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汉晋之际传统道德观念崩溃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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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晋之际的传统道德观念，指的是自西汉武帝以降逐渐形成的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的道德观念。早在春秋战国之时，于孔子、孟子、韩非子等思想家的理论之中，三纲五常的思想己经有所显现。但是，作为一种完整的道德体系，则是形成于西汉中叶的董仲舒之手。董仲舒在其椿秋繁露.基义》中说道:“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也。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天为君而复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妇为阴。”在这里，董仲舒将天的权威与人间秩序的建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凸显出来的是以‘住纲”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而为了维系“三纲”在伦理道德中的核心地位，董仲舒又以五行为基础，将自然道德化，由此建构出仁义礼智信这一所谓“五常”的道德内容，与“三纲”相辅而存，构成一个完整的与封建专制政权体制相适应的伦理道德体系。
武帝以降，在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下，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的伦理道德观念逐渐被社会所接纳和认同，成为维护大一统专制政权的重要保障。但时至东汉末年，随着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崩溃和人的觉醒，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的伦理道德观念陷入危机，开始走上逐渐崩溃的道路。
传统道德观念于汉魏之际由两方面出现危机:一是自董卓乱京之后政治局面的混乱使至高无上的皇权遭到猛烈的冲击，导致了“君为臣纲”观念的破产。二是巨大的死亡造成了人的觉醒，个体意识的增强和新的生活方式的追求导致了传统观念的衰落和瓦解。
公元189年，东汉灵帝病逝，宫廷陷入政治搏斗。西凉军阀董卓趁机率兵入京，凭借武力获取了对朝廷的支配权，在其篡政擅权的过程中，皇帝则成了他予以迫害的对象《后汉书·董卓传》云:董卓“将兵入洛阳，陵虐朝廷，遂废少帝为弘农王而立协，是为献帝。扶弘农王下殿，北面称凰”‘明年，山东义兵大起，讨董卓之乱。卓乃置弘农王于阁上，使郎中令李儒进酞，曰:‘服此药，可以辟恶。’王曰:‘我无疾，是欲杀我耳!’不肯饮。强饮之，不得己，乃与妻唐姬及宫人饮宴别。……(王)遂饮药而死，时年十八。”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虽说董卓被诛杀，但皇帝的
命运并没有得到改变。汉献帝先是被董卓的部将李催、郭祀等人争来夺去，成了挥舞于他们手中的猎物。后来又被曹操所挟持，成为他打击对手的工具。一旦发现献帝有反抗之举，便毫不留情地进行迫氰《后汉书.献帝伏皇后纪》记载说，自建安元年献帝被曹操挟持至许后，即被监禁起来了。董贵人因其父反曹操，操便求贵人杀志‘帝以贵人有妊，累为请，不能得，。‘状皇后见状恐惧不安，与书其父完令密图曹操，完不敢发。”建安十九年，此事泄漏。曹操大怒，‘遂逼帝废后’。《三国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曰:‘公遣华欲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匿壁中。欲坏户发壁，牵后出。帝时与御史大夫都虑坐，后被发徒跌过，执帝手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时也。”帝谓虑曰烯肠公，天下宁有是邪!”遂将后杀之，完及宗族死者数百人。
综上所述可知，董卓之乱以降，皇权政治开始崩溃，至高无上的皇帝被一群具有军事实力的悍将武夫肆意玩弄于股掌之中，或废或立，或囚或杀，或劫以作猎物，或挟以令诸侯“君为臣纲”的道德观念在残酷的现实中土崩瓦解。
东汉末年是一个死神悠虐横行的年代，天灾、战乱、瘟疫、杀戮，数不清的灾难将人们投掷在生死线
上挣扎、煎熬。正是这一空前庞大的死亡，将人们从陶醉于献身朝廷、建功立业的追求之中震醒，面对狰狞的自然和恐怖的社会，他们蓦然发现了生命的脆弱和人生的短侃“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腌尘”。“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年不再来，百年忽我遒。汉魏之际的人们用诗的语言叙说着对生命的凄苦悲哀与无可奈何。“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 “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钦美酒，被服纵与素。既然生命无常，人生短促，那么，为什么还要用传统的道德节操、功名业绩来束缚自己?为何不抓住有限的人生去及时行乐，尽情地享受《后汉书·马融传》曰:“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身为硕学大儒，口诵圣人经典，却不愿为儒节所拘，离经叛道，举止放荡，奢乐性。这正是一种摆脱束缚，尽情享受人生的表现，同时也是对传统道德规范的突
破和否定。在追求人生享乐和冲破传统道德规范束缚方面，作为文人领袖的曹氏父子更是不遗余九《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曰:曹操“为人桃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峭，身自佩小肇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蛤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怀案中，肴膳皆沾汗巾愤，其轻易如止匕”《世说新语.伤逝》曰:‘生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赴客皆一作驴鸣。”比其父兄来，曹植的放达洒脱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三国志·魏书·曹植传》曰:‘牲简易，不治威傀”‘任性而行，不自雕砺，饮酒不节。”有一次，邯郸淳去见曹植“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徘优小说数千言”。
“当斯之时，愿举泰山以为囱，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泅滨之梓以为筝，食若填巨壑，饮若灌漏厄。曹植用诗的语言述说着他们对新生活的愿望和追求。而在实际生活中，一大批文人学士在三曹的带领下则将这一愿望追求变为行魂“高会君子堂，并作荫华核。佳肴充圆方，旨酒盈金晏。管弦发徽音，曲度清且悲。合坐同所乐，但想杯行迟。常闻诗人语，
不醉且无归。今日不极欢，含情欲待谁。” “永日行游戏，欢乐犹未央。遗思在玄夜，相与复翱翔。撵车飞素盖，从者盈路旁。”美酒佳肴、丝竹歌舞、诗赋文章、高谈阔论，传统的道德规范在这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中被逐渐抛弃、瓦解。
在“夫为妻纲”的道德规范之下，人们的择偶标准当以德为先，夫妻之间的关系则犹如君臣，于是才有了产生于东汉时期的“举案齐眉”的故事。但时至魏晋，随着对人生的重新审视和对新的生活方式的追逐，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则发生了颠覆性变化，而“始作俑者”仍是那个“乱世之奸雄”曹操。
曹操是一个情感丰富且又放荡不羁、不愿受约束之人，在择偶和夫妻关系上也是按照自己的喜好行事。他是一个唯美主义者，所以，在择偶问题上他一反传统，不问出身，不问德行，只要对方年轻貌美即可。卞夫人出身‘唱家”，尹夫人则为丧夫之妇，至于杜氏夫人，更是从吕布的部将秦宜禄手中硬抢过来的美九《三国志·后妃传注》引慨略》曰:‘太祖始有丁夫人，又刘夫人生子惰及清河长公主。刘早终，丁养子惰，子惰亡于攘，丁常言:‘将我儿杀之，都不复念!’遂哭泣无节。太祖忿之，遣归家，欲其意折。后太祖就见之，夫人方织，外人传曰:‘公至’，夫人踞机如故。
太祖到，抚其背曰:‘顾我共载归乎!’夫人不顾，又不应。太祖却行，立于户外，复云:‘得无尚可邪!’遂不应，太祖曰:‘真诀矣。’遂与绝，欲其家嫁之，其家不敢。”无论是抢夺他人之妻，还是让体弃的夫人另嫁他人，都是不合传统礼法规范的，但曹操则是凭着自己的感觉，我行我素，无所顾忌。
荀粟乃荀或之子，而颖川荀氏则是东汉后期著名的儒学世家，但身处变革时代的荀粟与出生于宦官家庭的曹操一样，在观念上同样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引比说新语.惑溺》注引《粟别传》曰:荀粟“常以妇人才智不足论，自宜以色为主。镖骑将军曹洪女有色，粟于是聘焉。容服帷帐甚丽，专房燕婉。历年后，妇病亡。未殡，傅暇往粟，粟不哭而神伤。古段问曰:怕人才色并茂为难。子之聘也，遗才存色，何哀之甚?’粟曰:‘佳人难再得。顾逝者不能有倾城之异，然未可易遇也。’岁余亦亡，亡时年二十九。”择偶“以色为主”，婚后“专房燕婉”，最终为情丧生，荀粟用自己的生命拆去了传统礼法在夫妻关系上的篱笆，将“夫为妻纲”的道德规范打碎一地《世说新语·惑溺》曰:‘生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可见到魏晋之际“夫为妻纲”的
传统观念己被突破，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全新的夫妻关系。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曹魏末年的政治可以说是最为黑暗、残暴的年代之一。公元249年，即曹魏嘉平元年正月，太傅司马郎父子趁大将军曹爽等奉齐王曹芳渴高平陵之机发动兵变，残酷地杀曹爽、曹曦以及何晏、丁谧、邓肠、毕轨、李胜、桓范等大批名七“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致使天下“名士减半”。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司马氏父子又一次次地将屠刀举起，杀夏侯玄、杀李丰，杀大臣、杀皇帝，将社会演变成了一个人头滚动、鲜血四溢的大屠场。如果说在曹操等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年代，皇帝多少在名义上还有那么一点点尊严的话，那么，此时的司马氏则用屠刀将皇帝的威严和君为臣纲的观念削砍得干干净净。
“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陆筋多哀楚，思我故时人，对酒不能言，惨枪怀酸辛。这是生活于竹林时代的士人对残酷现实和险恶生存环境的强烈感受《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名士传》曰:刘伶“肆意放荡，以宇宙为狭。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镭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游一世。”同书《任
诞》曰:‘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同书《逸》注引《魏氏春秋》曰:“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拗哭而反。”由此可见，在残暴的社会现实面前，竹林士人也曾经痛苦地徘徊过、消沉过、绝望过。但是，最终他们并没有逃避社会现实，没有失去生存的勇气，也没有倒向宗教的怀抱去追求“美好幸福”的彼岸世界，而是立足于现实，在弥漫着血腥味的“人间世”里艰难地跋涉前行。并勇敢地面对着残酷和险恶，深入到事件的背后探究将社会变成刀光剑影、鲜血四溢的屠场的罪魁祸首。
竹林士人经过深思之后认为，儒家学说是残贼天下的鬼招妖术，君王之制是制造罪恶的罪魁祸首。阮籍在状人先生传》里揭露说“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逛拙，藏智自神。强者睽眠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以成贪，内险而外仁。”。其恤怀诗》亦云:“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磐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而鲍敬言在抚君论》中对君王制度和儒家学说本质的
揭露则更加深刻具体‘君臣既立，众匿日滋……夫谷帛积，则民有饥寒之俭;百官备，则坐靡供奉之费。宿卫有徒食之众，百娃养游手之人，民乏衣食，自给己剧，况加赋敛，重以苦役，下不堪命，且冻且饥，冒法斯滥，于是乎在”“夫混茫以无名为贵，群生以得意为欢……降及秒季，智用巧生……使夫架封之徒，得播人，辜谏者，脯诸者，范方伯，剖人心，破人胫，穷骄淫之恶，用炮烙之虐。若令斯人，并为匹夫，性虽凶奢，安得施之?使彼肆酷悠欲，屠割天下，由于为君，故得纵意也。正是这种深刻的思考和揭露，让人们看清了儒家学说的残酷、虚伪的本质，使得竹林名士们毫不犹豫地摈弃了儒家学说及其传统的道德观念，系统地构建了一个“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论模式。
所谓“越名教”，就是超越、抛弃以纲常为核心内容的儒家思想;所谓“任自然”，就是以道家思想为人生指南，追求一种自由率真、无拘无束的理想人格和生存方式。阮籍的《大人先生传》曰:“且汝独不见乎虱之处乎挥中，逃乎深缝，匿夫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挥档，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挥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挥中乎?悲乎!而乃自以为远祸近福，坚无穷己。”
阮籍的虱子之论，虽然重在揭露名教之虚伪，但从中亦可窥见这样一个信息，即名教是一种束缚个体人格的枷锁，残害生命的陷井。若遵从儒家礼法循规蹈矩，就如同“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挥档”的虱子，一旦“炎丘火流，焦邑灭都”，便会陷入灭顶之灾。所以，对于追求一种无拘无束理想人格的竹林名士来说，就必然要轻蔑、超越、抛弃以名教礼法为核心内容的传统道德观念。
引比说新语.任诞》载:“刘伶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挥衣，诸君何为入我挥中?”，阮籍丧母，裴楷往吊乙“阮放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阮咸先与姑家裨私通，及居母丧，其姑将裨远行，咸“借客驴，著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又与宗人聚会，以大睿盛酒，围坐牛饮。可见竹林名士们不仅于理论上对传统儒家道德进行了猛烈的揭露批判，而且在实际行动上也完全冲破了传统道德的约束，使传统道德观念遭到进一步的瓦解。
不过，尽管竹林名士们对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采取了摈弃的态度，他们“蓬发乱鬓，横挟不带。或襄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或夺吊客之驴追心爱的女人，或醉眼朦胧地侧队于酒保夫人身边，但他们并没有丧
失做人的底线，将其与随后的西晋时代相比较，这一点就能显得十分明显。
从表面上看，司马氏和曹氏都是通过禅让的方式来获取政权的，但实质上二者有很大的不同。曹氏的天下基本上是靠其父子的长久努力，在一个军阀混战的年月里逐步地打下来的。所以，整个的禅让过程可以说是水到渠成，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即便是有如陈群等一二反对的声音，曹巫也是十分的宽容，并没有去予以打压。同时，对于那个从来就没有实权的汉献帝，曹巫也还算客气，让其在山阳公的位置上平和地度过他的晚年。
司马氏就不一样了，他们的代曹不是靠自家的本事，而是靠阴谋。为了夺取他人打下的江山，他们密谋策动了高平陵政变，接下来便是一连串的疯狂杀戮，用屠刀来维系着他们的残暴统治。其中，对高贵乡公曹髦的杀害更是深深地刺痛了社会的神纽《三国志》卷四《高贵乡公髦纪》注引铭叉晋春秋》曰:“帝(高贵乡公)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帝遂帅憧仆数百，鼓噪而出。文王弟屯骑校尉仙入，遇帝于东止车门，左右呵之，仙众奔走。中护军贾充又逆
战于南闲下，帝自用剑。众欲退，太子舍人成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畜养汝等，正谓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济即前刺帝，刃出于背。”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道德、价值准则上，曹髦的被杀都是司马氏干下的一件大逆不道之事。口里喊的是禅让，要和平地接收这个政权，但是却连皇帝都给杀掉了，更何况这个天下并不是你司马氏打下来的，由此自然要激起社会的公’赓《晋书·文帝纪》曰:‘帝召百僚谋其故，仆射陈泰不至。帝遣其舅荀频舆致之，延于曲室，谓曰:‘玄伯，天下其如我何?’泰曰:‘惟腰斩贾充，微以谢天下。’帝曰:‘卿更思其次。’泰曰:‘但见其上。不见其次。’于是归罪成济而斩之。”贾充是司马昭夺天下的亲信，是直接为杀高贵乡公而出谋划策的人，陈泰说要杀贾充“以谢天下”是有道理的。而对于司马昭而言，贾充又绝对不能杀。所以司马昭要陈泰“更思其次”，意欲找一个比贾充官位小一点的人来做替罪羊。但陈泰却没有退让，一句“唯见其上”，将杀高贵乡公的罪魁祸首明白无误地揭示了出来，这个人就是司马暇《世说新语·尤悔》曰:‘生导、温娇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娇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
乡公事。明帝闻之，复面著床曰:‘若如公言，柞安得长!”’时间己至东晋，但士人们对于司马氏在夺取天下中的残暴行径记忆深刻，就连明帝这个司马氏的子孙也觉得他的先人在夺取天下时所犯下的罪过是不可原谅的。可以说，司马氏在夺取政权过程中一系列的残暴、卑劣的行径铸成了他们无法洗刷的原罪。在士人的眼中，司马氏始终是一批卑贱的篡位者。通过所谓的禅让而建立西晋的开国皇帝是司马炎，他自然十分清楚手中的这个皇位是怎样获得的。“得位不正”的原罪使他在大事大非面前和处理集团之间的矛盾时左右为难，既不敢坚持传统的道德观念，也不敢否定传统的道德观念，所以只好采用一种不分是非的平衡态度。
西晋早期的政坛上，活跃着两个矛盾尖锐的团体。一个团体以任恺为领袖，其中包括张华、裴楷这样一批政坛上的后起之秀，由于他们没有参加过高平陵之变以及后来的一系列夺权过程，身上比较干净，所以在是非观念上保留了一些传统儒家的君臣父子观念。另一团体则以贾充为领袖，其中包括王沈、荀助,裴秀等人。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是司马氏夺权中的积极参与者，杀正始名士、杀高贵乡公等都与他们有密切的关系，是传统儒家的君臣父子观念的践踏者。在
晋武帝把天下安定下来之后，这两派的矛盾逐渐地尖锐激烈起来，贾充这一派极力排斥张华这些政坛上的少壮派。而张华虽说出身寒门，但却是一个聪明过人的政治家，他与任恺等人结盟，组成了一个跟贾充作对的政治团体。尽管贾充一派政治资本雄厚，于朝廷之中十分强势，但他们有一个致命的软肋，这就是刺杀高贵乡公。因为在君权至上的传统社会，拭杀皇帝无论如何都是大逆不道的，这是一个无法辩解的大罪过。所以，在朝廷内部的争斗中，贾充集团并不占仇《晋书·庆纯传》里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贾充“尝宴朝士，而纯后至，充谓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后?’纯曰:“旦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来后。”世言纯之先尝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纯以此相讥焉。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纯行酒，充不时饮。纯曰:‘长者为寿，何敢尔乎!’充曰:女老不归供养，将何言也!’纯因发怒曰:‘贾充!天下凶凶，由尔一人。’充曰:‘充辅佐二世，荡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为之凶凶?’纯曰:‘高贵乡公何在?’众坐因罢。”庆纯属于张华这一派，而故事则发生在晋建国10年之后，可见关于高贵乡公之死，始终是缠绕在士人心间的一个难以放下的大问题，这对于当权者司马炎来说则显得非常棘手。按照传统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一种
君臣父子的观念，君王即便是有天大的错误，作为臣子都不能犯上，更不能去拭杀。这不仅仅是一个观念问题，也是司马氏政权存在的基点。如果公然否定这一观念，司马氏政权也就失去了生存下去的保障。但是，司马氏的天下又的确是采用拭君的卑劣、罪恶的手段夺取的，如果公然坚持这一观念，实际上也就否定了司马氏政权存在的合法性。所以，面对高贵乡公之死的问题，司马炎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只能是采用一种不辨是非的调和手段。凡是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就和稀泥。
最高统治者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进退失据的矛盾，带来的是人们在道德问题上的莫知适从，无论是是非标准还是人生准则，生活于西晋时期的人们，都没有一个清楚的框架和明晰的内容，于是，一种没有道德约束的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便在社会上弥漫开来。葛洪于其,朴子.外篇.疾谬》揭露说“轻薄之人，迹厕高深，交成财赡，名位粗会，便背礼叛教，托云率任，才不逸伦，强为放达，以傲兀无检者为大度，以惜护节操者为涩少。于是腊鼓垂无赖之子，白醉耳热之后，结党合群，游不择类，奇士硕儒，或隔篱而不接，妄行所在，虽远而必至。携手连袂，以遨以集，入他堂室，观人妇女，指站修短，评论美丑。”可见，道德的底线
在这一时代己被彻底突破，而人的丑陋、残忍也就因此毫无遮掩地暴露出来《世说新语·汰侈》曰:“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压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压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己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压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晋书·五行志》亦曰:“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课身之饮，对弄裨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
魏晋时期传统道德观念的崩溃，是变革时代的一个必然，在很大程度上而言，是个体觉醒之后对传统束缚的一种否定。但是，人们一旦突破了伦理道德的约束，就会消解人与禽兽之别的界线，由此而失去人在世间万物中的高贵存在。所以，在魏晋之时，当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一步步走向崩溃的过程中，许多文化人因此而心急如焚。他们一方面猛烈抨击不顾道德约束的行为，呼吁固守人的底线;另一方面，他们于摧毁旧道德的同时，又积极主动地从传统道家、儒家乃至于外来的佛教思想中寻找资源，进行新的道德规范的重构。正是经过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到东晋时，新的道德规范逐渐呈现出来，同时，人必须接受道德约束的观念也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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