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军事战略方针的演变

我军军事战略方针的演变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拥有优良传统的红色队伍。自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以来，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先后经历了抗日战争、两次国内战争、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等等战争的洗礼，在85年的岁月历练里成长为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的钢铁雄师。

军事战略是治军之道，也是治国之道。我军建军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伴随着不同国际斗争形势的演变，我军军事战略方针不断发生有针对性的调整和改变。总结这一历史演变，探寻其中规律，对于理解、贯彻新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加快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为未来潜在的战争可能做好斗争准备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军军事战略方针的特色

新中国成立以前，在抗日战争、国内战争时期，我军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这一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也主要体现为毛泽东战略思想。它主要是指毛泽东同志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中，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前人有关战争指导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总结、补充和完善，所形成的一个完整的、反映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基本规律系。（鉴于论述条理的需要，此处仅指毛泽东建国前的战略思想。）

1927年秋，以毛泽东为正确路线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工农革命军首先在国民党统治薄弱的井冈山地区创建根据地，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在斗争实践中根据初期作战经验总结和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作战原则。这一原则，它“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战略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

1930年夏，中国工农红军实行了由游击战向游击性运动战的战略转变。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央红军进行多次的反“围剿”作战中，正确地提出了“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并正确地规定了有关战略防御中一系列的作战原则。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他又领导红军在长征途中，采用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

1936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精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律和实行战略防御的方针和原则，奠定了中国革命战争战略理论的基础。并且不断深化、发展成为我军军事战略方针的核心理论，一直指导我军之后的军事斗争和发展方向。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抗日战争的基本形势与特点，于战争初期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动员一切力量，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并提出了在正面战场实行“高度的运动战”和敌后战场实

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并在战争实践中顺利地实现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运动战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毛泽东同志正确的军事战略的指导，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解放战争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也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得到全面发展和完善的时期。整个战争经过了战略防御、战略进攻、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的全过程。在战略防御中，毛泽东同志及时总结各战略区的作战经验，提出了以打运动战和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方针，逐步夺取了战略上的主动权。当我军转入战略进攻之后，他又根据我军几十年的作战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使我军的作战理论更加系统化。1948年秋，根据全国战略形势的发展，他及时主持党中央、中央军委召开会议做出了战略决战的决策，相继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性战役的决战胜利。在指挥各野战军实施战略追击中，又提出了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尔后回打溃逃之敌的战略方针，迅速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完全胜利。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军事战略方针的演变

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军事战略方针历史演变的阶段，目前军事学术界虽有不同的划分。但基本认为。主要经历了从“积

极防御”到“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再到“积极防御”，以及“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这四个阶段。

（一）“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

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对“积极防御”是这样解释的：“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决不是单纯的盾牌，而是由巧妙地打击组成的盾牌。”1956年3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确定了以积极防御作为我军的战略方针。自此之后，可以说中国的军事战略方针一直是积极防御。但在不同时期，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的内容有所不同，而且根据形势的变化，在不断发展之中。

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是从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发展演变过来的。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自卫性和防御性。强调实行战略上的“后发制人”，主张“在防御形势之下战胜敌人”。其基本的原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另一个是积极性。即把战争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主张在战略防御的形式下，积极主动地同敌人斗争，能动地夺取战争的胜利。其主要表现就是防御、进攻的有机结合和内线、外线的灵活运用。这里既包括战略内线防御时的战役战斗外线进攻，也包括适时将战略上的内线防御导向战略上的外线进攻，使整个战争的发展过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宏观上统一进行筹划与指导。

新中国“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明确了战争对象是美帝国主义，战争形态是全面大战，主要战略方向可能是东南沿海地区。战争样式是持久战，战争过程是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二）由“积极防御”转变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诱敌深入”的思想逐渐得到发展并受到重视，最终在70年代被确定为中国军事战略方针的基本内容，从而推动了军事战略方针由“积极防御”向“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调整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面对美军和蒋介石军队联合对东南沿海的侵扰和可能的登陆入侵，毛泽东主张在若干战略要点进行坚守的同时，不要死守海岸线，提出了“敌来诱其深入，聚而歼之”的想法。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扩大化，中苏关系也不断恶化，中国面临被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夹击的可能。毛泽东设想用“诱敌深入”的办法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在1965年6月的杭州会议后，“诱敌深入”开始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未来作战的重要指导思想。

“诱敌深入”军事战略的基本精神是：“战争初期，最主要的是粉碎敌人的战略空袭，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制止敌人长驱直入，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随后，有计划地诱敌深入到预设战场。视情况通过规模不等的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与“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军事战略方针相联系，当时还提出了“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和“对付四面八方”两个军事作战方针。可以说“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军事战略方针正是建立在这两个方针基础之上的，主要是应对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可能发动的全面战争。

（三）由“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再到“积极防御”的演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家战略全面调整，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为适应国家整体战略的变化，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也实现了战略性转变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就开始研讨是否有必要改变“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军事战略方针的问题。到1980年10月15日，邓小平在一次研讨会上充分肯定了“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指出：“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1985年以后，中央军委根据“战争危险依然存在，但世界大战在本世纪内可以避免”的科学判断，进一步研究和调整了“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的一些具体内容，主要是增加了加强遏制战争、维护和平和对中小规模局部战争及突发事件的战略指导等内容。1988年12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重新完整确立了“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

需要明确的是，新确立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并

不是向新中国成立初期“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的简单恢复，而是有了新的内涵。首先。把国家利益作为制定军事战略方针的最高准则。“积极防御”旨在遏制战争，争取有利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其次，坚持后发制人，战略上不打第一枪。在中国已经掌握核潜艇、远程导弹、人造卫星等尖端武器的情况下依然强调：战略武器和威慑力量只是吓唬点人，决不能先打。第三，战略上不搞诱敌深入，战争初期主要是坚守防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确立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中，还或多或少有“诱敌深入”的影子，但这次调整明确指出不搞“诱敌深入”，这也是一大变化。第四，不向外伸手，但防御中有进攻。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的战略始终是防御，但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第五，立足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不搞军备竞赛。即使到了8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与世界强国军队的差距依然显著存在，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差距还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但也要立足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不搞军备竞赛。第六，坚持持久作战。邓小平明确指出：“既然是积极防御，本身就包括持久作战。”

具体说来，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军军事战略经过五次标志性的重大调整，在国家安全面了多种形式的威胁和世界军事形势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下，逐渐形成了以下具体的军事作战策略：

1、着眼改革开放初期的战略环境，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如前述，在改革开放后，我军在战略全局上改变了一贯坚持的“诱敌深入”的作战原则，在作战形式上，肯定了战争初期坚守防御阵地战的地位作用。

这个时期中国军事战略仍把大规模反侵略战争准备作为主要任务。在其指导下，我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拨乱反正，迅速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走出，为国家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坚实的安全保障。

2、军队建设基点转向和平时期建设轨道，军事斗争准备基点定位在应对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上

在邓小平同志“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这一科学论断的基础上，我军军队建设基点和军事斗争准备基点相继实现了战略性转变。1985年，军队建设基点从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有计划、有步骤的建设轨道。1988年底，军事斗争准备基点也实现了战略转变。这一时期的军事战略意在使国防和军队建设适应1980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适应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要求，在战略指导上自觉调整了平时与战时、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等重大关系，对于促进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国防和军队建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3、着眼国际和国内新形势，再次实行军事斗争准备基点和军队建设基点的战略性调整

1993年1月，中央军委确定了军事战略方针，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可能发生的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军军事斗争准备基点的又一次重大调整，是中国军事战略的一次革命性转变，由此开启了我军一系列新的调整改革。1995年，着眼世界军事发展趋势，依据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中央军委进一步提出军队建设基点实行战略性转变，即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这一决策进一步明确了军队建设的基本方向和模式，为而后提出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努力建设信息化军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4、深化对现代战争形态和本质的探索，战略指导瞄准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1990年代后期，世界新军事变革加速发展，现代战争的面貌逐步发生质变，我军对现代战争形态和本质的认识逐步清晰。在中央军委“信息化是新军事变革的核心”，“人类社会的战争形态正由机械化战争转变为信息化战争”等重大战略判断的基础上，2002年12月，中央军委明确提出“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战略思想。2003年9月，又明确提出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2004年6

月，中央军委决定充实和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提出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到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

5、着眼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面临的新的复杂问题，提出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战略要求2004年12月，胡锦涛同志郑重提出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军的历史使命：即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要求：“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力量。”按照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的要求，我军要应对多种安全威胁，首要的是应对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威胁；我军要承担多样化军事任务，首要的是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只有具备了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这一核心军事能力，完成其他军事任务才能有充分的能力基础。

列宁说：庆祝伟大革命的纪念日，最好的办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还没有完成的革命任务上。当前，我军建设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扎实做好以军事斗争准

备为龙头的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85周岁诞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