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届亚洲新人文联网会议暨_海_省略__回顾与前瞻_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_王日根

史　学　月　刊 ２０１５年 第７期

·会议综述·

第１２届亚洲新人文联网会议暨“海上丝绸

之路：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王日根 朱勤滨

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１～２３日，第１２届亚洲新人文联网会议暨“海上丝绸之路：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和嘉庚学院联合主办。亚洲新人文联网会议是一个旨在促进跨学科、跨地域学术研究的平台。本次大会围绕当下人文学科的热门议题“海上丝绸之路”，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以及美国、日本、德国、新加坡和以色列的学者，提交了２７篇论文，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　海上丝绸之路的线路与商贸

海上丝绸之路，其第一层意思就是“路”，它是世界各地互相连通的纽带，亦是相互交流的前提，航路的远近直接反映了各个时代联系的空间。因此，学者们非常重视对历史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路线的探究，既有对航路的详细考证，亦有关于线路变迁与影响的论述。商贸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所发挥的一项重要功能，丝路带上的经贸关系与商人活动则是本次会议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关于线路问题。李金明（厦门大学南海研究院）在《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变迁》中谈到，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先是汉武帝开辟的经东南亚至印度的海上通道，后由于唐朝把对外贸易的重心从陆路转向海路，宋元时期鼓励阿拉伯商人来广州与泉州等地贸易，遂由原先的从广州经东南亚至南印度发展到越过印度洋、进入波斯湾至阿拉伯海沿岸一带。到了明代中叶，随着欧洲殖民者的东来，尤其是西班牙殖民者为维持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开辟了从马尼拉至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贸易航线，把中国商船载运到马尼拉的生丝和丝织品经太平洋转运到美洲大陆，然后又经大西洋再运到欧洲各地。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也因此从区域贸易航线发展为联系东西方的全球贸易航线。郑永常（台湾成功大学历史系）《明末清初赤坎至金门航路：以〈耶鲁藏山形水势图〉为中心》一文，首先介绍了《耶鲁藏山形水势图》的基本情况。该图记录了中国帆船以越南赤坎为中心的航程，往北最初是至福建太武山回程，其后延至渤海湾之天桥厂；往南至柬埔寨，再转往暹罗而回。紧接着指出了该图的重要性：它保存了从赤坎至福建金门的来回针路，这是一条很完整的直快航海针路，可弥补《顺风相送》《指南正法》的缺失。最后作者还结合向达《两种海道针经》和《郑和航海图》及其他史料详加考证，重现了从赤坎至金门来回的山形水势针路图。李艳林（厦门大学嘉庚学院）《边疆对外商道拓展与演变》一文，主要研究中国海洋政策与经济中心变化所带来的商路变迁对云南商道拓展与演变的影响。云南的交通网络由汉晋时期的交通干线发展而成，隋唐时期滇川交通、滇藏交通有了一定的拓展，驿道网络更为发达。此期云南商道主干线主要集中于通过滇川线加强云南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或通过滇藏线沟通滇藏之间的交往。宋、元、明、清时期政府海洋政策调整，中国经济中心南移，对东南沿海港市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地处中国西南边疆的云南也因此从其东面与中原地区加强联系。原来长期使用的传统商道地位下降，从东面进入云南的商道地位有所提升。

经贸关系方面。林枫（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港市与中国经贸关系———历史、现状与未来》一文，选择重点港市，运用计量方法复原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场景，勾勒现在的经贸图景，分析不同时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影响。以港市为切入点，着眼未来，建构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关系。文章着重阐述重点港市与中国经贸关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以及东南亚与中

国未来关系的构建。

商人研究主要集中在闽商。张侃（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明末在澳闽商的生存形态与社会形象———以〈盟水斋存牍〉为中心》一文，通过对《盟水斋存牍》的梳理以及其中人物、事件的考证，为我们展示了明末在澳闽商的生存状况。《盟水斋存牍》是一部法律文牍选编，刊刻于崇祯年间，其中有不少关于闽人、闽客和闽商的案件文牍和禁令文书，案中细节真切地反映了闽商在当地的生存形态与社会形象。作者从中提炼的内容有：其一，在澳闽商接济澳夷；其二，闽商身份复杂，有真有假，或官或兵，或商或盗，不断地冲破王朝法令到澳门沿海进行贸易；其三，商业活动中充满风险与纠纷；其四，《盟水斋存牍》总体呈现的是粤澳闽商的“负面”形象。作者进一步分析了明末在澳闽商生存形态与社会形象背后的社会根源。水海刚（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在《澳门闽商史论纲：１９４９～２０１０》中指出，１９４９～２０１０年间澳门闽商取得了巨大发展。这一时期大量闽人移居澳门，影响了澳门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形态的变化。随着闽人的增加，澳门闽商对澳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澳门闽商立足澳门，积极发展与内地、港台及国际社会的经贸联系，在新的历史时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二　海上丝绸之路与人文交流

人文交流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所发挥的另一项重要功能，在当前中国正大力推进“软实力”与“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背景下，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人文交流自然成为本次会议的热门议题。

沈揆一（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乾隆时期中国艺术的欧洲登陆》一文指出，１７～１８世纪，随着大量中国货物和生活用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往欧洲，中国的绘画和园林建筑风格也登陆欧洲。明末清初中国文人艺术的精致和典雅，无论是在绘画还是园林建筑中，都给当时占领欧洲艺坛的巴洛克风格带来冲击。１８世纪中期，即中国的清乾隆时期，在欧洲对中国生活情趣的欣赏和艺术风格的崇拜已成为一种时尚，这也导致了一种更讲究华美纤细的洛可可风格的出现。文章的贡献是对１８世纪欧洲绘画艺术中的中国元素做了清晰的梳理。

蒲慕州（Ｍｕ－ｃｈｏｕ　Ｐｏｏ，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的文章（Ｆｅｒｎ ｏ　Ｍｅｎｄｅｓ　Ｐｉｎｔｏ（１５０９～１５８３）ａｎｄＨｉｓ　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费尔南·门德斯·平托和他的中国宗教观》），通过对１６世纪葡萄牙传教士费尔南·门德斯·平托的游记的研究，透视西方人士对东方世界的认识。其研究目的有二：一是延续作者的古代外国人研究，弄清１６～１７世纪欧洲人对中东与远东地区态度的相同点与不同点；二是通过详细考证，弄清欧洲人东方认识的信息来源是主观想象还是准确获得的。这就要求作者从当时欧洲人的游记着手研究。平托从１５３７年离开欧洲，在东方漫游了２１年，并留下了丰富的资料，因而可以作为理想的个案。本文尤其重视游记中关于文化与宗教的记录。

修海乐（Ｈａｒｏｌｄ　Ｐ．Ｓｊｕｒｓｅｎ，上海纽约大学）的报告（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南中国海的“文化”内涵》），通过比对地中海文化圈，来观察同样是被陆地环绕的南海区域，由此提出一系列问题：南海有无形成共同的文化圈？在什么程度上可以说南海文化圈？这个区域独特的海洋历史活动有无形成共同的文化规范？通过海洋商业活动进行的观念、信仰、实践交流能够重塑土著文化吗？这种重塑是互惠还是一直处于附属地位？作者认为，这些问题的焦点是技术。由此他又提出在什么程度上海洋活动导致技术转移？是否有优势技术支持该区域的文化霸权？技术变化是否会影响军事平衡？他认为这些问题的解答有助于当前在南海争端下寻求和平共处与文化交流的可能。

李焯然（Ｌｅｅ　Ｃｈｅｕｋ　Ｙｉｎ，新加坡国立大学云茂潮中华文化研究中心）的《宣德化而柔远人：传统中国对外政策与海上丝绸之路》认为，受儒家德治思想的影响，“怀柔远人”是传统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思想。这种想法在汉朝以后成为历代君主和大臣的睦邻之道。中国历史上将“德化”与“怀柔”政策付诸实际行动的明显例证是明初郑和下西洋的壮举，这一系列的航行构建了中国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基本交通网络。在“宣德化而柔远人”思维下构筑的朝贡体系，未见有掠夺行为，而是呈现出一片和谐景象，这和现代意义的对外扩张之后大肆侵占他国资源的行径是完全不同的。这种外交关系是当

时南亚、东南亚社会稳定的一个因素。针对当前中国致力于软实力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作者认为，传统的“德化”和“怀柔”是否可以视为文化软实力？近年中国国家领导人倡议的“一带一路”是否为传统“怀柔”思维的延续？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朱盈蓓（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海洋亚洲文化生态共荣圈互动体系研究———以华人流散文学现象为启示》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兴起，构建了一张庞大的国际贸易网，也因此连接了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交往活动。处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亚洲国家，因其特有的生态环境，在相互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中彰显出独特的地域特征，形成特有的亚洲文化生态共荣圈。透过海洋亚洲文化圈中华人流散文学现象的考察，作者提出利用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特质，建立海洋亚洲文化丛。并且指出，在这一大型文化圈中进行文化生态地位的竞争和平衡，最重要的任务是传承和传播海上丝绸之路的海洋亚洲文化，并通过人口、资源、环境生态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对文化生态型资源进行开发与利用，建立起在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三者之间合理协调发展的海洋亚洲文化生态圈体系。

郭洁（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的论文（Ｐｏｒｔｒａ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ｕｔ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Ｅａｒｌｙ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清代前期丝绸之路的景象》）为我们呈现了清初丝路带上的各种活动场景，其间清朝统治者、西方使节、传教士等众多角色交织。作者指出，大清取代明朝后，继承了儒家正统思想和传统的天下观，对外奉行朝贡体制，并实行行商制度。在此背景下，由于西方要进一步寻求贸易与文化输出，因此不断有传教士、商人到来，乃至派使者来华，但是因双方认知上的差异，中西间的纠纷一直不断。

三　海上丝绸之路与华人社会

海上丝绸之路上商品、文化的流动，离不开“人”这个主体，因此伴随着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乃是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华人如何融入当地社会？他们在当下建设“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能扮演什么角色？这些也都是与会学者关注的问题。

曾玲（厦门大学陈嘉庚研究室）在《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互通”：当代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宗乡文化研究》中指出，当前中国全面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与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不仅需要解决中国与“一带一路”上所在地区与国家在经济上的“互联”，亦涉及到与这些地区和国家在文化上的“互通”。当代新加坡中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宗乡文化的复兴。所谓“宗乡文化”，主要是指传承源自华人祖籍地的民间文化，包括方言、地方戏剧与艺术、祖先崇拜、神明信仰、节日习俗、饮食文化等。有鉴于此，我们应该以中国传统民间文化为纽带，通过与东南亚华人社会联系之加强及推动中华文化在当地的发展来促进中国与东南亚的友好关系与文化交流，以“文化互联”来推进“２１世纪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

陈衍德、陈遥（厦门大学人文学院）《菲律宾宿务与印尼棉兰：两个华人移民聚居的城市———分析与比较》一文，结合文献资料与实地调查，对华人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组织进行梳理，并比较两市的华人，探讨两市是否是东亚华商网络节点的问题。移民、贸易、海港是数百年来东亚商业网络的三大要素，从这三点判断，宿务、棉兰毫无疑问是东亚商贸网络上的重要节点。但是二者又存在异同，它们的共同特征皆是区域中心城市，其发展与华人息息相关。而在华人移民构成、社会组织、地理位置以及发展前景上又具有明显的差异。

施雪琴（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融合之路：〈觉醒周刊〉关于印尼华人问题的评述》认为，印尼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也是海外华人聚居的重要国家。作为印尼的一个重要少数族裔，印尼华人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在二战结束以后民族国家建构、东西方冷战加剧、中印尼关系发展起伏动荡的历史时期，印尼华人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面临着重大的挑战与考验，成为推动印尼民族融合、民族关系发展与中印尼友好的重大问题。创办于这一时期的《觉醒周刊》，发表了大量关于印尼华人政治、国籍问题以及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文章与评论，为印尼华人了解冷战时期的国际局势以及印尼政治、华人问题和中印尼关系提供了全面的信息。作者的研究，为我们展现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印尼华人的融合历程。

高艳杰（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国内外学界关于冷战前期中－印尼关系的研究评析》一文，着重梳

理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国内外关于冷战前期中印尼关系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６５年），涉及的问题主要有中印尼建交问题、中苏分裂后印尼共产党的选择、印尼排华问题、中印尼之间的文化交流、经贸关系等。作者认为，学界对冷战前期中印尼关系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国内外学者在一些问题上已经形成针锋相对或相互补充的观点，研究路径和方法也日益丰富。相比较而言，我国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起点更高，部分学者利用新近解密的中国外交部档案，推出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必须看到，冷战前期中印尼关系研究的“繁荣”，集中体现在为数不多的学者的论著之中，远未形成庞大而稳定的研究群体。究其原因，一是学界对中印尼关系研究的重视程度不足，二是中国档案开放程度低以及印尼方面档案的严重缺失。

四　跨地域、跨学科视野下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此次关于“海上丝绸之路：回顾与前瞻”的讨论是放在亚洲新人文联网会议这一平台上进行的，因此亚洲新人文所提倡的跨地域、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在大会论文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滨下武志（Ｈａｍａｓｈｉｔａ　Ｔａｋｅｓｈｉ，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Ｉｎ－ｌａｎｄ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４～１８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１４～１８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关系》）认为，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存在紧密联系，陆路与海路是相互连接和沟通的。考察海上丝绸之路，要把海洋区域与海洋带结合起来。海洋区域如海洋中国、海洋印度、海洋阿拉伯，其活动范围可视为一个一个的“圈”，当这些圈叠联一起时就形成了海洋贸易带。海上丝绸之路这一网络不单单是商品贸易，还有人与文化的交流。海洋区域具有自身的特色，它们是贸易网络的基础。诸如海洋亚洲与西方就存在差别，海洋亚洲具有明显的“圈”与“网络”，其管理存在五层构造，同时还有由妈祖、儒家思想构成的海域文化圈。

熊秉真（Ｈｓｉｕｎｇ　Ｐｉｎｇ－ｃｈｅ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Ｔｈｅ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丝绸之路对全球人文网络发展的启发》）涵盖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丝绸之路的重要性、“参”的传播、中国人文的发展、亚洲新人文联网的历程。看似毫不相干的四个话题，其实贯穿着新人文学者所提倡的跨学科、跨地域研究的线索。丝绸之路是一条地域联通之路，在这条路上有商品、人员、文化的流动，因而“参”从一种植物到海上货物的流通就很好地展现了丝绸之路的运行。要讲好“参”传播的故事，需要到中国古文献中寻找痕迹，要用药剂学、植物学掌握它的分类，要用自然史和地理学弄清它的生长环境与发现进程，此外还要关注传教士在“参”传播过程中的作用。这就体现了多学科综合的重要性。熊教授进而去探求中国人文的发展历程，并向我们介绍了亚洲新人文联网１２年来的活动，体现了对跨学科乃至跨国界的人文交流的关注。

周惠民（台湾政治大学人文中心）鉴于当前学界对海洋交通的研究，多从交通与贸易两个方面观察，鲜少从欧洲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讨论。他的《从世界史角度观察１７世纪以后的欧亚贸易》一文，从世界史的角度考察了一些对中外贸易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认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攻击澳门或基隆的行动，是西班牙战事的延伸；大批传教士经印度抵达中国东南沿海，甚至进入日本，是因为罗马公教逐渐丧失了欧洲的教区；由于欧洲贵族对中国奢侈品的追求以及政府的“重商政策”，所以有各国东印度公司的成立，乃至发动对亚洲国家的战争。作者在文中提出两个重要观点：其一，要通盘检讨１７世纪以后的东西海上交通，应当多观照欧洲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与国际局势的发展；其二，要认识１８世纪以后的东西商务与文化交流，自然应将当时欧洲重要事件的演变及其影响纳入考虑范围。这种贯通中西的思考具有积极意义，摆脱了学界或知此而昧彼的局限。

安妮塔·特兰宁格（Ａｎｉｔａ　Ｔｒａｎｉｎｇｅｒ）的（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人文的国际网络》），以谈论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作为开篇，指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重要内涵，提倡要注重跨国家、跨学科的人文研究。并向我们介绍了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正在开展的两个人文研究项目：一个是以跨学科的方法调查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这个项目称为“变动中的认识”（Ｅｐｉｓｔｅｍｅ　ｉｎ　Ｍｏ－ｔｉｏｎ）；另一个是跨国人文网络研究，该项目称为“文化动力的原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其报告的主旨是呼吁加强人文研究的跨国合作。

罗伯特·李（Ｒｏｂｅｒｔ　Ｌｅｅ）在（Ｆｒｏｍ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Ａｓｉ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从海上丝绸之路到泛太平洋研究———以亚裔美国人的研究来看》）一文中，回顾了美国布朗大学主持的“全球史：亚太与美洲研究”项目（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ＰＭ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该研究的目的是凝聚各个学科的学者致力于把亚太地区与美洲统筹一起综合研究。这种综合亚太与美洲研究的思想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就已兴起，其目的是要冲破传统狭隘的美洲中心或环大西洋中心的观念。近几十年来，亚美综合研究的学者强调的方法是要跨越民族国家，以更好地促进各地人们的交流。同时，越来越多的不同学科的学者加入到这支队伍。作者还向我们介绍了近五年举办的研讨会、研讨班的情况以及今后的设想。总之，作者表达的核心思想就是要通过跨学科、跨地域的方法，将亚太与美洲综合在一起开展研究。

五　２１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的战略构想，这条路要如何建设？这条路的内涵是什么？中国要向国际社会传递什么信息？这些现实问题也备受与会者关注。有的学者从历史的角度，认为要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吸收精髓，传递和平、包容、共赢的信息；有的学者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提出海上丝绸之路是共生系统的理论；有的学者从地方着眼，强调发展的机遇；还有的学者从法律的角度，警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可能面临的难题。

杨国桢（厦门大学海洋文明与战略发展研究中心）《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与当代意义》指出，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又是一个海洋国家，海洋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中国具有悠久的海洋文明传统。从汉代开创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最好的体现。这是一条东西方之间通过海洋进行融合、交流、对话之路，亦可视作那个时代的海洋世界体系。其深刻的内涵，是以海洋亚洲各地的海港为节点，以自由航海贸易为支柱，以经济与文化交往为主流，包容了各地形态各异的海洋文化，形成和平、和谐的海洋秩序。加入海上丝绸之路的运作，是沿途国家主动参与的，不是中国以武力强势和经济强势胁迫的。虽然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在明清衰落了，但是今天我们又认识到海洋的重要性，国家举大力建设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由此我们需要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吸取历史经验，将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成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戴一峰（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经验与资源：共建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反思———以南中国海区域为中心》认为，共建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借用海上丝绸之路这一闻名遐迩的历史符号，又赋予它深厚的时代内涵，其意义在于在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覆盖的地理空间内建构一个以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包容开放为主旋律的新型国际关系。因此，有必要全面、科学地总结跨越千年、绵延万里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与资源，为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有效的借鉴。作者聚焦于南中国海这片区域，从政府的制度安排（制约南中国海区域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主要因素）、民间的跨国网络（推动南中国海区域海上丝绸之路变迁的主要因素）和文化的交流融合（锻造南中国海区域海上丝绸之路和合构架的主要因素）三个方面来探讨海上丝绸之路变迁历程中沉淀下来的经验和资源。

夏立平（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的《共生系统理论与“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一文，运用共生系统理论来阐释中国的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所谓共生系统理论，即在全球化时代，国际体系中的各组成部分处于一种系统联系之中，是共生的。作者认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是在特定政治经济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其兴起是东西方先民互为推动、双向努力的结果。中国提出建设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希望发掘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特有的价值和理念，并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积极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伙伴关系。具体而言，是用丝绸之路的理念和精神，对当前正在进行的各种各样的合作进行整合，使它们相互连接、相互促进，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建设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要特别注意海上丝绸之路经贸功能、构建国际新秩序功能和文化软实力功能的发挥。

王日根（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福建推进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大意义研究》一文，着重呼吁福建省应抓住国家大力推进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历史机遇，以促进福建的发展跃上一个新

台阶。作者指出，福建省在推进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方面具有自然、人文与经贸优势，在福建建立自贸区对于提振福建经济具有现实意义。最后，作者针对当前一些周边国家侵害我国海洋权益的行为，建议我国应加强海防建设，建议建立培养海军的军事学校，构建起我们的海上防卫体系，增强我国的国防实力。

郝雨凡（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一带一路”战略中的澳门》一文认为，澳门以其所处位置及自身优势，一直是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目前，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对外关系战略，这为澳门定位自己在国家中的角色和地位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作为葡语国的重要联系伙伴，在中国政府倡导“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澳门有望借助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世界级旅游休闲中心的地位，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关系的发展以及新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种建设性作用发挥的过程中，澳门也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期。

奥里·戈登伯格（Ｏｒｉ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的论文是（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Ｌａｗ　ｉｎ　ａｎ　Ａｇ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Ｃｈａｎｇｅ）（《在国际变革时代对海洋法的重新思考》）。由于国际海洋法是由一个国际组织制定和维护的，因而是一部极端的法律，有人将此归因于极端的条件阻碍了地球上海洋的生存。作者认为，也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对海洋法进行释读，因为它是１７世纪原始资本主义乃至当前后资本主义时代“人对人是狼”这一典型逻辑的体现。作者指出了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维护国际海洋法的困难，并强调了公海权利的抽象性，进而勾勒了重新思考国际海洋法的方向，而这个选择是要基于地区的演进与变化，如此方能确保公平交易与国际间的团结稳定。

总体上说，本次会议呈现出的鲜明特点有三：其一，文章与现实结合紧密。此次会议的主题就是从当前中国大力推进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出发的，收到的文章无论是回顾历史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还是谈论现实问题，其指向都是如何更好地建设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其二，跨地域、跨学科研究的气息浓厚。这一方面是因为参会学者许多都是“亚联会”成员的缘故，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跨地域、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趋势，许多非“亚联会”的学者也都主动地运用这一方法开展研究。其三，议题涉及面广。从海上丝绸之路的航道，商业贸易、人文交流的功能，到海外华人社会、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方法，乃至当前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学者们都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大会的圆桌讨论上，一些学者还谈了自己参加此次会议的感想，并提出了一些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建议。大家普遍认为：要让更多学科的人参与到海上丝绸之路的讨论中来，允许来自各方的“杂音”，同时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要有清晰的界定，由此出发，才能在共同的平台上进行研讨。

闭幕式上，王日根对会议做了全面总结，认为此次会议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会上形成的众多共识将很好地指导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与会学者普遍认为：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项极具前瞻性的战略构想，建设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可以从历史的经验中吸取精华，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必将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包容开放的道路。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０３－２８

作者王日根，历史学博士，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勤滨，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福建，厦门，３６１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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