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地理》讲义整理
《中国文化地理》讲义整理
第一讲文化地理研究：理论、方法与实作
一、文化与地理的关联
二、从人地关系论到文化地理学
三、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四、几组重要的概念
一、文化与地理的关联
（一）文化：作为人类的生活方式
1、形形色色的文化定义
2、文化是人类的生活方式
3、文化赋予人类生活的价值与意义
4、文化与文明的联系及区别
（二）各式各样的文化
从文化的基本特质来讲，文化可分为技术文化、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文化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也可分别表述为生计文化（生产、生活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三）文化形成的时间机制和空间过程
1、文化形成的时间机制
2、文化的空间过程
（四）地理环境的含义
1、位置（机会和挑战）
2、地表形态（山地、丘陵、平原、盆地、岛屿等）
3、水文（江河湖泊）
4、气候（风向、日照、温度、降水、灾害等）
5、动植物和地下资源
（五）地理环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六）地理环境与人类发展
1、地理环境与人类的起源（4个冰期与3个间冰期）
2、地理环境与人类种族的演化（身高、肤色、头型、鼻型、发式、胸腔、眼睑等）
3、地理环境与人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食、衣、住、行、审美、哲学、社会组织、政治生活等）
（七）文化变成最后的环境
二、从人地关系论到文化地理学
（一）人地关系论
法国地理学家阿·德芒戎有句名言：“凡是人类生活的地方，无论何处，他们的生活方式中，总是包含着他们与地域基础之间一种必然的关系。”他还特别指出，地理学家区别于社会学家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社会学家倾向于只看人类集团的心理学方面，忘掉人和土地的联系”，而地理学家则认为“不能离开人所居住的土地来研究人，确认土地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人文地理学问题》，北京，商务，１９９９，第９－１０页）事实上，自从来到这个世界的那天开始，人类就一直在认识、思考和探索我们的生活方式与地域基础之间所存在的种种必然关系，并由此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人地关系论（man-land relationship）思想：
1、古典时期的人地关系论（荷马史诗、希罗多德、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
A、《荷马史诗》中的地理世界
《荷马史诗》（约成书于公元前第八至第七世纪）所构勒的是一个模糊的、半神话的地理世界。它所想象的大地是一个类似盾形的凸面圆盘，环绕着大陆四周有一条河（大洋）。太阳每天从大洋的水中升起于东方，然后再沉没于西方的河水中。（前苏联波德纳尔斯基编：《古代的地理学》，北京，商务，１９８６，第２－４页）
B、希罗多德的世界
希罗多德（约前第五世纪），西方地理学、历史学之父。他认为，地球是一个椭圆的平面，拱形的苍穹倚寄于其上。在夏季，太阳每天在其上运行时，正好通过苍穹的中央；而在冬季，它在寒冷的影响下，就离开了这条轨道而偏南行走。此外，他还对当时欧洲、亚洲和非洲的部分地区作了较为详细的民族志记录。（《古代的地理学》，第22-27页）
C、希波克拉底的人地关系思想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B.C.460-377年）：古希腊思想家、医学家。在其《论空气、水和地方》的著作中，分析了大自然与人类的相互关系。他认为，人类的种种特性都产生于气候：“人们居住在酷热气候里，要比北方人活泼些和健壮些，他们的声音较清明，性格较温和，智慧较敏锐；同时，热带的物产比寒冷地方的也要好一些。”生活在寒冷地区的民族，“他们的心灵未受过生气逢勃的剌激，身体也不经受急剧的变化，自然而然地使人更为野蛮，性格更为激烈和不易驯服。因为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迅速转换能焕发人的精神，把他们从无所作为的状态中拯救出来。”
他在讲到西叙亚人时曾分析说：“在西叙亚人居住的原野，整天为浓雾所笼罩，所以他们那里的冬季几乎没有间断，而夏季仅有几天，且不太炎热。因为这个缘故，人的容貌互相类似，他们常常吃一种食品，冬季和夏季用一种铺盖和穿一种衣服，呼吸着湿度浓厚的空气，饮喝冰雪中的水，也无任何体格的锻炼，因为凡是没有剧烈变化的地方，那里的身体和精神的锻炼是不可能的。”《古代的地理学》，第60-62页。
D、亚里士多德的人地关系论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BC384-322），古希腊哲学家、思想家。他的宇宙论内容丰富多彩，对当时及后世均产生深刻的影响。他在总结前人认识成果的基础上，为地球呈圆球形提供了确切的证据。根据这一观念（地球呈球形），他的结论是：太阳光线投射到地球各个不同点的投射角所造成的发光和发热的差异，成为气候带的存在原因。
亚里士多德认为：地理位置、气候、土壤等因素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特定空间背景下的民族特性和社会文化特质。在他看来，希腊半岛处在热带与寒带之间，从而赋予希腊人以优良的秉性，所以他们天生就能统治其他民族。（《古代的地理学》，第82-89页）
2、近代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博丹、孟德斯鸠和巴克尔）
16世纪初期，法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博丹（Jean Bodin）在他的著作《论共和国》中认为，民族差异起因于不同民族所处自然条件的不同；不同类型的人需要不同形式的政府。
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将亚里士多德的论证扩展到不同气候的特殊性对各民族生理、心理、气质、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认为“气候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热带地方通常为专制主义笼罩，温带形成强盛与自由之民族。孟氏也因此而被后人视为地理环境决定
论的鼻祖。
1881年，英国“文明史学”的代表人物、历史学家巴克尔（H.T.Buckle）在其《英国文明的历史》一书中认为，个人和民族的特征服从于自然法则，正是由于理环境的差异才造就了各民族特质的差异，因此，各民族文化或文明的差异，归根到底都是由于他们生活的地理环境的差异所形成的。在他看来，气候、食物、土壤和地形四个要素，决定人类的生活和命运。
差不多与巴克尔同时，美国地理学家辛普尔（Semple）在其所著《地理环境的影响》一书中写道：“人是地表的产物，是地球的子女，不仅生于地理，而且大地养育了人类，给人以工作，决定人的思想，让人类面对困难，锻炼肌体，增强智慧，例如航海、浇灌等种种问题，同时又暗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大地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不仅深入骨肉，而且浸透到精神之中。”所以，她认为，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都是特定自然环境造成的。
另一位美国地理学家亨丁顿（E.Huntington）在《亚洲的脉动》和《文明与气候》等著作中提出人类文化只能在具有刺激性气候的地方才能发展的假说。
（二）文化地理学
如前所述，从很早的时代开始，人们就对社会文化现象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诸多的思考和探索，并提出各种各样的人地关系理论。但是，正象阿·德芒戎所分析的那样，这些思考和探索，都还算不上是“科学的”研究。因为，这些思考和探索在总体上都被一种“粗暴的决定论”所纠缠，因而最终不可能就人文现象与地理环境之间的深刻关系作出科学的解释。（《人文地理学问题》，第3页）
科学的人文地理学的发展，起始于18世纪进行的发现航行和西方的殖民活动所导致的人类对地球知识的增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门被称之为“人文地理学”的学科，在西方正式建立并发展起来。
法国人文地理学人创始人维达尔·德·拉·布拉什（又译白兰士）认为，人文地理学的科学性质起源于两位德国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1769-1859）和卡尔·李特尔（1779-1859）。他们两人对于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文化和生活现象之间因果关系的探索，成为后来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主要方向。
1、李特尔的地表空间论
李特尔Carl Ritter (1779～1859)：德国地理学家,近代地理学创建人之一。他最早阐述了人地关系和地理学的综合性、统一性，并奠定了人文地理学的基础。李特尔认为地理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应从观察出发，而不能从观念和假设出发，主张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布满人的地表空间，人是整个地理研究的核心和顶点。创用“地学”一词,代替A.von.洪堡的“地球描述”。指出人地相关的一般法则，运用经验法和比较法研究世界各地区各种地理现象的因果关系，并用传统划分的洲作为最大的区域单位。在具体研究中偏重人文现象，把自然作为人文的基本因素。主张地理学必须与历史学携手前进，他的演讲《地理科学的历史因素》(1833)促进了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坚持目的论的哲学观点，认为上帝是建造地球的主宰，相信地球是为了一个目的即作为人类的家乡由上帝的旨意设计的，这是他的宗教信仰和他对不能理解事物的哲学解释。
2、拉策尔的人类地理学
拉策尔，Freiedrich Ratzel (1844～1904)
德国近代著名的地理学家，人类地理学思想的系统阐述者。1888年,拉策尔出版了《人类地理学》一书。在该书中，他首次系统地阐述了人类地理学的思想。在他看来，文化虽受到包括地理因素在内的各种要素的影响，但文化本身却是自成系统的，而且文化还构成了地理环境发展的最后之环境。
在该书中，拉策尔系统地考察了各种文化要素在空间的分配。正是在这种考察过程中，他发现了文化的区域性特质及文化传播（diffuse）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拉策尔认为，文化的发展是一种贮藏和积累的过程，一种文化越是与其他文化相接触，其贮藏和积累就越丰富。因此，从根本上说，文化的发展就是由传播决定的，而传播又是由接触决定的。各种族之间广泛的接触是文化发展的最有效手段，而种族的迁移则是推动文化传播的最好方式。
在拉策尔的影响下，很快形成了文化传播学派。
文化传播学派
F.格拉布列尔（F.Grabner）于1905年发表《大洋洲的文化圈和文化层》一文。“文化圈”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传播学派”（dissusion school）的正式形成。作者认为，人类的创造力是有限的，每一种文化现象都在一个中心区
域一次产生，其他区域相同的文化现象，都是由一个原始的中心向四周传播或扩散的结果。在他看来，大洋洲所存在的几个文化圈，都是由同一个文化中心传播而来的。
英国传播学派的代表人物是G.E.史密斯(G.E.Smith)。他在1915年出版《早期文化的迁移》和《文化的传播》两书。在这些著作中，他提出了比德国的传播学派更加激进的主张，认为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只有唯一的起源，即埃及。这一理论也被称为一元传播论。
3、布拉什的可能性理论
维达尔·布拉什（PaulVidaldelaBlache1845—1918），法国近代地理学的创建人。他致力于人文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的研究，认为自然环境提供了可能性的范围，而人类在创造他们的居住地的时候，则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凭借自身的能力来利用这种可能性。他的思想使法国地理学摆脱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束缚，没有产生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尖锐对立，也没有陷入到自然中找人生答案的困境。他还提出“生活方式”的概念。他认为生活方式即指文化，是人类集团成员所学习到的传统品质，是民族的制度、风俗、态度、目的以及技能的复合体，它是决定某一特定的人类集团将选择由自然提供的可能性的基本因素。“生活方式”的概念为文化地理的研究确定了较明确的对象和范畴。
维达尔·布拉什强调地理学家的特殊任务是阐述自然和人文条件在空间上的相互关系，认为地理学研究应集中在具体的区域上。在他及其学生的倡导下，法国地理学界一直重视区域地理研究，这一特点保持至今。维达尔·布拉什的地理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名著《法国地理学概貌》《地理学的独特性质》和《人文地理学原理》之中。
4、索尔的文化景观理论
索尔(Carl O. Sauer, 1889～1975)
美国地理学家，现代文化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1925年，他出版《景观形态》一书，把德国地理学家施吕特尔在1906年提出的“文化景观形态学”概念加以发展和深化，正式提出以文化景观来研究区域人文地理的特征，并把景观看成是地球表面的基本单元，主张地理学应致力于研究人类文化与景观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景观的形态及其变化，从而创立了美国人文地理学中的伯克利学派（索尔本人自1923年开始担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地理系主任），为文化地理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
三、文化地理学的定义、主要研究内容与方法
（一）文化地理学的定义
文化地理学是研究人类文化与地理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学问。
在文化地理学领域，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不是粗暴的决定论的关系，而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文化地理学所讨论的文化，不是社会个体的文化创造、文化承传或文化感受，而是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审美方式和情感表达与书写方式。
同样，文化地理学所研究的地理环境，也不是一个仅仅装载文化事物的容器，一个只为文化的发生、发展提供自然背景的场所，而是一个参与文化创造、对人类文化产生结构性影响、同时自身也处在不断变化过程的综合体系。
（二）主要研究内容
1、文化起源与传播的地理环境分析
2、重要文化景观的复原
3、文化区与文化的空间组合
4、文化与环境的互动
5、环境变迁的文化评价
（三）研究方法：综合、交叉与原则
1、几个具体的研究方法
A、地图方法。地理学家认为，“在地理学中没有地图所不能描绘的事物”。日本地理学家中村和郎甚至认为，“没有地图就没有地理学家。”
B、地理调查。美国地理学家索尔说过：“地理学家的训练就是实地考察的训练。”
C、现代自然科学方法：孢粉分析法、树本年轮判读法、重花分析法、物候分析法（侧重于历史气候分析）。
D、心理学方法：心理学自陈量法（侧重于人群心理个性特征的调查与比较研究）。
E、系统统计方法：电脑软电统计法。
2、几个原则
A、不要认为文化地理是一种粗暴的决定论,一种来自自然因素的命定论。文化地理学中的因果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在文化地理学领域，没有绝对的决定论，只有人类主动的开发利用的可能性；没有命定论，只有人类的意志。
B、文化地理学应该依托区域的基础进行研究。凡是人类生活的地方，无论何处，他们的生活方式中，总是包含着他们和地域基础之间的一种必然关系。文化地理学之所以不同于社会学，正是这种对地域联系的思考。社会学家倾向于只看人类社会的心理学方面，忽视人类与土地的关系。因此，他们所探讨的，是与地表相脱离的人。而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则恰恰相反。它确认不能离开人所居住的土地去研究人，确认土地是整个社会文化的基础，也是人类所有活动的唯一空间基础（这一点对后来的法国年鉴派史学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布罗代尔就深受其影响）。
C、文化地理学在研究文化与地理的关联时，不能只局限于文化的现状，它必须设想现象的发展，追溯过去，也就是求助于历史。历史学所提供的时代发展观念，对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布罗代尔的论述
《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第一部分“环境的作用”——它“论述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这是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在他的长时段理论中，这是一种地理时间，与此相对应的则分别是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
《文明史纲》：“文明，无论其范围广大还是狭小，在地图上总能找到它们的坐标。它们的本质特征取决于它们的地理位置所带的局限或便利。”因此，“讨论文明，便是讨论空间、陆地及其轮廊、气候、植物、动物等有利的自然条件。”
同书中，他还认为，“每一种文明都立足于一个区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一定的限制。每种文明都有其自身的地理条件，都有其自身的机遇和局限，其中一些条件实际上长期不变而且各不相同。”“因此，对自然挑战的回应不断将人类从他们所处的环境之中解放出来，同时又使人类屈从于由此产生的解决方案。”
四、几组重要的概念
（一）区域（位置、地区空间、内部的同一性或均质性、作用或功能）
（二）形态区域（通过空间内部的同质性来划分）与功能区域（通过相互作用来划分）
（三）文化景观
（四）文化传播（膨胀型和迁移型、等级型和非等级型）
（五）人口迁移（离心式、向心式、生存型与发展型、人口重建型与人口补充型）
（六）文化距离与物理距离
（七）文化的空间组合
第二讲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古典文明产生的环境机理
一、文明发生的理论猜想
二、南北两大半球的环境差异
三、所谓北半球中纬度文明带
四、四大古典文明产生的环境机理
一、文明发生的理论猜想
人类的文明是在什么情况之下、由哪些因素的促成而生成和发展起来的？对此，学术界进行了种种的分析和推测。概括起来，大约有以下几个不同的学说。
（一）水利灌溉论
这种学说认为，在人类历史的黎明时期，所有重要的文明都与大江大河密切相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尼罗河、印度河——恒河以及黄河——长江，都是所在地区的大河。由于这些地区不是季风气候（降水不均）区，就是干旱地区，因此，要发展农业，就必须组织灌溉。而要组织灌溉，就必须建立强有力的社会组织，从而推动了国家的出现。（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
（二）气候适宜论
这一学说认为，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最适合于人类的生存，同时也最有利于农耕。所以，四大古典文明都诞生在亚热带地区。
但是，这一理论却无法解释：雨量充沛、植物四季繁盛的太平洋地区，以及美洲西印度群岛何以没有文明的产生。而对于气候寒冷、干燥的山岳地带所产生的印加文化，也无从解释。
（三）粮食生产文化论
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都强调：文明的发生有赖于粮食的生产。草原地带多禾本植物，这些植物的生长在数月中即可完成，因此那里植物的驯化最易实现。麦、米、高梁、粟等谷物，从野生到种植，不仅产量高，也更容易保存。西亚的两河流域、南亚的印度河、恒河流域、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以及地中海地区，都具备这样的驯化植物。因此，这些地区便很早进入文明社会。（索尔《农业的起源与传播》）
（四）“挑战”与“应战”论
汤英比在《历史研究》中认为，文明的产生起因于环境对人类的挑战以及人类的有效应战。如果环境过于优越，便出现挑战不足，从而无以激发人类的创造力，文明便无以发生。相反，如果环境过于险恶，挑战太过，超出人类应战的能力，文明也会中途夭折。因此，文明的产生与发展，只能是在环境的适度挑战与人类的有效应战之间进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罗代尔把这个“适度”称之为“上帝之手”。
三、所谓北半球中纬度文明带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有一块陆地在世界上占有独一无二、无可争辩的地位，这就是欧亚大陆——它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是世界历史的真正心脏地区。欧亚大陆占地球陆地总表面的五分之二，其人口为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九。人类最先进最持久的文明就是在那里发展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人类的历史也就是欧亚大陆各文明地区的历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上册，第57页）
（一）具体数据
自文明诞生至工业化开始的19世纪，世界人口的70%都集中在东亚、东南亚、西亚和欧洲的这一总面积仅为1100万平方公里的地带。
所有重要的古典文明都诞生在北纬23度至40度之间（即所谓“北半球中纬度文明带”）。而在北纬23度以南和40度以北，就没有重要的古典文明的出现。
（二）原因分析
弗朗兹·博厄斯：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学习的机会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
斯塔夫里阿诺斯：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间的可接近性。最有机会与
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民族，就最有可能获得迅猛的发展。实际上环境也有迫使它们非迅速发展不可。因为，它们面临的不仅是机会，而且还有被淘汰的压力。如果不能很好地利用相互影响的机会求得发展，这种可接近性就常会带来被同化或被消灭的危险。相反，那些处于闭塞状态下的民族，既得不到外来民族的促进，也没有外来的威胁，因而被淘汰的压力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他们可按照既往的生活方式过上几千年而不危及其生存。欧亚大陆的居民显然是可接近这一原理的受益者。欧亚大陆的地理环境使他们全部可以相互接近，因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随着科技的进步，欧亚大陆各地区之间的交往日益便利，它们日甚一日地相互促进、相互威胁。
（三）其他区域为什么不能产生高度发达的文明
非欧亚大陆由黑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这三块大陆组成。根据可接近的原理，它们较之欧亚大陆，其缺点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彼此之间没有建立任何联系，与欧亚大陆也是相隔甚远。
1、非洲的例子
与南北美洲和澳洲相比，只有非洲与欧亚大陆有过交往关系，但是，由于非洲与欧亚大陆之间以及非洲本土的难以逾越的地理屏障，它们相互之间的影响断断续续、微乎其微。不过，非洲人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确是依靠外来的促进。如从外界引进农业、炼铁技术、新的植物和动物，等等。因此，在中古时期，在毗邻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苏丹地带，非洲人能建立一个又一个的帝国。这些帝国在某些方面可与同时的欧洲或亚洲的帝国相提并论。（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第59页）
黑非洲几乎完全封闭在两个大洋和两块沙漠之间：北面是广袤的撒哈拉沙漠，南面有卡拉哈里沙漠，西面有大西洋，东面有印度洋。这一切构成了严重的障碍，尤其是非洲台地与相邻大洋之间的通路困难重重，那里没有良港，加之水流湍激，瀑布高悬，河口淤积，没有易于通航的河流。因此，布罗代尔断言：“要了解黑非洲，地理的原因比历史原因更应受到重视。如果说地理因素并不代表一切，不是唯一的因素，那么，它也是诸因素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布氏著《文明史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３５页。）
2、美洲的例子
与非洲相比，美洲印第人的发展受到了更大的阻碍。他们在15000年以前，从东亚北部渡海到达美洲之后，一直处在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虽然他们在墨西哥、中美洲和秘鲁也发展起给人印象深刻的文明，但总的发展水平是不能与非洲人相比的。（《全球通史》，上，第60页）
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看，南北美洲与非洲相反，其最先进的地区不是位于欧亚大陆最近的地方。原因在于，西伯利亚东北部并未如同对非洲人作出了大量贡献的中东和地中海流域那样乃一大文明中心。而且，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北极区的气候条件也明显地无助于象苏丹草原地区所具有的那种迅速的文化发展。因此，在南北美洲，进步的速度不是取决于某些地区与欧亚大陆的接近度，而是取决于它是否适合于农业的发展和发展。（同上，下卷，第104页）
美洲境内著名的玛雅文明（位于于今天的尤卡坦半岛、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境内）、阿兹台克文明（位于今天的墨西哥境内）和印加文明（北起厄瓜多尔中部、南至智利中部），都毫无例外地建立在农业高度发达的区域。据统计，美洲印第安人驯化的植物有100多种，同整个欧亚大陆驯化的一样多。今天美国农产品的50%以上皆来自印第安人培植的作物。
3、澳洲的例子
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生活在遥远的海岛上，与大陆完全隔离达30000年之久，因而，他们在发展过程中受到的阻碍最大。他们全都停留在食物采集的阶段，与非洲人（中非的俾格米人除外）和美洲的印第安人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实际上，南太平洋给澳大利亚造成的隔绝状态，既阻碍了文化的发展，又使古代某些动物如桉树属植物、单孔目动物和有袋类动物得以幸存下来。（《环球通史》，上，第60页）
4、欧亚大陆草原民族的例子
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区拥有无边无际的草地，从东方的中国东北部一直延伸到西方的匈牙利。靠大草原养活的游牧民族总是赶着他们的牧群，到处迁徙。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平原创造了欧亚大陆古老的文明，而大草原则便利了这些文明之间的接触和联系。这种联系，有时取和平的方式，即通过陆上贸易的途径；有时则取掠夺的途径。因此，欧亚大陆的历史基本上是在游牧民族与定居文明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形成的。来自游牧民族的不断的侵扰不仅具有很
大的破坏性，而且也有革新的作用。它将没落的王朝、僵化的制度和陈旧的习俗扫荡殆尽，而导入新的民族、技术和思想，因而，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欧亚大陆的历史进程。
（《全球通史》，上卷，第59页）
四、四大古典文明产生的环境机理
汤英比：种族论和环境论都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关于人类历史上发生的这一伟大变革（文明产生）的线索。（《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上卷，第73页）
（一）两河流域古代文明的环境机理
很久以前，古希腊人把两河流域叫做“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意即两河之间。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河水，日夜不停地流向海湾，造就了这片神奇的土地。两河的河水定期泛滥，时涨时落，带来了大量的冲积土壤，日积月累之后，便在中下游地区形成冲积平原和三角洲。人类最早的农业革命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有一片被两河养育起来的荒地——苏美尔（Sumer,今伊拉克南部一带）。约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这里正式从新石器的部落文化过渡到文明时代。苏美尔也因此而成为最早的人类文明中心。
两流域的下游地区是冲积平原，土壤肥沃，但降水不足。环境的挑战，逼使那里的先民必须进行人工灌溉。所以，最早的农人在那里开掘沟渠，把河水引到田地。结果，农作物的收成高得惊人。公元前2500年的一份文献说：一块大麦田的平均产量是播种量的86倍！食物的稳定增加，促进了人口的发展，而人口的增加又使更多的灌溉沟渠、更多的农田和更多的食物成为可能。
开掘沟渠的需要，推动了冶金技术的发展和犁的发明。到公元前3000年时，风力也得到了利用。帆船的使用成为可能。车轮的发明。
（二）古埃及文明的环境机理
尼罗河（Nile）流域的地理环境对古埃及的文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考古资料证明，在数百万年以前，尼罗河两岸就有原始人群活动。就现代人类而言，在这块土地上的最初居民就是当时的土著黑人。后来，闪米特人和含米特人从亚洲进入尼罗河流域，与当地的居民融合，形成了古代的埃及人。
从公元前四五千年开始，尼罗河地区的雨量开始逐渐减少，河谷以外的地区渐渐变成了不毛之地，原先从事狩猎的古埃及先民开始向河谷地带转移，于是，一块由尼罗河谷形成的狭长绿洲就成了古埃及人的生息之地。这片绿洲南北长数百千米，东西最窄处不足一千米。这便是古埃及文明的摇篮。
与两河流域相比，尼罗河流域的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它的西面是利比亚沙漠，东面是阿拉伯沙漠，南面是努比亚沙漠，北面是三角洲地区的没有港口的海岸。这些自然屏障使它受到特别好的保护，不易遭到外来的侵略。正因为如此，埃及的种族从法老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现代尼罗河两岸的农民，与古代埃及神庙和金字塔上雕刻或描画的人物极为相似，都是矮矮的身材、瘦小的体格、笔直的黑发、深陷的眼睛和微带钩状的鼻子。
埃及这种受到环境保护的生活不仅为种族的稳定，而且也为政治的稳定创造了条件。埃及没有因不时的外族入侵而引起万花筒般的帝国更叠。相反，尼罗河就象一根天然的纽带，把整个流域连接成一个稳定、有效的整体。
尼罗河平缓的河水流动使北上的航行极为容易，而盛行的北风、西北风又使返航毫不费力。因而，埃及人拥有可靠的交通运输极为宝贵的手段，它促进了整体流域地区在约公元前3100年时的统一。
几千年来，尼罗河每年7-10月定期泛滥，8月份泛滥最厉害。于是人们纷纷迁往高处暂住。10月以后，河水退却。泛滥的河水带来了适于耕种的肥沃泥土。农人们不用太费力气就可以获得好的收成。他们在肥沃的土地上栽培棉花、小麦、水稻和椰枣等作物。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古代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他还说：“古代埃及的农业与尼罗河活动规律紧密相联，是尼罗河规定了古代埃及农民的生活节奏，它关系着农业的丰久和社会的兴衰。”
埃及人与苏美尔人相反，普遍地带有自信而且乐观的世界观。正象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每年的泛滥不可预知、来势凶猛，从而促成了苏美尔人的不安全感和悲观那样，尼罗河每年的泛滥可以预知、起势平缓，从而助长了埃及人的自信和乐观。苏美尔人把他们的洪水之神视为恶神，而埃及人则把他们的洪水之神视作“它的到来会给每个人带来欢乐”的神。正像一首古埃及的诗文所写的那样：
看，这位伟大的君主，
既不向我们征税，
也不强迫我们服役，
有谁能不惊讶？
有谁，说是忠于他的臣民，
真能做到信守诺言？
瞧，
他信守诺言多么按时，
馈赠礼物又是何等的大方！
他向每一个人馈赠礼物，
向上埃及，向下埃及
穷人，富人，强者，弱者，
不加区别，毫不偏袒
这些就是他的礼物，比金银更贵重…
（三）中国古代文明的环境机理（见下讲）
（四）印度古代文明的环境机理
公元前2500年左右,在印度河两岸出现了一个灿烂的文明。它前后延续了1000年左右的时间。直到公元前1500年前后，该文明才嘎然而止。
和所有其他文明一样，印度河文明主要是农业文明。主要农作物有小麦、大麦，最独具特色的是棉花。创造这种文明的达罗毗荼人，是世界上最早的棉花种植者。
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在当时是独特的。因这些城市不是任意建造的，而是按照一个中央计划精心建成的。各城市全盛时期占地六至七平方英里。城市的布局呈格子型。所有印度河流的城市，都是用砖垒成的（埃及的城市用石头，两河流域的城市用晒干的砖），而做砖的模子只有两种标准尺寸。可见各地的度量衡也是一致的。如此整齐划一的布局和有条不紊的组织，表明该文明的高度发达与成熟。
到目前为止，这种被称为哈拉帕文化的古代文明，已出土遗址250多处，其中最著名的两座城市遗址就是哈拉帕（Harappa）和摩亨佐·达罗（Mehenjo-Daro）。后者更被称为“青铜时代的曼哈顿”。
哈拉帕文化的衰落，与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有学者认为，公元前1500左右印度河河床的改道、地震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大水，给古城文化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另外，河水的泛滥以及海水的消退也会引起生态的巨大变化。《百道梵书》所记载的当洪水毁灭世界时只有人类的始祖摩奴一人在神鱼的启示和帮助下造船得救，或许就是对印度古文明毁灭的一个回忆。
气候的变化也是哈拉帕文化中断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公元前2000年前后开始，印度河流域的气候开始急剧变干，迅速蔓延的沙漠席卷了哈拉帕地区，并最终导致了该文明的中绝。与此同时，雅利安人趁机侵入，他们征服了达罗毗荼人，并最终创造了另一种文化——印度的古典文化。
第三讲中华文明的气候机理
一、黄河文明产生的气候机理
二、汉唐盛世与气候波动
三、宋代气候变化与历史发展轨迹
四、明清小冰期与社会波动
一、黄河文明产生的气候机理
（一）气候史上的仰韶暖期
气象学的研究表明，地球上的气候（大气温度、降水、湿度和风向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太阳黑子活动周期、太阳辐射、大气环流和地球下垫面以及地震群发等天文地理因素的变化，气候也在不断变化。就大的气候波动而言，在过去的250万年里，地球表面就经历了多次冰期-间冰期的旋回。相应地，就产生了海平面的大幅度升降、
气候带的迁移以及动植物的迁徙或灭绝。在冰期间，北方的年均气温下降7-10 ℃，间冰期气温则比现在要高3-5 ℃左右。人类的历史与文化就是在冰期-间冰期的旋回之中展开并发展起来的。
全新世以来的最近一万年，相对于冰期，地球上气候总的来看是温暖的。但在这一万年中的短时段中，气候也在不断地波动。当然，这种波动有上千年至几百年的尺度，在其下面还有百年左右到几十年的波动尺度。
根据历史气象学的研究，中国在全新世也经历了漫长的暖期。星罗棋布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正是全新世暖期的馈赠。著名的仰韶文化(距今约6000年)，就处在这样一个暖期。相应地，这一时期在气候史的分期中又被称为仰韶暖期。
就全球范围来看，全新世大暖期，又称大西洋期，距今8000年至5000年左右，为冰期后的气候最适期。这一时期，中国辽南地区的年均气温为13℃，比现在高3-5 ℃，干燥度小于1.00左右，属于暖温带湿润气候。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国东部年均气温比现在高2.5 ℃，西部高3-4 ℃。
（二）黄河流域的独特性
新石器文化遗址在中国分布广泛，但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却先后不同。黄河流域特殊的环境条件与文明产生所需的基本条件的碰撞，造就了声威远播的黄河文明。
研究表明，距今5000年前的地球最适期结束，从地中海到印度广大地区由湿润到干燥而来的沙漠化，是人们集中到大河之滨从而诞生古代文明的重要原因。同时，由于其文明产生所需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世界古代文明最早产生于易于开发的温暖河谷平原地带。
（三）黄土地与华夏文明
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三联，1997，第21页）
黄河流域的黄土地层（马兰土），纤细有如面粉，它是在地质年代经过数百万年的风力运转、堆积而成，深度自50英尺至700英尺不等。黄土的纤细，便于原始工具的耕种。木制的犁或锄，就是耕种黄土的最早工具。中国文明的发生与金属工具没有必然的关联。
（四）黄河、季候风与十五英寸等雨线
黄河中游由北至南将黄土地区切割成两半，其纵长约500英里。它也在内地接受了几条支流的汇入，其结果是黄河的流水中夹带着大量的泥沙。通常河流中的水内夹带着5%的泥沙已算相当的多，南美洲的亚马逊河夏季里可能高达12%，而黄河的流水曾经有过46%的记录。其中一个支流在一个夏天达到了难以置信的63%。所以黄河经常会淤塞河床，引起堤坊溃决泛滥，造成大量生命与财产损失的可能。这河流的水量在洪水期间和枯水期间的幅度变化又很大，更使潜在危险经常恶化。因此，选择在中游的核心地区建立中央集权，一方面便于动员所有的物质资源，他方面也有利于指挥有关人众，才可以在黄河经常的威胁之下，给予应有的安全。“水”在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的潜移默化影响，为世界文明史上所仅见。可以说，环境的压力直接推动了中国的团结，统一的中枢权力的周期性出现，正是自然力驱动的结果。
与黄河之水有密切关联的，是季风气候。中国的降水极有季候性。大致全年的季节风所带来的降水，80%集中在夏季的3个月内。季风所带来的降水与旋风有关。从太平洋面上吹来的东南湿热气流需要由西向东及东北之低压圈将之升高才会冷却成雨。如果这两种气流在某一地区一再碰头，便是造成水灾，反之，则必有干旱。据统计，在1911年民国成立之前的2117年内，共有水灾1621次，旱灾1396次，平均每年有灾荒1.392次。统一的中枢权力之所以成为必需，由此也可以得到解释。
二、汉唐盛世与气候波动
（一）中国近五千年的气温波动曲线
（二）汉、唐时期的气候特点
夏商黄河文明是伴随着中国黄河流域温暖湿润的气候发展起来的。但是，到了西周时期，即公元前的1100年-前950年则出现了中国近5000年来的第一个寒冷期。据《竹书纪年》记载，西周孝王时，汉水有两次结冰，紧接着又是大旱。竺可桢根据《诗经·豳风》记载的物候也证明当时天气寒冷异常。同一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活动十分频繁。
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是一个长达800左右的温暖期。春秋时，竹子、梅树等亚热带植物在黄河流域广泛生存，一些地方可以一年两熟，表明有充足的热量可供植物生长，植物的生长期也比现代长。到了汉代，《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蜀汉江陵千树橘，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渭川千亩竹。”这五个地方，都超过了现代同类作物的分布北界。汉武帝时，为了堵塞黄河的瓠河缺口，曾斩伐河南淇园的竹子编织容器，以盛石子，可见河南淇园的竹类种植应该非常普遍。《三辅黄图》还记载长安上林苑种有荔枝，而今荔枝种值的北界则在福州。由此可见，当时的气温明显高于现代。
秦和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期，其时疆域广大，国力强盛，汉代文明在世界上亨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汉人”、“汉语”、“汉族”等特殊称谓均折射出汉帝国在当时世界的影响。而温暖湿润的气候则是这一切的幕后英雄。
东汉开始，气候转向寒冷。寒冷导致干旱。干旱又带来蝗灾。统计表明，西汉王朝在其存在的114年间，只有32年出现灾害，可谓风调雨顺；而东汉王朝的195年里，竟有119年处于灾荒之中。
三国时期，气候寒冷进一步加剧。魏文帝曹丕曾观兵广陵（今淮阴），由于天寒地冻，淮河结冰，10万大军的演习只得取消（《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东晋时期，气候寒冷的程度达到东汉以降的最低点。从301年至629年，黄河流域经历了最近5000年来历时最长、最严重的干旱时期，自然灾害更加频繁地发生。魏晋200年间，遇有灾害304次，平均年灾1.5次，而南北时代更是年均高达2次。
寒冷、干旱等自然灾害，致使黄河流域生态恶化。所以这一时期掀起了大规模的北方人口南迁。与此同时，漠北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也纷纷南下，形成“五胡乱华”的局面。南北民族血缘与文化的融合也由此展开。
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中国进入又一个暖期。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唐代是中国近2000年历史上一个典型的暖温时期。物候学的研究证明，唐代长江上游荔枝种植的北界比现在高二个纬度，据此推算，当时长江上游的气候比现今要高1-2℃。当时成都一带有荔枝、木棉等喜温作物。此外，唐代的关中地区（今西安），共有16个冬天无雪。这在今天都是很难想象的。唐代长安的后宫中甚至种植柑桔、梅花等喜温植物。从自然灾害的角度来看，唐代灾害比较少，降雨充沛，水灾明显多于旱灾。凡此均证明，唐代处于温暖时期。
（三）气候波动与汉唐文明的关系
1、在气候温暖湿润时期：
其一，农耕区北移，种植面积扩大，粮食总产量提高；
其二，日照时间长，单位亩产增加；
其三，农作物生长期缩短，复种指数提高（唐代的双季稻、潮州一带五蚕）；
其四，游牧区北移，在农业区与游牧区之间形成一条宽阔的缓冲带；
其五，游牧区水草肥美，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构不成南下的压力。
在这样的总体背景下，汉帝国境内农业发达，带动整个经济的繁荣。而繁荣的经济又推动了国力的鼎盛。内部社会矛盾相对缓和。从而形成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文化昌明、四夷宾服的所谓盛世。传统的表达就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2、反之，在气候寒冷时期：
其一，农业区南移，种植面积缩小，粮食总产量下降；
其二，日照不足，单位面积的产量减少；
其三，作物生长期延长，复种指数下降；
其四，气候变冷变旱，自然灾害（以蝗灾为甚）加剧，对社会生产力构成极大破坏；
其五，游牧区南移，农业区与游牧区短兵相接；
其六，随着气候进一步变冷，游牧地区土壤沙化，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完全丧失，于是，胡骑南下，逐鹿中原。
特别说明：直到现代，内蒙草原牧草产量与夏季雨量的相关系数还是0.68。1980年，由于气温偏低，加之夏季少雨，遂使牧草减少五分之三，当年冬季的严寒，导致有些地方畜牧的死亡率达90%。
在此背景下，往往是农业萧条，国力不振，内部矛盾趋于尖锐，游牧民族趁机南下，入主中原，或者杀伐破坏，或者建立割据政权。中国历史于是进入所谓乱世。
3、唐代的实例分析
在温暖湿润的唐代，农牧区界线北移，农耕区显著扩大。据研究，从战国到西汉初年，自今青海东部河湟地区向东北经陕北、陇东的泾、渭、北洛河上游，晋西北山陕峡谷流域南缘龙门，又东北沿吕梁山、恒山，接燕秦长城至今辽宁境内，存在着一条农牧业分界线。汉武帝时，北伐勾奴从而取得“河南地”，设立了44县，农垦区向北推移，农牧界线北推到西达河套西鸟兰布和沙漠和贺兰山、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北抵阴山，东面沿长城一线。但东汉以来游牧民族南下，使农牧区界线被打破，形成了一个农牧业杂处的交错过渡带。到了唐代，这条历史上形成的农牧分界线变成了农耕区与半农耕区的界线，且有所北移，如东段北移到燕山山脉以下，西南端向南延伸，达到陇山之西，东北端也伸向辽水下游。而半农半牧区与牧区也形成一条界线，即由阴山山脉西达居延海，东达燕山山脉。在这样的形势下，农业区形成一些发达富庶的地区，如泾渭河下游、汾水下游、涑水流域、伊洛两水下游和黄河下游地区。在半农半牧地区，也有了相当的农业基础。
这不仅使唐代的农耕区扩大，而且使得农耕区与游牧区有一个缓冲地带，使唐代的边防有一定的当地给养支持。唐代经济繁荣，边防稳固，社会稳定，实赖于此。
农业经济作物种植北线北移，多样性更加明显。由于气候的温暖湿润，唐代农业经济作物种植的北界更靠北一些，如水稻、蚕桑、竹类、柑桔等。产出的多样性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条件。研究表明，在气候温和时期，单季稻在黄河流域栽培，而双季稻则可以在长江两岸种植。而在气候寒冷时期，单季稻的种植则不过淮河流域，而双季稻更是仅限于岭南地区。换句话说，气候的冷暖所导致了单、双季稻的种植区域波动，达两个纬距。
唐代黄河流域普遍种植水稻，西起河西走廊，北抵河套、燕山南麓，南至秦岭、淮河，东至于海，都有水稳种植，水稻的分布比此前和此后均靠北一些，面积也更广阔一些。
唐代黄河流域还是重要的蚕桑地区，河南府、郑州、汝州、滑州、汴州、宋州、陈州、徐州、兖州、密州等，都是蚕桑区。
农作物生长时间增长，生长周期缩短，复种指数提高。由于气候温暖湿润，热量条件好，唐代可供农作物生长的时间增长，唐代农作物的生长期比现今要长10天以上。文献记载表明，唐代麦收在四月，而宋代则在五月。同样，唐代的两税收取时间比宋代要早一个多月。麦收时间的提前，必然会影响其他复种或轮种作物的生长。
唐代岭南流域双季稻，重庆涪陵一带也流行双季稻。与此相对应的是，唐代涪陵一带也出产荔枝，因品质优良而入宫廷。诗人所谓“一骑红尘妃子笑，谁人知是荔枝来”，这里的荔枝就是指四川的荔枝而非岭南的荔枝。凡此均说明当时的气温比现今要高不少。
也是在唐代，稻麦两熟制在南方十分普遍。《蛮书》记载：从曲靖以南，滇池以西，均是稻麦两熟。长江下游
在唐代也是稻麦两熟。
农作物单产提高，粮食总产量提高。研究表明，在中国北方中高纬度地区，在温暖气候状态下，自然灾害的频率减少，而温暖湿润的气候本身也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这便使唐代许多粮食作物的单位产量大大提高。据研究，中国古代在元代以前粮食亩产以唐代最高，达334斤每亩。唐代北方税粮的比例占全国的75.9%，北宋时期北方税粮的比例占全国的54.7%，而田土的比例只占全国的31%。北方税粮比例的居高不下，表明温暖期北方土地生产力水平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在这以后，情况则发生很大变化，南方的税粮比例日益提升，北方则日益下降。
三、宋代气候变化与历史发展趋势
（一）由温暖湿润向寒冷干燥的转变
以百年尺度而论，有唐一代300多年中，气候冷暖可分成两个时期，其中以8世纪中叶为转折点。从8世纪中叶至10世纪中叶，各类寒冷事件频繁发生，秋季冷空气南进的时间提早，入春时间则推迟。霜冻和降雪的最早、最晚时间都分别提早和推迟。从河湖海冰冻现象研究来看，气候带要比现代南退一个纬度。安史之乱正是在这个气候由暖转寒的关节点上发生的。
进入五代以后，气候总体寒冷，但时有反复。12世纪以后，气温急剧转冷。江南的太湖在1111年全部结冰，冰厚“足可通车”。太湖洞庭山的柑桔全部冻死。福州的荔枝在1110年和1178年两次全部冻死。12世纪70年代，长江上游地区也十分寒冷，至使上游高纬度地区的荔枝冻死。
（二）气候变迁与宋元历史发展趋势
由于气候寒冷，北方游牧民族一直处于对长城以南广大地区的高压状态，从而对中原农业民族构成严重威胁。由于气候的寒冷，早在10世纪，蒙古草原就出现了严重的旱灾。到了12世纪，中国平均气温比现在低1.8℃。丝绸之路湮灭，北部地区转向干旱，北方人口南迁。在这个寒冷期，蒙古草原地区有13个特大冻灾，有13个奇寒，远比隋唐时期为多。正是在这样的气候背景下，先有契丹，再有女真，继之以蒙元南下。游牧民族纷纷南迁。中原地区的北部边境频遭冲击。有记载说，在气候严寒时期，南迁的蒙古流民常达数万至数十万。直到14世纪，气候寒冷仍使岭北移民不断南迁，遣返饥民成为元朝政府的一个重要任务。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其活动核心区也越来越靠近东部，威胁中国南方的北方游牧民族也在不断向东推移。与之相应的是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东移南迁，东亚民族的战争舞台整体东移。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思考的历史人地轨迹。建都华北遂成为历史的选择。
（三）文化中心从中原转向江南
由于气候寒冷，北方黄河流域的农业经济急剧衰落。寒冷使得北方地区的农牧业分界线南移，耕种面积减少。加之游牧民族频频南迁，战争时发，经济备受摧残。奇寒大冻对北方地区的农业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据研究，今内蒙科尔沁沙地生态的急剧恶化，就发生在辽代的晚期至金代，恰好与寒冷期一致。辽代在沙地上建有２０余座城池，到金代只剩下３、４座，而且没有一座州城。
历史时期东亚气候变化的总体特征，是中高纬度地区变化幅度大，而低纬度的南方地区，其变化幅度则相对较小。一方面，地处南方，热量充足。另方面，干旱的气候也有利于南方沼泽地区的土壤熟化，更有利于生产。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中国经济重心从唐代开始南移，到了宋元时期，文化中心也从中原转移到了江南地区。中国历史文化在空间上实现了由北而南的历史性过渡。
四、明清小冰期与社会波动
（一）明清小冰期
明清小冰期，又称明清宇宙期。这一时期，中国境内气候十分寒冷。特别是在十五至十七世纪，寒冷天气达到极致。明正德七年（1512），洞庭湖结冰厚达1尺。正德十年七月，文安形成冰柱高达5丈。清康熙九年（1670），长江封冻“匝月不解”；同年十二月，浙江嘉善大风冰冻，河港封冻如平地；绍兴积雪厚达数尺。
这一时期，西南地区也是寒冷异常。明隆庆三年（1569），綦江大雪厚达３尺。清顺治九年（1652），贵州西部大雪连续达40天。乾隆四十九年（1784），泸州、合江、江津大雪厚达3尺。
由于气候寒冷，各种自然灾害频发。大阳活动频繁，彗星、行星会合记载多，陨石、天鼓鸣、海啸、飓风、洪水、大旱、地震等出现频率增大。
（二）明清时期的社会波动
由于气候寒冷，北方地区游牧民族地区一直处于高压状态。明代蒙古草原便有“时冬寒草枯成饥”之说。许多游牧民族进入鄂尔多斯高原地区抢掠或定居。元明清时期，东北地区农业大规模衰退，特别是东北的北部尤其明显。在这个时期，东北境内的许多民族纷纷南迁，改变生活方式。女真族一直呈现往南迁移的趋势，并最终入主中原，从而上演了明清易代的悲喜剧。
由于气候寒冷，黄河流域农业经济进一步衰落，沙漠化进一步加剧。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遂成定局。明清时期，黄河流域，特别是西北地区的农业生态更加恶劣。塔里木盆地庞大的水系开始瓦解，丝绸之路被风沙淹没，风蚀地貌增加。
由于气候寒冷，自然灾害频率加大，社会处于不稳定状态，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农业经济推动力和效率的转换，最终导致中国综合国力严重下降，从而为东方最终从臣属于西方埋下了伏笔。
明清时期的自然灾害
在明清小冰期，干旱尤其严重。黄河流域干旱灾害普遍多于水灾。统计表明，明代豫西地区干旱和偏旱达４９３次，几乎年年旱灾。特别是在明末清初，黄河流域在１６２７－１６４１年间出现连续１４年的严重干旱，旱情一直蔓延到长江以北地区，“赤地千里”，“天道亢旱”的记载史不绝书。１６４０年，共有１２３个县出现“人相食”，为近５００年来人相食最多的一年。
明清社会动乱
自然灾害的频发，导致了大量的“流民”出现。从流民到“乱民”仅一步之遥。明清之际，李自成、张献忠、川鄂陕白莲教、关中回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等此伏彼起。
社会动乱的根源在于：人地矛盾、自然灾害、生态失衡。
第四讲农耕与游牧：两种异质文明碰撞与融合的周期性分析
一、地球上的农耕带与游牧带
二、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对抗的必然性
三、周期性碰撞与对抗的环境机理
一、地球上的农耕带与游牧带
（一）农业的起源与传播
1，有关农业起源的理论假设
关于农业的起源，主要有人口压力说和宴享说两种。
A、假设一：人口压力说
代表人物：博塞洛普（E．BosZemp）
主要内容：在冰后期，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类的生存空间扩大了，人口的增长，使人类的足迹，除冰雪覆盖的极地外，已遍布五大洲的各个角落。在人口增长的同时，采集与狩猎的强度亦随之上升，特别是狩猎技术的进步，例如弓箭的改善与广泛使用，对大型动物的捕杀过度，导致其数量下降，使食物出现短缺。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就不得不转向其他食物来源，就不得不设法制作新的工具，发明新的技术，增加新的食物来源与数量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在新的食物来源中，植物的种子就占有重要地位。除去陆地与水中的动物和鱼类的肉，其营养价值比较高以外，在植物中，种子所含的热量明显高于植物其他部位（如根、茎、叶和果实）。因而就在约一万年前左右出现了驯化植物的农业。
B、假设二：宴享说
代表人物：海登（B．Hyden）
主要内容：他认为，在农业出现的起始时期，其生产量不大，所以其在人类原来的食物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不可能很大。因此，海登考虑在这种条件下，农业所驯化的植物的种类，与其说是为了补充原来食物的短缺，不如说是扩大食物的品种结构，增加美食种类更加重要。比如，有些植物纯粹是香料和调味品，有的谷物适于酿酒，再如一些葫芦科植物的驯化可能是用于宴饮的器皿。因此，他认为，农业极有可能是适合宴享的需求而出现的。
C、多种因素耦合论
现代一般认为，农业的起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自然基础——间冰期的到来、自然环境与生活环境的优越化导致生活压力的减小和相对闲暇时间的增多；古文明基础——相对四大农业古文明来说的，如工具的制造与发展、长期的狩猎与采集生活对动植物习性的观察与积累；特定历史时期的现实压力与要求，如人口的增多、对其他食物的追求；偶然性因素的触发与催化——多因素综合作用说。
2，索尔对农业起源地的推论
美国人文地理学家索尔在《农业的起源与传播》一书中，对农业驯化最早出现的地区，做了创造性的分析与推论。他认为：
A、植物驯化不可能发生在食物不足的地区。受饥饿威胁的居民，没有闲暇去进行那种导致在遥远将来获得更多食物的试验。
B、驯化中心必然位于一个动、植物种类繁多的区域，“那里有大量的遗传因子可供选择和杂交”。这就意味着要有多样化的地形和气候条件。
C、驯化不可能首先出现在大河的河谷内，因为那里需要先进的治水工程。
D、耕种不得不在林地中开始，因为早期的人类在那里“能够容易地由于树木枯死而取得用于栽培的空地”，他们没有能力去破碎草地的表层草土。
E、最早的农民必须已经掌握使之倾向于耕种的技能。索尔认为狩猎者不可能是这些人；但“林居”的使用斧头者，必然是驯化者的祖先。
F、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原始的驯化者应该是定居的，因为“人的食物也是兽类喜欢吃的”；如果人类不在那里经常照管成长中的作物，就不会有什么收获。
根据这些必要的条件，索尔推论，植物驯化的最初中心在东南亚。最早驯化植物的，是中石器时代居于溪水旁以捕鱼为主的人。由于生活在水中的鱼类那时比较丰富，人的食物供应较为稳定，故其得以成为定居者。这里，特别是地形起伏的山地高度、坡向使生态环境多样化，具有多种食用价值的植物。在热带地区，植物常年生长。这里的环境条件就为那些具有无性繁殖的食用植物提供被人类选择进行驯化的机会。根据索尔的意见，驯化植物在这里获得成功的艺术，在旧大陆向北传播。至于新大陆的驯化植物艺术，是否来自旧大陆尚难确定。在旧大陆，这种艺术在向北传播过程中，谷物栽培技术的艺术就发展起来。索尔的推论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但是在考古学上，还待深入研究后的事实佐证。
考古学所提供的资料
西亚两河流域的肥沃新月地区被认为是动、植物的一个驯化地，这点已为考古学所证明。在这里发现了众多的考古证据，包括使用的工具、固定的居住地以及最早时期驯化动、植物的一些物证。
3、几点重要结论
根据现当代的总体研究成果，农业的起源可能不像索尔所说的那样，只是东南亚这个单一的地域。多数学者认为，世界上最早的农业起源地应该是多元的。根据归纳，世界上主要的植物驯化源地大致有11处之多。按照文化地理学家斯宾塞和小托马斯的观点，驯化源地的植物群落，决定了人们驯化物种的选择范围。在中美洲地区，主要驯化的粮食作物有玉米、豆类、南瓜等；在西亚、南亚主要有小麦、大麦和其他谷物，在东南亚主要是芋头、薯类和香蕉等，在中国北部主要有谷子、大麦、荞麦、大豆等，在东非高原主要有硬麦、高梁和谷子，在地中海地区主
要有大麦和燕麦等。这些粮食作物使得当地的人口迅速增长，而人口的增长又反过来又剌激农业规模的扩大。（附农业的传播与农人的扩张地图）
4、粮食种类影响历史文化的发展
在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稻米一直都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食物。传统品种的稻米一公顷平均养活5.63人，小麦为3.67人，玉米为5.06人。在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东亚和南亚食米的文明区域都有比较多的人口。那里的人们也比较有生产力和创造性，较勤奋，在技术上有较丰富的创意，也比较绕勇善战。相形之下，食小麦的西方世界，以往都比较落后，直到近百年来才兴起。而且就大多数客观标准来看，西方世界到十八世纪才赶上印度，直到十九世纪才追上中国。
（二）欧亚大陆的农耕带
农业生产活动与早期人类长期进行的狩猎与采集活动有三点重大差异。一、流动生活-定居；二、单位群体人数少；三、活动群体大，聚居一处。
农业的出现，社会影响首先是生产单位群体小促进了家庭的发展，农业要求的定居、聚居带来的是村落的出现。在此基础上，农业进一步发展，就导致文明的出现，这是人类发展的根本性变化。此外，农业的出现使人口增长速度比过去大大增快。随着农业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人口的普遍增长也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可能。
青铜的出现、犁与畜力的使用、技术的改进、灌溉的出现，农业产量大增，社会分工、商品交换出现，进而社会就出现了阶级、法律、宗教、文字、城市与国家。这些特征就代表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文明。在历史上，代表世界最早的文明古国，在东半球有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在西半球有墨西哥、玛雅和印加。这些文明最早所在地不仅反映生产技术的新发展，也反映人地关系的新特点。
伴随着农业的起源与传播，在欧亚大陆的腹地很快便形成了一条纵贯东西的农耕带。在东亚，中国的黄河、长江至华南，在南亚，由印度河至恒河流域，西亚和中亚由两河流域至安拉托利亚、伊朗和阿富汗，欧洲由地中海北岸至波罗的海之南，以及地中海南岸的撒哈拉沙漠以北地区，都先后发展成为农耕区。纵观全局，欧亚大陆的农耕带，绵亘于大陆的东西两岸之间，形成一个偏南的长弧形地带。
（三）游牧民族进入历史
在欧亚大陆，差不多与农耕带形成的同时，也形成了一个游牧世界。它的位置偏北，几乎与农耕带平行，东起西伯利亚，经中国的东北、蒙古、中亚、咸海和里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直到欧洲中部。它也是东西绵亘，横穿欧亚大陆的中部。在农耕带与游牧带之间，虽然没有明确的界线，但大体上可以将自东而西绵延的兴安岭、燕山、阴山、祁连山、昆仑山、兴都库什山、扎格罗斯山、高加索山、喀尔巴阡山一线作为两大世界之间的地理界线。
在游牧世界，人们的生活与森林地带的农业正好相反，他们的生活是与辽阔的大草原相适应的。直到今天，游牧生活不仅在非洲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草原地区居主要地位，而且还盛行于自撒哈拉沙漠到中国东北部的其他许多辽阔的大草原和沙漠地带。这些地区没有足够的水来供给农作物，所以无法栽培作物，只好驯养动物来作为自己的生活来源。
一般说来，畜牧业的兴起比较晚，等到马和骆驼得到驯养，解决了空旷原野上的交通运输问题时，才逐渐发展起来。公元前1500至1000年是畜牧业兴起的阶段，在这期间，发展起多种形式的畜牧业。有些地区的牧人仅以一种动物为生，如阿拉伯人之于骆驼，非洲西南部主要畜养牛，中亚地区则畜养马、牛、骆驼、绵羊和山羊等。
二、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对抗的必然性
（一）农耕与游牧：两种生活两重天
1、农耕区与游牧区的环境差异
2、农耕区的富庶与游牧区的贫穷
3、牧人对农人的绝对依赖（粮食、衣服、铁器等生产、生活用品）
（二）气候变迁与两者间的边界盈缩
1、气候变暖变湿时农耕区向外扩张，游牧区缩小；
2、气候变冷变旱时，农耕区缩小而游牧区南进西迁。
（三）游牧民族的南下与西迁
从欧亚大陆的整体来看，历史上的游牧民族主要分成三个部分，一个是南部沙漠地带的闪米特部落，另一个欧亚大草原西部的印欧人和大草原东部的蒙古——突厥各族。
印欧人发源于里海地区，曾在那里牧牛，并从事少量的耕作。因为主要以畜牧为生，所以只要发现有更为理想的地方，他们就用大牛车载起所有行李，朝那里迁移。迁移时总是整个的部落一起行动，妇女、孩子和战士全部参加。他们就这样向西推进到俄罗斯的南部和欧洲的东南部。到公元前2000年时，他们已分布到多瑙河平原以东的广大区域，并威胁当时的各文明中心：中东、巴尔干半岛和印度河流域。
在地处大草原西部的印欧各族和地处大草原东部的蒙古-突厥人之间，有一条最早的分界线，这就是阿尔泰山和天山山脉。在这条界线以东，地势较高，气候干噪，生态环境更为恶劣。这里的牧场没有西部肥美。这种地理上的不平衡造成相应的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即出现了一个持久的、影响深远的民族大迁移。草原东部的民族，往往以难民的身份向西迁徙。如历史上西徐亚人从阿尔泰山迁到了乌克兰；突厥人取代西徐亚人进入中亚，以后又尾随西徐亚人进入中亚；最后，蒙古人也从后面向西推进，直到十三世纪，侵占欧亚大部分地区，建立空前绝后的大帝国。这些东方的游牧者，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不仅能进入欧洲、中东和印度，也能抵达中国；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不时就入侵中国。
（四）游牧世界的战略优势
游牧民族的社会动员强于农耕民族（全民皆兵）；
游牧民族的机动性强于农耕民族（马上民族的机动性与定居生活的辎重恰相对比）；
投入战争的武器水准基本相同（冷兵器时代的大刀、长矛等）
直到中世纪结束的十七世纪，由于火器的发明，欧亚大陆上的游牧民族才结束了对农耕世界的战略优势，遂使种族发展的趋势转到相反的方向，即农业民族处于攻势，而游牧民族处于守势。
中国的例子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亲率8万大军出塞，与蒙古领袖噶尔丹周旋。清军配有西方式的炮车，为前所未有。昭莫多一战，清军大胜。该战役也被公认为中国军事史上结束北方游牧民族以骑兵占优势的转折点。
（五）游牧民族的入侵与古代文明的终结
马与金属武器的结合，促使游牧民族发起两次席卷欧亚大陆古代文明中心的大规模入侵浪潮。第一次约在公元前1700年至1500年之间。他们往往是手执青铜武器，驾着马拉的战车，侵入文明中心；第二次发生在公元前1200年至1100年之间，入侵者往往是骑在马背上，用铁制武器作战。这两次入侵的结果，除中东外，欧亚大陆的所有古代文明都被摧毁。而中东的例外，并非是由于它没有被入侵，实际上，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中东地区遭游牧民族入侵的次数最多。虽然中东地区的帝国一个个旋灭，但中东文明本身依然经久不衰。一个原因是，中东文明由来已久，文明的根子扎得很深。另一个原因在于，中东地区到公元前1700年前后，文明的区域已极为辽阔，因而不可能完全被入侵者所征服或摧毁。正是在游牧民族的这种周期性入侵之中，欧亚大陆的古代文明走向终结，取而代之的则是从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500年之间的古典文明。儒教、印度教、等级组织和民主政治等均来源古典时期的非凡创造力，而并非古代文明的逻辑发展。
游牧民族入侵古代文明中心实例分析（一）
约公元前2000年时，印欧语系中的赫梯人，翻越高加索山脉，进入小亚细亚。他们与当地诸民族联合，在以后若干世纪中，建立起一个包括叙利亚大部分地区和整个小亚细亚的宠大帝国。在公元前1590年前后，他们进入巴比伦。与此同时，来自美素不达米亚东南扎格罗斯山脉的另一个印欧部落——喀斯特人，则乘赫梯人攻掠巴比伦之机，占领了这座古老的都城，并建立了巴比伦第三帝国，达数世纪之久（BC1600-1100年）。还有一个来自亚美尼亚高原的胡里安人，他们在巴比伦帝国北部的亚述地区，创立了米坦尼帝国，在BC1500年前后臻于极盛。即便是受到环境很好保护的古埃及，在BC1720-1570年之间，也遭到主要由闪米特人组成的喜克索人的入侵。古埃及历史上的新王国时期正是从驱逐喜克索人开始的。差不多与此同时，亚述土著也推翻了米坦尼帝国，并征服了喀斯特人，
建立起亚述帝国。这样，中东形成了三大帝国鼎足而立的局面——北方的赫梯帝国、南方的埃及帝国和东方的亚述帝国。
游牧民族入侵古代文明中心实例分析（二）
BC1200年前后，第二次蛮人入侵浪潮掀起，上述三大帝国的均势遭到破坏。在赫梯人撤走叙利亚-巴靳斯坦走廊后，有三个闪米特民族填入这一真空地带。腓尼基人在地中海沿岸定居下来，阿拉米人定居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北部，希伯来人定居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这三大民族也成为后来中东地区历史与文化的创造主体。
与此同时，东面的其他入侵者如印欧语系的梅德人和闪含语系的加勒底人合作，正在向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渗入。
而在南亚和东亚地区，约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导致印度古代文明终结，印度历史进入“吠陀”时代。约在BC1027年前后，原先生活在中国西陲边境的周民族，攻入商都，建立周王朝。BB771年，西部的游牧民族犬戌又攻破西周都城（今西安），周室东迁（至今天的洛阳）。中国历史遂进入东周（春秋与战国时代）时代，中国古典文化也由此进入“突破期”。
三、周期性碰撞与对抗的环境机理
（一）中世纪两大文明的对抗与碰撞
古典时期，伟大的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文明，在亚欧大陆核心区居统治地位。然而，边远地区的游牧民族，最终践踏了这些文明，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
游牧民族的入侵所造成的影响因地而异。中国北部和印度北部虽遭蹂躏，但仍然保持了独特的文明；中国南方和印度南方，因与游牧民族相距较远而幸免于难；拜占庭和波斯帝国势力强大，足以击退入侵者；而西方却长期屡遭日耳曼人、匈奴人、穆斯林、马扎尔人和维金人的侵略，因此，其旧制度遭到破坏的程度，比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远为严重。然而，正是这些破坏，成为西方在近代走在世界前列的基本原因。因为在旧文明的废墟中，能产生一种崭新的文明，一种更能适应变化中世界的需求之文明。文化或文明发展的逻辑正是如此。
3至6世纪，是欧亚大陆的农耕区普遍遭受游牧民族入侵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入侵不亚于BC2000纪游牧民族使用青铜或铁器的入侵。正像此前的入侵造成古代文明到古典文明的转化一样，3-6世纪的入侵，则预告了欧亚大陆中世纪文明的到来。（附：碰撞与对抗的实例分析。）
碰撞与对抗的实例分析
中国：胡马南下、汉帝国解体、五胡乱华、分裂割据；
印度：笈多王朝遭遇白匈奴的入侵；
伊朗：萨珊王朝遭遇突厥；
西方：蛮人入侵与西罗马帝国灭亡。
中国：秦时明月汉时关
唐代诗人有言：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西汉王朝：匈奴乃心腹之患。
三国时期的乌桓。
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乱华”（均为蒙古人或突厥人支脉），阿尔泰语几有取代汉语之势。
印度和伊朗：旧土地上的新主人
在印度，5世纪时，鼎盛一时的笈多王朝在“白匈奴”（东支匈奴）的攻击之下寿终正寝。从此，直至13世纪穆斯林突厥人出现，印度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类似于笈多王朝那样的统一的中央政权。像中国一样，入侵和分裂成为这一时期印度的历史常态。
在伊朗，萨珊王朝遭遇突厥民族的严重入侵。
西方：蛮人入侵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其迁徙的方向一般是自东向西，而很少有例外。因为大草原的坡度使西部草原水源充足，土壤肥沃。这一地理优势，吸引着东方的游牧者。正因为如此，历史上进入西方的游牧民族，大多起于北京以北以西的远东冻土带或漠北草原，沿欧亚大陆中部的草原走廊，止于中欧匈牙利平原。这也正是为何如此众所的游牧民族抵达今匈牙利后，便不再四处外迁的原因。他们以匈牙利为基地，袭击周围各欧洲国家。
476年，正是在蛮人的联合攻击之下，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历史进入中世纪。
（二）环境变化周期与文明冲突周期的同步性
1、匈奴南下与西迁的气候背景
匈奴就是曾经被称为戌、狄的荤粥或猃狁，商代称为鬼方、混夷、犬戌等；西汉时期，正式被称为匈奴。英语称为Huns。匈奴早先居住在北方的草原地带，《史记·匈奴列传》称：“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早在商周时期，匈奴的先人就曾频频攻击中原农耕地区。周幽王就是被犬戌杀死的。春秋以降，生活在草原东部一带的匈奴，频频南下，对当时的燕、赵等国构成威肋。正是在此背景下，燕、赵等国修筑长城。秦统一六国后，一方面将北部的长城连成一气，另一方面又派大将蒙恬等，抵御匈奴。
西汉初年，匈奴拥兵30万，构成汉王朝的“心腹之患”。汉高祖率军北伐，遭平城白登山之围，差点被对方活捉。从此以后，西汉以和亲政策，与匈奴保持敬而远之的关系。
西汉武帝时期，接连派卫青、霍去病等将领率兵攻打匈奴，又派张骞凿通西域。匈奴自此一蹶不振。
东汉以后，漠北气候急剧转冷，《汉书·苏武传》记载说，匈奴囚禁苏武的地窑居然也是“冰冻三尺”。急剧变化的气候，使漠北草原的生态环境骤然恶化。匈奴南下势在必然。东汉永和元年（89），窦宪等率精兵北击匈奴，在金微山（阿尔泰山）给予致命打击。自此，匈奴整体由东而西，充当起欧洲历史上的“上帝之鞭”。
290年前后，一度消失的匈奴人出现在欧洲边缘、顿河流域阿兰人居住的地方，并建立了自己的王国。他们东征西讨，迫使哥特人向西迁徙，并由此而引发了欧洲历史上的蛮人大迁徙。公元5世纪初，阿拉提继位。他是匈奴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被西方人形象地比喻为“上帝之鞭”。他即位后，对东西罗马帝国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攻击。453年，阿拉提神秘死亡。匈奴帝国四分五裂。他们的后人，主要聚居在匈牙利平原上。
与此同时，留在中土的南匈奴各部，在十六国时期又建立了汉、北凉、大夏等政权。十六国结束后，他们渐渐与其他民族融合，由此而失去了原有的民族特色。
2、蒙古人的南下与西征：
十二世纪以降，气候寒冷异常。蒙北草原一片萧疏。正是在此背景下，蒙古民族开始南下西征，并在短短的25年时间里建立起横跨欧亚大陆的、亘古未有的大帝国——蒙古帝国。
大事记：
1206年，蒙古汉国建立，铁木真称大汗。
1218年，灭西辽。
1224年，灭花剌子模（西亚）。
1224-1225，征战罗斯各国。
1230年，波斯成为蒙古属国
1234年，灭金。
1235-1240，灭罗斯诸国。
1241年，攻陷波兰、匈牙利。
1253-1260，攻陷阿拉伯帝国。
1264年，旭烈兀建立伊尔汗国。
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1279年。元灭南宋。
（三）冲突与融合：欧亚大陆的文化整合
东西文化交流与整合
从东方到西方
方板连泵：5世纪前后
活塞风箱：6世纪前后
轮式辗磨机：7世纪前后
风筝：8世纪
水力治金鼓风机械：9世纪前后
深钻孔法：9世纪
磁罗盘：9世纪
航海运输：9世纪
铸铁：8-10世纪
独轮小车：10世纪
铁索桥：10世纪
纸：10世纪
瓷器：9-12世纪
有效耕畜挽具：12世纪
平面拱桥：13世纪
运河闸门：13世纪
雕版印刷：13世纪
轭：14世纪
火药：14-15世纪
火药用于战争技术：16世纪
拉式纺机：16世纪
活字印剧：16世纪
金属活字印刷：19世纪
第五讲文化区与文化整合
一、文化区的概念与类型
二、世界主要文化区
三、中国的文化区与文化亚区
一、文化区的概念和类型
（一）文化区的概念
文化区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也是最能体现文化研究之地理特征的内容之一。
所谓文化区，就是指具有相似文化特质的地理区域。
文化区域这一术语最早是由美国人类学家奥蒂斯·梅森于1895年创造的，其最初的含义是用地理区域的区别来概括某些被认为是具有意义的文化现象。
1922年，美国人类学家威斯勒重新界定了文化区这个概念。他主要从文化特质的相似方面来限定文化区，认为文化区可以根据文化特质来加以分类。他还进一步指出，文化区有文化中心与边缘之分，文化中心是一个文化区所共有的文化特质表现最为集中的地方，但它并不一定就是地理中心，而文化特质一旦创造出来，就会呈放射状向边缘地区进行传播。
在当代的学术语境中，文化区又被称为文化地域或文化圈。
（二）文化区的类型
正如文化的内涵错综复杂一样，文化区的形成和发展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自然环境、行政区划、经济类型以及移民等。每个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于文化区类型的认定，往往会依循不同的标准，并进行不同的类型划分。这种认定与划分既有差异，但也有一些共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