感体验
在潜变量“个人情感体验”中，y3、y4、y8、y1具有较高的因子载荷系数（分别为0．65、0．59、0．55、0．38），即在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中，游客获得了“同情”、“感激”、“庆幸”、“害怕”等体验，这些体验不完全属于“愉悦”体验，因此战争纪念馆旅游体验与常规的旅游体验不完全相同，旅游体验的内涵可从特殊兴趣旅游的角度加以挖掘。在模型修正过程中删除了观测变量y5、y7，表明参观战争纪念馆旅游的游客对周围的环境舒适度不太关注，这与传统休闲旅游明显不同，此外游客在参观过程中并没有表现出很强的“幸灾乐祸”心态，与Seaton和Lennon（2004）研究结论不一致，表明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实施。
（5）教育体验
教育因素鼓励旅游者更加理性，这反过来又会增加旅游者对黑色旅游的满意和感知（Cohen，2011）。黑色旅游的一个发展方向可能是朝着教育及道德方向发展（方叶林，等，2011），研究战争纪念馆的教育体验具有重大意义。其中“y
对南京
11
大屠杀事件有更深刻的理解”、“y12更加理解民族冲突及人权问题”因子载荷系数较大。为了实现教育体验的最大化，一方面需调动游客“责任与义务”方面的动机，另一方面需要强调游客积极主动的参与，除此之外，战争纪念馆展示的主题不应该强调狭隘的民族利益，应该强调更多地被普遍认可的价值观（Cohen，2011）。4结论与展望
4．1研究结论
（1）首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对战争纪念馆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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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旅游动机对体验的影响模型进行研究，游客参观战争纪念馆具有很强的“责任与义务”旅游动机，这是战争纪念馆旅游与其他传统形式旅游的根本区别之一，并且“责任与义务”动机与体验之间有较大的路径系数。调查发现游客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很少有对死亡感兴趣的动机，战争纪念馆旅游不完全属于黑色旅游的研究范畴。
（2）调查发现游客在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中，获得了“同情”、“感激”、“庆幸”、“害怕”等体验，这些体验不完全属于“愉悦”体验，因此战争纪念馆旅游体验与传统旅游体验不完全相同，旅游体验的内涵可从特殊兴趣旅游的角度加以挖掘。
（3）未来针对战争纪念馆旅游宣传营销时，需要采取与传统旅游不同的方式：一方面需要调动游客“责任与义务”方面的旅游动机；另一方面在旅游参与方式上，应该强调游客积极主动的参与方式；此外针对海外游客进行宣传营销时，应该强调更多地被普遍认可的价值观，从而使景点展示的主题在更大范围内被认可。
（4）对战争纪念馆旅游这种特殊旅游形式的研究，从一个侧面探讨了黑色旅游概念泛化的问题，本研究从景点的属性（供给）与旅游动机（需求）的视角对广义和狭义黑色旅游概念进行了初步界定。研究广义的黑色旅游更能够发挥这种特殊旅游形式的教育意义。
4．2研究展望
受样本容量以及研究指标的限制，本研究结论仍有待完善。由于先前使用SEM研究战争纪念馆旅游的文献几乎是空白，缺少参考对照，本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国内其他战争纪念馆旅游，仍需进一步研究。与战争纪念馆旅游有关的旅游形式（黑色旅游）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课题，未来可继续对以下问题进行探讨：任何形式的黑色旅游都涉及死亡这个主题，未来可以从死亡之学（thanatology）的视角探讨黑色旅游动机与体验的本质（Stone，Sharpley，2008）；本研究的结论对旅游的“愉悦”体验本质提出质疑，未来需从特殊兴趣旅游视角进一步探索旅游体验的本质；战争纪念馆旅游景点通常具有显著的文化或历史特征，未来可进一步从文化或遗产旅游视角加强对此类旅游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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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Tourism Motivation on Experience at War Memorials：
A Case Study of Nanjing Massacre Memorial Hall
FANG Yelin，HUANG Zhenfang，TU Wei，WANG Kun
（College of Geographic Science，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210023，China）Abstract：This paper designed five potential variables：learning and curiosity，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social factors，personal emotional experience，educational experience，built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reflecting the impact of visitor motives on touring war memorials．Taking Nanjing Massacre Memorial Hall as a case in point，the paper used structural equation method to estimate the parameters of the questionnaires．The results are：（1）“Ｒ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is not only the main motive for tourists to visit the war memorial，but also one of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tours of this sort and the traditional kinds it has a higher path coefficient with“personal emotional experience”（0．97）and“educational experience”（0．48）．（2）Passively visit doesn’t help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experience．From marketing perspective，it should be emphasized that a positive and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ouring war memorials does stimulate the“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motives of visitors．（3）Interest-in-death motive is not found here so we conclude that war memorial tourism is not totally a part of dark tourism．（4）Since tourist motivation and experience is the key to mark special interest tourism，we suggest that future studies make further explorations into the essence of tourist experiences from special interest perspectives（such as war memorials）．
Key words：tourism motivation；experience；dark tourism；war memorial
（责任编辑：梁保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