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学读书报告

读书报告

李超杰金融二班136330943

读了陈振明的《政府工具研究与政府管理方式改进》，我了解到政府工具学的兴起、主题和意义等内容，这对加强政府工具的研究,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政府工具研究既是当代公共管理学理论研究的新的学科分支, 又是当代公共管理实践的新的重大课题。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将改进管理方式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和推行电子政务并列,作为今后我国政府改革的四大内容之一。而管理方式的改进必须靠引入新的政府工具或现代化公共管理技术来实现。

政府工具成为当代西方公共管理学和政策科学研究的一个焦点, 并正在成长为一个新的学科分支或主题领域。20 世纪80 年代以后, 在公共管理学及政策科学领域, 出现了不少关于政府工具方面的论著，如英国学者胡德的《政府工具》、美国学者彼特斯和荷兰学者尼斯潘所主编的《公共政策工具》等。

按照《公共政策工具》的说法国外政府工具的研究已形成了工具主义、过程主义、权变主义、建构主义等多种途径。由此可见, 政府工具研究似乎是越来越走向自我否定, 从第一个途径到第四个途径的演变使得政府工具的“工具性”特征重要性程度越来越低, 似乎工具主义理论不再适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工具的研究走向及其发展过程中工具主义所面临的威胁。而按照《政府工具研究与政府管理方式改进》一文中不难看出政府工具研究在公共管理学和政策科学中兴起的原因是: 一是政府管理以及政策执行的复杂性导致人们对政府工具或手段的反思, 实际的行政管理以及政策执行对工具方面知识需求的增长, 这就要求对公共政策问题做更多的科学与实证分析和研究。二是福利国家的失败以及政府工作的低效率, 导致人们对工具途径的政治及意识形态上的支持。荷兰的吉尔霍也认为政府工具知识的缺乏和不足是导致政策失败的重要原因。因此, 解决政策失败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和发展一门政府工具理论并将它付诸实践。三是当代社会科学实践性的增强, 特别是应用性社会科学领域日益介入政府的政策和管理实践, 导致这些学科的学者对包括工具性知识的更多的追求。四是公共管理学和政策科学的研究领域自身的扩展导致了政府工具被纳入学科的视野之中。

政府工具研究涉及一系列问题, 其核心是如何将政策意图转变为管理行为, 将政策理想转变为政策现实。要了解这些就必须先明白什么是政府工具：一个行动者能够使用或潜在地加以使用, 以便达成一个或更多目的的任何事物。简单地说, 政府工具就是达成政策目标的手段，政府工具既被界定为一种“客体”，也被界定为一种活动。

而说到政府工具的分类时由于依据不同，各学者也是众说纷纭：著名政策分析家狄龙将政府工具划分为法律工具、经济工具和交流工具三类, 每组工具都有其变种, 可以限制和扩展其影响行动者行为的可能性；另一种更新近的三分法是将政府工具分为管制性工具、财政激励工具和信息转移工具；麦克唐纳尔和艾莫尔根据工具所要获得的目标将政府工具分为四类, 即命令性工具、激励性工具、能力建设工具和系统变化工具；英格拉姆等人也做出了一个类似的分类, 将政府工具分为激励、能力建设、符号和规劝、学习四类。迄今为止, 对政府工具分类的研究成果可说是丰硕的, 但是, 可为工具理论奠定基本构架的令人信服的分类似乎并不存在。这些分类方法有着某些难以克服的困难: 一是这些分类都不是穷尽的, 现有的许多分类都没有看到非正式工具的重要性; 二是大多数分类并没有相互区别, 相互

间并不具有排他性, 研究中存在着灰色地带; 三是这些分类的另一个障碍就是工具被看成

是静态的, 主体使用工具就好像是工匠使用锤子, 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就形成了习惯, 工具

的微小变化被忽略, 对工具的观念却依然一成不变。

很明显，在公共管理及政策执行中, 选用何种政府工具或政策工具, 用哪一种标准来评价该政策工具的效果等问题对政府能否达成既定目标具有决定性影响。在政府工具选择上，陈振明认为主要涉及两个主要问题, 即影响工具选择的因素及如何进行工具选择。关于政府工具选择的影响因素, 西方学者做出了不同的分析, 他们各自强调影响工具选择的某一或

某些方面的因素, 而忽略其它因素。综合起来, 影响工具选择的因素主有政策目标、工具的特性、工具应用的背景、以前的工具选择和意识形态五种主要因素。而如何进行工具选择必须结合具体的案例来研究。

工具效力的评价是古典研究途径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虽然在目前研究中, 效力仍然

具有重要性, 但它却日渐失去了往日的显赫地位, 人们逐渐将焦点转移到了政府工具的具

体应用过程中, 尤其是集中在哪些主体参与了工具的应用过程, 他们对于应用过程的影响

及其程度, 以及各参与者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等问题。

古典研究途径的支持者们在工具的优化组合中提倡一种“纯”工具研究和“纯化”的工具应用实践。他们认为对各种具体工具的研究应分别独立地进行, 人们应要么使用这种工具, 要么使用那种工具, 工具的组合运用是导致政策失败的原因。而现在, 人们认为, 工具的同时并且协调的运作更符合现实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工具的优化组合可以取长补短,

避免单个工具应用的片面性。

在《政府工具研究与政府管理方式改进》一文中，陈振明表明在当前我国加强对政府工具的研究,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从理论上说, 可以全面了解政府工具的内涵、性质、类型和作用以及每种工具的潜力、优劣和应用范围等问题, 形成关于政府工具的系统化知识, 建立起作为公共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的政府工具学, 拓展公共管理学以及政策科学的视野, 促进公共管理学与经济学、工商管理学的理论、方法相互渗透、融合和相互借鉴,丰富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内容, 完善其学科体系; 可以更好地把握21 世纪国内外公共部门管理

研究领域的发展前沿, 推动我国公共管理的理论在新世纪的全面发展。从实践意义上说, 加强对政府工具的研究, 概括、总结和提炼一系列在国内外公共管理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政府工具尤其是市场化工具、工商管理技术和社会化手段, 促进我国政府管理方式以及管理方法、技术与手段的创新, 推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 提高政府管理的绩效及效率。

那么, 应该如何进行政府工具的研究呢? 陈振明谈到，在我国政府工具的研究应采取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案例分析和比较分析并重的方法来加以研究。既从理论探讨政府工具的内涵、种类及功能, 论证在公共管理中采用各类工具的必要性和理由, 说明在现实的政策执行以及公共管理过程中如何进行工具选择; 又从经验

研究得来的证据说明这些工具及技术的潜在价值和实际效果, 特别是说明它们是它们如何

引起公共管理方式创新, 如何改善政府功能和提高行政效率的; 并通过对各种不同类型工

具的分析研究, 提供一个适应我国公共管理实践的工具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