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董仲舒吏治改革思想
董仲舒的主要思想及其影响
董仲舒的主要思想及其影响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曾出现了许多耀眼的思 想家，他们适应时代的需要，提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或者具有预见性的主张，而这些主张对当时和以后的中国历史进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董仲舒主要活动于汉景帝和汉武帝时期，他是汉初杰出的大儒，他治学严谨，学识丰富，为适应汉初政治上加强封建大一统和发展封建经济的需要，他提出了许多对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思想上都产生重大影响的主张，而且其中一些思想主张对中国后来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初的社会形势董仲舒生活在西汉前中期，战国后期以风靡之势统一中国的秦王朝经过二世而亡，西汉在农民浪潮以后得以建立，汉代建立以后农民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作为基本矛盾仍然存在，在汉代封建剥削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汉代的封建剥削主要有：其一是领户制即所谓的封建领主制；其二是豪强地主实行的租佃制。汉承秦制，继续实行奖励军功的食邑制度，这一方面是刘邦为自己夺取天下招揽人才，另一方面是解放奴隶，实行封建制，更好的适应历史的发展要求。此外汉初尤其注重对暴秦短命而亡的总结，对农民起义尤为重视，因此汉初轻徭薄赋，于民生产。除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外，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
矛盾，封建富商和封建政府之间的矛盾，豪强宗族地主和封建官僚地主之间的矛盾，而这三个矛盾整体上还是中央集权政府一方与富商、宗族地主以及地方割据势力一方的矛盾。他们之间的矛盾在汉初社会中超过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农民 阶级这两个敌对阶级的矛盾，成为了汉初的主要矛盾。汉初时，由于刚刚结束秦末战争，汉初几位统治者都实行休养生息，轻租薄赋的政策，人民生活得以安定，然而到汉武帝使土地兼并迅速膨胀，对封建政权和封建经济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同时关系国家生活的盐铁，铸钱很多都未集中在中央，商业经济发展严重影响了封建中央政权的根基。在汉武帝之前，统治阶级的政治主张中始终存在着儒道法的争论，中国从秦代到汉代在政治经济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术的发展也从百家争鸣到一尊法术，再到崇尚黄老无为，再到独尊儒术，这其中董仲舒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秦朝兴于法术而亡于法术，汉承秦制，然而汉初统治者并未完全照搬秦制，而是以道家的无为作为指导思想，这是当时的学术发展、形势的需要以及统治者选择的结果，实行黄老学说，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史称“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佰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而到汉武帝时，为了进一步巩固封建中央集权，发展生产，支持对匈作战，急需加强中央对思想的统一，董
董仲舒法律思想
董仲舒法律思想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广川(今河北衡水市景县广川镇)人。西汉中期最重要的儒学大师,是继孔子、孟子、荀子之后和宋代朱熹之前儒家学派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从法律思想方面来看,他倡导的君权至上、三纲五常、德主刑辅、春秋决狱等,反映出地主阶级的法律思想已初步完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已经形成。 一、君权神授,皇权至上 西汉中期,汉武帝为了巩固大一统局面,加强对人民的思想统治,迫切需要一种为专制皇权服务的新的政治法律理论。董仲舒秉承汉武帝的旨意在《天人三策》、《春秋繁露》等著述中,把封建皇权和封建统治的基本原则神圣化、永恒化、合理化了。董仲舒新儒学的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即认为天是宇宙间最高的主宰,自然界的变化规律、国家的治国之道以及个人的道德、情感、思想、行为都要与天道相符,整个宇宙是一个大一统的秩序体。董仲舒对天的神化,是为了对地上统治者的神化,是为了给君权神授制造理论根据。他说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王者承天意以从事。君权不仅是神授的,而且君主又是代表上天来统治人世的,这样他就把天和人沟通起来,建立起君权神授说。至于君主的思想言论,即用以表达天意的名,董仲舒认为它是区分是非的标准。他说:欲审曲直,莫如引绳;欲审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审于是非也,犹绳之审如曲直也。既然君主的言论是区分是非的标准,当然就具有法律效力了。在封建制度下,君主的言论是金科玉律,神圣不可侵犯,决不允许阳奉阴违,抗拒不从。君主的诏令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它可以取消法律,更改法律,代替法律。为了维护皇权,确保君主的权力及其人身的绝对安全,历代封建王朝都从立法方面作了严格规定。所谓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等罪名,都是为了维护皇权而制定的。 二、维护封建等级制的“三纲五常”论 董仲舒根据人间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仁义道德思想,以及“阳尊阴卑”的神学理论,提出了一套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三纲五常”论,并被董仲舒及后世经学大师立为德礼教化和立法的根本原则。董仲舒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在他看来,君、父、夫永远是臣、子、妻的绝对统治者。这种关系的安排,是天意的体现,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对儒家礼教尊尊、亲亲原则的具体化,构成了国家与家族互相维系的纵向服从关系。董仲舒倡导的三纲,是以君为臣纲为主,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是从属于君为臣纲的。所以,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巩固他们的统治,就极力宣扬三纲的说教,并使之成为
秦汉之际法律思想的变化及法律和法家的儒化
秦汉之际法律思想的变化及法律和法家的儒化 在我国历史上,秦汉之际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时期。经过长期兼并战争而统一全国的秦王朝,仅存在十三年便被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所推翻,接踵而来的是长达二百余年的西汉王朝。汉初统治集团承袭和发展了秦王朝确立的基本制度,又吸取了秦亡的教训,在指导思想、统治政策上作了显著的变更,从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曾出现所谓“文景之治”的繁荣局面。从法律思想史角度看,秦始皇坚决推行法家政治,汉初提倡黄老的“无为”政治,这不仅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而且为后来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创造了前提。我们知道,从秦始皇的禁绝私学、崇尚法家到汉武帝的罢黝百家,独尊儒术,中间有一个过穆,而汉初黄老思想,正是这一过程的主要环节。汉武帝以后的官方儒学,亦非孔丘创立的儒学原貌,而是以儒为主,兼取法、道、阴阳谬纬各家主张的杂烩,汉初黄老思想,也是这种儒、法、道合流的重要阶段。所以,探索秦汉之际法律思想的变化,不仅有助于研究秦和汉初统治集团法律思想的异同,而且有助于了解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形成的历史渊源。 在中国哲学史上从子学时代到经学时代过渡期间，[1]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经义决狱潮流在把礼与法这两种治国方略结合起来的同时也把儒法这两个虽有师承渊源却又近乎势不两立的学派联系在一起。无论是“焚书坑儒” 还是“独尊儒术”均未使儒法两家真正不共戴天，而终于握手言和，这既是因为原本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是因为彼此需要互补，共同完成治国平天下的大业。于是，为了永结同心，儒家传人一改先秦儒家的君臣关系相对论，由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等人继承了法家的君臣关系绝对论，以便使儒术能为“马上得天下”（汉高祖语）的霸主采纳，同时，汉儒把律学作为家学发扬光大，既使法家系统的法律得以实现儒家化的改造，又象梁治平所说的那样，使古代法的伦理结构得以重建。[2]可以说，汉儒既是儒家的传人，也是法家的传人。 本文拟讨论陈寅恪率先提出的“法律儒家化”、余英时提出的“儒学法家化”以及梁治平提出的“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进而发表本人对相关问题以及“德治”与“法治”的浅见。 一、关于“法律儒家化” 法律儒家化一说从陈寅恪开始，瞿同祖对这一命题进行了详尽的发挥。陈先生在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指出，“古代礼律关系密切，而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造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既为南朝历代所因袭，北魏改律复采用之，辗转嬗蜕经由（北）齐、隋以至于唐，实为华夏刑统不祧之正统。”[3]不过，陈先生讲的儒家化是从晋而非从汉开始的。瞿同祖的主张大体相同，但他认为汉代已有端倪：“儒家化汉代已开其端……” “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可以说是始于魏晋，完成于北魏、北齐，经历了三个半世纪，隋唐集其大成。”[4]他又说，“中国法律之儒家化经魏、晋南北朝已大体完成，不待隋唐始然。”[5]美国学者布迪与莫里斯在其合著的《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中也附和法律儒家化的观点，他们指出，虽然法家思想中可能有一些内容为中国法律所保留，但在整个帝国时代，真正体现法律特点的是法律的儒家化。 [6] 关于汉律儒家化的原因，瞿同祖认为，在秦汉时代，中国法律是法家化的。在汉朝，法律本身是法家化的，因为法律不能被随意变化，从而采用了以经义决狱的方法。梁治平却认为，董仲舒的引经断狱往往不是因为当时缺少可资援用的法律规范，而是另有缘故。这缘故或者是法律秩序道德的不利，或者是人们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未能把握儒家的纯正精神，却很难归结为当时的法律是非儒学的乃至反儒学的。董仲舒援引经义都只是辨明事实，而不曾以经义否定成法。[7] 台湾学者徐道邻认为汉代引经决狱有三个原因，一、律令发展太快，人们来不及深入理解；二、汉王朝崇尚儒家经术，而儒家认为经书的权威高于法令；三、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本来就很多。[8] 另外，汉代的大儒都写法律章句。儒家一直是法律的反对者，他们为什么对写法律章句感兴趣呢？这是大可寻味的。这是他们以此对法律的适用施加影响，用儒家的思想观点左右法律的实施的积极方式。[9]梁治平认为，古代的律学，不论所采取的形式为“大义微言”，为“章句训诂”，或者为“疏议”，为“讲义”，其要旨在于发掘律文的道德意蕴，其结果，一方面是保证更且深化了法律的道德化，另一方面是强化了古代法律
董仲舒 儒家传统五行的思想
董仲舒儒家传统五行的思想 董仲舒“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董仲舒继承了《公羊传》中的灾异说。他应汉武帝之对策云：“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 董仲舒借时学（阴阳五行学）发挥或者说发展《春秋》天人感应思想，其说固然奇伟怪谲，难以思议，但决非无中生有，而是本于《春秋》穷天人之变的精神。 董仲舒继承了儒家传统中《洪范》讲五行的思想，并发扬光大之，建立了一套囊括天人的宇宙学说。董仲舒认为，宇宙由木、火、土、金、水五种不同的属性组成。此五种不同的属性相生相胜,构成一合理的宇宙关系。如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反过来看则是火胜木,土胜火,金胜土,水胜金,金胜木。五行相生是一种生成关系,五行相胜是一种变救关系。宇宙按照这种五行相生相胜的关系生成变化,因而成为一可理解的合理的宇宙。如木性主生故为春，火性主长故为夏，土性主养故为季夏，金性主收故为秋，水性主藏故为冬。用五行来解释天时，天时即合乎理性可被理解。在董子看来，不仅天时依五行构成，人事也依五行构成。如木为春生之性宜以农为本劝农事无夺农时,火为夏长之性宜选贤举能赏有功封有德,土为养成之性宜循宫室之制谨夫妇之别,金为秋收拢宜刑有罪伐无道安集天下,水为冬藏之性宜敬四时之祭与谛袷昭穆之序。如此,依五行解人事,人事亦合理而可理解。按照董子的宇宙构成说,宇宙依五行被合理地安排,日月星辰、春夏秋冬、山河大地、鱼虫鸟兽皆依五行之性合理地运行生成,故人世间与自然界不应有灾异存在,因人世间之灾与自然界之异 均是不依五行之性合理地生成运行所致。但是,从现实上来看,合理地构成宇宙的五行关系往往会被打破,即五行相生相胜的合理宇宙会因为五行失序处于一种不合理的荒谬状态,这样,日月星辰、春夏秋冬的运行就会失序,山河大地、鱼虫鸟兽的生成就会变态,即就会出现灾异现象。也就是说,灾异是破坏了建立在五行之上的合理的宇宙关系所致。故董子在《春秋繁露·治乱五行》一章专门论述了灾异产生的原因是破坏了合理的五行关系。董子曰: “火干木,蛮虫早出,雷早行；土干木,胎夭卵毈,鸟虫多伤；金干木,有兵；水干木,春下霜。土干火,则多雷；金干火,革木夷；水干火,夏雹；木干火,则地动。金干土,则伤五谷,有殃；水干土,夏寒雨霜；木干土,倮虫不为；火干土,则大旱。水干金,则鱼不为；木干金,则草木再生；火干金,则草木秋荣；土干金,五谷不成。木干水,冬蛰不藏；土干水,则虫蛰冬出；火干水,则星坠；金干水,则冬大寒。” 董子虽然用五行学说说明了灾异产生的原因,但要说明天人感应还不够,还必须进一步 说明为什么人的行为会破坏五行（天）的秩序而导致灾异。鉴于此,董仲舒再进一步从阴阳
董仲舒介绍
日志原文：https://www.wendangku.net/doc/3115605040.html,/people/!bHkxOTE5QHNvaHUuY29t/143525738.html 我参与撰著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河北卷》秦汉时期。写出了初稿。关于秦汉时期河北的思想文化成就，董仲舒是一个经典。贴上，供博友批判。 西汉时期，河北地区诞生了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尤其是董仲舒，在《春秋》学说基础上成就的“天人合一、独尊儒术”的思想，不仅对西汉政治、文化产生了空前的影响，而且对后世封建社会影响深远。
3－3－1董仲舒画象 董仲舒的思想体系 董仲舒（约前198－前108），西汉广川（今河北省景县西南）人。早年与公孙弘一同拜胡母生门下，攻读《公羊春秋》之学。汉景帝时为博士，他深入研究西汉前期政治局势和社会，以儒学为基础，吸收阴阳、法家、道家、墨家等学派的思想，形成以“天人感应”为特征的哲学体系，集中国儒学之大成。他利用与汉武帝对策，阐述大一统的思想，说服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 董仲舒一生著有《春秋繁露》、《董子文集》等著作。《汉书·董仲舒传》说他的著作，“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他的思想是西汉时期河北人文思想的集中代表，也是中国封建儒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董仲舒发展了《吕氏春秋·十二纪》的理论，把《公羊春秋》以及《尚书》、《洪范》之类学问，组合到他的思想体系中，成为促进儒学转折的新思想。
3－3－2位于河北枣强县的董仲舒石像 大一统思想与天人合一理论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就是说，“大一统”是天地间普遍的法则，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董仲舒利用天人感应的理论，诠释“大一统”。就是“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之谓也。”[1]
论董仲舒的法律思想
论董仲舒的法律思想 董仲舒是西汉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儒学家，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他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从此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并延续至今。其教育思想和“大一统”、“天人感应”理论，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时至今日，仍有学者在研究他的思想体系及故里等方面的文化，他的著作汇集于《春秋繁露》一书。卢梭在这场思想革命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董仲舒是我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和政治活动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本文将结合他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和他个人的思想历程论述他对中国的政治与思想史的发展作用。 一。董仲舒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 1，社会经济背景 董仲舒是汉朝武帝时代人士，当时的中国经历了汉初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得以摆脱秦末的凋敝状况，社会经济开始出现巨大好转。这时人口开始增殖到历史的最高限，货币开始大量流通，国内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货币定价的市场，以此汉武帝任用桑弘羊改革汉朝的货币制度与财政制度。而当时，国内政局却是封国格局，统一的货币与定价市场很难形成，这使得汉朝的最高统治者不得不思考如何建立统一的大市场为经济的发展做出准备。 2，社会政治背景 汉武帝时正是七王之乱平定之后，由于贵族制度的残留，汉朝实行的仍是封国制度与郡县制度的结合体，这对秦朝的郡县制度无疑是一种退步，而直接危及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统治地位。因此汉武帝开始以“推恩令”的方式来间接推行郡县制度以保证汉武帝对国内的政治专制和对匈奴作战时政治动员的有效实施。 3，思想文化背景 汉朝初年，汉朝最高统治者实行黄老之学，而九流十家在当时并未断绝，春秋战国时代所形成的“百家争鸣”的思想状况得以保持。这些多不利于国内思想的统一，更不利于汉武帝实行最高的君主专制，因此，富有雄心的汉武帝开始寻找一个能够统一全国的思想体系来保证自己政治合法性的确立。只有有这样的思想体系才能保证汉武帝自己既不被皇姓成员篡夺又不被人民造反。 董仲舒上承孔子,下启朱熹,对儒学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董仲舒继承、吸纳、融合了先秦儒家、墨家、法家和阴阳家等诸多学派思想,把各家各派中有利于统一集权、尊君爱民、安定社会的主张,以及关于社会发展变化的思想,根据时代的需要、君臣士民的希望,作了全面的批判和总结,从而形成了他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顺应了春秋战国以后百家思想的“合流”趋向,是学术思潮演变的必然结果,也是兼收并蓄和“与时俱进”的产物 二、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1、关于董仲舒大一统思想 应其时代需要而产生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丰富的内涵。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董仲舒建议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为维护封建统治帝王的绝对统治服务。它对进一步巩固汉武政权乃至维护整个封建社会的统一和稳定，防止封建割据，发挥了至关生要的作用。 2、以教化为大务、刑罚为辅
论儒家的法律化与法学的儒家化
论儒家的法律化与法学的儒家化（注解版） 张守东 在中国哲学史上从子学时代到经学时代过渡期间，[1]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经义决狱潮流在把礼与法这两种治国方略结合起来的同时也把儒法这两个虽有师 承渊源却又近乎势不两立的学派联系在一起。无论是“焚书坑儒”还是“独尊儒术”均未使儒法两家真正不共戴天，而终于握手言和，这既是因为原本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是因为彼此需要互补，共同完成治国平天下的大业。于是，为了永结同心，儒家传人一改先秦儒家的君臣关系相对论，由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等人继承了法家的君臣关系绝对论，以便使儒术能为“马上得天下”（汉高祖语）的霸主采纳，同时，汉儒把律学作为家学发扬光大，既使法家系统的法律得以实现儒家化的改造，又象梁治平所说的那样，使古代法的伦理结构得以重建。[2]可以说，汉儒既是儒家的传人，也是法家的传人。 本文拟讨论陈寅恪率先提出的“法律儒家化”、余英时提出的“儒学法家化”以及梁治平提出的“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进而发表本人对相关问题以及“德治”与“法治”的浅见。 一、关于“法律儒家化” 法律儒家化一说从陈寅恪开始，瞿同祖对这一命题进行了详尽的发挥。陈先生在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指出，“古代礼律关系密切，而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造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既为南朝历代所因袭，北魏改律复采用之，辗转嬗蜕经由（北）齐、隋以至于唐，实为华夏刑统不祧之正统。”[3]不过，陈先生讲的儒家化是从晋而非从汉开始的。瞿同祖的主张大体相同，但他认为汉代已有端倪：“儒家化汉代已开其端……”“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可以说是始于魏晋，完成于北魏、北齐，经历了三个半世纪，隋唐集其大成。”[4]他又说，“中国法律之儒家化经魏、晋南北朝已大体完成，不待隋唐始然。”[5]美国学者布迪与莫里斯在其合著的《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中也附和法律儒家化的观点，他们指出，虽然法家思想中可能有一些内容为中国法律所保留，但在整个帝国时代，真正体现法律特点的是法律的儒家化。[6]关于汉律儒家化的原因，瞿同祖认为，在秦汉时代，中国法律是法家化的。在汉朝，法律本身是法家化的，因为法律不能被随意变化，从而采用了以经义决狱的方法。梁治平却认为，董仲舒的引经断狱往往不是因为当时缺少可资援用的法律规范，而是另有缘故。这缘故或者是法律秩序道德的不利，或者是人们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未能把握儒家的纯正精神，却很难归结为当时的法律是非儒学的乃至反儒学的。董仲舒援引经义都只是辨明事实，而不曾以经义否定成法。[7]台湾学者徐道邻认为汉代引经决狱有三个原因，一、律令发展太快，人们来不及深入理解；二、汉王朝崇尚儒家经术，而儒家认为经书的权威高于法令；三、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本来就很多。[8] 另外，汉代的大儒都写法律章句。儒家一直是法律的反对者，他们为什么对写法律章句感兴趣呢？这是大可寻味的。这是他们以此对法律的适用施加影响，用儒家的思想观点左右法律的实施的积极方式。[9]梁治平认为，古代的律学，不论所采取的形式为“大义微言”，为“章句训诂”，或者为“疏议”，为“讲义”，
浅议董仲舒思想及影响1
浅议董仲舒思想及影响 摘要：董仲舒儒是汉代家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思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产生 深远的影响，他用“天人三策”的思想，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以“天人感应”作为理论依据，这样使儒学融合了阴阳、五行及道家思想，从而锻造了儒学的兼容性和应变能力，使得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他的思想也对儒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时也肯定了他在西汉思想史上的意义。 关键词：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罢黜百家，董仲舒 董仲舒是历史上有名的思想家，他的儒学思想和独尊儒术的建议，对儒学的历史性转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古至今，人们对董仲舒的评价不一，到底他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我们不能从单方面来评价，要用辩证的方法。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的功与过。 一、罢黜百家和独尊儒术 针对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在众多对策中，董仲舒的的对策很受汉武帝的欣赏，这就是汉学史上著名的“天人三策”。董仲舒在对策中说“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禁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而国破亡矣”。又说“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董仲舒建议武帝要实行“更化”，就是肯定“有为”．否定“无为”，同时也就是改变主导思想路线，改变治国主张。在最后一次“对策”中明确建议实行“大一统”的政策。董仲舒的这些建议都被汉武帝采纳了，班固评述此问题时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这可以说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是接受董伸舒的“对策”而实行的。董仲舒的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董仲舒，我国历史上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经文经学大师。同时也是一位教育学家和儒学大师，有“汉代孔子”之称。 汉武帝汉光元年，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这本书中，提出了三大文教政策，分别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创太学，改革选士制度；兴教化，正万民”，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这一建议也最终被汉武帝所采纳，成就了儒学的历史又一鼎盛时期。三大文教政策的具体内容如下： 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认为，为了保证政治法纪的大一统，必须首先统一思想。他是依据《春秋》“大一统”的思想来阐发了这一见解的，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而当时的弊政恰恰是思想不统一，即所谓“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于是，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实现思想的统一，即“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绝其道并不一定要取缔各种学术，而是不给它们以发展的条件。通过大力尊崇儒学，给予培养和作官的前途，自然成为大多数士人的追求方向，其他学派也就难以与之“并进”了。 2.兴学校以养士，行教化美习俗。
与独尊儒术相联系，董仲舒提出要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他认为“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而兴学校的重点是办好中央的大学，大学是“贤士之所关”，“教化之本原”。他还对如何办好大学提出意见，要求“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并加强考核选拔，“数考问以尽其材。”在办好太学的同时，地方教化也很重要。老百姓总是追求物质利益的，就像水往下流一样，如果没有堤防，就难免造成灾患，教化就能起到堤防的作用。因此他建议“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从而达到“教化行而习俗美”的目标。就是说，通过地方办学，来推广社会教化，形成良好的社会习俗，对于稳定统治来说具有尤为重要的作用。 3.重选举以选用贤才。 董仲舒认为任官之法十分重要。吏治败坏是同“任子”制、“纳资”捐官和累日取贵、积久致官的做法分不开的。他建议选举贤良，“量材而授官”。董仲舒的建议直接推动了汉代察举制的创立。 从教育家的角度来看，董仲舒调和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认为“天”创造人类时赋予了人一种先验的素质，这种素质具有善的可能性，也具有恶的可能性。教育就是使其善。
论董仲舒“大一统”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及历史意义
论董仲舒“大一统”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及历史意义 [摘要]董仲舒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他的“大一统”思想是在汉初社会危机加重、阶级矛盾尖锐的历史背景下，为迎合汉武帝统治时期的政治和缓解社会矛盾的需要而形成的。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对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和社会新秩序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同时，对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奠基作用。 [关键词]董仲舒；大一统；社会背景；历史意义 董仲舒是我国汉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在政治方面，他主张“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学说，在思想方面，他提出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思想，他的“大一统”思想，后来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大一统”思想的内涵 “大一统”的概念是《公羊传》首次提出的。《春秋经》开篇首句记载：“鲁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阐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谒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即以何为重，以何为大义，引申为重视、尊重。“一”指统一、合一，指万物的根本。“统”即纲纪意。“一统”指天下诸侯皆统系与周天子。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以统一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已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后经进一步发挥，董仲舒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1]这样“大一统”思想不仅有了与生俱来的合理性，而且还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开始作为统治手段和主流思想登上了历史舞台。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政治方面，他主张建立和巩固以封建君主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在董仲舒看来，君主是上天之子，代表天的意志统治人民，臣民服从君主就是服从上天，而君也要服从天的意志，否则天就会以阴阳灾异来进行惩罚，要求君主“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一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2]。为了强化政治，董仲舒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提倡选举任贤，反对世卿认亲，对官吏必须进行考核，实行定时定员举荐制度；主张兴太学、以德仁教化百姓；限民名田、抑制土地兼并，反对政府垄断盐铁，使盐铁归于民营，薄赋敛、省徭役，禁止官僚经营工商业，保护百姓利益，保障农民基本需要，主张德主刑辅。 在思想方面，董仲舒在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他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3]这种思想是以教育的方法为主，使各家各派在孔子和《春秋》的名义下统一起来，成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理论基础，共同为地主阶级专政服务。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用“大一统”思想解决了当时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国家面临的危机。 董仲舒的政治大一统和思想大一统相辅相成，政治大一统是董仲舒大一统论的目的所在，而思想大一统则是实现政治大一统的重要手段，它们共同构成了维护君权至高无上的封建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的规范。 二、“大一统”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汉初，以“清静无为”思想为统治思想，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出现了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景象，但新的社会矛盾开始威胁中央集权和社会安定。在政治方面，刘邦时期的分封制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董仲舒的生平和教育活动董仲舒（公元前179—公元前104）广川（今河北冀县）人，是西汉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主义的拥护者，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以“三年不窥园”（王充评为夸大之辞，认为学习应该有张有弛）的精神，攻习儒家的经典，当时被推为群儒之首，有“汉代孔子”之称。他精于《公羊春秋学》，景帝时为博士。他的学生很多，有的见不到他的面，采取以老学生教新学生这种“久次相授业”的教学形式。 武帝时诏贤良，对策第一。他的三篇对策，成为汉武帝时代“独尊儒术”政策的基础。《汉书·董仲舒传》说：“推明孔氏，仰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因与当时当权的公孙弘发生矛盾，出相胶西王。不久辞官回家，以讲学著书为事。 董仲舒的主要著作为《春秋繁露》，全书今存八十二篇，根据“公羊派”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并应用于社会政治；发挥《易经》的阴阳学说，结合五行思想，创立“天人感应”学说，提出了“性三品”观点，形成了一套神学化儒学新体系，为当时的政治服务。另有《董胶西集》一册，“三对策”收集在内，提出了较具体的政治和教育主张。他的书流散不全，今本《繁露》未必皆董氏的原著，但可视为汉武帝时代儒家思想的汇编。 董仲舒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董仲舒生在西汉封建政权已经建立、但仍有待巩固的时期。自汉初经过六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出现了一时期安定的局面之后，又出现了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七国之乱平息之后，统治者的锋芒便要指向农民阶级了。董仲舒就是站在当时地主阶级的立场，适应当时这种政治要求而提出来的。 董仲舒的政治主张，主要是要神化汉代政权，主张“君权神授”之说，以提高君权，树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进一步巩固封建统一政权。他的政治主张，是以儒术为主，以刑法为辅。他口口声声说，要“任德而不任刑”，好象很同情人民的疾苦，主张教化，反对刑罚；实际上却是企图发挥统治者软硬两手中麻痹欺骗从而软化人民这一手的作用。 他鉴于秦朝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农民过于严重的压迫和剥削，以致激起农民的反抗，酿成农民大起义，在很短的时期内便亡了国。在秦末农民起义的震动下，他认识到人民这种伟大的力量，害怕汉朝再遭秦朝的命运，所以主张实行“仁政”，籍以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他为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提出了“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繇役，以宽民力”主张。这种主张，大部分是带有欺骗性的，统治者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的。 董仲舒还主张加强统一和提高君权。他宣传《春秋》的“大一统”思想，认为这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为了提高君权，他提倡“君权神授”的学说，认为君主受命于天，能贯通天地人的大道，因而强调“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也是《春秋》的大义。他的这些主张都是为了加强当时封建政权对人民的统治的。 董仲舒为了加强他的政治主张的力量，创立了一套“天人感应”的迷信学说，使先秦的儒家原始思想变成了神学化的思想。这样，他就把儒家主张的封建伦理都归诸天道，把“仁”和“三纲”等等都认为是出自天意而不能改变的永恒道德。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就把封建社会秩序神圣化和绝对化了。 他还引申《易经》的阴阳学说，认为凡物都是阴阳合成的，阳性尊，阴性卑；阴不得独立行事，必须服从阳；阳在先，阴在后；阳是主，阴是附。他把这种理论应用到人类社会关系上，认为君、父、夫都属于阳而臣、子、妻则属于阴，所以君应为臣纲，父应为子纲，夫应为妻纲，这就是他所说“可求于天”的“王道之三纲”。这就为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礼教”即政权（君权）、父权、夫权的三条封建绳索，奠定了神学化的理论基础。 为了体现天意，董仲舒主张“奉天法古”，即是从效法古代“先王之遗道”来奉行天意。他虽然发挥《春秋》“三世”之说，并认为“天命靡常”，“有道可以伐无道”，可以承天意改朝换代，又主张王者改制，好像是有历史发展的观点，其实他所说的改制，只是指“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而言，至于先王的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等等是不能改的，所以他说：“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这与他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是一致的。他的“三世”说是一种历史循环的观点，而“奉天法古”的思想则纯粹是一种复古主义的反历史主义观点。
董仲舒的贡献之儒家思想的发展
论董仲舒的贡献之儒家思想的发展 内容摘要：董仲舒是儒家思想发展历程中非常关键的人物,可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人物。他在秦朝“焚书坑儒”使儒学一度遭受重创成为打击对象之后，直至汉朝面对西汉大一统的政治要求，建立了以儒家人道义理架构为基础，吸收各家思想，前所未有、兼容并包的新儒学体系，对儒学的理论建构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促进和巩固了汉朝的政治和思想的统一，使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了长达两千多年的统治地位，影响中国政治文明两千年。 关键字：董仲舒新儒学贡献影响评价 一、为什么说董仲舒是儒家思想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人物呢？ 因为董仲舒对于新儒学的理论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儒墨并称为两大显学，但是儒家的理论思想一直受到诸子百家的挑战。春秋战国的统治者虽然对儒生礼遇有加，但是一直不曾真正采纳过儒家的理论，诸侯多数是为了招纳人才而做出礼贤下士的姿态而已。即在政治实践上，春秋战国诸侯大都是法家学说的信徒，而秦最终统一六国，依靠的也不是儒家，而是法家。儒家思想在秦统一之后更一度遭受重创，坑儒使儒家的理论学说现实的成为打击的对象。好在秦朝的统治不久，汉朝迅速取而代之。至汉武帝时，在董仲舒的努力之下，儒家才真正的击败了道家和法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长达两千多年的统治地位。董仲舒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至为关键，开创了一个儒学的新时代。董仲舒面对西汉社会大一统的政治要求，以儒家人道义理架构为基础，义春秋公羊学为依据，发挥其微言大义，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等思想，将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建立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兼容百家的新儒学体系。同时也形成了适应汉初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要，极具包容性，独具时代魅力的董子政治儒学，对当时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政治、社会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有效性应对和对治行回答，成为汉代的官方意识形态，讲政治儒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水平。 也正是这些突出的贡献使董仲舒成为儒学发展史中的一位里程碑的人物，他的新儒学的理论建构与贡献可概括为：一个基础、一个实质、四项精要、四大特点。具体分析如下：
法律思想史问答题答疑
法律思想史问答题答疑 1、试述儒家法律思想的特点。 建立统一的贵族政体，维护宗法等级秩序，是儒家政治法律思想的基本点。他们提出了一整套旨在维护“礼治”，重视“德治”，强调“人治”的法律观点。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l “为国以礼”的礼治论 （1）将礼说成根本的国家制度，确立和维护统一的贵族政体和君臣等级秩序的制度。礼作为国家根本制度成为法律的核心和渊源，其地位形同于现代的宪法? （2）强调“齐之以礼”，把礼的实行范围扩大到民间。这是对于西周“礼不下庶人”原则的重大突破? （3）以“举贤才”补充周礼的“亲亲”原则，变传统的“任人唯亲”为“亲亲”前提下的“尊贤使能”，从而否定了传统的“世卿世禄”制度? （4）将礼视为“五伦”原则的条文化、制度化，即处理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妇、兄与弟、朋友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用礼来确定“亲疏”，区分“同异”，辨别“是非”。儒家赋予“五伦”以国家强制性即具有法律的意义。 a以“五伦”为中心，强调“正名分? b以家族为本位，强调“孝”、“忠” c以等差为基础，强调“别贵贱” l “为政以德”的德治论 （1）突出了“德”的政治意义，认为“德”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民力的主要方法? （2）抬高了“德”的地位，认为“德”高于君主的权力，高于国家及法律，是执政、司法的指导方针。 a德刑并用，以刑辅德 b注重教化，以德去刑 c恤刑慎杀，先教后刑 l “为政在人”的人治论 （1）孔子和孟子从统治方法角度来论证，政治是个人道德的扩大，因此强调执政者在治国中的决定作用。 （2）荀况着重对人和法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强调人起着决定法的作用。
（3）“人治”是“德治”和“礼治”的派生，以“德治”和“礼治”为其主要内容。 a圣贤决定礼法 b“身正”则“令行” c法先王，顺人情 2、为什么荀况法律思想具有儒法合流的特点。 先秦儒家从荀况开始由主要代表封建贵族转向为新兴地主服务。荀况适应战国末期的新形势，对孔子的思想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而与孟子确存在着明显的对立。比较起来，荀况不死守“仁”、“礼”，也不排斥法家。他以“礼”为基础对法家之法进行批判性地吸收，并在吸收中改造了孔孟之礼。因此，荀况思想的主要特征与贡献是治礼、法于一体，使儒法两家趋于合流。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1）荀况认为礼、法起源于两种前提：一是人类为了生存和战胜自然，必须要组成社会，即“能群”；组成社会以后，还要必须有“分”，即区别职业和等级。礼法就是为了“明分使群”而产生的。二是人性恶，为了避免因为人性恶所造成的恶果，必须对人进行改造，即“化性起伪”。“伪”指的是后头的认为作用。圣人和礼法是为了“化性起伪”改造恶性而产生的。 （2）引法入礼，礼法结合。他引法入礼，将体现贵族利益的旧礼改造成为维护封建官僚等级制的新礼，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明分使群”的礼法起源论论证封建官僚等级制度的必要和合理。荀况的“明分”实质就是要确立体现封建等级名分的新秩序。二是强调礼的实质和作用在于“分”、“别”，即区别等级。使高贵与低贱有等级，尊长与卑幼有区别，财产多少与之相适应的制度。荀况吸收了法家论法的方式，也将礼比喻为规矩、度量那样的客观标准，并赋予以国家强制力。三是突出了“礼”的客观性、强制性和制度性。四是主张以礼“举贤能”，确立官僚制度。荀况否定“世卿世袭”，但并不反对宗法等级? （3）“隆礼重法”，教化与刑罚并用。荀况论“礼”较孔孟多，把“礼”的地位抬得最高，同时，他也爱谈“法”，对“法”最为重视。荀况提出的“隆礼重法”两手并用的方针，要求将“礼”的基本原则法律化。礼与法在实际中的应用，表现为教化与刑罚的结合，先教后刑。他分别地将“不教而诛”、“教而不诛”、“诛而不教”的后果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4）重视“法义”，严格执法。荀况区别了“法义”、“法数”与“类”。法义即法的基本原理；法数就是具体的法律规定；类即案例类推。三者的提出是荀况对于古代法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在礼的指导下，荀况主张加强法制，要求严于执法，罪刑相称。具体措施包括公布法令、杜绝私情；严格执法，信赏必罚；赏当贤，刑当暴，罪刑相称；主张废除族刑；否定“象刑”，主张以重刑惩恶? （4）“有治人，无治法”的人治思想。“有治人，无治法”，决定国家治乱兴亡的是充当统治者的而不是法令。法是人制定的，作为统治者的“人”决定着作为国家制度的“法”。法要靠人来掌握和执行。法律不能适应实际情况的不断变化，要靠人的灵活运用和当机立断。 3、墨家以“兼爱”为核心的法令思想有哪些内容。 墨家提出了以“天志”为表现形式，以“兼爱”为中心内容的理想法观念。他们赋予“天”以赏善罚恶的意志，认为这种至高无上的“天志”规范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最好的法令只能是“天志”
董仲舒新儒学思想的评价
评述董仲舒思想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中国儒学发展史和中国思想史上继孔子之后又一个里程碑似的人物。董仲舒经过周密的思考与组织，以儒学为本，综合各家，最终形成一种以公羊学为骨干，以天人感应为基础，整合阴阳、黄老、法、诸家的思想体系，从而完成了汉代新儒学。 从董仲舒所处时代入手，以当时社会矛盾和任务、自然科学状况、秦汉...相关答案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作后来大都汇集在《春秋繁露》一书中。 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人与天是相合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 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这里所说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为董仲舒提倡之后，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 他认为“道”是源出于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即是说“三纲五常”、“大一统”等维护统治秩序的“道”是永远不变的。那么，如何解释皇位的更换和改朝换代呢？为此，他提出了“谴告”与“改制”之说。他认为统治者为政有过失，天就出现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如果还不知悔改，就出现怪异来惊骇。若是还不知畏惧，于是大祸就临头了。 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受命于天，而认识的目的是了解天意。通过内省的途径就能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另外还必须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正是按照“尽心”、“知性”、“知天”的模式，达到“天人合一”。他还认为通过祭祀能与神相沟通，使之能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这样就能知道天命鬼神了。这种认识论达到了神秘的程度。 在人性论上，董仲舒异于孟子的性善论，也不同于荀子的性恶论，而是主张性三品说。他认为性是由天决定的，性是天生的质朴，虽可以为善，但并非就是善，只有“待外教然后能善”，即人性善是通过教育的结果。君王要顺天之意来完成对人民的教化。他着重教化，并提出“防欲”，比先秦思想家只讲“节欲”、“寡欲”更为深刻。 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皇朝总结历史经验，经历了几十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官方哲学，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董仲舒不仅是正宗神学的奠基者，又是著名的经学家。他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思想家，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如何进行统治的理论基础。
董仲舒的思想与大一统
董仲舒的思想与大一统 董仲舒是西汉思想家、政治家，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吸收诸家学派的思想精华，创立了新儒学，并使新儒学成为西汉的正统思想，而这种思想在之后中国的两千年历史中得以不断地丰富，直至现在，儒家思想对社会发展仍然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董仲舒有属于他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体系政治、思想、哲学……，可谓包罗万象，庞大非常。董仲舒是一位关照现实的思想家，是一位注重社会发展的思想家，他庞大的思想体系有着明确的服务对象，即：西汉的大一统。 哲学是一切思想的指导，董仲舒自然也不例外。董仲舒的哲学，集中表现为“天”的哲学，“唯天为大”，是其“天论”的核心，同时，也是他大一统思想的灵魂所在。“唯天为大”，是什么含义？天，是一切的主宰。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天”不是简简单单指头顶的蓝天，他的“天”有着三重含义，而正是这三重含义，使得天变得至高无上。首先，“天”是自然之天，“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矣。”（《春秋繁露·天地阴阳》），这里的天，是宇宙万物的总称。“天之道，终而复始。故北方者，天之所终始也，阴阳之所合别也。东至之后，阴俛而西入，阳仰而东出，出入之处常相反也。多少调和之适，常相顺也。有多而无溢，有少而无绝。春夏多阳而少阴，秋冬少阳而多阴，多少无常，未尝不分而相散也，以出入相损益，以多少相溉济也。”(《春秋繁露·阴阳终始》)，这里的天，是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其次，“天”是神灵之天，“天者，百神之君也。”（《汉书·董仲舒传》），天是百神之君主，也就是神王，是天地万物的
主宰。另外，“天”还是道德之天，“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仁，天心，故次以天心。”（《春秋繁露·俞序》），在此，天成为了绝对的仁者，天心，便是仁者之心。经过这三重含义的叠加，“天”，就成为了独一无二的存在，“天”，就成为了民众的信仰。 那么，确立天至高无上的地位，对西汉大一统有什么作用呢？作用就在于利用天的地位，来确立王的地位，让最高统治者成为臣民信仰的一部分，从而实现树立君主权威，强化王权的目的。董仲舒是怎样做的呢？他提出了一个思想——“君权天授”。“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万民赖之。’，此之谓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他认为，“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君主，承接天意，身为天子，替“天”管理天下臣民。这样，借助天的无上地位，把君主设为天之子，让他成为上参天，下通地，中连人的能人，从而成功提高了君主的地位，树立了君主的权威，为大一统提供了一个领导者，减小了臣民被领导的心理抵触，使大一统的可操作性得以提高。因为，“君权天授”让君主可以拥有至高权力的说法变得合理、合法、合情。 当然，仅仅“君权天授”还不足以解决树立君主权威的问题。董仲舒的“君主中心”思想，则将整个社会划分为层次分明，等级森严的完整系统，而这个系统的掌控者就是最高统治者——君主。在君民关系上，董仲舒认为，“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是所好，体毕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春秋繁露·为人者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