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语文课为什么几乎没有写作教学？(王荣生)

我国的语文课为什么几乎没有写作教学？（王荣生）

我国的语文课为什么几乎没有写作教学？（王荣生）孟鸿

几年前的一个下午，记忆犹新，参会的人都去了金沙遗址，我和王荣生兄在杜甫草堂喝茶，闲静在川西坝子的秋日阳光里，树荫的缝隙处，遗漏了斑驳的阳光，我们散谈开来，无主题，无中心，说的是语文，想的是语文，无忧思之深广，有情谊之恳切。三分之二的时间，说的是作文教学。我在一种直愣和含混的状态，说及我的切身感受，“当今中小学语文讲堂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作文教学”，随意性，自由态，盲目中，趋奉了考试，应景了当下……他说，他也想在作文教学上找一个“切入口”，找一些“支撑点”，他密切关注了全国范围内的作文教学研究，他也感觉“无从下手”。我们也说，如今情状，甚为正常，歧路交错，异见纷呈，违背常识，急功近利，真正的潜心而为，努力当下，致力未来，其路漫漫也。静下心来看看王兄《我国的语文课为什么几乎没有写作教学？》一文，向隅而思，切己涵蕴，也许能清楚明白些什么，能把作文教学搞得生动活动些，实际实在些，滋味横生起来，情趣盎然起来，对于学生的生命成长和生命的自我实现，能有一些奠基性的支撑，能有一些未来性的开拓，真正意义上的作文教学，可能就不是一种呓语了，更或不是一个空想了。

我国的语文课为什么几乎没有写作教学？

王荣生

一、问题的提出

这早就不是秘密：在我国中小学的语文课里，几乎没有写作教学。据我们所知，中小学的“作文教学”，主要在两个阶段：一是在87写之前，主要的工作是指导学生审题，或使学生进入写作的情景，或有构思的激发乃至“训练”。这一阶段主要解决“写什么”的问题，对“怎么写”只有原则性的引导或要求。二是在写之后，教师对学生的作文进行讲评，或展示好的作文，或做提升作文档次的修缮，有时是教师介绍批卷的感观，或解释本次作文打分的标准。这一阶段主要解决“写得怎么样”的问题，对学生是怎么写的，则很少顾及。中小学有“当堂作文”一说，但所谓“当堂作文”，只是给学生写作的时间罢了，具体的写作过程，教师通常很少顾及，更缺乏有效的指导。

为何我们的语文课几乎没有写作教学呢？这自然可以罗列很多原因，比如教材的原因、教师的原因等等。但按我们的判断准则，在语文教学实践中长时期地、大规模地出现的问题，一定与语文课程研制、与《语文课程标准》研制有直接的关系。与国外课程标准相比较，直观的印象，是我国的语文课程目标有欠具体。那么，在《语文课程标准》研制中我们能不能使“写作”的目标更具体些呢？为什么我们过去数十年的几代《语文教学大纲》的目标都不具体，到了现在的《语文课程标准》还是有欠具体呢？我们的语文课几乎没有写作教学，这是不是跟《语文教学大纲》、《语文课程标准》的目标不具体有因果关系呢？

二、“文学性的散文”及其不可教性

关于“作文”、“习作”、“写作”、“表达”等名目的取舍，在语文教育研究中已有不少讨论乃至争论。之所以关注名目的问题，是因为大家感到中小学作文教学出了问题，而且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与语文教育其他领域的研究一样，大家对作文教学问题的关注点，也是其价值导向；近十年语文课程改革在作文教学方面的主要努力，就是倡导新理念，树立新导向。而新理念、新导向的核心，则是提倡写“真情实感”。这里似乎隐含着这样一种逻辑：如果学生们写了自己的“真情实感”，那么作文教学中的种种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大家是这样提问的：怎么才能使学生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或者反过来问：是什么阻碍了学生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于是寻找“病根”，比如“语文知识”，比如“命题作文”，比如“作文的程式化”；

于是开出“药方”，比如设法“丰富学生的生活”，比如推行“情景作文”，比如采用“话题作文”，比如提倡“个性写作”、“创意表达”、“生命作文”。然而不能写出“真情实感”的问题，好像依旧存在，依旧很普遍地存在着，而且改变的希望还不大。

也就是说，我们的种种筹划，并没有获得成功，而且看起来也不大会成功。而筹划不成功，很可能是我们在认知上出了偏差。在我看来，问题本来应该是这样提出的：我们在让学生写什么样的文章？这样的文章，学生们能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吗？在我看来，只有在这两个问题有了答案之后，我们才能够进而讨论“怎么使学生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的问题。

凡写作总有体式。“让学生写什么样的文章”，换一种说法，就是“让学生写什么体式的文章”。只要翻一翻中小学生的“优秀作文”，看一看历年中考和高考的作文题，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我国语文课程里学生在学、在写、在考的文章，是“文学性的散文”——小学是“记叙性（描述性）的散文”，初中由“记叙性的散文”

过渡到“议论性的散文”，高中则主要写“议论性的散文”，或者叫“夹叙夹议”的“随笔”。我们希望学生们能写的“好文章”，准确的说法，就是“好的文学性的散文”。这有两个标志：其一，内容新鲜；其二，表述生动。“内容新鲜”的含义，就是“独创”。从逻辑上讲，“独创”的内容来源于自己（）的真情实感。“表述生动”有两层意思：一是结构巧妙，二是语言“带有文学的意味”，即有“好词好句”；两者合二为一，也就是形式的“独创”。从逻辑上讲，“独创”

的形式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

内容“独创”、形式“独创”，这正是“散文”的特点——“好散文”的特点。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们的语文课程里，教师能教会学生写内容“独创”、形式“独创”

的“好散文”么？答案是“不能够”。其道理如下：第一，内容“独创”、形式“独创”的好散文，具有“不可教性”。或者这样表述：写作“文学性的散文”，是（学生）自发、自为、自创的，谓之“创作”；要内容“独创”、形式“独创”，（学生）只可自遇而不能他求外人。换句话说，让学生写出“好散文”，语文教师只能起到“催生”的作用——“情景作文”，“丰富学生的生活”，提倡“个性写作”、“创意表达”、“生命作文”等，其实都是“催生”的办法，包括传统语文教学一直强调的“揣摩”。第二，写作教学的“教学”，如果按通常的意思把它理解成“训练”的话，那么就很可能阻碍、乃至扼杀学生的“独创”。“教学”按其本性，只能教已有的东西，比如教学生散文的知识或如何写散文的知识，比如教学生如何模仿好的例文等等。这样，就势必偏向于散文的形式方面，也就是散文写作的规范或技巧。问题是好散文“文体不拘一格”（南帆《文学的维度》），问题是“文学性的散文”没有规范。根据南帆的研究，“散文含有反文类倾向”，“散文的首要特征就是无特征”。甚至有作家宣称：“一讲规范，散文就死”，也就是走向“程式化”。这样，散文的不拘一格与“训练”的必须一格，就会产生对立。偏向于形式方面而进行规范或技巧的“训练”，很难与“真情实感”的自然抒发融合在一起。显然没有教师喜欢学生说假话，显然也没有学生愿意说假话；但学生事实上在说假话，教师事实上在鼓励学生说假话。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以为，这恐怕不单是个“理念”的问题，其中必有不得不如此、不能不如此的隐情。而隐情之一，就是形式的“训练”与“真情实感”的自然抒发在本性上有矛盾、相冲突。冲突的结果，是形式“训练”压倒了“真情实感”的自然抒发。也就是说，在语文课程里的写作中，学生不得不为了形式的“训练”去选取内容，内容不得不迁就形式的需要，乃至为了某种形式不得不去假造内容。

综合上述两个方面，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按写作的正途，内容“独创”、形式“独创”的“文学性的散文”，不能够“教”，也不可以“教”；而只能采用种种“催生”的办法，引领学生进入自发的“创作”。

不能够“教”、不可以“教”，也就不会有固定的、必学的知识内容，因而也就不太可能

制订像国外那样的写作内容标准。内容“独创”、形式“独创”，也就不会有人人必需达到的、统一的指标，因而也就很难制订出像国外那样的写作技能评价标准。这样，以“文学性的散文”为写作对象的我国《语文课程标准》，在课程目标的制订上，就不容易具体了，似乎也没有东西可以被具体。

没有固定的、必学的知识内容，没有人人必需达到的、统一的技能指标，而只能采用“催生”的办法引领学生进入自发“创作”，这就使得作文的课堂教学难以操作，似乎作文“教学”（训练）也无大必要，甚至反而还会起负面的效果：写作好的学生一致认为，自己能写出好文章（文学性的散文），与语文的课堂教学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有经验的语文教师一致认为，学生的好文章（文学性的散文）不是“教”出来的。

三、“文学性的散文”应试化与“虚情假感”的盛行

问题是“文学性的散文”写作要考，问题是广大学生要完成不少于500字或800字的“作文”，问题是在考场的45分钟里学生既不能等创意“自发”、也不能靠别人“催生”。

于是教师必须教，学生必须练；并且要教、要练得像“独创”一样。于是就只能在形式上做文章，进行“规范”、“技能”的“训练”。于是就势必流行与规定标准大异其趣的“事实的语文课程标准”。正如一位教师所说：“对付应试作文有些俗招，虽然不是写作的正途，但是有用。比如写议论文：最好用一句话开头，要会写一段漂亮的话（要有感情，有高度），分论点要排列整齐，例证要新鲜，要有点雄辩的样子，一般有五六个段就可以了，不要搞得太碎，来几个排比句，或者几个反问句，结尾收束时不要说空话，编故事要合情理，记叙文要有点‘煽情’……友人认为教师不应该教这些东西，可是我们应该明白这不是理想的写作，而是为了生存的写作。为了学生的生存，这样的做法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况且以现今的阅卷水平和形式，用这种办法去‘混分’也是一种必然。”（王栋生《在理想与生存之间——谈两种写作状态》）

结果是《语文课程标准》所倡导的“理想的写作”，与语文教学不得不从事的“为了生存的写作”分裂了。结果是为了考试而巧用“俗招”的“文学性的散文”，压倒了本来应该基于“真情实感”的“文学性的散文”。

这样，“我们在让学生写什么样的文章？”就被变成了另外一个问题：“学生不得不写的是什么样的文章？”——正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形成了语文教学中实际上在通行的“事实的语文课程标准”。

而学生们和语文教师们对这个问题的一致回答是：“作文”，也就是巧用“俗招”的“文学性的散文”。

“作文”是中小学特有的事物，它一头连着“写作能力”的培养顺序一头连着各式各样的考试，尤其是高考和中考。从顺序上看，似乎培养在前，考试在后。因为考试是对学生“写作能力”的检测，也间接地进行着对学校培养状况的评估。但从逻辑上讲，却应该考试在前，培养在后。因为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写作能力”，乃至什么样的东西叫“作文”，定夺于高考、中考这样的权威考试。

这样，动态的“写作能力”就被化为静态的试卷得分，形成性的“写作能力”培养问题就被化为批卷打分的作文等第问题。什么是较强的“写作能力”呢？考试得分较高的作文是也。什么是较弱的“写作能力”呢？考试得分较低的作文是也。因此所谓培养较高的“写作能力”，也就被具体地演化为要学生写出能得到高分的“优秀作文”。

权威考试塑造了“写作能力”，塑造着中小学的“作文”。在课程标准的目标与教学中实际通行的目标较为一致的情况下，在有相对固定的写作规范与技巧因而较适宜于“训练”的文章体式中，动态的“写作能力”与静态的试卷得分一般也会有较为一致的关系。也就是说，课程标准与考试的评价标准能保持较为一致的关系。然而在课程标准的“理想目标”与教学中流行的“事实目标”分裂的情况下，对“文学性的散文”这种体式来说，尤其是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